打工四年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一共为四家公司打过工(5)。

大二暑假，家里人安排我去电视台实习。他们总说，电视台可是多少人挤破了头想要进去的地方，如果你想要毕业能进电视台工作，就得早早地去实习，早早地托好关系，早早地给自己占位。只是没想到，我的第一份实习工作就让我原本想要在电视台工作的一腔热情戛然而止。

那是杭州本地一档日播的新闻节目《新闻60分》，带我的老师是该节目的一路跑线记者，姓娄。娄老师高高的个头，身材魁梧，国字脸，看上去敦厚老实，他并没有比我大多少岁，却已经在这个圈子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抱有热忱的新闻理想。他常年跑公安消防线的新闻，对于自己业务范围内的一切都有着一套清晰的逻辑思路和处事技巧。我们每天的工作流程通常是这样的：早上八点半准时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浏览几大本地网站寻找新闻线索，一旦觉察到自己跑线范围内的可以进一步挖掘或采访的事件点，立马上报选题；接着就是电话联系当事人或可被采访的相关机关单位，这些都只是准备工作，制片人审核通过你的选题报告之后，你才能正式约上摄像师傅一同出发采新闻。

当然，这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比如当事人拒绝接受或是不配合采访，机关单位摆谱不愿公开说话等等，人情世故、事态冷暖也都在这里头，很多人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也没能弄明白，又岂是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能懂的！所幸，娄老师很关照我，我也耳濡目染学到很多，可以说我进入媒体行业的第一扇职业大门是他帮我打开的；外出采访完毕后，马不停蹄进入紧张的写稿阶段，根据所采的画面以及人物同期声整理出一条完整的新闻事件，再接下去是找当天值班的播音员配音，最后才是根据配音贴画面素材，也就是所谓的后期剪片等工序，最终将成片交到制片人手中审片，审核通过方能在晚上六点档的节目中顺利播出。而以上所有工序的关键就在于对时间的掌控，你必须得赶在晚上六点之前完成以上种种，否则，你的片子将无法在当天的节目中出现，而新闻最重要的就是时效性。

实习了一个月，我大致总结出了一些惯性的工作思路：

一、在杭州当时的路况条件之下，交通事故的报道等记者赶到现场通常已经没你什么事儿了。

二、但凡有人主动报案说要跳楼的，大概率只是为了用个体极端行为引来媒体舆论的关注，他压根不会真跳。

三、火灾事故最重要的是人员伤亡情况，要尽快调查出火灾原因，是否是因为违规用火或抽烟造成，要关注事发现场的消防设备是否正常、齐备。

……

由此我发现，大多数事件都有技巧和规律，即便是面对这座城市里每天发生着的看似毫无头绪的事件，也万变不离其宗。之后我又参加了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采访：跟娄老师突击扫黄行动、在四十度高温下徒步穿越钱塘江、打击地下盗版碟团伙……跑新闻的女生必须是修炼成女汉子的节奏！那年夏天一个月的实习经历让我如雨后的麦子拔节成长，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电视新闻人的重压和现状，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二〇〇八年正式毕业之后，一番辗转，我选择进入了一家当地的主流网络媒体。正值互联网飞速发展的黄金期，网络新媒体相较于电视、报纸、广播这些传统媒体来说有着更大的空间和变化，当时还怀揣着传媒梦想的我，一心想要在那里闯荡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去新闻网站做记者，对我来说是另一种“曲线救国”。就这样，我的职业生涯从新闻网站的民生投诉记者开始了。

民生投诉记者每天要面对的是最基层的老百姓，帮他们解决问题就是我的工作。对我这个一贯固执、以自我为中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大小姐”来说，处理那些“噶事噶非(6)”、说不清理还乱的矛盾纠纷真的是一大挑战。不仅是业务上的挑战，更是心理上的。而我入行接的第一个新闻就是关于牛奶安全问题的连续追踪报道。

当时，全国乳制品行业因为三聚氰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杭州也是满城风雨。新闻部一天能收到近百条老百姓关于本地乳产品的投诉和质疑，为了调查清楚行业的真实状况，安抚民心，采编部的老大召集记者和编辑团队对杭州本地颇具名气的几家乳产品企业进行调查走访。通过对企业负责人的直播访谈、社区供奶点的抽查以及招募志愿者参观奶牛厂等一系列连续报道，我们让网友了解本地乳业的真实现状，安抚了大众担忧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以媒体的力量平息了社会恐慌。那次的系列报道得到了部门老大的高度评价，他对我的工作也很是肯定，作为新人，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始，我的工作积极性大增。

之后，我每天都周旋在各种各样的投诉事件之中。从电视购物的消费陷阱到家具行业的售后纠纷，从医患矛盾到省市贫困县的扶贫救助……下基层、跑现场、走机关、探实情，我深知自己做这些事的初衷并没有那么崇高和正义，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处理好每一个投诉、做好每一条稿子才能完成绩效考核。与此同时，我第一次发现，可以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一些人，去问问题，也去找答案，揭开一些真相，说出一些事实，这竟然给我带来了莫名的成就感。相较于过去那个养尊处优、不问人间疾苦的大小姐，步入职场后的我似乎终于接上了地气，在微小的工作岗位上成了一颗社会的螺丝钉。

我开始会借由某些事件得知，原来某一企业或者某一组织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让我受挫，但我知道我不应该沉默，因为如果我沉默，我就接受了这样的现实，甚至让自己也沦为这种现实中的一部分。一个不够出色的社会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说”“反正我说了也没用”，这一点是对自己二十几年来固有思维模式的颠覆。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过去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没能耐做好人，又不够资格做坏人，面对恶意我无法反抗，只能选择沉默。然而，要当一名民生新闻记者的首要前提却是——不再沉默。我必须亲眼去看这个世界，去了解真相，哪怕是不好的、丑陋的，反过来思考投诉者的愤怒，因为愤怒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它通常是真相的前生，在它蜕变之前，所有的真相都来自一股好奇和愤怒，整个社会都应该珍惜民众的愤怒。我可以在拿起话筒采访的瞬间从小女生变身成女汉子，跟无良商家斗智斗勇；可以为了一起几块钱的网购投诉和蛮横的卖家争得面红耳赤；也可以若无其事地在包里装上针孔摄像头做暗访调查……但在目睹这个世间真实的苦难时，我仍然无法做到冷静。

记得一次接到一件医患纠纷的案子，我带着摄像师傅赶去杭州半山肿瘤医院重症监护室采访癌症病危患者。采访中，病人家属泪流满面地握着我的手，哭诉并祈求我帮助她，有很多次，我还没采完内容自己就先泪流不止，于是每次身旁的摄像师傅都会对我说：“小姑娘，你太感性，不适合做新闻。”我深知，那并不只是同情或者怜悯，而是对自己在那一刻的无力感到无奈，因为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我根本无法帮当事人解决她的问题，有太多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无力帮助、无力解决，更不用说去改变了。那些痛苦的、纠结的、悲摧的、折磨的日日夜夜，我回想年少时期的英雄梦想，想要变超人去拯救世界，最后我发现世界根本已经没救了。总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悲剧英雄主义情结，为了骄傲和荣誉而把自己逼进死胡同里，我开始怀疑自己一直所坚持着的事情，怀疑过去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的工作并不是帮人解决问题，我能做的只是报道真相。生活稳稳地向前，对啊，我只是想做一个虔诚的车轮而已，那又何必伪装得像一部车。

第二年，我从民生采编部被转到了政府新闻办，主要负责省政府新闻办公厅全年的新闻发布会，有几个月我甚至被直接安排到了省政府内部坐班。相较之前的工作，政府新闻显然会轻松得多，却也无聊了许多，有一种与世隔绝被打入冷宫的错觉，又像提前进入了退休期。但父母得知我被调遣的事情后却高兴坏了，我母亲总说：“女孩子嘛，能够有一份稳定又相对轻松的工作是最好的，又不指望你赚大钱。”言下之意是让我再努力努力争取能够搞个事业编制，旱涝保收。在我们那一代孩子的父母心中，公务员是最完美的职业。当年的我偏偏对公务员毫无兴趣。“就算大多数人都想考公务员，我就喜欢自由职业！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个世界有时候需要的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几个不一样的个体——比如我！”虽然是气话，但每当跟母亲唱反调我总是声情并茂极富煽动性，许多年后，回想当年那些脱口而出的冲动话语，我终究会为自己的偏激和狂妄深感惭愧。

挨日子，多可怕。幸好，只是短期的调派，很快我又回归组织了。告别了民生新闻的是是非非，却又进入了另一个怪圈，忙的时候可以完全没有私人时间，空的时候又只得无所事事。我每周和形形色色的人打着交道，但是好像一起玩得开、说得上真心话的人也就那么几个。打交道的大都是些端着架子、深受体制熏陶的机关组织里大大小小的人物，有些仅限于工作上的接触，有些只是应付。说得夸张一点，我觉得只有人格高度分裂，且拥有控制这种高度分裂状态能力的人，才能很好地在政府公共部门工作。换句话说，只有更智慧、更抗压、更不在乎自己的人，才能活得更好，而我显然不是。对于工作，我已经说不上喜欢，更多时候也开始混日子。加班或是不加班，工资就在这里，不高不低；买房或者不买房，价钱就在这里，不为所动；工作或者不工作，实习生都在这里，爱来不来。“反正有的是实习生！”于是，负面情绪增长……我一年一年又一年地过，看到自己毕业一年多了，又一年多了，总觉得应该改变了，常会被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或书里的一句话点醒，我心底开始萌发辞职的念头，却没有勇气走出那一步。当下所经历的迷茫和窘境，其实就归咎于不愿面对的改变和多年来不曾根治的恶习。人生的第一次辞职，总是让人有口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