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杨绛研究的意义
对优秀作家的创作和作品进行总体研究，是文学基础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现当代作家杨绛一生的文学创作及其主要作品。
杨绛（1911—2016），原名杨季康，作家，文学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她一生经历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创作生涯跨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边界。杨绛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开始散文和小说创作；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以喜剧作家身份登上文坛；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断文学创作，转向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八十年代以来，重新进入创作高峰期，持续不衰，影响日增。从1933年发表散文《收脚印》开始，到2014年出版小说《洗澡之后》为止[1]，在八十余年之久的创作历程中，杨绛创作了戏剧、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的作品，还有翻译作品和研究论著，其涉及文类之广，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她的主要作品有《喜剧二种》、悲剧《风絮》、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长篇纪传散文《我们仨》、长篇思想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等。作为翻译家，其翻译的《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斐多》等西方经典名著，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学者，其《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论萨克雷〈名利场〉》《李渔论戏剧结构》《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等论文，也是学术精品。这些作品均收入八卷本《杨绛文集》[2]之中。
作为融贯中西文化的民国一代作家中所剩无多的代表之一，杨绛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纪文学或文化标本意义的作家。诚如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在谈到杨绛创作时所说的： “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许胜多多了。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3]杨绛创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其作品及其形式中所浓缩的美学价值却不可低估，而且的确需要“用心琢磨”，察幾[4]知微，才能体味。
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综合分析杨绛作品的语体和文体发生学问题，进而阐明其在现代汉语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既是“杨绛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本文的研究动力。尽管杨绛研究的相关文献数目并不少[5]，但更多的是侧重作家或作品的某个方面的研究，对作家总体创作的综合性研究，尚不多见。迄今为止，关于杨绛研究的博士论文只有两篇：一篇为法国学者刘梅竹（Liu Meizhu）用法语写作的论文《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Paris： Inalco， 2005）[6]，另一篇为于慈江的论文《小说杨绛——从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到小说写译》（北京师范大学，2012）。这两篇博士论文，一篇重在论述杨绛文学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篇重在对杨绛小说创作与其翻译的小说理论之关系的研究，但都不是对杨绛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性的整体研究。因此将研究任务定位在对杨绛文学创作的系统化整体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杨绛创作独特性的研究有待加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许多著名作家（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等），都跨越了“现代文学”（1919—1949）和“当代文学”（1949年至今）两个历史时段，但他们在这两个历史时段的创作差异较大，并出现了风格上的断裂。要保持个人创作风格的连续性，有三种可能，一种是隐身而搁笔（如沈从文等），一种是冒险而消失（如路翎等），还有一种是出走（如张爱玲等）。这三种方式杨绛都没有选择，她选择“半搁笔”或“半隐身”姿态，文学创作中断了，文学活动没有中断，而是转入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其翻译和研究的选择标准、审美趣味和潜在观念，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待到八十年代重新开始创作，其语体和文体的总体风格，与四十年代戏剧创作风格之间并无断裂。这种一以贯之的语体和文体风格背后究竟是什么在做支撑？仅仅依赖“启蒙”或“革命”等承载社会历史主流观念的宏大词汇，是难以解释的，因而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总体研究杨绛的文学创作，需要将杨绛创作的不同时期置于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之中加以讨论，寻找将两个历史时段连贯起来的审美风格和人格精神的总体性。
按照创作时间和特点来划分，杨绛的文学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阶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剧作家时期，主要以喜剧创作产生影响。五十年代初期至七十年代末为其文学创作“中断期”，主要以文学翻译和研究产生影响。“中期阶段”（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为创作的“再生期”或者称“高峰期”，以散文《干校六记》《将饮茶》、长篇小说《洗澡》等作品为代表，它们成为八十年代的重要创作现象。“晚期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为“总结期”，以长篇纪传性散文《我们仨》和长篇思想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为代表，进入总结性和终极思考阶段。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代表性剧作家之一，杨绛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幽默喜剧“世态化的范型”之一[7]，已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范畴[8]。她在“文革”后八十年代初重新进入创作高峰期，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归来”的老一代作家的代表之一，创作生命和影响持续至今。从流派风格关联性的角度而言，杨绛的文体与美学风格呈现了“京派”之余绪，既体现了京派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9]，又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更新了京派传统，并加入了女性因素与个性化因素。因此，本文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将杨绛一生的创作，置于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总体坐标系与演变逻辑中来考察，分析作家不同时期创作之间体现的内在逻辑及其精神发展演变史，并讨论其文学成就与历史逻辑之间的关联性。此外，通过作家的评价史可以发现，在杨绛的创作成就与主流文学史的评价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见下文“杨绛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部分），而对这种错位的原因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辨析，是本文所冀望探讨的一个方面。面对这样一位存在“文学史安顿尴尬”（游离于文学史主脉）的作家，将其创作特质与文学史主流话语逻辑进行对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因此引出对现代汉语文学史主流话语传统的反思。
从作家创作个性与文学或文化传统之关系的角度看，杨绛也有其特殊性。在文化背景与话语构成大体统一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中，杨绛的存在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体现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文化维度。因此，探讨其创作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是对现代作家的文学个性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一种考察，兼具文化研究的意义。从杨绛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其创作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对现实和生活经验的敏锐观察，以及对这种经验的生动呈现。杨绛文学风格和创作个性在文学史中体现出来的独特性，与她在处理文学个性与文化传统之关系时的自觉选择相关[10]。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她在融通中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文学个性，呈现出智慧通达的自由精神与美学风貌。她是在“五四”启蒙文化、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具有启蒙理性和自由主义人文精神。作为一位中国作家，她又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精华，秉承着“修辞立其诚”的古训，“修辞”与“修身”并举，以对待生活严肃认真的姿态，对待文学表达和语言运用。与此同时，她又秉持着“隐身”的姿态，认同“民间”身份，体现在创作和语言中，就是对民间语言的化用，以保持其美学风格的生动活泼。这种融贯中西文化，会通传统与现代，将伤生忧世的“士人”传统与生动活泼的“民间”传统融为一体的人文特质和文化姿态，在其文学作品的形式和风格之中得到了体现。可见，杨绛的创作个性与“五四”传统和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启蒙文学传统，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民间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更值得关注的是杨绛的文体风格。作为一位当代文体家，杨绛创造了独特的文约义丰的文体和语体风格。其文体与语言，继承了“五四”启蒙文学传统，又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现代自由主义人文思想的基础上，保持了汉语语言表达史的历史连续性，从而弥补了现代白话文学语言“断裂”所带来的不足，并因此而形成了与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主流语体之间的差异性。概括而言，其文体与语言风格有以下特征：简洁精练，诙谐活泼，意蕴深远，气韵生动，文质兼备。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创造了具有个性的语言系统，形成了自成一家的文体风格，并在读者接受层面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在语言艺术的审美效果方面，这样一位取得了独特成就的作家，是文体学、风格学研究的合适对象。特别是她追求的那种俗而不粗野、雅而不僵化、自由而有节制、文质和谐的语体风格，堪称白话汉语文学写作的典范之一。本文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作家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体裁的主要文本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风格特性，这些特性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以及表达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因而是当代作家作品文体风格学研究方面的一次探索。
上述三个方面，是本文研究的三条内在线索，或者说是本文内容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本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也就是说，在正文中，本文并不按照上述的条块分别论述，而是将它们融进对作家作品美学分析的逻辑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