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观世与察幾：杨绛的小说

在带有自白色彩的散文《隐身衣》中，杨绛这样表达观察“世态人情”的乐趣和教益： “苏东坡说： ‘山间之明月，水上之清风’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但造物所藏之外，还有世人所创的东西呢。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教益，更奇妙的娱乐。”^[1]此诚小说家观世之眼也。观世、观人、观心的兴趣和能力，为杨绛小说情结之根源。作为虚构叙事文体，小说为表现“人情世态”提供了最合适的载体，对于杨绛来说，表达人情世态所含藏的“更深刻的教益，更奇妙的娱乐”，也正是小说叙事的目的和意义。杨绛这样表达自己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视：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2]难以割舍的小说情结，是她笃志欧洲小说翻译和研究的动力，也是她在小说创作中断数十年后“回归”的动力^[3]。

杨绛的小说创作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中断期”（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转向小说翻译）后，在“文革”结束后恢复创作。她的小说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倒影集》^[4]（1982）和长篇小说《洗澡》（1988）。按创作发表时间来分，其小说写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起始期”，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ROMANESQUE》《小阳春》^[5]，主要描绘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心理，尤其是面对自身欲念或外部刺激时的心理活动。七十年代末为“再生期”，在中断文学创作约三十年后，她首先恢复短篇小说写作，《“大笑话”》《“玉人”》《鬼》《事业》，在对“旧时代”世态人情的描绘中，侧重表现个人与群体、梦想与现实的冲突。^[6]八十年代末，创作长篇小说《洗澡》，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题材，表现新时代之初激进的政治运动之中人性所经受的考验。《洗澡》以对于历史与人性的深刻观照，成为杨绛小说创作的压轴之作。

洪子诚在论及八十年代“历史反思”语境中的文学现象时，将巴金与杨绛的写作姿态进行对照，认为杨绛“回到五四时期胡适所提出‘个人主义’的命题”^[7]，这一概括是对杨绛八十年代创作背后的价值立场的定位，在我看来，也同样适用于描述杨绛从早期到后期的小说创作。贯穿杨绛小说创作的总体精神，是“五四”“人的文学”精神，以及西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念。胡河清则发现：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文章家能兼具对于芸芸众生感情领域测度之深细与对于东方佛道境界体认之高深者，实在是少有能逾杨绛先生的。”^[8]这是对杨绛悲悯与超越合一的观世精神，以及体察人心之微的察幾方法的形象概括。在我看来，杨绛的小说创作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是“社会小说”，不以社会批评为旨归，而是立意于带有普遍性的世态与人性心理的观照，正是源于这种观世与察幾精神。她的小说诗学，在于人性心理的“显微”，而不是“解剖”。（正如她对奥斯丁小说艺术的领会： “不挖出人心摆在手术台上细细解剖。她只用对话和情节来描绘人物。”^[9]）以察幾知微的方式，观照人与世界的缺陷，而又蕴藏深沉的同情与悲悯，是杨绛观世与察幾精神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