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在这间背山临海的民居里，住了整整三年。每天都是面朝大海，四季花开，可我的心情仍旧如三年前一样压抑，就像春夏之交的海流雾一般浓稠，拨不开，吹不散。每个早晨醒来，我都希望有一场世纪飓风，吹散我心头的浓雾，让阳光照射进来。而后，三年迎来大概有十场台风，我却依旧走不出我生命的雾霾。记得台风山竹袭来的时候，我攀上民居后面的山顶，任由狂风暴雨肆虐。上山的时候，我还穿戴整齐，下山时身上只剩下一条内裤。瞬间十二级的强台风把我掀翻在地，一根断树杈划过我的左脸颊，留下一条长长的伤疤。只要不做局行骗，我都喜欢一个人呆着，静静地品享寂寞。人们之所以喜欢热闹，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自己的灵魂独处。面对不堪的过往、面对自己曾经造下的孽，不是每个凡人都有思考和反省的能力。作为一个人人痛恨的骗子，我一直秉持着余三叔老派行骗的底线：给人留活路，谋财不害命。因此，每一次做完局，我都会独自猫起来，总结骗局中可以完善之处。没错，我把每一场骗局当作行为艺术，力争做到尽善尽美，让人们付出能够承受的代价以接受最大的教训。不成想，我铺垫五年之久的常春藤，最终突破我的从业底线，闹出两条人命。这个世界之所以不再美好，就是因为没有底线的骗子泛滥。

三年来，唯一能够让我心安的就是股市，我用新身份注册了新账户，注入300万资金，在一路熊市走下来的大背景里，我居然还有23%的盈利，超过股神巴菲特45年20.5%的复合收益率。可惜的是股市每天只有四个小时开盘，剩下的二十个小时里，为了不让自己抑郁，我开始总结编写自己运作股票的心得和技巧。

阿宣已经在三年前就被我打发去了北京，他不喜欢海边的浓雾，他喜欢大城市，喜欢满满的烟火气。他偶尔做个局，赚取一点生活费，拿不准的时候也会让我帮他规划。阿宣受我的影响，晚我一年考取北京的一所野鸡大学，我们俩是雷音村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读过大学的娃儿，虽然都是摆不上台面的正经大学。阿宣高考成绩没有达标二本线，是我鼓励他去北京读野鸡大学的，我的理由是选择大学不如选择城市重要。如果说读大学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打四年“王者荣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选择北京呢？即便是一所野鸡大学。

阿宣本来跟我是同一届的同学，可他读高一那年腿骨骨折，在家休学一年。阿宣算是我的远房堂侄，也是我儿时的玩伴，他很聪明，打小就属于罩着我的人。小时候，我们俩经常一起听余三叔讲故事，余三叔还说阿宣有灵性，是个做骗子的好材料。同一年，我和阿宣考进县一中，看到县城里的好多男同学都穿着耐克运动鞋，心里很是羡慕。为了满足少年的虚荣心，我们俩省吃俭用半个学期，凑够了钱，从学校门口那帮社会痞子手里买了一双耐克运动鞋。这帮痞子卖的不是假耐克，是货真价实的真耐克鞋，却比专卖店里便宜100多块钱，男同学们大都从社会痞子手里买耐克鞋。合伙买鞋有一个问题，阿宣的鞋码是41，我的鞋码是43，公平起见，我们俩买了一双42码的耐克鞋。从此之后，耐克鞋轮换着一人穿一天，我和阿宣两个人歇脚不歇鞋。阿宣穿上大一码的耐克鞋，走路经常被自己的鞋绊倒，有一回还把一颗门牙磕掉一半。我穿上小一码的耐克鞋，十个脚趾只能坚持一上午，到了下午就锥心刺骨一般难受。这辈子第一个给我小鞋穿的，居然是我自己。半个学期不到，这双备受煎熬的耐克鞋就被我们俩穿变了形。有一天晚上，我在教室晚自习，阿宣在窗外敲了敲玻璃，摆手示意我跟他出去。我们俩没有说话，我一直跟着阿宣走出学校，在县一中校门外的小树林里，阿宣从鼓鼓囊囊的背包里居然掏出两顶大檐帽，还有两身保安服。阿宣自己穿上保安服，还督促我快点换衣服。

我问他：“穿这身衣服干嘛去？”

阿宣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直接反问道：“想不想要一双自己的耐克鞋？”

我说：“想。”

阿宣说：“那就赶紧换上衣服，跟我走。”

阿宣还从背包里掏出一只手电筒，他按下按钮的时候，手电筒前段“啪啪啪”地闪烁着蓝色的电火花。他把电棍手电筒挂在腰上，又从草丛里推出自行车，冲着我甩了甩头，然后一条腿蹬地一条腿跨上自行车。我在“拥有一双自己的耐克鞋”的引诱下，没做丝毫犹豫就上了阿宣的自行车。在路上，我问阿宣从哪里弄来的行头。阿宣说从学校保安室偷来的，用完了得赶紧还回去。大概用了半个小时，阿宣用自行车把我载到县里的工业园区。他把自行车藏在一片灌木丛里，然后领着我顺着墙根走到一座厂房外，并以示意我猫下腰来。就这样，我们俩猫在墙根下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一个黑影从对面走过来，在距离我们前面五六十米的地方停下来。稍后，院墙里面传来一声唿哨。紧接着，那个黑影也打了一声唿哨。哨声过后，“噗通”一声响动，一件物体从院墙里面飞了出来。这时，阿宣示意我起身，他整了整头上的大檐帽，摘下腰里的电棍手电筒，直奔墙根下的黑影走去。快走到黑影跟前的时候，阿宣打开手电筒，并按下按钮，手电筒的顶端“啪啪啪”地闪烁着蓝色的电火花。

阿宣憋着很粗的嗓音喊道：“站住！我们埋伏好几天，终于抓住你们这些窃贼了。”

手电筒的亮光处，一个壮实的小伙子扔下手里的大纸壳箱，把腿便跑。阿宣虚张声势地追出去十几步远，便折回头来，示意我抬上纸壳箱，一路小跑回到藏自行车的灌木丛。我们俩手忙脚乱地把纸壳箱绑缚在自行车后座上，阿宣蹬上自行车，让我在后面跟着一路飞跑。

原来，工业园区那座厂房便是耐克运动鞋的包装仓库，在学校门口贩卖的耐克运动鞋，都是从这座仓库里应外合偷出来的。当天夜里，我和阿宣把保安装备悄悄还回学校的值班室，然后各骑一辆自行车，把那箱子耐克运动鞋搬运回雷音村。我们的运气不错，这箱子耐克鞋款式很新潮，全部是43码。我穿上正好合脚的耐克鞋，觉得自己可以飞檐走壁。我安慰阿宣，过些天卖掉几双43码鞋，给他买几双41码的真耐克。阿宣说不着急卖鞋，免得被人发现。阿宣还说自己已经学会了穿大鞋，43码也能将就着穿。

半个月过后的星期一，我们俩以为这件事过去了，便忍不住穿上新鞋去了学校。星期三下午放学后，我在校门口超市里买了两个老冰棍，出门后便被那帮盗卖耐克鞋的社会痞子截住，不由分说就把我暴打一顿。阿宣不知从哪得到消息，拎着一根铁棍冲了过来，但他不善于打架，挥动几下之后，就被自己的大两号的耐克鞋绊倒了。随后，我们俩被带到一座废弃的旧厂房里，一个痞子头目问我们耐克鞋从哪里来的。我说，从专卖店里买的。那个头目对着我的小腹狠狠踢了一脚，说这款鞋刚刚生产出来，还没有上市。接下来，我和阿宣又遭一顿毒打，逼我们俩把那箱耐克运动鞋交出来。

阿宣吐出一口血水，对那个头目说：“为了一箱子运动鞋，你也不至于搞出人命来吧。”

那个头目说：“今天不把鞋交出来，我就弄死你们俩。”

阿宣说：“运动鞋藏在我们家里，我在纸箱里留了一封遗书，把你们里应外合偷鞋的过程全都写的明明白白，我们俩如果有人出了意外，你们这帮人一个都跑不了。”

头目翻弄了一下白眼，说道：“我可以不弄死你们俩，但你得把那箱鞋还给我。”

阿宣说：“你们把我们俩打成这样，那箱鞋就是补偿，如果你们非把那箱子鞋拿回去，我就去警察那里举报你们。”

头目思考片刻，问道：“就算我不要那箱子鞋，也不能阻止你们举报我。”

阿宣说：“鞋在我们手里，等于我们也用了贼赃，举报你们就等于出卖我自己。”

头目大概觉得阿宣说的都在理儿，他叹了一口气：“好吧，从今天起我们算是上了同一条贼船，但是得让我出来这口恶气。”

阿宣问道：“怎么才能让你出这口恶气？”

头目用手指着我，对阿宣说：“我要么割掉他的一只耳短，要么断你一条腿，你们俩合计一下，谁来让我出这口恶气。”

我对那个头目说：“你不能这么干，我们选择把那箱运动鞋还给你。”

头目嘿嘿冷笑道：“是你们提醒了我，那箱子鞋只要留在你们手里，我们就是一条贼船上的人，你们就不敢去举报我。”

说罢，那个头目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走到我跟前，抓住我左侧的耳朵就要割下去。

突然，阿宣大叫一声，喊道：“断我的腿。”

我当时似乎听见了阿宣腿骨的断裂声，那个声音不是刺耳，而是刺疼了我的心。等到那帮人离去后，我哭着埋怨阿宣。

阿宣脸上露出一丝惨笑，他说：“腿断了，还能长好，耳朵没了，你就变成残废了……”

一阵凉风吹进窗户，把桌子上的一沓《金融时报》和我的读书笔记吹落在地上。看来，又一场台风即将登陆。手机“嘀嘀嘀”的几声响，是阿宣发来几张截图，还是陆紫缨在常春藤客户群里的应对。一个女孩不拿工资，却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我给阿宣回了一条信息：你跟陆紫缨联络一下，三天后带她到厦门。

阿宣问道：做什么？

我回道：我们做过的孽，老天爷早早晚晚都会找回去的，所以，我这回要主动送回去。

阿宣问道：你要把什么送回去？

我回道：把亏欠常春藤投资人的钱送回去。做常春藤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机会做一个好人，但是我们却在股市里栽了大跟头，才出了人命案。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我准备重新回到股市大干一场，把失去的钱捞回来，赔付藤蔓的所有投资人。

阿宣：炒股捞回来？

我回道：不！从炒股的人身上捞回来，因为我们那一百亿都是被他们洗劫的。

几分钟过后，阿宣回复道：嗯嗯！这个借口我喜欢！做大局就要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就像希特勒先把犹太人列为全世界的敌人，然后代表世界屠杀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