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跟毛泽东学与下级相处
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为领导者们树立了处理好同下级关系的典范。他所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一致”的原则，平等而不摆架子的原则，公正而不谋私利的原则，放手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以及他所创造的一系列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正确方法，如言传身教、宽以待人、关心爱护等等，都是我们今天在工作中调整人际关系时应遵循的准则。
第一节 了解并体贴下级，平等而不摆架子
作为领导者，要获得较高的权威，不仅要求本人有崇高的思想品德、高超的领导艺术，还要求处理好与下级的关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下级的希望和要求，用自己的为人处事缩短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达到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充分尊重和服从，即“情感认同”，这是融洽人我关系的重要心理基础。
毛泽东非常注意与下级关系的处理。他说：“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团结好党委这班人。”这里，毛泽东形象地把领导者处理与下级关系的艺术称之为当好“班长”的艺术。
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为领导者们树立了处理好同下级关系的典范。他所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一致”的原则，平等而不摆架子的原则，公正而不谋私利的原则，放手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以及他所创造的一系列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正确方法，如言传身教、宽以待人、关心爱护等等，都是我们今天在工作中调整人我关系时应遵循的准则。
因为握有一定的权力，领导者所处的地位常常给下级一种敬畏感。在这种敬畏感的支配下，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往往会从理智和感情两方面去体会和接受。常常有这种情况，即使领导者的意图是正确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所下达的指示也是合乎实际的，但如果在待人的态度上，不能给下级一种平等感、亲近感，就会大大影响下级对上级指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因此，领导者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平等而不摆架子，是赢得下级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条件。这种平等既表现为上、下级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又表现在人格上的平等、工作作风上的平等。这是毛泽东处理同下级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做普通人，自己和下级一样
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毛泽东从来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或者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他总是把自己当做普通群众中的一员，时时、处处、事事和下级一样，既不搞特殊化，也不摆优越感，而且把自己当做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
1935年5月，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后，来到了擦罗场。因为敌情万分紧张，后有数十万敌军拼命追来。前有四川军阀扼守着大渡河所有的渡口，又派向各个渡口急性增援，因此，毛泽东和“总部”首长研究决定，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出发，并且发布命令：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两根毛竹。
毛泽东给自己找好了四根毛竹，比规定多拿一倍。出发后，看见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这样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路上夜行急进，十分吃力，又替他们背枪、背米。警卫员知道毛泽东经过一整天强行军已经是相当疲倦了，便再三要求毛泽东给他们分出两根毛竹来。可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边走边说：“执行命令，大家都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力气。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嘛！”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条件好了，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普通人，与下级一样处事。1953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由于毛泽东以前曾多次去过武汉三镇的武昌、汉口，所以，这次特意提出要去汉阳。但武汉的同志考虑到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对毛泽东的汉阳之行。毛泽东没有向他的下级讲道理，只反问一句：“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
毛泽东把自己和下级列于同等位置之上，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作为下级，除了钦佩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在工作中是这样，在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也是这样的。
1941年秋，毛泽东请一位客人到杨家岭做客，他就是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
两个人坐在窑洞里拉起了家常。在闲谈中，毛泽东与郝光华平起平坐，十分随和，他从吴家枣园村子有多大，劳力有多少，问到开了多少荒地，养了多少家畜……赫光华一一回答后，看到毛泽东眼中的血丝，说：“主席，你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少，太劳累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已经习惯了。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倒觉得你要注意身体，该歇的时候还是要歇，别把身体累坏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粮食是宝中之宝，生产粮食最光荣……人不吃饭，就要挨饿。没有粮食，机关、部队、学校吃不上，那我们还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吗？我们依靠的就是老百姓和他们种的庄稼啊！”
两个人一直谈到吃晚饭时间，毛泽东执意留郝光华吃饭。饭菜端上来了，毛泽东请郝光华坐上首。郝光华不肯，他随便找了个地方说：“主席，我就坐这里吃吧！”
“你是客人嘛，还是坐在那里，不要客气！”毛泽东并不把自己作为什么领导，高人一等，坚持把郝光华请到了上首坐下。郝光华刚拿起筷子，毛泽东就给他夹菜，碗里饭还没吃完，就又给添满了。
黄昏，毛泽东亲自把郝光华送出一里多路，还叮嘱他：“以后有空常来。”
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从不把自己置于下级之上，摆架子，充权威，高不可攀，或盛气凌人，他是与下级融洽相处的平等一员。
二、人格平等，政治平等
毛泽东处理人际关系，时刻体现出与同志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关心对方，但这种关心不是用语言来表“白”而是用行动来“显示”毛泽东这种处理艺术，不仅消除与对方的差别，而且使对方深受感动。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萧军作为自己的诤友。1941年8月10日晚8点半，萧军到毛泽东住处谈话。
萧军没客气，对毛泽东说：“最近来了一些作家你都没见过，有的来挺长时间了，他们奔延安，一方面是奔革命，另一方面也想会会负责人，你是否同他们见一见。”毛泽东二话没说答应了。
第二天傍晚，毛泽东来到萧军住处，因事先没打招呼，半小时后艾青才来，罗烽、舒群正巧外出，没碰上。
第三天早晨，萧军接到毛泽东的条子：“萧军同志：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这天上午，萧军约了好几位作家及夫人们，去毛泽东那儿叙谈，毛泽东还请他们吃了午饭。
萧军是个直性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怕自己又在会上引起争执，打算去三边（延安西边的定边、靖边、安边堡）体验生活。毛泽东理解萧军的想法，但认为有思想、敢提意见的人不到会不行。1942年4月5日，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13日和27日，毛泽东又两次去信挽留，让萧军开完会再走。经过毛泽东做工作，萧军留下来参加了会，并在自由发言时第一个发表了意见。
萧军是一位作家，是毛泽东的下级，但是，在与萧军的交往中，毛泽东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此也获得了萧军的友谊，工作中，毛泽东也很注重与下级的平等相处。
1947年的延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当时马列学院的设施是非常简陋的。但学院的学风很好，经常请党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这对迅速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一天上午，学院领导决定派校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四人去接毛泽东来学院作报告。这四人接到命令很为难：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接他来，即使不讲究排场，可总得像个样子啊。老百姓接亲，无车无马无轿子还可以把毛驴打扮一下，他们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泽东主席来作报告啊！可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支部书记张启龙开导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要紧，去吧。主席很忙，作报告不是什么紧急事，不知排没排上主席的工作日程。你们早点去，如有变化，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就这样，他们四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去接毛泽东。
从马列学院到杨家岭，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之遥。中间横着延水河。当他们跨上桥头时，迎面正碰上匆匆走来的毛泽东。主席脚上的布鞋蒙上了一层灰法，未等他们四人开口问好，毛泽东却抢先问：“你们四人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
邓力群回答：“学校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你们放心好了，学院派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邓力群连忙解释。
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啊，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几句玩笑话，把领导者和下级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接着，毛泽东又一边笑，一边一个劲地摆手，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然要革命，既然要和旧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一番革命道理如涓涓细流浸入每个人的心田，使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毛泽东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一边走一边向他们了解马列学院的情况。分手时，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是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毛泽东这种朴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处处给下级一种平等感、亲近感，使他们觉得领袖来自人民中间，但其伟大、英明又是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
一位老教授回忆他在延安会见毛泽东时的情景说：“我去见主席，主席拿出纸烟来招待，可是不巧纸烟只剩下一支了。你想主席怎么办？他自己吸不请客人吸，当然不好；请客人吸自己不吸，客人肯定不同意，于是，毛主席将这支烟分成两半，给我半支，他自己半支。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待下级随和、诚恳、平等而又亲切，这使我很受感动，终生难忘。”然而，被毛泽东这种作风所感动的何止一个老教授？
三、尊重下级，平等合作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经常接见来自各地的学者、名流，他们的观点虽然和共产党人不尽相同，但他们与毛泽东谈话后，都一致称颂他，其中奥妙就在毛泽东很“尊重别人”。毛泽东认为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别人。这就是说领导要坚持上下级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毛泽东历来主张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上下级关系是新型的同志式的平等合作关系，无论上级或下级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同志。上下级之间，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
1947年8月，在转战陕北期间，组织上决定派原来在周恩来身边做勤务员的李银桥给毛泽东当卫士。但李银桥有自己的想法，主要是考虑自己参加革命工作10年了，一直当勤务员、警卫员和卫士，认为进步比较慢。而与他同年当兵的人有些已经是营、团级干部了。他想自己在周恩来那里已经干了一段，以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调到毛泽东这儿来，总不能刚来就提出走。过一段时间提出来也不一定行。因为他深知毛泽东很恋旧，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笔砚茶缸，感觉用着习惯，就有感情，再有多好的也不换，何况是个生龙活虎的卫士！毛泽东和他相处惯了还肯换吗？所以，李银桥考虑再三，于是向组织上表示不愿去。毛泽东听说后没有发脾气，相反表示，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他。当李银桥来到毛泽东身边后，毛泽东不是以权威压人，而是详细地了解了他不愿做卫士的原因，恳切地征求李银桥的意见。最后说：“你不想来，但我的工作需要你，得有个妥协。”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李银桥回答。
“不能太委屈你了，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他的这个小小的部下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是够高的，但职务太低。我给你要个长，作我的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又略加沉吟了一会儿，做了个手势：“来！我们订个君子协定。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在封建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国民党部队里，官对兵，“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近现代资产阶级那里，如果上头要用你则根本没你选择的余地。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如此尊重下级的人格，尊重下级的要求，设身处地为下级着想，这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处理与下级关系的高超艺术，充分体现出这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
出乎李银桥的意料，半年时间满了，毛泽东记起了“君子协定”。他不无挽留之意地对李银桥说：“今天是2月19日，你来了半年了，整整半年。你还想走吗？”
李银桥垂下了头，心里很矛盾。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讲实话：“想走。”当他看到毛泽东那怅然若失的神情，又有些不安地说：“如果主席……”毛泽东做了一个断然忍痛割爱的手势说：“不！咱们有约在先。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但是，半年和毛泽东的朝夕相处，李银桥实在难以做到说走就走。所以，他又不由自主地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前面订的协约算是结束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约。”
毛泽东笑了：“好，那好，我们重新订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看我打败胡宗南。”
到1948年8月，续约的时间又到了。毛泽东实在舍不得李银桥，只好又征询他的意见：“银桥，又到日子了。我想再借用你半年，看我彻底打败蒋介石，好不好？”这时，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左右已1年了。他目睹毛泽东的超人的智慧、毅力和扭转乾坤的力量，那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日日夜夜啊！他已经深深地被毛泽东的魅力和人格所吸引、所征服，已经决心心甘情愿地跟随毛泽东一辈子。
1953年，李银桥担任了毛泽东的卫士长。1962年，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已经整整15年了。为了培养接班人，也为了李银桥着想，毛泽东下决心让他离开自己，派他到天津去工作。李银桥哭着对毛泽东说：“当初我不愿来，你借我来。现在我不愿走，你又撵我走。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毛泽东也流泪叹息说：“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孩子，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只有我们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可是，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你的前途。卫士长，地位虽很高，可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低了些……”
这位伟人把他的卫士长揽入怀里，抱紧他，一边哭，一边动情地说：“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不会有卫士长了，你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以后我死了，你要每年到我的坟前来看看！”
这时，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已经转化成为了一种最亲密的友谊和父子之情。
毛泽东在与下级相处时，不仅与身边的同志时刻注意自己与他们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因而很尊重他人，而且对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有不同看法的人，他也能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下级，吸纳他人的正确意见，从而获得下级更加的尊敬、信任和支持。
四、不摆架子，平易随和
在为人处事中，有的领导有了一定职务，就好像“当官做了老爷”，颐指气指，架子很大，其实这样的人是得不到下级和群众的支持的，而毛泽东与下级交往从来不摆架子，平易随和，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平易近人的高尚品质。
1941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曾经三次找刘白羽谈话。
第一次去时，刘白羽有点拘束，可是见到毛泽东后，顾虑就消失了。毛泽东和他面对面谈话，既平易，又随和，就像跟他商量一件事一样，详细地问了许多文艺方面的情况，而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刘白羽说：“主席，我犯了错误哪！”毛泽东说：“是呀，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文艺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来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文艺问题，过一阵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经济问题呢！”最后，毛泽东叮嘱刘白羽，找一些人，把问题提出来，议论议论，把议论的结果报告给他。
这样，刘白羽第二次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讨论的意见。毛泽东一直仔细倾听着，有时笑起来，有时也插话，把刘白羽的情况一语道破实质。
刘白羽第三次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与深入工农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毛泽东讲得非常通俗、生动、活泼、透彻，十分精辟。
近午饭时，贺龙同志也来了，毛泽东留他们一道吃饭。毛泽东亲自盛饭、送菜，他的俭朴、亲热以及与贺龙的亲密关系，都给刘白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十三陵水库正紧张施工。一天，毛泽东指示中央委员会和候补中央委员都去十三陵水库劳动。大家都坐大轿车，同志们依次由前向后入座。其中一辆车上完，后面还空四五个位子。快开车了，突然同志们看到毛泽东从车后门走上来，都站起来，目光转向毛泽东。毛泽东向大家挥挥手，就在后面一个空位子上坐下。坐在最前面的同志跑过来请毛泽东向前坐。毛泽东笑着说，有了位子总要有人坐的嘛！他还是坐在后面。
坐后面的位置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许多领导人却做不到，毛泽东与下级们相处就是这样的随和自然，不摆架子，不拘礼节，叫人敬佩。
1958年，毛泽东来到芜湖市铁山宾馆。要开晚饭了，服务员小王请毛主席到特地为他准备的小房间里用餐。毛泽东问其他同志在什么地方吃饭，小王回答：“在楼下餐厅里。”毛泽东听说，说：“我也到餐厅里去吃！”说罢，起身朝门外走去。门外下着雨，又是下坡路。小王赶忙撑起一把雨伞跟了出去。由于毛泽东身材魁梧，小王踮起脚努力把伞撑高。毛泽东回头看见了，笑着说：“我自己来！”把伞接了过去，迈步朝餐厅走去。
餐厅里，就餐的同志不少，但没有一个要吃饭的样子——几位工作人员正在谈论刚刚见到毛泽东的情景，而其他没有见到毛泽东的人叹息着错过了这个幸福时刻。正在这时候，毛泽东健步走进了餐厅，微笑着说：“你们想见见我，我这不是来了吗？”顷刻间，整个餐厅沸腾了。
毛泽东在餐厅里走了一圈，然后在一张餐桌旁随便地坐下，随后招呼大家：“开饭了，来，坐，坐，坐。”说完，拿起饭碗朝饭桶走去。服务员小王、小周赶忙去拿毛泽东手中的饭碗，毛泽东却把手一挥，说：“不要，我自己来！”毛泽东要盛饭了，却发现饭桶里没有饭勺。原来服务员只顾看毛泽东，竟忘了把饭勺放在桶里。这时，大家有点着慌了。毛泽东却从容不迫地到餐桌边，抄起一把长柄汤匙笑着说：“这个不能盛饭吗？”说得大家也笑了起来。
第二节 宁褒勿贬，公正而不谋私
对于某些人来说，权力能够带来利益，巨大的权力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权力成了一些人梦寐以求的“宝物”。领导者应如何对待权力，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处事能否做到公平合理，这是衡量每一个领导者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也是每一个领导者能否处理好与下级关系的关键。我们的领导身受人民的重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否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公平、公正不谋私，是能否得到群众拥护的关键，也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一生正是因为公正而不谋私，才赢得了所有下级的高度拥戴和支持。
一、待人处事，公平合理
公正的原则要求领导者待人处事公平合理，即通常所说的“一碗水端平”。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尽量避免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即使对周恩来，毛泽东也从未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一般情况下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的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有时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做个手势：“坐么，坐下说。”如果他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站起来，做个手势让同志们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即使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面的老同志，毛泽东也只是起身迎送握手，一般不迈出门槛，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在家里是这样，在公共场合毛泽东也从来不讲客套。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晚上，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在前排就坐的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了。
在待人上毛泽东是如此，在处事上他也是如此，从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
1943年的一天，毛泽东把王震找来，笑着对他说：“王胡子，你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出山”，去湘鄂赣边区传达中央指示，劝说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工农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谁知给陈毅带路的是个叛徒，这不免使红军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起了疑心。谭余保把陈毅捆起来进行审讯，用烟袋锅敲脑壳，多次说要枪毙陈毅，还说：“你这个叛徒，你讲毛泽东同志同蒋介石合作呀？就是马克思来讲，我也不相信！”这时陈毅怒吼了：“我现在知道，你才是叛徒！马克思来讲你也不信？那你信什么？你根本不是啥子共产党员，不是啥子游击队长，你是个山大王，是土匪！”
1943年，两人都到了延安。一个还记得烟锅敲脑壳，在学习会上一提起这事，就强调农民党员要读马列主义。一个也没忘了“土匪”称号，又听对方旧事重提，更不高兴。从此见面连招呼也不打。
这事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偏袒谁，而且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上，把王震叫来，让王震为他们讲和。
结果，王震打了些猎物，动手做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两人来后，他说：“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就不要把桌子推倒了。”陈毅和谭余保哈哈大笑起来，从此两人成为至交。
二、反对拉帮结派，提倡团结友爱
在下级之间往往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和发展，会导致原有平衡关系的解体，使下级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处理下级关系的艺术，就集中体现为调节下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重新建立和谐的平衡关系。在这方面，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公正、平等的平衡艺术来协调革命队伍中的人我关系，如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的关系，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主张提高共产主义的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队伍整齐，步调一致，以利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提倡团结友爱，反对拉帮结派，是善于协调人我关系的典范。
毛泽东非常厌恶并坚决反对拉帮结派的做法。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花很大的力气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其中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要反对宗派主义。但他对张国焘曾经领导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包括其中一些对毛泽东因认识不够而有错误看法的干部，却是豁达大度，团结友爱的，表现了极大的团结精神。
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分裂党，拉帮结派，使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之间出现不团结的苗头和现象。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展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有一天，抗大的同志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战士说张国焘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整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他从这件小事上认识到当时开展的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有扩大化的倾向。他对在座的同志说：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身上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决定在揭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这样，既及时纠正了错误倾向，又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还克服了帮派思想。
1938年4月，毛泽东还专门到抗大看望了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组成的第二大队。他语重心长地对干部和战士说：“你们不要自以为是犯过错误的，过去犯的错误是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你们是没有错的。中央有决议，张国焘路线虽错了，但四方面军的干部是没有错的，是好的，是执行纪律的，是服从命令的，是勇敢的……错误是在领导者，而不是在一般干部。这点希望同志们明白。”
这一番话，解开了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思想上的疙瘩。有的干部说，毛泽东同志真了解我们，我们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让他的话一扫而光了。从这以后，大家放下包袱，积极投入了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之中。
毛泽东还特意去看望了许世友同志，亲切地同他促膝谈心。毛泽东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和亲切言语，使许世友深深感到毛泽东的伟大。从那时起，他就认定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领袖，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管斗争多么复杂，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坚决反对拉帮结派，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一直反对党中有党，派中有派，力挫党内派别。60年代末70年代初，林彪一伙拉帮结派，搞小团体，逐渐发展为反革命集团。1970年，林彪集团妄图在庐山会议上夺权，毛泽东洞察其奸，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林彪集团成员被迫做了检讨。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严厉批评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这里说的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
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批示，严肃批评叶群：“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
这里毛泽东擒贼擒王，首先批评了拉帮结派的几个头头，希望他们悬崖勒马。但是，林彪并没有罢手。最终当他们发展极点时，毛泽东果断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
“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一边握着手，一边对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红了，红得很明显。
毛泽东一直如此，反对党内宗派，无论斗争多么复杂，他不拉帮结派，总是团结为重，强调革命队伍内的统一和相互友爱。这体现了毛泽东处理与下级关系的杰出智慧。
三、赏罚分明，从严要求
赏罚分明，这向来是古今中外所有领导者建立威信、赢得下级拥护的座右铭。毛泽东对下级历来是从严要求，提倡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即使“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他这样做“得罪”了某些人，但是却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
1937年10月，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是毛泽东的老下级。为此，黄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免自己一死。当时，也有一些人为黄克功被处以死刑而惋惜，要求免除黄的死刑。但毛泽东在给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严正地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于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处理黄克功案，说明毛泽东非常注意从严要求下级，对于下级不论其地位高低、跟随自己多久，他的原则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建国前夕，毛泽东反复警告全党，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告诫下级在胜利面前，要克服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你来的时候就像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不贪污，还要节约。”建国之后，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告诫，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成了侵蚀新中国的蛀虫。
毛泽东盛怒之下，连续发布了300道“猎虎令”，亲自领导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中国第一次反腐败运动，他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气魄劈下了开国第一刀。在这一场运动中，查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其中受到行政处分者23万人，受到刑事处分者59812人。有6万党员受到党纪与行政处分，2万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中县委以上的干部有4029人。省委或相当于省委干部的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干部的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干部的3428人。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场反腐败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
领导者对下级从严要求，其实是对下级的爱护，是对革命事业的负责任，毛泽东深谙其道，因此，他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对自己的下级也是严格要求，对其错误决不纵容。正因为这样，他成为中国最优秀力量的杰出核心。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为人处事中，毛泽东一贯待人一视同仁，这还体现在他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歧视，而是耐心进行团结帮助，治病救人。
对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认为，一般应采取说服的方法，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做到仁至义尽。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批评的人，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但是，他又指出，在这里，宽容、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宽容之心从小就有。毛泽东小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姓毛的邻居，是个老妇人，把自家的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那时候除了种田以外，毛泽东的父亲兼作贩运谷米和贩猪的生意。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钱，但是没有马上赶猪回来。一耽搁六七天过去了，没想到猪价涨了。父亲吩咐毛泽东赶快去把猪赶回来。毛泽东到了邻居家，见那老婆婆正在唉声叹气，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把猪卖早了，有心反悔，怎奈人家已交了定钱，就这么卖出去，要损失好几元钱哪！她对毛泽东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元钱不要紧；穷苦人家少两块钱就是一个大缺空啊。如今也没有办法，既已卖了，又放了定钱，你就赶去好了。”毛泽东听了这番话，想了想，不禁可怜起这个老婆婆来，就对她说：“是呀，您又喂了六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您当然不想卖了。”他决定宁可回去挨父亲的责骂，也不能赶猪回去，让老婆婆吃亏。于是毛泽东只拿了那老婆婆退还的一元定钱，回到家里。
毛泽东的这种宽容之心，反映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就是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说服的方法。1953年，曾经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又在建国后身居要职的高岗、饶漱石，由于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进行了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并影响了一部分领导干部。毛泽东发现后，首先是制止其具体活动，然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发出警告，指出他们刮阴风，烧阴火，目的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1954年2月，毛泽东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作出了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能够承认错误，真诚悔改。毛泽东甚至表示，在他们作出深刻检讨后，对他们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但是，高岗终于采取自杀的方式来对抗，饶漱石虽作检讨，但避重就轻。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尽管这样，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尤其对受他们影响而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使全党更加团结和统一起来。
在处理张国焘的一些问题上，更表现出毛泽东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治病救人”态度。1938年清明节的前一天，在长征路上犯分裂主义错误的张国焘走进了毛泽东住的窑洞，在毛泽东的办公桌对面坐下后，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一边装着十分难过的样子，说自己犯了错误，感谢同志们的帮助。
毛泽东听完他的话，诚恳地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这是过去的事情。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希望你今后继续为党做工作，党和人民是照样欢迎你的。
接着，张国焘向毛泽东提出要到中部县去祭陵。中部县位于陕西境内，离延安正南200公里远。该县有黄帝的陵墓。每逢清明时节，历代统治者都要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部县祭陵。虽然张国焘的要求对共产党人来说有些破例，但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还是同意了。但张国焘却在祭陵之后，经西安跑到武汉去了。
虽然毛泽东还派人去做张国焘的工作，希望他回到党的怀抱，但张国焘于1938年4月17日，发表书面声明，自行脱党，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向蒋介石忏悔，称自己在共产党内的工作是“糊里糊涂地在外面搞了好多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决定宣布后，不仅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
五、解剖自己，为下级承担责任
诸葛亮在失掉街亭后，深责自己用人不明，自己请罪，降职降薪被千古传为佳话。熟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深知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净化下级心灵的清洁剂，是激发下级努力工作的发动机。他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没有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于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做自我批评，也不让别人批评自己，迟早是会垮台的，是要唱“霸王别姬”的。他说让别人批评是批不倒的，自己做自我批评是垮不了台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因写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受到了批评。丁玲自己也认识了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本属正常现象，不料却被个别人抓住不放。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有个人不分敌我，要把丁玲“一棍打死”，还有人认为丁玲“在骂我们的总司令”。这时，毛泽东挺身而出，立场鲜明地保护了丁玲。他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的这席话保护了丁玲同志，这件事使丁玲受到了很大震动。
1940年8月至12月5日，晋东南的八路军对日寇进行了“百团大战”。这次大战是当时在敌后最大的一次战役，八路军华北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绥军区共出动115个团，近40万大军，在2500公里漫长的战线上，向交通沿线各大小据点之敌同时出击，主动展开大规模的交通总袭击战。这次大战使八路军声威大震，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可是，由于在战役后期，战斗指挥上出现一些失误，八路军十分疲劳，伤亡也较大，战役的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了过火的批评。彭德怀本人很难过。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当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时，毛泽东肯定地说：“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毛泽东又从积极方面肯定工作，也是对受到过火批判的彭德怀的一种安慰。
中国有两句人人皆知的老话，叫做“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但作为领导者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这种豁达的态度来对待失败的下级的。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活中，能够容忍下级有缺点错误和失败。毛泽东非常善于在下级遇到挫折、受到打击时，鼓舞他们，挺身而出为下级担责任，使他们感受到上级的充分信任和关怀。
毛泽东勇于解剖自己，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194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具体负责人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整了一大批干部和青年学生。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使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抢救运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在审干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于前，纠正错误，挽回局面于后，如果推诿，那是完全可以开脱自己的，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讲到审干问题时，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以严于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是党校的校长，这个党校犯了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在会上，毛泽东还把手举到帽檐下，对被戴错“帽子”的同志赔礼道歉，赔个不是。接着又诙谐地说：你们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所有的委屈、不满，都在这笑声中烟消云散了，同志们早已被毛泽东这种崇高的品格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具有领导一个伟大国家和众多民众的领袖魄力，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错误。但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勇于解剖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能够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
第三节 用“心”领导，创造共同立场
有句民谚说得好：“你对别人不放心，别人对你就不实心。”尊重下级，放手让下级独当一面去处理具体问题，是每个高明的领导者调整好与下级关系所必须坚持的原则。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一个蹩脚的领导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不在场的时候，许多工作也能处理得很好，而后者则总是陷于想放放不了，想管管不好，还闹得下级一肚子意见的两难境地。究其原因，主要在如何处理好放权和指导的关系。毛泽东说：“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能不能放手让下级工作，使他敢于负责，这是关系到能否调动下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方法，也是在工作中用“心”领导，处理好与下级关系的根本原则。
一、以商量口气发问，认真听取下级意见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即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又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但他在下命令时，总是以商量的口气，绝不硬性地说，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因此在50年代，来华的苏联专家看了毛泽东给下级下的那些命令、指示后，禁不住说：“这像命令吗？”
尊重下级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认真听取下级的意见，并采纳其合理部分了。让下级感到自己是被充分重视的，才能发挥下级的积极性，密切上下级关系。
毛泽东在处理问题、作出决定时，总是非常注意虚心体察群言，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进行正确的集中。在40年代，毛泽东身体不好，斯大林出于关心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休养，毛泽东征求下级聂荣臻的意见。最后，他也听从了聂荣臻的意见没去苏联。
在这样的生活小事是这样，在作出每一项重大决策时，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多次教导人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1956年初，三大改造即将完成，我党面临着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毛泽东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经验，还认真观看了一些机器设备、仪器等实物和技术操作表演，边看边听人讲解。毛泽东当时已年过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是，他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时才算是有一点空闲时间。他风趣地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毛泽东正是在吸取了大家的智慧的基础上，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这部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不朽之作。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这种广纳群言的做法，是密切与下级关系的良方。因为正是在这种互商互量的探讨问题过程中，彼此增进了解、心理相融。上级从下级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各种建议，下级则从上级那里得到尊重，从而使“天生我才必有用”得以实现。这样，真正体现出上下级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
毛泽东常说，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大家讨论归纳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喜欢自己说了算，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是蠢人。一个人所了解的情况，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你只有好好同别人共同商量问题，特别是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好好商量，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得出正确的意见。
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时，毛泽东经过南京。江渭清向毛泽东请示：在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时，我们省委考虑，是不是应该掌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的原则。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样比较科学，实事求是嘛！”
1960年，毛泽东同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一同坐火车从杭州到绍兴参观东湖农场。毛泽东向他们征求对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意见。由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反对兴办公共食堂的同志，党内有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所以，这些省市委书记们心里有点胆怯。江渭清说：“主席，我不能讲。”毛泽东问“为什么不能讲？”江谓清说：“我讲，要讲反对的意见。”毛泽东一再鼓励他大胆地讲，说：“你不要怕，讲嘛！”江渭清便讲了江苏省委集体研究过的关于公共食堂不能办的道理。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说：“讲得蛮有道理嘛！”当即决定要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分别到湖南、浙江去调查。后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了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是如此用“心”领导，认真听取下级意见，在革命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他无论在什么时期都能获得下级们的衷心爱戴，总能集中正确的意见，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归纳分析意见，形成自觉主张
对待下级提出的建议或不同的意见，领导者必须仔细考虑，认真分析。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下级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有全面的，也有片面的。领导者就要善于把各种各样的意见收集起来，经过分析归纳，成为自己的主张，这就需要领导者开动机器，动脑筋，想问题，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使人脑变成一个加工厂。毛泽东曾经借用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来启发大家要善于运用思想器官进行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分析的方法，他还题了“多想”二字，同全党共勉。
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全面战略反攻之时，周恩来考虑，中央应当集中到一个对指挥全局最为方便有利的地方去，这个地方他认为最好是晋察冀。但他又有一些犹豫，因为毛泽东在当初撤离延安时曾说过“不过黄河”。周恩来决定去找任弼时商量。他与任弼时全面分析了形势，说明了他的想法和顾虑后，任弼时说：“要依毛泽东同志的脾气，那是非回延安不可的。”周恩来笑着说：“问题就在这里呢。我们在杨家沟已经住了五个多月，回延安还需要一段时间，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应该集中到一个方便有利的地方去。”任弼时会意地说：“晋察冀？”周恩来深深点了点头。任弼时哈哈大笑：“你去对主席说吧，我敢肯定，也许没等你说完，他就把你的话代为说明了。”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说明了来意。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近来他自己也再三考虑过这个问题。中央胜利返回延安，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但全国形势发展如此迅速，从战略上要求，是应当统一领导，并选择一个对指挥全国各战场最方便最得力的地方。他问周恩来：“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过黄河了？”周恩来回答：“现在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前委、后委、工委应尽快合并。”毛泽东自语道：“就是要离开陕北……”又问周恩来：“你看我们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周恩来在地图上指了一下：“晋察冀比较合适，地区适中，太行山区又一直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跟陕北是一样的。”毛泽东听了，决心以全局为重，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渡过黄河，来到了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汇合到一起。
1947年6月，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相继挺进中原，把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在中原战场配备了80个旅的重兵，妄图迫使解放军从这一要害地区撤回去。这一年年底，毛泽东曾计划让粟裕率领部队挺进到长江以南，进一步把战线引向敌人深远的后方，并吸引中原敌军20～30个旅回防江南，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从而改变中原战局。1948年1月，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准备过江，并要求他“熟筹见复”。
粟裕经过“熟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分析了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4个主力军的具体情况，认为我军渡江南进，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他提出：应利用中原解放区已逐渐巩固的形势，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毛泽东对粟裕这一涉及到改变整个部署的意见极为重视。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家对一个常胜将军的器重。1948年5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并决定采纳他的建议。随后几个月战局的发展，证明了粟裕预见的正确性。
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下级的反对意见，虚怀纳言，从善如流，粟裕在1948年秋又提出了在济南战役之后开展淮海战役等一系列建议，其他同志如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也都积极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毛泽东立即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电，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并决定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10月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方案。11月1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正式开始。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下级的意见，使得中央军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有许多问题要去研究处理，毛泽东就给大家出了一批题目，内政、外交各方面都有，劝下级们头脑里经常想些问题，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答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同志“开动机器”，深思熟虑，对许多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
毛泽东还鼓励下级多谋善断，并提议下级读一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郭在袁绍部下，后经推荐，他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协助曹操南征北战，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就是希望各级领导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
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的正确，而他的正确策略和方案的形成并不是神授的，而是他重视群众意见，尊重下级的想法，善于归纳分析他们的意见而形成的。由于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因此比较周详又比较全面，更切合实际，所以他的主张所向无敌，放之四海皆准。
三、不随便干预，让下级独立工作
有不少这样的领导者，总觉得让下级独立工作不放心，事无巨细样样都去过问。结果使上下职责不清，下级无所适从，办事缩手缩脚，既挫伤了下级的工作积极性，又培养了下级的依赖心理，也必然会使有才华、有能力的下级对领导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造成上下级关系的紧张。
毛泽东对这种保姆式的领导方法十分反感。他认为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级去办，发动群众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后来他又把这一方法概括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基于这样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非常尊重下级的职权，在一般情况下，对属于下级职权范围内的事，不随便干预，而是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与此同时，他还鼓励他的下级勇于负责和开拓，他说：“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就就是经过冒险才得来的。”
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战友和下级，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对这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在任用他时，总是用而不疑，十分信任。1947年3月，胡宗南以23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时身为军委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在军区司令员未回延安之前，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同意，放心授权。在与敌周旋的激烈战斗中，彭德怀大胆指挥，当有时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一致时，毛泽东总是充分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支持他的战略决断。结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后，形势大为改观。毛泽东为表示对这位军事家的赞赏，再一次挥笔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着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彭德怀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赴朝作战。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国作战，面对的又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指挥战斗，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去了大量的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但这些电报指示的结尾通常都是“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给了彭德怀极大的自主处置权。而彭德怀一上任，就充分地行使了他的职权。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到敌方兵力后，将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方案，改为将已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部队进抵朝鲜后，根据敌情的新变化又请求增派两个军入朝。这样由于六个军全部渡江作战，战争初期对遏制敌人的猖狂进攻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67天的战斗，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进行了两大战役，歼敌51800名，迫使美军退守于“三八线”。这时彭德怀和毛泽东在要不要过“三八线”问题上发生分歧。彭德怀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反对过“三八线”，要求实行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计划。为此，彭德怀亲自回国向毛泽东阐明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由于彭德怀的精心设计和安排，也由于毛泽东尊重彭德怀的意见，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让他充分使用自己的职权，迫使敌人坐到了谈判桌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与他十分注意发挥彭德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是分不开的。
用人不疑，大胆授权，是一门领导艺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统率千军万马的统帅，并能克敌制胜，关键在于他不随便干涉下级工作，能够充分发挥和调动下级的独创性，使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
四、宽容大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领导者的宽容品质能给部下以良好的心理影响，使部下感到亲切、温暖、友好，获得心理上的慰藉，从而放开手脚进行工作。古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弘气度，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下级的作用，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对待部下一直是宽容大度的，甚至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他也是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对待他们，以达到团结人或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
井冈山斗争初期，林彪散发了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反映了他和一些人关于“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为此，毛泽东作了认真的思考，并于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对林彪以及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指出林彪对革命形势作悲观的估量，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这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的右倾思想，其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因为他被当时敌强我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没有抓住被这种表面现象所掩盖着的实质。这种善意而客观的批评对纠正林彪及当时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8年后，林彪读到此信仍耳热心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林彪的姓名。鉴于林彪在以后的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战功，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在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把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毛泽东在对待王明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大度的胸怀。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王明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之火一度陷入几乎熄灭的困境，但是，毛泽东历来认为，只要弄清了是非，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包括对像王明这样犯有严重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人。毛泽东曾严厉批评王明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的无知妄说，并指出我党多次吃这种钦差大臣的亏。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却主动提议把王明以及其他几位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
为了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他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他们之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不可避免地会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带进了党内，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
尽管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做了代表们的工作，但在选举会上，他仍然十分注意，担心王明等人选不上。选举的那天，当代表们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没有走开，一直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票快唱完了，王明的票数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走了。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对于曾经跟随王明犯了“左”倾错误，后来又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博古同志，毛泽东也是给予团结和信任，并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在七大上，博古也被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博古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毛泽东在《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的悼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他给予了包括博古在内的遇难烈士以正确评价。这些评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客观、正确态度，也表明了毛泽东在为人处事中对下级的宽容大度的胸怀。
人无完人，孰能无错。正是因为对下级有颗宽容之心，毛泽东才获得下级的爱戴和拥护，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业才汇聚了千百万的杰出人才，毛泽东领导的事业才取得成功。
五、充分信任，毫不猜疑
任何领导者要想有效实施领导，必须取得被领导者的信任，同时，上级的信任是下级工作的动力和前提。如果下级觉得上级对自己不信任，轻视自己，常常会自暴自弃，故意闹别扭，找麻烦。在为人处事中，毛泽东对待下级是充分信任的，毫不猜疑。
1966年，武汉发生了“7·20”事件。
一天，毛泽东和杨成武在林荫道上散步。毛泽东问：“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便从武汉出不来了。”
又往前走了一段，毛泽东问：“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总理。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接着，毛泽东又说：“你报告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
杨成武迅速将主席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快把他们保护起来。
这里毛泽东对陈再道等下级的信任略见一斑。毛泽东知人惜才，他对下级充分相信，同时也获得下级的衷心爱戴。
在“文革”期间，一次中南海里有位服务员，同毛泽东很熟，她看到一些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就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朱德是黑司令。话还没完，毛泽东就发火了，他瞪着眼说：“不对，是红司令，红司令。”并告诫服务员以后再不准这么讲。
毛泽东一般很少对工作人员发火，但是，当他的部下受人乱说时他就发火，这正是建立在对下级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9·13”事件后，有一次毛泽东在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朱德也来了。当朱德走进会议室时，毛泽东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面前。毛泽东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高兴地说：“我很好。”
毛泽东拿起一支雪茄点燃，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红司令，红司令。”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这次会议后，毛朱二位再未见面。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了。当时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病发作，刚刚从生命垂危中抢救过来，已不能随意活动。华国锋向他报告了朱德委员长逝世的噩耗。
毛泽东躺在他书房内的病榻上，听完了报告，他用微弱的、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毛泽东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办好朱老总的后事。
毛泽东的成功离不开下级的支持和努力奋斗，他与下级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信任自己的下属，如同信任自己一样，但是，这种信任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深厚友谊的基础之上的。
第四节 关心爱护，无微不至
一、在生活上关心，在细微处关爱
有人说“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他不仅在百姓面前哭得出来，更多的是在自己的文臣武将面前掉泪。刘备为了树立这个感人的形象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眼泪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种以情动人的手段。刘备正是凭着这一手段，赢得了“人和”这个战略优势，靠“人和”这个战略优势，与占天时的曹操、占地利的孙权相争，并一举击败他们而三分天下。
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取得革命胜利的奥秘，也是靠“人和”，但他并不是像刘备那样，动辄涕泪交流，而是出于对革命的忠诚，对同志、对人民深切的爱，在对待下级同志时，在生活上关心，在细微处关爱。
1959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庐山，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领导着亿万人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毛泽东同志，竟为自己的一位警卫员的婚事而失眠。
警卫员封耀松是位长相标致、思想进步的好青年。由于他整天跟着毛泽东，和外面接触少，到了25岁还没有解决婚姻问题。为此，毛泽东责怪自己对小封不够关心，忽视了小封的婚姻大事。
第二天，毛泽东破例早起，而且破例不是为国家大事而早起。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封耀松提出了这个问题。封耀松以为毛泽东开开玩笑而已。谁知毛泽东以神奇的速度物色到一位合适的护士姑娘，并安排他们当晚见面。回北京后，毛泽东多次应封耀松的要求，帮他修改情书，封耀松和这位护士，在毛泽东的热心撮合下终成眷属。
毛泽东喜欢成人之美、助人为乐。一些下级由于操劳革命工作而耽误了婚姻问题，毛泽东便先后多次为他们牵红线，并且指导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对象。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就以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找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当有的同志在这方面遇到挫折时，他又鼓励说：速胜论不行，也不要有失败主义，还是搞持久战的好。
一次，专列女服务员姚淑贤，因为随车执行任务，误了约会，而且也没来得及通知男朋友。毛泽东听说了，有些着急：“糟糕，他要是等你一晚上见不到人，会有意见的。”虽然姚淑贤表示，将来可以解释，但毛泽东仍不放心，想了想，替姚淑贤写了四句诗，叫她交给男朋友：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一位党的主席，就连理发都规定不准超过10分钟，刮胡子修面不得超过5分钟，可他对下级的生活却是如此操心！
然而这正是毛泽东伟大之所在！因为他懂得：领导关心、爱护下级，是融洽与下级关系的重要方法。作为领导者，只有关心、爱护下级，急下级之所急，想下级之所想，才能使下级感受到上级的关怀和温暖，从而以满腔热情投身到事业中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红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抗战初期，因病在延安休养治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亲自派人给徐海东送了几块钱，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当徐海东重返前线后，旧病复发，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在打给徐海东200字的电文中，最后8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在鲁南时发现小便带血。当时鲁南缺医少药，毛泽东得知后，很快发来电报，指示：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好一点，但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当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但第二天，却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一个急电：罗荣桓身上有枪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细心和体贴，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罗荣桓在淮南治疗了一个时期后，带了一位医生返回鲁南。辽沈战役前夕，部队进军大连。刚一进城，毛泽东就来电报催罗荣桓到医院检查。当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毛泽东又担心大连的医院不可靠，亲自布置如何就医。手术后两个月，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罗荣桓再也躺不住了，立刻返回前线。北京解放，中央从平山进北平时，罗荣桓率部队南下，行到天津，突然晕倒。毛泽东闻讯，马上派黄树则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平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建国以后，毛泽东又为重病的粟裕是在青岛还是在北京休养而操心，并为带病工作的罗荣桓设计了“少开会，甚至不开会”的工作方式。对于积劳疾而休养的任弼时，毛泽东曾专门送一群红鱼供他观赏。而对于只顾打仗、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彭大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几次打电报，要他注意构筑坚固的防空洞，并且要“立即修建，万勿徒忽”。
1960年冬，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却诚心地惦念着到河南许昌专区参加整风整社的秘书林克等同志。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情真意切，使人心头热乎乎的。
他在信中说：“……我给你们每人备一包药，让护士长讲一次如何用药法。……你们如果很饥饿了，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落款上清晰地写着“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当然肉是没有的，但他有这份心意，大家就感动不已了。后面紧接着是一句附言：“今天生辰，明天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一个老人对晚辈的关怀、慈爱之心，跃然纸上！林克同志至今还珍藏着那封信的复印件。
毛泽东就是这样地关心下级，他对下级的关爱，无微不至，超过一般宽厚、慈爱、操心的长者。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在给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的临别赠言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话语：“生活有困难就给我来信”。只要他们谁来信说生活困难，毛泽东无不解囊相助。在他的工资开支计划表上，帮助身边同志是一个专项，有时不够了，就动用稿费。
一个人生活在团结友爱的集体里，相互间的关心、理解、尊重，都会产生兴奋、愉快的感情，迸发出前进的动力。几十年如一日，毛泽东除了在政治上、工作上对下级严格要求，对他们生活上关爱，无微不至，因此他也与下级建立了融洽的人际关系，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二、雪中送炭，关键时刻伸援手
“一枝一叶总关情。”人的感情是细腻复杂的。领导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上下之间的情感交流，至于一个人在困难时，比如家遭不幸、身染重病、身处逆境、遭受打击等，领导者伸出友谊之手，敞开温暖的胸襟，雪中送炭，更能创造上下间深厚的感情，使部下无比感激，产生“受人滴水，报之涌泉”的感情，产生奋发向上的工作精神。
毛泽东对下级关心爱护，总能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伸出援手。这样的事例在他与下级交往中屡见不鲜。
毛泽东历来反对不爱护下级、草菅人命的粗暴、野蛮行为。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长征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听到陕甘宁边区干部和群众反映，刘志丹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在一个月前被捕，有的被杀害。他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等人去接替陕甘宁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出发前，毛泽东嘱咐：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后经查明，刘志丹等同志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所谓“右派”、“反革命”的证据，大部分是审理案件的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少数是坏人蓄谋破坏故意捏造的。毛泽东立即宣布释放这些同志，恢复其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戴季英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消息传出，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救下了刘志丹，使刘志丹感激万分，以后在革命中舍生忘死，奉献了一生。
有独无偶，在1927年，毛泽东也亲自处理过一桩失手人命案。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和教导队一区队长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黄埔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但是陈伯钧失手打死了吕赤。按当时的军法，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痛惜。陈伯均16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并任排长，他作战勇敢，顽强不屈，身患重病仍毅然上了井冈山。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曾派遣他跟游学程、徐彦刚三人最先上井冈山，帮助训练和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农军。陈伯钧可说是工农红军中最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如今打死了吕赤，虽属无意，但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能安人心，但吕赤死了，已经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再处死陈伯钧，岂不使党的损失加重！
为此，毛泽东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找去商量。他说：“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让一个好同志抵命，是对革命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讨论一下，给陈伯钧一个适当的处分。”蔡、张两人都觉得毛泽东说的道理令人信服，便立即回到教导队给大家做工作。经过商议，结果给了陈伯钧留党察看和打手一百板的处分，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完满，陈伯钧和大家都口服心服。
陈伯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望，经过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我党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这正是毛泽东爱才护才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使他的下级永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错误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但他在保护干部方面却做了大量工作。一次，毛泽东看到了丑化中央领导干部的百丑图，他愤怒地指示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当听说蒯大富不仅搞了一个百丑图，还发明了一种喷气式把老干部整得很苦时，毛泽东站起身，愤愤地说：“当年搞土改、斗地主就用这种方法。他们把我的话说成是最高指示，是伟大教导，可我讲过许多次对老干部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不要搞体罚，他们为什么就不听呢？你去告诉钓鱼台的人，就说毛泽东讲的最高指示：不许搞喷气式！”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毛泽东听说那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下级受到迫害时，他立即保护他们，先后公开说过他是陶勇、贺龙等人的保皇派，反对林彪、“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为了让他的老下级免遭摧残，毛泽东公开重新评价了他们。对朱德，他说：“朱毛朱毛，没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关于叶剑英，他说：“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瑞大事不糊涂。”关于陈毅，他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关于聂荣臻，他说：“荣臻可是个厚道人。”关于徐向前，他认为“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那是张国焘的事情”。至于贺龙，他指出：“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这些话，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的战友和下级，这也是毛泽东讲这些话的目的所在。
作为一位杰出的领袖，毛泽东总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的下级说话，像及时雨在他们需要他的时候，给他们以援手。这充分地解决了下级的困境，保护了下级，也同时使上下级关系在关键时刻得到了考验、升华。
三、政治关爱，注重培养
作为领导者，对下级光爱护还不够，还要积极对其加以培养提高。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必须善于爱护干部。讲到爱护干部的方法时，他说方法之一，便是“提高他们”，要给他们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为此，他非常注重培养下级。
早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为了培养干部，毛泽东领导创办了一系列学校，如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公略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等。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经常给学员讲课，关心学校发展。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注重要求干部们在学习中提高自己。他常对下级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在抗大校务办公会议上对大家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读书先粗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他的帮助下，抗大很快掀起了读书的热潮。
“工作之后，加以学习，更好工作。”这是毛泽东1948年6月6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给警卫员张林的亲笔题词。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少，他有空时，就拿起书报教他们认字。有时外出，看到张贴标语，毛泽东就考考警卫员，有不会认的字，就教他们认。为了巩固识字成果，毛泽东叫警卫员把每天买来的东西和吃的饭菜名称都记来，这是促使他们学习的好方法。到延安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多些了，除警卫员外，还有勤务员、机要通讯员、炊事员、司机、医生等。毛泽东则要求他们除搞好本职工作外，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当时，毛泽东对他们的学习采取了三条措施：
（一）主席亲自教或派人教。
（二）组织学习小组互相教。
（三）定期派往各类学校去进修。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教导下，有的人由目不识丁，通过学习锻炼，后来成了有用之材。警卫员吴吉清来到毛泽东身边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通过学习，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建国后还能写回忆录。
对于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下级，毛泽东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同。他曾苦口婆心地劝告下级：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理城市。你们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书，两年不就是两本了吗？三年不就三本了吗？要当先生，先要当学生。
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影响，使一代革命者的文化素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也加深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之情。
对于下级干部的培养，毛泽东重视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专门知识的学习和科学世界观的树立，但他更注重的是实际工作的锻炼。他认为，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是最无知的，他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能成为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他认为只有经过实际斗争生活的磨炼，才能培养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材。
在长征途中，部队非常困难，党中央要动员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向陕北苏区前进。毛泽东便委托在苏联学习、工作了五年，刚回国参加革命战争不久的伍修权写一个部队政治训令，以激励全军。当看到伍修权觉得难以完成任务的表情时，毛泽东便极力鼓励他大胆写，并说：写不好没关系，我给你改。伍修权写出初稿后，毛泽东对初稿进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最后满纸密密麻麻几乎都是他的字迹了。很显然，要是毛泽东自己起草，一定会比为伍修权修改省力，但为了培养、锻炼干部，他选择了这个使自己更为吃力的办法。
1939年，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周小舟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也主张他到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两年后，周小舟到冀中区工作，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周小舟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建国初，他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负责干部。50年代毛泽东再次见到周小舟时高兴地说：“小舟变成了大舟了！”
领导者这种关心下级的成长，注重培养下级的做法，深深感动着下级。在毛泽东逝世将近10年时，他的一个老下级还满怀深情地说：“我曾有幸多次亲聆毛主席的教诲，深深地受到他的思想、品格的感染和熏陶。尽管岁月流逝，但毛主席给我的启迪和教育，却是那样经久弥新，虽然只是片断的回忆，但连缀起来，对我仍然是自我教育的新篇。”这席话无疑代表了毛泽东所有的下级的心声。
四、批评帮助，爱护而不庇护
在为人处事中，上下级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决于上级对下级和群众利益的关心爱护程度。因此，毛泽东对下级政治上爱护，生活上关心。但是，他对下级爱护而不庇护。对于下级的错误、缺点或不足，他总是及时指出，批评，帮助改正。
1928年秋，驻在宁冈的敌人大部队撤走了，只留下一个营。毛泽东、朱德率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来到宁冈。当时敌人正出早操，被红军突然的攻击吓住了，连房子都没敢进，就向东北山上跑去。指战员们忙着收缴敌人的武器，一个人背好几支枪，围好几条子弹袋。毛泽东、朱德身上也围了几条子弹袋。把敌人的武器收拾完了，毛泽东指挥部队，马上撤回井冈山。快到山下时，毛泽东叫司号员吹号调队伍。这时，指战员们刚发完子弹，有些战士嫌子弹分得太少。
毛泽东知道了部分战士的情绪，认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利于战争的需要，也不利革命队伍的建设发展。当把队伍集合在山沟里后，他看到了战士们心里很愉快，于是含笑地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说好不好？”“好呀！”大家愉快而响亮地回答。“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打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大家打得都很好！……这次得来的枪，三十一团和别的团枪还少，要多给他们。”毛泽东接着又说：“同志们枪得了不少，子弹也得了不少。有的同志嫌子弹分得太少。”说着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驳壳枪笑着说：“我这只手枪只有三颗子弹，真正打起来我到哪里找子弹去！你们得了那么多子弹，你们一颗也没有给我。”这一来把大家都说笑了。最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大家：“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把子弹都给了一个人，他也不能打胜仗！”
毛泽东委婉地对嫌分枪分子弹少的战士进行了批评。
1929年4月，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江西于都胜利会合。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有几个同志因伤病留在井冈山治疗，康复后编入红五军。这几个同志见了肖克，都要求回四军。肖克就到军部找毛泽东，提出要这几个同志回来。
毛泽东笑着问肖克：“四军人多，还是五军人多？”
肖克说：“四军三、四千人，五军才六、七百人。”
毛泽东又说：“五军本来人少，还要他们几个人回来，不是更少了吗？”
肖克说：“是他们要回来的。”
毛泽东严肃地对肖克讲：“你要说服他们，先要说服你自己。都是红军，五军多些人不更好嘛？”
肖克顿时感到不好意思，有些尴尬，敬了个礼马上走了。
庇护下级的缺点错误，不仅是办事不公正的表现，而且不利于下级的健康成长。在与下级交往中，毛泽东坚持对下级应当爱护而不庇护，不仅有利于实现领导目标，而且对下级也是另一种关心爱护，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获得下级们的爱戴和拥护。
第五节 从我做起，言传身教
如何缩短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这是每一个领导者都在思考的问题。毛泽东的做法十分简单有效：处处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尽可能和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一样，坚决反对领导干部搞任何形式的特殊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是无声命令，是最好的示范，对下级的行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一、不贪图享受，两袖清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廉洁高操，公而忘私，躬冒矢石，出生入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真正赢得了广大人民真诚的拥护。其中，毛泽东是不贪享受，两袖清风的杰出典范。他以自身的言传身教引导、教育下级。
1940年冬天的陕北，好像比往年更加寒冷，过冬的棉帽显得格外重要。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自己动手赶做了一批棉毡帽。但由于条件差，原料不好，做工也很粗糙，做出的毡帽。虽然挺暖和，样子却实在难看，让别人一看就忍不住要笑，就连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员也不愿意戴它。毛泽东听说后，率先戴了毡帽子。以后，他外出开会、作报告时常常戴着去。毛泽东带头戴毡帽子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也就纷纷仿效，竟然掀起了一股“毡帽热”。后来，边区人民编了一段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见了像龟孙子。”
在延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一个星期只改善一次生活，吃一顿馒头。
大家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身体不好，提出：“我们少吃一顿馒头，让毛主席多吃点馒头，不要搞平均主义。”
毛泽东知道后坚决不肯，他说：“还是大家一块吃。”
在延安，从中央首长到每个炊事员，都是三年发一套棉衣，两年发一套单衣，每人每月五角零用钱。无论是棉衣或单衣，都是用谷草灰煮成灰色，因为当时连染料都没有。为了节约开支，大家的棉衣或单衣都是补了又补，到换装时都争着不领新的。袜子也不够穿，大家就冬天穿袜子，夏无赤脚穿草鞋。
毛泽东的服务员李晋用自己纺的纱给毛泽东织了双袜子。毛泽东舍不得穿，又让李晋纳了双布袜底，然后把织的袜子从底下剪开翻起来缝上，再把布株底缝到下面。毛泽东说：“这样经磨耐穿。”
大家知道毛泽东这样改造了袜子，也都跟着学开了。
1947年，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不久，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到牛官寨，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热情招待他，特地吃了一顿高粱米饭。张俊贤望着毛泽东和周恩来消瘦的面容，端着饭碗流下了热泪。回到县委，他对同志们说了毛泽东平日吃糠菜糊糊，为招待客人才吃一顿高粱米的情况。大家难过地议论：“咱佳县再穷再苦，也不能让日夜操劳的毛主席受委屈！”一致要求杀两只羊送给毛泽东。县委派人把羊送到牛官寨，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后，亲切地对来人说：“谢谢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做了。老百姓很苦，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说完，拿起毛笔在县委的来信上批示：“送给伤病员吃。”然后就让工作人员把羊肉送走了。
作为党中央的主席，毛泽东是艰苦自洁的典范。毛泽东在进城前夕，竟然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真像是穷秀才进京赶考来了。来不及做新衣，他只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先后会见了张澜、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知名人士。到开国大典时毛泽东才做了一套新衣服。建国以后，毛泽东也总是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从1953年年底至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肥皂洗，他从没用过牙膏。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他从不因为自己身居要职而贪图享受，他始终是两袖清风。
毛泽东廉俭是众所周知的。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生活作风。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尤其厌烦宴会。对于招待外宾，他也作过指示：“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好东西，但毛泽东每次都摇头。有一次，他敲敲盛着米饭的碗望着徐涛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他还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
1960年，当饥饿的人们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流窜时，毛泽东宣布了他的“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下决心和人民共渡难关。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有时几天没吃粮，7个月没吃一片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宋庆龄曾关切地由上海赶到北京，送毛泽东一兜螃蟹。周恩来多次劝说毛泽东吃口猪肉，毛泽东总是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毛泽东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带头不吃肉，党的干部廉政形成风气。陶铸身为广东省委书记，因为炊事班师傅为他额外炒了一个肉菜，他大发脾气，并且倒进了痰盂盆内。
孔子云：“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省之。”正是因为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清廉为立身之本，全党和政府的领导才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才使我国在建国以后政通人和，民风淳厚，涌现出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好战士雷锋等一代风范人物。
二、以身作则，不特殊化
以身作则，从我做起，这是毛泽东处理与下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和建设征程中，毛泽东从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时刻把自己和普通人并列一起，不搞特殊化，并且时时、处处、事事做到以身作则。
为了战胜边区的经济困难，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也要求分一块地进行开荒生产。警卫员们劝毛泽东：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劳动生产了。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也应该响应号召。结果，毛泽东亲自参加劳动，工作之余锄地、挑水，开展生产活动。毛泽东亲自加大生产劳动的消息传出后，驻地老乡深受感动。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成天闲逛不务生产，当他看到毛主席冒着炎热在地里锄草、浇水，感动得落了泪，马上参加了生产劳动。至于那些劳动观念淡薄的下级就更不用说了。在毛泽东的行为激励下，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并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仍然做到事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搞特殊化。他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中南海内一所古老的砖瓦平房院落里。其中，一个过道将北房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的一间是毛泽东的寝室，一张硬板床摆在靠北墙的中间。床头西边有个小桌，上面放着台灯和烟具。西山墙南侧挂着两件随时穿用的衣物。还有两把椅子散放在室内。再没有其他陈设了。当中的过道，摆着一张圆桌，就算是餐厅了。西厢房是图书室，贮藏着毛泽东经常阅读的书籍。办公室在东厢房，一张写字台靠近西窗下，写字台前是一把老式的转椅。东面墙前摆着三个沙发，一大两小合抱着一个茶几，靠近北墙立着一个衣架。这就是毛泽东昼夜操劳、日理万机的办公设施。
寝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可通，不管刮风下雨，毛泽东去办公时，都得穿过露天的院落。50年代，行政管理部门想把这所古老的房屋修缮一下，改善改善毛泽东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但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拒绝。1960年前后，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回来后发现居住的房屋作了较大的修缮，很不高兴，很长时间拒绝在修缮过的房子居住和办公。
领导者以身作则，处处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搞特殊化，是领导者处理与下级关系的有效方法。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领导者如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了好风气，形不成群体合力，也改善不了与下级的关系。因为作为领导者说得好，做得差，或是只要求下级去做，自己不身体力行，对下级就缺乏应有的号召力、影响力。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就是这个道理。而毛泽东就是以身作则的典范。
三、同甘共苦，官兵一致
毛泽东在一生中反对搞特殊化，他在与下级相处过程中，更是注意讲究官兵一致，领袖和人民一样。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时刻注意与下级打成一片，有苦同当，有“福”也同享，患难与共，同甘共苦。
1937年1月4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从保安出发，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第二天傍晚，队伍来到保安县的寺儿台。毛泽东住在老乡的土窑洞里。警卫员贺清华给毛泽东烧热了炕，正要出去，毛泽东叫住他说：“外面人多地方小，睡不下，今晚你就跟我一起睡吧！”贺清华正在犹豫，毛泽东笑着说：“怎么，这么大的人了还害羞？没关系嘛！”贺清华坐在炕边上，等待毛泽东办完公一块休息。毛泽东看着贺清华那困倦的样子，笑着说：“你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贺清华躺在炕的一边，不料一躺下就睡着了。毛泽东见他睡着了，轻轻给他盖上被子，又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他身上。贺清华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到毛泽东的声音：“贺清华，快起来，炕上着火了！”贺清华起来一看，褥子被烤黄了巴掌大一块，中间还烧了一个窟窿。毛泽东看到贺清华焦急难过的样子，便安慰说：“没有关系，不要着急嘛。褥子烧破了，补补就行了。来，换个地方睡！”毛泽东把褥子重新移了一个地方，招呼贺清华睡下，又把大衣给他加在被子上，自己才睡了。
许多年以后，贺清华回忆这件事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一觉终生难忘。毛主席叫我和他一起睡，就是考虑到外面人多地方小睡不下。其实，我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地方躺一晚，但是，毛主席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叫战士们永远难以忘怀。”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战士们一起行军走路，一起吃野菜，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解放后，他仍然和战友同事们一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为人处事过程中，他是与下级同甘共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