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毛泽东品读《汉纪》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时代，事态百变，人才辈出，毛泽东特别对汉武帝与匈奴相争一事为之神往。因为他认为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汉书》是毛泽东阅读最勤的正史之一，毛泽东读《汉书》，最喜欢读《赵充国传》。敢于坚持真理的赵充国，一直是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一位历史人物。毛泽东对《后汉书》的文采很欣赏，虽然对东汉的历史没有太大的兴趣，认为：“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不过，由于东汉的士大夫很讲求气节，因而毛泽东读《后汉书》时也很重视东汉士大夫的节操……
26.刘邦是杰出的政治家
原文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1页。
原文
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摘自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品读解析
刘邦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以一平民百姓开创几百年王朝基业的第一个人。他出身“微细”，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对刘邦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等。同时又记载了刘邦的另一方面，“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些大概是刘邦出身“微细”而又有不凡的意气抱负的“老粗”本色。
毛泽东很欣赏刘邦这个人物，对他的生平遭遇、奋斗历程、才德风格等等，都非常熟悉，多次评论，引以为戒。在毛泽东看来，刘邦的成功，与他出身下层很有关系。他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然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有关。
有感于刘邦等人的经历和业绩，毛泽东曾得出一个结论：“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我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这些话题，毛泽东很感兴趣，晚年谈史，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杨广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也是能诗能赋。而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列举的这些事例，说明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
在毛泽东看来，刘邦之所以胜利，他自身的一些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同情人民疾苦。他曾与项羽及诸侯相约，最先夺取关中者为王，其后他果然先夺取关中，进入关中后，他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得到关中人民的大力支持。刘邦即皇帝位后，虽然基本实行的是秦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但他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都为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其次，刘邦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固执武断。古籍中记载了他不少肯于纳谏，善于选择的事例。一是见郦食其，采纳他攻取陈留之计。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等正确举措。使得刘邦一步步走向胜利。
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之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他能够知人善任，采人所长。刘邦夺取天下后曾自我总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充实国家，安抚百姓，宽筹粮饷，吾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中豪杰，吾能用之，故取天下。”刘邦所说的“用”，就是肯于纳谏，善于选择。这也是毛泽东特别称赞的地方。
27.项羽逊色了很多
原文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21页。
原文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摘自毛泽东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见《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74页。
原文
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从前有个人作了一首诗，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摘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40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对项羽作过多次评价，有时单独评价，有时与刘邦一起评价。当与刘邦放在一起时，则是作为刘邦的对立面，作为失败者总结其教训时说的。项羽作战英勇，史有定论，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但项羽刚愎自用，不肯纳谏，图爱虚名，终招失败。所以毛泽东谈到项羽时，多是从总结其失败的原因、教训入手的。
毛泽东对项羽失败的原因说了很多，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条是项羽不是政治家。他的“沽名”，他的“妇人之仁”的政治短见，都是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战略思想和胆识的表现，这些将在本书中毛泽东对项羽失败经验的总结中详细论述。
但是，毛泽东对项羽也不是全盘否定，认为他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还是一个有名的英雄，还要学习项羽的英雄气节。
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男儿本色，仍旧是一名顶天立地的英雄。毛泽东青年时代，他憧憬过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在延安的时候，他说项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宁肯自杀，也不投降，很有气节，远比汪精卫、张国焘之类好，是值得学习的。项羽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由于他自身的一些弱点，最终兵败垓下自刎身死。但这种死是一种英雄的死，这种英雄气概不仅表现在生命最后的慷慨悲歌，豪兴勃发，率所余残骑于敌军重围之中驰骋拼杀，而且表现在突围到乌江边，本可东渡脱身之际，却慷慨庄重地选择了死。既然英雄事业未就，苟延性命当非壮士所为，他终于带着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惭愧，自刎于乌江之滨。正是由于他的英雄气概和悲壮之死，使得后人至今依旧怀念他，为他的失败而叹惜，有千载不平之余愤。“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人们至今思念项羽正是从这位无所畏惧的英雄身上找寻那种值得崇敬的品质。他那首慷慨悲歌，千载之下犹令人闻之而感喟。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了1948年6月，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蒋介石到了“事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不成眠”的境地。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并于1948年10月下旬在北平与傅作义商定偷袭石家庄，企图挽救其败局。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曾三次书面向毛泽东急报解放军部署情况。当时，解放军主力部队都在远处作战，石家庄实际上是座空城。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指示中央机关做好撤离准备的同时，亲自导演了一幕“空城计”。毛泽东于1948年10月27日、31日分别为新华社写下了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和《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两篇文章，揭露敌人进攻石家庄的阴谋，说明解放军和民兵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在《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项羽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论说（见前引文）。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弟子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持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
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项羽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正好说明了毛泽东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眼光。他的论断之所以独特而精辟是因为他总是以理性的态度去思考，不轻易盲从，不丧失自我，不人云亦云，这也正是一个伟人难能可贵的品质。
28.“文、景”也是守旧派
原文
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摘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品读解析
西汉的文、景二帝，历来史家评价甚高，称他们统治期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有“文景之治”的美誉。但毛泽东却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他在1957年与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价了汉代的几个皇帝，在谈到文、景二帝时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他将“文景之治”看成是文景二帝继承高祖政策的成果，而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大胆的改革与创新，因此，此二人是守成之君，进而是无能之辈，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评价。
文、景二帝在位期间，继承了刘邦制定的“顺民之情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少干预，使百姓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从事生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继续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约法有禁”，废除严刑酷法，对外与匈奴约和。
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渐渐地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侵扰，“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最终酿成七国之乱。因此，毛泽东称文景二帝为无能之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毛泽东将他们称为守成之君，认为不值得称道，则反映出毛泽东的个性和志趣。毛泽东喜欢“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也喜欢这样时代的人物，如刘邦、朱元璋、汉武帝刘彻，而对和平时代则不甚喜欢。他说：“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不喜欢文、景二帝的原因。
29.韩信作为晚辈打败了长辈
原文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让他钻“胯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摘自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198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重点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青年，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人，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毛泽东还说：“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接着他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其中就包括韩信。
韩信青年时代因家贫而行为放荡，为了求食度日，受人讥讽，面对恶势时甚至甘受凌辱。他的能怒、能忍、能知恩报德的气质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毛泽东举韩信为例，在于以历史人物说明青年人尽管经历坎坷，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并表示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30.汉武帝有大气魄
原文
……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摘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品读解析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述了汉代的几位皇帝。他认为广为史家赞誉的文、景二帝实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原因是“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创新。他非常欣赏汉武帝，认为他“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
的确，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击匈奴的措施，使得西汉王朝空前强盛，这充分展示了汉武帝敢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与只知守成的文、景二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曾说过：“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看来这正是毛泽东赞叹汉武帝的重要原因吧。
31.赵充国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
原文
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原文
说服力强之效。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25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对赵充国的行为十分赞赏。为此，他不仅在《汉书·赵充国传》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六个字，还特意在与他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交谈时拿出《汉书》翻到《赵充国传》，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32.汉元帝优柔寡断
原文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
——摘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原文
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政，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
——摘自毛泽东1959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的谈话。
品读解析
1959年4月10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政，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
汉元帝与父亲的争论事实上就是“王道”与“霸道”的争论。所谓“王道”，指用礼义教化众官和百姓，儒家称之为以“仁义”治天下；所谓“霸道”，指凭借武力、刑权势等进行统治，霸道往往以法家思想为依存。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有这样的基本倾向：人们总认为王道比霸道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王道、霸道属于两极，各有短长，很难对其进行简单的对比和褒贬。王道注重感化，注重情感的沟通，因而统治往往容易维持长久；但不足之处是容易给不法之人以可乘之机，容易导致吏治腐败，当然为政效果也需要较长时间方能达到。王道发展到今天就是民主，它已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霸道则注重强制，注重理性的依归，所以统治往往不易长久，但也会短期里使政令生效。霸道发展到今天则为法治，已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上的法。对此，孔子早就有过精彩的论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践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优秀的为政治国策略必须是宽猛相济，将王道与霸道较好地融会，使二者的优势得到发挥，而使其弊端得到弥补和消解。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理想的为政者应该是兼合霸道和王道两面的长处，在经常强调民主的今天，更应该注重“法治”的作用。
1959年4月20日，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毛泽东又召见吴冷西等人，重提他4月10日对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据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所谈：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与他自己来到卧室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在会谈中，毛泽东重提他10天前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毛泽东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二是用人讲起，评说了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毛主席接着又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并讲了前引的评价汉元帝的话。
这两次谈话，毛泽东从王道与霸道关系方面入手，阐述治国的道理，并批评了人民日报社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他要新上任的《人民日报》负责人以汉元帝为鉴。为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读《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评价较高，对汉元帝则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汉元帝以“书生”方式治理国家，不能做到王道与霸道并用，屏弃名、法，致使汉业转衰，只能是庸碌无为的衰弱之君，而刘邦、刘彻二人则较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刚柔并济，宽猛兼施，一生中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他们才算得上真正的政治家。1959年，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习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他还对林克谈了自己的读书体会，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趣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实在也是他个人对汉朝几个皇帝的总体评价。由此可知，他较欣赏的是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和昭帝。这也是因为以上诸帝能较好地处理王道和霸道的辩证关系，将国家治理得兴盛强大。而汉元帝榜上无名，自然是不足道的。
33.王莽已经很重视农民问题了
原文
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土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目耳。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摘自《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12页。
品读解析
以往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同时，王莽也是中国历次变法改革的失败者之一。毛泽东对王莽篡位的看法，自是史学界一家之言。对农民土地的看法是否影响到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成及设想呢？
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弱者无立锥之地。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田耕，有屋居，才能均田地，平贫富。显然这种大同思想的实施是不能靠空想来实现的。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借用了王莽推行“井田制”这一典故，从正面肯定王莽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以此来说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王莽的形象一直是“奸佞、伪莽”等等。对王莽的改制，史学家评之为“倒行逆施”。时至今日，早已是盖棺论定了。毛泽东语出惊人，认为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说王莽代表农民利益。如果站在历史的大角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评说王莽其人，抛弃其个人野心及私利，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来“患寡不患均”这一问题。
34.刘秀更适合当个大学士
原文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
——摘自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592页。
原文
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
——摘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页。
原文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摘自林克《毛泽东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见《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9页。
品读解析
光武帝刘秀出身太学生，是历代帝王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虽然也是个出色的皇帝，但比起他的先祖汉高祖刘邦却又逊色得多。毛泽东指出这一历史现象为：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谈到中国的历史，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毛泽东曾说过“老粗出人物”的话，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读史而引发的感慨。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对于乱世时期老粗们胜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却特别地感兴趣。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现象：恰恰是那些并不具有过多文化知识，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的人，反而能够礼贤下士，利用别人的热情和能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相比之下，识人用人方面，刘秀是不如刘邦的，其历史功绩也是无法相比的。
鉴于西汉晚期大臣权势过重，皇帝丧失权柄的教训，光武帝采取措施，不让功臣、外戚把持军政大权，并从制度上加以改革，严加防范。另一方面则重视文治，提倡儒学，注重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客观上遏制了功臣贵戚的势力。使东汉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痒序盗门、斛筹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的局面。这种由乱到治的过程，显然读起来有味得多了。
35.班超也是在正当防卫
原文
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能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36—137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提到“班超的事业”是在他1939年1月17日致陕北公学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何干之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他欲研究民族史的想法，毛泽东认为很好，盼望他切实地去做，并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班超不是被动地防范匈奴的侵扰，而是采取主动的进攻策略，抵御住了敌人的侵犯。因此毛泽东认为这不在侵略范围之内，而是积极的抵抗。
36.司马迁发愤在受腐刑之后
原文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摘自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8页。
原文
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
——摘自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讲堂录》，见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品读解析
司马迁遭遇奇耻大辱后，精神遭到极大的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以更大的毅力、勇气和斗志，继续写作他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公元前93年，司马迁53岁时，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终于完成。司马迁受辱后惨痛的心路历程在他给朋友的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中有所表露。信中说，他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以前人身遭厄运但发愤著书的事例自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对司马迁这样一种为事业和理想与命运顽强拼搏的精神十分赞赏，曾多次引用上述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怕困难，勇于在逆境中振作精神，奋发有为。1957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接着他又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吴冷西：《要有五不怕革命精神》）。毛泽东从屈原、司马迁的遭遇和作为引申到对共产党员提出的“五不怕”，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和继承。
37.贾谊还得说一说
原文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210—1211页。
品读解析
1958年4月27日，这时正值全国大跃进的年代，到处热火朝天，创造新的建设速度，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读一读班固写的《贾谊传》，同时读一读贾谊写的《治安策》，还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两位看看。毛泽东的目的在于鼓励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也要解放思想，勇于作为，要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
毛泽东在50年代末批注王勃的诗文与生平时，再次提到贾谊。他说：王弼和贾谊，“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从毛泽东的赞叹和感慨中，可见毛泽东是爱才惜才的，特别是喜爱青年人才，注意培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38.成皋之战得益于指挥正确
原文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楚汉成皋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91页。
品读解析
楚汉在争夺成皋的过程中，刘邦以弱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楚军，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军事上主要在于对战略全局处置得比较适当。例如彭城失败后，刘邦鉴于汉弱楚强的劣势地位，转攻为守，退保成皋这一咽喉要地，这就屏障了战略后方关中和巴蜀，使汉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坚持长期的战争。在战争全局上，刘邦能及时采纳张良、韩信等人的建议，逐步制定出正面坚持、南北两翼牵制、敌后骚扰的战略方针，并坚决付诸实施。这一方针，使强大的楚军陷于多面作战的困境，使汉军实力得到不断的发展，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由被动转为主动，最后适时转入反攻，取得了全歼楚军的胜利。项羽虽然实力较强，但他在作战指导上缺乏战略头脑，没有通盘的考虑和打算，没有主要的打击方向，经常被敌方调动，东奔西跑，一味应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在战略上却是失策的，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彻底失败。
39.赤眉、绿林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原文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摘自毛泽东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页。
品读解析
以绿林、赤眉为主的新莽农民起义，历时十年，直接推翻了王莽政权的统治，打击了世家豪族势力，扫荡了奴隶制残余，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40.黄巾起义埋葬了汉王朝
原文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
——摘自《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品读解析
波澜壮阔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历时二十余年。这样一次猛烈而持久的农民战争，不仅是东汉时期农民反对世家豪族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而且是对秦汉以来四百年中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一次总结，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一个新的高度。这次起义之所以能达到新的高度，主要是因为世家豪族统治的形成，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发展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同时，也因为以张角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袖吸取了以往农民起义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一般说，农民起义是属自发性的，但是不能因此看不到农民起义的发展和提高，看不到农民起义领袖对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说农民起义属于自发性的，是指它最终不能达到自觉的高度，不是说农民起义的认识水平永远停留在一点上，没有发展。张角利用太平道作掩护，进行长达十多年的起义准备工作，拟订“内外俱起”，“八州并发”的起义计划，以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说明了农民起义领袖在斗争中提高了认识水平和斗争艺术。把革命农民及其领袖描写成浑浑噩噩、愚昧无知，那是错误的。
黄巾农民军不仅要对付凶狠的官军，而且还要同地方豪强武装作战，斗争得异常激烈，表现了惊人的勇气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那种气吞山河的战斗精神是永远值得颂扬的。
消灭世家豪族势力，是农民阶级长期的斗争任务。黄巾农民起义继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之后，与世家豪族作了激烈的斗争，暂时地局部地削弱了世家豪族的统治力量。曹操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统一了黄河流域地区，实行了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中小地主利益的政策。黄巾农民起义虽然没有完成消灭世家豪族的历史任务，但它毕竟沉重打击了世家豪族的腐朽势力，发挥了它所能发挥的革命作用，在农民战争史上谱写了气壮山河的一章。
41.长社之战体现了灵活的战术
原文
正，原则性。奇，灵活性。
——摘自毛泽东读《后汉书·皇甫嵩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34页。
品读解析
《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在皇甫嵩所谓“兵有奇正，不在众寡”一句下引用《孙子兵法》加了一段注释：“《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
正因为“奇正之变，不可胜也”，变化无穷，因而关于“奇”与“正”，历代兵家都有不同的解释。而毛泽东读至此，结合长社之战的实际，对此批注道：“正，原则性。奇，灵活性。”言简意赅地阐发了自己对“奇”与“正”的见解。
42.五斗米道最早实现了人民公社
原文
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领导的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巾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
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摘自毛泽东读《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8—151页。
品读解析
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历史人物和事件。其中最让他动情的，莫过于《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围志》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即本文抄录于前的第一、第二两段批语）。稍后，他把12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呢？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中央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七八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和山东范县，甚至打算试验两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八包”、“十包”，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谈《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毛泽东用现代汉语对这一纲领作了具体说明，诸如“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以及“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带有明显肯定的语气。而对于“从某几点看起来”“近乎”于此的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有意与“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其赞许与支持的倾向，也是明显的。在毛泽东看来，汉末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对于全党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叙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有“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大跃进”的一些做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
其实，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向党的领导干部推荐《张鲁传》。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关于《张鲁传》的两个批语以及在中央全会期间向与会者印发的做法，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毛泽东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也与他数十年参加与领导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历有关。
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题为《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时，曾经这样说：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农、工、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在《红旗》杂志1958年4月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毛泽东的这样一段话又被陈伯达引用，以作为人民公社体制的理论蓝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毛泽东1958年视察河北徐水时，曾十分称道那里仿照军队组织的连、营、团形式的劳动组织形式，他当场要求陪同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进行推广。当时有一个相当普及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规律化”，这一口号是由刘少奇提出又经毛泽东肯定的。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1958年前后，他还多次指出：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下，没有什么“花”，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分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级，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薪金制、军衔制等于等级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毛泽东认为，这可能与“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有关。他提出，可以通过开展批评解决“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要相信“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他希望，“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
显然，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结构，是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近乎《张鲁传》所谓“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冶”，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是“在一元化领导下”上下一致的“军事共产丰义”的平等关系，如同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风气，是“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类似《水浒传》农民军中“拼命三郎石秀”的精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价值取向，是注重理想与道德，提倡无条件奉献，完全不计报酬，如“自带工具、粮食”，“不要计件工资”等，甚至从根本上鄙视货币交换，这种观念，也“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儒家重义轻利的道德传统，联想到《孟子》书中开篇就首先予以强调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原则。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倾向，直到“文化大革命”，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仍然没有改变。他在1966年发布的“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的主张，仍然体现出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构想。
43.《史记》既严谨又准确
原文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原文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摘自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8页。
原文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21页。
原文
一误
二误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品读解析
《史记》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并终生喜爱的史书，它的作者司马迁也受到毛泽东的崇敬。
司马迁20岁后，心怀远大抱负，外出游历，考察史迹，采访史料，从长安南下，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一带。后来担任了郎中，在皇帝身边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多次随汉武帝巡游，颌奉使西征巴蜀。这些都使司马迁有众多的机会广泛接触人民，接触现实社会生活，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扩大了眼界，从而掌握和充实了自己对历史的感性材料。特别是掌握了许多难得的史料，使得他得以去伪存真，辨清珍瑕，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称赞《史记》“严格、准确”，恐怕与司马迁的这样一种精神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这种求实的精神，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并身体力行。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1917年暑假，他与朋友萧子升以游学方式步行调查。从长沙出发，经过宁乡，到安化，再到益阳、沅江，然后再回到长沙，历时一个多月，了解农民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实现了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讲堂录》）的初衷。
据介绍，毛泽东投身革命工作之后，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早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满怀激情，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戎马倥偬的游击环境下，抓住一切时机，写下了寻乌、兴国、长冈乡等数十万字的农村调查。全国解放以后，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工农业的生产建设情况。1961年8月在庐山，他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自己有三个夙愿：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写自己的一生，包括缺点错误，让世人去评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是毛泽东立场和理论水平的反映，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思想方法。联系到他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议，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毛泽东善于继承发扬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
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讲到“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很严格、准确”，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据历史学家分析，司马迁贯彻了“实录”原则。他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威震四海的帝业，不因陈涉起于陇亩而淡化其反秦首事的功勋，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讳言其无赖本色，不因吕后以女主临朝而抹杀其显著政迹，不因文景之治而无视其内乱边患，不因汉武帝雄才大略而回避其贪功好事。对于权贵的狡诈逢迎，残忍贪婪，倾轧争斗，固然予以揭发，即使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掩饰其心胸狭窄，过于自负，甚至滥杀降卒的过失。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是对先秦史官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了司马迁的高尚史德。
44.《治安策》值得一看
原文
《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化，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四月二十七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品读解析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顾名思义，它是贾谊为国为民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在汉文帝时，西汉王朝经过近四十年的统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和恢复，政治比较稳定，正是“文景之治”的清平盛世，而贾谊以他特有的政治家的敏锐和崇高的责任感，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了国家潜伏着的种种隐患和危机。《治安策》中开宗明义地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提出了九个主要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当朝权贵们掩盖矛盾、戤功颂德的错误做法，并尖锐指出：如今的形势犹如睡在一堆点了火尚未燃起来的柴草上一样危险。
贾谊在《治安策》中，为之痛苦的是：诸侯王叛乱，企图夺取中央政权。他分析了发生诸侯之乱的根源之后，提出缩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的对策。贾谊为之流涕的是：一是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二是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态度软弱，不敢碰硬。他建议朝臣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尤其要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贾谊为之长叹息的是：第一，社会风气日益奢侈腐败，已经到了“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严重程度。老百姓贫困破产是社会动乱的基因。第二，汉朝建立后，对亡秦的遗风余俗，未加丝毫涤荡扫除。第三，对太子的教育未予足够重视。贾谊一再强调当政者应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可惜其他三项内容在班固的《汉书》中没有记载，也许当初班固是选择了主要三项，其余内容已渺不可查。贾谊的《治安策》是其通过深刻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提出来的治国匡时的良策。他从历史到现实举出种种事例进行分析论证，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文笔朴实犀利，感情中肯真挚。因此，毛泽东称赞它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泽东评论《治安策》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做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能使太子见恶行”。这样太子整天和正人君子在一起便不会学坏。这种把太子放在“玻璃罩”里的教育方法，必然造成太子丧失“免疫力”，而难达到贾谊理想的教育效果。毛泽东一向主张，年轻人要成长为革命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斗争实践中去，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他认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错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们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以自己这种认识尺度衡量贾谊“论太子一节”，所以说它“近乎迂腐”。
毛泽东对历史上有远大政治眼光、主张改革、勇于创新的政治家，特别对年轻人是极为赞赏的。他称赞贾谊为古时的秦汉专家，是“英俊天才”。对他33岁郁郁死去，深表惋惜，感叹写道：“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的才华的欣赏和注重。
45.《七发》批判了腐败的封建统治
原文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流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
……
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
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摘自《关于枚乘〈七发〉》，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2002年5月版，第201—203页。
品读解析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代名将彭德怀终于成了右倾主义的代表，在毛泽东组织人马“批彭”的同时，也是参加会议的人正处于选择的路口，毛泽东同志突然指示下发了《七发》并写自己的评点，这似乎令人有些不好理解。然而当人们细读《七发》及毛泽东的评点，就会体悟出毛泽东既具有诗人的洞察力又具有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七发》是汉代文学家枚乘的名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赋体诗词之一。是一篇讽刺和劝诫之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评点的那样，此赋是写给贵族们看的。文中借吴客之口分述音乐、饮食、车马、猎宫苑、田猎、观涛等方法，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患病的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铺陈，认为此二事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但根本方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应该说枚乘的文章中蕴涵着一些颇具现代的科学的养生观，就是通过劳作，改变奢靡的生活方式，志趣存远，超越物我，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如果只是看到这些道理，那么也就不值得毛泽东的挥挥洒洒了，他实际上仍然发挥自己“借古喻今”的特长，通过对《七发》评点，表明自己的观点，使庐山会议那种紧张的气氛，在历史文献的参照下，达到一致。从毛泽东的评点中，可以看到其深刻的喻义：
第一，生活方式是人行为方式的一种表象。在枚乘的《七发》中，通过太子的患病的致因的层层追究，揭露贵族们生活的奢靡。毛泽东加以引申为这是两个阶级的路线斗争。一种是枚乘所代表的朝气向上、健康有活力的低级阶层，另一种是太子代表的贵族阶层。通过枚乘的批判，使人们对那种贵族们悲观、糜烂的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中所遭到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对大跃进的冒进以及“左”倾思想的影响所进行的斗争而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实际上，毛泽东的评点，已经表达了自己批判右倾主义的基调，那就是一切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像太子代表的贵族一样患病了。
第二，如何对待患病的人？毛泽东借枚乘的劝讽方法，告诉人们，对患病的人，不要一棍子打倒，而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七发》是一篇文学篇章，毛泽东发掘了它的另层含义，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认识。
46.《汉书》需要挑着去读
原文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39页。
品读解析
《汉书》是毛泽东阅读最勤的正史之一。毛泽东读《汉书》，尤其喜欢读《赵充国传》。敢于坚持真理的西汉名将赵充国，一直是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一位历史人物。
50年代末的一天，毛泽东和周谷城在中南海游泳后，两人并肩坐在遮阳伞下谈古论今，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本线装书，翻到了某一页看了一眼，就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毛泽东拿的这本书就是《汉书》，他翻的这页是《赵充国传》。
毛泽东在读《汉书》时，还曾对贾谊这个人物给予很大的关注。贾谊，汉文帝时官拜太中大夫，因主张改革而被权贵所妒，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文帝召他回京，任文帝之子梁怀王太傅。后因梁怀王坠马丧生而郁闷死去。毛泽东对此十分惋惜，他曾在《汉书》中批注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毛泽东十分欣赏《汉书》中贾谊的《治安策》一文，该文文笔朴实犀利，感情真挚，是一篇极好的政论文。
47.《后汉书》写得比前一部好多了
原文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摘自毛泽东在《后汉书》第21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原文
李贤好，刘攽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
——摘自《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原文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摘自林克《毛泽东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见《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9页。
原文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摘自毛泽东读《后汉书·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原文
将《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送陈毅同志一阅。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对《汉书》、《后汉书》及其颜师古、李贤等人的汉书注本做过认真比较与研究，他在《后汉书》91卷至94卷第21册的封面上写道：“《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又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写了一则批注：“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
李贤的《后汉书注》，北宋刘攽的《西汉·东汉刊误》以及他《资治通鉴》中专修汉史的著述，究竟好在哪里？他们两人虽一为唐朝太子，一为北宋史学家，相距甚远，但他们编写注史的共同特点是千方百计搜集史料，对原著进行大量补充，订正，并无一般学者偏重考订文字之嫌。所以毛泽东称他们注史好就好在“长篇大论，搜集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比颜师古好得很多。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毛泽东不仅在总体上赞扬了《后汉书》比《前汉书》写得好些，还对两部《汉书》中的某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而言，因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几。东汉光武刘秀，乃“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
毛泽东十分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提取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后汉书》中记载着一个著名典故“粱上君子”，毛泽东十分同意陈寔的做法，他批注：“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后汉书》中有篇《张鲁传》，记载了汉末张鲁设“五斗米道”，组织下层人民进行起义的故事。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人物，他在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亲自为《张鲁传》作注，印发给与会者。对其中“置义舍”、“置义米肉”（吃住不要钱），“各领部众，多者为抬头，大祭酒”（政社合一）等做法很欣赏。
尽管毛泽东对东汉的所史兴趣不大，但他还是很欣赏东汉士大夫的节操。《后汉书·黄琼传》和《后汉书·李固传》是毛泽东多次阅读的两篇人物传记。1965年，毛泽东还特意批示，将这两篇传记“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都认真阅读了这两篇传记。毛泽东之所以推荐这两篇传记，原因就是李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的利益，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宁死不屈的气节，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
48.刘胜项败绝非偶然
原文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1页。
品读解析
清朝史论家赵翼曾这样说过：当“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之际，唯独汉高祖刘邦能够“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这是“气运为之”，是天意。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其实自起兵以后，刘邦曾遭到过不少次失败，有时败得很惨，几乎是全军覆没。但败归败，刘邦每次都能够起死回生，重整旗鼓，转败为胜，以至于最终平定天下，“角群雄而定一尊”，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
那么，项羽为什么失败？其失败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崇尚“沽名”，是项羽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司马迂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项羽有“妇人之仁”，有很多事例都能反映出他的“沽名”和“妇人之仁”的性格。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赶在刘邦后面入关，两军发生冲突。由于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不义”之名，没有以四十万对十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清代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写道：“新安何苦坑项羽，霸上焉能杀汉王。”悲乎哉！这个动辄可以屠城，可以毫不犹豫坑杀几十万人的枭雄，竟对一个人的生死这样踌躇，这应该是韩信所说的“妇人之仁”，但这是一种对输诚弱者的宽容，是一种讲究风度和气概不向弱者示威的一种英雄气度。然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这种弱点是不可饶恕的，这也正是项羽作为悲剧人物的可贵品质之所在。项羽在生命的最后说：“天亡我也，非兵之过也。”由于他自身性格的弱点，使他失去了一次次有利机会，以至于落得如此下场。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和不正义的两种，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在读《项羽本纪》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过分宽容敌人的态度的。
在解放战争的后期，毛泽东吸取了项羽的教训，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这正说明毛泽东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睿智和聪慧。
不善用人是项羽的又一致命弱点。韩信、陈平、黥布等原来都是他的部下，但后来都一个个离开他去投靠刘邦了，而韩信恰恰就是后来在军事上彻底摧毁他、置他于死命的人。始终忠于他而又谋略过人的只有一个范增，但是项羽对范增也是若即若离，并不是真正信任他。鸿门宴上一系列谋划都被项羽白白送掉。正因为汶样，陈平的反间计才得以奏效。刘邦曾说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说：“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一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从此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党内批评作风不民主的代名词了。
1963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有选好。在毛泽东看来，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即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不听谋士范增的意见，本应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却反而放跑了他，本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反而放弃了它。刘邦之所以取胜，一个是因为他能够得人心；一个是他知人善任，能博采众长，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项羽则勇武善战，军力强大，但所到之处烧杀掠抢，失去了人心；且听不得不同意见，有良臣谋士弃之不用，最终导致失败。毛泽东恐怕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王不是政治家，而刘邦是政治家。一胜一败，历史留给了人们无穷的思考。
49.朱博以才服人
原文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使人改过自效。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354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阅读古代文献典籍，不仅重视“二十四史”之类的正电，也重视笔记小说。他在1947年9月12日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就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代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在40年代送给他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珍藏着，后带至北京。1963年1月，毛泽东专门从章士钊那里借了一套线装本《智囊》来阅读，这部书是他最爱读的笔记小说之一。在这部书上，毛泽东作了许多批注，涉及对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看法。
毛泽东在阅读了《智囊》中关于朱博以才服人，后因怒而杀掉肇事的老从事这段故事之后，即在书中批注道：“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电。”显然，毛泽东并不赞同朱博怒杀从事的举动，认为那个从事虽然犯有错误，但是罪不至死，应该通过教育令其改过自新，然后再委以他任。接下来，毛泽东在读了关于朱博对犯有过错的尚方禁和功曹进行警戒，后又重用二人这段故事之后，又在书中批注道：“使人改过自效。”显然，毛泽东认为朱博在对待尚方禁和功曹二人的问题上，其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并有可资借鉴的积极成分。
从上述毛泽东对于朱博为政之事而作出的一是一非的批注中，可以看出他对待犯错误者的一贯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首先，毛泽东认为只要做工作，犯错误总是难免的，但关键在于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其次，关于处理犯错误者的政策原则，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早已提出：“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1966年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再次，毛泽东还认为，犯错误虽然是坏事，但对于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消极因素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朱博怒杀从事的不当，又指出朱博令尚方禁、功曹二人改过自新之正确，这都和他关于犯错误的认识以及处理的政策原则是相吻合的。
50.陈寔做得很好
原文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摘自毛泽东读《后汉书·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品读解析
《后汉书·陈寔传》中有一段记载：有一次，一个小偷潜入陈寔家，藏在房梁上，想等到夜深人静陈寔家的人都睡熟后行窃。陈寔发现小偷后，没有大喊捉贼，而是起床穿戴整齐，把儿孙们叫醒，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成性，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大吃一惊，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谢罪。陈寔和气地劝说他：“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让家人送给他两匹绢。此后，县中盗窃绝迹。后来的“梁上君子”这一成语即出自于此。
毛泽东对《后汉书·陈寔传》中的这段故事十分注意，批注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毛泽东的这一论点，充分肯定了陈寔对小偷偷窃行为的认识和分析，以及他对小偷的教育和鼓励。千百年来，“梁上君子”只是用作窃贼的代名词，而毛泽东却能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把它提高到了对人改造的认识高度。由此可见毛泽东读史的真知灼见。
51.梁鸿教人立志
原文
东汉有个梁鸿，“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摘自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009、1010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可能是在《东观汉记》里读到这则故事的。早在20年代，毛泽东便接触到这个故事。他把“梁鸿余热不因人”视为一种硬骨头精神的体现。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他说，东汉有个梁鸿，“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1959年3月，毛泽东又讲起这个故事，自有特殊背景。1958年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农村中许多相对富裕的生产队和管理区的利益受损，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纠正这种“穷拉平”的“左”倾错误。在郑州会议上讲述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就是借以做思想说服工作，以便落实好退赔措施。毛泽东讲话的立场，明显是立足于穷者一方。他把不因人热，解释为“我们穷人，就是不要靠揩别人的油来过活”，这是很通俗而又恰当的。同时，他还说：我们中国穷，但是我们不要恩赐，我们同苏联是等价交换他们的设备，我们借了他们的款，我们按期偿还。国内有些穷省，我们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要有志气。毛泽东的意思，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不同的管理区、生产队之间，都要有这股子志气，不要沾别人的光。应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人格精神，所以他多次以梁鸿的故事来教育人们“立这个志气”。
林克也曾回忆起毛泽东用梁鸿的故事教育子女的事：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