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泽东品读《秦纪》
秦始皇灭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这一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反对大骂秦始皇，主张对秦始皇要一分为二。秦朝的迅速灭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深思考。他赞成贾谊关于秦亡的分析。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认为是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占据很大地位。但是，对他们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积极地加以总结，认为他们有两大失误。以史为鉴，毛泽东不仅是要反思过去，还要展望未来……
19.秦始皇是第一个有名的皇帝
原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
——摘自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见《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
原文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摘自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原文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秦始皇。
——摘自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317页。
品读解析
当海内一统，人们从七国纷繁的战乱中逃出生命的时候，人们衷心感谢秦始皇；当徭役无虚日，苛捐杂税如牛毛，人们随时可能沦为刑徒，书籍毁于烟火，儒生被活埋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残暴的皇帝又恨之入骨。赞誉者欣赏他统一中国的伟大，毁弃者大骂他的残暴，几千年来，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遭到多少毁弃？又受到多少赞誉？毛泽东对秦始皇的态度是：不要大骂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追求享乐，其生活奢靡无度。他不惜民力，修造旷世无比的阿房宫。为了能够长生不老，他四处巡游，求取神仙和长生不老之药。为了追求来世的幸福，他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造骊墓。为了满足其生活需要，他对百姓横征暴敛。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这些方面也有过一分为二的批判。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芦荻谈到了秦始皇（见前第二段引文）。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肯定，是以肯定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为出发点的。解放以后，毛泽东对法家思想多所肯定，尤其是法家思想中的厚今薄古思想，更是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法家的实践者秦始皇，被称为厚今薄古的专家。毛泽东还针对党外有些人对镇压反革命不理解，骂为秦始皇、独裁者，他说：“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肯定性评价，始终和对儒家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运动的另一方面便是对秦始皇的肯定。林立果在搞《五七一工程纪要》时，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便加入了许多个人感情的成分。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称赞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着眼于法家的观点，又加入了个人的感情成分，因此也出现一些偏颇，其中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始皇暴政的评价，偏颇之处最为明显。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较客观的认识。
20.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
原文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摘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原文
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
——摘自1964年8月30日的谈话，见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第1期。
原文
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
——摘自1968年10月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见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第1期。
品读解析
秦始皇初年，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当时别国人在秦国做官的称客卿）。客卿影响了秦国贵族势力，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国力量这一事件，请秦王逐客，说客卿都是为他本国的利益来秦国，并不真心为秦国。于是秦王下令逐客，李斯就作《谏逐客书》劝阻。文中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而成霸业，列举了由余、商鞅、张仪、范雎等外来的人物对秦国的重大贡献。足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指出对“客”不应一概排斥，否则将不利于秦。文中还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才相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指出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虚外患是不可取的。秦王看后马上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职务。
《谏逐客书》是李斯上给秦王的奏章，实际是一篇说理极强的文字。李斯的这篇奏章，最大的特点是非常鲜明地揭露出秦王使物用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暴露出逐客之非。文章除了一般议论文所具有的各种论证方法外，行文还具有婉转的措辞与犀利的语锋完美结合的特点；而词采缤纷的大肆铺陈，以及气势充沛的排比句式，也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所以，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赞扬这篇文章“有很大的说服力”。并接着发挥说：“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言外之意，那时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关系复杂，统一程度很低，李斯《谏逐客书》的主张，为秦国招贤纳士，蓄兵买马，积累力量为日后统一中国是很有利的。
21.焚书坑儒还有待商量
原文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摘自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
品读解析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一种极端野蛮粗暴的举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主张看，他是决不会肯定这种做法的。“以古非今者族”，毛泽东肯定的是秦始皇反对“以古非今”的决心和魄力，肯定的是秦始皇“厚今薄古”的真知灼见，所以称他为“专家”，其重点全不在“族”上。至于毛泽东批驳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的那段话，这是政论中的极而言之。早在1949年他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时就写道：“‘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我们镇压的只是那些血债累累，对人民犯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这和秦始皇所坑的“儒”，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是接过别人的子弹，反其意而用之。这是他常常采用的论证方法。
22.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旧社会农民战争的序幕
原文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7月7日。
品读解析
对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首先肯定了这场起义的正义性，一反历代正统史书将农民起义贬为贼、盗的评价。第二，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这一正义行动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这种首创性值得赞赏。第三，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这场起义推翻了秦朝的黑暗统治，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23.《中庸》也是为学之道
原文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摘自毛泽东1915年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品读解析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经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关系，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见前引文）。《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主体意识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主体素养，以臻理想的道德境界。《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为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而如饥似渴、精进不已地追求知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毛泽东征引《中庸》、《大学·章句》、《论语》以及《孟子》的有关论述，意在说明其博学的主张是见证于古之圣贤的，从而强调“博学”的必要性，并使其观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而在此，我们也可看到毛泽东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之一斑。
在处理治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博”、“通”与“约”、“专”是相辅相成的，由博返约，由通而专，没有广博宏容的知识积累，便很难对学问有精深的造诣。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给湘生的信》1915年6月25日）在他看来，这是治学的规律。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知识的拓展和积累，认为只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奠定厚实的学问基础，才会有所创获。
由于毛泽东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
前引的这封信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幼年就开始读《中庸》了。毛泽东后来曾谈到他幼年读四书、五经的情形。1936年，他在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1962年8月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谈及这一点，他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
《中庸》为四书之一，毛泽东读四书自然包括《中庸》在内了。
成年之后，毛泽东重新研读《中庸》，并多有心得，对该书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精辟。如在其1917年所著《体育之研究》以及《毛泽东选集》中，《中庸》一书曾被多次引用，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析。而最引人注意的，则是他对该书所阐发的“中庸”思想的理解和评说。
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对《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理解发表了一番议论，认为“两端”“即是指‘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原来状态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为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24.陈胜有二误
原文
一误
二误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22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做过不少圈画，说明这篇传记是他多次读过的。传记中说：“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陈涉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等处，毛泽东都在句旁画有着重线，说明他对陈胜、吴广团结士卒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反叛精神和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陈胜的失败是令人痛惜的。司马迁总结其教训，一是功成忘本。陈胜在耕田时，对另一农民说：“苟富贵，无相忘！”就是假如富贵了，你我不要相忘。这说明他并不嫌弃跟他同样穷困的人。后来他称了王，富贵了，那个农民特地赶去找他。那个农民住在陈胜的王宫里，跟人谈陈胜穷困时的情况，陈胜认为那是丢了他的脸，就把那个农民杀了。其次，他所信任的，既不是有才能的人，又不是正直的人。他用朱房做中正，就是管人事的，用胡武做司过，就是管监察的。文武官员的考绩升迁和黜退刑杀都掌握在这两个人手里。这两个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任意加以罪名，不送法官处审理，擅自审判处置。这样，君王所以维系统治的用人和刑赏大权都乱了，陈胜派出去的将官就不敢再亲附他，自己有了地盘和实力就各自独立，陈胜的势力孤弱，这是失败的又一个原因。在这两段原文中，毛泽东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上着重线，并分别在开头上批道：“一误”、“二误”，表明他是很注重司马迁的叙述的。事实正是这样，这两个失误使陈胜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靡的情况转为失败，其政权仅仅维持了6个月便夭折了。
毛泽东是少有的能够居元首之位仍自觉且顽固地保存农民本色的伟人。真是：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25.贾谊分析得很有道理
原文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
原文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品读解析
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引起后人不断的感叹、思索。贾谊曾写过一篇著名的《过秦论》。他在文中纵览秦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轨迹，分析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功过得失，在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中，力图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为汉文帝的政治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过秦论》的主旨在于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不知“攻守之势异也”，即在夺取天下、统一天下之后，秦政权没有及时地意识到形势的变化，没有及时地调整政策和策略，文中对此说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由“取”’转变为“守”，由“并兼”转变为“安定”，政策、策略必须相应转换，然而秦始皇没有能够努力克服长年战争后形成的强大的历史惯性，“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因而没有“取之”和“守之”的区别，这样纵使有强将利兵，金城千里，终难免灭亡的命运。
毛泽东显然同意并赞赏贾谊的这一观点。毛泽东提到贾谊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话，是在他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的时候。据王子今介绍，毛泽东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他注意到朱敬则善于以历史经验完善现时政治的特点。朱敬则在武则天当政时任正谏大夫等职。他曾上书借秦亡的历史教训来阐发自己的政见。他说，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捐不急之官，惜日爱功，话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秦政推行法家之术，政策以苛急酷烈为特征，在当时情况下促进了人口增长，国家富强，于是有了消灭六国的基础。然而这都是不得已的“救弊之术”。政策、策略的刻薄与变诈，只适合于进趋与攻战的形势，进入和平时期之后，政风就应当转而宽泰淳和。秦王朝“不知变”，于是导致败亡之祸。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开头上批注：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