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韶山：毛泽东从这里起步

相传在远古时代，贤明的舜帝乘风而下翠微，南巡苍梧之野，在一个小山冲演奏起了庄严雄浑的新曲《韶乐》。从此，这里就被称作韶山冲。1893年岁末，冲内的农户毛顺生家里添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毛泽东。

1.在外婆家一直长到6岁

1893年12月26日，在中国湖南一个封闭的穷山村——韶山冲的一栋茅舍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男婴的乳名乡土味极浓，叫做石三伢子。然而他并不姓石，他姓毛，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毛泽东。

韶山冲，是一条长五六公里，宽三四公里的谷地，这里极为贫穷、极为封闭，但群山起伏，林竹繁茂，溪水清清，风景很好。每到春天，山山岭岭开满野花，把山冲点缀得五彩缤纷。山谷中清泉溢出，汇成一条小溪，溪水环绕着山冲，不分昼夜地向东流去。小溪两岸长满长青树，碧绿的枝叶与清清流水交相辉映，景色迷人。

韶山冲倚着巍峨挺拔的韶峰，韶峰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它陡峭、雄伟，而又气势非凡。有人曾经赋诗一首赞美韶峰，这样写道：“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相传在远古的唐虞时代，舜帝曾南巡苍梧之野，路过这里，看到崇山幽谷之中，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非常欣慰，便令乐师演奏起庄严雄浑的《韶乐》，引得“凤凰来朝”。韶山因此得名。

远远近近的高山和丘陵，恰似一簇绽开的莲花瓣。韶山就是这些花瓣中最美丽的一片。

在韶山，住着六百多户人家，他们当中有毛、孙、李、邹、彭、郭几姓人，但十之八九姓毛。毛氏家族源远流长，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记载，韶山毛氏原籍江西吉州龙城。明朝洪武十三年，因毛氏始祖太华公立有军功，而封官入湖南，最后定居韶山。自此毛家世代务农，祖祖辈辈都是勤劳厚道的农民。从太华公算起，毛泽东是第20代子孙。按清朝乾隆年间，毛氏家族修订的固定族谱：“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辈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毛泽东属泽字辈。

韶山地处湘潭、湘乡、宁乡三县的交界处，东离湘潭县城约45公里。和湖南的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盛产辣椒，而且所产的辣椒极为辛辣，是本地人每餐必备的菜肴，这里的人牙牙学语时，就开始吃辣椒，由此也培养出湖南人的那种热烈、刚毅、坚韧的性情。发源于西南部山区的湘、资、沅、澧四条大江，并排着向东注入洞庭湖，把湖南省内的峻岭、丘陵、平地分割成几块，使得地势起伏、险峻，景色格外壮美。古代著名诗人屈原，就生在这块土地上。当他被轻信谗言的楚怀王贬逐，治国宏图无法施展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然后便决然披发投江自尽。在近代，甘作中国流血变法第一人的谭嗣同是湖南人。当时因镇压太平军而武功显赫于世的清朝重臣曾国藩，也是湖南人。这些崇山峻岭和大江大湖除了激发诗人的灵感外，也为绿林好汉们啸聚山林提供了很好的场所。这里土匪多如牛毛，向来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一块心病。湖南人的刚烈、勇犯自古有名，当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时，陈独秀有一句俗话：“欲使中国人真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广为流传。

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前后，正处在中国新旧两个时代的交叉点上。韶山以外的世界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与变化之中。

清帝国的陆军和海军连连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失利，日军侵占了整个朝鲜和中国的辽东半岛。一向自诩为天朝大国的大清王朝，竟被三岛倭寇打得一败涂地，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就在同一年，来自广东香山农家的青年孙中山，揣着长篇改革建议，来到直隶总督府，递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遭到李鸿章的拒绝。于是，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就转赴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呼声，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189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每一款都由日本政府提出，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予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等等。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接受了十多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澳门被英、葡所占，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给了沙皇俄国。

《马关条约》签字5天之后，即4月22日，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合上书都察院；接着，各省举人也纷纷上书。5月2日，正在北京应试的康有为等十八省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呼吁变法自强，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然而，尽管这时光绪皇帝和他的支持者“帝党”，多是没有实权的文人，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却执掌着兵权；但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四处奔波，大声呐喊，古老的封建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名贻昌，号良弼。年轻时因家庭负债过多，不得不典当部分祖传田产。为了还清债务，赎回土地，毛顺生曾当过好多年兵。回来后，他用积攒起来的饷银还清了债，赎回了田产。毛顺生身材不高，但体格强健，个性倔强。他克勤克俭，为人精明，农闲时还做些买卖，用赚到的钱又买了一些地，这样他很快成了富裕农民。

毛顺生的妻子名叫文七妹。她比丈夫大3岁，正符合中国的古老习俗：“女大三，抱金砖”。她的娘家在湘乡县的四都唐家托，与湘潭县的韶山冲只隔一座云盘山，相距十多华里。她的父亲叫文锦薰，因为有祖坟在韶山，他家每年都要过来祭坟扫墓，想找个地方落脚，就把七妹许给了毛顺生。她13岁过门，17岁成婚。

文七妹中等身材，长得清秀、端庄，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而温柔的眼睛。她心地善良，勤劳俭朴，聪明贤慧，待人诚恳，且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每逢灾荒岁月，她就把剩余的米粮送给饥饿的乡邻，因而深得韶山乡亲们的赞誉。

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和韶山冲的人们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毛顺生和文七妹来说，儿子的诞生就是天大的喜事。毛顺生和文七妹结婚八年了，曾经生过两个男孩，可惜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如今有了这个体格健壮、声音洪亮的婴儿，真像自己的心肝宝贝一般。做“三朝酒”的那天，一位有学问的长者，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毛——泽——东！根据旧时的习俗，还要取一个表字，这位老先生说：“就叫他润之吧。”后来，人们也把润之写成咏芝、润芝。

因为前面两个小孩都夭折了，母亲文七妹不放心，生怕毛泽东“根基不稳”，等到了孩子满月之后，就带他回到湘乡娘家。外婆文贺氏是个有经验的女人，她十分疼爱这个宝贝外孙，请算命先生看了八字，说是小官人命大福大，要拜个长寿的干娘，才能易养成人。谁的寿年最长？外婆想到了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大石头，千年万年是最长寿的了。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备齐了香烛酒醴，抱着刚满月的毛泽东，让他作了三个揖，这大石头就成了毛泽东的“干娘”，并且，文贺氏还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石三，人们按当地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

外婆文贺氏很相信天王菩萨，拜过“干娘”之后，还是不放心。在她的心目中，韶山冲上屋场的风水不好。要不为什么前面两个外孙都没有保得住呢？于是，她不肯放石三伢子回韶山，文七妹回去和丈夫商量也同意了。就这样，石三伢子寄居在唐家托外婆家。

结果，没灾没病，一直长到了4岁。

外婆家四世同堂，人丁兴旺。在这里，毛泽东倍受德高望重的外婆宠爱，表兄弟姐妹们也对他非常好，整天领着他在宁静而秀丽的山野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在大自然这所拥有广阔空间、丰富色彩和无穷变幻的“幼儿园”里，毛泽东个子长得很快，6岁时，就长得像是七八岁的孩子了。于是，外婆允许他同表兄弟姐妹们一道，随村里的放牛娃们上山放牛、砍柴、拾牛粪，参加劳动。在这种充满田园情调的环境和充满友爱的群体中生活、劳动，使毛泽东从小就养成活泼、多情、朴实、坚韧的性格。

在外婆家，毛泽东很快活，每每韶山冲来人，他便闻讯而逃，生怕来人将他带回父母身边。他不喜欢他的父亲，因为把爱深埋心底的父亲，总爱凶神恶煞般地板着脸孔，用刻薄、严厉的话语训斥他、指责他，常常使他心颜不开，怏怏不乐。

在唐家托，人们发现石三伢子特别聪明。

一次过年的时候，外婆给他换上了一套新衣服，戴上一顶红风帽，他于是高高兴兴和小朋友在禾坪里玩耍。唐家托有一位白胡子老阿公，喜欢跟小孩子们逗乐。他故意板着脸，翘起白胡子，吓唬小孩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玩耍？不准玩，我要割掉你们的耳朵。”

小朋友们一听，吓得飞快跑掉了，只有戴红风帽的石三伢子不跑，站在那里不动。

老阿公奇怪地打量他：圆圆的脸庞，高高的前额，清亮的眼睛，很逗人喜爱，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你不怕割耳朵？”

“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毛泽东一点也不怕，反问他一句。

老阿公还是不笑，瓮声瓮气地说：“我喜欢呀！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

“一个人要讲道理。”毛泽东学着大人的口气说，“老阿公，你讲不讲道理？你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没有道理呢，我就扯掉你的胡子。”说着，就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老阿公，并且主动地把红风帽的扣子解开，把耳朵露在外面。

老阿公大吃一惊！这个6岁的细伢子有这样的智慧和胆量，确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亲热地把石三伢子抱在怀里，连声说：“聪明！聪明！”

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排行第八，毛泽东喊他八舅。他虽是个作田汉子，但读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墨，曾经手抄一本《家范箴言》，还在家里开设蒙馆，教文家子侄们读书。石三伢子也跟着去当“旁听生”。他和表哥文运昌、文南松他们一样，端端正正坐着，不吵也不闹，瞪着眼睛，听八舅给表哥们讲书。除了《家范箴言》，还学习《百家姓》、《三字经》……读过书以后，八舅就限定时间，要表哥们背书。哪晓得表哥们只会贪玩，碰到背书的时候书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一个个憋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

这时候，毛泽东就站起来，说：“八舅，我晓得背书。”

文玉钦以为他是讲得好玩的，就说：“你还没有读书，晓得什么！”

毛泽东却说：“不信？你听。”说着就从“赵钱孙李”背起，一直背下去，没有背错一个字。文玉钦十分奇怪，就对母亲和哥哥嫂嫂们说了这件奇事。大家听了，也很是惊奇。外婆文贺氏自言自语地说：“我看石三伢子是有点与众不同，怕莫是天上的文曲星下了凡？”

除了跟着表哥们到私塾玩外，毛泽东这时已开始了田间劳动。在插秧的时候，他用小畚箕送秧苗，割禾的时候，跟在大人后面拣禾穗。

7岁时，毛泽东极不情愿地被父亲强行领回韶山。

2.和父亲唱反调

毛顺生刻苦耐劳，克勤克俭，对于儿子他也要求很严。回到韶山，毛泽东的劳动任务更重了。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出山，父亲就叫他把牛牵到绿草茵茵的草地上去，让它们啃吃鲜嫩的青草。然后是挑水，直到把家中大水缸挑满，才吃点东西，匆匆上学。放学回来，还要干些打柴、喂猪、舂米之类的事。

放牛是农家孩子的一门主课。毛泽东很会放牛。他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理，使牛毛里面不藏虱子。牛栏和猪栏也扫得很干净。

小孩子放牛的时候，常常是贪玩误事，有时候牛没有吃饱，有时候又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怎样才能既让牛吃饱，又能玩得痛快呢？早熟而冷静的石三伢子想了个办法，他把小朋友“组织起来”，一班人放牛，一班人采野果子、割青草。到时候，就把牛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朋友们就集合在一起，做游戏，讲故事。

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毛泽东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干活踏实、认真，从不偷懒，别家的稻田只踩两遍，他至少要踩三遍，有时竟不计其遍数，见草便踩。由于他种田付出的劳动比别人多，收成也比别人多些。他还在屋后的菜园里种了许多蔬菜，并把菜园收拾得像花园一样整齐、美观，不生杂草。家里的猪圈、牛圈，也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了使猪牛保持清洁，少生疾病，他常用铁篦子把猪牛身上的虱子、跳蚤篦净。

毛泽东8岁时开始读私塾，他的启蒙教师是邹春培。

这时候，私塾的正墙上大都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位。私塾先生身穿长袍马褂，常常带领弟子们在牌位前磕头作揖，以示崇敬。私塾里教的是《四书》、《五经》一类的经书。先生总是摇头晃脑地拖长音调读，然后叫学生跟着念，读熟后，便叫学生背。背书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背对先生笔直地站着。背不出来，就打手心，打屁股，罚跪。

毛泽东上的私塾与当时的其它私塾别无二致，他是从读《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继而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古典诗文。邹先生的教授方法也是老一套，即一味地叫学生死记硬背；但是背下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邹先生并不讲，讲也讲不清楚。结果，学生们对背下来的书有的完全不懂，有的似懂非懂，这样的教授方法自然令那些孩童学生生厌。但是，先生和家长都相信“油盐出好菜，棍棒出好人”，对这种沿袭已久的学习方法深信不疑，日以贯之。

然而，在私塾里，毛泽东学习很刻苦，加上他天资聪颖、记忆力强，凡是教过的功课，他都能很快地背诵和默写。他背书的方法有些与众不同，一般学生总是大声朗读，据说大声朗读可增强记忆，因为朗读可排除私心杂念，口读出声，耳又听进去，读一遍就有二遍的效果；而他读书却从不读出声来，只是用心地默读，这样读几遍后，就能背诵和默写了。当邹先生故意让他比别的学生多背些诗文时，他也从不皱眉头。因为他的记忆力超群，很快能背得滚瓜烂熟。

一次，邹先生要给他点新课，他就对邹先生说：“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你点的这篇我都背得。”说完就背诵起来，使邹先生吃惊不已。原来，毛泽东偷偷学会了查《康熙字典》，先生点的这课，他早已自己查字典自学过了，所以背得。由于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不需先生在他身上多费心劳神，因此大家送他一个诨名，叫“省先生”。

邹春培虽然喜欢毛泽东的聪颖和好学，却不喜欢他的倔强和任性。

一天，邹春培要学生们站起来背书，毛泽东却不肯站起来，硬要坐下来背。他说：“先生坐着，我也坐着，我声音大一点，你一样听得清楚。”

邹老先生气得直咬牙，却又毫无办法，差点就要用篾片抽他一顿。但是，他还是没有动手。

有一次，邹春培的这根篾片差一点落到了这位“调皮角色”的头上。

那是1904年夏天，毛泽东在半年前就满了10岁，在邹春培的私塾里，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这一天，老先生要到朋友家去吃生日酒，就吩咐学童们在书房里温习功课，等他回来再背书。

时令正交三伏，天气格外燥热。学生们坐在木楼上，就像闷在蒸笼里一般，只读了几页书，就觉得板凳上长了刺，一个个都坐不住了。有人就提议到外面去玩耍，到树林里捉斑鸠，到稻田里摸泥鳅。毛泽东却主张到前面的池塘里洗澡，又凉快，又可以学习游泳。

俗话说：冬天里火亲，热天里水亲。一听说到池塘里去打浮泅，学童们都高兴极了。于是，欢叫着出去，来到池塘边，脱掉了衣服，一个个赤条条的，跳进了池塘里。有几个会水的，游到池塘中间嬉戏；不会游泳的，就在池塘边上洗澡。

正在这时候，老先生回来了。看到他的弟子们一个个赤身裸体，有的泡在塘里，有的在禾坪里飞跑，他就非常生气，叫他们到孔夫子的牌位下面罚跪。众学童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反抗，于是，水淋淋地跪成了一长溜。毛泽东是个特别的学生，他偏偏不跪，还说：“洗冷水澡是我带的头，你要打就打我。”

邹春培一听，越发火冒三丈，举起那根二指宽的竹篾片就要打人。毛泽东急忙闪开，也不说什么，一转身就跑下楼。

邹春培被他这种举动惊呆了。他望着毛泽东的背影，气得发抖地说：“你……你……”接着，就追下了楼梯。

同学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晓得老先生如何对付毛泽东。他们也跟着下了楼，跑到下面的晒谷坪里，向上屋场张望。

邹春培一口气冲到了上屋场，进了毛顺生家的大门，在碓屋里找到了正在和雇工们一起舂米的毛顺生。他火气很旺，大声说：“你家石三伢子不得了啦，他无法无天啦，我教不了啦！”

满身糠灰的毛顺生被他弄糊涂了，半天还摸不着头脑。老塾师这才把今天发生的情况，如此这般地讲给他听。毛顺生历来是家教很严的，一听儿子带头闹学，感到格外恼火，就一迭连声地说：“这还了得！这还了得！”他跨出大门，顺手抓了一根楠竹丫子，和邹老先生一路，向南岸私塾跑去。刚到晒谷坪，毛顺生就看见儿子和同学们都在那里，他不问情由，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楠竹丫子，劈头盖脸向儿子抽来。

毛泽东急忙躲避，回头就跑。到底是刚满10岁的少年，身子格外轻巧，跑起来就像飞鸟一样。毛顺生怎么也追不上他，急得直跺脚，生气地骂道：“畜生！畜生！你跑，看你跑到哪里去！除非你永世不回来，看我不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这几句话，毛泽东听得一清二楚，他越发不敢回家了。父亲的性子比老塾师还要暴躁，这时候要是回到家里去，准要挨一餐死打，连母亲也劝解不住。想到这里，他越发觉得可怕，就决定不回家了。回头一看，父亲正站在韶水岸边，呼哧呼哧喘气，手里还挥舞着楠竹丫子。

毛泽东不再迟疑，就拼命地向前飞跑，跨过关公桥，转过韶山嘴，父亲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少年毛泽东离开了上屋场，离开了南岸私塾，在山冲小路上不停地走着。

他不敢回家。可是，究竟要到哪里去呢？他不知道。他想去湘乡唐家托外婆家，那条路他很熟，只有十几里，翻过一座云盘大山就到了。后来一想：不行！父亲马上会派人去找，那里是藏不住的。怎么办呢？他只好漫无目标地走着。忽然，他想起表哥王季范曾经讲过：当今光绪皇帝废了科举，兴办洋学堂，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尤其是不打手板，不打屁股。如今，省城长沙和湘潭、湘乡县里都有这样的洋学堂。于是他想到湘潭去，亲眼看一看，洋学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他不敢问路，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是逃学出来的，只好不声不响地走着。

一路上，那些好心的阿婆和大婶们，给他饭吃，留他过夜，使他恢复了精力，能够继续赶路。结果，他走了三天还没有看到湘潭县城的影子呢。

听表哥说，湘潭县城里有很多很多的高楼大瓦屋，有很多很多的洋货铺子，有很多很多做生意买卖的人。现在走了三天，还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只有青翠茂密的松树和竹林，只有稀稀落落的茅屋和小瓦屋，和韶山上屋场一模一样，一点也不像县城的样子。

正是六月伏天，天气非常闷热。他没有打伞，也没有戴草帽。因为父亲追着要打他，急得他连鞋子也来不及穿了，只好打着一双赤脚，在麻辣火烧的碎石小路上走着。脚板皮烫得又痒又痛，走起来一颠一拐的。可他依然往前走，只想早一点走到湘潭县城。

太阳落山了，西边天上升起了红艳艳的晚霞，像大火在燃烧，那青翠的山岭，那茂密的竹树，那正在抽穗扬花的稻田，都像是镀上了一层金粉，那喧闹的溪水，那明镜似的池塘，也被晚霞染红了。一切都显得金灿灿、光闪闪，格外好看。

不一会，晚霞渐渐消散了，夜幕悄悄降临，瓦灰色的天空，出现了几颗稀疏的星星。毛泽东暗想：糟糕！天就要黑了，还看不到县城的影子呢！到哪里去过夜呢？他想起昨天和前天夜里，幸亏好心肠的老阿婆和烧瓦的师傅们收留了他，才没有在荒山野岭上过夜。今天可怎么办呢？

他走进了一条狭长的山冲，两旁是黑黑的山影，没有一户人家，不见一个人影。

渐渐地，暮色更加浓重了。天边出现了蛾眉月。不远的树林子里，有一只猫头鹰在咕咕咕地叫着。

他心里有点急了，便匆匆忙忙地向前跑去。

忽然，在前面转弯的地方，有一团黑乎乎的影子。他吃了一惊，后来，他拍了拍胸口，壮了壮胆子，继续向前面走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位白胡子老阿公，推着一辆装满了木柴的独轮车，车轮子陷在凹口里去了。老阿公双手握着车把，拼命地推着车子，直累得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可是，车轮子还是卡在凹口里，一动也不动。

毛泽东连忙走到独轮车的前面，说：“老阿公，我帮你拖，你喊号子吧。”

老阿公惊异地望着他，问道：“细伢子，你是哪里来的？看你的样子，像个读书的相公，只怕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吧？”

毛泽东说：“试试看吧。老阿公，你喊号子吧。”

老阿公点点头，说：“好！”接着，就“哎——咳哟，哎——咳哟”地喊起了韶山冲的号子。毛泽东摆出了前弓后箭的架势，双手抓住独轮车前面的横梁，合着老阿公的号子，用劲地拉着车子。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多一双手脚就多一分力气。何况毛泽东从6岁起就开始放牛，以后又学会了砍柴、割草和田里的零碎工夫，加上他体格健壮，手膀子十分有劲。现在，他发誓要帮老阿公的忙，牙关一咬劲一努，结果，两个人齐心协力，终于把独轮车拉出了凹口。

这时，老阿公十分高兴，笑眯眯地感谢他，问他是谁家的伢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天色这么晚了，为什么还独自一人在山冲里转游。

毛泽东看到阿公和和气气，又想到离家很远了，父亲不会来这里寻找，就把自己逃学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阿公。

老阿公听完，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你走了三天，还是围着韶山打转转，转来转去，还是转到老地方来了。你晓得么？从这里到你们家，只有八里路呢！”

毛泽东一听，感到十分惊异，暗想：怎么搞的？我走了三天，还没有走出韶山冲？

老阿公摸着雪白的胡子，笑着说：“你的翅膀还没有长硬，还飞不出韶山冲哩！”说着，他指了指天边的山影，“你看，那不是韶峰么？”

毛泽东借着朦胧的月光，放眼望去，前面是一道藏青色的波浪形山脊，而那最高的山峰，像是一把用钝钢锻成的刀尖，锋芒凌厉地刺向深不可测的夜空，这正是他从小就熟悉的韶峰啊！

这时，老阿公已经知道他是南岸上屋场的石三伢子了，因为毛顺生已经托人四处寻找他。老阿公就对他说：“天色不早了，我的茅屋子就在前面岭脚下，不嫌弃的话，就到我屋里歇一夜再说。”

毛泽东一听，欣然答应了。于是，他背起了拉车的绳索，帮助老阿公把那车沉重的木柴拉回家去。

这一夜，毛泽东就住在老阿公的茅屋里。

一觉醒来，已是旭日东升的早晨。老阿公慈祥地笑着问：“夜里睡得好么？你家里派人四处找你，快回去吧。”

这时，毛泽东才想起，离家已经三天三夜了。可是，他不愿意回去，害怕父亲打他。老阿公却说：“你父亲托人带了话，只要你回去，就不会再打你了，学馆里邹老先生也说了，只要你发狠读书，过去的事就一概不提了。”

最后，老阿公又笑着说：“还是回去吧，你才10岁呢，翅膀还没有长硬，是飞不过韶峰的！”

毛泽东点点头，就答应回家了。

这时候，老阿公已经做好了早饭，还特意烤了几个蕨粉粑粑，让他带在路上吃。

老阿公送他上路，送了很远很远。

回家以后，使毛泽东感到特别奇怪的是，父亲的态度不像从前那样严厉了，老塾师也变得温和了一些。

原来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离校“出走”的第二天晚上，毛顺生外出去收一些款子，回家时天色已经很黑了。在寂静无人的山间小路上，毛顺生借着清冷的月光，加紧了脚步往回赶……

春寒料峭，夜色凄凄。毛顺生正走着，忽然从山涧中跃出了一只斑斓猛虎，拦腰挡住了毛顺生的归途；毛顺生一见，头发根子都竖了起来，即时觉得两腿发软，半步都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只张牙舞爪的华南虎反倒踌躇起来，晃动了两下脑袋，用力摆了几下尾巴、扫起一阵狂风，似乎在向毛顺生“致敬”；毛顺生一时间不知所措，跌在地上直往后躲，惊恐地瞪大了两眼，直愣愣地看着这只可怕的老虎。老虎一声长啸后，径自转身离去了……

惊魂未定的毛顺生，半天爬不起身来；稍后，他渐渐活动了四肢，站直了双腿，一步步往家奔跑。路上，他想此奇遇必有某种神意——平日里他本不信神，经过这件事，他开始有些信了……

回到家，一听说儿子还没回来，又联想起自己途中遇虎的事，立刻招呼了乡里人点起火把漫山去找；文七妹在家里哭得死去活来，担心儿子遇有不测；小儿子毛泽民也是又急又担心，想跟了大人们一起进山，却被父亲强留在家，他只得留下来陪伴、安慰母亲。

两天后，在南岸私塾里，一个男孩子来到邹春培的面前轻声说：“先生，毛润之还没有回家。”

邹春培的脸上露出了忧容，隔窗望一望远山，轻轻地叹了口气：“两日两夜了……”

沉静的群山又一次笼罩在夜幕中，山间传响着男人们的一阵阵呼喊：

“石三伢，石三伢，你快出来吧！”

“润之，快回家吧……”

山间丛林的小路上，一簇簇火把在晃动；人们连声的呼唤中夹杂着一阵阵犬吠，搅得沉寂的大山不得安宁。这时，毛泽东正裹紧了衣服躺在一株大松树旁边的一块大青石上，他隐隐约约听到了人们的喊叫声，知道是爸爸和乡里人在寻找自己，却不肯露面，心想：先生会怎样？爸爸会怎样？妈妈肯定着急……我又没做错事，不能这样下山，不能回去……

夜深了，毛顺生气急败坏而又懊丧地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文七妹满面愁容地看着丈夫，忍不住掉下了忧伤的眼泪：

“已经三天了，石三伢准是没了，饿也饿死了……”

毛泽民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忽闪着两只发亮的眼睛说：“我也去找哥哥……”

“莫烦人，去睡！”毛顺生呵斥了小儿子一句，满脸愁云地坐下来吸旱烟，又狠狠地说，“这个伢子，真是害死人！”

正在这时，李庆丰的父亲出现在了门口：“找到了，找到润之了！”

毛顺生一听，立刻站起了身子；文七妹更是惊喜交集，眼泪淌得更多了，急忙说：“快进屋来说，怎么找到的？”

李庆丰的父亲说：“我费了一天的时间，满山喊，他终于应了声；我好说歹说，才把他领下了山。”

文七妹疾步奔向屋门，毛泽民也跑向了门口去迎哥哥；这时，一脸疲惫相的毛泽东出现在门前，浑身上下如同个泥娃娃，被夜露打湿的衣服上沾满了草叶，脸上脏脏的，只有两只眼睛炯炯地闪着亮光……

文七妹猛地扑上去抱住了儿子，成串的泪珠直往下淌：“好伢子，我的好伢子……”又说，“快去洗个脸，洗洗头发，吃点东西，再睡个好觉；听妈的话，好伢子……”

毛泽民也上前去拉住哥哥的手，另一只手为哥哥摘除沾在衣服上的草叶。

毛顺生连声向李庆丰的父亲道谢，然后回身板起了面孔，话语中却没有了往日的威严：“没事了，没事了；明日你去上学，先生不会再打你……”说着，上前替儿子理了理蓬乱的头发，“你要好好读书，莫再惹先生生气！”

毛泽东仰脸说：“先生为么事要打人？他不打我，也不可以打别的同学……”

毛顺生摇摇头，叹口气说：“你们要听话，好好读书。先生才不会打你们的。”

毛泽东点点头，再看看妈妈和弟弟，笑了。

几个月之后，一年秋收的时候到了，韶山冲里家家都在割禾，金色的稻谷，晒满了各家的禾坪。

秋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一天，刹那间天上布满了乌云，不一会下起了瓢泼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都急了，飞一样跑回禾坪，抢收自家晒在禾坪上的稻谷。

毛顺生家里的谷子也在晒，一下雨全家也紧张地抢收稻谷。但那暴雨哗哗地泼下来，一些稻谷刹那间被冲走了。幸亏全家人手脚很快，总算用晒簟把谷堆盖了起来。不一会，雨渐渐停了，损失还不算太大。

这时候，10岁的毛泽东回来了，只见他浑身水淋淋的，没有一根干纱。父亲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回答说：“帮邻居收谷子去了。”

父亲一听非常生气，大声呵斥：“哼，自家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帮别人家去收！”说着，扬起手要打他。毛泽东却站住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佃了东家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父亲冒火了：“你说没有关系，你还吃饭不吃？”

毛泽东却倔强地说：“我每餐少吃一口，也就还给你了。”

父亲还在生气，慈祥的母亲连忙出来劝解，父亲也就不做声了。

尽管毛泽东很调皮，但是，这样的小事慢慢地在韶山冲和唐家托传开了，大家都说石三伢子格外聪明，怕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呢；有些懂点文墨的人就说：毛润之是一个天才。

毛泽东在国运艰危的时代出生，在幽静而贫困的韶山冲成长，他是一个平凡的人。

然而，淳朴而勤劳的乡风，强悍而善良的民风，加上毛顺生的倔强和严厉的家风，陶冶了少年毛泽东的勇猛而坚强的俊秀资质。受母亲美德的感染和影响，毛泽东小时候虽顽皮淘气却很诚实。

在韶山南岸读私塾时，一天放学后，毛泽东与几个同学一道回家，半道上口渴了，就去摘一家农民菜园里的黄瓜。黄瓜刚摘到手，还没来及往嘴里送，就被主人发现，主人吼叫着追来。听到吆喝声，同学们吓得一溜烟跑了，唯独毛泽东没有跑，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愤怒的主人到来。

主人赶到后，毛泽东主动向怒气冲冲的主人赔不是，说他们是南岸私塾馆的学生，因天气太热，口渴了，私摘黄瓜解渴，真是对不起！

在民风纯朴的农村，口渴了讨个瓜果吃，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菜园主人见他年龄虽小却这样沉着，这样通理性，怒气顿时烟消云散，转而称赞道：“你真是个诚实的伢子！”

一天，父亲叫他与弟弟泽民到地里去摘豆。弟弟耍小聪明，选了一块地瘦豆稀的地摘。地瘦豆稀，摘起来进度快，不一会儿就摘完了很大一块地。毛泽东呢？在地肥豆密的一块地摘。地肥豆密，摘起来进度慢，付出的劳动多，而且看起来摘的面积很小。父亲来了，站在地边看了看，便称赞弟弟而责备哥哥：“你偷懒！还当哥哥，白比弟弟多吃几年大米，干了半天，才摘这么一小片；弟弟比你小，已经摘了这么大一片，你干活儿还不如弟弟，不害羞吗？”

毛泽东一言不发，只是用眼睛示意父亲，要父亲看看两人的篮子，然后，又埋头挥汗摘豆。

父亲看了两人的篮子后，不说话了。原来，毛泽东的篮子里的豆要比弟弟泽民篮子里的豆多出将近一倍。

父亲不自在了，他知道自己批评错了人，想对干活踏实的大儿子说几句道歉的话，但又拿不下做父亲的架子，不自在地咂咂嘴，走了。

湖南人喜欢吃辣味食物，有自制盐姜的习惯。邹先生的母亲就经常在私塾馆里晒盐姜，那一片片盐水浸过的姜片被染上红色后，可谓色香味俱全。每次老太太在院子里用簸箕晒盐姜，都直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馋涎欲滴。他们常常趁老太太不留神时，一人抓一把来吃。这样一来，往往盐姜未晒干，就被抓得所剩无几。一次，老太太又晒盐姜，为了防馋嘴猫们偷吃，她就搭梯把姜放到屋顶上去晒，然后搬走梯子。

搬走梯子时，老太太用似生气又似赌气的口吻嘟哝道：“这次放在屋顶上晒，看你们怎么偷吃！”

“我们不偷吃，不偷吃多的罗！”毛泽东对着老太太的背影，淘气地扮了个鬼脸说。

这话被老太太听到了，老太太并不在意。心想：这个叫润之的馋猫，虽然鬼主意多，但毕竟是个孩子，个头不够高，只要我把梯子守住，他是抓不到我的盐姜的，除非他会飞。

老太太果真守在梯子边。毛泽东并不在意，他带领同学们出了学馆，去草丛中捉来螳螂，又到山上砍来竹子。他们把螳螂拴在棉线的一端，棉线的另一端则捆在长竹竿上。然后，纷纷手举竹竿来到房子另一侧，像在池塘边钓鱼似地一甩，螳螂被准确地抛进屋顶盛满盐姜片的簸箕里，再轻轻地一拉，螳螂的齿脚就将盐姜一块块“钧”了下来。

晚饭后，老太太搭梯收盐姜时，发现姜片又被偷吃了不少，十分惊讶：“孩子不偷了，雀鸟又糟蹋了。”

她丝毫也不怀疑是一帮小孩子干的，因为老太太整个下午都守着梯子。她深信，伢子们没有梯子是上不了屋顶的，上不了屋顶就抓不了盐姜。他们又不会飞。

毛泽东虽然调皮，但是很帮助人。

有一段时间，他放学回家总喊饿，吃饭时狼吞虎咽，吃相极糟，而且吃得特别多。这使母亲感到奇怪，就问他：

“饭菜带少啦，不够吃？”

毛泽东点点头复又摇摇头，神情紧张复又坦然，思考片刻后，将实情告诉了母亲。

原来，学馆里有个叫“黑皮伢子”的同学，家里穷，带不起中饭；偶尔带点，也是糠菜蕨根之类的。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吃了！

母亲听了儿子的话，非常高兴，对儿子的行善行为点头赞许。此后，母亲每天清晨就让儿子带上足够两人吃的饭菜去上学。

隆冬时节，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一天，毛泽东在上学路上碰到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只见他仍穿着破烂的单衣，在风雪中冻得嘴唇发青，上牙叩下牙，缩成一团，全身筛糠般瑟瑟发抖。

毛泽东停下来同他交谈，了解到这个孩子家境贫穷，无钱买衣穿。

毛泽东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便脱下一件衣服送给他穿。

第二年春，母亲翻冬衣时，发现少了一件衣服，问儿子衣服怎么少了一件。毛泽东说出了那件衣服的去处，再次得到母亲的赞许。

这年冬天，毛顺生有个堂弟叫毛菊生，由于家境贫苦，不得不忍痛出卖祖传的七亩水田。毛顺生想买下这七亩田，遭到毛泽东和他母亲的坚决反对。

毛泽东对父亲说：“这是乘人之危，是极不道德之举。”

“人家没钱，我不买，别人也会买。”

毛顺生最终还是坚持己见，把这七亩田买下了。

这件事使毛泽东对父亲很生气。有一天，父亲毛顺生在堂屋里设宴款待客人，叫儿子出来与客人相见，以示礼貌。毛泽东不愿出来，继续在房间里看小说。

父亲冲进房间，见儿子又在看“杂书”，怒气油然而生。因为他送儿子读书，是希望儿子多识字，多读圣贤之书，能够替他记账，能够引经据典打官司，不至于吃亏。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识了字，却迷上了“杂书”，一旦读起“杂书”来，竟连父命也敢抗拒，真是无法无天。

“你聋了吗？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好吃懒做”这个罪名对毛泽东来说，的确冤枉。他6岁起就开始劳动，现在已同大人一样干活了，怎么是“懒做”呢？吃的是油盐很少的饭菜，连鸡蛋都吃不到，比帮工还不如，怎么说是“好吃”呢？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就回敬父亲：“我看书，不是‘偷懒’，更谈不上‘好吃’！”

“你就看这些邪书？”父亲一把夺过书，扔在地上。

于是，父子俩当着客人的面，大吵起来，盛怒之下，父与子谁也不肯让步。

父亲抄起一根棍子便要打。毛泽东见事不妙，夺路而逃，父亲气势汹汹地追出门，一边追赶一边骂。毛泽东跑到两个池塘中间的小路上，回头见父亲已迫近，就对父亲说：“如果你再追我就跳水。”

父亲怔住了，停止了追赶，一时没了主意。他知道儿子倔，说到就做得到。父亲软了下来，远远地同儿子“谈判”，言和。

客人散了，毛泽东跟母亲回到家里。父亲随后也进了屋，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母亲叫毛泽东在父亲面前跪下。毛泽东跪下了，但他只跪下一条腿。母亲用手猛压儿子的肩膀，这样，儿子的双膝总算着了地，父亲的面子终于得以保全，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从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能保卫自己的权利！

3.读“杂书”

1904年夏天，南岸私塾停办了，老塾师邹春培觉得此地不可久留，就到湘乡县城另谋差事去了。

秋天，毛泽东转学到关公桥私塾，老师是毛咏生。在这里，只读了半年书。1905年春天至1906年夏天，又转到桥头湾和钟家桥私塾，从师周少希，受业一年半。这些私塾离上屋场都不远。

1906年秋天，毛泽东快满13岁了。

他个子长得高大，又比较早熟，虽然还不满13岁，却已是一个翩翩少年了。

这时候，他转学到井湾里私塾。

井湾里私塾的先生名叫毛宇居，又名毛泽启，是毛泽东的族兄。他比毛泽东只大12岁，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

毛宇居的父亲毛福生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很要好的朋友。毛泽东要跟毛宇居读书，毛顺生是很放心的，不过，他还是一再叮咛：“对石三伢子一定要严加管教。”

毛宇居读了很多书，写得一笔好字，做得一手好文章，号称“韶山一支笔”。正因为这样，他才不愿教那些流鼻涕的发蒙学生。他教的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他不教《增广贤文》、《百家姓》、《三字经》一类的初级课本，而是《公羊传》、《左传》一类的经书。因此，井湾里私塾就有了几分书院的气味。

可是，毛泽东却很不喜欢这些经书。他上了4年私塾，读了4年的“四书”、“五经”，虽然大部分能够背诵出来，却不懂得这些经书的涵义。教师们都是照本宣科，从来就不会讲解。这些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儒家经典著作，内容都很深奥，和眼前的现实生活又没有多少联系，不要说十多岁的儿童读不懂，就是有的教书先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样一来，学童们难免要把读经当作一件苦差事了。

这时候，同窗学友郭梓阁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水浒全传》。毛泽东看了几页，就舍不得放手了，恨不得一口气读完。梁山泊好汉们造反的故事，使他激动不已！他把这本绣像小说带进书房，在小说上面，放一本《论语》，当年轻的塾师毛宇居走过来的时候，他就装作认真读经书的样子；毛宇居走开以后，他又偷偷地读起了下面的《水浒全传》。

这样一来，许多同学都开始看小说了，也都是采用把经书盖在上面的做法，来躲过年轻教师的眼睛。由于看小说成风了，除了那本《水浒全传》之外，同学们又从父亲的书柜里或者亲戚朋友那里，弄到许多古典小说和神话故事。例如《三国演义》、《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西游记》等等。

当然，这种用经书盖在上面的办法，终于瞒不过毛宇居那双锐利的眼睛。他发现毛泽东和其他弟子们这样迷恋传奇故事，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因为他的族叔毛顺生一再嘱咐，对毛泽东一定要严加管教，如今，他不认真读经书，迷上了这些“杂书”，将来学业不成，岂不是误人子弟！在顺生叔面前，又如何交待？他本想把这些“杂书”统统没收，把看“杂书”的学生狠狠处罚一顿，让他们罚跪、罚站，打他们的屁股。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做也不妥当。学生们都有十四五岁了，站起来差不多和自己一样高。毛泽东又是头一等的“调皮角色”，10岁那年在南岸私塾带头闹学，竹篾片还没有挨到他的皮肉，就逃学不归；如今要是打他一顿，岂不要闹得翻天覆地？况且，自己虽说是他的教师，到底还是本家兄弟，打起来于心不忍，还伤了兄弟情义。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装作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没收他那本《隋唐演义》，只是多给毛泽东点两页书。为了把书背熟，自然没有时间去读那些传奇小说了。对另外的学生，他也采取了这种办法，都增加了背书和写字的数量。

第二天，开始背书了。毛宇居首先瞄准了他的本家兄弟，喊了他的学名：

“毛泽东！背书！”

毛泽东早就料到老师会来这一手，昨天多点了两页书，就是故意出难题。早就有准备，当时就强记下来了。于是，他就挺起胸膛，一口气背完了《礼记》的《檀弓》篇，背得十分流畅，中间没有一点停顿，有如山间清风，石上流泉。同学们被深深吸引住了，书房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毛宇居也听得出神了，暗想：到底是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将来要成大器呢！于是，他再也不追究学生们爱读“杂书”的事，只要他们把经书读好就行了。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到了第二年的春夏之交，韶山冲里就流传了许多闲言碎语。有人说：井湾里私塾的学生爱看“邪书”啦；也有人说：井湾里的学生专门读造反的书啦；还有人说：毛宇居不配为人师表，误人子弟啦……毛氏家族的族长毛鸿初居然放出话来：教出的学生犯上作乱，这样的学馆还不如关掉！

当时，毛宇居还只有25岁，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听了这些闲言碎语，心里就格外恼火。面对着守旧的顽固势力，又无可奈何，他只好既不申辩，也不恳求，就宣布提前散学，打发学生们回家。他自己收拾包袱雨伞，奔往云南、四川，谋求出身去了。后来，他在云南参加了蔡锷的军队，经过民国成立、蔡锷讨袁、护法军解散……他得到了一个少校军衔，回到了韶山，依然当他的小学教员。

毛泽东14岁时，长得又高大又壮实。于是被父亲停了学业，回家种田。

毛泽东天天身穿蓝灯笼裤，用杉木扁担挑着满满两大桶粪肥往田里走去，望着毛泽东的背影，父亲毛顺生喜上眉梢，心里念叨：“只要严加管教，他定会成为一把好手的！”

在这期间，白天，毛泽东像个成年人，整天在田间不停地劳动，担粪、犁田、插秧、砍柴，什么活儿都干，晚上则要帮父亲记账。但是繁重的田间劳动并不能遏制他旺盛的求知欲。在辍学的两年时间里，毛泽东一边劳动，一边苦读。记完账后，他便挑灯夜读，直到深夜。

因为读的不是经书，而是无用的“杂书”，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认为在夜里读这些“杂书”，枉费灯油不说，还耽误休息，影响第二天劳动。因此，父子俩常为读书之事争吵不休。母亲对这件事也持否定态度，她怕儿子长期熬夜，损伤身体。于是，毛泽东就用深蓝色的被子遮住窗户，挡住灯光读。夏天的夜晚，四周一片静寂，只有阵阵蛙鼓和声声柔和的蟋蟀儿叫，整个山村已溶进燥热而静谧的大自然中。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木凳，木凳上放灯，把头伸出帐外看书，常常读到天亮。他甚至在白天劳动时也偷偷带着书，瞅准机会，便溜到一座古墓后宁静的大树下去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当他沉醉在梁山泊好汉打富济贫的故事中，或者逐字逐句地领略诸葛孔明的韬略与计谋时，常忘了干活儿；全部心思都放在土地上的父亲开始发现，往往粪只送了一半，就不见儿子的影子，直到日头偏西，也不见儿子回来。父亲既着急又生气。儿子溜到哪儿去了呢？

一天早上，毛顺生终于在古墓后的大树下，捉住了正在心醉神迷地看杂书的毛泽东。父亲的到来，毛泽东全然没有察觉，仍捧着书津津有味地读着，两只空桶并排放在他身边，杉木扁担靠立在树干上，毛顺生立刻大发雷霆。

“你是存心不想干活了吗？”毛顺生双眼瞪着，充满怒气，还用脚踢倒了一只空桶。

“不，爹，我只是歇一会儿。”毛泽东看得正上劲儿，只抬头简单回答了这么一句，又要继续看书，并没有把父亲的发火放在心上。父亲更加生气了。

“才担了一挑。照你这样干，一天能担几挑？”

毛泽东皱着眉头，放下书说；“爹，我已经挑了五六趟了。”

“嗬，半天才挑五六担？就干这么点活儿，是够你吃呢还是够你穿？”

毛泽东盯了父亲一眼：“那你在半天里能担几挑？”

“20挑！”父亲刚说出口，觉得说得多了点，又补充道：“至少也是15趟！”

“家里到田头的路程可不近。”

“你是不是要我把家迁到田边来，好省你的时间呢？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不是成天不停地干活。你这么大了，站起来与我一般高，为什么还不懂事哟。成天看那两本破书，有什么用哟，书里面又长不出大米来。要想吃饭，就赶快去挑。”

“不要骂了，不要骂了，我就去挑！”毛泽东挑起粪桶走了。

吃罢午饭，毛泽东没有休息，就去挑粪。下午太阳快下山了，父亲发现毛泽东又溜了号，这次父亲径直朝古墓走去。果然，儿子又在大树下坐着看书，又是那忘乎所以的样子，空桶放在一边。父亲又冒火了。

“你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中书的邪了！”

“爹，你不要发火。你叫我干的活儿我已经干完了，难道干完了活也不准看书吗？”

“那你担了几挑？”

“午饭后，担了15挑。”

“你胡说！”

“你不信到田里去数，不要乱骂人，好不好。”

父亲哪里会相信，憋着气说：“好，我去数，数回来再给你算账！”

父亲匆匆走到田边，认真数了三遍，果然15挑，父亲吃惊不已，半天就担15挑，这的确不是偷懒的人能办到的，既然活儿干得这样出色，那他还有什么理由责骂人呢？

他叹了一口气，用忧伤困惑的目光朝大树方向望了很长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歪书邪书会对儿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将儿子引向何方呢？父亲皱起了眉头，眼神忧郁，心中非常不安。

毛顺生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作田里手，17岁就当家理事。为生计所迫，曾经出外当了几年兵，回来以后就发狠劳动，很快就积攒了一点钱，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毛翼臣典当出去的15亩田。这两年，他又做起了谷米生意，还贩运肥猪和耕牛，利润越来越丰厚，手头的余钱也逐渐多起来了，就买进堂弟毛菊生的7亩田，使田产扩大到了22亩。这么多的田里工夫，一个长工是做不赢的。如今，石三不读书了，正好做长工师傅的帮手；还有四伢子毛泽民，也满了12岁，他虽然只读了两年私塾，但算盘打得精明，田里工夫也算得半个把式。

这时候，毛顺生和文七妹又有了第三个儿子，就是刚满周岁的毛泽覃。一家五口，除了毛泽覃，一个也不闲着。毛顺生是个古板的人，他自己一天到晚忙得不歇气，也不愿妻儿们在板凳上多坐一时半刻；他自己不肯乱用一个铜板，也不许妻儿们有一点点零碎的花销。全家人穿的是土布衣衫，还打了不少补丁；吃的是粗茶淡饭，只在初一、十五，才给长工师傅和短工师傅煎鸡蛋，家里的人却是一概不给。他就是这样的克勤克俭，一心想成为韶山冲里的小财东。

毛泽东从小就有劳动习惯，上私塾时也没有间断过，因此，对于农业劳动，他能够很快适应，并不觉得累。韶山冲里炽热的阳光，温馨的空气，翠绿的色彩，肥沃的土壤，增加了他劳动中的喜悦。

不过，他到底是读过五年经书的学生，要他完全丢开书本，是不可能的事。一天晚上，他又在桐油灯下读书。这时候，父亲毛顺生满脸的不高兴，严厉地对他说：“你如今也不小了，难道还要我养活你一辈子么？不要总是捧起一本书，也要学一点当家理财的本事呀！要不然，我眼睛一闭，哪个来管这一份家业呢？”

毛泽东听着，不做声。

毛顺生接着说：“你连记账、算数都不会，将来如何当家理事啊？”

听说要他记账、算数，毛泽东就蛮不高兴。心里想：父亲是故意调摆，其实，做这一类事情，他完全可以胜任。可是，父亲脾气古怪，如果反对他，定会发生一场争吵。于是，他就把算盘和账本接过来，只用了片刻工夫，就把几天的流水账结算得一清二楚，然后一声不响地把账本还给父亲。

毛顺生接过账本，一项一项地仔细检查着。过了一会，只见他那板得像生铁一样的脸上，突然闪出了一丝笑容。经过核对，完全没错，他已经暗自满意了。

母亲文七妹在一旁做针线，一边有意地观察着。看到当家人满意的神态，她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用不着为石三伢子担心了。

以后，毛泽东还是坚持日耕夜读。劳动了一天，帮父亲记完账，就点起桐油灯，开始看小说。

他就是这样坚持日耕夜读。他自己没有钱买书——父亲是不会给钱的，再说，韶山冲也买不到书，连湘潭街上也没有书铺，要到省城长沙才有。他只好在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交换借阅。

在劳动间隙中读书，毛泽东渐渐地发现他所读的书中描写的人物大都是些勇士、豪杰、官员或文人学士，再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极少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些，毛泽东开始进行长时间的分析和思考……

4.从反抗包办婚姻开始萌生反抗社会之意

在家中，由于文七妹信神，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她经常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并组织了孩子们动员自己的丈夫也信神。可是，毛顺生总不愿信神，只有当他的处境不顺利时，才会在佛像前心不在焉地祷告一番。

这时毛泽东看的“闲书”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也开始变得不信神、不信佛了。文七妹觉察到了儿子的这种思想变化，感到忧虑，责备儿子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毛顺生却不表示意见，即便当儿子越来越不信神时，他也并不干涉……因为他只希望他能够做好工，多为家里增加些收入。

这一年，毛顺生为身为长子的毛泽东定下了一门婚事，女方家住湘潭县杨林乡赤卫村楼前门，家境富裕，有田产，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也算是颇有声望的大户人家。

她叫罗氏，比毛泽东大6岁，在家中排行第二却是长女；这时已出落得非常聪明，美丽而又丰满柔顺，为人贤淑，又知情达理。

毛罗两家本是世交，罗小姐极得毛顺生的喜爱，毛顺生便主动向罗家提出了儿女结亲的要求。

罗家也是见过毛泽东的，见毛泽东长得已是一表人才，且又知书识礼，加之家境较好，与罗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便答应与毛家结为秦晋之好。

毛家是极希望早日完成这桩婚事的。毛顺生为人精明，勤俭持家，但全靠劳动维持生计，全家人都很辛苦；尤其是年已40岁的文七妹，既要照料全家人的生活，又要带幼子下田耕作，劳动量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毛家急需解决劳力问题，所以更希望毛泽东早日成婚，家中多一个帮手。

虽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这门婚事，但拗不过父亲的专横，也不愿惹母亲伤心，只得违心地遵从了父母的意愿。这样，毛、罗两家选择了良辰吉日，为毛泽东和罗小姐按乡俗族规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在婚礼中，韶山冲的上屋场和下屋场来了许多贺喜的人。毛泽东像个木头人，被长辈族人摆布着，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宾磕头；罗小姐在这种喜庆的日子里也虽然略显得有些羞涩，甚至惊恐地接受着众人的品头论足，但是女大当嫁，却是心中喜滋滋的。

就这样，罗小姐成了毛家的长媳，得到族人的认可和称赞。对于这桩婚事，无论毛泽东的态度如何，毛顺生和文七妹是满意的。罗小姐嫁到毛家，为毛家增添了劳力，也为文七妹添了帮手。从此，罗小姐名正言顺地成了毛家的一员。

但是，罗小姐万万没有想到，她嫁到毛家后，却根本得不到丈夫的爱。虽然如此，而她却十分贤惠，对公婆极尽孝心，在家除了帮助婆母做些家务，还竭力照顾丈夫的一切，对丈夫十分体贴，每当丈夫到田里去劳动，她总要按时送去热饭热菜，在家将丈夫的衣服浆洗干净、待干后叠放整齐，并忘不了将丈夫喜爱的“文房四宝”摆放好、随时供丈夫使用，竭尽全力尽着做妻子的责任。只可惜，毛泽东与她无缘，封建的包办婚姻使他们的心无法沟通，毛泽东始终不满这桩婚姻，从不与妻子同房，罗小姐心中有苦说不出，她的一片痴情只能是付诸东流……对于儿子对于这桩婚姻的反抗，毛顺生和文七妹毫无办法。

转眼到了1908年，经过舅舅的再三说情，弟弟毛泽民又去南岸读书了；这样一来，毛泽东便成了家中主要的劳动力。

是年，毛泽东因母亲生病许了愿，便遵从母命独自跋涉了100多里路，专程到南岳衡山去朝佛进香。

一路上，毛泽东风餐露宿，全凭着年轻人的朝气和健壮的体魄。为了节省几个铜板，他几乎没有买过一顿饭吃，只吃自己带在身上的干粮。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门，一步步向南观山问路，只用了两天的时间便踏上了风景秀丽、寺院众多的衡山。

毛泽东先去了南岳的大庙中，极其虔诚地为母亲拜佛进香还愿；诸事完毕后，他信步游览了南岳真君祠大殿，见其殿高足有七八丈，七间正殿前建有72根石柱，象征着南岳72峰，柱头木雕斗拱，檐下镂刻极为精美；台基四周栏板的浮雕上刻有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件件栩栩如生。离开大殿，他又走去看了嘉应门、御碑亭和寝宫，对御碑上的刻字看得格外仔细、认真……

走出南岳大庙，毛泽东索性去登了衡山的主峰祝融峰。这里海拔1290米，山势雄伟，登上山顶可俯瞰盘亘数百里的大小72座山峰，漫山的苍松翠柏和一簇簇红枫，毛泽东极目远眺，顿觉心旷神怡，感慨万千。

1909年，韶山冲来了一位名叫李漱清的教师。他是长沙法政学校的毕业生，是个思想开朗的维新派人物。他家在韶山冲，与毛泽东的同学李庆丰家是本家。他回到家乡后，积极主张废庙宇、办新式学堂以开发民智，尤其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女人们裹脚、男人留辫子……

李漱清的返乡，一时间被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乡里人的广泛争论，被一些思想守旧的人斥为“过激派”；毛泽东却很欣赏他的主张，率先从这个新派人物身上感受到一股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朝气和激情，便常去他家借书看，并听他讲述许多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大形势。

通过接触，毛泽东对李漱清的说教越来越感兴趣，便带了二弟也去找李漱清玩儿，叫他讲新知识、新思潮；李漱清感到毛家两兄弟的领会性极强，也纵谈天下事，极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

在李漱清那里，毛泽东借了《盛世危言》这本书，读起来爱不释手，经常同二弟一起反复阅读和讨论。

《盛世危言》这本书，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政治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郑观应所著，书中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诸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应该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来。书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将其亡矣！”这使毛泽东兄弟俩的感触颇深。书中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并写了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家被外国侵占的情况。读了这些，毛泽东两兄弟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沮丧，更使他们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而这时毛顺生又反对儿子们读“杂书”了，只想让儿子们读一些像经书那样的“有用的”东西，因为他认为只有经书可以帮他打赢官司。因为这时他在一次柴山的诉讼案中失败了，官府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使得他明明有理却输掉了官司。

但毛泽东却从此有了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同二弟共同焕发的英雄气概催促着他尽快走出韶山冲、投身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

从此，毛泽东开始厌倦了在田间劳动，这屡次遭到父亲的反对和责骂，为此父子间又多次发生了口角。一气之下，毛泽东再次离家，先到乌龟井私塾去读了半年的书，师从一位失业的学法律的塾师毛岱钟；后来，他又到了东茅塘的私塾就读，师从一位精通经史的老先生塾师毛麓钟。在这两处求学期间，毛泽东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不少的新书。

在学习中，毛泽东早已掌握了翻查《康熙字典》。他的学习方法很放任，诸如填红蒙字，他总是不填不蒙，而是自己放手去写，他写的毛笔字比其他同学照填照蒙出来的还要好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民紧学着他哥哥在家时的样子，一边务农，一边学习，并经常在乡里同小伙伴们一起谈古论今，一讲起来又总是滔滔不绝，不久便被人们认为是乡里最有学问的人。每逢毛泽民在同伴中讲故事，他总是绘声绘色地讲得非常认真，犹如登台讲演一般，讲到开心处，直逗得听讲的人们大笑不止，而他表现出的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笑不笑，就连一些大人见了也有些吃惊，又联想到他的哥哥毛泽东，都觉得毛家的这兄弟俩气度不同寻常，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这时毛家的老么毛泽覃也已经4岁了。

心地善良的文七妹心中很理解她的这三个儿子。她知道大儿子心高志远，二儿子忠厚老实，三儿子爱调皮捣蛋。她知道家里“关”不住大儿子，又为家中缺钱不能供二儿子“读长书”感到难过，有时便瞒了丈夫悄悄塞给二儿子几个铜板，让他自己去买书读。她希望二儿子也能像她的大儿子一样多读一些书，终有一天改变毛氏家族世世代代“牵牛尾巴”的命运。

对于长子和次子，毛顺生和文七妹多少还是放心的。可是对于老么泽覃，有时却让夫妻俩感到头痛。毛泽覃从小就活泼异常、机灵顽皮，经常突如其来地搞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小破坏”，搞得大人们防不胜防；他或是偷偷放跑了家里养的猪，或是背人打碎了碗，有时还故意将大嫂洗好后晾晒的衣服再弄脏，而且还经常纠集了乡里的小孩子们玩游戏“打仗”；脾气上来的，又总是挥动着小拳头要打架，一天到晚跑东跑西地不安神，整日里闹闹哄哄的；不仅大嫂管不住他，二哥管不住他，就连父母也常拿他没办法。但只有一个人能够管得住他，这就是他大哥。毛泽覃自小谁的话都不听，天王老子也不怕，就连老虎屁股也敢摸，惟独在他大哥面前规规矩矩；他信服大哥，崇拜大哥，只听大哥一个人的话。

在韶山冲，率先胸怀大志的毛家三兄弟，已令乡人们开始刮目相看了……

这一年，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穷途末路的晚清王朝又遵照慈禧死前颁下的懿旨，将年仅4岁的皇族爱新觉罗溥仪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更加速了大清王朝的灭亡。

少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代。韶山的老百姓同全国人民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十分悲惨。当时韶山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路三条，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首民谣正是韶山老百姓苦难生活的写照。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韶山地区有个老实善良的铁匠，姓彭。他受地主的欺侮后不服气，就到县衙告状，要求县衙为他主持公道。然则，自古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县衙收受地主贿赂后，把有理的铁匠判为无理。彭铁匠是条像铁锤一样的硬汉子，一气之下便秘密加入了哥老会组织，与几个穷弟兄跑到山里，建起堡寨，专与官府作对。官兵去攻打他们。地主也造谣说，彭铁匠这伙哥老会土匪上山时曾杀死一个小孩，用小孩的血祭旗，企图激起老百姓对彭铁匠他们的反感。但是，知晓事实真相的人并没听信谣言，反倒对铁匠寄予深切的同情。然而，彭铁匠他们最后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打败了，都被砍了脑袋。毛泽东同韶山的老百姓一样，十分同情彭铁匠的反抗行动，常与少年朋友们议论此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铁匠这个人物，不亚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那些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毛泽东还常对朋友们说：“做人应学彭铁匠，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

这时，湖南洞庭湖一带遭受水灾。长沙、湘潭、衡阳等地区又发生了旱灾，灾民们扶老携幼，纷纷拥入省城长沙。豪绅地主与投机商人不但不开仓赈济灾民，反而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于是便囤积居奇，抬高米价。长沙的王先谦、叶德辉等大奸商倚仗权势与财力，囤积的谷米竟达万石之多。加上英、美、日等外国洋行趁火打劫，抢购谷米，致使米价由原来的每升26文钱猛涨到76文，涨幅竟将近3倍！长沙市有个靠卖水为生的穷人叫黄贵荪，听说米价已涨到76文钱一升，担心再往上涨，急忙叫妻子把家中仅剩的76文钱拿去买米。可当妻子赶到米店时，米已涨到78文钱一升。他妻子立即返回来，向邻居借了两文钱，再到米店时，米价又涨到80文一升，仅几分钟的时间内，米价就涨了两次。黄贵荪的妻子买不到米，想到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们，不知这日子怎么过，心一横，跳进湘江自尽了，极度悲愤绝望的黄贵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拉着几个孩子投江而死。

米价飞涨逼死黄贵荪一家的消息，在长沙城不胫而走。愤怒的饥民立即组织起来，推选出代表到巡抚衙门去请愿，要求政府救济。

可是，巡抚岑春萁置人民生活于不顾，不但不予解决，反而用话激请愿代表说：“怎么没有粮食吃呢？粮食很多嘛。你们看，我每餐都吃得饱饱的！”

饥民与之进行争辩，他灭绝人性地命令手下的人向请愿群众开枪。饥民们被激怒了，一夜之间就将城厢各处碓房所存之米抢劫一空，成群结队地去攻打衙门，砍断衙门上的旗杆子，焚毁了洋人在长沙的领事署、洋行、教堂、趸船等。他们愤怒地说：“洋人与官府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岑春萁见势头不对，慌慌张张地逃离了长沙城。

后来，清政府一名叫庄赓良的大员骑马上街，对饥民们说：“政府正在设法救灾……”骚乱这才暂时平息。可是，随即清政府却以“勾结乱党”为罪名，罢了庄赓良的官。不久，长沙来了一名新巡抚，他一上任就勾结英、美、日、德、法等洋人，出动重兵，动用军舰对饥民进行残酷镇压。许多饥民的头被砍下，血淋淋地挂在街头的旗杆上“示众”。

毛泽东从那些由长沙逃到韶山来的难民口中，得知这一事件，心情极不平静，一连几天眉峰紧锁。他觉得，灾民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就跟李逵、武松一样，是被迫造反的，官府不应该镇压。他对那些文武官员、洋财东、大劣绅不赈济灾民，反而血腥镇压灾民的行为非常痛恨。于是，他把自己的这些看法陈述给同学们听，大多数同学表示赞同，然而，这时一个身穿花马褂的胖子同学表示反对，并气势汹汹地说：“支持暴民犯上作乱，就是造反！”

毛泽东笑了笑，说：“你说得对！我毛泽东就是要站在反叛者一边。”

这件事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从那时起，模糊的阶级对立的政治意识开始产生于他心灵的深处。

长沙的“抢米风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饥民的反抗很快就波及到湖南各地。湘乡、湘潭也出现了饥民“吃大户”行动，而且很快波及到了韶山冲。毛顺生是做谷米生意的，由于粮价一天天看涨，他的谷仓里也囤积了不少粮食，碾好的大米也不肯在本地脱手，就加雇了几个短工，把白米装在土车子上，推到县城里去卖高价。附近的穷人知道了，半路上把土车子扣下来，一顿哄抢，把粮米挑回家度荒去了。一伙饥民还冲进上屋场，挑走了几十担稻谷。毛顺生气得捶胸顿足，却又无可奈何。

毛泽东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他虽然不赞成饥民们这种“吃大户”的做法，但对父亲却是一点也不同情。

春荒接着夏荒，韶山冲里越发人心惶惶了。一些人家断了粮，靠野菜充饥，一些人家拖儿带女，到外地逃荒去了。韶山冲里大户不多，除了毛顺生家里的几担存粮之外，再也挤不出多少油水了。这时候，人们的眼睛都瞄准了毛氏宗祠的一仓积谷。俗话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宗祠里的积谷本是为毛氏子孙准备的，在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间抛出来给族人度荒。

现在，只等族长毛鸿初开口，就可以开仓平粜了。

毛氏子孙都在盼望这一天，可是，毛氏宗祠的谷仓却迟迟没有打开。

原来，族长毛鸿初和另外几个主事的人，也在打这一仓稻谷的主意。他们背着毛氏子孙，准备偷偷地把稻谷卖给湘潭来的粮商。这个阴谋被一个名叫毛承文，外号叫七胡子的人发现了，就和族长争吵起来。毛鸿初外号叫红胡子五阿公，是一个会打官司的讼棍，当时，就反诬承七胡子偷了积谷，还行凶打伤了族长和管事，给他加上了“违反族规”和“忤逆不孝”的大罪名，要打开祠堂门，召集全族老小，按族规家法来惩治承七胡子。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东茅塘书房里读书，听到外面筛锣，就跟着毛氏家族的男子汉们一起涌进了祠堂。贫苦的族人大多对这件事表示怀疑，另外两个穷人出堂作证，揭发了族长和粮商勾结的事实，反倒把族长和主事们弄得狼狈不堪，迫使他们当场释放了毛承文，并且立即开仓平粜，穷苦的毛氏子孙挑回了救命粮。

事后，红胡子毛鸿初向毛顺生告了一状。毛顺生听石三伢子参加聚众闹事，差一点没气个半死。

于是，毛顺生对儿子很不放心了。毛顺生有个本家兄弟，名叫毛槐林，在湘潭开了一家“宽裕粮行”。这两年，生意特别好。他当机立断要儿子马上离开韶山冲，到湘潭米店去当学徒。

父亲的决定很突然，毛泽东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当时他没有表示反对。他甚至想到湘潭去，也许会好些。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韶山冲，10岁那年逃学时想到湘潭去，结果在山里转了三天只离家八里路没去成。他早就听说湘潭是个水陆码头，是一个不小的口岸；到那里去，总比韶山冲有趣得多；在内心里他倒想去湘潭看看。

但是，毛泽东到湘潭县城是去宽裕粮行当学徒。可是，毛泽东并不喜欢做生意，他小时候就对商人有一种特别的反感。几年前，为了不愿奉承和应酬那些做生意的客人，他曾和父亲顶撞过，闹得远近都出了名。最后，不是看在母亲的面上给父亲跪下了一条腿，当众赔礼，还不知怎么了结呢。如今，要去学生意，这一生一世都要在生意场中周旋，他又有些不愿意了。

正当苦恼的时候，他想起了李漱清，或许他能帮他出个好主意。

李漱清正在稻田里薅草。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

他认为毛泽东天资聪颖，禀赋不凡，学业也有了根底，就这样半途而废，太可惜了。不过，毛顺生的脾气他也十分清楚，只要他打定了主意，九条牛也拉不转。于是，他告诉毛泽东：“现在和父亲硬顶也不是办法，不如先到湘潭城里去，到那里去选择一个洋学堂，还可以继续求学。那时候，父亲也许会回心转意。”

毛泽东听了李漱清的意见，觉得有理，就和母亲商量，准备先到湘潭再说。

湘潭县城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个非常大的城市，是毛泽东从小向往的地方。正当他准备起程去湘潭时，他又从一位表兄那儿得知：湘乡县有一所新式高小，那里教授西方新学科知识，授课方法新颖，完全不同于只强调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的私塾，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的知识。胸怀大志的毛泽东立即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进县城米店当学徒的想法，决定到湘乡去投考那所新式高级小学。

经过几天思考，终于有一天，毛泽东鼓足勇气向父亲直陈了自己的想法。父亲听了之后感到很意外，愣怔了好一阵，才说：“要放弃当米店学徒的好差事，去念洋学堂？真是异想天开，荒唐得很。牛高马大的人了，要与那乳气未干的小娃去坐在一个教室里读书？人家会收你吗？我看你是想得太美了。”说罢，嘿嘿地笑了好一阵。

去读洋学堂的打算被父亲一笑了之后，毛泽东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搭理父亲。他的沉默使毛顺生认为儿子已经默默地认了输，于是就想再过一些日子，重提去县城米店当学徒的事。实际情形正好相反，比父亲还要倔强的毛泽东继续求学的打算被父亲否决后，他的这一主意变得更加明确坚定。他在古墓后的大树下，消磨的时间愈加多了，心思已完全不在种地上。他之所以沉默不语，是在思考他的计划：如何筹到读书的钱？

终于，计划考虑成熟后，毛泽东开始了行动。他走亲访友，到处借钱，并请求他们不要将他读书的计划透露给父亲。

亲戚们并不认为毛泽东读书是坏事，于是也很支持他，当他开口借钱时多尽自己的力量把钱给他。口袋里有了钱，毛泽东信心倍增，心想：“父亲让我到米店当学徒而不让到洋学堂读书，不就是怕花钱吗？现在我不让他破费，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一天吃晚饭时，毛泽东当着全家人的面，突然向父亲说：“爹，我决定到东山高级小学堂去念书！”

父亲听到这话不禁感到有些意外，只是瞪大眼睛，看着儿子，毛泽东又不紧不慢地补充了一句：“三天后，我就要走。”

父亲放下碗筷，站起身来，吸着烟，在屋里转悠好一阵，心里琢磨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全家人都很奇怪，盯着父亲等待他的回答。几分钟过去后，父亲停住脚，面部表情恢复常态，冷笑了一声，问道：“我不付钱，你进得了学堂吗？进洋学堂念书是要交一大笔学费、食费和房钱的。王家的小儿子想去念洋学堂，想了好几年，想得快发疯了，也没念成。唉，收费太贵！儿啊，我这个家底怕是供不起你哟！”

说完，毛顺生直摇头，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爹，钱的事，我早有准备，不用你破费。”儿子胸有成竹地回答。

这又出乎父亲的意料。父亲思考片刻后，渐渐明白，儿子经长时间沉默早已谋划好了一切，只等他这个当老子的仓促上阵吃败仗。想到这里，他觉得不能与儿子兜圈子了，便提高嗓音，直截了当地对儿子说：“不花我的钱也不行！你是长子，弟弟又小，你走了谁来帮我干地里的活儿？我出不起钱雇人，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毛泽东一时无言以对。但是，他决定暂作撤退，花点时间想出对策后，再与父亲较量。

夜里，毛泽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思冥想。钱，又是钱在作梗，到哪里去借钱呢？毛泽东心中一阵苦恼。忽然，他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叫王季范，是他的姨表兄。王季范不是因为乐于资助和鼓励年轻人求学而深受好学的年轻人的崇敬吗？

“对，可以去找他！”毛泽东高兴地自语。

第二天，毛泽东一早就来到王季范家，向王季范讲了自己欲求学而不能的苦恼，王季范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

回家后毛泽东又重提读书之事，父亲的回答非常干脆：“你不能走，你走了，我雇不起长工。”

毛泽东问：“雇长工需多少钱？”

父亲说：“一年需12块大洋。”

毛泽东并不说话，只是把一个装有12块大洋的小布包双手递给了父亲，父亲接了钱，但仍没松口，死死不答应毛泽东去读书。

正在这时候，表哥文运昌来了。

文运昌是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大9岁，是湘乡县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生。这时，刚由书院改为学堂，二十六七岁还是小学生，也不足为怪。如今正是放暑假的时节，他特地来韶山冲看望七姑母。

文运昌也不赞成表弟到湘潭去当学徒，他觉得如果升学的话，还是和他一起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那里是湘乡县的最高学府，是一所不平常的新式学校，教材中有许多西洋的新学科，教育方法也很“激进”。表弟如果到那里去读几年书，一定会大有长进。

听了文运昌的话，毛泽东更动心了。他决定不去湘潭，马上就跟表哥到湘乡去投考。

可是，怎样才能说服父亲呢？毛泽东找到母亲文七妹。文七妹体谅儿子要去读书的想法，终于她想出了一条妙计。

一天中午，毛顺生从外面回来，看见堂屋里坐满了客人，有的还是轻易不来的稀客。有东茅塘的堂兄毛麓钟，有李家屋场的李漱清，有井湾里的族兄毛宇居，有唐家托的舅舅文玉瑞和文玉钦，还有内侄文涧泉、文运昌，姨侄王季范……毛顺生好生奇怪：一不年，二不节的，也不是谁过生日，为什么请来了这么多的客人？

虽然是荒年暴月，文七妹却把饭菜办得又丰盛又精致。酒席宴前，客人们众口一词，都夸奖石三伢子聪明好学，到米铺里去当学徒太可惜了，如果到大地方去深造，一定会有大出息。这时候，毛顺生才豁然醒悟过来：“原来是你们设下的圈套！哼，我偏不听你们的，任你们万语千言，我自有一定之规。”

看到毛顺生死活不松口，最后，毛麓钟急中生智，呷了一口酒，说：“顺生老弟，前年你输了柴山，不就是家里在外没个人嘛！要是县里、省里有个人谁敢拔你半根毛呀！”

堂兄这一句话才戳到了毛顺生的痛处。

毛顺生当然记得那场输了的官司。有时候，他真希望石三伢子有点出息，也能到省里去当个小官吏，自己也威风一点，再也不受别人的欺负，停了半晌，他才说：“可是，石三伢子不争气，以前喜欢看‘邪书’，如今又想读‘洋书’，这会有什么好处呢？”

毛麓钟看到毛顺生沉吟不语知道他有点活动了，听了这话就趁热打铁大讲东山高等学堂的好处：“石三到那里去读几年书，一定会有大出息、大造化，说不定还能当大官、赚大钱。”

这时，王季范和文运昌也连忙插话，介绍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情况。他们说，那里原先是有名的东山书院，前几年才改成的洋学堂。除了读古文古诗以外，还开设了物理化学课。单是从日本买回的理化仪器，就足足花了二千两雪花银子哩！

毛顺生还是摇头，说：“到那种学堂里去读书，只怕要用好多的钱，我只担心供养不起哩！”

文运昌忙说：“不要好多钱，比长沙便宜得多。只要交1500文铜钱，连伙食费都在里面了。”

接着，众人又纷纷向毛顺生进行劝说，最后总算把毛顺生说服了。他说：“亲戚朋友们讲了这么多好话，都是一片好心，都是希望石三好，就看各位的面上，让他到湘乡去吧。”

执拗的毛顺生不再固执己见了，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也放了心，就不再讲什么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整理好了行装，在文运昌表哥的陪伴下，准备去东山高等小学堂应考。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就起了床。当父亲像往常一样下地干活去后，毛泽东把一顶蓝布蚊帐、两床旧床单和几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卷成一包，挂在扁担的一端，另一端挂上个竹筐，里面装着他心爱的两本书：《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毛泽东告别母亲，挑着担子，大步走出家门。母亲追上来，在他的口袋里放了两个煮鸡蛋，顺便问他：“你不去地里给你爹道别吗？”

“我已写了东西，夹在爹每日必翻的账簿里。”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久久地看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身影。

父亲晚上回来，打开账簿，发现一首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人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改写而成的，毛泽东借诗抒发了他学而成名、志在四方的雄心。

5.东台山下

东山高级小学堂距韶山冲约50里。

毛泽东第一次远离家门，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沿着向前不断延伸的土路大步朝前走，心中异常兴奋。

日头偏西的时候，毛泽东渡过湘江，沿一条石板路又走了两三公里，眼前便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圆形建筑。在毛泽东看来，这座建筑物酷似家乡的毛氏宗祠，但比毛氏宗祠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他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大的建筑物。这座庞然大物就是他魂牵梦绕、向往已久的东山学堂。他放下担子，擦了一把汗，久久凝视这所东山小学堂，心情有些激动。这座建筑物背依巍峨的东台山，东台山顶有白色七级宝塔，高耸入云，左右是平展展的稻田，四周环绕着一条三丈余宽的人工河，毛泽东觉得很像旧小说里讲的护城壕。围墙内外树木青葱，环境显得宁静而秀美。

毛泽东起担上肩，迈步向前，很快就登上架在人工河上的白色石桥，他又放下担子，以好奇的目光，观察这小巧玲珑的白石桥和桥下清澈明净的碧水。他惊喜地发现，河里有鱼群在漫不经心地游着，他挥动手臂，又用力跺脚，想吓唬吓唬它们，可它们没有丝毫害怕之意，仍然悠闲地结队漫游。

过了石桥，又穿过一堵围墙，就看见学堂的第一道大门。毛泽东挑担径直朝大门走去。门房见他的模样与装束，认为他是文运昌请的挑夫，不让他进去。正在文运昌解释时，他就被一群穿绸缎、着轻裘的富家子弟围了起来，他们嚷道：“不让这穷小子进去！”

毛泽东据理力争，与他们吵了起来。这时，留着两撇八字胡子的堂长听见吵闹声，手拿竹烟杆，迈着方步走来，厉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学堂，不许高声喧哗。”

学生们一哄而散，门房指着毛泽东说：“先生，是这穷小子在这儿捣乱！”

毛泽东很有礼貌地上前行了个礼：“先生，我是来求学的，可他们不让我进门。”

堂长叫李元甫，他仔细打量着带有浓厚农民气质的毛泽东，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转脸对门房：“带他到我的办公室去！”

在堂长室里，李元甫询问毛泽东：“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今年多大了？”

“我叫毛泽东，家住韶山冲，今年16岁。”毛泽东恭敬地回答了堂长的提问。

“嗯，你的个子够大的，看上去至少有18岁，与小学生在一起读书，显得有些大。你不是湘乡人，我们东山学堂原则上不收外县学生。”李元甫停顿一下，继续问道，“你读过哪些书，毛泽东？”

“先生，我读过六年私塾。看过‘三国’、‘水浒’，还看过《盛世危言》。”

“学过算术吗？”

“没有。可是我会记账，会双手打算盘，先生。”

“学过地理吗？”

“没学过，先生。”

“那，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毛泽东接过堂长递来的毛笔和纸，写了四个粗犷的大字：“我要上学！”

“你的字写得还可以，但基础差，知道吗？”

“可是我会加倍努力的。请先生一定要收下我。”毛泽东有些紧张。

正在这当口，一位姓胡的先生走进来，他已经听到他们的谈话，被这个大个子农村少年热切的求学之心所感动，便向李元甫建议：“收下他吧，他会用功的，堂长。”

这时文运昌也帮着说情。李元甫思考片刻，点了点头说：“好吧，就让毛泽东先试读5个月，看看是否能跟上。”

就这样，毛泽东经过一番周折，缴纳了14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食费、宿费和学杂费，入了东山小学堂。

东山小学堂的前身叫东山书院，原是个诵古读经的场所。鸦片战争后，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竭力提倡向西方学习，想用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来影响中国，使中国强盛。在这种思潮推动下，许多洋学堂建立起来了，东山书院也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改成洋学堂的。这所学校实行新法教育，除国文外，开设有中外历史、地理、物理、图画、音乐、体操、修身、外文等新科目。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思潮，感到非常新鲜。不过，他最热爱的学科则是国文、历史和地理。他的经学功底深厚，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因此，深得国文和经学老师的赏识。

在入学试题《言志》的习作中，毛泽东把自己立志救国的伟大抱负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李元甫阅后大为惊异，激动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栋梁材。”

后来，毛泽东又写了《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言论新颖、气势磅礴的作文。国文教员谭咏春对这些文章浓圈密点，在其中一篇中写下批语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同学们把毛泽东的文章争相传阅，有人还全篇抄下背诵。

然而，东山学堂也使毛泽东眼界大开。

堂长李元甫是一名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常利用早、晚点名的时间，向学生讲述中国民族积弱不振，屡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情况，并鼓励学生们发奋学习，不忘救国。

学校里的音乐教员曾留学日本，头上拖着一根假辫儿，被一些同学称为“假洋鬼子”。但是，他是一名极富民族意识的爱国者，毛泽东非常尊敬他。“假洋鬼子”教过一支日本歌曲——《黄河之战》，这是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人在庆祝胜利时所唱的，毛泽东从歌词与“假洋鬼子”的介绍中，感觉到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国力逐步强盛后的骄横与虎视中国的野心，更加为祖国前途而忧虑。

在东山学堂里，由于毛泽东拼命用功学习，争分夺秒地大量阅读新书，几个月，就大有进步，已赶上并超过同班同学，于是李元甫决定让他留下来。

毛泽东穿着朴素，又不是湘乡人，同学们起初都跟他保持距离，但后来对他友好起来，大家不但叹服他的经学功底与作文能力，还公认他为讲三国历史与梁山泊英雄好汉故事的权威。同学们常常围坐在宿舍里或相聚于东台山顶，饶有兴致地听他说“三国”、“水浒”。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与同窗萧三结为朋友。

一天上晚自习时，毛泽东经过萧三的座位旁，被萧三手中所拿的书吸引了，停住了脚步。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传》。”

“借给我读读，行吧？”毛泽东话尚未说完，已把书抓住了。

这本书记述了彼得大帝、拿破仑、惠灵顿、卢梭、华盛顿等世界历史名人的不凡生平与事迹。毛泽东读得很仔细，书中许多地方都圈点过。还书时，他面带愧色地对萧三说：“对不起，把书弄脏了。”

接着，毛泽东又激动地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

这时，萧三打开书念道：“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战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念完后，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们中国也需长期奋斗，也需要出现华盛顿这样伟大的人物啊！”

此后，毛泽东取名为子任，寓意“以天下为己任”。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在感情上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在韶山，他是殷实人家的子弟，受人尊敬与羡慕。进了东山学堂后，从入学堂门的那天起，因穿着破旧，举止土气和不是湘乡人而受到不少歧视，这有时使他精神上压抑和苦闷。

就读东山学堂，是毛泽东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他在这里所接受到的“新式教育”，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越发向往外部的世界。

6.去长沙读书，当了兵又退伍去上学

菜花幽香的微风，吹拂着毛泽东汗津津的面孔，他感到一阵凉爽和惬意，呢喃鸣叫的群燕在田野里快乐地翻飞，一个春意的日子毛泽东用杉木扁担挑着行李卷和书，离开读了半年书的幽静的东山学堂，沿着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土路，朝前走着，步伐坚定而且急促。求学的欲望和追求进步的决心，驱使他义无反顾地去闯更广阔的人生天地。

毛泽东由湘乡走到湘潭县城，去投读湘潭高级小学堂，因年龄太大、个头太高而被拒之门外。于是，毛泽东愤然离开湘潭县城，在湘潭码头挤入一艘小火轮的三等舱里，去了长沙。

这是1911年春。

在波涛翻滚的湘江里行船，使毛泽东激动不已。这江水比家乡的水塘、小溪何止大千万倍？毛泽东不禁在心底赞叹。他是第一次坐火轮，那“呜，呜”作响的汽笛声，那扑鼻而来的呛人的油烟味，使他的心合着现代社会的脉搏激烈地跳动起来。这位穿着寒酸但精神富有的来自闭塞乡村的少年，凭栏俯首，望着滚滚奔流的江水，心潮翻滚，随口编出一首耐人寻味的顺口溜：

富不富，卖豆腐；

沉不沉，大火轮；

穷不穷，毛泽东；

君不君，程咬金！

这四句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初次卷入中国现代历史汹涌大潮的那一瞬间的心态。虽来自偏僻山乡却毫无自卑与胆怯。这个未来弄潮儿的心中充满自信与进取之心！

进入繁华的长沙城，几乎事事都使毛泽东感到新奇，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这里与韶山冲相比，甚至与湘乡、湘潭县城相比，都有天壤之别。工厂的高大烟囱比家乡山中的大树还高，还喷吐着黑色的浓烟；火车辗压着铁轨，哐哐作响，风驰电掣般地隆隆而来，呼啸而去；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船只在江中上下争流。白天，街上各式各样的招牌五颜六色；晚上，一片电灯的海洋……这一切，使毛泽东大开眼界，兴奋激动。

可是，没过几天，毛泽东的兴奋激动就被愤怒和忧虑所代替。原来，毛泽东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瘦骨嶙峋的人力车夫，用东洋车拖着肥胖的富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面黄肌瘦的破产农民拖儿携女，沿街行乞；绿眼高鼻的洋人着装古怪，在大街上游来荡去，盛气凌人；挂有米字旗，太阳旗，星条旗的外国兵舰与商船在湘江中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江岸上那高耸的富丽堂皇的教堂，与周围的茅棚、破屋群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景象，使毛泽东的心灵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他再没有心绪去赏景猎奇，只是觉得心情沉重，沉重得喘不过气来。

也许正是在这心绪翻滚的时刻，毛泽东萌发了破坏这个不合理的旧世界，建立一个美好新世界的初步想法和决心。

到长沙后没几天，毛泽东便顺利考入他想进的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

地处中国南北交通要冲的历史名城长沙，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近代，这个城市汇聚着一批又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新旧思想的交锋历来十分激烈。这时，长沙革命党人的活动非常活跃。由于清政府颁布了“新内阁制”，任命奕这个皇族权贵为内阁总理大臣，全国舆论哗然。一场反清斗争的大风暴正在酝酿。

毛泽东置身于辛亥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环境，机敏地感受到这种革命气息。在湘乡驻省中学堂里，毛泽东一面读书看报，一面关注社会动态。在革命党人的反清宣传的鼓动下，他很快卷进了革命的旋涡。当他看到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后，立即被这份报纸的富有极强烈的反清色彩的文章所吸引，并成为这份报纸的最热心读者。

一天，《民立报》上登载一则重要消息：1911年4月27日，以黄兴为首的同盟会会员在广州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声洞、林觉民等72名烈士英勇殉难，黄兴也负了伤。革命党人的斗争精神使毛泽东非常激动，清政府的残暴也使毛泽东非常愤慨。阅读《民立报》，还使毛泽东得知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毛泽东仔细研究这一纲领后，深受鼓舞，异常兴奋地奋笔疾书，写出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并把这篇文章公开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推翻黑暗腐朽的清王朝，成立新政府。立即从日本召回孙中山，让孙中山做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文章贴出后，在学校引起轰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一政治见解虽然并不成熟，但是，18岁的毛泽东已从一个不反对帝制的人，开始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了。

1911年初，全国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这年4月，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继续推行卖国政策，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把粤汉、川汉铁路的建筑权从民族资本家手中收回，出让给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清政府这一可耻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人民纷纷抗议，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开展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5月，湖南省各界人士召开了万人抗议大会，长沙各学堂先后罢课。毛泽东所在的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舆论鼎沸，师生们开会演说，倡言罢课。但是，湖南巡抚杨文鼎对师生们的正义行动横加干涉，同学们公开开会不成，便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便聚集于岳麓山头，有时学生们干脆把大门关起来搞演讲。毛泽东等激进学生慷慨陈词，主张革命。在一次演说时，一位同学讲到悲痛处，竟将身上的长袍脱下来，往地上一甩，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这一举动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于是，毛泽东倡议大家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剪掉头上的“猪尾巴”，这一倡议当场得到十几位同学的响应。

一个星期天，毛泽东与另一个同学率先行动，剪掉了辫子。可是，十多位本已同意剪辫的同学，因看惯了有长辫的男人，而见到毛泽东剪掉辫子后，模样变化太大，都忽然犹豫起来，迟迟不肯履行诺言。为了使他们能够果敢些，坚定些，毛泽东与剪掉了辫子的另一同学，采取奇袭手段，趁他们不注意时，把他们的辫子统统剪了下来。十几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子，成了毛泽东战利品。就在这短短几个月内，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是非常大的，从一名留有真辫子而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的保皇派，发展成为要求全部取消辫子的革命派。

毛泽东的剪辫之举遭到一个思想保守的朋友的攻击。因此，围绕剪辫问题，毛泽东与这位朋友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那个朋友是法政学堂学生，他为了对清王朝表示忠诚，不但不愿剪辫子，还从《孝经》上找到一些话来证明留辫是正确的。他摇头晃脑地背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毛泽东则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反驳道：

“既然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那你为何要剪指甲、剃胡子呢？”

这一问，问得这位朋友哑口无言。

毛泽东接着又尖锐指出：“男人留长辫，这是保皇派的象征。清朝统治者腐败透顶，无能之极，弄得中国风雨飘摇，民不聊生。我们剪掉辫子，就是表示我们推翻清朝统治的决心，这是革命的行为，进步的表现。还死抱《孝经》上的那些散发着腐臭味儿的封建教条干什么？”

毛泽东的话犀利而雄辩，像滔滔江水，奔腾向前，势不可挡。那位朋友的陈腐论调被驳得体无完肤。在无言以对的情况下，那人只好拖着乌黑发亮的大辫子悻悻地逃走了。

1911年10月10日，正当清政府忙于镇压保路运动的时候，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许多省份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革命力量雄厚的湖南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长期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炽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火山般地骤然进发，统治中国268年的腐朽的清王朝，在四面楚歌中走向崩溃。

武昌首义后，湖南长沙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革命党人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巡抚杨文鼎极度惶恐不安，立即派人在城门口、大街上到处张贴告示，宣布戒严。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因此终止行动，他们有的在学校里发表演说，鼓动学生们起来革命；有的在城外新军中作策动起义工作，活动频繁。

一天，湖北革命军的一位代表经校长同意，到湘乡驻省中学堂向学生发表演说，鼓动学生们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为建立民国而斗争。师生们认真地听着，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被这激动人心的讲演所打动，当场就有几个学生站起来，表示拥护他的主张。毛泽东认真听着这位革命党人的讲演，心情异常激动，他认为面对这场推翻腐朽清政府的革命，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去当革命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时，清政府的军队正在攻打武汉的革命军，战斗异常激烈。于是，毛泽东决心到武汉去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

毛泽东约好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准备一起去武汉参加革命军。

临行前，他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些路费。听说武汉一带很潮湿，又特地到长沙城外新军驻地去，向一位朋友借一双雨鞋。半路上，看到新军队伍正向长沙城里开来。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正调动队伍，举行反清起义。在城内革命党人的配合下，新军异常顺利地攻下了城门。毛泽东到达兵营时，哨兵拦住了他，不让他进去。当毛泽东返回时，新军已攻入长沙城。毛泽东进了城，立即爬上一个高地去观战。

在高台上，毛泽东看见一小队新军攻打军械局，大队新军从小吴门进了城，直奔抚台衙门。由于抚台衙门的卫队没有抵抗，新军很快将其攻下，写着“汉”字的大白旗在抚台衙门上空升起。于是，毛泽东返回校园，这时大门已由新军士兵守护，学校校门上也同城内其他学校、机关、商店一样，挂起了写有“汉”字的白旗，湖南就宣告独立，光复了。

当天下午，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成立，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平日威风十足的清政府的巡抚杨文鼎，在抚台衙门后墙挖了一个洞，狼狈逃走。

湖南新军起义后，立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准备出兵武昌，支持武昌，与从北京南下的袁世凯的清军对阵。一时间，长沙城里招募新兵的旗帜在庙堂、公所、车站、码头、客栈、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应募的人也十分踊跃，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军。一支学生军很快就组建起来。毛泽东觉得学生军基础不好，不如参加正规军。后来，他放弃了去武汉参军的打算，在长沙参加了革命军，当上了一名普通列兵。

参加新军后，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

为了做好支援武昌的准备，毛泽东在新兵连里，对出操、上课都非常认真，对于军队中的紧张、艰苦生活从不叫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便具备了一个士兵的基本素质和作战能力。

新军士兵每月发饷银7块。别人得了饷就上街吃、喝、玩、乐。而毛泽东从不乱花一文钱，除了每月伙食花去二三元外，其余的钱几乎全花在购买书报上。每天站完岗、练完操后，他就坐下来全神贯注地阅读书报，思考和研究社会实际和政治问题。每得到一张报纸，他几乎都要一字不漏地看完。

入伍前，还在湘乡中学堂的时候，毛泽东就把报纸视若神明，在学校里他是有名的“报癖”。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新闻界一时颇为活跃。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西方思潮和学说潮水般涌来。通过报纸这个窗口，毛泽东不仅了解到当今中国与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而且还获得许多新知识。

有一天，毛泽东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毛泽东觉得很新鲜，便立即和士兵们讨论起来，认为“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中华的“济世药方”。毛泽东还从报刊杂志上收集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并读了江亢虎的关于社会主义史及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

但是，这时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介绍是很杂乱的，有的作者只是根据道听途说来进行转述和评论，有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新名词从外文翻译过来，所论极不详尽。虽然号称宣传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懂得社会主义为何物的大有人在，而且宣传中往往还掺杂了大量当时颇为盛行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杂质，根本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捕捉新事物的敏感，对“社会主义”一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注入了极大的热情。他和士兵们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少收获，因为这些士兵大都不识字。于是，他便给几位东山学堂的同学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寄去，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他的热情并没有激起别人的回应，只有一个同学回了信，表示赞成他的意见。

武昌起义后不到一个月，响应起义的省份就达到17个。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廷被推翻了。但是，1912年春孙中山先生与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议和，南京政府被解散。

毛泽东投笔从戎，甘当一名普通士兵，本来是要为推翻清王朝而冲锋陷阵的。但是没有想到，一场革命就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下子就过去了！既然革命已经过去，再继续当兵已无意义。同时，武昌起义、长沙起义以来的现实使他失望。他看到清朝虽被推翻，但革命并没有使国家的状况发生多大变化。于是，毛泽东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

对于读哪所学校，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开始反复研究报纸上登载的各种各样的招生广告。

这时，长沙兴办了许多学校，实业的，法政的，商业的，各式各样的都有。这些学校都充分利用广告来招徕新生。首先，毛泽东顺利地通过了商业学校的入学考试。但是，天生对商业无兴趣的他并不死心去学商校，仍留心广告。几天之后，他又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招生的广告。这所学校是官办的，课程设置繁多，教员中不乏能人、名人，显然又比前一所商业学校好，于是，他又交了一元报名费，并再次写信报告父亲说他已放弃“当法官”的打算，而要就读公立高级商业学校，争取日后成为一名商业专家。这一选择，赢得深谙商业好处的父亲的满心欢喜和热情支持。父亲一直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商人，无奈儿子拒不进米店做学徒，这次接到信后，立即回信表示同意。于是，毛泽东在浪费了4次报名费后，终于使第5次报名费生效，正式进了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

毛泽东进了商校，但是这所学校大多数课程用英语讲授，教科书也是英文原版，而毛泽东的英文基础太差，只是在东山学堂学了点入门知识，赶不了这个时髦，不出一月便被迫退学。

退学后，毛泽东囊中羞涩，他又从广告上瞄准一个目标——省立第一中学，于是，对入学考试充满自信的毛泽东交了1元报名费，以第1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校长叫符定一，很欢迎这位能写一手好文章的高材生入校。但是，有的老师怀疑毛泽东的入校作文不是他自己写的，于是，决定再举行面试。面试也是考作文，要求当场写，当场交。结果，这次作文比前一次写得更好。这样，毛泽东在交了6块钱的报名费，在几所学校门前徘徊后，终于历尽周折，选定了自己就读的学校。

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的很有名气的学校，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不少有用知识。但是，这里所设的许多课程不符合毛泽东的口味，校规也太烦琐，这些都使毛泽东反感。特别是他花几个月时间读了一位国文教员主动借给他看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后，觉得自学比课堂上所学收获大得多，他又联想到在韶山冲、东山小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堂和兵营里的自学生涯，便初步得出一个结论：按部就班地在课堂里听课学习，很浪费时间。如果自学，或许收益会大些。于是，学期结束放暑假时，他便提出退学。

听说毛泽东要退学，符校长和国文老师感到吃惊，都竭力挽留他。但毛泽东婉言谢绝先生们的好意，还是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

离开第一中学，毛泽东毅然决定到长沙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上“自修大学”，就住在离定王台只有三华里的新安巷湘乡会馆。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毛泽东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自学的热情解决不了付房租和一日三餐的资费。不进学校，不找事干，在毛泽东的父亲看来，极不正当，因此他不再给儿子寄钱了。毛泽东没有钱，就不能继续“自修”下去。这时，在湘乡会馆内住的学生与退伍或被遣散的士兵之间经常吵架、斗殴。这种环境也使他不愿在此住下去。毛泽东只得考虑重新进学校学习，以便继续获得家里的经济支持。同时，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途，考虑的结果是自己最适于教书。于是，他又留心起广告来。有一天，看到报上有一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生的广告。广告说：“对学生不收学膳费；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

毛泽东看后很兴奋。毛泽东随即写信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回信：同意考此学校。于是，毛泽东参加了入学考试，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

考取第四师范后，毛泽东结束了自己或听凭兴趣、奇想，或被招生广告左右，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选择生活与求学方式的时代。

1913年春，毛泽东以优异成绩进入省立第四师范学习。第二年春天，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于是，毛泽东与四师所有同学，都穿上了一师的蓝色毛纺校服，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师学生。校方把一师1913年秋季入校的学生与四师1913年春季入校的学生编入同一年级，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从1914年春到1918年夏的四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这里求学。1920年秋到1921年冬的一年半时间，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并兼做国文教员。因此，毛泽东与一师有过7年半的密切关系，其中，毛泽东积极地投入了湖南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

1919年10月，正当毛泽东在长沙以《新湖南》为阵地，向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虐政进行无情抨击时，他突然接到大弟毛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家信。毛泽东与在长沙读书的小弟泽覃，心急如焚。两人星夜上路，直奔韶山。

然而，当他俩赶到家时，母亲已入殓两天了。泽民带着重孝，含泪告诉哥哥泽东和弟弟泽覃：“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你们两人的名字……”听了这话，毛泽东不禁掉下了眼泪。

毛泽东对母亲是很有感情的。15岁那年，为了母亲的病，迷信神佛的他曾同母亲到南岳衡山进香还愿，每走十来步就跪拜一次，以示虔诚。母亲这次生病已有一年多，他虽远在省城，但时时牵挂病母。1918年，母亲在唐家坨娘家养病时，毛泽东曾请名医开一药方，寄给舅父。1919年春，他刚从北京返回长沙，就曾将母亲接到长沙就医。

毛泽东守在母亲灵前，对着暗淡的油灯，陷入沉思，想起了许多往事，追忆母亲勤劳、善良、俭朴的一生，想着想着，毛泽东禁不住一阵抽泣，又掉下眼泪。就在这悲肠寸断之时，他席地而坐，以泪和墨，含悲握毫，一挥而就，写出了一篇哀婉悲切、催人泪下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养育深思，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报亲时。

这篇《祭母文》，高度赞扬了母亲温柔敦厚、诚实善良、克勤克俭的美德，文辞古雅，情真意切，堪称祭母文辞中的佳作。

毛泽东在挽联中，又以简约之语再次表达赤子对慈母的爱和悼念：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三天后，兄弟三人沉痛地将母亲埋葬在了不远处楠竹坨的小山上。这座小山是一处极普通的圆形土堆，就在自家的对面，那里已经埋入了罗氏女，山上长满了松树和蒿草……

“头七”过后，毛泽东心系长沙的“驱张运动”，而且三弟还需要回去继续读书，他只好安慰了父亲，携三弟告别了二弟和弟媳，转身洒泪离开了韶山。

原来，1919年8月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被张敬尧强行查封后，毛泽东便代表湖南民众意愿，满怀激情地组织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张敬尧出湖南的运动，又称“驱张运动”。为争取全国人民对驱张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从韶山回到长沙后于1919年12月中旬，率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在此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北方领袖李大钊先生接触频繁，并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在上海活动了近三个月。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已到了上海，正与陈独秀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即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南方领袖陈独秀多次会晤，共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在湖南如何开展革命实践活动的问题。

1920年7月初，毛泽东回到长沙，这时驱张运动已取得胜利。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陈独秀之约，积极开展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经过长时间的、艰难的追求与探索，毛泽东终于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7.与杨开慧结婚

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的又一重大收获，是同杨开慧建立了真挚的爱情。他与杨开慧之间甜蜜的初恋和日后如胶似漆的婚姻生活，对他的一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杨开慧是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的女儿，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圆脸庞，双眸黑而有神，留齐耳短发，喜穿蓝布大襟衣、青色裙子。她自幼不事铅黛，志存高远，是一位酷爱诗文、具有超凡脱俗个性的奇女子。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就认识杨开慧了。那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常以弟子身份到杨寓求学聆教，讨论问题。当时杨开慧只有十二三岁，还不便参与发言，但她喜欢坐在一旁静听，听到兴奋处，她就抿嘴微笑，听到愤怒处，就剑眉高耸。她对毛泽东在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宏伟抱负、远见卓识以及对真理孜孜以求的精神深感钦佩。与此同时，感情丰富且细腻的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位比他小8岁的姑娘的存在，并渐渐对她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特殊感情。在这种感情驱使下，毛泽东常把自己的日记和笔记本借给杨开慧看。作为回报，杨开慧也把自己的日记和笔记本给毛泽东请他指教，还不时地向毛泽东请教学习中的疑难，每次她都能得到毛泽东热情而详尽的帮助。在这期间，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建立起一种微妙而美好的感情。

1918年8月，杨开慧随全家迁往北京。同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曾一度住在杨家，这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接触杨开慧提供了机会。他们一同游览故宫，徜徉北海，共同投身革命活动。这时的杨开慧已是17岁的妙龄女子了，亭亭玉立，仪态万方。她身处异地，遇到同乡知己，情愫暗生……

有一天，毛泽东向杨开慧讨诗，开慧并不推辞，莞尔一笑后，柔声柔气地说：“我爱诗，但作不好，临时唱和更无把握作好。不过，去年在长沙时，曾为答谢好友李一纯所赠菊花，写了一首答谢诗。”说到这里，她略为停顿后，将诗吟诵出来：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贴娇丽菊，今高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认真体会诗中含意，听完后又小声重复诗中句子。

“这首诗表面上看，是一首答谢诗，细细品品，则是一首爱情诗。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吧？”

开慧顿时脸红了，急忙辩白道：“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句，我对你说了，这是给李一纯的。”

就这样，毛泽东和杨开慧在北京开始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初恋。

当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时，两人心里都有难舍难分之感，但是两个人都没有首先表露心迹，分别后，两人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到了1919年4月，毛泽东给杨开慧写信时，称呼只一个字：霞。霞是杨开慧的号。杨开慧回信，称呼毛泽东也是一个字：润。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他俩的恋爱关系就公开化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杨开慧也常到北大旁听，并认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和英文本的《布尔什维克》等进步书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1月，杨昌济于北京病逝。毛泽东以半生半婿身份全力以赴帮助杨开慧一家料理后事，并与杨开慧一道扶柩回湖南长沙板仓老家。

回长沙后，杨开慧进入长沙湘福女中继续求学。这时毛泽东正在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杨开慧是其得力助手。缺少活动经费，杨开慧便动员母亲将父亲去世时北大同事们送的祭葬费拿出来作为活动经费。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这种经长期了解并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础上的爱情不断升华，很快进入热恋阶段。

早春乍暖还寒。一天，毛泽东突然填词一首送给杨开慧。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一首《虞美人》，写得柔情似水，缠绵悱恻，淋漓尽致地表现热恋中的毛泽东此时此夜难为情的相思情。反复阅读，细心品味之后，杨开慧激动不已，按捺不住把这首词给了好友李淑一看，并对李淑一说：“毛泽东非常爱我！”

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到了这年冬天，杨开慧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毛泽东的住所——妙高峰下青山祠，这是一师教员宿舍。在没有婚礼，没有嫁妆，没有繁琐仪式的情况下，两人“不作俗人之举”，自由结合了。他们新房里的家具是旧的，木格窗下摆着一张木桌，桌旁一把藤椅，几张木凳；旧式木床上，挂有一方夏布帐子，被褥枕头是开慧用过的，洗得有些发白，只是窗前天井里的那株山茶，在寒风中怒放，充满喜气！

婚后，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先后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和武汉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她协助毛泽东整理文稿，夫妻双双经常工作到深夜。开慧还尽妻子之责，安排好毛泽东的生活。

1921年初，为了动员弟妹参加革命，毛泽东踏着瑞雪，从长沙回到韶山。这时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已去世了。小弟泽覃在父母健在时就被毛泽东接到长沙读书，几年来，泽覃受大哥的影响已倾向革命。因此，这次毛泽东动员的重点对象是大弟泽民和堂妹菊妹子去长沙。

毛泽东的大弟泽民，字润莲，比毛泽东小3岁，自幼随父务农，没读过多少书，但是是种田和当家理事的一把好手。毛泽民外貌酷似父亲毛顺生，身强力壮，办事认真，乐于助人，人缘很好。每年春耕大忙时节，他总是组织一帮强劳力，用换工办法，合伙插秧，搞得热热闹闹。但是，受母亲文氏影响，他又对贫苦农民极富同情心，青黄不接时节，豪绅地主乘人之危，抬高粮价，他就到外面贩些米来，平价售给乡亲们，实在买不起的，还可以赊账。然而，光凭同情心和义气，并不能拯救韶山的乡亲们。在反动派统治下，韶山人民饱受兵乱灾荒之苦、在饥寒交迫中受煎熬，日子越过越穷。父亲去世后，毛泽民继承父业，担起全家生活的担子，虽克勤克俭，精打细算，但日子越过越难，毛家的家境一天不如一天。

晚上，毛泽东把全家人召集在火塘旁坐下，向弟妹们畅谈天下大事，讲解革命道理，教育、开导弟妹们要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彻底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道。

毛泽东对大弟泽民说：“这几年我在外奔波，泽覃又在长沙随我读书，家中之事，你一人掌管，够辛苦了。”

听到这话，泽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家里被火烧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以后连遭败兵抢劫。加上为母亲和父亲操办丧事，花了不少钱，这样一来，家底搞光了。我们家是一年不如一年！”

听了大弟的话，毛泽东说：“你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不过，家境每况愈下，这不能怪你。国破家亡啊！”

接着，他便建议大弟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一下，到长沙去学习。泽民感到有些突然，就问：“家里的田哪个种？屋子哪个住？家中之事总得有人管呀！”

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个嘛，好办又不好办。欠别人的债，把猪牛赶去卖了，如数还清；别人欠我们的，把他们请来，宣布一律免还。几亩水田租给别人种，收点谷子救济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寡；房子可以让给缺房的乡亲去住。你看这样处理行不行？”

毛泽民是个明白人，听大哥一席话后，他明白了世道不改变个人再苦撑苦干也是空的。他沉思片刻后，表示同意大哥对房地的处理意见，自己愿意随大哥离开家乡去长沙学习、革命去！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对大弟的动员完成后，毛泽东把目光移向瘦弱的、刚满15岁的菊妹子。

菊妹子六七岁时就来到毛家，是毛泽东的母亲文氏的养女。毛泽东从小就很喜欢她，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待。她的亲生父亲叫毛尉生，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三十九岁那年被地主折磨而死。她父亲死后，身患肺病的母亲，再也无力养活她和三个弟弟。喜做善事的文氏把菊妹子收为养女。毛泽东的父母相继去世后，刚满14岁的菊妹子就被姑母强行接走，嫁到杨林庙的一户人家作童养媳。菊妹子到婆家才半年，身上就被打得伤痕累累，过着非人的生活。毛泽东这次回家，听到可怜的菊妹子的不幸遭遇后，非常愤怒，立即派人把她接回家中，并决心为她解除这桩野蛮的婚约。

当菊妹子看到大哥询问的目光投向她时，便抢先说道：“大哥，我跟你去！只要不回他家，干革命，干什么都行！”

“好啊！”毛泽东非常欣赏妹妹的朴实和果敢，“那你就同你二哥一起跟我走，去读书，去干革命！”

菊妹子没有学名，毛泽东当即在一个纸盒上写下“毛泽建”三个字。这样，菊妹子终于在15岁时有了正式的名字。随后，毛泽东为毛泽建解除了婚约，把她和大弟带到长沙，泽建被安排在长沙市的一家女子职业学校读书，而大弟泽民则在一师附小搞校务。1921年秋，毛泽东创办成人补习班后，泽民一边搞校务，一边在成人补习班学习。

从此，毛泽东将自己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又投身了长沙的工人罢工运动。

7月上旬，毛泽东和何叔衡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经武汉到达上海，与其他人一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8.回到韶山养病

1925年2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从湘潭坐船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

原来，1924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并且，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2月中旬，抵达上海后，仍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公兴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理文书科主任及组织部秘书等职。

由于党内外繁重的工作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严重损害了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共产党中央决定让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

闻讯在外已做了大官的毛泽东回乡，曾经跟随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煮过饭的邹湘亭和另外一个农民邹汉生去给毛泽东接行李。两人听说去接毛泽东，三步并作两步，兴冲冲地往银田寺走去，很早就在码头上等候。

中午，从湘潭通往银田寺的小河上，驶过一条小木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魁伟的身材，蓄着长发，身穿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袍，脚上套着一双草鞋，正在朝前凝视。邹湘亭一看就认出那是毛泽东，赶忙迎上前去，连声喊着：“润之先生，润之先生，总算把您盼回来了！”

与毛泽东一道回来的还有他的夫人杨开慧、刚从长沙医院治病出来的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以及毛泽东的两个小孩岸英、岸青。

船靠岸了，邹湘亭、邹汉生帮着挑了行李，毛泽民、杨开慧抱着两个小孩，跟着毛泽东上了岸，稍事休息，就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朝韶山冲走去。

杨开慧是第一次到韶山，东看看，西望望，似乎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毛泽民背着3岁的岸英，不住地逗他玩笑，邹湘亭和邹汉生则一个劲地只顾同毛泽东谈话。一路上，大家说不尽的欢乐，不知不觉，就把银田寺远远抛在后头。

当毛泽东他们还在路上走的时候，毛泽东的家里早就由他的弟媳、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南收拾得熨熨帖帖了。

上屋场毛泽东的家是一座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房，乡里人叫“一担柴”式的房子。屋子坐南朝北，土砖砌的墙，靠东边的一头盖着瓦是毛泽东家，靠西边的一头茅草房是邻居。

为了迎接毛泽东他们回来，王淑南已经忙了大半天。她收拾完毕后，她发现毛福轩、钟志申、李耿侯，还有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已经来了不少了。

毛泽东等一行人满面春风地向上屋场走来，微笑着向乡亲们打招呼，人们围上去有的接行李，有的抱小孩，簇拥着进屋去。钟志申见了毛泽东，跑上前去，拉着他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高兴地说：“志申，你好啊！”

毛福轩也赶紧过去和毛泽东握手、打招呼。

毛泽东环视一下四周，见李耿侯等人都在向他施礼，就说：“怎么？你们都来了！”

大家见面之后，便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有的问毛泽东这些年在外的经历，有的问这次回来能住多久，有的问来的路上是否顺利，有的邀请毛泽东到他家去坐……毛泽东都一一作答。

不一会儿，杨开慧出来招呼，饭搞好了，叫大家吃饭，已经吃过的，就请坐一坐，喝喝茶。大家看见杨开慧，小声议论起来，有的说她穿的整洁、朴素，态度和蔼大方，也有的说她虽然是城里来的，其实并不洋气，等等。

刚吃过饭，外面又有人大声叫：“润之先生！”

来的是一个青年，大高个，长得很健壮。他叫庞叔侃，住在离上屋场十里远的花园冲，是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现在是庞氏族校的教员。早年在长沙读书时，就深受革命的影响，参加过许多次学生运动，思想进步，进取心强，毛泽东很喜爱他。刚才，他正在房间里翻阅《中国青年》杂志，听说毛泽东回来了，马上放下书本，提起脚就往上屋场跑来。

紧接着，曾经跟毛泽民、毛福轩一道在安源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毛新枚也来了，他因为不久前死了父母，家务多，自己又兼行医，耽误了，稍来迟了一步。

毛新枚看见堂屋、横屋、阶基上挤满了人，毛福轩他们都坐在那里，就笑着说：

“我满以为自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哩，没想到你们都来了。”

庞叔侃忙接口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呀！”

毛泽东这时走出来，也笑着说：

“你们到底是教书先生、郎中先生，出口成章，都有才学哩！”

说着，毛泽东招呼大家坐下，就问起他们近年来的情形。大家憋了一肚子话，早就盼望向毛泽东诉说诉说，请他指点指点。庞叔侃先开口，他谈到农民生活怎样越来越难熬，谈到成胥生等地主豪绅如何横行霸道，以及教育界当权的如何贪赃枉法，也谈到自己的彷徨和苦闷等等。经庞叔侃一引，大家一肚子话就像开了闸的水，纷纷把村里的情况、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谈话，在房子里一边走着一边说：“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穷，但是穷得有志气。穷到什么程度呢？十户就有九户是田无升合，地无寸土，拿在座的新枚哥来说，自己虽然做郎中，可是全家大小七口人吃茶饭，只一亩田，年年是禾镰上壁，就没有饭吃。穷得有志气，像志申哥就是这样，敢于和成胥生作对，把成胥生的团丁像赶疯狗一样赶跑。……”

大家不吭声，一字不漏地听着。这时，毛泽东没有立即说下去，停了一会，他走到桌旁站住，稍稍放大了声音说：“对，对付反动派就是要这样。地主土豪、贪官污吏，你不打他是不会倒的。我们不光要把他打倒，还要踩上一只脚，叫他翻不得身！”

毛泽东这几句话，正说到几个年轻人的心坎里。钟志申早已按捺不住，忙问道：

“润之先生，听说你在长沙，在安源，带领工人和反动派作对，回回都搞赢了。这次回韶山，能不能带领我们也闹起来？”

毛新枚接着说：

“要是我们韶山也像安源那样闹起来，就带劲啦！”

庞叔侃激动地说：

“润之先生，只要你说怎样闹，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跟你走！”

毛泽东沉思一会，看看时间不早，来的人也杂，不便细讲，就叫大家先自己想想，以后再谈。

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把大家送出门口，直到人们都走远了，毛泽东才对留下的毛福轩悄悄交代，叫他明天到如意亭杨家庄小学去一趟，找那里的教书先生柳季刚，并告诉他说，柳季刚是湘潭县委的负责人，请他明晚到这里来，开个党员会。

毛泽东回到韶山的消息，不几天，就传到大恶霸成胥生的耳朵里，他本能地感到恐惧，坐卧不安，整天也不见一丝笑容，两撇八字胡翘得高高的。成胥生是韶山一带的土皇帝，势力很大，一些中小土豪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他勾结军阀官僚，在乡下为非作歹，不可一世，韶山这一带的大小事，没有他家的人到场就办不成。为了镇压农民，他还买了二三十杆枪，收罗了一群流氓地痞作打手。几十年来，也不知害死了多少条人命，吞并了别人多少财产。韶山一带的长工、佃户，都吃尽了他家的苦头，背地里都骂他做“成阎王”、“八屠户”。

这天，成胥生把管家曾仲池叫到房里。曾仲池哈着腰，走近鸦片烟榻，低声下气地问道：

“八爷有么子吩咐？”

成胥生慢慢从榻上欠起身子，顿了一顿，说：

“韶山冲毛泽东回来几天了，你听说没有？”

“听说了。”

“你打听到他回来到底要搞么子名堂？”

曾仲池向前凑了凑，嘻皮笑脸地答道：

“回八爷，这几天去看望他的人不少，都说他是回来养病的，旁的倒没听说。”

成胥生不以为然地摇晃着马脸道：

“养病？只怕没有这么便宜……听说当年毛泽东在长沙煽动工人、学生造反，还冲到了省府衙门找赵省长讲理，把赵省长弄得狼狈不堪。据我看，这次他回乡来，定然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说到这里，成胥生暗自想道：“当年连堂堂的赵省长都奈何不了毛泽东，老子也不能去硬碰。”

曾仲池尴尬地摸着自己的秃脑袋，不知如何答对。

“这样吧，不如来个先礼后兵。你先装作去登门拜访，看他在家里搞么子鬼，然后再作计较。”

成胥生吩咐完毕，又倒在烟灯边，一面贪婪地大口吞云吐雾，两只贼眼透过蓝色的烟雾，骨碌碌地盯着黄帐顶……

曾仲池不敢怠慢，草草收拾了几样礼品，就一步三颠地朝上屋场走去。

这天，毛泽东家里又坐满了人。毛泽东坐在方桌旁，正在给大家讲述人为什么有穷有富，怎样才能摆脱贫困，过好日子的道理。

“全中国有四亿多人口，富人是这个——”毛泽东伸出左手的小指，“他们只占极少数，穷人是这个——”毛泽东又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穷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要是天下的穷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说到这里，毛泽东做起用右手大拇指扳倒左手小指头的手势说，“那就一定能够推翻骑在穷人头上的富人！”

毛泽东的明白的道理和有趣的手势，使众人越听越想听。

接着，毛泽东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的西北边境，有个俄国，8年前，在列宁的俄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推翻了皇帝和资本家的统治，建设起自由幸福的生活。”

“润之先生，那我们中国能不能学俄国的样？”农民们急切地问。

毛泽东的眼睛里闪烁着坚毅乐观的光芒，斩钉截铁地说：“能！当然能！只要我们中国的工人、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贪官污吏、连同成胥生这样的豪绅地主，统统都要完蛋。到那时，我们工人、农民也都能过上自由幸福的好日子。”

“润之先生！帝——国——主——义，是么子名堂呀？”有个农民问道。

毛泽东耐心地通俗地解释给他听：“帝国主义就是‘洋财东’。”

接着，毛泽东又给大家讲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

毛泽东讲得入情入理，又通俗易懂，农民都被这新道理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时，门口来了一个青年农民，他本来是来找他哥哥回家去做事的，但一走进上屋场，就被毛泽东的讲话吸引住了。他越听越想听，连叫他哥哥回家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忽然，他看到对门走来一个人，像是曾仲池，连忙朝屋里轻轻喊了一声：

“胥八胡子的狗腿子来啦！”

这时，曾仲池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大门口，他探头探脑地朝屋里望着，只见横屋里摆了一张方桌，毛新枚、钟志申、李耿侯和庞叔侃各坐一方，桌上的几十块麻将牌，在他们手下洗得哗哗直响。旁边站着毛泽东和十几个青壮年农民，都全神贯注地在看牌，没有一个人走出来迎接他，甚至谁也没有抬起头来看他一下，仿佛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到来。

曾仲池见此情景，心里不禁有点发怵。但他毕竟见过一点世面，马上定了定神，硬着头皮迈进门坎，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向毛泽东和其他人连连打拱作揖：“毛先生！久违久违！成局长闻听先生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特意备了一点薄礼，着曾某专程来贵府拜望！”

毛泽东一看到曾仲池，明白了他的来意。这时，还没等毛泽东回话，庞叔侃早就耐不住了，他故意摸出一张牌，顺手翻过来，“啪”地一声，往桌子上猛一扣，朝曾仲池奚落道：

“曾先生书读得多，晓不晓得一句话，野猫子进宅——不安好心？”

曾仲池先是吓了一跳，后来听出庞权侃话中有刺，顿时有些慌了神，自知此地不可久留，便狼狈地笑着，搭讪着退了出去。

9.点燃烈火

毛泽东每天都在家里热情地接待来看望他的乡亲。从乡亲们的谈话和毛福轩的汇报中，毛泽东深深感到贫苦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迫切地希望改变现状，在农村实行一场大变革。

农民的革命要求，使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党内围绕着农民问题的激烈斗争。这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但是，在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中国革命是断然不能成功的。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批判这两种错误倾向，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毛泽东这些天来，一直反复思考着如何以家乡为试点，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这天吃过晚饭，毛福轩和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几个人约好，一起来到毛泽东的家里。自从毛泽东回来后，他们几个人，几乎每天都来毛泽东家串门，听毛泽东讲形势，讲革命道理，如果有一天不去，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似的。毛泽东对他们本来就很熟悉，知道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比别人更高，希望韶山冲发出大变革的愿望比别人更强烈。因此，毛泽东就特别留意培养教育他们，多给他们讲些革命道理，依靠他们尽快地把贫苦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

毛泽东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亲自给他们泡上茶，微笑着问：“那天，耿侯兄出的题目你们想出答案了吗？”

几个人一听就知道，毛泽东问的是他刚到韶山的那天晚上，李耿侯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像成胥生这些土豪，势力这样大，我们能推倒吗？”

于是，几个人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有的说“能推倒，因为大家恨透成胥生了”，有的说“不那么容易”，还举出彭铁匠和毛承文的例子，有的说“不管推倒推不倒，反正得跟他斗”。最后，大家安静下来，都想听听毛泽东的分析。

毛泽东笑着说：“依我看，推倒推不倒，就看大家齐心不齐心。我们可以扳着手指算算，在韶山是成胥生多，还是毛福轩、毛承文多？……当然是我们这些受苦受欺压的人多。只要大家齐心，就没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

说着话，毛泽东拨了拨桌上的油灯，屋里立刻明亮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过去有的斗争失败了，为什么？主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引路的。好像一只航行在海里的船，上面没有罗盘，没有罗盘当然就要迷失方向。革命的罗盘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领导穷苦大众谋求解放的。”

几个人都听得入了神，这些话简直都说到他们心窝里去了。急性子的钟志申“腾”地站起来，大声说：

“润之先生，你说往后怎么干吧！”

毛泽东让钟志申坐下，意味深长地说：

“往后，我们要组织起来干，要把我们韶山每一户贫苦农民都发动起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的解放，而是为了天下所有的穷苦人都翻身解放。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光靠几个人的力量，无论你有多大本事也是不行的。”

“组织起来，好主意！”

“单枪匹马干的教训已经不少了！”

“不组织起来，人再多，也是一盘散沙！”

大家兴奋地议论起来。接着，毛泽东就把自己这些天来考虑的发动群众，成立秘密农协开展斗争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大家觉得毛泽东想得太周到了，并且他们自己应该走出去访贫问苦，启发群众觉悟，让更多的人懂得革命的道理，把他们组织到秘密农协中来。

大家一直兴奋地议论到深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心里仿佛开了一扇窗子，变得亮堂起来。

从此以后，毛泽东就和杨开慧、毛福轩等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宣传和组织群众起来斗争。

韶山农民有走亲访友的习惯。毛泽东利用这个农村风俗，到一些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家里串门子，由近而远，广泛地接触群众，了解韶山农村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一天，毛泽东和贺尔康一起，访问一个远房亲戚罗石泉家。贺尔康也是韶山人，几年前和毛福轩一起，由毛泽东介绍到湖南自修大学半工半读，后来又到党主办的湘江学校学习，是青年团干部，这次是告假回到韶山的。他朴实稳重，很能干，又肯学习，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把他留在身边协助开展农民运动。

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又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了罗石泉家。刚走到堂屋门口，贺尔康就指着堂屋里面的神龛说道：

“润之先生，你看那神主牌位前还站着一个赵公元帅呢！”

“他们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可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毛泽东风趣地说。

原来这罗家本来是比较殷实的人家，这些年逐年下降，现在已经过着凄凉的日子，遇上荒年暴月，还得出外讨米。

罗石泉见到毛泽东，非常高兴，连忙请他们在横屋里坐下，又端上几碗茶来。罗石泉的嫂子张罗着要为客人做饭。毛泽东连忙婉言谢绝了，告诉罗石泉：

“不用备饭，都已经吃了饭来的。这回来，是看看亲戚，随便聊聊的。”

这时罗石泉的父亲和罗石泉隔壁一个开小店的堂叔，还有罗家的一个亲戚以及几个邻居，也都闻讯跑过来了，把这间横屋挤得满满腾腾的。

罗石泉和他堂叔知道毛泽东是从外面回来的，很想知道外面的情形，看有没有谋生活的新路。毛泽东同他们亲切地交谈着。他先从日常生活说起，然后讲到形势，讲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行。最后，毛泽东说：“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设租界，办工厂，修教堂，实际上好多东西是中国人制造的，但都要加个‘洋’字，什么都是‘洋货’。”

说到这里，毛泽东指着隔壁那间小铺子说：“那铺子里就有‘洋油’‘洋布’。不打倒洋财东和土豪劣绅，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

通俗深刻的谈话说得罗石泉和他堂叔连连点头称是，不知不觉就到中午了。这时有个青年农民过来叫罗石泉的堂叔吃饭，听到毛泽东生动的谈话，也坐下倾听起来。

毛泽东见他那衣衫褴褛的样子，知道是个穷苦人。就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多少人吃饭，自己有田没有？那个贫苦农民通了自己的姓名以后，告诉毛泽东：他家里有四口人，租地主的田种，农闲时给地主家当零工，还会点染布的手艺，眼下在罗家小铺里帮忙。

毛泽东又问他：“你租了田，又在外面做手艺，屋里吃的有了没有？”

那个青年农民叹了口气，说：“哪里有吃的，倒三七租，自己只剩得一眼屎点子。遇到荒年，就只好讨米了。”

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说：“这些地主好狠心的，我们穷苦农民一定要站起来，打倒他们，自己当家作主。”

这时，一个胆小怕事的小铺老板问道：

“润之先生，你要这些贫苦农民站起来，像当年彭铁匠他们那样，随便就垮了，那不要搞得家破人亡呀！”

毛泽东听了后，俯身从地上捡起一块篾片，对大家说：

“你们看，一块篾片容易断，要是一把篾片捆在一起呢？就不容易断了吧！穷人只要扎紧把子，团结起来，就能翻得身。”

罗石泉和那个青年农民听说，兴奋得点着头说：“是这道理！是这道理！”那个小铺老板也低着头，认真地思索起来。

毛泽东和贺尔康从罗家出来，又顺着弯弯曲曲的田边小路，向前走了十几里，来到了汤家湾那几间旧瓦房前，只见钟志申两脚是泥，提着个小桶走来。钟志申见他们站在门前，便高兴地说：

“快到屋里坐，今天正好抓到好多泥鳅、黄鳝，晚上你们就在这里吃饭。”说着就拉毛泽东和贺尔康进屋里坐下。

毛泽东从衣袋里拿出一些宣传材料给钟志申看，又问了他们这里发动群众和组织秘密农协的情况。

钟志申说：“已经串联了十来个人，大家经常在一起碰碰头，开开会，积极性很高，只问下一步怎么搞法，何时有大场合，个个都是劲板板的。”

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很高兴，和钟志申谈了下一步的作法，又要他从附近找了两个农民来谈，一直到很晚才回家。

为了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毛泽东一户一户地走访，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他们起来同帝国主义、土豪劣绅作斗争。除访问了许多贫苦农民如毛月秋等家以外，还访问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争取各界对农民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孤立、打击那些最反动的土豪劣绅。

韶山是个偏僻的穷山冲，深山老林多，野兽出没无常，走访一户农民，往往来回要走几十里山路，毛泽东常常是日头出来就出门，跋山涉水，走访调查，到晚上才回家。有时太晚，回不来，就住在亲戚朋友家里。

有一次，毛福轩跟随毛泽东在杨林缎访问了几户人家以后，又在瓦子坪开了一个积极分子座谈会。散会的时候，已经深夜了。瓦子坪离毛泽东家里足足有20里，还要翻过一座大山。毛福轩想起了大山上有虎，深更半夜翻山，怕碰上老虎，危害毛泽东的安全，就对毛泽东说：

“山上有虎，晚上过山怕虎伤人哩！”

毛泽东笑着说：“只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不怕它！”

于是，他们仍然深夜翻山回到韶山冲。

这一时期，毛泽东除了亲自走访亲友，进行组织发动农民的工作，还指导毛福轩、杨开慧、庞叔侃等访贫问苦，进行思想发动，使工作逐步开展起来。最初，毛福轩在龙豹湾一带，毛新枚在望冲湾、柘木冲一带，钟志申在汤家湾一带，组织了秘密农协，接着，庞叔侃在庞氏族校一带，李耿侯在李氏族校一带，柳季刚在杨家庄一带，也都相继组织起来，还有很多地方，正在蕴酝中。这些秘密农协虽然没有确定章程，但根据居住的远近，就地组织，不拘形式，开展了一些比较切实有效的宣传工作。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

五月上旬的一个黄昏，下了一天的雨仍然大一阵小一阵，没有停的样子。韶山冲被笼罩在昏暗和雨幕之中，除了雨声和蛙鸣，四周一片寂静。由于雨天黑得早，毛泽东家的小楼上桐油灯早就点起了，灯芯吐着黄灿灿的火苗。这时候，毛泽东和杨开慧正坐在小楼中央的方桌两边，阅读文件和材料。毛泽东约了毛福轩等几个人来开会，所以，杨开慧不时地从窗口向屋外的路口张望。

这时，通往上屋场的泥泞路上，有人提着风灯蹒跚地走过来。杨开慧向毛泽东说了声“开会的来了”，随即轻轻走下楼去。

毛福轩走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青年农民。开慧热情地把他们迎到屋里，对他们说：

“润之正在楼上看文件，他估计你们路上得淋湿，让我找了几件衣服预备着。”

说着，她把几件毛泽东平时换洗的衣服拿给他们换上，随后又同王淑南一起，弄热水让他们洗了脸，他们歇一会儿，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贺尔康等先后按时来到，他们都已吃过饭，有的把淋湿的衣服换了一下，杨开慧便请大家到小楼上开会。

毛泽东见大家冒雨准时到达，非常高兴，把桌子上的文件材料收拾了一下，请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大家虽然经常和毛泽东见面，但仍然不约而同，都关切和敬仰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望了望大家，问大家衣服是否淋湿了，都吃了饭没有。大家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那我们就开会吧。”

毛泽东扼要地说明了会议内容，就请大家先发言。

钟志申首先汇报了几处秘密农协的组织过程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接着，杨开慧讲了贫苦妇女迫切要求翻身解放的心情。她满怀激情地说：

“除了和男人一样受反动的政权、族权、神权的统治外，我们妇女的痛苦还多一层，就是要受夫权的支配。我到几个地方进行了访问，许多妇女向我诉苦说：她们从小当童养媳，起五更，睡半夜，受苦受累不说，还时常挨男人打骂，连祠堂门也不让进。她们日夜都在盼着翻身解放、男女平等的一天早日到来。许多妇女还表示要跟男人一样，积极参加革命。她们是多么需要有人去组织领导她们起来斗争啊！”

杨开慧的汇报，在到会者心里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热烈议论起来，对妇女的要求表示同情和支持。随后，庞叔侃把从外村收集来的一首民谣《农民苦》拿出来，在会上念了几段，当中说：

天下穷人多，

农民苦难深。

干的牛马活，

住的茅草棚。

寒冬腊月天，

冻得战兢兢。

遇着灾荒年，

四处难安身。

可恨狗地主，

血汗都榨尽，

把持团防局，

仗势压农民。

穷人团结起，

众志能成城。

打倒恶土豪，

农民做主人。

……

没等庞叔侃念完，钟志申就从他手里把稿子抢过去了，其他人也凑过去看，都说这民谣讲得好，内容深刻，通俗易懂。

毛福轩说：“先给我们拿去向群众宣传宣传吧。”他还建议庞叔侃和李耿侯再编几首给大家宣传用。

会议过程中，毛泽东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汇报，对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地提出询问，并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等大家一个接一个的都讲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请毛福轩讲话。毛福轩根据毛泽东和几个党员事先商量的意见，总结了前一时期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任务，并强调说：

“我们在前几个月开展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成胥生的注意。因此，今后大家要提防点，不要让土豪劣绅晓得我们的秘密，防止他们耍阴谋，搞破坏。如今，外头的革命形势发展蛮快，所以我们要加紧努力工作，进一步发展秘密农协。”

毛泽东对毛福轩这个雇农出身的干部一直很称赞，今天听着他的总结不断点头，表示满意。等他说完，毛泽东望了望大家，然后从容地，语言生动地讲了话。最后，毛泽东风趣地鼓舞大家说：“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把广大农民群众都组织起来，不愁打不倒成胥生。”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觉得心更明了，眼更亮了，全身热呼呼地充满了力量。散会时，尽管已是深夜，路上又泥泞不堪，但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恨不能马上赶回家，努力贯彻毛泽东指示，把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

10.杨开慧在毛氏宗祠讲课

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扩大宣传阵地，毛泽东和几个骨干进一步商量了开办农民夜校的具体措施。多年来，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等地，都办过工人夜校，对办夜校很有经验，因此决定由她具体负责抓这项工作，庞叔侃、李耿侯和毛新枚等协助，同时负责讲授。

在农村办夜校，而且是男女同校，这可是韶山一带乡下从来没有过的新事情，加上物质条件差，困难不少。但杨开慧同志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很快就把夜校办起来了。没有校舍，就利用原来祠堂里的族校，没有经费，就大家凑，课桌和凳子不够，就发动大家从家里带。这些还算好办，最难的是思想发动工作，尤其是妇女们的思想工作难做。

这时，岸英刚3岁，岸青更小，还抱在怀里，开慧家务事本来就不少，她还得帮助毛泽东接待客人、整理和抄写文件。这时，毛泽东虽然身在韶山，心中却时刻关注着全国的革命运动，经常和党中央、湖南区党委联系，三天两头接到由外地寄来大量的书信和材料。这些书信和材料也都要杨开慧同志协助处理，这样，办夜校的事，就只能挤时间去做。但是，杨开慧为了使尽量多的人能到夜校学习，总是不辞劳苦，从早忙到晚，时常饭都顾不上吃。有时，孩子没人照管，就带着孩子去串人家，搞思想发动。

离上屋场大约4里路远的东茅塘，是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的老家，那里有几位青年妇女上夜校的积极性很高，但父母思想不通，认为姑娘媳妇们深更半夜在外面走，没个规矩，不成体统。杨开慧知道后，便有意识地几次到那里“串门”，和大家拉家常，讲妇女们的生活和没有文化的痛苦，还特别介绍毛泽建自从由毛泽东把她带到外面读了书，参加了社会活动后的进步。乡亲们听着，感到确实在理，思想开通了。有的人说：“是呀！菊妹子在家的时候，给人家当童养媳，也同我们一样，整天围着锅灶转，什么世事也不懂。你看出去才四年，如今就成了很有才学，在外面干大事的人啦！”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杨开慧等深入细致的做工作，第一所农民夜校于三月中旬在毛氏宗祠开学了！

这一天，天麻麻黑，夜校学员就三三两两地来到了夜校。他们大多是贫苦的男青年，也有几个年轻妇女。李耿侯等人也来了听杨开慧的示范讲课。还有一些人，听说老师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也都赶来看上课的情形。

在王淑南的陪伴下，杨开慧手里拿着粉笔盒和一叠讲稿，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走进了毛氏宗祠。

夜校课堂上吊着几盏煤油灯，显得挺明亮。开慧和早来的几个女学生先打了招呼，谈了一些家常。

不一会，人陆陆续续到齐了，一共30来个人。杨开慧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带着她的长沙口音，用通俗的语言，亲切的语气，先给大家讲了一下办夜校的目的和意义，接着又讲了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她说：

“我们这个学校，不要大家念《三字经》、《千字文》，而是要学点用得着的东西，学点写字、算数的本领，学点文化。还要讲讲我们农民为什么受苦受穷的道理，让大家知道如今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还要学点政治、历史、地理知识。大家说，这样学法好不好？”

这样的学习方法，太新鲜太有趣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

这时，几个带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一类旧书的人悄悄地把书塞到了桌子底下。原来站在外面台阶上看热闹的人，也都停止了说笑，静静地听杨开慧讲话。

讲课开始了。

杨开慧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斗大的字：

“手”和“脚”。

她指着这两个字，领着大家反复念了几遍。有几个学生觉得不好意思，嗤嗤地笑了起来。

杨开慧微笑着望望他们，等他们安静下来以后，举起自己的双手，稍稍放大了声音，说道：

“这叫做手。人的手本来就是劳动的；世上人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没有一样不是靠人的双手做出来的。大家想想，要是没有我们农民双手种田，就会没有饭吃。可是，偏偏有这种怪事，有些人长了两只手，却不劳动，他们手不提，肩不挑，反而坐享其成，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我们农民一天累到晚，一年忙到头，两手不得闲，到头来，却是吃不饱，穿不暖，被迫去给地主做长工、做零工、砍柴卖，有的还得逃荒讨米……你们说，这样的事情公平合理吗？”

大家都被杨开慧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住了，她说出了穷苦人的心里话。大家的目光和神情都变得严肃起来了。是啊！多少世代以来，埋藏在人们心中的苦水，第一次被人搅动了，怎么能不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呢？这时，一个中年农民忽然站起身来，伸出一只粗壮的大手，说道：

“先生，你讲得很对，我这双粗手，一天干到黑，一年干到头，累死累活，可家里经常没米下锅。成胥生那班大财主，两手闲吊吊，反而餐鱼顿肉。听说他吸鸦片烟都懒得动手，让丫头侍候！这号事太不公平了！”

大家一看，这个说话的农民，是住在青山坳的毛月秋。他家是韶山冲有名的苦主，世世代代做长工、打短工，以前连住的地方也没有，现在他家住的那破茅棚还是一个长期受他照料的跛脚单身斋公送他的。

马上，杨开慧把毛月秋的例子进行引申，使大家懂得穷人受苦是因为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道理，认识这种极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须彻底加以改变。

接着，杨开慧又讲解“脚”字。她说：

“穷人用脚走路挑担子，用脚车水，有钱人却是两只脚的动物，他们长了脚，什么事也不做，连走路也怕累。出门几步路，都要摆格坐三人大轿……”

“我们女人还要多一层痛苦，天足还要包成小脚哩！”突然，一个妇女坐在座位上发了言，大家一看，原来是杨开慧的妯娌王淑南。她见大家笑着望她，羞得满脸通红。

“王淑南说得对！”开慧接过话题说：“妇女的痛苦确是比男人更多，受着封建压迫更深。本来生成一双天足，却硬要包成什么‘三寸金莲’，走不得路。这是封建统治者硬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目的就是把妇女关在屋里，不让她们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永远受欺压。如今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可是还有些旧脑筋的人，在那里反对。……”

几个妇女听到这里，心里热呼呼的，很是激动，不由得打量起杨开慧的打扮来。开慧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和蔼的面容显露出刚毅朴实的本色。她上身穿着青布短袄，领口露出一线白边，下身穿着灰色裤子，一双天足穿着白袜套布鞋，显得匀称、庄重、利索、大方。妇女们边看边想自己，脸上不禁露出敬仰、羡慕的神情。

毛氏宗祠农民夜校开课以后，给大家鼓舞很大，办夜校的劲头更足了。杨开慧、庞叔侃、李耿侯和毛新枚等这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加紧在各处做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李家祠堂、庞家祠堂、郭家祠堂、如意亭、瓦子坪等地方，都相继办起了农民夜校。这些夜校，大部分选择在原来的公立学校或族校，这样既能解决房屋和校具问题，又能利用原有的教员兼课。

由于夜校日益增多，作为夜校总负责人的杨开慧更忙了。新的夜校开学了，她都要去讲话或讲示范课，有的夜校教员不足，她便亲自兼课，夜校有了什么困难，她便去帮助做工作，并且，随时注意发现和培养夜校的积极分子。

如意亭杨家庄小学，是杨开慧经常去的地方。那里离上屋场有十余里，晚上工作晚了，回不去，就住在学校旁边一个刚死去丈夫不久的年轻寡妇家里。杨开慧知道这位妇女出身很苦，就经常和她谈心，宣传革命思想。

有一次，她对杨开慧说：“你们宣传‘共产’，我赞成，‘共妻’我可不来。”

杨开慧针对她的这个糊涂思想，又作了许多解释和宣传，指出这是反动派的造谣诬蔑，消除了她的疑虑。

后来，这个妇女不仅成了夜校的积极分子，还加入了共产党，利用她织布的身份，为党做了不少通讯联络工作。

杨开慧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办夜校上了。她夜以继日地进行发动、组织工作，还深入群众，收集和编写一些有革命内容的快板、诗歌和顺口溜作为夜校教材，以适合农民的口味，引起农民学习的兴趣。

在语文课上，她给学生教了这样一首诗：

农民苦，农民苦，

打了粮食交地主，

年年忙，月月忙，

田里场里仓里光。

在地理课上，她就这样讲：

长江长，

黄河黄，

滔滔汩汩，

浩浩荡荡，

流入太平洋。

在杨开慧等辛勤努力下，夜校办得生动活泼。农民们既学了文化，又受了革命教育，十分高兴。

秘密农会的活动和农民夜校的开办，给穷苦农民带来了欢乐和鼓舞，对地主豪绅却好比酣梦中的又一声惊雷。

一天，成胥生的狗腿子曾仲池偷听了农民夜校上课的情况，赶忙跑回去向主子报告：

“八老爷，不好了，上屋场毛润之回来以后，办起了什么农民夜校，进行赤化宣传！”

成胥生一听，大吃一惊，忙问：“你探听了没有？他们在夜校里向穷鬼们讲些么子？”

曾仲池说：“昨天晚上，我去庞氏族校，听见庞叔侃那小子在教算盘。说那个佃户作了你老人家多少田，还了多少租，交了多少‘田息鸡’、‘田息肉’、‘田息鱼’、‘田息草’，送了多少工。算盘子一拨，说是佃户收入十成有八成被你老人家拿走了。”

“胡说！”成胥生的八字胡子气得翘了起来，唾沫星子四溅。

“教完了算盘，我听见穷鬼们当场说：‘要不减租减押，这田硬是没得作场，过去我们打不清算盘，只晓得：禾镰子上壁，没得饭吃！’庞叔侃还趁风扇火，说么子‘财主手不提，肩不挑，坐享其成，农民一天两头黑，累死累活，收下的谷子全要交租，太不合理……’。好多穷鬼们就跟着喊‘不公平！不合理’！”

“混蛋！”成胥生的巴掌往桌子上一拍，“这是教么子算盘？简直是妖言惑众！简直是造反！”

曾仲池点头哈腰，连声应着：“是，是，……”

成胥生还在骂：“教委会、学委会是干什么的！谁允许他们办的夜校？去，叫唐默斋、彭石林来，把夜校封掉！”

“老爷，晚啦！听说已经十多所！”曾仲池小心翼翼地报告。

“啊？！”成胥生一听，好比当头挨了一棍，往后一仰，半天说不出话来。

革命的思想在韶山一带广泛传播，迅速地、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广大贫苦农民的精神面貌。大家进一步明白了自己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根源，懂得了要翻身过好日子，就得奋起革命的真理，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偏僻的山村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

1945年1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并修改党的章程，以加强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次大会为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原来跟随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民等共产党员，被调到新的工作岗位去了。为了适应韶山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决定立即着手在韶山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积极分子队伍。

毛泽东非常注意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发现和培养革命积极分子。特别是对毛新枚、庞叔侃等几个人，经常地找他们交谈，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

毛泽东的教导，使他们懂得的革命道理越来越多，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就像获得了充足的阳光雨露的幼苗，一天天茁壮地成长起来，一种渴望献身于党的事业的迫切心情在他们心里燃烧着。

在几个积极分子中，毛新枚要算入党条件最成熟的一个。他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较早。1923年，他作为毛泽民的挚友，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到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工作。在那里，毛泽民、毛福轩已经对他进行了许多培养。当时，他虽然没有入党，但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罢工斗争，表现得很坚决。不久前，他因为父母相继病故，回家奔丧，毛泽东留他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他二话没说，安葬了父母，就立即投入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工作。几个月来，他以巨大的革命毅力，忍受着父母逝世带来的悲痛，承担着一家十来口人的生活重担，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他利用自己行医的身份，四处串连，为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秘密农协，做了大量工作。

钟志申和李耿侯也干得非常起劲。钟志申历来办事雷厉风行，如今更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在他的努力下，汤家湾一带，迅速成了秘密农协活动的一个中心，他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了。李耿侯呢，他处事从容持重，一丝不苟，他组织的秘密农协和农民夜校，一直扎扎实实，卓有成效。

庞叔侃是几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刚满20岁。毛泽东回来后，他积极参加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和党的革命刊物，要求入党的愿望很迫切。庞叔侃在庞氏族校教书时，曾团结了几位进步教师一起办农民夜校，后来又在那里建立了秘密农协。毛泽东经常到学校开秘密会议，深夜才散。学校守门的老人每天都深更半夜起来替他们关门。他看到叔侃他们秘密的样子，已经猜想他们是在搞革命。他本不想去干涉，但早几天团防局的狗腿子曾向他打听，并威胁他说，凡是搞共产党，闹革命的，省衙门已有指令，查出来就抄家、杀头，知情不报的，抓去坐班房，他想叔侃这后生是个好角色，可别给成胥生糟蹋了，于是他打算告诉他父亲管教管教他。

老人找了庞叔侃的父亲，悄悄告诉他：

“你家叔侃最近这几个月中，跟上屋场毛泽东来来往往，还邀集一些人深更半夜开会，不晓得在搞么子名堂。阿公，你得提醒提醒叔侃呀！早几天，成胥生的狗腿子还盘问过我呢。”

庞叔侃的父亲一听说，想起儿子往日在家里的一些行动，恍然大悟，心中暗想：怪不得他和润之先生平常到我家，也是房门一关，一讲就是几点钟！当天晚上，他就把叔侃叫到房里，问道：

“叔侃呀，你也不用瞒我，你跟润之先生他们究竟搞些么子呀？人家都在说你们啦！”

庞叔侃的家里有点田产，以前，他担心他的父母不赞成革命，一直把革命的事瞒着家里。现在，他听父亲问起这个，知道瞒不住了，就说：

“爹，我们跟润之先生在一起，一不会搞赌博，二不会当强盗，我们是搞革命，是为了打倒土豪劣绅，带领穷苦人民闹翻身，搞共产主义。”

父亲拿着水烟袋一边抽烟，一边听着，想着，他觉得打倒土豪劣绅，确实也对，但又想到自己半辈子辛勤劳动，好不容易才经营了这点家业，目前靠着几个儿子种这点地，日子也还过得去，可这革命搞不好，就要闹得家破人亡的。于是，便又劝儿子说：

“革么子命罗，还是你教你的书，我们种我们的田，敷衍着过下去吧，不要想得太高了。”

庞叔侃就给他父亲讲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告诉他父亲：“现在国家的事情一天比一天糟，内有强权统治，外有列强侵侮，农村里的土豪劣绅，也太不把穷苦农民当人看了。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要以国事为先。他还告诉父亲，无产阶级革命，是为大多数人着想的，到那时候，人家有饭吃，你也会有饭吃，人家有屋住，你也会有屋住。”

但父亲还是有顾虑，就把成胥生跟踪盘问的事告诉了叔侃，十分担心地说：

“革命好是好，就是难得搞哇！听说共产党以前领导闹罢工，死了好多人，革命还是没成功。我看，你最好不要去冒这个险。搞革命，说不定搞得家空业尽，还要砍脑壳咧！”

庞叔侃听到这里，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壮烈情景，他们人虽死，但革命浩气长存，崇高精神永在，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坚定而乐观地回答说：

“砍了脑壳只有碗大个疤！革命哪能不流血死人，不过，今后革命成功了，天下的穷苦人民都有好日子过，我死也值得。”

对几个积极分子的不断进步，毛福轩和杨开慧都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考虑到在韶山农村建立党支部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便及时找毛福轩商量，提出了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支部的计划。

初夏的一天清晨，毛泽东背着一个包袱，走了好几里坎坷不平的山路，又来到了老豹畲找毛福轩。

老豹畲是韶山与湘乡毗邻的一个偏僻山村。在林木丛密的笔架山下的山坡上，搭着两间简陋的茅草房，门前堆着几垛茅柴，屋檐下挂着几串干辣椒。这就是毛福轩的家。毛福轩一家几代人都做长工，整年劳累，不得温饱，经常要出外讨米。勤劳朴实的父亲留给毛福轩的财产就只这两间茅草棚。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经常到这里同毛福轩研究工作。今天，毛泽东又一次走进了这简陋的茅草棚。毛福轩的妻子正在缝补一件破旧的夹衣，见毛泽东走进来，高兴地连忙站起来。毛泽东从身上把包袱顺手放到床档头装米的一个破木箱上，找了条木凳坐下，问：“福轩到哪里去了？”

他妻子一边倒了一碗茶递给毛泽东，一边回答说：

“他呀，昨晚在毛震公祠开了一通宵的会，今天清早扒了几口饭，就到笔架山打柴去了。他临走说，如果润之先生来了，马上派人给他送个信，他就回来。”接着又说：“我喊他去。”

这时，她又发现那木箱上的包袱，知道是毛泽东又给她家送米来了，赶紧上前拿起包袱，十分感激地说道：“这怎么行？”

毛泽东和蔼地微笑着，上前把那装米的包袱从她手上接过来，又轻轻地放在米箱上，说：

“我平日常到你家吃饭，这算是我的口粮。”

说罢，毛泽东打开后门，经过菜园，径直朝笔架山大步地走去，亲自去找毛福轩了。

毛福轩的妻子望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背影，禁不住热泪淌到脸颊上。

笔架山处在群峰起伏的十八罗汉山的中间，山中夹着峡谷，远远望去，活像那书案上山字形的笔架，因此得名。山上树木丛密，十分隐蔽安全。在这里，毛泽东和毛福轩一起商谈了建立党支部的问题。毛福轩的侄儿在山口上给他们放哨。

毛福轩高兴地对毛泽东说道：

“你考虑问题真是周密，站得高，看得远。前一向，你上次提出发展一批新党员，建立党支部的计划。回来后，我又反复地考虑了几次，把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了一下。我完全同意。只有建立了党支部，有了党的领导核心，这里的斗争才好比火车有了头。”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他的意见，高兴地望着这位雇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满意地点着头。毛福轩继续说：

“发展新党员这件事，根据上几回党员会的决定，我捉摸了一下，又听了一些群众的反映，感到毛新枚、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这几个人都已具备了入党条件，我看第一批就发展这几个，对其余的积极分子，继续加紧进行培养。”

毛福轩入党几年来，学习和工作一直十分努力，通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如今已经成长为能文能武，善于分析问题，颇具才干的干部。他那强健的体格，似乎蕴藏着使不完的力量，他说话时的神态，显露出一种淳朴坚实、刚毅勇敢的气质。毛泽东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他，听他把话说完，沉思片刻，信任地告诉他，组织上已和湖南区委研究好，韶山党支部成立后就由他担任支部书记。

听到这个决定，毛福轩心情十分激动。自从入党以来，他对党的决议和指示，从来没讲过价钱，不打折扣，一贯忠实积极地执行。可是对于党要他担任韶山党支部书记这个重要职务，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怕挑不起这个重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只是紧锁眉头，沉思不语。

毛泽东看透了他的心思，勉励他说：“干革命不能等学会了再干。俗话说，草鞋没样，边打边象。有上级党委的领导，本地还有许多党员、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他们都会积极支持你的，也会分担你肩上的担子。只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听着毛泽东的话，毛福轩的眉宇渐渐舒展开了，坚定而激动地接受了党交下的光荣任务。

为了不耽误砍柴的工夫，毛泽东和他谈了一阵后，就挽起袖口，拿起柴刀帮他砍柴，一边砍柴一边继续同他交谈着一些问题。

两人分手后，毛福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别通知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几位说：“党组织已经讨论了他们入党申请，同意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举行入党仪式。”

阴历五月中旬的一个夏夜，一轮明月，把韶山冲铺上了一层银光，显得格外光明。在毛泽东的卧室，通往小楼的杉木楼梯，几个月来已经被大家摸得锃光发亮，毛泽东召集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小楼上开过无数次秘密会议。然而，今晚的小楼气氛显得更加庄严。一张方桌依然放在屋中间，但桌上的桐油灯芯比往常粗大，吐出的火苗把满屋子照得更明更亮，使人能清楚地看到挂在墙上的一面镰刀斧头红旗和一幅印在书上的列宁像。

毛福轩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又同毛泽东和杨开慧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庄严地宣布新党员宣誓和韶山党支部成立大会开始，然后，他简短地回顾了韶山党支部成立前的工作情况，随即请毛泽东讲话。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从容地走到桌前。他首先祝贺四位同志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接着，亲切严肃地向大家介绍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阐述了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还讲解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问题，勉励大家为了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要准备经受长期斗争的考验，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讲话后，毛福轩和杨开慧又介绍了四位新党员的简单经历。然后由毛福轩领着新党员肃立在党旗和列宁像前，举手宣誓。小楼上回荡着庄严有力的誓言：

“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新党员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纷纷起立，再一次向党表示决心：

“我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叛变革命！”

“我坚决革命到底！”

“我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宣誓完毕，毛泽东向大家庄严地宣布：韶山农村头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由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确定党支部的秘密代号为“庞德甫”，并决定共同凑集一笔党的活动经费，指定钟志申负责，迅速在银田寺开办一个书店，作为党支部的秘密交通联络机关，负责与上级党委联系。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为了保护党组织的机密和安全，党支部还宣布了党的纪律，每一个党员都有自己的代号，非经党组织的同意，不许向任何非组织的人员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每一个党员都要把自己的一切活动置于党组织的严格监督之下，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不久，党支部书记毛福轩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党支部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斗争形势，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斗争策略，决定根据斗争的需要，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培养和考察，在斗争中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并决定由杨开慧负责，加强培养和发展妇女党员。同时，还决定在靠近韶山的银田寺一带，湘乡城前铺、坪里冲，湘西亭、邹家冲一带，宁乡的三仙坳一带，积极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为外地的革命运动培养干部，打下基础，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11.成立雪耻会，改选教育会

党支部成立后，韶山的农民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天下午，毛福轩和庞叔侃一前一后，大步向上屋场走来，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不巧毛泽东不在家，杨开慧要他们在这里等一下，拿出最近的一些报纸杂志给他们看。

毛福轩和庞叔侃接过报纸杂志，其中有汉口的《民国日报》，长沙的《大公报》，还有《向导周报》。他们坐下来认真地看着，一条条激动人心的消息，把他们吸引住了。

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以后，6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接着全国各地掀起了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罢工。

惨案消息传到湖南，各界群众异常激愤。工人学生奔走呼号，《大公报》的号外，满街飞传。6月2日，长沙成立雪耻会，发起了驱逐军阀赵恒惕的运动。6月10日，湘潭等地相继成立雪耻分会和举行示威游行。全省形成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

毛福轩和庞叔侃看到这些消息，心里又激愤，又高兴。庞叔侃忽然腾地站起来，朝桌上猛击一拳，说：

“对这班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是要这样狠狠地斗！”

然后，他想了想，对毛福轩说：“我们韶山也要建立雪耻小组，党支部应该通过这个群众组织，进一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把这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潮掀起来。”

毛福轩连连点头，说：“这个建议蛮好！我们可以编点节目，印些传单，用演戏、讲演等形式向农民作宣传。等一会向润之请示一下。”

庞叔侃兴奋地说：“我想润之一定会同意的。”

正说到这里，毛泽东从外面回来了，听到庞叔侃的大嗓门，笑着问道：“你们在争论什么问题，这么兴奋？”

毛福轩向毛泽东汇报说：“刚才叔侃建议党支部通过雪耻会开展宣传活动，把农民群众都动员起来，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

毛泽东正要和他们谈这个问题，听了以后，立即把住得不远的毛新枚叫来，开了个临时支委会。杨开慧也参加了。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坐下来，认真地听着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要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各乡雪耻小组的基础上，建立公开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上七都雪耻会。”

支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仔细讨论了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并作出了具体的安排。

7月5日，根据党支部的安排，由庞叔侃、李耿侯主持，在李氏族校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选举庞叔侃、李耿侯、贺尔康等5人为筹备委员。7月7日，又在郭氏祠堂召开筹备会，决定7月10日在这里开“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成立大会。

开成立大会那天，郭氏祠堂里里外外贴满了红绿标语，祠堂正厅土台上摆着一张课桌，还蒙了一块白布被单，上面竖着一块“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大木牌，显得又朴素，又庄严。

上午9点钟，六七十个代表都到齐了，把会场挤得满满的。会场外面还站了四五百个农民、小学教员和学生。大会由庞叔侃主持，选举了执行委员，通过了雪耻会的宗旨、章程和宣言。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这个成立会，并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五卅惨案”和各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加入雪耻会，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到会的群众，都被毛泽东的讲话深深地吸引住了，会场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

雪耻会成立后，马上组织了宣传队、讲演队，分别到各个集镇、祠堂、山村去演说、演戏、散发传单。在集镇和行人要道上，雪耻会把传单贴在墙上。传单用通俗的语言写道：

自从乙丑四月底，青岛纱厂罢工起。

日本鬼子真凶横，杀死工人顾正红。

上海同胞都不服，游行演讲个个哭。

英国巡捕没良心，拿起枪炮就打人。

死死伤伤有几百，这样横蛮还了得。

内中有的是商人，多是工农和学生。

英日美法反动派，道理不讲专逞凶。

此事交涉未解决，汉口英人又猖獗。

复杀同胞百余人，你看伤心不伤心。

大马路上血如海，好比牛马遭屠宰。

青岛上海和广东，处处杀死中国人。

同胞被杀心里痛，各省各县各乡镇。

工农商人与学生，报仇雪耻一条心。

……

贴传单的地方，围着一堆人，有些不识字的农民，就站在里面听别人念。传单上的话，许多人都能背诵了。

革命宣传的声势越来越大，不久就成立了20多个雪耻分会。除了举行大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之外，许多进步教师还把守关口，检查日货，禁卖洋货，烧毁鸦片，收缴烟枪。从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到十几岁的伢子，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往日沉寂的山村沸腾起来了。

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看到毛福轩、庞叔侃他们组织的这支演讲队吸引了大批群众，于是以团防局的名义，公开张贴布告，不准讲演和演唱文明戏，不准张贴“赤化”传单和标语。

一天，午饭过后，毛福轩、庞叔侃带了一个讲演队，来到了如意亭。这是一个赶墟的日子，他们准备在墟场上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当地的甲正知道了，连忙跑来对毛福轩说：

“成局长贴了告示，不准讲演，不准演戏，不准搞赤化宣传，你们看见没有？还不赶快走开！”

“为什么？”毛福轩质问道。

甲正指着墙上的告示，扯起破嗓门叫喊：

“这是团防局的告示，你们再不离开，我就去报告团防局，叫团丁抓你们坐班房！”

毛福轩望了一眼告示，轻蔑地笑了笑，然后对甲正说：

“你有本事就把成局长叫到这里来，让他说说，我们给农民演戏，犯了什么法？”庞叔侃也冷笑道：“哼！一张纸就能吓倒人！？”

本来赶墟的农民听说要演文明戏，都围上来了，一听甲正不让演，都很气愤，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当场骂了起来：

“你这个甲正管得真宽，戏都不准演，这是哪里来的王法！”

“我问你，为什么财主老爷赌钱不犯法，抽鸦片不犯法，作田人要看两场文明戏，你们就尽是名堂？”

“唱，只管唱！”群众吼了起来。

甲正见形势不妙，只好夹着尾巴溜了。几个农民连忙搬来板凳和门板，当场搭起一个草台，请毛福轩、庞叔侃他们演起来。

毛福轩跳到台上，首先宣布今天要演的文明戏，头一出是“五卅痛史”。他激昂慷慨地介绍了五卅惨案是怎么回事，接着演唱开始。庞叔侃扮做一个工人，理直气壮地同一个日本资本家进行斗争。正当这个日本资本家指使军阀欺压中国工人的时候，毛福轩把袖子一捋，指着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问群众：

“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大家说行不行？”

人们愤怒地回答：

“不行！”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喊声响彻如意亭集镇的上空，每个观众的心里都燃着一团火。

演完“五卅痛史”，接着演“农家苦”。内容是讲地主逼租的事：一个地主，在农民秋收晒谷的时候，带了狗腿子来收租，把禾场上的谷统统挑走了，还不够，地主硬逼着农民将自己的女儿抵租。戏演到这里，台下的群众全都愤怒了，不断地高喊着：

“打！打这个狗地主！”

这时庞叔侃站出来，指着那个扮地主的人问群众：

“他剥削穷人合理不合理？”

“不合理！”人们像春雷一般的怒吼着。

庞叔侃领着大家高呼：

“打倒豪绅地主！”

“农民组织起来！”

呼罢口号，庞叔侃就向群众讲解三民主义。他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规定“耕者有其田”，现在田被地主霸占了，我们一定要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全体农民一定要组织起来，扎紧把子，开展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接着又讲了地主豪绅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他告诉大家说，帝国主义就是“洋财东”，是地主豪绅的后台老板，要打倒帝国主义，就要打倒地主豪绅。

正讲得起劲的时候，甲正带着团丁队长和几个团丁跳上台来，收了锣鼓，气势汹汹地骂道：

“你们有几个脑壳？胆敢违抗成局长的告示，捣乱社会秩序！”

毛福轩、庞叔侃站到前面，义正词严地质问团丁队长说：

“我们讲的是三民主义，怎么是捣乱社会秩序？”

团丁队长骂道：“你们讲的是什么三民主义，专门煽动佃户造反，宣传赤化。”

毛福轩冷笑一声，批驳他说：“‘耕者有其田’，难道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你们口头上说奉行三民主义，原来骨子里却是卖的狗皮膏药啊！”

团丁队长被问得哑口无言，就要动手打人。这时候，台下的群众更加愤怒地高喊起来：

“不准提锣！不准打人！”

“文明戏演下去，怕么子胥八胡子！”

正在闹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站在台下的毛月秋，一个箭步跳上台去，伸手抓住一个团丁的枪，瞪着眼睛大声说道：“谁让你们这样横行霸道，戏都不准演，蛮不讲理，还要动武？你们才是捣乱社会秩序！谁要你们这样干的，说！”这时几个青年农民也跳到台上，把几个团丁围了起来。

“演下去！演下去！”台下群众继续高声喊着。

团丁队长只得退还了锣鼓，在群众愤怒的目光下，带着9个团丁灰溜溜地走了。

毛福轩、庞叔侃又轮流讲演宣传了一番。天已快黑了，听讲的群众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他们收拾了宣传用的锣鼓道具，正要离开，只见几个农民推着甲正来了。甲正见团丁都制服不了宣传讲演队，就不敢再像开头那样凶了。这几个农民指着甲正问：

“你知不知道‘三民主义’？”

“知道，知道。”甲正声音打颤地回答。

“为什么要喊团丁来捣乱？”

“不是鄙人……是……是成局长……派他们来的。”甲正吓得两腿发抖了。

“今天讲演队辛苦了，还没吃饭，罚你回去办点饭菜来，要快点！”

“是，是。”甲正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甲正走后，几个农民笑着对毛福轩、庞叔侃他们说：

“你们讲了一天，肚子一定饿了，总算找到了这个下家，解决了你们的‘民生问题’！”

说得大家都笑了。最后，农民们拉着毛福轩、庞叔侃的手再三说：“以后你们一定多来，给我们演文明戏，讲新道理。”

过了几天，毛福轩又同几个积极分子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到靠近韶山的湘乡接风亭去进行宣传。毛福轩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向大家讲道：

“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就变成了贫苦落后的国家。他们骑在中国人民头上拉屎拉尿，屠杀中国人民。这‘五卅惨案’就是明证。帝国主义为么子这样猖狂呢？因为有那些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支持。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把他们赶出中国，就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

这种通俗的革命演讲，使农民群众都听得入了神，有些人激动得掉下了眼泪，不断地高呼口号。

当演讲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团总组织了一批流氓打手冲过来，想破坏会场。但是当他们看到广大群众愤怒的眼光，磨拳擦掌的架式，都吓得不敢上前。就连团防局派来的一个有名的打手苏豆腐，虽然团总几次催他上前打人，也是吓得不敢动手，灰溜溜地走了。

看到这种情况，有人风趣地笑着说，“这班家伙呀，原来像豆腐一样，一捅就烂啊！”

一天晚上，雪耻会还组织了一次火炬游行。1000多农民和老师、学生，提着灯笼，举着火把，从瓦子坪万福亭出发。一路上，口号声响彻山谷，火把连成一条火龙，把韶山的天空烧得通红。

过了一段时间，雪耻会召集演讲宣传队的队员们到郭家祠堂开总结会。会上，大家带来的胜利消息就更多了：

银田寺一带的雪耻会，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早已成立了。他们自编自演了一出反映平粜斗争的文明戏，把群众的革命热情进一步鼓动起来了。

大地主胡冬元的家里，藏着几支鸦片烟枪和许多东洋货，死也不肯交出来。一群愤怒的农民和学生冲进他的屋里，把鸦片烟枪和东洋货都拿来烧了，烧完后，还叫胡冬元请罪。这个家伙吓得在雪耻会和农民面前磕头求饶呢！

省里和县城里放假的学生组织了好几支宣传队，排了许多精彩的文明戏，马上就要到上七都来演出。

各地群众的反帝斗争都在深入发展，听说长沙等地的雪耻会，发动了与英日帝国主义断绝经济交往的斗争，有些洋财东没有办法，只好提着箱子滚了。

……

这一件件胜利的消息，使韶山人民更加欢欣鼓舞。然而，成胥生却吓得要死。一天，他接到姻亲叶开鑫从长沙派专人送来的急信，信中说：“日下风潮甚紧，省里反帝、驱赵的呼声甚急。但炎午公实力雄厚，基础甚固，风潮不久即可平息，望告同乡戚友，无须惊惶。振奋精神，以张雄威。有事即请函告，兄弟定当相助。”

看了信后，老奸巨猾的成胥生就像吃了一粒定心丸，抱着水烟袋，眯着狡诈的眼睛，搜肠刮肚地琢磨着对付雪耻会的主意。他从一些小劣绅的报告中得知，雪耻会的活动是几个办夜校的老师带头搞的，于是吩咐曾八把教育会长找来。

教育会长唐默斋，是成胥生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听到主子叫唤，便随曾八急忙赶到团防局。

成胥生问他，“带头闹事的是谁，你晓得不？”

唐默斋凭着他当走狗的灵敏嗅觉，觉察到成胥生要动手镇一镇庞叔侃、李耿侯他们了，于是谄媚取宠地回答说：

“为头闹事的是毛润之的妻子杨开慧，还有几个教员也经常在一起秘密开会，主要是庞氏族校的庞叔侃，李氏族校的李耿侯，另外还有韶上团的毛福轩，瓦铺子的毛新枚等人。”

成胥生阴险地点着头，把名字一一记了下来。

几天之后，各个学校都接到了上七都教育会和学委会的通知：一律不准开办农民夜校。原来办了夜校的地方，成胥生都派狗腿子监视起来。庞叔侃、李耿侯他们也受到狗腿子的盯梢。面临这种复杂严重的局面，进步教师们心中都很焦急。一天晚上，庞叔侃、李耿侯巧妙地甩掉盯梢的尾巴，赶到上屋场向毛泽东和党支部汇报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以后，笑着告诉他们：“不要奇怪，农民夜校和雪耻会是我们组织农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的好形式，土豪劣绅害怕，当然要破坏。”

庞叔侃、李耿侯领悟地点点头。毛泽东接着指出：“夜校一定要办，成胥生不让办，我们就跟他斗争，他现在所以能封闭农民夜校，就是因为教育权还在他们手里，我们和他斗争就要从这里下手。”

庞叔侃和李耿侯听了毛泽东的分析，皱成团的眉头舒展开了，庞叔侃面带笑容对毛泽东说：

“你一下子就戳到根子上啦！不抓过教育权，这夜校就办不兴旺。”

李耿侯也说：“教育会的唐默斋、彭石林不仅是成胥生的亲信和走狗，还是小劣绅。他们仗着成胥生的势力，霸占了西二区的教育权，在教育界又臭又孤立。干脆把这两块绊脚石搬掉，清除成胥生的耳目，把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到我们手里来。”

于是，毛泽东和党支部的同志同庞叔侃、李耿侯一起讨论起开展这场斗争的具体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在当前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时刻，开展这场斗争是必要的，时机和条件也都比较合适。但究竟怎样进行，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毛泽东指示再作一些调查研究，同时召开几个积极分子会，广泛听听意见，然后再决定斗争方案。

会后，庞叔侃、李耿侯带着毛泽东和党支部的指示回到学校，找了贺尔康等几个骨干在一起开会商量，发动大家想办法。

李耿侯年长资格老，知道的情况较多，首先发言说，“这教育会和学务委员会是从民国初年兴起来的。教育会掌管教育行政事务，学委会掌管经济。开头几年，这两个会长都推选年长、声望高的人担任，可是自从成胥生当团防局长以来，就由他自己指定了。如今的教育会长唐默斋，死心塌地跟着成胥生，巴结奉承，唯命是从，深受成胥生这班土豪劣绅喜欢，一连当了好几届会长。在教师队伍中，则分成旧派和新派。旧派人数少，却掌握着各学校的教育大权。这伙人都是跟唐默斋跑的一些老朽和一些土豪劣绅子弟。新派人数多些，而且大都是一些家贫或不富裕的年轻教师，受过新教育思想的影响，要求进步，对办农民夜校都蛮积极，但他们一向受唐默斋的歧视和排挤，大都没有什么权力和地位。还有一部分是中间派，他们胆小怕事，但和唐默斋也有矛盾。”

听过李耿侯对教育会的分析，大家热烈地议论了一阵。从长沙自修大学告假回乡的贺尔康说：

“我在长沙读书时，参加过一些润之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那时斗争的办法是，依靠积极分子，发动大多数群众，团结中间分子，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少数最顽固最反动的家伙。这样搞，每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刚才耿侯哥介绍了教师队伍中新派和旧派的情况，我看我们就依靠骨干和新派力量，团结中间派，集中力量打击唐默斋那伙旧派。”

几个年轻教师一听，立刻拍手称好。

李耿侯又补充说：“据我看，死心塌地跟唐默斋走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再说这旧派里头也还可以分化瓦解。”

主持讨论会的庞叔侃一直仔细地听着大家发言，对贺尔康和李耿侯提的办法，他冷静地考虑了一阵，然后说：

“这两个办法可以结合起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考虑新教育会长还是从旧教育会中选个比较正派开明的人为好。我物色了几个人，比较了一下，觉得旧学委会的副会长郭耿光最合适，这个人正派，不干坏事。还有一个庞坦直，在教师中有声望，我们也可以争取他。”

毛泽东非常关心这场斗争。这天早晨，李耿侯正要找庞叔侃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开骨干会的情况，没想到，毛泽东倒先来了。他连忙领着毛泽东一起到庞氏族校找庞叔侃。两个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家提出来的办法，以及贺尔康起草的改选教育会宣言的内容。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风趣地说：“真是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接着，毛泽东告诉他们：“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利用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通过合法斗争的形式，团结广大教师，夺取教育权。”

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庞叔侃和李耿侯对开展这场斗争心中更有底了。毛泽东临走时嘱咐他俩，要多找知情人了解唐默斋的老底子，收集他贪赃枉法的材料，这些是将来斗争的子弹。送走毛泽东以后，他们又合计了一下，便立即分头做工作去了。

庞叔侃直奔庞坦直的家。按辈份说，庞坦直是庞叔侃的本族堂叔，以前当过上七都团防局的秘书。当时，唐默斋看到他上去了，心里嫉妒，便耍了点阴谋手腕，在成胥生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办事无方，不久，庞坦直被解职回家教书。由于他资历长，人也正直开明，在教育会又负了一点责，唐默斋仍然处处排挤他，两人矛盾很深。庞叔侃一进门就坦率地向他讲明了当前的形势和改选教育会的目的，并要他帮助新派教师，揭发唐默斋的罪行，把唐默斋赶下台去。庞叔侃这么一说，庞坦直激动起来，他把自己坐的藤椅向庞叔侃身边拉了拉，带着一股不可抑制的气愤说：

“叔侃呀，我可以推心置腹地告诉你，唐默斋这个人不是好人，我和他共事多年，深知他的老底。本事不大，诡计多端，玩弄权术，陷害同人。成胥生上次下令封闭夜校，百般陷害你们这些进步教师，就是唐默斋告的密。另外，他还几次贪污教育公款，克扣教师的工资，打击一班正直的教师，在教育同人中很不得人心呀！至于我个人的事，那都无关紧要。只是这家伙不打下去，实在是个祸害。对于此次改选教育会的方针，不瞒贤侄说，我是深表赞同的。”

说完这一席话，庞坦直头上已沁出了汗珠，他用绸巾轻轻地揩去，又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庞叔侃从庞坦直的揭发中得到了不少新材料，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整整谈了一上午。在回去的路上，庞叔侃想道：唐默斋这家伙的丑事可真不少呀，只要把他的臭底子一揭，就会使他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想到这里，越发感到毛泽东指示他们多做调查研究和群众发动工作的重要意义，步子迈得更轻快了。

改选教育会的群众发动工作，秘密进行得很顺利。经过十来天的时间，宣言起草完了，旧学委会郭耿光的工作也做通了，各校教师代表也都表示愿意站在进步教师一边，就连个别旧派教师看到大势已去，也动摇起来，向新派靠拢了。可是唐默斋还蒙在鼓里，自以为封了夜校，就把庞叔侃他们吓唬住了呢，每天都跑到主子面前报告，说什么“封闭夜校，无人敢违抗，教室空无一人。”最初，成胥生将信将疑，但他的一些狗腿子每天也是这样向他报告，他也就信以为真，大胆放心了。

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庞叔侃和李耿侯来到如意亭杨家庄小学，就改选教育会的斗争计划向毛泽东作了最后一次汇报。

7月30日，上七都教育会、学委会会员大会在郭氏祠堂召开了。到会代表共40多人，毛泽东和柳季剐也亲自来参加了。唐默斋打扮得道貌岸然，洋洋得意地坐在上席位上。

会议由年长的李耿侯主持。他等大家安静下来，从容不迫地宣布开会，说：

“各位会员代表，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改选西二区的教育会和学委会，因为过去的教育会和学委会，不是经过合法的选举产生的，不符合赵省长颁布的教育法。”

坐在上席上的唐默斋，本来接到庞叔侃开会的通知，是为了显显自己的会长身份才到会的，一听要改选教育会，就像头上响了一个炸雷，又慌又怒，不等李耿侯把话讲完“呼”的站起来，瞪着牛眼珠子说：

“耿侯先生，我想问问你，你们凭什么要改选教育会和学委会？”

李耿侯冷笑一声，义正词严地说：

“这很明白，教育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改选过。平常，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是天天挂在嘴皮上，民主长民主短，可是教育会长期不改选，这叫民主吗？”

说到这里，李耿侯用探询的目光望了望坐在人群里的毛泽东，看到毛泽东正在向他微笑着点头，像是鼓励他继续说下去。他挺了挺胸脯，接着说：“你这个教育会长是成胥生提的名，没有经过选举，省里赵省长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文规定，要经过选举才算数，就凭这些，就要改选。”

李耿侯不紧不慢地讲着，但每一句话都像一颗炮弹，把唐默斋打得晕头转向，找不出一点理由来阻止这次改选，但他不甘心失败，气急败坏地冲着李耿侯叫喊起来：

“你们要改选，谁同意了？成局长晓不晓得？”

几个跟唐默斋跑的人在下面配合唐默斋起哄：“是呀，成局长同意你们改选了吗？”

唐默斋企图抬出主子来吓唬大家，拖延改选时间。可是他这个阴谋早就被毛泽东料到了，并且在昨天的骨干会上研究了对付办法。李耿侯等会场稍稍静下来以后，声音不高、然而非常有力地说：

“选举是大家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只要大家同意了就可以改选！”说着，李耿侯面向大家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改选？”

“同意！”大家齐声回答。

唐默斋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几个帮手也成了哑巴，缩在角落里。

李耿侯继续说：“大家还可以具体讲讲为么子同意改选嘛！”

话刚落音，庞叔侃、贺尔康，还有庞坦直、郭耿光等几个人就站起来抢着发言，有的揭露唐默斋倚仗成胥生，窃取教育权，贪污公款，克扣教师薪饷，有的指责他充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走狗，不准教师向学生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种种罪行，证据确凿，到会代表们听了，个个义愤填膺，不知是谁突然领头喊起了口号：

“顽固分子滚下台去！”

“土豪劣绅的走狗快滚蛋！”

口号声越来越响。成了过街老鼠的唐默斋，听李耿侯他们揭了自己的丑恶老底，恼羞交加，全身哆嗦，看看几个同伙更是藏头缩颈，不敢吭气，特别见到毛泽东稳坐会场，自知大势已去，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溜出会场，找后台老板成胥生去了。

教育会顺利地进行了改选。选举的结果，由郭耿光、庞坦直、李耿侯、庞叔侃等人分别负责全区教育会和学委会的工作，十多个学校的负责人也重新改选，由进步教师和正直老实的教师担任。从此，教育权掌握在党支部的手里，学校成为向农民进行革命教育的阵地。

就在人们欢庆改选教育会胜利的同时，成胥生听到了唐默斋的汇报。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昏了，简直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报复，但又抓不住一点把柄，气的脸红脖子粗，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把满肚子的气出在唐默斋头上。他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把唐默斋赶了出去。

12.成胥生和何乔八吃了哑巴亏

从7月初以来，已经一个多月没下雨了。每天，天上不见一丝云影，太阳就像一团喷射烈焰的火球，把大地烤得滚烫。人们穿着草鞋走路都感到烫脚。水田被烤裂，禾叶子打了卷，眼看着农民这半年的辛勤劳动就要成为一场空了。

成胥生、汤峻岩等人把旱灾当作大发横财的机会。他们勾结在一起，拚命地囤积居奇，高抬米价，一升米很快就由60文涨到160文。为了牟取暴利，偷偷把米运到湘潭县城去卖，韶山一带有行无米了。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怎么度日啊！韶山冲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挖野菜和抱儿女讨米的人。有的农民家生了孩子，无法养活只好悄悄送掉。雨神庙里每天人来人往，烧香求雨。但天空依然是烈日当头，毫无云影。韶山冲里人心惶惶，严重的旱灾和饥荒威胁着每一户贫苦农民。

这些情况，庞叔侃、毛新枚、李耿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却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支部书记毛福轩更是焦急万分。他明白现在群众急需党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解决困难。可是，究竟从哪里下手呢？他一时想不出头绪来。几年来的斗争，使毛福轩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在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总是自己先反复思考一番，想出一个初步的办法，然后再去请示毛泽东或是上级领导。可这一次，他想了几天却还想不出个头绪来，就急急忙忙去找毛泽东。

他赶到上屋场，杨开慧告诉他毛泽东已去汤家湾了，他又急急赶往汤家湾。

一路上，毛福轩看到那一丘丘发黄的禾苗，心里像刀割样难受，步子迈得更急了。快到汤家湾时，远远看见两个人正在烈日下肩并肩地一边车水，一边谈着话。定睛一看，原来正是毛泽东和钟志申。他赶忙跑上去，对毛泽东说：

“我正到处找你哩！”

毛泽东穿着一身粗布衣裳，戴着一顶斗笠，完全像个农民的样子。他见毛福轩来了，立即从水车上下来，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打招呼。

毛泽东这时也正想找大家一起来研究当前的旱灾问题。

钟志申跟着也跳下水车。三个人找了处背阴的地方坐下来。

毛福轩把所了解的旱灾情况，以及地主土豪囤积粮食，高抬谷价，放高利贷的情况，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最后，他苦恼地说道：

“我心里盘算，这一次必须尽快发动农民群众斗争，才能打下豪绅地主的嚣张气焰，可是，眼下更急需的是又要抗旱，又要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到底如何下手，……我还没有想出个妥帖的法子。”

钟志申接着说：

“是呀！要是我们这一次不发动群众，想出点办法来，以后人们会说，你们雪耻会管么子用？说东道西，穷人还是饿肚子。”

毛泽东点点头，坚定地说：“不能等老天爷下雨，也不能幻想财主老爷发善心，要解决当前农民吃饭问题，就得靠我们组织农民群众，向成胥生这些土豪劣绅作斗争。”

讲到这里，毛泽东忽然把话煞住，笑着对毛福轩和钟志申说：“其实，谷米多得很，就看大家敢不敢要！”

毛福轩望着毛泽东，想了一会，不禁兴奋起来：“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从地主豪绅，从成胥生这班人身上打主意吧？”

毛泽东笑了，说：“土豪劣绅囤积谷米，抬高米价，偷运谷米出境，就要针锋相对，领导农民反对囤积居奇，反对偷运谷米出境，开展平粜阻禁的斗争。”接着，他又给他们分析了形势，并对斗争的步骤和策略作了指示。

毛福轩和钟志申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心里亮堂了。

回去后，毛福轩就召开了党支部会深入讨论了毛泽东的指示，一致决定立即在韶山一带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平粜阻禁的经济斗争，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接着，党支部又以雪耻会的名义，召集一些积极分子开会，专门讨论如何开展这场斗争。会上决定：一方面派庞叔侃和钟志申出面，先和成胥生交涉，坚决要求他把谷米拿出来平粜，解决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分别发动群众，了解土豪劣绅偷运谷米出境的情况，发现情况随时向雪耻会负责人报告。

第二天，钟志申和庞叔侃就来到大塘湾团防局，找成胥生交涉。

钟志申和庞叔侃两人大模大样地来到成胥生的公堂，这时，成胥生正躺在雕花床上。

狗腿子曾八一见钟志申和庞叔侃那从容大方、理直气壮的样子，不免有几分畏惧，赶忙上前小心谨慎地问了来由，然后慌忙跑进内室报信。

成胥生一听，大吃一惊，一骨碌从被窝里滚出来，坐在床沿上问：

“他们来做么子？”

曾八回答：“说是商量平粜谷米的事。”

成胥生老奸巨猾，心想自己还有点势力，于是先来个下马威给雪耻会看看，于是厉声对曾八说：

“慌什么？告诉他们，我马上就来！”

钟志申一见成胥生，就开门见山义正词严地对他说：

“成胥生，现在灾荒严重，青黄不接，老百姓都揭不开锅，你身为一个都的团防局长，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解决这个民生问题。我代表雪耻会，通知你开仓平粜！”

庞叔侃补充道：“你还要动员何乔八这样的有粮大户平粜谷米。给你这个！”说着，他就把一张雪耻会开的条子递给了成胥生。

成胥生勉强接过条子一看，上面写着要他必须拿出平粜的谷米数额，不由得火冒三丈。但他一转念，又来了鬼主意。他换了一种圆滑的腔调说道：

“这民食问题，鄙人理应尽力帮助解决。但近年入不敷出，亏损较多，家业不振，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平粜的谷米来呀！你们在别处多想点办法如何？”

钟志申见成胥生装腔作势，耍弄花招，两只愤怒的眼睛逼视着他。成胥生讲了这么几句，想看看他俩的反应，一抬头，正与钟志申对视，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庞叔侃看透了成胥生的花招，一针见血地说道：

“成局长，现在农民没有饭吃，想拿钱向你买，你说没有。这样的谎话谁能相信呢？你家的底细我们清楚得很，你仓里的粮食已经堆得发了霉，你却在这里用假话欺骗雪耻会，欺骗农民，我明白地告诉你：这是办不到的！”

成胥生，这个韶山一带鼎鼎有名的人物今天竟然受到一个作田的泥脚杆子和一个教书后生这样没有礼貌的顶撞，一副马脸立时气得涨成了猪肝色，他像野狼似地吼叫起来：

“就是有，我情愿放在仓里喂老鼠，也不拿出来平粜，看你们雪耻会怎么样？”

钟志申一下子被激怒了，拳头猛的擂在桌子上，大声喝道：

“成胥生！你放明白点！如果3天之内你不拿出我们规定数额的平粜米，我们雪耻会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猖狂的成胥生当头挨了一棍，一下子跌坐在太师椅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不等成胥生再答话，钟志申和庞叔侃就大步走出了团防局。

直到两个代表走远了，成胥生才像疯子一样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

“谷米是我的，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喊来曾八说：“过两天风声小了，找一个晚上，把那几百担谷米送到银田寺下河，给我派团丁押送，连夜运到湘潭县城去。”

说完，成胥生又坐到太师椅上，那狡黠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一丝得意的奸笑。

两个代表回来后，把和成胥生交涉的情况向毛福轩做了汇报。毛福轩听了，沉着地说：

“没有关系，这是润之早就预料到的。行不行不能由他，要农民群众说了才算。他以为自己是个豪绅头子和团防局长，有几杆破枪，过去什么人也不敢惹他，可是我们雪耻会偏要跟他斗斗法！等我们抓住了他的狐狸尾巴，再给他来一个下马威，他敢不老老实实照我们的办！”

几个参加了雪耻会的青年农民，听说成胥生如此蛮不讲理，气愤得很，大声地喊道：

“不怕死的跟我来，到胥八胡子家里吃大户去！”

许多贫苦农民也跟着一齐喊起来。毛福轩连忙挡住他们，大声说：

“不要这样急！成胥生搞这一套，就说明他要铁心跟我们作对，我们蛮干会吃亏的。”

毛福轩让大家坐下，然后平心静气地讲道：

“我们出钱平粜他的谷米，合理合法，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团结教育广大农民，也不会引起中小土豪过分恐慌，但是，成胥生要是硬不同意平粜，那他就不得人心。到那时，群众就会群起而攻之了。现在我们还没抓住成胥生的尾巴，先别打草惊蛇。我想，成胥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只要我们发现他往外偷运谷米，就有办法整他。”

毛福轩的一番话，使大家心悦诚服。毛福轩立即派人通知各乡雪耻会分会，注意监视土豪劣绅的行动。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深夜，毛福轩就接到大塘湾监视哨的报告，说成胥生从后门偷偷运出一批谷米，往银田寺方向去了。接着，银田寺雪耻分会也派人来报告说，成胥生已将一批谷米，由曾八带领5个团丁，押送到银田寺，准备从那里下河偷运到湘潭县城。

“好哇！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毛福轩笑着说。他感到现在就是毛泽东讲的“时机成熟”，应该采取行动了。他从容地对一直守在自己身边的毛新枚几个人说：

“你们马上叫人打锣，并派人通知各乡雪耻会，组织农民赶到银田寺河边，把那批谷米先扣下来，然后再找成胥生算账！”

紧密的锣声惊破了韶山的黑夜，毛福轩、毛新枚、李耿侯等集合了几百名农民，点着火把，带着锄头、扁担、禾枪，像潮水般地朝银田寺涌去。

银田寺的小河上，十几个黑影在岸上和船上移动着。

“快点快点，装好马上开船！”管家和狗腿子曾八正催促着团丁和成家的长工。

可是，话音还没落，几百个农民高举着火把就涌上来，桥头、岸边、船上全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在火把的照耀下，亮出一面雪耻会的大旗。几个团丁见势不妙，连忙对天放了几枪，想吓住农民。狗腿子曾八乘机要船老板开船。这时，一些农民上前抓住团丁的枪，厉声喝问：

“你们放枪打哪个？是打我们农民吗？”

团丁看到周围几百个农民愤怒的眼睛，吓得连声说：“不敢！不敢！”慌忙拖着枪钻出人群，灰溜溜地跑了。

另一些农民跳到船上，把曾八和管家一起看管起来。

“不许开船！不许偷运谷米！”

“不老实就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农民群众的怒吼声，响彻银田寺的上空，把这两个家伙吓得惊慌失措。毛福轩、庞叔侃、钟志申和几个农民立即走到船码头上，叫把曾八押过来。曾八战战兢兢地朝毛福轩鞠了一躬，没等毛福轩问，就低头认罪地说：

“对不起，我有罪，我做了错事，我马上把谷米运回去。”

毛福轩代表农民群众，坚决地说：

“想运回去，不那么容易啦！谷米我们扣留了，如何处理由我们雪耻会决定！麻烦你回去通知一下成局长吧！”

毛福轩说完，一面布置警戒，一面派人向毛泽东汇报这里的斗争情况。曾八一听毛福轩这样坚定的口气，又看到岸上越来越多的火把，吓得连声应诺，不敢讲半个“不”字，只好拉上管家，灰溜溜地回去向主子报信去了。

在半夜里，成胥生得到谷米被扣住的消息，气得指着曾八和管家的鼻子大骂：

“混蛋！一点事都做不得，连雪耻会几个农民都对付不了，尽是饭桶！”

曾八这奴才一见主子发了脾气，赶快喊叫吹哨集合，要团丁们荷枪实弹，去捉拿阻禁的农民。

“回来！”成胥生顿着脚，丧气地喊着，“你这几杆枪，怎么搞得赢人家雪耻会几百人？”

曾八吓得没了主意，垂着手，勾着脑袋，不知所措地站在成胥生面前。成胥生气急败坏地在房子里转了几圈，这个恶棍，凭着他几十年欺压农民的经验，已经感到今晚这个行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是自己所能对付得了的。他眼睛一瞪，阴险地对曾八说：

“这事肯定有人在背后指挥，你派几个人赶紧去打听清楚，要抓住把柄。一定要快，不然我那几百担谷米就完啦！”

曾八连连点头。成胥生嘿嘿地冷笑了一声，接着说道：

“常言道，‘无毒不丈夫’，哼哼！等抓到了人证物证，到那时就看老子的手段啦！”

第二天，钟志申和庞叔侃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来到成胥生家里。钟志申根本没理会成胥生的假意寒暄，直截了当地揭露说：

“成胥生，你不是‘家业不振，实在拿不出平粜的谷米’吗？怎么银田河的船上有那么多你的谷米？”

“这……这……”成胥生没有料到自己还没动手，雪耻会倒先逼到头上，一时慌了手脚。

庞叔侃上前一步，质问道：“成胥生，你身为局长，竟敢为富不仁，欺骗百姓，偷运谷米，鸣枪打人，该当何罪！”

成胥生弄不清这两个人找他到底要干什么，只是一心惦着他那几百担谷米，听庞叔侃这样说，故作惊奇地答道：

“哎呀，怎么在上七都居然发生这等伤天害理之事，鄙人实在不晓得。曾八！”成胥生故意大声地喊来狗腿子，大声训斥，“你这奴才怎么搞的？竟敢破坏我的爱民宗旨，过来，向二位赔礼道歉！”

这时，曾八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硬着头皮鞠躬赔礼。钟志申和庞叔侃一眼就看穿了这套鬼把戏，真想痛快淋漓地骂他一通，但他们根据毛泽东和党支部的决定，不与他们多纠缠。于是，庞叔侃说：

“现在我们雪耻会已经把你要偷运出境的谷米全部扣在银田河桥下，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把这些谷米平粜给大家，救济灾荒。你到底打算怎么办！”这几句话，响亮、硬朗，像一颗颗子弹射向成胥生。

成胥生一听要平粜他的谷米，像挖他的心肝一样难受。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敢回绝，又不愿答应，迟迟疑疑地坐在那里打主意。

“干脆一点，快开腔回答！”钟志申喊道。

“如果你打算要钱，就60文一升卖，如果不愿这样卖，那我们就不客气了，索性让农民都挑走，一个钱也不给！”庞叔侃明明白白地给他指出了两条路。

这时，狡猾的成胥生那双金鱼眼骨碌骨碌地转动着，心里想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再硬下去只有自己倒霉。现在谷米已经在人家手里，这班穷光蛋真的把谷米挑去吃了，一个铜板不给，你有什么办法？倒不如答应平粜，卖个假人情，以后再作计较。

“好，好，”成胥生站起来，假笑着说，“既然有你们雪耻会出来维持，我还有么子不同意的？何况，救济灾民，也有鄙人一份责任。”

“少说漂亮话！”

“你是不是答应雪耻会平粜的全部要求！”

庞叔侃、钟志申紧逼着成胥生。成胥生连连点头说：

“雪耻会的章程，兄弟照办，绝无二言。”

钟志申一看事情已基本结束，不想多耽搁，便正气凛然地对成胥生说：

“雪耻会办事是正大光明，说到做到的，谁要是跟雪耻会作对，只能是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说完，就和庞叔侃一起，从容地走了出去。

成胥生眼睁睁地望着两个人的背影，像一只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瘫倒在太师椅上。

成胥生谷米被平粜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韶山一带。一些囤积谷米的土豪劣绅看到成胥生那么大的势力都斗不过雪耻会，只好咬着牙拿出谷米，平粜给农民。但是永义亭的大地主何乔八却不甘心把自己的谷米平粜给农民。他仗着自己是云南一个军阀手下的师长，有枪有势，农民不敢随便动他，就出了个馊主意，把谷仓落了锁，自己躲到外乡去了。毛福轩知道了这个情况，立刻跟永义亭的雪耻分会研究出一个对付的办法。一天，雪耻会把永义亭一带的农民集合起来，冲进何乔八的家，把谷仓打开，杀猪宰羊，煮大锅饭吃，一连吃了两天。躲在外面的何乔八终于心痛起来，急忙跑回家，请求雪耻会不要再吃大户了，答应把仓里的谷米平粜给农民。

这样，雪耻会领导农民，顺利地度过了夏荒，抗住了干旱，夺得了收成。这次斗争的胜利，给农民群众很大的鼓舞，雪耻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不少人纷纷要求加入雪耻会。他们说：“只有雪耻会才是真正替穷人办事的团体！”

13.他抓他的，我走我的

转眼到了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已经半年多了。半年多来，毛泽东不辞辛苦，日夜操劳，在这里亲手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可是，从不把个人的健康和安危放在心上。

当夜幕笼罩韶山，四周一片寂静的时候，毛泽东旧居小楼上闪耀着的小桐油灯常常彻夜不熄。这是毛泽东正在小桐油灯下聚精会神地阅读书报，处理文件，召集会议，考虑工作任务和斗争策略，或者向长沙，广州，上海等地的党组织和负责写信……在这盏小桐油灯下，毛泽东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过分劳累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毛泽东更消瘦了。毛福轩等人心里都十分焦急。作为穷苦郎中的毛新枚，对毛泽东的健康自然更加关心。毛新枚知道毛泽东在上海就已抱病，身体十分虚弱，这次回来，本是养病的。可毛泽东回来后的这几个月中，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毛新枚心里十分不安，其他人也经常嘱咐他多关照毛泽东，所以他过不了几天就要去毛泽东那里规劝一番。

这天，毛新枚提着特意为毛泽东配的两剂补药又来到上屋场，看见毛泽东很晚还在看书报，就劝毛泽东说：

“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可得注意自己的身子啊。”

毛泽东像往日一样，微笑着回答：

“不要紧，我身体还可以。”

毛新枚望着毛泽东消瘦的脸和有些陷进去的眼睛，又从病理方面讲了一些道理，希望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告诉毛泽东，这身体虚弱，药物治疗是次要的，主要是要有适当的休息，特别是劳心不要过度，不要看现在霸蛮熬得过去，长期下去，就会把整个身子搞垮，影响今后的革命工作……最后，毛新枚还再三劝毛泽东要注意点饮食调养，因为他听杨开慧讲过多次了，毛泽东为了工作，常常饥一餐，饱一餐，有时就是吃点白开水泡饭，连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要留着待客。

听毛新枚讲完，毛泽东还是像往常一样，微笑着点头表示：“以后注意，以后一定注意。”

其实，毛泽东在后一段时期更忙了，因为广东革命政府曾几次来信，催促毛泽东早点去那里组织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不得不利用留在韶山的有限时日，仔细地考虑安排今后韶山一带的工作，为韶山的农民运动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他就是这样忘我地工作着，一直到他临离开韶山之前的一刻里，仍然在思考着革命的大事，筹划着韶山下一步的斗争，完全将个人的事情置之度外。

8月28日，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毛泽东和毛福轩一清早就赶到30多里路外的谭家冲开会，这是宁乡和韶山交界的一个偏远山冲。早几天他们就秘密通知了当地和宁乡那边的几个积极分子开会。

这天下午，会议开得正热烈时，忽听得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大家都不由得紧张起来。忙派人出去看情况，原来是韶山冲里的一个可靠的青年农民。他从上屋场气喘吁吁地跑来，给毛泽东转送一封紧急信件。

这封信是在湘潭县城工作的得知情报后，连夜派人送来的。毛泽东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润之兄：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看完信，轻蔑地微微一笑，幽默地说：“原来是胥八胡子办的好事。”

赵恒惕命令湘潭县团防总局来捉拿毛泽东的情由是这样的：在平粜斗争之后，成胥生从韶山冲几个被称为“四大宪”的劣绅口中探听到，成立雪耻会、闹平粜等斗争都是毛泽东领导的。因此，对毛泽东和雪耻会恨入骨髓。可是自己又斗不过，怎么办？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了一条毒计，和下七都团防局长汤峻岩勾结在一起，通过汤峻岩的一点姻戚关系，派人向当时湖南的伪省长、军阀赵恒惕告密，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过激党”，领导农民建立雪耻会，煽动群众在乡下造反，把他们这些“乡绅名士”闹得不能安身，要求赵恒惕派兵捉拿。这赵恒惕原来在长沙就领教过毛泽东的厉害，马上就叫嚣说：“湖南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当他得到这个密报后，很快就下了密令给湘潭团防总局，要他们迅速派兵，捉到毛泽东后，就地正法，清除心腹之患。

开会的得知这个情况后，都很着急，劝毛泽东早点离开。但毛泽东从从容容地向毛福轩交代了自己没有来得及做完的工作，并要他继续主持会议，然后才和送信的青年一起，赶回上屋场。

家里的人知道情况后，已经作好了准备，还向人借了13块光洋给他作盘费，一见毛泽东回来了，就急忙催他说：

“人家派兵捉你来了，你还不收拾一下快走。”

毛泽东微笑着，从容地说：“急么子，从湘潭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是得讯就派人赶来的。县团防局接到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了成胥生，再到这里，顶快也要到上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呢！”

在场的人听他这么一分析，也就沉住了气。毛泽东又到厨房里装了一点饭泡开水吃。这时，毛福轩满头大汗地匆忙赶来。他一见毛泽东还坐在堂屋里，就急声地说：

“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

毛泽东见他跑得气喘吁吁的，连忙招呼他坐下，平静地问：“你真的看见了那些快兵？”

“我倒没看见，”毛福轩回答说，“刚才如意亭的一个人特地跑到我那里告诉说，她亲眼看见赵恒惕的快兵到成胥生的团防局去了。我已经布置了一些人，在各处放哨，可免发生意外。”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不要紧，他抓他的，我走我的。”

说着，毛泽东放下碗筷，把毛福轩叫到自己房里，又对今后韶山斗争的一些问题，作了指示和部署。这时候，已经上灯好久了，毛福轩等一再催促，毛泽东这才换了一件乳白色的长衫，穿了一双青布鞋，走出房来。

毛福轩又特地派了3个农民去护送，并要他们抬了一顶小轿作掩护，再三叮嘱说：“一路上你们要注意安全，遇到人问，就说是抬的医生，家里人病重请来的。”

毛泽东离开不久，几个得讯的农民，带着扁担箩筐赶到上屋场来，一定要接杨开慧和小孩到他们那儿去躲避，并把重要的物件交他们分散挑走。他们说：

“把东西交给我们，就是赵恒惕亲自来，也莫想从我们手里拿走！”

趁着朦胧的夜色，杨开慧和岸英、岸青跟着前来接应的农民，悄悄地离开了上屋场。

夜幕覆盖着山峦，四周十分宁静，只有小河边上传来蝉蛉子“唧唧”的叫声。毛泽东和3个农民沿着韶山冲那条终年流水潺潺的小河，快步走着。快到湖堤涧附近的磨楼时，迎面碰见一个放哨的农民，报讯说，前面有灯笼朝这边冲来，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来了。

于是，毛泽东和几个人都停下来，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的地形。这条通往冲口的小路，左边沿河，地势开阔，不大好隐蔽，右边是高山，虽然易于隐蔽，但山势太陡，爬上去比较困难。怎么办好呢？

毛泽东看了看小河和高山，又打量了一下陡峭的山坡，就向那3个神色焦急的农民道：

“走，上山！”

说着，把轿子隐藏在路旁的树丛里，毛泽东把长衫一撩，头一个攀上山去。不一会工夫，大家都爬上山坡，走进了一片松树林里。

山下面，一个、两个、三个……一共24个团防兵，在曾仲池的带领下，肩着刀枪，拎着灯笼，气势汹汹地从进冲这条小路走过。只听得他们叽叽喳喳地说：

“这次捉拿毛泽东，来了个猛虎洗脸，就是神仙也没有这么快，那硬是十拿九稳！”

“是呀，弟兄们！”另一个长官模样的家伙瓮声瓮气地说，“等下我叫你们围屋就围屋，一定要把毛泽东捉住，回去好报功请赏！”

“队长，到时你可别一个人装了腰包。哈，哈……”

说着说着，就从毛泽东他们眼皮底下过去了。

这帮匪徒一股劲往上屋场跑，快到毛泽东家时，碰上一个放哨的农民从塘基上走过来，匪兵队长问他：

“毛泽东在家不？”

“怎么不在家，刚才还听到说话声哩！”农民一本正经地回答。

这帮家伙一听，大喜过望，紧忙散开队伍把上屋场围住，满屋搜查。可是搜了半天，连影子也没看见，回过头来找那个农民，早已不知去向。最后只得垂头丧气地滚回去。

这时，毛泽东和3个农民早已离开韶山冲，经宁乡道林到九江庙。在那里，毛泽东和几个农民分手后，坐小船去了长沙。

到长沙后，毛泽东找到了中共湖南区委的负责人，向他们介绍了韶山农民运动最近的情况，对区委下段的工作做了一些指示，考虑到中央工作的需要，决定马上赴广州。

1925年9月，毛泽东到达了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不久，他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1月，他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日益猖獗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代理宣传部长。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随着地位的提高，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也日益猖獗起来。

春节过后，国共合作的形势开始发生逆转。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说奉蒋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不知道这是蒋介石搞的一个大阴谋，当他派了中山舰到达黄埔后，顿时谣言四起，说他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调集军警，宣布戒严，断绝交通，逮捕李之龙，拘留和搜查了中山舰，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其住宅，扣留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阴谋得逞后，蒋介石更加胆大妄为，加紧夺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