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早年往事
伟人的诞生
公元1904年8月22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里，一个男性婴儿呱呱坠地，悄然降生。这个婴儿除有着邓家人惯有的圆鼻头儿这点明显特征外，其宽额圆脸、稀淡眉毛、白皙皮肤、黑亮眼睛等实在与当时降生的成千上万个婴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着他后来对华夏大地乃至世界局势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诞生和成长的轨迹才成为人们饶有兴趣进行探究的热点。他，就是邓绍昌的长子邓小平。
广安，地处四川省东北部，位于成都以东二百公里、重庆以北一百公里处。从广安县城到牌坊村，有十公里的路程。邓家老院子跟村里其他农舍相仿，是当时川东北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院子里是一块晾晒谷物用的约莫二百平方米的平坝，屋后是大片苍翠浓密的竹林。夏风吹过，飒飒声中带着阵阵凉意。镌刻在旧居门前由今人马识途撰写的一副长联，对此作了深刻形象的描述。上联是“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擎”；下联是“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它将人们探究的目光引向更广更深更远的时空。
就像千百万旧式家庭一样，对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来说，这个后来名叫邓小平的儿子的降生，使他熊熊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一天也成为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绍昌父亲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稀疏，已是三代单传。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小平，五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六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十岁时送进全县唯一的高小，十五岁时又送进广安中学。这对一个仅有十几亩田地，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十六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入私塾后已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小平，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走上了一条与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前仆后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地处内陆的四川也不例外，其东北部地区很早就受到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1911年夏秋，席卷巴蜀大地的“保路运动”深刻地波及到广安，邓小平正在就读的北山小学以罢课的形式积极响应。随后，邓绍昌在当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行动。革命形势在全国渐成燎原大火，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国家并未独立统一，人民并未安居乐业。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新的出路。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十五岁的邓小平积极参加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罢课活动。这年夏天，重庆当时的最高学府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开办，为正在苦思国家、民族前途的邓小平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产生了新的憧憬。1920年，他和父亲心意相通，说服母亲，迈出了赴法寻求救国真谛的第一步。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正是在汹涌澎湃、波澜起伏的革命大潮中，邓小平从一个渴求救国救民的热血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他的一生，有着三落三起传奇般的经历。他是求索中外的学子；他是红军时期的播火者；他是立马太行的政治委员；他是淮海大战的总前委书记，他是主政大西南的第一书记；他是身居一线、日理万机的党中央总书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的一生和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袖，是重绘世界政治地图的一代伟人。
刻苦用功的学子
邓绍昌对自己的长子格外器重，寄予了深深的厚望。邓小平五岁时，父亲就将他送进私塾发蒙。小小年纪的他也十分自重自爱，知道刻苦用功。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含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十分能干，知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六岁时，邓小平进入了协兴乡的北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他更加勤奋自觉，刻苦认真。当时，从邓家老院子到北山小学堂是一条近两公里的乡间小道。小路高低不平，曲曲弯弯，一遇雨天，路面十分泥泞溜滑，很不好走。邓小平年龄虽幼，但从不畏难。不管春夏秋冬，他始终风雨无阻。母亲每当看到他浑身湿透，像一个小泥猴般回到家时，常常心疼地劝他雨天就留在家里自习。可是到了雨雪天气，邓小平又照旧说服母亲，坚持按时前去学校。在北山小学四载寒暑中，除了一次因病重无法起床外，邓小平从未落过一次课，一直保持全勤。除了那次因病落到第二名外，每次考试他均拔头筹，成为学校中人见人夸的好学生。
十一岁那年，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二十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二三十万人中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要想考进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十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1918年，邓小平顺利地完成了在广安高小的学习，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中学堂。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五四时代风潮的击拍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父亲向他提出到重庆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学习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他很快便收拾好行装，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一百公里外的重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由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和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社会贤达倡议创办的，校址就在重庆市夫子祠内。它是当时这个西南重镇的最高学府，要想考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同此前每次入学考试一样，邓小平这次也是一试中的，如愿地成为首期一百多名学子中的一员。据邓小平当时的同学回忆，“他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经过一年的学习，首期学员中能顺利通过学校毕业考试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的，共有八十多人。邓小平名列其中，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一名。这一年，他刚满十六岁。
就这样，经过十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一步一个台阶，邓小平于1920年8月21日，和八十多名同学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了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开始了他赴法求学的漫长旅程。
一张编号为82409A的工卡
在法国著名的雷诺汽车厂，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一张编号为82409A的工卡。工卡上清晰地记着，邓希贤（Teng Hei Hien），中国人，1904年7月12日（农历）生于四川，住比扬古尔市（Billancourt）特拉维西尔街27号（27，rue Traversière）。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朗五生丁。工卡的左下角，贴着邓小平的一张一寸免冠照片，上面印着82409A的编号。
这张工卡，忠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法国的一段勤工俭学的生活。
1920年9月11日，怀着爱国的热忱和救国的渴望，邓小平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八十多名同学在上海登上了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开始了他们到万里以外的世界去学本领，求真理的征程。
这一天狂风四作，大雨滂沱，但年轻的学子们激情似火。透过雨幕中愈发显得苍茫的大海，他们心中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但现实却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这班学子饱经长达三十九天、三万余里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920年10月19日踏上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战结束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一片萧条景象。法国也不例外，通货膨胀，许多工厂相继倒闭关门，失业人数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用勤工来俭学的计划顿成泡影。邓小平和许多同学只能走上一条靠打工来求生存的艰难道路。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和几名川籍同学经介绍在克鲁梭的施耐德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开始了他在法国长达四年多时间的“勤工”生涯。
施耐德工厂是当时法国最大的军工厂，包括铁道、机械、造炮、冶铁、建筑、翻砂、电气等部门，邓小平被分配在轧钢车间当轧钢工。这项工作劳动强度很大，工人在摄氏四十多度的车间里，需不停地用长把铁钳铗着几十公斤重的钢条疾跑。每周工作长达五十多个小时，常常还要加夜班，一不小心十分容易被炽热的钢条烫伤、刺伤。这对年仅十六岁、身体尚在发育的邓小平来说，苦不堪言。但使他更难忍受的是资本家的压榨和欺凌。每天一上工，工头就在身后监督催促。稍有延误，马上招来工头的辱骂叱责。工厂给中国学生的工钱压得极低，每天只有十个法郎。这点钱连吃饭也成问题，邓小平他们常常中午只能就着自来水吃几片面包来充饥。一个月后，邓小平离开了这家工厂。结账下来，他不仅分文未得，还倒赔了一百多个法郎。
首次勤工俭学的尝试，尽管时间不长，但对久居学堂、第一次踏入社会的邓小平而言，触动很大，获益良多。他不仅对什么是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面，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过去在心中无限憧憬的这片美丽富饶、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世界，其斑斓色彩逐渐黯然退去。“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若干年后，对这一段生活和感受邓小平是这样进行总结的。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还接触并结识了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赵世炎等人。这一切都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经过一段靠领取每天五个法郎救济金的更加艰难的日子后，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在蒙达尼的哈金森工厂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哈金森规模较大，有数千工人，据说是当时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专门生产各类橡胶制品。邓小平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制作防雨用的套鞋。
哈金森工厂的厂房据说是由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当邓小平被领进明亮高大的车间时，扑进眼帘的是正在紧张劳动的黄皮肤、白皮肤、棕色皮肤的各色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原来，此时法国经济已出现转机，哈金森工厂在经历了一段紧缩后，已开始大量招收工人，恢复生产。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来自印度、越南、白俄、智利、波兰等地的许多外籍工人纷纷应召而来。跟施耐德工厂拉钢条的工作相比，这里的制鞋车间属轻体力劳动，主要是将鞋底、鞋垫和鞋帮套在木模上，然后用胶水将它们和里衬粘连起来。但这项工作节奏很快，要求眼明手巧，动作干净利索。邓小平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别人一天做十来双鞋，他通常一天能完成二十多双。
但邓小平求学的初衷始终未改。在哈金森攒下一点钱后，他便辞去了制鞋车间的工作，来到夏狄戎求学。但由于学校所收费用太高，他这次依然没能如愿。至此，他试图通过勤工来达到俭学的梦想终告彻底幻灭。
求学不成，邓小平只好继续打工。在经过一段周折后，他进入了位于巴黎附近比扬古拉尔市的雷诺汽车工厂。雷诺汽车工厂是有着一万多工人的著名大型企业，来自中国的黄皮肤、黑眼睛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最多时曾达到六百多人。他被分配在钳工车间当钳工学徒。这项工作主要是借助锉、钻、铰刀、老虎钳等手工工具对机器进行装配以及机器零部件的修整工作。这是到法国勤工俭学几年来，他所从事的唯一一项带技术性的工作，可以接触到部分图纸和简单的工艺技术。
这时的邓小平，较几年前刚到法国时已成熟了许多。通过几年来现代大企业生产的磨炼和体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法语也变得自如流畅多了。这几年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使他在生活、思想、意志、品德方面都得到了极好的磨炼。
“油印博士”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涯中，邓小平虽然自始至终没能进过几天正规学校，却获得了一个“博士”的雅号。这事说来话长，还得先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说起。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7月1日建立了对中国革命发生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与之遥相呼应，万里之外的旅法的先进分子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也于1921年春在法国先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与旅德的小组合组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下辖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摇1922年8月1日，少共创办了她的理论刊物《少年》，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青年的重任。刊物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鲁瓦大街17号的编辑部，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开端。
在编辑部里，他最初是从事蜡板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每天离开工厂后，常常来不及换下工装，他便匆忙赶到编辑部，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伏案工作起来。当时，在刊物里担任领导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来，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挤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开会、讨论、写稿、刻写、油印、装订。饿了，就吃两片面包；渴了，就喝上几口自来水；困了，就在地铺上稍事歇息。为了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常常是周恩来写完或改好一篇，他们就赶紧接过来刻写、印出一篇。工作起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小时候刻苦认真的习字和参加这项革命工作的神圣感和责任感，使他的蜡板总是刻得一丝不苟，不仅字体匀称工整，美观大方，油印、装订工作也完成得十分干净利落。每期刊物出来后，大家对此都赞不绝口，不约而同地将“油印博士”这顶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既是对他那隽秀漂亮字体的赞誉，更是对他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的高度肯定。
一年半后，《少年》改名为《赤光》，由偏重理论宣传转而紧密结合国内革命的实际，侧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黑暗事实。它充分报道了国内国民革命运动的情况及国际劳工运动的消息，转载了中国共产党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等重要内容，还结合旅法勤工俭学的实际，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的严肃斗争。现实性和战斗性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经过此前一年多时间革命斗争生活的洗礼，邓小平在《赤光》编辑部内不仅刻写、油印、装订等老本行干得更加得心应手，而且还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在刊物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仅以“希贤”本名发表的就有《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如其人，就像《赤光》封面那个手持号角，高擎红旗，正欲跃起的少年一样，邓小平这些文章写得尖锐、泼辣，富有强烈的战斗性。比如，在那篇揭露青年党人的文章中，邓小平这样写道，“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他们却歌舞于花都”，他们十月十日所主持的所谓“国庆纪念会”，只是“音乐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干了一夜。这本是青年党底十月十日俱乐会、‘跳舞会’，他们却偏说是旅法华人的纪念会。请看，这是何等的捏造！何等的欺骗！”的确，这样的文章尖锐有力，入木三分，读来是何等的痛快淋漓！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这中间无疑有着邓小平这个“油印博士”的一份功劳。邓小平以手中的蜡板、钢笔，作匕首，作投枪，在《少年》、《赤光》这个阵地上，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年轻的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
1922年的夏天，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张开双臂，接纳了邓小平。这时他还在蒙达尼哈金森工厂打工，他是和蔡畅等人由蒙达尼专程到巴黎参加入团宣誓的。在入团仪式上，当他举起右手，庄严地自我宣誓时，心情格外的激动。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拉开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辉煌革命生涯的序幕。
1924年，随着国内革命的发展，旅欧的党团员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许多人相继应召回国。在7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成员。并因此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正式党员。这在他的革命征程中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时，他还不满二十岁。
成为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后，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积极建设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组织党团员学习，深入到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他们介绍国际和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继续跟国民党右派和“中国青年党”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并成功地发起和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活动。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是组织领导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其他各界华人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
摇摇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和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如狂飙席卷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全国各地直接参加运动的多达一千七百多万人。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乡村，到处都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怒吼。
消息传到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党团支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二十八个社团组织在巴黎中心地区举行了旅法华人反帝大会。会上，各界代表踊跃发言，强烈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国内人民的正义斗争。会后决定举行旅法华人的示威游行。
邓小平在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又一次拿起蜡版和钢笔，刻写了《告示威华人书》等许多传单，号召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政府作直接的示威运动！
法国当局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对此进行了极力的阻挠，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强行制止。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邓小平和战友们当机立断，决定将原定的上街示威游行活动改为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内进行。6月21日这一天，数百名留法学生和各界华人、华工，按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将公使馆团团围住。在指挥部的组织下，大家分头行动，分别封锁大门，将电话机等和外界联系的渠道切断，逼迫公使在声援国内反帝运动、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自由等几份文电上签字，并将这些文电分送有关单位和报社。同时还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张挂旗帜、标语，向行人和围观群众散发传单。在完成预定计划后，全体参加者又在法国军警赶到之前，全部安全撤离了中国驻法公使馆。
这是旅法华人在海外所取得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场斗争震惊了整个欧洲大陆，更使法国当局坐卧不安。法国政府当即下达了大规模搜捕和驱逐有反抗言行的旅法中国共产党人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命令。短短几天之内，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留法学生相继被捕，被驱逐回国。
邓小平作为一名年轻的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始终站在各项斗争的最前列。因而他很早就受到法国当局的注意，成为警方秘密监视和跟踪的对象。面对法国警方的严厉镇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丝毫的退却，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和勇敢投入新的斗争。仅从今天可以查到的几份法国警方的记录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极其危险的情况下，邓小平是如何毫不畏惧地坚持工作的：10月24日，主持在伊希——莫尔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馆举行的会议，内容是讨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重要性；11月15日，主持纪念王京歧的会议，并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歧，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6年1月3日，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近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法国警方在1月7日的报告中还特别指出，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不仅出席了1月3日的会议，而且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他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他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苏联和中国的信件。
鉴于这种情况，法国当局决定马上采取行动。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法国警方对邓小平等人所住的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朱勒费里街8号的三家旅馆采取联合行动，进行了突击搜查。
尽管这时天还未亮，四籁寂静，不少人还在香甜的睡梦当中，但法国警方还是来迟了一步。他们将旅馆所有房间里里外外搜查了好几遍，但始终不见搜捕对象的半点踪影。最后警方只在邓小平他们所住的房间内搜得“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
法国警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年轻的旅欧党团负责人邓小平和他的战友傅钟等人，在此前一天，已机警地远走高飞，经德国到列宁的故乡去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邓小平在法国五年多的勤工俭学生涯中，除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党团机关工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打工糊口。他的进入学校读书学习的夙愿想不到在列宁的故乡才得以实现。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躲过了法国警方的搜捕后，乘列车北上，途经德国，应召来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邓小平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创办的中山大学，接受正规的教育。
中山大学是一幢三层的楼房，据说革命前是沙俄一个贵族的宅第。它在莫斯科当地尽管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进步青年当中，名气却很大。1921年，苏联政府就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它除为苏联东部地区训练干部外，还为印度、日本、越南、阿拉伯等东方国家培养干部。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同志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人，就曾在这所大学学习。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大量干部。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中山大学遂应运而生，成为当时为国共双方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
当邓小平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隆冬的莫斯科，白桦树叶已纷纷落去，到处都是一片雪白的世界。银装素裹下的克里姆林宫犹如神话中的水晶宫，与红旗猎猎飘扬的宽阔红场遥相呼应，交相辉映。这里的男女老少，是这样的意气昂扬，和蔼可亲，与不久前法国警方的凶残、工头的吆喝叱骂和生活的困窘等形成了迥然而异的两个世界。邓小平从中强烈地感受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与资产阶级专政的鲜明对比和天地之别。他心中更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早日学成回国、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也由此变得更加强烈。
邓小平在学校领了一个编号为233的学生证，为了学习和工作上的方便，他还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罗佐罗夫。他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十分丰富，除俄语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学、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等等。每天学习的课时很多，主要采用先由老师讲解，然后学生提问、讨论，老师最后进行总结的方法进行授课。对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邓小平格外珍惜。他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吮吸着各方面的知识。过去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他虽也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毕竟是“太粗浅”，因而“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原理的学习，使他获益良多。
此外，学校还开设了有关军事知识和军事训练方面的课程。通过这些学习，邓小平不仅掌握了多种常规武器的使用，还初步接触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理论以及作战方法和战术的具体运用。这为他日后卓越的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山大学当时有学员三百多人，分为十一个小组，每个小组三四十人不等。邓小平所在的第七组，集中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学员，共产党员除邓小平外，还有担任学校中共支部书记的傅钟以及李卓然等人，国民党员则有日后的风云人物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屈武等人。难怪当时有人称第七组乃藏龙卧虎之地。邓小平担任这个组的党组组长，尽管他的年纪远不是最大，但由于他有着旅法勤工俭学的五年经历和革命实践，因而在班上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显得比其他同学更为成熟。在讨论各种问题时，他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见解深刻，尤其是在同国民党人进行的有关信仰、世界观等方面的论辩中，他那有理有据的论辩总能赢得最多的掌声。
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虽然学校的学制是两年，但到1926年年底，他便奉命回到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祖国，投入到大革命的火热斗争生活中。
“第二黄埔”的政治处长
千里荒原戈壁，万里冰封雪飘。1926年底，坐在呼呼透风的汽车驾驶舱内，邓小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浮想联翩。他既怀念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段宝贵的时光，同学的情谊，师长的教诲，理论知识的学习，所有这一切都令他刻骨铭心，永志难忘；想到很快就要到冯玉祥革命军中开展工作，他更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不停地进行着多方的设想和筹划。
对冯玉祥，邓小平并不感到陌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就曾见过面。冯早年倾向革命，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反直，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并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逐出了紫禁城，一时声名远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1926年5月，冯玉祥赴苏考察三个月，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冯玉祥回国后，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组织指导下，进行旧军队的改编整顿工作，在全军范围内普遍建立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第一批选调派回国内协助冯玉祥革命军进行工作的。
时值深冬，邓小平和一同回国的二十多名同学冒着刺骨的严寒登上了东行的列车。抵达乌金斯克后，他们换乘汽车来到蒙古的库伦（今称乌兰巴托）。由于交通工具紧张，邓小平和另外两名同学挤上了苏联向冯玉祥部运送武器弹药的大卡车，作为先遣队员先行回国。
朔风劲吹，雪花漫天，三辆卡车艰难地行驶在茫茫的荒原戈壁上。荒原上无路可循，司机只能靠着指北针和一张地图，摸索前行。一路冰封雪冻，车轮打滑，险象环生。有时车轮陷在坑里，6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手推肩扛，好不容易才将车轮一寸一寸地移出坑外，常常一整天也走不了几公里。饥了，大家就吃一把炒面；渴了，就抓一把雪含在口里；冷了，就下车来回蹦上几圈，活动活动身子。进入大沙漠后，汽车每天连几公里也走不了。靠着沙漠之舟——骆驼，经过八天八夜的艰苦跋涉，他们才走出了茫茫沙海。然后，他们改乘马匹，日夜兼程，历尽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西安。
此时的邓小平，已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只有那一双年轻充满朝气的眼睛，依然乌黑闪亮，熠熠生辉。
到西安后，邓小平不顾将近两个月长途跋涉的劳顿，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建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紧张而繁忙的工作。
号称“第二黄埔”或“西北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一所红色学校。它虽隶属于国民党驻陕总司令于右任，但学校从筹建到主要领导职务均由共产党人担承。除邓小平担任政治处长和党的书记，主要抓学校的政治教育外，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要职的也是共产党人。因而，这所学校实际上是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学校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训练方面的内容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组织等方面的内容。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讲革命，共产党人在学校中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开设了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劳工神圣、新三民主义等课目。通过我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所学校为当时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大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摇摇当时西安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邓小平曾跟冯玉祥蹲在洪城广场上用餐。在漫天风沙中，大家一同啃窝头，吃咸菜。偶尔到西安城里鼓楼附近吃上点羊肉泡馍，就是十分难得的奢侈享受了。但对第一次回国投身革命斗争的邓小平而言，那颗年轻的心始终是热的，整个西安城军民的血也始终是沸腾的。当时西安城内外，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集会游行、生产支前，革命的气氛十分浓郁，呈现一派繁忙热烈的动人景象。它与正誓师北伐、如火如荼的南方革命遥相呼应，声威显赫。
然而，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凶残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在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长沙、武汉等地，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鲜血染红了江河大地。
在这紧急关头，冯玉祥思想发生了动摇，最终倒向了蒋介石。他以集训为名，下令全军政治处长到开封集中，以集中营的形式把他们囚禁起来。最后以“礼送出境”为名，将大批共产党人从他的部队和地盘中一一清除出去。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邓小平和刘伯坚、史可轩等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邓小平去武汉找中央汇报西安的情况。邓小平随即连夜动身，这才避免了被囚禁和“礼送出境”的磨难。
二十三岁的中央秘书长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并决定将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也于九十月间随同中央机关来到上海，并于是年12月间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还不满二十四岁。
当时的上海，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座著名的远东繁华都市，成了各种反革命力量麇集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其秘密的活动方式，继续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殊死斗争。
中央机关当时大都设在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租界区内。其中比较有名的地方是四马路（今称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447号的楼上。当时，这幢房子的楼下是生黎医院，楼上就是挂着“福兴字庄”招牌的中共中央常设的活动地方。这家商号人称“熊老板”的熊瑾玎，真实身份是中央秘书处会计科主管，负责党的经费的管理工作。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首饰等一般都是由他通过有关系的银行兑换成银票后，再分送到各有关地方。他的夫人朱端绶，则从事中央机关日常的杂务工作，为前来开会的人员服务。从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当然，为了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中央机关还分散在其他好些地方，如当时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一幢两楼两厅的房子、永安里135号的楼上、五马路的清河坊等都曾是中央机关活动过的地方。邓小平以杂货店、古董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完全是一副有钱人的打扮。
在中央秘书长的任上，邓小平直接领导了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秘书处下设文书、内交、外交、会计和翻译五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与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的联系，以上海为中心的联系各地有关文件、钞票、干部、来往人员的全国秘密交通网，党的经费的收集、汇兑和管理，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等。这些工作千头万绪，纷乱繁杂，但在邓小平这位年轻的中央秘书长的统一组织调度下，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这就有力地保证了中央机关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的正常运转和中央政治局对各地的领导。
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所处的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他不仅主管政治局会议议程以及开会的时间、地点、出席者等方面的安排，列出每次会议讨论的议题，重要会议他还要兼作记录。邓小平在会上尽管发言不多，但一发言，往往见解深刻，能够说到关节点上。在一次讨论某些同志提出的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问题时，邓小平发表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他提出，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很难对国民党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当时赞同这种意见的人不多，但邓小平这番发言无疑给与会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又需对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事项进行逐项检查落实。
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岗位，邓小平的工作常常直接关系到中央机关及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危。当时的上海，敌伪特务机关活动极其猖獗。中央负责同志住宿和办公的地方需要经常更换，互相之间只能通过秘书长来单线联系。尤其是在白色恐怖面前，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变节投敌，甚至领着敌人搜捕自己昔日的同志，如原担任中央总书记和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安全保卫工作的向忠发、顾顺章就是这一类千古罪人。这就给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邓小平胆大心细，偶遇突发事件总能当机立断，采取措施，进行及时有效的调度指挥，将损失减至最低限度。他自己也曾两次虎口脱险。
身处虎穴龙潭，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邓小平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在实践的磨炼中，他的卓越的工作能力和组织领导才能也得以充分的展示与进一步提高。
南疆上空的惊雷
1929年，时值9月，南国广西首府南宁，暑热阵阵，蝉鸣聒噪。一个中等身材、举止沉着大方的年轻人经长途跋涉后，悄然抵达这里。在同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联系接洽后，这位年轻人随即以省政府秘书的身份积极开展工作。几个月后，一场震惊华夏大地的惊雷，就由此拉开了它的序幕。
这个人称“邓秘书”的年轻人，正是化名为邓斌，肩负着重要使命来桂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
邓小平此番是应俞作柏和省绥靖司令李明瑞之邀前来南宁的。俞、李二人早年曾受我党影响，同情革命，与蒋桂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他们乘蒋桂军阀混战，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之后，试图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巩固其在广西的地位，主动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协助工作。我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地派出了以邓小平为代表，包括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史遽然在内的大批得力骨干，南下来到广西。
从第一次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对枪杆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到桂后，首先抓的就是掌握武装、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
利用俞作柏、李明瑞急于扩大军事力量的机会，邓小平第一步是促成他们同意开办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培养部队的骨干。教导总队就设在南宁南门外原军官学校内，总队长由张云逸担任，下辖三个营九个连。连排一级职务，大多安排共产党员担任，并在连队一级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经过我党严格的思想教育，教导队学员思想进步很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使这个教导总队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以此为基础，邓小平领导了对新建的广西警备四、五大队的改造工作。这两个大队当初是由一些游兵散勇收编而成，成分复杂，很难驾驭。经与李明瑞协商，我党指派张云逸、李谦和俞作豫、史遽然分任四、五大队正副队长的职务。他们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首先在部队中开展了对士兵的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开展对反动军官的斗争。果断地将两个平时民愤极大的营长进行撤职查办，对其他反动军官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与此同时，从教导总队中抽调一百多名共产党员来充实营、连、排、班的各级领导岗位，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参加部队。使这两个大队从人员到思想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
另一方面，邓小平和广西地方党的负责同志深入广西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农运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工作下，俞作柏同意恢复开展一度被禁的农运、工运、学运等进步群众运动，正式承认右江东兰农民武装的合法地位，并陆续任命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各县的县长。这就使左右江地区二十多个县先后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广西地区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革命形势日趋好转，一个新的革命热潮正悄然到来。
然而，俞、李等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顾自身立足未稳，执意出兵讨蒋，进攻广东。
在力劝无效的情况下，邓小平指示部队做好应急准备。俞、李兵败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立即举行兵变。
战斗在10月一个漆黑的晚上打响。南宁市区骤然响起密集的枪声，第四、五两个警备大队迅速攻击南宁军械仓库，并将库内所有的武器弹药迅速抢运到早已停泊等候在邕江岸边的十多艘船上。在邓小平率领下，船队和党委机关沿江溯流而上，向二百公里之外的百色地区进发。张云逸也领着第四警备大队从陆路向左右江地区开进。
10月22日，邓小平率部队抵达百色后，立即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各项工作大体就绪的情况下，正好传来了中央批准他们所作的举行武装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计划的消息。邓小平当即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加紧准备，选定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举行起义。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2月11日清晨，百色城头，旭日初升，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口号震天。部队战士纷纷撕去军帽上青天白日的旧标记，系上红领带，排成一行行整齐的方阵，列队集合在军部前面宽阔的广场上。大会主席宣布成立红七军的话音刚落，一面缀有镰刀斧头、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在海潮般的欢呼声中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她庄严地宣告了红七军的正式成立和百色起义的举行。大会宣布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张云逸任军长。
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当选为主席。随后，工农民主政府在百色、奉议、恩隆、东兰、凤山、凌云、思林、杲德、恩阳、向都、镇结等地先后建立，使右江地区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次年2月1日，龙州起义也胜利举行，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随后，龙州、宁明、上金、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凭祥等八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也相继成立。至此，左江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
在反革命白色恐怖肆虐的严峻形势下，在祖国的南疆平地响起了一声声惊雷。百色、龙州的起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魁星楼上的灯光
1930年2月，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再度取道香港返回广西。一路上时时记挂着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回来后便径直来到东兰县妇联黄美伦家，找到了住在这里的韦拔群。
早春的南国，阴雨连绵，还透着刺骨的寒意。韦拔群让邓小平换去淋湿了的衣服，随后两人在火塘旁边吃饭边谈起了工作。当得知部队主力已由张云逸率领往河池方向进行游击活动后，邓小平决定一方面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一方面就留在东兴地区开始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翌日天刚放亮，邓小平便和韦拔群来到了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魁星楼。
魁星楼，是一座呈六角形的青砖砌成的塔式小楼，上下四层，古朴典雅。旧时传说魁星是主持文运的星宿，也称作文曲星或文昌星，简称文星，有时也以此称呼有名的文人作家。后人将俗称“包公”、南宋时当过龙图阁直学士的包拯比附为文曲星下凡，渐渐演变为学校等文化场所祭祠的偶像。东兰武篆这座巍峨壮观的魁星楼，就是这个地区的人们用于祭祀文魁星，祈图本地文运昌盛，福荫子弟的重要所在。百色、龙州起义后，农运在当地重新兴起，大名鼎鼎的魁星楼便成了农民协会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办公的地方，红七军军部一度也驻扎在这里。其中的二楼就是韦拔群平常办公兼住宿的地方。
韦拔群在他所住的地方加了一张竹床和一张八仙桌，邓小平便在魁星楼上安顿了下来。从此，邓小平和韦拔群便常在这里召集军政会议和党员骨干领导会议，研究制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并和大家一起进行认真热烈的讨论。从邓小平来到的这一天起，魁星楼窗口透出的灯光便常常彻夜不灭。
邓小平召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七军第三纵队的负责同志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多次开会，集中研究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介绍了他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期间，从红四军报告中所了解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着重阐述了开展土地革命对于扩充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指出，右江的情况与赣南、闽西地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而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既要学习红四军土地革命的经验，又要结合右江的具体情况来进行。
邓小平的这些意见，使与会同志心里豁然开朗。大家就邓小平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热烈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先试点，待总结经验后，第二步再全面铺开。
之后，邓小平和韦拔群一起来到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进行“共耕”的试点工作。邓小平对当地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和办好共耕社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和大家一起共同制定颁布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等重要文件。
东兴是韦拔群长期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在邓小平等有力的领导下，一场亘古未有的土地革命运动很快便在这个地区开展起来，并逐渐推行到整个右江地区。广大贫苦农民通过这场革命，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在经济上也第一次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七军因此由三个纵队迅速扩大到四个纵队，人数发展到八千多人。
邓小平在魁星楼住了两个月，魁星楼的灯光也差不多整整亮了两个月，常到深夜，直至通宵。当地群众每每看见这灯光，心中就充满着希望。
平马整训
1930年6月，在邓小平等指挥下，红七军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恢复了一度失去的右江革命根据地。7月，红七军又在果化一带伏击了钻进埋伏圈的敌人，一举歼灭云南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五六百名，使试图向南宁进犯的敌人一下子又龟缩了回去。
战斗结束后，红七军便在邓小平率领下开到平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工作。
邓小平集中力量抓了教导队的培训工作，专门培训连排基层干部。
教导队共有学员一百多名。邓小平主持了开学典礼，并给大家作形势报告。在培训班中，邓小平特别重视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他亲自给学员们上课，每隔三五天就集中讲授一次有关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方面的内容。
当时，学员们文化水平、思想理论水平普遍都不高。根据这一特点，邓小平在讲课中注意结合实际，从大家身边的人和事说起，将革命道理讲得形象生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纷纷反映，邓政委的课，讲的都是我们的家常事，心里话，越听越有味。
在抓好部队整训工作的同时，邓小平还注意抓了地方干部的培训工作。他主办了一期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右江各县培训地方干部。
这个训练班学员人数比教导队要少一些，约有五十来人。学员主要来自东兰、果德、恩隆等县。邓小平经常到训练班给学员上课。在讲课中，邓小平怕大家听不清他的四川口音，常常有意将讲课速度放慢一些，有些不好辨别的字、词还特意写在黑板上。
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编写简明通俗的教材，比如《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等，就是邓小平就着油灯昏暗的光线一字一句编写而成。他还特别叮嘱刻写蜡板的同志，字体要刻得大一些，工整一些，并拿出“油印博士”的特长和技艺进行示范。这就使发到大家手中的教材，不仅内容浅显明了，而且字迹清晰大方，十分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学习。
在一次讲到妇女解放问题时，邓小平一开始先启发大家思考为什么过去妇女总低人一等？这个问题一下子激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那些素来受封建压迫的女学员，更是根据革命前后自身地位的变化，谈了各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的妇女过去只是悲叹自己“八字”不好，投错了胎，命该受苦；有的妇女只知道逆来顺受，恪守“三从四德”，连走路讲话都不敢抬头。革命以后，妇女们抬起了头，挺直了腰，扬眉吐气了。
邓小平一直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并不时给予提示和解答。最后他联系右江地区妇女的工作情况从过去妇女受到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的压迫，说到今天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大意义。他还特别提到自根据地建立以来，广大妇女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做了大量的工作。邓小平对此作了高度的肯定，并指出了妇女工作今后努力的方向。
邓小平的讲话，使学员们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个问题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学员们都说，邓政委说出了我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使我们懂得了久思不得其解的革命道理。
经过三个月的整训工作，部队和地方同志思想、理论、政策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红七军也由此进入了她的全盛时期，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更艰苦的斗争中去。
“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被强制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日子稍稍好过一些。次年的金秋时节，他获准就近进行调查研究，随之先后到了井冈山、瑞金、会昌、寻乌等地。时光虽已流逝了近四十个春秋，但当年革命根据地火热的战斗生活，在邓小平脑海里仍历历在目。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邓小平眼里依然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尤其是在瑞金县，当地同志问候他时，说一句“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便令邓小平激动不已，勾起了他对当年战斗生活的深深回忆……
邓小平离开广西后，1931年夏天被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上海和苏区直线距离虽然不很远，但当时由上海到苏区却需要绕远道而行。邓小平从上海坐船抵达汕头后，由交通员带路经广东大埔，福建永定、上杭、汀州，历尽艰难，最后才到达目的地江西瑞金。
邓小平抵达瑞金后，却发现这里的情况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昔日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早已荡然无存，全县上下了无生机，死气沉沉。
原来，当时瑞金县的党政大权已被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把持。他们以“肃反”为名，残酷地杀害大批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使全县处于人人自危的气氛之中，革命热情一落千丈。
邓小平对此不禁义愤填膺。在被推荐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他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立即大张旗鼓地进行平反纠偏工作。
邓小平首先派出精干得力的调查组，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果断下令拘捕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解放了大批无辜关押的干部群众。
随后，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绵江中学隆重举行。会场气氛格外热烈，大家喜洋洋地纷纷议论着新来的邓书记和瑞金这段时间的种种变化，以往心中的阴霾扫去了。
会议在邓小平主持下，首先公开审判了制造一系列冤案的首恶分子李添富、谢在权等人，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死刑。这些昔日不可一世，大搞所谓“红色”恐怖的罪犯，终于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会上还为大批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昭雪，搬掉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包袱。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新的县苏维埃、县工会及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代表。
邓小平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花费了大量精力集中解决瑞金地区的土地分配问题。
邓小平亲自带工作组到叶坪乡黄埠头村进行蹲点。在实地调查中，他发现当地土地分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多少好赖严重不均。不少农民只有三几亩极差的土地，意见很大。邓小平挨家挨户访问，一块地一块地查看。当他来到老贫农黄木生家时，看到那几间低矮破败的茅草房，心里一阵难过。这是一个六口之家，却只分得三亩多点坡地，生活极为困难。邓小平紧紧握着黄木生的手说，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当即决定就从这个典型入手。他组织村里的干部和贫农代表，对全村所有土地重新进行丈量。在此基础上，按各家各户人口和劳力多少为标准，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
在当时，究竟是仅按劳动力还是结合考虑家庭人口分配土地，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有的人主张完全按劳动力分配，不能劳动的不能分配土地。邓小平笑着说：“这恐怕不是实事求是哩。我们四川有句老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说的是娃儿的饭量大。要是不给娃儿分配土地，孩子多的家庭就吃不消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大家一听这话点头称是。本来嘛，左邻右舍，谁家没有娃儿？大家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土地分配中，既以劳动力为主，也考虑到家庭人口的多少，使村里的土地分配做到大体公平合理。
由于政策对头，黄埠头村的土地分配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并带动了全县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的政权中心迁到瑞金，并在瑞金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大会。
大会会场红旗招展，口号震天。胜利后的军民，群情振奋，革命热情高涨。大会由邓小平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更名为“瑞京”，进入了她的全盛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央直属县的年轻县委书记，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做了大量的工作，给瑞金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良师益友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会昌，地处瑞金以南五十公里，是江西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防范敌人向中央苏区的进攻，守好会昌这个重要门户，保卫“红都”瑞金，身为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在积极扩充红军，发展壮大地方武装的同时，还为挑选和培养一名能担当重任的军事部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经过多方的调查摸底工作，邓小平认为独立团副团长钟亚庆是县委军事部长的合适人选。对钟亚庆，邓小平虽与其素未谋面，但知道他一向作战十分勇敢。这一年的春天，敌人一个营向中央苏区寻乌进犯，钟亚庆主动请缨，率领部队与来犯之敌激战了一天一夜。在战斗中他负了伤，但依然身先士卒，一直坚持到将敌人完全击退。
可是，电话通知钟亚庆到会昌任军事部长已好些天了，却一直不见他前来报到。原来，钟正庆顾虑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想继续留在正规部队工作。然而形势不等人啊！邓小平只好亲自给钟亚庆打电话，最后总算说服了他，钟亚庆同意前来报到。
第二天，身背背包的钟亚庆在半道上与正要到杉塘区检查工作的邓小平恰巧碰上了。见是部队下来的同志，邓小平连忙迎上去，亲切地问道：“同志，你从哪里来呀？”
“我是从澄江来的钟正庆！”钟亚庆敬了一个军礼后应声答道。
“哎呀，你就是钟亚庆呀！欢迎欢迎，我是邓小平。”说着，邓小平跨前一步使劲地握着钟亚庆的手，“来，我们先到杉塘区苏维埃政府去休息一下。”
到杉塘区苏维埃政府后，邓小平先给钟亚庆递上一杯滚烫滚烫的热茶，然后批评说：“老钟啊，你应该早点来才对啊！”停了停，邓小平又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文件说：“你看，你担任会昌军事部长的文件都发下来好些天了，你不该耽搁呀！”
“邓书记，我……”钟亚庆自知邓小平批评得对，这个能征善战的七尺汉子，本不善言辞，这下愈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憋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起勇气说道：“邓书记，我没有什么文化，对地方工作也不熟悉，怕担不起这个重担啊！”
“这些都没关系。文化程度不高，我们可以为你选配一个好文书，地方工作慢慢就会熟悉的。”邓小平此时缓和了语气，用一种亲切的口吻说道。
钟亚庆点了点头。
“这样吧，今天你就跟我到罗塘区去，先熟悉熟悉那里的情况。”说完，邓小平便站了起来。
从这一天起，钟亚庆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地方武装的建设工作。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钟亚庆总是及时地向邓小平请示汇报。很快，会昌地区的扩充红军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地方武装建设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到了1932年年底，会昌县赤卫军人数已发展到近五千人，模范师也有二千多人，连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了，建立了妇救会、妇赤队和赤少队。这对保卫苏区，支援前线，救治伤员，维护地方治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工作的磨炼中，钟正庆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得力的地方军事干部。不久，他又被委以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重任。
钟正庆临行前，兼任三分区政委的邓小平亲切地鼓励他在新的岗位上要大胆地进行工作，并将自己从不离身的驳壳枪、还有近百发子弹送给了他。
半个月后，一股敌人向太阳桥进犯。钟亚庆审时度势，针对敌人火力强、人数多、来势凶猛，而我方装备差，但地形熟悉等特点，果断地决定不与敌人正面交锋，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抄的战术，集中力量歼灭了敌人。
这一仗，我方无一伤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邓小平接到捷报后，十分高兴，对周围的同志说，现在的钟亚庆，作战不仅凭勇，而且还懂得用智用谋了！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钟亚庆受了重伤。邓小平得知后，一连几天打电话询问钟亚庆的伤势及治疗情况，再三叮嘱他要尽快转到县城来治疗。
几天后，钟亚庆刚转到会昌六祖寺医院，邓小平就赶去探望。他安慰钟亚庆说：“老钟，前线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不用再惦记，当务之急是安下心来好好养伤。”说着，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平时节省下来的五十元钱，递到钟正庆的手里：“这钱你拿去买点东西补补身子。祝你早日康复，重返前线！”
望着邓小平由于劳累而熬红了的双眼，钟正庆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久久难于平静。这个平日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子，此刻不由得流下了热泪。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出院后一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报答党，报答人民！
“毛派”的头子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敌人趁我主力部队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之机，集中兵力向我力量薄弱的南部苏区步步进逼。邓小平从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摒弃与强敌正面交锋，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的错误做法，领导会、寻、安三县军民坚壁清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来有效地阻挡敌人的进攻。然而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寻乌县终告失守。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此时担任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书记的邓小平因此被戴上了执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的帽子，受到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和斗争，许多干部群众也受到牵连。
本来，在当时极端艰难的斗争环境中，由于敌我强弱等客观情况的变化，某一城池的得失应是正常的。所谓的“寻乌事件”，何以会成为一场党内斗争的导火索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一年多前，临时中央便提出要把“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作为目前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便更加全面深入地贯彻推行起来。为此，他们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不仅把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将毛泽东排挤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左”倾政策的人一律划为“毛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小平和当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就成为他们集中火力进行批判斗争的两个靶子。
面对数十万敌人的凶残进犯，面对自己同志的批判斗争，邓小平心情格外沉重。但他没有后退半步，而是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在当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1933年2月，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公开点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开展了对他们直接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并被勒令进行检查。
摇一阵阵雷声从远处隆隆传来，透过小小的窗口往外望去，屋外已是阴霾蔽日，山雨欲来。邓小平更感悲愤填膺，忧心如焚。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倒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党、红军和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将要受到的冲击，常常使邓小平忧虑不已。大敌当前，岂能如此地盲目冒进，岂能如此地压制党内不同意见，闹得人心惶惶！
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了，他在名为“申明”自己“错误”的“检查”上奋笔直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所谓“寻乌事件”的发生，从理论到实际工作，历数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阐述和证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
这样的一份所谓“检查”，自然只能招来更加猛烈的指责和批评。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刊载的一篇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指责邓小平立场依然未改，强令邓小平必须彻底坦白自己的错误。
面对高压，邓小平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他不仅没有按照“左”倾领导者的意愿违心承认所谓的“错误”，反而更具体地申明自己所一直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辞逐一进行驳斥。
这一切更加触怒了“左”倾领导人。他们进一步发动了对邓小平等人的批判和斗争。1933年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四人作出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到宁都七里村进行“劳动改造”。
尽管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邓小平始终没有屈服。他没有悲观、沉沦，没有懊丧、怨天尤人，而是胸怀坦荡，乐观向上。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同志说：“中央和省委刚开过会，把我打成‘毛派分子’的头子。”说到这里，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这笑声中虽不无苦涩的味道，但邓小平在稍作停顿后，又坚定地说：“我两次都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受到怎样的批判和斗争，我始终坚信我执行的是完全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正确路线。这一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改变！”
在当时那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邓小平始终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忍辱负重，继续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义务，一如既往，他在革命斗争崎岖而艰难的道路上奋斗不已。
《红星》报的新主编
虽然遭到“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邓小平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能继续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不久，他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接任《红星》报的主编工作。《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编辑出版。在她的发刊词中曾这样庄严而自豪地宣告这份报纸的宗旨，是“一面大镜子”和“一架大无线台”，是“一个政治指导员”，“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和“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是“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和“裁判员”。“总之，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对于遭受排斥和打击的邓小平而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喉舌和舆论阵地，无疑激起了他极大的工作热情。邓小平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新的工作当中。
对办报，邓小平并不陌生。每当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紧张的编务工作后，邓小平常常仰望着夏夜的星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十年前在法国编辑《少年》、《赤光》时的那段难忘的岁月。那时，邓小平刚参加革命工作，年少气盛，血性方刚。虽然他也参加撰写了不少犀利、泼辣的文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骑、李磺他们斗争。”毕竟，邓小平那时只有二十岁，跨进革命的大门不久，还未来得及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水平，更多的是凭革命的热情和青年人的朝气来进行工作的。
此时，邓小平已从一个热血青年日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论个人的沉浮，生活的波折，都丝毫影响不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忘我的工作的热忱。邓小平这个当年的“油印博士”，在《红星》报主编的岗位上，游刃有余把《红星》报办得红红火火。
说是主编，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手下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因此，事无巨细，邓小平无一不亲自动手。不论是组稿选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印刷发行，邓小平都身体力行。试想一下，五天一期，八开四版的报纸，从策划到发行，两个人的工作量该有多大啊！
当时报纸的读者，主要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文盲或半文盲为数不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总是力图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先后创办了十多个专栏和副刊，如《列宁室》，主要用以指导革命理论的学习，曾开展了《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了《苏联红军的道路》等文章，对广大指战员和地方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红板》、《铁锤》副刊，则专门用来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的事迹，批评各种不良现象。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军事常识》、《卫生常识》、《俱乐部》等小栏目，它们除大量介绍防病治病、火线救伤和战略战术的常识，比如什么是堡垒战、游击战、运动战，在战斗中如何利用地形进行隐蔽、埋伏和进攻，刺杀、夜袭、侦察的要领，以及枪弹的使用和维护等，还不定期地刊登红军歌曲和当地歌谣，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更是办得生动活泼，因而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
尽管与十年前的《少年》、《赤光》全凭一笔一划在钢板上刻就不同，此时的《红星》报大都是铅印而成，但邓小平仍不时地露上一手。为了突出文章的内容和使版面生动美观，邓小平大都将标题手写，在木头上刻出字模后，再套印到报纸上。字如其人，与邓小平的日趋成熟相一致，此时他的字除保留当年的隽秀、清晰外，还显得更苍劲有力，富有韵味。有的战士说，看《红星》报既能读不少好文章，又能欣赏到邓主编的好书法。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邓小平还在报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仅社论就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多篇。这些文章，与邓小平在《赤光》上写的那些文章已迥然不同。文章的语言文字固不待言，尤其是文章的内容，其思想政治和理论水平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到遵义会议召开调任为止，邓小平共主编《红星》报七十多期。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是当年办《少年》、《赤光》，还是这一时期办《红星》报，这些经历都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于磨灭的印象。对如何办好革命报刊，发挥新闻舆论的喉舌作用，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建国不久，在1950年5月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如何做好新闻工作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见解。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说：“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二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无疑，这既是邓小平对新闻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当年办报的经验总结。这篇讲话至今对全党的新闻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娃娃头”
1935年六七月间，邓小平由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宣传部下属的宣传队，队员几乎都是些十多岁的娃娃，邓小平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宣传队里的娃娃头儿。
遵义会议虽然过去好几个月了，但开会的情形在邓小平脑海里依然十分清晰。当时，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列席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虽然此前因受“左”倾路线的迫害，邓小平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他忧戚在怀的只是党、红军和苏区的命运。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大转移，在错误的方针和路线指导下，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中国革命前途如何，红军命运如何？更使邓小平感到忧心如焚。遵义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廓清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层层迷雾。在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和毛泽东住在一起。邓小平曾因赞同和贯彻执行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被冠以“毛派”头子的大帽子，受到冲击。这次相聚，两人更是无所不谈，一吐为快。在会上，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的支持者。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也使压在邓小平心头多时的沉郁焦虑一扫而光。
宣传队这些娃娃年龄虽小，但在长征途中的任务十分繁重。他们不仅要走一样的草地，爬一样的雪山，而且要在大部队还未出发时，提前在沿途高大醒目的地方设立一个个宣传鼓动站，念快板，唱山歌，呼口号，张挂标语，为长途跋涉的红军将士鼓劲加油。到了宿营地，这些娃娃还要到驻地附近贴标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当地群众的工作。邓小平对宣传队的这班娃娃，在生活上关心备至，呵护有加，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从不含糊。
一次，到达宿营地已近傍晚了。有些小队员实在觉得累，便想休息一下。没过一会儿，邓小平匆忙地走了进来，大声问道：“今天怎么了，怎么街上一条标语也没刷呀？”
见邓部长一改平日和蔼亲切的神态，满脸严肃的样子，小队员们面面相觑，谁也未敢吱声。
邓小平扫视了一眼整个屋子，一些刚躺下去的队员正挣扎着要爬起来。他们毕竟还是娃娃啊，今天的急行军连成年的同志也有些吃不消。想到这里，邓小平意识到自己刚才过于着急了些，便改用和缓的语气说：“我知道今天大家确实很累。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现在经过的许多地方过去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欺骗宣传，使很多群众对我们红军并不了解。你们不是也看到有些群众一见我们来了就远远地跑开了吗？这样可不行啊，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红军就难于立足了。我们宣传队担负的任务不轻呀！”
听到这里，不少小队员都爬了起来。
“来，我们再鼓一把劲，完成任务再回来休息！”停了一下，邓小平又鼓励他们说。
邓小平话音刚落，娃娃们便开始行动起来。大家拿扫把的拿扫把，提石灰水的提石灰水，跟着邓小平出发了。小队员们都知道邓部长的字写得好，便嚷着要跟邓部长学一招。气氛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刚才的疲倦不知不觉也消减了许多。
队伍到达甘肃边界哈达铺后，进行了休整，供给部给每人发了一块银圆。看着手里闪闪发亮的银圆，宣传队里的几名小队员便打起邓部长的“歪”主意来。他们对前来看望他们的邓小平说：“邓部长，明天我们会餐打牙祭，欢迎你来参加！”
“好啊，好啊！”邓小平大声说：“一路上大家辛苦了，是该打打牙祭，补充补充。大家会餐都准备吃些什么呀？”
“我们都核计好了，每人凑一毫子的份子，买鸡回来烧着吃。”一个年龄最小的队员抢着说。
“要得！算我一份！”说完，邓小平掏出银圆递到了小队员的手里。
娃娃们用那块银圆很快买回好几只大母鸡。住地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拾柴烧水，宰鸡褪毛，一片欢声笑语。半天功夫，红烧，白斩，麻辣，香喷喷的鸡肉摆满了一大桌子。
小队员们放开肚子，将几大盘子的菜干净利落地消灭后，一个个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神情，只是自始至终谁也闭口不提凑份子还钱的话茬。几天后，再见面时，邓小平刮着那个小队员的鼻子说：“你们这些娃娃啊，闹半天是来共我的产啊！”
“嘻嘻——，哈哈——！”小队员们一个个得意地笑开了，“邓部长，想不到你也会上我们的当啊！”“你们呀——”邓小平刚才故意绷着的脸这下实在忍不住了，和小队员们一起大笑起来。
精神会餐
红军长征途中，生活极为艰苦。尤其是进入雪山草地后，因为荒无人烟，无法筹粮，战士们身上背的那点炒米炒面吃完之后，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甚至吃皮带等。
但无论是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的千年雪山，还是黑水弥漫、沼泽泥泞的茫茫草地，以及围追堵截，穷凶极恶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都吓不倒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大家怀着崇高的革命信念，始终以乐观向上的精神迎接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遵义会议前夕，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后，他跟随毛泽东一起长征。在此期间，邓小平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负责中央日常事务工作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日常生活和安全保卫工作。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宿营时，大家就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后来声势越来越大，大家就开玩笑说成立一个“牛皮公司”，公推陈云任总经理，邓小平任副总经理。无非是他们二人在摆“龙门阵”时常常充当主角，能说会道。
当时因食物尤其缺乏，“牛皮公司”的一个主要项目就是吹吃的，搞精神会餐。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个地方的家乡菜纷纷登台亮相。什么江苏风味、山东风味、四川风味、广东风味……七彩纷呈，争妍斗艳。要是谁的口才超水平发挥时，那简直是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在这当中，邓小平和罗荣桓两人常常互相抬杠，各不相让。要说辣椒好吃，两人倒还一致，都是特别喜欢吃辣的角色，但若说到具体的菜肴究竟是四川的好吃，还是湖南的味美，两个人就要争得面红耳赤。譬如说回锅肉，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正宗，另一个就说还是湖南的回锅肉味道更胜一筹。为了证明所言不虚，邓小平更是不厌其烦地将四川回锅肉的特点，从其选料、火候，直至具体调料的搭配，都说得详详细细。俗话说，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够。这是说多辣湖南人也敢吃，越辣越够劲，而四川人除辣至极之外，还得添上花椒以成麻辣味道，吃起来方觉过瘾。据此邓小平就说“还是四川的回锅肉更好吃”。
后来，当长征进入四四川地界时，大家发现并没有邓小平所说的种种美味佳肴，便纷纷开玩笑说邓小平这回“牛皮”是彻底吹“破”了。但邓小平依然不急不恼，乐呵呵地辩解说，这个地区是边区，老百姓生活还太穷。待以后翻身过上了好日子，这一切肯定都会有的！
是啊！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红军将士之所以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就是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要使普天下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也正是红军将士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能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精神的原因所在。
由于征途劳累，红军将士中许多人都有借助抽烟提神的习惯。当时，腹中之饥靠精神会餐聊以满足；烟瘾上来了，只能捋些干树叶子，用捡来的破纸卷成大喇叭筒儿吸上几口，虽然抽起来只有呛人的怪味，但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由于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邓小平的烟瘾也特别大。他的大喇叭筒几卷得比别人好。每当休息的时候，邓小平总是边卷喇叭筒儿，边给在一边等候的同志分发，临了还幽默地说：“我可是香烟厂制烟的！”邓小平的话，逗得大家更加乐开了。
一天，邓小平好不容易搞来了一小把烟叶，他没忘记精神会餐时的老对手罗荣桓，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嚷开了：“老罗，老罗，快看我搞来了什么？”
罗荣桓迎出来一看，喜出望外。闻讯赶来的同志们，一个个也当仁不让，从邓小平手里你揪下一片，他撕下一块，用纸卷上便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大家一边抽着，一边说：“只有这个时候，你这个烟厂的制烟工才是货真价实的？！”
同甘共苦
1935年10月，工农红军克服了爬雪山过草地等难以想象的重重艰难险阻，冲破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饥寒伤病的考验，战胜了党内分裂的危机，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完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胜利地到达目的地陕北。
长征，是以中国共产党、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的。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本来贫瘠的陕北，工农红军和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十分艰苦。
东征结束后，邓小平调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组织、宣传、干部教育以及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繁忙了。西安事变前夕，邓小平不幸染上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伤寒。第一次是十多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这一次病情也同样十分严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所幸的是，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共同抗日，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他们送来的两车慰问品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邓小平就是靠着这点炼乳支撑着，才缓过劲来。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的身体仍十分虚弱。
与邓小平朝夕相处的政治部的战士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当时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天天都是窝头、咸菜。怎样才能让邓副主任增加点营养，使他尽快康复身体呢？一天，战士们听说野鸽子汤对久病体弱者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由眼睛一亮，因为驻地附近的林子里时常就有一些野鸽子在那里栖息。战士们马上便行动起来，果真打来几只野鸽子，送到伙房请炊事员炖好给邓副主任吃。
战士们没想到，开饭时，邓副主任把炖好的野鸽子汤大部分留给了他们。战士们虽然多日来天天吃咸菜窝头，也想尝点油荤。但一想到邓副主任撑着虚弱的身体，日夜操劳，连忙让通讯员把还冒着热气的野鸽子汤赶紧再给邓副主任送去。
但转眼功夫，通讯员又原封不动地将野鸽子汤端了回来，并说邓副主任交代让大家一定都吃点，改善一下。正当战士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邓小平走了进来。他亲切地看着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同甘共苦嘛！大家天天吃窝头咸菜，肚里没有油水，这点野鸽子汤正好打打牙祭，换换口味！”
“可是，邓副主任，你的身体……”战士们还在推辞。
“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嘛！你们看——”邓小平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双手，做出一副强壮有力的模样，然后热切地对大家说：“快趁热吃了，这是命令！”
过了一些日子，部队要到山里去背粮，来回有六十多里地。大家知道，以往类似这样的活动，邓副主任无论工作多忙，都是一定要参加的。可是，现在邓副主任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次背粮得瞒着他才行。于是，一大早，大家便悄悄地动身了。谁知没走出多远，战士们还是发现邓小平也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邓副主任，你身体不好，工作又忙，这次就别去了吧！”
“见者有份嘛！何况今天背粮的任务是我下的，我不去怎么行哟？”邓小平笑着说。
“可是你的身体……”战士们还在劝阻。
“没有关系。我也是借此锻炼锻炼身子骨嘛！”邓小平头也不回，边说边快步向前走去。
转眼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又到了，政治部决定在驻地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
入夜，陕北高原的暑热已渐渐退去，部队的干部战士和驻地附近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刚搭起的小舞台直围得个严严实实。在几盏汽灯明晃晃的映照下，战士剧社的那班小演员们一个个使出浑身解数，独唱、小合唱、快板书、魔术、活报剧，精彩节目一个紧接一个。在节目演出的间隙，各单位还相互拉歌，闹得红红火火。
这当儿，直属队突然点将点到了邓小平的头上。他们高声喊道：“欢迎邓副主任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要不要？”
“要！”台下四周齐声应和。
“欢迎邓副主任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
“好！”这次响应更加热烈了。
干部战士们都知道，邓小平多才多艺，据说还能唱不少法文歌曲。谁也不肯错过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的掌声鼓得更响了。
听过邓小平唱歌的小宣传队员们，建议他就唱拿手的《马赛曲》。
《马赛曲》，这个法国歌名，又一次深深触动了邓小平的心灵。邓小平对它是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歌曲，原名为《莱茵河驻军战歌》，它的词曲都出自法国诗人兼作曲家鲁日·德利尔之手。当时正是奥地利、普鲁士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危急时候，这首歌表达了法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暴政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情。一经作出，便迅速传唱于共和军中。1792年夏天，普罗旺斯地区的战士们高唱这首歌曲，气昂昂从马赛向巴黎市郊进军。从此，这首歌曲广泛流传，并得名为《马赛曲》。邓小平是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这首歌的。每当哼起它时，总能感到有一种力量和信心在心底催人奋起！
想到这里，邓小平猛地站起身来，大步跨上了小舞台。他以进行曲速度，高声地唱起了《马赛曲》。唱着唱着，邓小平不由得浮想联翩，心潮起伏，往事历历，革命途程还很长。
高亢有力的《马赛曲》飘荡在旷野四周。台下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入神地听着，听着。许多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革命豪情在胸中涌动。
月明星稀，在静谧的夏夜中，邓小平雄浑激越的歌声传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