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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佛学中的艺术

佛教成立之初本无艺术可言,只是到后来,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佛教的教义普遍被用雕塑、绘画、建筑等形式来表现,才逐渐产生了独特的佛教艺术。具体说来,佛教艺术起源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直到数百年后的笈多王朝时期,印度的佛教艺术才发展到自己的黄金时代。公元纪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

本章对佛塔、造像、绘画等艺术作品做了全面的介绍,以使读者对其有一大概了解。

佛塔艺术

◎ 佛塔的功用

佛塔原来是指为了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等构造的建筑物,但是到了后代,多与“支提”混同,而泛指于佛陀生处、成道处、转法轮处、般涅槃处、过去佛陀经行处、有关佛陀本生谭的圣地、辟支佛窟,乃至为了安置诸佛菩萨像、佛陀足迹、祖师高僧遗骨等。而以堆土、石、砖、术等等成,作为供养礼拜的建筑物。

根据《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三、《法华义髓》卷十一等的记载,则应以舍利之有无,来作为“塔”与“支提”的区别。凡有佛陀舍利者,称为塔;无佛陀舍利者,称为支提。

佛塔也称作“浮图”,又作“佛图”、“浮屠”,是佛陀的另一个音译,另也指佛寺、佛塔。在《佛说十二游经》中说:“为佛作精舍,作十二佛图寺、七十二讲堂、三千六百间屋、五百楼阁。”《大智度论》卷十一也说:“阿瑜伽王一日作八万佛图。”卷十六则说:“或焚烧山野及诸聚落佛图、精舍。”等说即指寺塔。而俗话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句中的“浮屠”即是指佛塔。

塔也称为“帕高达”,特指印度以及印度文化系统国家的高塔状建筑物,公元十六世纪由葡萄牙人传人西欧,原语不详,意指窣堵婆,原意系指佛教特有的半球状、中间实心的建筑物。

此外,堆积成高塔状的,印度人称为西卡拉的建筑,也称作帕高达,例如马曼拉普拉姆的七岩石寺院,就称为七帕高达;科那拉库的印度教寺院则称为黑帕高达。

◎ 佛塔的起源

有关“塔”这个名词,在释尊成道三三七日后所说《华严经》中,即已发现,如《净行品》中说:“始欲旋塔,当愿众生,旋行福祜,究畅道意。”但开始建塔的因缘,则是舍卫国给孤独长者的祈请而来。

据经典记载,由于佛陀经常四处游行弘化,给孤独长者因不能常随侍佛侧,非常思念佛陀,一日就禀告佛陀:“世尊!您游行诸国时,我无法见到世尊,非常渴仰欲见,愿世尊赐予一物与我等当供养之。”佛陀便给与给孤独长者爪、发,并说:“居士,你当供养此爪发。”居士即时禀告佛陀:“愿世尊听许我起发塔、爪塔!”佛陀回答:“听许你起发塔、爪塔!”这是造塔最初的缘起。在《增一阿含经》卷十九说,值得起塔供人礼拜的,只有佛、辟支佛、声闻、轮王。真谛三藏引《十二因缘经》说,为如来起塔,可造露盘(相轮)八重以上。菩萨、缘觉、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洹等渐次减少,至轮王则仅为一盘。又《僧祗律》说,也可为凡僧起塔,但无露盘。

据载,佛陀入灭以后,火化得舍利八斛四斗,邻国诸王,听闻此消息,皆欲争取,不惜发动战争,几乎引发八国兵祸。幸而后来有香姓婆罗门出面调解,将佛舍利分作八份,八国各得其一,迎归本国造塔,放才平息争端。

◎ 佛塔有哪些种类

佛塔的种类极多,如果以样式来区别,则有覆钵式塔、龛塔、柱塔、雁塔、露塔、屋塔、无壁塔、喇嘛塔等。

如果以塔的层级来分,则有三十七重塔、十七重塔、十五重塔、十三重塔、九重塔、七重塔、五重塔、三重塔等。

以塔的形状来分,则有方塔、圆塔、六角形塔、八角形塔等。

另有大塔、多宝塔、瑜祗塔、宝箧印塔、五轮塔、卵塔、无缝塔、楼阁式塔、密檐塔、金刚宝座塔、墓塔、板塔婆、角塔婆。

如果以所纳藏之物来区别,则有舍利塔、发塔、爪塔、牙塔、衣塔、钵塔、真身塔、灰身塔、碎身塔、瓶塔、海会塔、三界万灵塔、一字一石塔。

如果以建筑材料而别,则有砖塔、石塔、玉塔、沙塔、泥塔、土塔、粪塔、铁塔、铜塔、金塔、银塔、水晶塔、玻璃塔、琉璃塔、宝塔、香塔。

如果以性质意义而别,则有祈福塔、报恩塔、法身塔、寿塔;就塔排列位置之样态而别,有孤立塔、对立式塔、排立式塔、方立式塔、拱立式塔、分立式塔等。

◎ 什么是刹柱

《洛阳珈蓝记》中说:“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玉篇》日“刹柱也”;以露盘等皆附属于柱,故统以刹呼之。《三宝感通录》中说:魏明帝宫西有刹,往往斥见宫内。后来晋六朝人称“寺塔”为“寺刹”,建塔称为“立刹”,即是以刹代塔。

刹柱可说是塔非常重要的构材,《高僧传初集》卷十四《慧受传》中说:“初立一小屋,每夕复梦见一青龙,从南方来,化为刹柱,受将沙弥至新亭江寻觅,乃见长木随流而下,受日:‘必是吾所梦见者也。’于是雇人牵上,竖立为刹,架一层,遭俗竞集,成叹神异。”

文中慧受所构之塔,虽然只有一层,已非长木不可,可见塔上的刹柱,必是自顶直达下部,刹而兼柱,故日刹柱。日本佛塔所说之“中心柱”,即是指“刹柱”。

《广弘明集》卷十六中记载,吕文强谢敕赉柏刹柱并铜万斤启,谓“柏刹柱一口,铜一万斤。供起天中天寺”,可见“刹柱”二字为六朝通用的名词。在《扶凤县石刻记》中记载,唐重修法门寺:“天复元年,施相轮塔心楼柱方一条”,亦为塔心有柱之一证。

不但木塔如此,砖造的塔,为了固定露盘相轮及施工便利之计,亦每有刹柱,埋于塔心,如,新中国成立之前整修杭州五代保俶塔时,也发现塔心的刹柱。

◎ 什么是“塔刹”

塔刹是塔的最高部位的构件,也是塔顶的收束。

塔刹大致有五种类型:

1.下为砖基座,上施刹杆:砖座上置金属(铜或铁)承露盘,刹杆上串连相轮三至七层,其间有水烟,日月元光及宝珠等,加设铁拉链牵引至檐角,以抵抗风力防止歪倒。这样的刹杆全部用金属制造。唐、辽、宋三个时期的砖塔用这个式样最多。

2.葫芦刹:其式样如同束腰葫芦的造型,在塔顶端先用砖做基底,座上安置葫芦,以石造或砖造,其中心仍安置刹杆。唐、宋、明三个时期的砖塔均有此式。如陕西长安县兴教寺玄奘塔、山西广胜寺明代飞虹塔,云南巍山明清砖塔等即均采用此式,是常见的塔刹造型。

3.宝珠刹:又叫做宝顶。宝珠刹是最简单的一种,也是晚期使用最多的一种做法。因为它的做法非常简单,施工方便。如九江能仁寺塔用铜宝顶,河北天宫寺砖塔采用铜合金制作。

4.喇嘛塔刹:这种式样是在塔刹部位先砌基座,然后安装一个小型喇嘛塔代替刹尖。在喇嘛教流行地区,如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东北三省等地,明清两代的塔刹常采用这个形式。

5.木刹柱塔刹:多为砖木混合塔所采用。塔刹依形式的不同,所用材料亦有很大差异。大多采用金属、砖材、石材以及陶制材料等做成。在金属材料中一般都用铜镀金,称为镏金。采用镏金可以保持较长久的光亮,如河北天宫寺塔,其塔刹就是镏金做成的。

◎ 印度佛塔的特点

早期印度的佛塔,在迦毗罗卫国与舍卫国早有拘留榛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塔的建造。而释迦牟尼佛的遗骨(舍利)被分为八份,各个造塔供奉。其中之一由释迦族所造的塔,近年在尼泊尔国境发现。此外,据说为阿难等佛弟子所造的全身塔或碎身塔,今尚在印度阿摩罗瓦齐、巴路特、山崎等地,据推定系公元前二三世纪左右所建造。属于阿育王时代的建筑,如同山崎塔一样,至今还保存着几近完整的塔形。

通常认为,印度的佛塔是由墓室演变而成的一种穹隆形建筑。在顶点之下数尺一般是放置佛陀的遗物或者佛教的圣物的小室。

最早的斯屠巴建筑的发展,包括在半球体的表面砌筑石块,再加上一个有栏杆的升高的基座,以及为进行仪式所需要的梯级。在地面上则以较大的围栏封闭着有基座的圆形的斯屠巴。通常都有一或者四道装饰丰富的牌门。这类基座、栏杆、牌门在公元前一二O至公元一OO年完成或者分别地完成。

而塔的另一个译名“达高巴”,或者“帕高达”,则是指后期在印度庙宇中发展起来,略近于三角形的尖塔。印度古塔多内部积累土石,外部蔽以板石或泥灰。半球形覆钵式即印度古塔的形制,其最重要的遗构可见于山崎遗迹,塔的最中心埋藏舍利容器,四周围以栏杆,塔门敞开。

通常古塔平面的直径比塔的高度大,这是其最大特色,其后始逐渐增高。如犍陀罗式建筑,在数重基坛上的覆钵式塔,其圆筒高已显见增高,且基坛呈方形,凡此皆由纯粹古塔形制变化而来。

◎ 八大灵塔

阿育王昄信佛教之后,依据佛陀在世时所说,在世尊生前八大重要游历之处,分别建立大塔,称为“八大灵塔”,略称为八塔。

此八塔所在之处亦即后世所谓的“八大圣地”。依据《十地经论》卷三所记载的八相成道说法,将阿育王所建造的四塔,加上祗园现神通处等四塔,即成八大灵塔。

此八大灵塔分别为:1.迦毗罗蓝毗尼园,乃佛生处。2.摩伽陀国的尼连河边菩提树下,乃佛陀成道处。3.迦尸国婆罗奈城鹿野苑,乃佛陀转法轮处。4.舍卫国的祗陀园,此处是佛说《大盘若经》,现神通教化外道之地;《心地观经》称之为“舍卫国中给孤独园与诸外道六月论议得一切智声名宝塔”。5.桑伽尸国曲女城(今桑卡西亚),此处是佛赴忉利天为母说法,三个月从忉利天下降处。6.王舍城,此处为王舍城声闻分别为佛化度处,极可能是佛成道以后,度三迦叶,与千比丘来王舍城,频婆沙罗王迎佛处。7.广严城,乃佛陀思念寿量,将入涅槃处。8.拘尸那城沙罗林内,乃佛陀涅粱处。

“八大灵塔”一说的成立,系基于《阿育王传》卷二所载阿育王于佛所生处、菩提树处、转法轮处、般涅槃处建立各塔。又根据《十地经论》卷三、《大乘起信论》等所揭之八相成道说,于七世纪顷,巡礼此八大灵塔之风颇盛。或以佛生处、成道处、初转法轮处、人涅槃处等四塔,称为四大塔,或人中四塔;相对而言,帝释四塔称为天上四塔。

◎ 日本佛塔的特点

佛塔建筑在日本非常普遍,尤其是作为墓标、墓碑用的石塔、五轮塔等。在日本东密大本山高野寺两侧,即林立无数五轮塔。除了五轮塔外,其他如宝箧印塔、无缝塔、笠塔婆、板碑等在日本也非常常见。

公元五五二年,朝鲜南部的百济国王遣使,将佛像和汉译经论送给日本国王,此为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之始。

当时的大臣苏马氏舍宅为寺,名为向原寺,另外又建寺造塔。从此各种和佛教相关的建筑、雕画等工艺文物,也陆续由大陆传入日本。

而大力倡弘佛教,使佛教在日本得以巨大发展的,则首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公元五九三至六二八年。

佛塔建筑在日本非常普遍,尤其是作为墓标、墓碑用的石塔、五轮塔等。在日本东密大本山高野寺两侧,即林立无数五轮塔。除了五轮塔外,其他如宝箧印塔、无缝塔、笠塔婆、板碑等在日本也非常常见。

日本法隆寺的五重塔,不但是日本最古的佛教木造建筑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木造建筑,其布局、结构、形式等,都明显受到中国南北朝建筑的影响。

◎ 尼泊尔佛塔的特点

尼泊尔与印度接壤,自古以来与佛教的渊源极为深远。传说此地原来是静谧的高山湖泊,文殊菩萨以智慧之剑,劈开了山谷,让湖水缓缓流出,并在高岗上建立佛寺。

公元前五世纪,释迦牟尼佛诞生于尼泊尔南部的蓝毗尼园,佛陀足迹遍布恒河流域,在基利王朝七世时,佛陀曾与其弟子阿难尊者来到谷地,并驻足巴丹,行脚步道。因此,其目前也存有许多佛足迹印,以示佛陀曾经亲临。

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国王阿育王倡布佛法,晚年他不但收集分散于各地的佛舍利,大兴佛塔,并在高僧的陪伴下,来到佛陀出生地蓝毗尼园,矗立了著名的阿育王石柱。

尼泊尔境内有许多佛塔,其中最大者为首都加德满都之斯坞雅姆布那德塔。形状似覆钵式塔,上有十数层相轮,顶端置天盖,形制自成一格。

◎ 斯里兰卡佛塔特点

斯里兰卡的佛教,是在公元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代,由摩哂陀长老传人。相传佛陀的三藏教法,在华氏城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之后,阿育王便决定派遣传教师到各国去传播佛教。但是决定派遣至斯里兰卡传教的,即是摩哂陀长老。

在斯里兰卡的许多古都,有很多古代伟大的建筑,以及美丽的石刻造型像。这些建筑物,主要是佛教的塔寺、石刻的造型像等,或是与佛教内容有关的事物。

此外,在斯里兰卡的寺院内,必定有佛塔、菩提树及供奉涅槃像的正堂,三者成为寺院的构成要素。斯里兰卡的建筑也可说是佛教建筑史。原先的僧众是以石室为居所,这些石窟部分被保留下来,提供了许多碑文记录,富有历史价值。

但是这些巨大的佛塔并没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只能从文献中得知,这些大塔是覆钵形制。其将覆钵状塔身建于一个三层的平台上,周围有木或石制栏杆。塔顶有一个或多个相轮。二世纪后的塔台基,增加了装饰物雕刻,如莲花、象头等。一般而言,佛塔的造型应类似于印度的山崎佛塔形式。可惜这些早期的佛塔都没有完成地保存下来,一些有幸被保存下来的遗迹,也都是新旧交杂的并存,无法保存原来形式。

◎ 缅甸佛塔特点

依据缅甸的传说,在二千五百年前,仰光有两位商人多罗富沙及婆利迦兄弟,因为听闻印度发生饥荒,于是运米一船,共计有五百车,前往印度布施。当时佛陀已成大道、开始游行说法,他俩听闻佛法后,欢喜解悟。当他们即将回国之时,佛陀赠与他们头发八根,于是二人欢喜地运发归国,在仰光建造一座金塔,供养佛法,这就是仰光著名的大金塔的前身。

缅甸在蒲甘王朝(公元一。四四至一二八七年)时,佛教的造像最为兴盛。在蒲甘王朝有一位中兴之王,称为康瑟达王,康瑟达王不只是一位英明之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父王阿努律陀主被尊称为“缅甸阿育王”,而康瑟达和他的父王一样,十分热诚的护持佛法。在公元一〇九〇年,著名的阿难陀塔寺,即由其所建,此塔落成之日,康瑟达也亲临主持,各地佛教徒涌集蒲甘城,甚至有远自印度的僧人,也赶来参加,盛况空前。

阿难陀塔寺是全缅甸的第一大寺,塔的外壁,有壁画一千五百幅,都取材自《本生经》,每幅并附有巴利文及蒙文的说明。塔寺占地有十六亩,塔高一百六十米,并永葆着洁白的外观。

蒲甘王朝时期的佛教艺术,在塔寺建筑及塑造佛像方面有杰出的成就。根据推定,在公元十三世纪,单以蒲甘王城为中心,大约建筑了大小九百座佛教塔寺。其中具有代表性,也最庄严宏伟的,首推康瑟达王建的阿难陀塔寺。大多数的塔寺建筑,模仿印度的样式,并融合了缅甸的文化艺术。

◎ 印尼佛塔的特点

公元五世纪初叶,佛教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影响并不太大。中国的僧人法显大约于公元四一四年时,到过爪哇岛(印度尼西亚),但是当时佛教在当地并不盛行。直到约二十五年后,印度传教师功德铠才将佛教广大传人印度尼西亚,并使佛教获得了稳固的基础。

同时,由于许多不同形式的青铜和石质佛像,在南沙罗、东卡罗和南苏门答腊等地,得到广大的供养,由此可知,佛教已传至更远、更多的的岛国。而观世音菩萨的石像也曾出土,可见大乘佛教也已在此处发扬。

公元前第八九世纪时,爪哇山帝王朝的势力达到高峰,结果产生了许多大乘佛教的石雕建筑,优美绝伦。此时,著名的佛教建筑相继完成。如婆罗浮屠、喀拉桑寺、沙利寺等。其中,婆罗浮屠是世界最大的佛教遗迹,也是现今遗留的著名古佛塔。其位于印度尼西亚中部喀多盆地中央,海拔二百七十米的山丘上。据称为公元八世纪时,室利佛逝帝国崇信大乘佛教的夏伦德拉王朝所建。

婆罗浮屠为规模庞大的佛塔,基坛复杂,呈四角形,顶端立大塔一座,周围环绕七十二座形制相同的小塔,每一塔中均置有佛像,全部建筑呈现阶梯状的金字塔形,长宽各一百二十三米,高四十二米(今仅余三十一米半),为全球大乘佛教现存最大最壮观的圣地。

◎ 中国汉地佛塔

中国的佛塔由印度传人,因此最早期的塔受到印度的塔型影响很深。然而后来融入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所以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上:

一、塔与寺的关系变化。早期中国佛寺的平面布局大致和印度的相同,即塔位于寺的中央,是为寺的主体。但当有了佛殿供奉佛像之后,佛殿逐渐成为寺院的主体,比如唐代佛寺开始在寺旁建塔,另成塔院,到宋代又出现了将塔建于佛殿之后的形式。

二、塔的造型上的变化。印度塔的原型主要是覆钵式塔,而中国佛塔发展到后来,则主要是楼阁式塔。

三、塔的建筑材料上的变化。佛教传人初期,由于中国固有的木构技术已有较高发展,因而早期的塔以木构为主。后来由于砖结构技术的提高,砖塔便渐渐取代木塔而成为主流。

中国佛塔的样式非常丰富,然而不同的样式,在基本的结构上,仍是按照经中所说来建造。一般来说,塔可分为塔基、塔身、相轮、塔刹等部分。

一、地宫:是中国佛塔特有的结构,与古代帝王陵寝的地下宫殿相似。地宫是用砖石砌成不同形状的地穴,大都建在地面之下,主要用来放置佛舍利,还常埋有佛经、珍宝及其他器物。

二、塔基:塔基是整个塔的基础,在地宫之上。早期较低矮,唐以后逐渐分成基台与基座两个部分。以后各种塔的基座越来越高大华丽,成为塔身的主要组成部分,使塔身更加稳固。

三、塔身:塔身是塔的主体,内部可以分成中空和实心两种。早期印度的佛塔及南传佛教的塔,多为实心,传至中国以后,便逐渐发展出空心的楼阁式塔。

四、相轮:在相轮的重数上,自印度时代的佛塔即有相轮的构造,其轮数有多重,如印度犍陀罗的雀离浮图有13重相轮,山琦大塔仅有三轮,而中国的洛阳永宁寺塔则有30重。

五、塔刹:塔刹是全塔最高的部分,是指塔的最顶端装设的一个顶子。其形状有尖、有圆、有砖砌、有金属制作。“刹”,意即佛国,也有土田之意,代表国士。塔刹大多经过精致的艺术加工,对全塔有画龙点睛之效。

◎ 中国汉地佛塔的常见样式

中国汉地常见的佛塔样式

1.楼阁式塔

楼阁式塔分木构和砖石两种不同结构,砖塔每层砌出柱、额、门、窗的形式,塔中设梯,可登临眺望,是中国式佛塔的典型。楼阁式塔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楼阁体式,在中国寺塔中历史最久。

2.密檐式塔

密檐式塔是寺塔中较为高大的一种,属于楼阁式塔的一种变化。其高度、体量与楼阁差不多,但外檐层数较多。

3.金刚宝座塔

其名源于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金刚宝座。金刚宝座式塔的底部为一巨大基座,因此名为金刚宝座。一般其宝座周围都会雕刻精美的佛像及纹饰,座的下部设门,顶部建五座小塔,居中一者稍大,表金刚界五方佛。

4.亭阁式塔

亭阁式塔在中国古塔中也是较为普遍的一类。塔身为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的亭子状。均为单层,有的在顶上加建一阁,有的则在塔身内设龛安置佛像。亭阁式塔在中国起源也很悠久,几乎与楼阁式塔同时出现,直接源于中国古代的亭阁建筑。早期亭阁式塔多为木制结构,后即逐渐为砖石结构取代,宋代以后趋于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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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地的阿育王塔

阿育王时代是印度历史上佛教最昌盛的时期传说在佛祖释迦牟尼圆寂百年以后阿育王取八国舍利造八万四千座塔。这些塔还有些是造干中国的共十九座。据《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所载这些建于中国境内的十九座佛塔分别是(1)西晋会稽郧县塔;(2)东晋金陵长干塔;(3)石赵青州东城塔;(4)姚秦河东蒲坂塔;(5)周歧州歧山南塔;(6)瓜州城东古塔;(7)沙州城内大乘寺塔;(8)洛州故都西塔;(9)凉州姑藏故塔;(10)甘州删丹县故塔;(11)晋州霍山南塔;(12)齐代州城东古塔;(13)隋益州福感寺塔;(14)益州晋源县塔;(15)郑州超化寺塔;(16)怀州妙乐寺塔;(17)并州净明寺塔;(18)并州榆杜县塔;(19)魏州临黄县塔。

◎ 藏地佛塔的渊源

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中这样记载:“赤吉托尊配茹雍萨·董杰娜摩措,生子名拉托托日宁赞。宁赞乃吉祥普贤光明所化现。”当他在位时,某天忽从天空降下“诸菩萨名称经》、黄金宝塔、《宝箧经》等物,落于雍布拉岗宫顶楼之上。”其中的黄金宝塔被称为天降塔。这座黄金佛塔就被认为是西藏地区最早的佛塔了。

至于西藏现存的最早佛塔,则是位于布达拉宫法王洞西侧的白塔。此塔是在法王洞修建时所建,塔朝向法王洞正面,高约2.48米,为镇宫之宝。法王洞东侧的白塔则是仿西侧白塔所建造的,可供人朝拜。

◎ 藏地佛塔的类型

西藏地区的佛塔直接源于印度的八大灵塔,是印度八大灵塔进入西藏地区后的演化形态,因此西藏地区的佛塔相应的也被分为八类。它们是:

1.西积莲塔:又称“莲聚塔”,即迦毗罗卫城蓝毗尼园佛陀诞生处塔。

2.东西菩提塔:佛陀在摩揭陀国尼连禅河之侧菩提树下成正觉之处塔。

3.南吉祥塔:佛陀在迦尸国之波罗奈城初转法轮之处塔。

4.东北神变塔:佛陀在舍卫大城祗园之内示现神通之处塔。

5.东神降塔:佛陀于桑迦尸国的曲女城由忉利天宫降下之处塔。

6.合离塔:佛陀在王舍大城分别僧众,善巧教化广行慈悲之处塔。

7.尊胜塔:佛陀于广严大城灵塔之中,思念寿量长短之处塔。

8.涅檠塔:佛陀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林入涅槃之处塔,西藏地区的这八种类型的佛塔,也被合称为善世八塔。

这八种塔的形制都大体一样,主要区别点在于佛塔四个层级的形状和图案:

1.积莲塔四级层,其上绘制或雕塑有莲花图案。有时也可看见七级层塔。

2.菩提塔四级层,方形而且平整。

3.吉祥塔四级层,各面中间约三分之一部位有少许突出。四级层上绘制和雕塑殿门图案。殿门多少,按一定规范,所需各异。

4.神变塔四级层,各面中间约三分之一部位有少许突出。

5.神降塔四级层,基本上与神变塔相同。塔瓶正面佛龛置有三排降梯。有时亦可见级层加倍的塔。

6.合离塔四级层,方形,砍角为八角形。

7.尊胜塔四级层化为三级层,圆形。

8.涅槃塔没有四级层,塔瓶直接倒置于塔座上,有时亦可见塔瓶未倒置者。

◎ 善世八塔

藏传佛教共有八大类塔,这八大类塔是在印度八大灵塔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它们分别是积莲塔菩提塔、吉祥塔,神变塔、神降塔、台离塔、尊胜塔、涅槃塔,这八类塔合称为善世八塔。这八类塔大体相同,主要差别在其四级层上,以下分别介绍:

1.积莲塔

特征是四级层上绘制或者雕刻有莲花图案,有时也有七级塔层出现。积莲塔源于印度八大灵塔中的迦毗罗卫城蓝毗尼园处塔,这里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地。

2.菩提塔

菩提塔,特征是其四级层呈方形,并且很平整。菩提塔源于八大灵塔中的摩揭陀国尼连禅河边菩提树下塔,此处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之处。

3.神变塔

其四级层的各面中间约三分之一部位有些许突出。神变塔源于印度舍卫国的祗陀园处塔。这里是佛祖说《大般若经》,并显神通教化诸外道之地。因此,在《心地观经》中,也把神变塔称为“舍卫国中给孤独园与诸外道六月论议得一切智声明宝塔”。

4.吉祥塔

其四级层的各面中间约三分之一部位有些许突出。而且有的还在四级层上绘制或雕刻有殿门的图案。殿门数量的多少,要按照一定的规范。吉祥塔源于印度迦尸国波罗奈城鹿野苑处塔,这里是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处,即初次讲说佛法并度化五比丘的地方。

5.合离塔

其四级层为方形,砍角为八角形。此塔源于印度王舍城处塔。此处是佛祖成道后,度三迦叶,与千比丘来王舍城,频婆沙罗王迎佛处。传说,当时佛祖年轻,而郁毗罗迦叶年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谁是师傅。郁毗罗迦叶自说为什么舍弃拜火教而皈依佛教后,大家才知道他是弟子。因此《心地观经》中把合离塔又称为“摩羯陀国王舍城耆阁崛山说大般若法华一乘心地经等大乘宝塔”。

6.神降塔

一般为四级层,但有时也可以见到层级加倍的此种塔。神降塔的四级层形式基本与神变塔相同,只是在塔瓶正面佛龛处设有二,排降梯。此塔源于印度桑伽尸国曲女城处塔,此处是佛赴仞利天为母说法,三个月后从仞利天下降处。《心地观经》把神降塔也称为“安达罗国曲女城边升仞利天说法,共梵天及天帝释十二万众,从三十三天现三道宝阶阎浮时神异宝塔”。

7.涅槃塔

其特征是没有四级层,并且塔瓶直接倒置于塔座之上。但偶尔也有塔瓶没有倒置的。涅槃塔源于印度拘尸那城娑罗双树林内处塔,这里是佛祖释迦牟尼入涅槃处。

8.尊胜塔

其四级层化为三级层,并且呈圆形而非方形。此塔源于印度广严城处塔,传说佛祖在此处思量寿命,宣告三个月后入涅槃之地。《心地观经》又称此塔为“毗舍离国巷罗林维摩长者不可思议现疾宝塔”。

◎ 我国现存早古老的砖塔

嵩岳寺砖塔: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愦癸卯(公元五二三年),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嵩山西麓,十二棱,十五层,为中国现存砖塔中之最古者。

栖霞山舍利塔: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六〇一至六二一年),历二十载始竣工。在南京市东北栖霞山麓栖霞寺后。近曾掘出唐式x字纹的栏杆,与云网壁画相同。

天台山国清寺塔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五九八年)敕为智觊禅师所建,大业元年乙丑(公元六〇五年)赐国清寺额,塔亦名国清寺塔。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北天台山腰,砖造六棱九级,今所存者,系宋代重建,规模一本于隋。

吴县虎丘塔:隋文帝仁寿间(公元六〇一至六〇四年)建,在今江苏吴县西北阊门外,其基为晋司徒王殉琴台,高七层,今已略见倾斜。

昆明东西塔:唐太宗贞观中(公元六二七至六二九年)尉迟敬德所建。在今云南省昆明城南,凡四角十三层,东西两塔相对立。

西安大雁塔:唐太宗贞观三年己丑(公元六二九年)长安宫城南建大慈恩寺,造砖浮图,纳藏释玄奘所取回的西域佛经,名雁塔,凡七级,耸三百尺。塔下有《圣教序碑》,是唐太宗叙述玄奘法师至西域求经译布中夏之事,又书法名家褚遂良书。后有高宗在青宫所作《述圣记》,末附玄奘所译《心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草书以勒石。兴教寺玄奘塔: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八三六至八四〇年)建,砖造,在陕西西安。

◎ 我国现存早古老的木塔

由于木塔易遭风雨剥蚀或火焚,不易留存。在《法苑珠林》卷三十八中提及:郧县有舍利塔,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岛上有乌石作道人,形颇有衣服,褚令凿取将视之,石纹悉如袈裟之状,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术浮图,堂殿房廊,周环备满,号阿育王寺。”

现今所存较古之木塔,为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又名“释迦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公元一〇五六年),明清两代已重修数次。高三百六十尺,八棱五级,每层均绘有释迦像,最低层之佛像高二丈许,顶层称为南天门,此为中国最早的木塔。而以现存浙江钱塘江口之六和塔为最著名。

造像艺术

◎ 造像的来源

关于佛像最初的来源有许多种说法,但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说法是,在释迦牟尼中年时,天竺国有一位国王叫做瓶沙王,他为了能够瞻礼佛的形象,特请画工为释迦牟尼写生画像。由于佛光炽盛,耀得画工不能直视,只好请释迦牟尼坐在河岸上,画工照着水中的影子作画,所以画出的衣纹如水波,被称为“水丝衣佛”。这便是世界上第一张佛画像。后来,释迦牟尼上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于夏中三个月都不在人间,拔嗟国优填王因思念佛陀,便命工匠以丹檀木造五尺佛像。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尊佛雕像。与此同时,波斯匿王听到了优填王造像的消息,也以紫磨金铸造了五尺之像。从此人间就有了两尊佛像:一为木雕,一为金铸。

第二种说法是,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佛教并无造像艺术,造像艺术主要是在进入大乘佛教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小乘佛教时期,佛教无造像的原因有三:一、佛教戒律中有“远离观听歌舞”的明文规定;二、认为佛既然是无上觉者,天人导师,那么用人间的技艺来描绘佛的形象便是亵渎神圣;三、因为佛教秉持空观,佛像亦是无常;所以在当时并不造佛像,而只是以佛足印迹、金刚座和菩提树等与佛有关的遗迹来作为佛的象征物。人们在思念或礼敬佛陀时,就向佛足印迹、金刚座或菩提树等顶礼膜拜。这段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无像期。比如,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印度山崎地区建立的山崎大塔就是这段时期的典型作品。在山崎大塔的一号塔外围,有栏杆形石墙,并建东、西、南、北四石门,门上雕刻有佛本生故事,这些雕刻的造型准确,说明当时印度的雕刻技术已经十分发达。石门上还雕有巨大的右旋图案,象征法轮常转,给人以永不停息的动态之感。但在这些精美的石雕中却并没有释迦牟尼的造像,而是对佛陀的形象皆采用象征手法。

佛教造像发展和兴盛起来则是在大乘佛教时期。这主要得益于两点原因:佛教进入了大乘佛教时期。这时期的佛教教义有了很大变化,造佛陀像并不再认为是一种对于佛教教义的违反。这是内因,也是佛教造像艺术发轫的主因;二、印度部分地区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世所征服,征服的同时也为印度带来了古希腊的建筑、雕塑等技术。这是外因。

◎ 佛的三十二相

不同时期的佛教造像都有很大的区别但也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就是佛经上记载的佛所应当具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一共有三十二处佛教专用名词称之为“三十二相”或“三十二种好”。

(1)眼睛像晴空一样澄美。

(2)睫毛如牛王一般长而美丽。

(3)眉间生有白毫,右旋,放光明。

(4)头顶有内隆起,如发髻。

(5)皮肤细滑,毫无垢腻。

(6)脸颊饱满而紧缩。

(7)声音宏亮且美妙。

(8)手指细长优雅。

(9)手足皮肤细嫩、柔软。

(10)手足的指与指间,有像水禽足趾间的蹼一样的膜。

(11)身上经常放出一丈的光芒。

(12)全身光辉如黄金。

(13)身体平正威严如狮子王。

(14)身直而端正。

(15)足底丰满扁平。

(16)足底像掌纹一样显出千辐轮。

(17)足跟广阔而丰满。

(18)足背隆起。

(19)站立时臂长过膝。

(20)大腿的肉像鹿王一般柔软。

(21)男根缩入于体内。

(22)全身毛孔一孔一毛,青色、不杂乱。

(23)体毛全部右旋向上而伏。

(24)双手平举时,其宽度与身高相等。

(25)双肩丰满。

(26)双手、双足,双肩和颈部七处有丰满的肌肉。

(27)腋下饱满。

(28)四十枚牙齿,整齐而美丽。

(29)牙齿洁白整齐而密,没有缝隙。

(30)上下的门牙,尤其白净。

(31)口中有特别的津液,味觉上好。

(32)舌薄而柔软,伸张开能盖住整个脸部。

◎ 造像艺术的四个时期

1.犍陀罗时期

公元前326年,希腊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击败波斯,占据了令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并以希腊人为主体建立国家,我国古称为大夏。公元1世纪时中亚的斯基泰系人(主要是从原游牧于我国西北而西迁的大月氏人)驱除了希腊势力,在伊朗东部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贵霜帝国,定都犍陀罗,故这一时期又被泛称为犍陀罗时期。贵霜王第三代王迦腻色迦信奉佛教,在领土内大建寺塔,雕刻佛像,因这·地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其佛像带有浓厚的希腊风格,这种希腊化的佛像就被称为犍陀罗佛教艺术。

此时期的佛教造像兼有希腊、印度乃至中国北方民族的三种文化因素。它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总体:犍陀罗的佛、菩萨像,其体型都高大健壮而近似欧洲人,面貌也像希腊人,当然,也还是多少带有印度的地方色彩。

面部:脸形椭圆,神情超脱高雅;额头宽阔,鼻梁隆起通入额部;眉如初月,眼窝微凹且眉间有白毫;口唇丰满且薄,下颚宽大突出;头发作发结,并如希腊之神像般呈波浪状。

手掌足底:刻有轮相。

衣服:线条极为强健,有轻飘之感,能表现热带地方衣料的特质。衣纹之下,可清晰地见到体肤的形状。

背光:都作圆盘形,普遍不加什么装饰。但也有的在圆盘的周围刻有小圆形或锯齿形的连续模样,或在圆盘中间雕成莲花纹样的。

全体形像:有立像、坐像、倚像、卧像的分别。佛像大都取坐势,而菩萨、胁侍及护法天神诸像则取立势。坐像又有全跏(结跏趺坐)、半跏的分别。此外还有蹲踞、胡跪、长跪等变化。

2.马吐腊时期

大约与犍陀罗同一时期,印度的另一地区形成了另一种佛像艺术,被称为马吐腊艺术。马吐腊位于印度西北部,石雕多用产于这一带的桔红色带斑点的岩石。虽然马吐腊地区也曾受希腊文化感染,但印度本土的雕刻传统更为深厚。典型的早期马吐腊佛像头部剃光,只留有头顶正中的头发结为顶髻。他生动的圆脸与犍陀罗佛像圆形面部上的沉静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双眼圆睁,不像犍陀罗佛像那样完全指向内心,而是如一位富于生气的导师一样看着我们。他宽阔的肩膀和丰满的躯干吸收了中印度地区的保护神灵阿克沙的形象特点。他的长袍从其充肩之上,带着有节奏的褶皱披挂下来,在身体发出的光辉中显出透明的特质。这与北部寒冷地区常见的包裹全身的外套截然不同。他深凹的肚脐和两个乳头都非常突出。

3.笈多王朝时期

笈多王朝(公元320~550年)是继孔雀王朝之后,印度人建立的统一大帝国。由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定都华氏城。笈多王朝时期是印度古代文化发展中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完美的人体造型,使用华丽而不过分的装饰,被称为笈多艺术。此时期的佛像对人体美有大胆的展示,并使其具有装饰美,袈裟如同蝉衣,很有装饰趣味地搭在肩上,农纹有规则地排列,并贴紧皮肤。佛的面部结构更接近印度本土人特征,表情是严肃、庄重、悲天悯人的深沉和思想家、哲人的清隽。耳朵的造型角度与位置都很写实,发卷亦为螺丝发,印堂无白毫。

4.阿旃陀石窟时期

阿旃陀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温迪亚山悬崖上,为一马蹄形环状石窟群。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前后经历近千年。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有记载。阿旃陀艺术规模宏大,具有大量的、震惊世界的佛教壁画和石雕艺术杰作。

◎ 藏地佛像的特色

1.上师高于佛。在藏传佛教中享受第一尊位的是上师而不是佛。所谓上师就是给自己传授密法的喇嘛。在藏地认为,上师是弟子与佛之间的桥梁,没有上师的加持(即一种特别修行),无论怎样修持也不会即身成佛。只有上师高兴,佛才会高兴;只有上师摄受你,佛才会摄受你。因此,包括上师的呵斥在内都被认为是加持。有的上师为了消除弟子的业障,总要想方设法给弟子出难题,设障碍。总之,学习密法没有上师的引导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上师的造像是第一位的。上师类造像在藏传佛教中很普遍,各宗各派历代创始人、祖师,如阿底峡大师、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师徒三人、各世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皆是。

2.帝王、圣贤皆供奉。对佛教事业有贡献的帝王、圣贤都有造像传世而受到供奉,如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等,甚至是跟随文成公主将释迦牟尼佛像运到拉萨的“运佛力士”都塑像供奉。

3.佛、菩萨现女相。在藏传佛教造像中,有时佛、菩萨化身为女相出现,所以又称佛母或度母。藏地认为,一切诸佛已超出世间一切法,已无男、女性别之分。密宗男女修行的成果都是佛。所谓佛母、救度母、空行母,都是佛的化身。菩萨亦多现化女性,比如要度国王,可现化妃子之形而为说法。在造像中,多有佛母、救度母的女性形象出现。藏族人民对妇女很尊重,如即生修行有成就,即称瑜伽母。平时亦为妇女装饰种种珠宝璎珞,以示尊重。所以转而对佛母、救度母、空行母极为敬奉,虔诚之至。其中尤以空行母的地位殊圣。空行母,原指女性修无上瑜伽而得成就者,后来凡是女性密宗行者,皆可称为空行母,在密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诠表智慧,为一切诸佛之母;亦表事业,为一切诸佛护法及承办事业。

4.双身佛像。双身佛在汉地俗称“欢喜佛”,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谬误。观修双身佛的目的,不是助长男欢女爱的肉欲,而正是要认识到一切皆空的正定和离欲。双身佛的寓意极为深刻,有佛教智慧与方便圆融、空有不二之意。但是,如果修行者没有修持显宗的深厚功底,不精通大乘理论,没有长期持戒的极大定力,不受大灌顶及特殊灌顶,是难以了解清楚,也难以承担的。

5.构图丰满,色彩艳丽。藏传佛教的绘画在技巧上以构图丰满为特点。汉传佛教绘画受中国画影响较大,讲究虚实结合,画面上多以云、水、雾气来遮障,留出大片空白,这与汉族文化的传统有关。另外,显教禅宗的空灵、睿智,也给了汉传佛教绘画以深刻的影响。而藏传佛教则以满为美,一幅壁画、唐卡,往往极少有空白处,大、小佛像,山峦、涧水,人物、动物,平湖、小舟,宅物、花草,尽在其中,错落有致,并且色彩艳丽,亦与汉地绘画的素雅不同。藏传佛教之绘画多用矿物颜料,主色为红色,经常与翠绿、佛青形成对比,且色泽较厚重,多用真金勾线。佛、菩萨的头光身光,运用深浅不同层次的色彩加以装饰。

◎ 藏地佛像的寓意

藏传佛教造像处处包涵深刻的寓意。如三个头代表法身、报身、化身三身;四条腿代表慈、悲、喜、舍四无量;六臂代表六度;脚下踩着魔是天魔、龙魔,另说为烦恼魔、五蕴魔、天子魔、死魔;山丘上白下绿代表雪山;云水纹染成灰色是烟,染成红色是血;另如骷髅璎珞、四面杵、五股杵、骰子、内供器、愤怒相、双身佛都有极深刻的含义,必须有上师的传授,不可多,不可少,不可无,要依制而行。

石窟艺术

◎ 石窟的功能

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开始了石窟的开凿,现存最早的是克孜尔石窟。中国石窟的类型主要包括僧房窟、佛殿窟、塔庙窟和大像窟等。

僧房窟是僧人起居、修禅和集会的地方,僧房窟中有一间是专为修禅的小窟,叫禅窟或罗汉窟;佛殿窟是僧徒礼佛的场所,一般在窟中雕出佛的形象或在窟中壁上开龛,内置塑像,像前留一片空地;塔庙窟在佛殿窟内竖立中心塔,又称中心塔柱窟,塔内收藏佛舍利;大像窟是设置大型佛像的洞窟,也是僧徒礼佛的场所。

此外,石窟还兼有安置尸体的功能,如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和宁夏须弥山石窟等,被称为“瘗窟”。至于石窟中镌刻佛经,则始于河北响堂山石窟,其后在许多石窟中被广泛采用。

◎ 中国石窟的特点

中国石窟开凿始于公元三世纪,盛行于公元五至八世纪,至公元十六世纪基本终止。它们主要分布在甘肃西部(古代河西地区)、新疆(古代西域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另外在南方也有零星分布。甘肃西部有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它的开凿时间从公元五世纪延续到公元十四世纪。莫高窟是中国最大、开凿时间延续最长的石窟。这个地方还有酒泉文殊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等。

新疆地区是中国接纳佛教较早的区域,最早的石窟便出现在该地。新疆地区的石窟主要散布在天山以南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较为集中的三个区域是:1.古高昌地区,即今吐鲁番附近。2.古焉耆地区,即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3.古龟兹地区,即今库车、拜城一带。

黄河流域地区是中国石窟数量最庞大的地区,主要有如下区域:

1.甘肃东部地区。有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

2.陕西地区。这个地区是北方晚期石窟较为集中的地区。比较早期的有公元七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洞石窟。晚期(十一至十二世纪)开凿的有黄陵方佛寺石窟、鄣县阁子头寺石窟。

3.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从北魏起承袭关系清晰,时代特征显著,而且造像数量庞大,充分显示了佛教艺术逐步中国化的进程。开凿于北魏时期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对佛教有不同的偏向,北方偏重于宗教修行,流行修禅观像,所以开凿了大量的石窟;南方偏重于佛教义理的争辩,所以石窟开凿较少。现在存留下来的南朝石窟仅有南京栖霞山石窟和剡县(今浙江新昌县)石窟。

南方的石窟到唐代才多起来,唐代以后的石窟更是以南方居多。这是因为唐代来年发生了“会昌法难”,中原地区佛教受到巨大打击,并且此时流行的禅宗不重视开窟造像。石窟开凿的重点转移到受影响较小的边陲地区,如四川、江南和西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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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为何多与禅僧有关

印度与新疆石窟、佛寺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僧房和禅窟较多。克孜尔等石窟壁画中绘有很多禅僧灵修的形象。佛教传人玉门关内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内地的佛教发展,形成了南统和北统之分,南朝偏重佛教义理争辩,多建佛寺;北朝偏重宗教修行,多凿石窟。因此,作为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石窟遗迹——凉州石窟,就是开凿石窟与重禅并举的突出例证。

北朝禅法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灭欲修心,达到厌弃人生、彻悟涅槃的目的,叫“不净观”。一是在入定时见诸佛乐土,或可断除疑虑,或可生入佛国,叫“念佛禅”。这两方面都要求修禅时舍去一切尘世杂念,思想高度凝定。这便需要选择幽僻之地,譬如山林静处、水边崖际。坐禅不仅应山居穴栖,还应进而凿窟以居禅。据禅经记述,修禅得先观像,我国北方石窟中的主要题材,无不与禅观相联系。这一时期大量石窟开凿,除了进行礼拜、供奉等宗教仪式以修功德外,修禅也是石窟开凿的重要功能之一,凿窟人往往就是禅僧。

石窟开凿与重禅,是北朝佛教信仰上同时并举的两个特点,北方一些知名石窟也多与禅僧有关。北凉佛教重禅定,多禅僧,自此南北习禅者多受北凉影响。譬如,我国石窟中现存纪年题记最久远的炳灵寺第一六九窟,供养人中有“大禅师昙摩毗之像”,他是外国禅师在凉州“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的高僧。另一个名叫玄绍的僧人,后人炳灵寺禅蜕而逝。

◎ 中国石窟多由谁倡导兴建

与外国的状况不同,中国的宗教始终未曾以绝对权威支配过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成所谓“国教”。与此相反,教权服从于世俗权力,或者说教权与世俗权力紧密配合,是中国宗教史的显著特点。

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佛教状况不尽一致。在南朝,是“沙门不拜王者”。照佛教教理,一个人出了家,皈依了佛教,就只敬奉三宝而不敬父母君王,姓氏和年龄也分僧俗。而北朝的佛教,却具有浓郁的国家政治色彩,即佛教更紧密地附属于世俗权力,为国兴利,为帝王祈福,乃首要之义。比如云冈石窟于大同城西武州山麓开凿,并非随意选择,乃是因为武州山自魏明元帝开始,早就是为帝王祈福的神山。明元帝以僧人法果为道人统,命“沙门敷导民俗”。正是这个叫法果的和尚,以北魏最高佛教首脑的身份,率先参拜皇帝。他有一句名言:“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

把当今皇帝当作如来参拜,原因是皇帝不仅好道且“能鸿道”,有利于佛教的顺利发展。有这种理论还要予以实践,中国历史上首位废佛的太武帝逝世后,文成帝即位(公元四五二年)元年便下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此风一开,愈益炽盛。龙门宾阳三洞,即宣武帝景明初年(公元五〇〇年)为高祖、文昭皇太后各开凿的一所,与后来为世宗开凿的一所并称为“宾阳三洞”。

从西魏文帝为文皇后乙弗氏“凿麦积为龛而葬”(现为麦积山四十三窟)起始,北方大石窟还有凿窟为陵墓的功能。北齐响堂山石窟,即曾凿穴以容高洋灵柩。此习一直沿袭至唐代龙门石窟。如是,一些知名的大石窟由帝王倡议兴建,便不难领会了。

◎ 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约十公里的戈壁崖上。现已编号的洞窟达二百三十六个,其中洞窟形制较完备、壁画遗存较多者占十分之一。此石窟是古龟兹境内现存规模最为庞大的石窟群,是龟兹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

早期克孜尔的洞窟形制以中心塔柱窟为主,此种窟平面为长方形,纵券顶,有前后室,在后室部置中心塔柱。塔柱正面一大龛,内置坐佛,龛左、后、右绕以甬道,后甬道的后壁前置石台,放涅架像。中心柱窟的壁画数量多,保存也较良好。一股主室顶中央绘日天、月天和立佛等,两侧壁列以菱形山峦图案,内绘因缘故事或本生故事画。主室左右两个侧壁绘因缘佛传故事,表现释迦牟尼的教化事迹。后甬道后壁或前壁,绘涅槃像或焚棺图。早期还有少数大像窟,主室开敞,正壁塑高数米或十余米的立佛像,像前接木结构窟檐建筑。主室正壁左右上方有甬道通人后室,后室后壁下方凿台置涅槃像。早期克孜尔的洞窟流行小乘佛教题材,是和当时龟兹地区盛行小乘佛教的情形相吻合的。

从公元五世纪至公元六世纪,克孜尔石窟进人盛极时期,洞窟数量增加,规模雄伟,这一时期出现了方形窟,各类洞窟呈排列组合形式。壁画主要聚集在中心柱窟,出现了很多新题材。券顶中央天相图趋向简约,券顶侧壁主要绘菱格因缘故事。主室前壁窟门上部,出现初转法轮和降魔伏鬼等佛传题材。后室和左右甬道侧壁,出现新题材和新格局,内容显著增加,如佛从三道宝阶降世间、第一次结集和八王分舍利等。立佛像成为主要题材。新题材里千佛形象的出现和本生题材的锐减,说明大乘佛教已经传人龟兹地区。盛极时期的费孜尔石窟,其艺术风格有极为鲜明的民族和地区特色,人物圆脸、小眼,五官汇集于脸部中央,这种造型曾对敦煌产生过很大影响。

◎ 敦煌莫高窟

早期敦煌莫高窟艺术,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呈现出两种大相径庭的艺术风格,这便是十六国(北凉)北魏前期的西域风格和北魏晚期、西魏、北周时期的中原汉地风格。

敦煌莫高窟十六国及北魏前期的洞窟,内容简略,主体为常见于龟兹石窟的因缘、本生故事和弥勒像。人物造型朴拙,比例适中,面相丰润,肢体壮实,神态端庄恬静,亦与龟兹壁画无异。菩萨一般戴宝冠,露上身,帔衣长裙,衣冠服饰尚且保留着西域和印度的风格。绘画技法采用表现人物立体感的凹凸晕染明暗法,以及突出温暖沉厚色调的土红色烘衬法。这种西域式风格,显然受到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主体的龟兹佛教艺术的影响。

北魏晚期之后的敦煌莫高窟,涌现出了面貌清癯、峨冠博带、眉清目朗、神采俊秀的新形象,风格为“秀骨清像”所统一。从题材内容、思想主旨到艺术风格,都受到了汉地的影响。尤其是,诸如东王公、西王母和伏羲女娲这类华夏传统神话题材,也堂皇地进入了石窟佛殿。土生土长的题材与佛教故事画汇聚一室,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格局。

隋唐年代典型的洞窟形制是方形平面的覆斗顶窟,窟内空间开敞,改变了先前中心塔柱窟狭窄、神秘的布局。塑像安置在壁面上开凿的大龛里,唐末在窟中央设方形坛,把塑像摆在坛上。

隋代塑像的组合主要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人物容貌丰润,形体壮实,显得脑大、上体长、下体短。这种风格一改北朝时期清瘦的造型,向唐代雍容华丽的风格转变,但是还不够成熟。

唐代塑像的组合大多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二力士,此外还有七佛像、供养菩萨像等等。唐代塑像肥美洗练、雍容庄重,把隋代以来开创的风格,推向成熟与完美。这一时期的风格明显地走向世俗化,表现了当时雄强豪放的大唐气象。

隋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与北朝大相径庭。很少有在思想主旨上表达悲苦绝望、牺牲自我的,大多表达的是追求佛国世界的喜悦与美好,这种表达在经变画中占了主要位置。这是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政治开明,人民热爱新生活的表现。另外新涌现出的还有瑞像图、历史人物西和佛教感应故事画等。

在唐代壁画中表现当时世俗的生活场面的有很多。如第一五六窟的“宋国夫人出行图”和“张议潮出行图”,场面壮观,表现的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陪同夫人出游的情景,队列中车骑随从浩浩荡荡,百戏伎乐山呼海拥、狩猎人物策马扬鞭,人物造型鲜明、写真,保存了大量历史和民俗的资料。

◎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市东南四十五公里的麦积山,现存窟龛共一百九十四个,保存泥塑造像达七千多身,是中国泥塑造像数目最庞大的石窟,因而被世人称为“塑像馆”。

麦积山石窟的创始年代,通常认为在公元五世纪。这一时期的佛像面相雄浑,直鼻大眼,嘴唇单薄,身板粗壮坚实。菩萨高冠,披发,露上身,下着长裙,体态开阔。三世佛、交脚弥勒菩萨和思惟菩萨是主要造像选材。

北魏时期开凿的洞窟数量最大,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洞窟仍旧以三世佛造像为主打。后期洞窟数量大涨,造像选材除了三世佛以外,出现了一佛、二菩萨、二弟子或再增添二力士的五尊或七尊新组合形式,此外还出现立佛、七佛、十大弟子和供养人像。造像体态修长,面容俊秀。一些洞窟中还保留了壁画,有大型经变画和本生故事画。

西魏时期,开窟造像的势头依然不减。文帝文皇后失宠后,被文帝安排在麦积山出家,死后凿窟而葬。这一时期,模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崖阁式窟进一步发展,窟外雕出八角形柱和屋脊瓦垅,列柱内为前廊,廊后部凿窟龛。造像选材除了三世佛以外,还有文殊、维摩对坐。分设于两侧壁。塑像组合中,产生了童男童女像,立在佛的两边。造像人物的面容已由清瘦渐趋丰润。

隋代继续在麦积山开凿洞窟。洞窟主尊多为阿弥陀佛或释迦牟尼佛。造像体态和装饰更加趋于写实。唐代之后,麦积山山南大面积崩塌,几乎找不到地方开凿新洞窟,现存的唐、宋、明代造像,多是在前代窟内补塑、改塑或重塑的。

◎ 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石窟现存的主要造像都是北齐时期动手凿的,因其规模宏伟、数量庞大,因此成为中国北齐石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造像,上承北魏,下启隋唐,体现了过渡时期的造像艺术特征。响堂山石窟便是鲜明的例证。

响堂山石窟的窟形有三壁三龛式和中心塔柱式两种。三壁三龛式窟,是云冈晚期形式的延续,不过更加规整了。窟内沿三壁设宝坛,坛上有宝座,在座上雕刻佛像。这种设宝坛的形式在隋唐时期被沿用。

中心塔柱窟多在窟前凿出带有檐柱的前廊,并雕出仿砖石结柯的檐瓦、檩、椽、枋和斗等。这种形式继承了云冈北魏时期的风格,云冈九、十窟,十一、十二和十三窟之前均列楹柱,并雕仿木结构的窟檐。晌堂山石窟窟内的中心柱,正面及两侧面三面开龛造像,柱后凿隧道式札拜堂。这种形式是从巩县四面升开龛的中心柱窟演化而成的。窟前有前廊的形式在隋代以后逐渐被窟前建木结构建筑代替,中心塔柱在隋唐以后汉族地区也不常见了。

响堂山石窟的北齐造像,已不像北魏晚期那样清癯俊秀、威严宁静,而变为丰润饱满、和蔼可亲。形象大多健壮强劲,胸膛厚实,两肩宽大,整个造型是上大下小的管状形,略有雄浑之感。衣纹的处理变重叠繁缛为简洁晓畅,感觉舒适怡然。

响堂山石窟上承北魏优良传统,又在风格上不停创新,开隋唐风格之先河,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佛教中的其他艺术

◎ 印度佛教艺术遗迹

印度佛教艺术遗迹较为知名的有巴克拉石柱、王舍城石柱、蓝毗尼石柱、鹿野苑石柱等,这些石柱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都有记载,近代考古学使得它们重现于世。除此而外,当时还开凿了巴拉巴尔石窟群。

王舍城、蓝毗尼、鹿野苑均是佛教圣地,所以石柱雕造得尤其雄伟,且具有特殊的内涵。

王舍城在今比哈尔邦附近,是释迦牟尼传道中心地之一。在王舍城迦兰陀出土的石柱,柱头雕刻有一只大象,象经常用作佛陀的化身。

蓝毗尼现属尼泊尔领土,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石柱于一八九七年被发现,柱头上原来刻着一匹脚踩倒垂莲花的马,在早期佛教艺术中,马经常象征释迦牟尼骑马“逾城出家”。

阿育王石柱最出名的要算鹿野苑出土的石柱了。鹿野苑位于印北邦瓦腊纳西城,据传是释迦牟尼得道成佛后首次说法的处所。鹿野苑石柱高达十五米,柱头已断落,柱身上刻着严禁破僧的婆罗门字体铭文。

巴拉巴尔石窟群是印度现存最久远的佛教石窟,在今印度比哈尔邦格雅城北。其主要石窟为洛马沙利西石窟,最早的石窟模仿寺院的木构茅棚形制,如洛马沙利西窟是单穴一门,平面作椭圆形,高仅四米,是为单人隐修而造。

◎ 唐代佛教建筑的代表

中国唐代佛教兴旺发达,兴建了大批的寺院,但这些建筑由于年代久远、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破坏等因素,能遗留至今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唯有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和南禅寺大殿等少量唐代殿宇得以幸存。

佛光寺在五台县城东北三十二公里的佛光山腰。寺院三面环山,因山势而成次第藏高的三层院落。据文献上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当政时期,隋唐年问达致鼎盛。在唐代,时人曾建九间大殿,后遭遇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灭法,全寺被毁。唐宣宗当政时“再崇释氏”,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女居士宁公遇捐资,由愿诚和尚主持,在原有殿址上营建了现存的正殿东大殿。

南禅寺在距五台县西南二十二公里的李家庄。寺院规模很狭小,属五台山最小的寺庙。主殿大佛殿为唐代遗存,龙王殿为明代兴建,其余殿字均为清代建筑。南禅寺大佛殿的创建年代,已无从详考。大殿横梁上留有一处墨书题说,上书“……因旧名,时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成……重建殿”。由此可知,现存大殿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七八二年),距今已一干二百余年,是遗存至今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 宋、辽佛教建筑的代表

中国现存宋、辽时期的佛教建筑,著名的有山西省大同市的华严寺,河北省正定县的隆兴寺,天津市蓟县的独乐寺和浙江省宁波的保国寺等。

华严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区西部。全寺分上寺和下寺两组建筑群。寺内主要殿宇均面向东方,这与契丹族崇拜太阳、以东为尊的民俗有关。上寺大雄宝殿始建于辽,辽末毁于战乱,金代天眷三年(公元一一四〇年)依旧址重建。大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问,是国内遗存至今最大的佛殿之一。下寺主殿为薄伽教藏殿,辽兴宗重熙七年(公元一〇三八年)兴建。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九脊顶,梁架举折平缓,出檐深远。整个建筑结构严谨,是中国辽代建筑的代表作。

隆兴寺,俗称“正定大佛寺”,位于河北省正定县城内。原名龙藏寺,兴建于隋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著名的龙藏寺碑还保存于寺内。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诏令在寺内铸一身大铜菩萨,随后大事扩建,改名“龙兴寺”。保存至今的有山门、摩尼殿、慈氏阁和转轮藏殿等四座宋代建筑。寺院虽历经元、明、清三代重修,但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的总体格局。清代康熙年间改为“隆必寺”。

独乐寺,位于天津市蓟县城内。始建于唐,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九八四年)重建,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有观音阁和山门。观音阁是全寺的主体建筑,高达二十三米,上下共三层,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是中国现存最久远的木结构高层楼阁。阁内中央佛坛上有十六米高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属辽塑精品,是中国现存最高的古代泥塑。

保国寺,位于浙江省宁波西郊的灵山山腰。寺院始建于唐,初名“灵山寺”,毁于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唐广明元年(公元八八〇年)重建,改名为“保国寺”。

◎ 元、明佛教建筑的代表

元代和明代囚距今年代较近,遗存下来的佛教寺院也较多,著名的有北京法海寺,山西广胜寺和西藏地区的萨迦寺、哲蚌寺等多处。

法海寺,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翠微山麓的模式口村。始建于明正统四年(公元一四三九年)为御用监太监李童筹资兴建。寺虽经历代修缮,仍具明代早期的建筑特色。大雄宝殿面阔五间,庑殿顶,外貌金碧辉煌。殿内存有明代绘制的巨幅壁画,内容为佛、菩萨和神将诸天形象,是明代壁画的极品。

广胜寺,位于山西省洪洞县东北十七公里的霍山南麓。寺分上寺、下寺和水神庙三处。上寺和下寺属于佛寺,兴建于唐代以前,元大德七年(公元一三〇三年)被地震毁坏,遂重新修建。存留至今的主要建筑多建于元代。

萨迦寺,位于西藏萨迦县的本波山下,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仲曲河将全寺分为南北两寺。北寺今已毁,南寺尚在。相传,北宋熙宁六年(公元一〇七三年),萨迦派祖师贡却杰布主持营建北寺。元代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募集十三万户民工,在元朝政府的鼎力资助下,修建了萨迦南寺。

哲蚌寺,位于西藏拉萨市西郊,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明永乐十四年(公元一四一六年),由宗喀巴的弟子兴建。该寺是历代达赖喇嘛的母寺,因此在格鲁派中享有最高的地位。

◎ 佛本生故事

本生,是梵语阁陀伽的意译,意为一个生命降生后,其行为或善或恶,在五道(或六道)中轮回转生,永无休止。讲述佛前生累世修行的故事,被称作佛本生故事。

印度早期的佛教义理,以倡导修行十二因缘和四圣谛(苦、集、灭、道)为主,相信轮回转生,因而提出了三世二重因果说。这等于说,人间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人的自我意识,而要消灭苦难,只能求助于自我觉悟和净化,不必诉诸社会争斗,因而,信徒应重视现世及前生累世的修行。

《大涅槃经》卷十五中说:“何等名阁陀伽经?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熊、作獐、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所可受身,是名阁陀伽”。

这种菩萨行,称为六度或六波罗蜜多。《六度集经》归纳为忍辱、布施、精进、戒度、明度无行和禅定等六种行为,《长阿含经·游行经》又概括为布施、持戒、禅定等三种行为,都是菩萨积德成佛(实为放弃努力)。这些故事从长期在古印度民问流行的寓言、童话中演化、改造而来,用以传播佛教教理。

本生故事画种类浩繁,内容庞杂,就其表达的主题而言,大致可划分为四类:宣扬忍辱,施舍,宣扬孝行;说宣扬闻法,持戒;宣扬仁智,信义。

以宣扬忍辱、施舍为主题的,数量最多,如舍身饲虎、割肉喂鸽、施眼、施牙、钉身等,以宣扬孝行为主题的,如善友太子、四兽、智马、猴王救母等;以宣扬闻法、持戒为主题的,如商主、大光明王、独角仙人、昙摩钳、婆罗门闻偈舍身等以宣扬仁智、信义为主题的,如狮子王、猴王、鸽王、樵人背恩等。

◎ 因缘壁画

因缘是原始佛教的基本义理之一,用佛教故事的形式来传播这一道理,称之为因缘故事。因缘是梵语尼陀那的意译,汉译为因、所因、因缘缘起等,因缘之作用即缘起。因缘是原始佛教的基本义理之一,用佛教故事的形式来传播这一道理,称之为因缘故事。

《五分律》中说:“诸法因缘生,佛陀说法因缘”,因而,因缘也是因果报应之理。因缘故事大多用的是壁画来表现。渲染佛教信徒对佛因施供养、布施而得到的诸多善报,以及佛救度众生时的各种神通,是佛教因缘故事的着力点。

因缘壁画主要见于龟兹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如克孜尔石窟中可识别者达三十七种,莫高窟北朝石窟中现存近十种。其著名例子有梵志燃灯、沙弥守戒自杀、须摩提女请佛、五百盲贼成佛、微妙比丘尼现身说法等。

◎ 佛传故事

佛传故事又称作佛本行故事,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各阶段形象的综合呈现。一般从他的诞生(包括诞生前后的诸种神异)起始,讲叙他作为太子的生活以及抛弃太子身份出家修行,成为等正觉佛后的教化事迹,直至他圆寂(涅槊)前后的生平事迹。

关手释迦牟尼的传记,一开始并没有完善的记述,只散见于小乘阿含部经典和律典中,片言只语地提及释迦牟尼说法前后的事迹和戒律。而后,在各佛教派别的律典中,记述了释迦牟尼的简略传记。最后,将律典中的记述予以集中润饰,便形成了独立的佛传系统。汉译佛传典籍,主要是《修行本起经》(包括同本异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太子瑞应本起经》、《佛本行集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因而,每个时期的佛传故事,便会因其所依经本的不同,而有详略与侧重之分。

◎ 四相图和八相图

择取释迦牟尼一生中的重要事迹,用四个或八个连续多幅的画面,展示其生平的一种佛传故事方式,被称为四相图或八相图。

在犍陀罗艺术雕刻品中,定型化的四相图和八相图还未曾出现。在秣苑罗佛教艺术中,始造出表现释迦牟尼诞生、降魔、初转法轮、涅槃等四桩大事的四相图,时间是公元三世纪,四相图又称四相成道,是南传佛教的主要传统。北传佛教流行八相图或称八相成道,对此有大小乘两种说法。大乘的八相图,包括兜率天降世、白象人胎、住胎说法、右胁诞生、逾城出家、树下成道、初转法轮、双林人灭等情节。小乘的说法,取消了住胎说法一相,而在出家与成道之间,增加降伏魔众一相。大小乘八相图在内容方面,前者多为出家前的情节,后者多为修行成佛的情节。

◎ 观音和弥勒像

观世音曾立誓普度世间一切受苦众生,方愿成佛,这样一种大慈大悲的形象受到下层民众的信仰;弥勒身为未来佛,时常被历代起义者用作号召建立“新世界”的招牌。

相传观世音曾立誓普度世间一切受苦众生,方愿成佛。这样一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理所当然地受到古代中国挣扎于水火之中的下层民众的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传之既广,民间遂产生“女相观音”之说,并由画师们各逞其技,衍化为水月、白农、披发、鱼篮、马郎妇、送子观音等种种形象。就连一些道行颇高的名僧,如宝志、达摩、泗州僧伽和尚等,也都演义为观音化身,可见观音深入民间的程度,发人深思。

弥勒的状况,略有不同。身为未来佛,弥勒时常被历代起义者们,用作号召建立“新世界”的招牌。北魏延昌四年(公元五一五年),冀州僧人法庆率众造反,标榜为“新佛出世,除去众魔”;唐代女皇武则天,为其登基作舆论准备,伪撰《大云经》,以弥勒自居,预言武周新朝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是宗教沦为政治工具的明证。至于五代以后,以僧人契此的形象为原型雕塑的弥勒像,使得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在中国广为流传开来。

◎ 经变画

经变画是佛经变相的略称,中国佛教寺院绘制变相图,远在三彩观音像雕像[明]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

经变画是佛经变相的略称。所谓变相,即变佛经为图相,略称为变,也就是说,绘画或雕刻佛经中的故事,叫做变相、变现,有时也干脆一言以蔽之为“变”。中国佛教寺院绘制变相图,远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

《历代名画记》中记述,梁代名画有宝积经变传世(卷七),隋代名画有展子虔的法华变、董伯仁的弥勒变、杨契丹的杂佛变传世(卷八)。著名绘画好手,竞逞丹青于宗教壁画,盛极一时。

代表性的经变有以《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大般涅槃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大力广佛华严经》中“华严九会”等为题材的经变等。

净土宗是唐代佛教的重要教派,流传甚广。在家喻户晓的净土经变中,有根据《阿弥陀经》创作的西方净土经变,根据《观无量寿经》创作的“观经变”,根据《弥勒下生成佛经》创作的弥勒变,根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创作的东方药师经变等。其中,观经变是西方净土变加上未生怨故事和十六观,药师变复杂者加上九横死和十二愿。

表现几种重要大乘经典的经变有以《妙法莲华经》为题材的经变,以《维摩诘经》为题材的维摩变,以《大般涅槃经》为题材的涅槃变,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题材的报恩经变,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华严九会”为题材的华严经变等。

此外,表现禅宗思想的经变,有根据《大乘入楞伽经》创作的楞伽经变,根据《思益梵天所问经》创作的天请问经变和牧牛道场等。表现天台宗思想的有法华经变。表现密宗思想的,有根据《大乘密严经》创作的密严经变,根据《十王经》创作的地藏与十王变,根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创作的药师变。

◎ 佛教史迹故事画

在佛教感通故事壁画中,一般都注明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制作过程、形式特征等。有些人物的确在历史上有记载,现今,通常把这类壁画称作佛教史迹故事画。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早期历史,文献记载颇多扑朔迷离之处。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汉法本内传》等典籍,与第三二三窟描绘的张骞通西域等壁画多有映照,表明这种佛教历史文献不只是出自佛教经文。而且已经变相为图画,图、文互为补充,正可以弥补早期佛教史的某些缺憾。

◎ 佛教感通故事

通过讲叙佛的神通和奇迹异能,传播佛教信仰,以使宗教神圣观念植入人间社会,启示人们去信奉救世主的描绘,称为佛教感通故事图变。

公元八世纪初开凿的莫高窟第三二三窟,描绘了汉武帝得祭天金人,遣张骞通西域大夏问佛名号,康僧会说服吴王信佛,佛图澄以法术灭幽州四门火,吴郡石佛浮江,东晋扬都金像出永,隋文帝敬法感应上苍降雨等画面,并配以题记文字。而描绘暴戾皇帝悔改信佛、高僧作法灭火、佛像浮江感应、隋文帝因受八戒致使天下风调雨顺等图文,都是敬佛得福的故事。

莫高窟第二三七窟绘有优填王刻梅檀佛迎佛真身故事,龙门敬善寺也有优填王造像。这是讲佛升天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人间渴仰一睹佛容,优填王招募国内能工巧匠。以牛头梅檀作佛像。

◎ 帝后礼佛图

云冈石窟、龙门宾阳王洞、河南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北响堂山石窟等多凿有帝后礼佛图和帝王供养像,其中数龙门宾阳洞窟门内的帝后礼佛图最为闻名。

由皇室开凿大窟,是自北朝以降的时代风气,先是有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开凿凉州石窟(公元四一二至四二九年)。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公元四六〇年),在武州山为太祖以下五帝“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孝文帝时继续开凿,这便是著名的云冈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宣武帝又照抄云冈石窟的式样,开凿龙门宾阳王洞。

河南巩县石窟,为北魏宣武帝、孝明帝时皇室开凿。河北邯郸北响堂山石窟,为北齐文宦帝高洋开凿。太原天龙山童子寺、开化寺二大像,为北齐幼主高恒开凿。唐高宗时,于龙门奉先寺凿大卢舍郡像龛,“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主像“高八十五尺”。

因此,石窟中多凿帝后礼佛图和帝王供养像,其中数龙门宾阳洞窟门内的帝后礼佛图最为闻名。门北为皇帝出行图,刻出头戴各种冠冕的孝文帝,太子、诸王、文武大臣和侍卫像。门北为文昭皇太后出行图,刻出皇后、昭仪、女官、命妇像。这两幅大型精美异常的浮雕,已经流失海外。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帝后礼佛图浮雕,保存在巩县一、三、四窟窟门两侧,共十八幅,每幅六幅,上下排列。左侧为皇帝礼佛。右侧为皇后礼佛行列,都以僧尼为前导,随侍供养人和侍从,构图紧凑多变,人物顾盼生辉。

◎ 水陆画

水陆画指的是举办水陆法会之时,殿堂上悬挂的宗教画或佛寺、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水陆法会,全名“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略称水陆法会或水陆道场。

水陆法会是一种较为隆重盛大的佛事仪则,用以追荐、普度“法界圣凡”。现行水陆佛事分内坛和外坛,以内坛为主,内坛依照水陆仪文行事,悬挂释迦牟尼、毗卢遮那、阿弥陀佛等像。外坛修“梁皇忏”、念诵净土、法华诸经,设置“焰口施食”等坛。法事以七天七夜为期。

水陆画并没有规定幅数,主要看法事的规模大小,最多可达二百幅,少则三十二幅或七十二幅。分上堂和下堂两部分,上堂为佛、菩萨、明王、护法、祖师、缘觉、声闻及印度古仙人等像。下堂为天、人、阿修罗、饿鬼、地狱、畜生等六道像及山岳江海诸神、儒士神仙、城隍土地、善恶诸神等像。总之,水陆画是集儒、释、道之大成而纷然杂列的一种创作。

国内目前保存下来的水陆遗迹,以四川宋代石窟为较早,比如重庆大足石篆山石窟,乃北宋九僧之首希昼禅师的开山道场,也是一处比较完整的水陆道场。石篆山石窟现存编号窟有九个,其中七窟雕孔子及门人十哲像,题记中有“元右戊辰岁孟冬七日修水陆庆赞讫”字句,明确记载该处石窟为修水陆斋会而建。

宋代之后的水陆遗迹,以山西、河北等地的寺院壁画保存较完善。山西稷山青龙寺腰殿壁画,为元明重绘的水陆画,绘有佛、菩萨、弟子以及道教五帝神众、南斗六星、元君圣母,儒家往昔为国捐躯将士、文武叶赞、孝子顺孙、贤妇烈女众等。河北石家庄毗卢寺正殿明代壁画,四壁各分上下三排,绘有天堂、地狱、佛、菩萨、城隍土地、帝王后妃、忠臣良将、贤妇烈女等。佛、儒、道各种人物故事画一百二十六组、五百零六人。

◎ 佛教四大名山

所谓四大名山,是指中国佛教所传四位菩萨分别显灵说法的道场。它们是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和安徽九华山,其中以五台山最为知名,明代曾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的说法。

五台山,位于山西五台、繁峙两县境内,属太行山的支脉,据说这里是文殊师利菩萨应化的道场。由于“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所以又称之为“清凉山”。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峰顶平坦如砥。北魏时期就在此建造佛寺。北齐时期,五台寺院多达两百余座。隋文帝当政时,又下旨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全山共有汉僧寺院九十七处,喇嘛寺院二十五处。台外有佛光寺、南禅寺等八座。五台山保存了具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的碑刻、雕塑、墓塔及佛经等。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普陀县舟山群岛的一个岛上,据说这里是观世音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唐代之前本来叫做梅岭山。五代时期,日本僧侣慧锷从五台山得观音像,船至此遇风不进,慧锷遂留像创建不肯去观音院。自北宋以降,该山观音信仰日趋兴旺,寺院渐增,僧侣云集。明清两代更是大力兴建寺院,著名的有法雨寺、普济寺和慧济寺等。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县西南,因山势绵延,两峰对峙如眉而得名。据说这里是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魏晋时,此山开始兴建佛寺,著名的有普贤寺和黑水寺。唐、宋时期增修了不少寺宇。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九八〇年),由信众集资,造了一尊重达六十二吨的普贤铜像置放在自水寺(今万年寺)。现存建筑多为明、清建造,较为重要的有报国寺、万年寺、光相寺等。

九华山,位于安徽青阳县。原名叫九子山,传说李白因为山有九峰,如同莲花开放,而将其改名为九华山。据说这里是地藏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相传,地藏菩萨降生于新罗皇族,名金乔觉,唐代天宝年间航海至此,于贞元年间在此山中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