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奇妙的被害者
〔日〕松本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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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个案件实在很单纯。在一次秋天的晚上，有一位经营高利贷的六十二岁的老人，竟在一个二十八岁男人家里遭受惨杀。犯人又将老人的手提箱夺走。在犯人逃亡的途中，他从二十二张借款收据中拿走五张，然后才将这个手提箱丢在田野里。
住宅的地点在东京西郊，这里有大部分尚未耕作的田野。
原岛直已是一位年轻律师，当他被政府指定为被告的辩护人时，他内心也不在乎，他想草草下决断了事。因为他还有其他三件私人委托的案件要办，所以他的工作相当忙碌。虽然，他本可以藉故推辞，但是，律师公会的理事长私下对他说，因为本案的担任律师生病，倘若没有辩护人出庭，法院也会很苦恼，所以才私下拜托原岛要帮忙承担。何况案件本身又很单纯，只要他做得适当就行了。
因为政府规定刑事诉讼，如果被告因贫困或其他理由而无法聘请辩护人时，法院必须替他找辩护人，一切费用可由政府负担。
这种辩护费用很低，使得繁忙的律师都不想接受。所以，法院只好请律师公会协助，依顺序成立责任辩护，但是，他们仍有拒绝的理由。不过，这是有关被告者的利益，它具有人道的公共性。同时，宪法上亦有规定，律师不能明言拒绝。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只好将案子推到年轻的或者不太忙的律师身上。
律师与被告双方对公定的辩护人都没有好评，这是因为辩护费太低之故。这样一来，辩护技术也很粗暴，使得被告不断责难公定律师不够亲切，只会千篇一律做些义务性的辩论。
幸好，最近听说公定辩护人要恢复名誉，所以才比较改善一些。
如果事件本身很有趣，或者含有社会性质，那么，即使费用低廉或很费手脚，也会有人凭一股热情承担下来，这是为了功名心所使然。反之，若是平凡事件，他们在意识上就会不大起劲。不能提高，所以，使许多积存已久的弊病改不过来。
当杀害老人的嫌疑犯植木寅夫要求公定辩护人时，律师公会的事务长认为案件很单纯，故吩咐原岛直已说，只要处理适当即可，这也表示习惯性的意思。
原岛律师首先阅读与本案起诉有关的书类和调查记录。结果，他获悉如下的内容。
被害者山岸甚兵卫本来拥有农地，后来售给土地公司，他将一部分钱在某地方建一栋两层式的住宅，其余的钱借给别人，这是距今十年前的事。死者没有子女、妻子也在三年前逝世、现在孤独一个人生活着。
自宅的二楼租给一对年轻的小学教师夫妇，有人说死者平时待人很苛，而他居然肯以便宜的价钱将二楼租给对方，主要系由于那位年轻教师具有柔道二段的工夫，所以说老人是别有用心的。
单身老人的怪癖不仅如此，他经常从事高利贷，凡向他借款的人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对方都是些新辟地区的小商店，旁边固然有铁路经过，可惜人口不多，所以，生意不大理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只好忍痛接受山岸甚兵卫的高利贷，其间也有人支持不住倒闭，甚至有人用退休金开了一间小店，结果土地契约也被甚兵卫拿去做担保了。于是，甚兵卫又获得许多附近的土地。
因为甚兵卫知道有盗贼想趁机偷他的东西，以及明白许多人在恨他，他在警惕之余，就毅然把二楼很便宜地租给柔道高手的小学教师。
十月十五日，教师夫妇接到故乡母亲来信说病重，故于当天返回乡下去，此地的凶案就发生在十八日。
甚兵卫的尸体在十九日清晨被附近的人发现，因为房门开着，有一个人因事走进他的房子时，突然发现甚兵卫匍卧在八叠塌塌米大小的床铺上。他拼命叫也没有回答，于是他就迅速通知管辖派出所。
根据尸体解剖的结果，获悉死者的头部后面受到强打而引起脑震荡与脑内出血。头部后面有手掌大小的坑洞（扁平化状态）。因为甚兵卫身体向前倒，故成匍卧状，对方从后面突然击袭，死者在倒下去后，手与膝部都稍为转动，这是从姿态上判断的。
如从他胃里的消化状况来看，大概在饭后三个小时左右被人击杀。因为甚兵卫是自炊的，他的晚餐时间大约在六时，据推测案件发生时间在九—十时。这一点也跟解剖医生推定的经过时间相同。
至于屋内状况，室内几乎没有不零乱的，死者的皮箱柜子被人打开，黑色金属制的手提箱不见了，箱子里放有借款收据与保证书等。
其他坐垫放着很整齐，枕边的布有些皱纹，可见死者上床后又走到客厅来。甚兵卫常常有九时就寝的习惯，（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的证言）。
当甚兵卫在睡觉的时候，到底什么人去吵醒他呢？门槛上虽然有坚硬的木棒在挡着，除了甚兵卫以外，决不会有人在里面把门打开来。
那么，到底什么人会来拜访他呢？按理说，对方是认识的人，也必须是甚兵卫的熟悉人物无疑。因为用心甚深的甚兵卫，既然进入房间内，则为何在九时左右又会招呼客人走进房间去？
据说山岸甚兵卫本人没有什么风流韵事。这一则系由于年纪大的关系，另则由于他的性格所使然。他很吝啬，从年轻时代起就没有兴趣找女人玩，由此可见，晚上九时的访问者也必然是男人。
据附近人说，九时左右不曾听人敲打甚兵卫的家门，也不曾听人在外面喊叫。何况甚兵卫坐在椅垫上睡着，如要从外面喊醒他，则一定得大声喊叫。然而，附近的人却没有听见喊叫声音，那可能是电话声吵醒他了，因为电话放在死者卧室的墙角上。
也许犯人先用电话跟死者交谈，然后得到访问的许可。甚兵卫把门槛上的木棒放在一边，可是访客必是相当熟悉的。
如要推测犯人的线索，那只有从手提箱的遗失去调查。因为里面有高利贷的借款，和利息收据及契约文件。犯人必然明白手提箱的内容，同时也知道放置的位置，换句话说，对方主要目的在于强夺皮箱内的借款与契约证件。此外，警察又从佛坛下找出十五万现金，但是，犯人倒没有寻找现金的企图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就得先找出犯人，警察在案件发生后第二天即逮捕一个名叫植木寅夫的青年。因为这位调查员曾听人说，当晚九时五分左右，有一个男人在距离死者家不远的马路上走，这时有一位名叫中村的邻居从厕所的窗门看出去，这个男人的影子颇似车站前开小面店的老板。
植木寅夫在车站前经营一家小面店。他早在三年前就在此地开店，一年前就买下旁边的土地，后来又扩充店面，他的生意虽然不是很顺利，因为附近还有同业，所以竞争相当激烈。他希望把店面扩大，待粉刷清洁之后，客人可以接踵而来。不料，事与愿违，客人反而日渐减少，远不如小店时候的客人多。可惜，这笔钱系向死者借来的。
由于生意不理想，负担的利息又高，植木寅夫看起来脸色苍白。虽然隔一段时间后，店里就热闹起来，因为车站的客人很多。车站前面的地点到底是不错的。他本想这样忍耐下去，无奈高利贷太惊人，使他只好将面店转售给一位出版商人。
自从两年前跟死者接触以来，植木寅夫一直很痛苦，因为甚兵卫的交易太苛刻了，他一点儿也不通人情。植木忘了到底跟死者交换过多少次借款证明，因为利息已经高过本金的四倍以上，目前的借款高达七百五十万元。甚兵卫曾向植木寅夫说，如果超过这个数额而没有偿还能力时，则需用所有土地与店铺偿还。双方虽然谈过好几次，植木非常痛恨山岸甚兵卫，所以才狠心杀死他，这是一般人的传说。
2
其实，好像植木寅夫这样憎恨甚兵卫的人太多了。如果凭这一点来看，则怀有杀害动机的人可以说不算少。不过，要构成嫌疑犯的对象之前，必须要具备以下的条件。
当晚九时至十时之间不在家里的人，与死者认识的人，知道二楼的房客不在家者，熟悉死者的室内情况者，有相当臂力者（从死者的伤口推测）。
从现场里找不出犯人的指纹。除了死者的指纹外，虽仍有许多其他指纹，但都不太清楚。最清楚者，就是楼上那对教师夫妇的指纹了。据可靠消息称，他们夫妇确曾于当天返回九州去。由于金钱关系来访的客人很多，故使指纹弄不清楚，而且也都是很旧的指纹。
犯人不曾遗留下任何凶器或其他东西，甚至也没有鞋迹，因为走廊是水泥地板，故使迹象不易留存。如果说凶器是关门的木棒，但是这根木棒又太细，跟扁平化的伤口不一致。而且，在这根木棒上也只有甚兵卫的指纹而已。
死者的伤口没有出血，死者是秃头的人，所以，警员判断凶器上不会有血迹与毛发。
走廊下放有烧柴用的积木，因为此地没有天然瓦斯，所以，每一家庭都沿用农业时代的习惯，死者平时用柴做燃料，木柴系三角形，每边宽度有四公分，如用此积木猛击人头的话，头部可能下陷扁平的形状。
调查员从此地的三十根积木中检查最上层的十根，但很难从木肌上采取指纹。当然，上面也没有血迹和毛发。
警察将上述的尸体状况与现场情形看过之后，又检查一下植木寅夫的自述。自述书上写着：
我自二年前向山岸甚兵卫高利贷款以来，一直痛苦不堪，最近，他说要将我担保的土地与房子出售。这些土地与房子是我用多年储蓄买下来经营面店的，其间曾向甚兵卫借款扩张店面，结果生意不理想，再加上甚兵卫屡次催讨债款，所以，我就自暴自弃起来。我曾一度想除自杀之外，真是无路可走，但在死前想要杀掉可恨的甚兵卫。我想借此帮其他贫困者的忙。
十月十八日晚上，我从七时开始就跟朋友中田与前田到西川车站附近的“万牌庄”玩麻将，因为这个时候的生意比较冷淡，所以，我就叫妻子招呼客人。其实我平常从黄昏开始就会去玩麻将。当时有一位柴田君来玩，我就告诉他说：“我家里有事，我想回去看一下，你能不能代理我坐这儿玩呢？”柴田很高兴地答应。我走出“万牌庄”的时候是九点多了。事实上，我并没有回家，我只在车站前的公共电话亭里打电话给甚兵卫，一会儿，甚兵卫的声音出现了：“我现正在椅子上坐着小睡，你明天来好了。”但是，我说事情紧急，需要赶快见面，于是他又说：“那么请你快些来，我在家等你。”
从车站到甚兵卫的住家将近一公里，我在半路上必须经由田野和菜园以及两个池塘，一路上十分寂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碰见。因为他住家距离车站也隔几条街道，所以，我不曾注意到有人会从厕所的窗户上看到我的影子，中村这个人经常到我的店里来吃面。
果然如电话中所说的情形，甚兵卫打开房门，坐在家里等我。我知道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在三、四天前回九州去了。因为这位先生常来店里吃面，所以，我曾听说他要回乡下去了。
我首先在甚兵卫的家门前打转，看见走廊下堆满木柴，我就顺手取了一根木棒仰望二楼。结果发现房门紧闭，灯光亦不外泄，我始知他们确实回乡下去。
我回到门口后就走进院子里，当我说“晚安”的时候，甚兵卫就从里面走出来了。我仍然右手握着木柴棒，隐身在暗处等着他。一会儿，客厅的灯光亮了。
甚兵卫站在里面看着我的脸，嘴里说：“动作太慢了”，但是，当我说钱带来时，他马上笑眯眯地说：“请上来坐吧”。我仍然站在门槛上说：“把你从睡觉中吵醒，实在非常抱歉，因为我刚好有二百万元现款，所以特地带着来，放在家里会担心小偷。”他就从房间递出二片坐垫。因为我的右手握着木棒，所以觉得很麻烦。结果我就把木棒藏在背后走上来，当我坐在垫子上时，又迅速地把木棒藏在背后。我想木棒被他看到就不妙，故想赶快把话终断。“因为把钱带来了，请你给我写下收据，”接着我从口袋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报纸包裹，甚兵卫马上说：“既然如此，我就去拿张纸来写好了，”于是，他就转身过去。我立刻趁机用木棒朝他的秃头猛击，甚兵卫发出一声惨叫，就向前倒下。我接着又用木棒朝他的头部猛殴三次，甚兵卫依然倒地不动。因为我估计自己不是客人，而是属于强盗，所以将两片垫子挂回墙壁上。
接着，我走进他的卧室去寻找手提箱。当我一想到那张折磨自己好几年的借据必然放在皮箱里时，我就想敲开皮箱，可惜不知道如何打开皮箱，所以只好拿着逃跑出来。当我一走出门外时，就仍将木棒放回原处，因为那时很暗，我看不清楚木棒放在哪一边，我想前后只费时三十分钟左右。
我拿着手提箱，走到路旁的草堆里想打开来看，可惜不懂开箱的暗号，只好用旁边的大石头猛敲，结果把盖子敲破了，我就拼命寻找写着：“植木寅夫”字样的借据，结果在微弱的光线下被我发现了，我立刻就撕毁它，我为了协助其余的人，也就顺便将五、六张抓起来放在口袋里，同时，我又将破坏的盖子盖好丢在右边的池塘。我把口袋里的借款收据用火柴燃毁。
后来，手提箱在池塘的泥沼里被人发现，警官从湿透的借款收据中发现尚有我的证件，我大吃一惊。由警察的话里，我想甚兵卫的账簿中有猪木重夫这个人的借款，也许我在黑暗之间把“猪木重夫”跟“植木寅夫”弄错了，因为当时我很兴奋。
当我把一切事情处理完毕后，就返回“万牌庄”，当时四个朋友玩麻将还没有结束，我看了十分钟就发现中田获胜。接着柴田退出，由我参加进来，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已经杀过人了，我自己也很镇静的，因为杀死甚兵卫，我也没有任何罪恶感。
当晚睡得很好，因为借款收据烧毁了，甚兵卫再也看不到了，负债也自然消灭了，我的心情顿然轻松起来。
次日，因为经营高利贷的山岸甚兵卫被人杀害，在附近引起很大的骚动。但是，谁也不会同情他，反而令人拍手称快，异口同声说他是因果报应。
两天之后，当我正在店里看电视时，有两位刑警走进来说，他们是调查部派来询问若干参考资料，我若无其事地回答，但是，我也立刻意识到事情恐怕会麻烦。当然杀害甚兵卫是一件坏事，但若一想到他生平的恶绩昭彰，我就毫不隐瞒地回答警察的任何问题了……
从上述经过看来，这诚然是很单纯的犯罪。不论是公定或私下聘请的辩护人，恐怕无不认为这是无聊的案件，原岛认为充其量是酌情减刑。
但是，当原岛阅读被告的供述文时，则又发现被告把最先的叙述全部推翻，而坚持自己跟杀害甚兵卫完全无关，以前的自首系受到警察的诱导询问与精神压榨的结果，这真使原岛大吃一惊。
诸如此类前后矛盾的供案也时有所闻，尤其如杀人案件之类的重刑，就会常常使用这种手段的。
原岛读过警察的资料后，知道植木寅夫的确有问题，这些供词并没有不对，同时，警察做好的现场勘察亦与自供的内容符合，所以，原岛不以为被告是在警察的强制下产生的自白。
但是，植木寅夫在推事前面却又有一种新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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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十月十八日晚上七时左右，就在“万牌庄”跟中田、前田和西川四个人玩麻将，到九点多钟时就与柴田轮调，情况如前述。我从车站前的公众电话亭里拨电话给山岸甚兵卫，现在因为担保处分的问题要去跟他商量，甚兵卫说起床在家等我，我从公众电话亭走出来到甚兵卫的家里是事实的，但是，这跟上述在警察面前的自白不同。
我在电话中倒没向对方说身上有二百万元，无奈警察硬说：“如果你在电话中向他说没带钱去，山岸不可能从睡觉中爬起来的，即使要来，也得等到明天才行。如果你带钱去，山岸可能会开门见你。”的确如此，从山岸的性格来看，没有钱怎么会等我去呢？果然如警官所言的情形。
我在公众电话亭里向甚兵卫说：“我在等待担保的处理了，不过，土地与店铺被拿走的话，我一家生活立刻会陷于绝境，所以，请你为我想想看，关于这一点，我有解决的办法，我想现在去谈谈好吗？”甚兵卫回答：“我也没有意思想要处理你的担保物，但若你不可能还钱的话，那只好迫不得已了，如你有更好的办法，我倒想听一听，我开门等你来。”
我虽然走到甚兵卫的家宅附近，其实，我并非有什么妙策，我只担忧土地、店铺与房子被拿走，目的只想稍为延后而已，因为我在电话里透露过了，如无具体计策，只会使他愤怒而已，所以，我到了他的家门外走来走去，终于又走回来了。
当我走回来时，麻将尚未终结，我此时的心情倒不在乎别人的胜负，只是一面在生命保险公司的栏杆附近徘徊，一面思考出路，由于乡下的路上无人行走，所以，我没有碰到任何人。
这样前后费了一小时，我又返回“万牌庄”。四人玩麻将刚好告了一段落，柴田退出后，由我参加进来，因为我没有杀人的情况，四人人都能保证我的态度很镇静，我的妻子也说我当晚睡得很好，因为内心没有烦恼，在疲倦之余就熟睡了。
以上都是真实情况，至于我谎报犯罪的理由是这样的。
在警察局里，我最先倒没说自己犯罪，但有一位警察把我叫到调查室说：“你老实说吧，不管你说什么谎，证据都被找到了，我们在一个池塘里找到被你拿走的皮箱，开锁处被你打破了，因为盖子打开来，水就浸进去，我们取出二十二张收据，其中有一张是你的七百七十万元的收据，但是跟死者的账册一核对，却发现不足五张，其中有一张是‘猪木重夫’的，这是在皮箱里找出来的，你在开箱取出收据的时候，因为光线不足，故才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弄错，因为两人的名字很类似。”
接着，刑警问我：“你认识附近的中村这个人吗？”我说：“他是我店里的客人，而且他常来店里吃面。”“那么，他当然也认识你的脸貌了？”“认识得很。”我回答说，刑警则很得意地说：“中村当晚九时五分左右，从家里厕所的窗子里看见你曾在甚兵卫的家附近匆匆地走着，但是，你却不曾注意到哩，因为中村曾很清楚地看过你的脸形，这就是一项证言，你逃不了，你还是快说出经过吧。同时我又有手提箱的物证，警察也已经调查过你杀害甚兵卫的动机了。我们十分同情你，你还是招认吧，这样我们可在推事前面请求释放你，你就可以得到不起诉处分，当然你也能早日离开这里回到太太身边去，早日经营你的生意。”
因为我只是在甚兵卫的家前张望，但不管我如何向警察辩论，他们也听不进去。警察跟我约好，只要我提出假的自白状，就可以不起诉处分，我倒认为很恰当，于是我说：“我杀的。”
刑警们非常高兴，一方面让我抽烟，一方面给我吃点心。接着，我就根据他们的指示供述内容，同时在刑警的暗示下写出甚兵卫家庭内的状况。
因为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凶器才好？正在烦恼之际，刑警就说：“用燃烧的东西可以啦”，我说：“我用煤炭杀死甚兵卫”，刑警说：“傻瓜，这种东西怎么能杀人呢？要用长条的东西，从山上捡来的，要像这样长的，”他们又用手表示式样，我终于想起砍断的松木棒：“用木柴吗？”“对了，你用木柴敲山岸的头，把他敲死了，这些木柴放在那儿呢？”刑警问我。
因为我不知道木柴放在何处？就说：“放在厨房”，刑警生气地说：“根本没放在那里，放在淋雨的地方，”我说：“放在庭院里的”，刑警说：“答对了”。
不过，在自述书上倒没有这样记录起来，他们似乎只写：我知道甚兵卫的庭院堆有燃烧的木柴，我就走到那边用右手拿一根木棒，因为走到房门口时，门刚好打开来，我说：“晚安”后就走进去。感受完全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大体意思相似，写完自白状之后，他们说：“我们将上述的话速记起来了，你用拇指捺上表示签名。”
关于凶器的问题，刑警曾经带我到甚兵卫的庭院去看堆积的木柴，他一面问我：“使用那一根呢？”因为我实际上没有犯刑，所以，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刑警又说：“不是这一根吗？好好想一想看，”接着就拿一根木棒叫我仔细瞧瞧，从大小方面说，刑警似乎早就注目这根木棒了，“我想就是这一根木棒！”于是，这根木棒就成为正式凶器。当我向刑警说，木棒上没有血迹和毛发时，刑警就说：“死者的伤处没有出血，他的头部光秃秃像花瓶一样，当然没有毛发，这样最好不过了，倘若外出血的话，那么，这根木棒上恐怕就必须涂上相同血型的血液！”当我说：“这根木棒上没有我的指纹啊！”刑警就说：“木棒这样杂乱的树皮上很难留下指纹的。”于是，他就用布把这根木棒包起来当做证据。
然后，他问：“你跟甚兵卫坐在怎么的位置上呢？你怎样杀他呢？”我迫不得已地说：“右手握着木棒，甚兵卫听我说要偿付二百万元时，就走了出来，接着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脱鞋向他后面走去用木棒敲他的头颅。”
刑警就说：“没有这回事。他走出来迎客，又拿出坐垫让你坐，因为你说要付出二百万元，他准备要拿纸出来包，你就站起来从后面敲打他，这样才不会错的。因为客人来了，他一定会拿出坐垫来。虽然现场没有放置坐垫，那恐怕是你在行凶之后，为了不让人知道有客人来，所以把坐垫挂到墙上吧？”我也只好说果然如此。刑警说：“那么，你就把刚才的情况依照顺序说出来吧！”当然，我也照说一遍。
其次，刑警问我：“敲打几次呢？”我回答说一次，他说：“不可能只有一次的，哪会一次就能把人打死的呢？到底你打了几次呢？”我说：“我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有五、六次吧。”刑警很奇怪地说：“打六、七次太多了，如果这样打一定会出血的，大概打三次吧？你既然记不大清楚，那就说打三次好了，”他好像教小孩子那样地告诉我。接着，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用木棒敲打三次，就可以完成解剖报告书那种伤了。”
最后，我也根据刑警的指示说：我夺去手提箱之后，在路上用石头敲开，从中拿走借款收据，至于：“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错误，也是刑警教我怎么说的。
最后，我说往车站方向走，同时把手提箱丢在左边的池塘里去。他说：“不是这样，你再仔细想想看，”因为池塘只有两个，他改正说：“那是右边的池塘。”
如果手提箱拈有真犯人的指纹时，那就可以帮我的忙了。但是，调查员说池塘发现的手提箱沾满泥水，故无法确认指纹，这实在可惜。根据刑警指导下叙述出来的自招，说我很有计划地把手提箱沾上泥水。
总之，刑警当初对我说：“如果你能自己招认，就会让你赶快回家，并且会向推事要求以下起诉处分，因为我们很同情你的动机，准备尽可能帮你忙，”因为我一心一意想早些回去，所以，我就落入刑警的圈套了。
虽然我很快地离开警察局，而后被送到拘留所去，但是，刑警却以恐怖的脸对我说：“你在推事面前也得将刚才的话说一遍，如果说错时，那就得被起诉了，同时，你又会被带回到警察局，”接着，他又威胁说：“如果你在法院里翻供，我就要设法向你用刑了，你可要记住啦。”
在推事的调查里，我很害怕地供出在警察局那种不自由下的招供，目的是为了想早些回家，以及获得不起诉处分，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才决心供出真状。
原岛阅读植木寅夫的新供述以后，暗忖在遭受刑警威胁下的供词里，虽然有些过分的表现，或者也有这种情形的。当他阅读最初那篇供词时，虽也觉得经过很自然，但当他看到新供词时，也觉得不会不对的，因为在刑警界里诚然还有这种坏习俗。虽然不知真象究竟如何，但站在辩护人的立场说，也不能忽视新的供词。
然而，在推事的起诉状里，则不承认新供词，而采用警察局的自供为真实凭据。
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凡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情况下造成的自供，以及在不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之中的自供不能当做证据。利用欺骗而得的讯问，或用利益诱导而得到的自供都缺乏信任性，故不容许将它当做惟一的证据来判定犯罪的事实。
所以，法庭也有许多理由可以主张被告无罪，但在警察局里却有彼威迫的自白，于是，物证或第三者的证言就成为重要的旁证了。如将其性格加以分析的话，则有直接与间接的证据，间接证据也叫情况证据。
植木寅夫的犯罪情况是：他曾向甚兵卫高利贷借款，后来不但偿还困难，而且当对方要拿他的土地与建筑当担保品时，植木就怀有杀意，这就成为情况证据了。此外，在行凶时间方面也能吻合。他九点多钟离开万牌庄，十点多钟回来，当时玩麻将的中田、前田、西川和柴田，以及“万牌庄”的老板等也可以做证，这也是情况证据与间接证据。
植木离开“万牌庄”不久，中村是也就从厕所的窗户里看见他的形影，这也是证言。不过，中村倒没有目睹植木走进甚兵卫的家行凶的现场，只是看见植木走向死者的家的形影，这种证言并非直接证据，而系一种间接证据。
物证就是木棒与池塘里找到的手提箱，这只手提箱是甚兵卫家里遗失的东西，它系被调查员在附近池塘里找到的。不过，木棒与手提箱上都没有找到植木的指纹。诚如前述，从手提箱上找不到任何指纹了，至于木柴的问题，根据警察的调查记录说：
问：“你用木棒猛击甚兵卫的头部吗？”
答：“那根木棒也是当柴燃的。”
问：“其长度如何？”
答：“大约三十公分左右。”
问：“那是放在哪里呢？”
答：“它放在甚兵卫家的庭院！我很早以来就想用它来杀他的。”
问：“那么，你从前就知道那个地方有木棒了？”
答：“是的。”
问：“行凶之后，那根木棒怎么样呢？”
答：“我把它放在原处。”
问：“那么，如果你回到放木棒的地方，你能认出行凶的那根木棒吗？”
答：“如果没有人把它烧掉或移动它，我想可以认得出来的。”
问：“次晨发现尸体后，立刻通知警察来，所以现场才能被保持。但你能认出现场吗？”
答：“如果到现场去，我想认得出来的。”
结果警察带着嫌疑犯到现场去查证：
嫌疑犯到了甚兵卫的庭院里，当他看见那一堆烧柴用的木棒时，就用手指着上面第二根说：“我就是用这根木棒的。”
调查员就戴上手套把那根被嫌疑犯指出的木棒拿出来，然后把它交给嫌疑犯的右手，叫他试握看看，接着要他连挥五、六次，他说：
“就是这根木棒不会错的，刑警先生，自己用过的东西拿在手上时，就能感觉得出来的。”
接着，他又指着木棒上的皮块说：
“我曾经看过这个皮块，我一拿到手上时就看见了。”
然后，他又说：“刑警先生，这根木棒上留下我的指纹，请你检查看看，那时我用力握得很紧，而且握的时间很长，我想一定有留下我的右手指纹。”
总之，他的态度非常合作。植木寅夫在调查的时候表现积极的合作，看起来有点像对刑警表示谄谀的态度。
原岛在繁忙之中到警察局去拜访调查课的股长，要求查看尚未读过的调查记录。这个调查系自中村是也在厕所窗户里看见植木的形态之后，警察局就只逮捕植木寅夫一个人，而且，植木被逮捕之后，就立刻自己招认一切，刑警在轻松之下立刻送往法院去。
“原岛先生，被告似乎在翻供，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因为股长总以为原岛只是植木的公定辩护人，所以，他毫不客气地表示对被告的不满：
“警察局方面绝对没有做出为难对方的调查方式，当然，警察更不会向他说一大堆傻话，例如自首以后可以早些回去，拜托推事给你不起诉，或者威胁他说如果翻供时会受刑等……因为植木被捉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简单地将杀害甚兵卫的状况，如何进入死者家里谈话，如何杀死对方的经过侃侃而谈，关于使用凶器的情形，也诚如调查书上记载的状况，他本人一面说这根木棒，一面握在手上挥打五、六次，以上的情况不会错的。何况，他又说上面可能具有指纹，不妨也要刑警调查看看，他滔滔不绝地说出来……”。
本来，在嫌疑犯人中也不是没有人为了要求警察合理的待遇，早些被送往拘留所，于是乃迎合调查员的意思，接着又在法庭上翻供，认为是受到警察的威胁而招供的，这是嫌疑犯人有计划的叙述。植木寅夫也是这种情况。
同时，如果植木真有迎合的态度时——事实上，从他的样子上看来就有这种情形——他第二次招认的内容，想要早些回家，以及不起诉处分，于是就对刑警那一套诱导的话相信不疑了。为了使刑警的推断顺利起见，自己毫无保留地招认出来。
因为判刑的日子快来了，原岛就暂时抛开其他的辩护案件，而特地前往拘留所看植木寅夫。
原来，植木寅夫身材细弱，高高的个子，柔细如女人，脸色苍白，眼睛下陷，嘴唇很薄，前额很狭，他迎接这位公设辩护人（因为被告贫寒，负担不起辩护费）同时，他很亲切地表示对原岛律师的尊敬与感激之情。
原岛很注意眼前这位斯文的男人为何会有杀人的罪行呢？他也认为对方的脸上是否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残忍与狡猾呢？虽然，原岛也曾看过好几百个被告的脸形，然而，他也始终判断不出对方是否老实？
“自从我担认你的辩护律师以来，因为你一直不曾要我为你说些公正的话，我觉得很苦恼，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有公正的辩论了。”
在会客室里，原岛律师不断对植木强调说：“你后来的供述表示最先在刑警面前招认的事实都是假的，关于这件事，没有错吧？”
“不会错的，那是刑警欺负我的。”站得笔直的植木寅夫语气坚强地回答。
“你受到刑警诱惑的情形，就如你后来所说的？”
“是的，就是如我所说的情形。”植木说。
“但是，刑警却说你非常积极帮忙调查员在寻找物证——烧柴的木棒呢！”
“不对，在调查的时候，刑警教我这么说的。”
“在法院里也这么说吗？”原岛问。
“当然这么说的。”
“那么，我就根据这一点来考虑辩护的方法了。”
“原岛先生，”植木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想告诉你，我在刑警强迫之下所招认的证据。”
“什么证据？”
“让我说好了。”
5
植木寅夫果然脸上挂着微笑说了：
“我昨夜睡觉的时候想起来了，因此，这件事我尚未向推事说明。因为我想原岛先生很诚恳地做我的辩护人，这样才使我很镇静地想起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说给我听听看。”
“那就是关于我用木棒打死甚兵卫的情形。我听说甚兵卫在客厅上面对隔壁房间，匍卧在地上死去，我只是想像自己从后面偷偷地打死他，但是，刑警说没有这回事，他硬说我坐在甚兵卫拿出来的坐垫上面，行凶之后就把坐垫拿回壁上挂着，意既表示强盗进来的样子，于是，我只好听从刑警的指示说出来，事实上，甚兵卫从来不会拿出坐垫递给向他借钱的人，因为我有过好几次这种经验，我想别人也是如此，请原岛先生不妨向别人打听一下。”
“那么，放在房间的坐垫到底要给什么客人坐？”
“那只是放着好看。如果来个有面子的客人，他就会拿出来的。甚兵卫对于向他借钱的人一定不会给他坐垫子的。因为向他借钱的人，谈话时间很短，谈妥自己的条件之后就会离开，因此，他拿出坐垫并非给借钱的客人，因为刑警不知道甚兵卫的脾气。”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手提箱的事。我虽然不知道它从哪里跑出来，但是，刑警说从水里掏出来的，当我说是左边的池塘时，刑警就骂我傻瓜，那是右边的池塘。关于这件事，我后来虽然向推事提过了，手提箱里留下我的借款证明，岂非表示我没有犯罪吗？刑警却说由于猪木重夫与植木寅夫的名字很类似，所以说我在黑暗中弄错了，既然杀人而又特地取回证件的人，为什么会无法确认自己的姓名呢？刑警硬说太暗的关系，何况，手提箱上面又没有留下我的指纹呢？”
“还有其他的事吗？”原岛又问。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关于木棒的问题其大小跟甚兵卫头部后面的伤迹不一致呢？”
“怎么说呢？”原岛问。
“我读过鉴定书的内容了，头部伤痕如手掌大小的扁平状，这是很奇怪的事，我根据刑警的指示说，木棒系三角形，一边宽度约四公分左右。我如用这根木棒敲击死者的头部，这样就不可能出现手掌大小的扁平迹象了。如用四公分的宽度猛打三次，我想伤口会很惨重的，那岂非用大件的东西猛打一次的吗？这也许是我外行人的想法也说不定，可否请你研究看看呢？”植木寅夫很诚恳地说出来。
原岛走出拘留所后，就搭上了计程车，他在车上反复思考植木的话。他正在沉思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植木的话含有重要的意义，内心忍不住高兴起来了。
当他回到事务所的时候，他又重读诉讼记录。这样一来，他始知自己的眼光异于昔日的了，因为观点不同，使得自己的印象也改变了。
的确，刑警一开始就把植木寅夫确定为凶手，于是，他们几乎不再去搜查其他嫌疑人物，当植木被逮捕的时候，因为立刻就自己招认出来，刑警就非常安心，同时开始捏造证据，刑警在高兴之余，就着手初次调查的作业了。
原岛律师果然向十几位曾经向甚兵卫借钱的人打听过，结果没有一个人坐过甚兵卫拿出来的坐垫。听甚兵卫楼上的房客说，死者对付生意人，他会拿坐垫给访客，并且招待客人，同时，甚兵卫也会跟客人谈得很愉快。因此，原岛果然认为植木言之有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诚如植木所说，刑警只从常识判断死者拿出坐垫给那些借款或还债的人坐，而且，凶手为了要令别人认为强盗偷窃，故将坐垫加以收拾，他们根据这二种资料判断之后，就叫嫌疑者照这样的经过招认出来。
原岛拿着医生的鉴定书向认识的法医学者请教。他们说，手掌大小的扁平伤痕，至少系用八公分宽度的凶器一次猛击的结果，但是，刑警为什么对于这一点如此大意呢？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尤其，刑警不重视法医的鉴定，而只尊重自己的感觉和经验的推测，科学的鉴定也只提供参考而已，虽然学者很轻视第一线的刑警们，但也只有苦笑而已。
调查的刑警因为看见死者庭院的木棒，但又找不到其他更恰当的凶器，所以就满口允诺这就是凶器，他们不是太轻易选择四公分宽的木棒吗？自从植木寅夫自首以后，调查员的心情也立刻松懈下来，有些重大案件的调查，因为犯人的遗留品太多而使调查员兴高采烈，初次调查未免太马虎了，这样反使案件迷糊起来。由于刑警太有自信，总喜欢依赖经验的感觉，所以才错误百出。
在这种情况下，原岛律师有了主意，在法庭上，他要求法医做证人，这是一种“鉴定的鉴定”，接着又逐一要求甚兵卫的交际关系人做新证人。
原岛在法庭上也要那四位调查植木的刑警当证人，他们都做证明植木的招认系处在自由的心情下成立的。原岛问：
——你曾向嫌疑犯说过：“因为警察早已获悉你杀害甚兵卫，你抵赖也没有用了，如果你坦白招认时，就可以快些放你回家去，也可以要求推事以不起诉处分？”
A证人——没有说过这种事。
——为了催促嫌疑犯自首，你们让他在调查室里随意吸烟，自白之后又叫三次点心给他吃吗？
B证人——在调查室里递一、二只香烟给他是很平常的事，而不是让他随意吸，只吃一次点心。
——你们暗示或指示过嫌疑犯把对话时的坐垫收拾起来吗？
C证人——这是嫌疑犯的自动招供。
——你们暗示他把木棒当凶器，并且带他到死者的庭院里去，选择其中一根木棒，而后引诱他说用此根木棒敲击死者的头部吗？
D证人——绝无此事。以上均是嫌疑犯自己招供出来的。木棒也是他自己选择的，他一面说：“就是这一根了”，一面握在手上连挥几次说：“这根没有错的，”他非常积极地向我们承认。
植木寅夫跟这四位刑警对簿公堂时，真是怒气冲天，他以居高临下的姿势说：
“你们当时真没有这样说吗？做刑警的人能够如此没有廉耻地随便说谎吗？为了陷人于罪，而意使自己置身度外，就可以随便说谎吗？这不是昧着良心说话吗？”
反之，那四位担任调查的刑警除了否认之外，只有目瞪口呆的样子。
判决是开庭以后的三个月公布的，由于证据不充分而被判无罪，判决理由的主要部分如下：
（1）根据测量木棒的结果，获悉其宽度的最宽处约有四公分，如根据证人G君所写的鉴定书及证言，获悉死者头部的伤痕为扁平状，其宽度至少有手掌那么大，也就是约有八至九公分，因此，上述的物证并非本案件中使用的凶器。
（2）上述的木棒与池塘中发现的手提箱，都没有留下被告的指纹。
（3）根据被告自白书上说，手提箱里虽存有廿二张借款收据，被告从中取出五张之后就把箱子丢到池塘里；但是，后来从该手提箱又找到具有“植木寅夫”之名的借款收据，被拿走五张的借书证里所以留有“猪木重夫”的名义，乃系从甚兵卫的账簿上推测来的，反之，检察官与从事调查的司法警察人员却主张被告在暗淡的月光下，误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混淆。
这个主张有待检讨的余地，诚如辩护人的主张，如果被告系本案的真犯，强夺自己的借款收据是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上述的检查官等人的见解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了。
（4）当我们看到司法警察等人所写的调查报告与反驳文件时，虽然其间没有表示自供内容系在司法警察的威迫下，及被强迫长期拘留等状态下的形，但却使人感到它系在欺骗与利益诱导的情况下讯问出来的。关于被告在案件发生时离开“万牌庄”约有一小时，其行动证明亦缺乏客观性，而且中村是也的证言也不无可疑之处。
（5）但若综合以上的观点，本院裁判上述物证似乎不能与犯行有关，此外，除了被告的自白之外，亦无证据可以断定他就是犯人，自白书的若干疑问也得不到解释，总之，关于被告就是犯人这个事实，在尚未消除合理的疑念之前，则无法证明被告即为凶犯。这就是说本案的犯罪证明不够充分，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规定，被告判为无罪也……。
6
接着，大概又过了一年。
原岛曾在空余时阅读一本有关法律方面的书。他曾看见一篇英国法院的一位海顿推事写的《无罪判决的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二一年秋天，英国曼彻斯特市里住有一位名叫卡曼特的帆布制造公司的职员，他杀害一位名叫阿马夏夫人，接着放火把她的家也烧毁了，当然他就被逮捕起诉了。当时，因为卡曼特为金钱所困，为了抢夺金钱而计划杀害阿马夏夫人。因为她是一位颇有储蓄的寡妇。
卡曼特在当晚七时左右，就到阿马夏夫人的家去，他携带一只长约五十公分的铁具，在死者脸上猛打数次，接着又将自己的裤带缚绑着她的头，并从房中偷走一百五十磅的现金与一颗钻石逃走。
此外，他为了隐藏自己的罪行，而准备放火烧掉阿马夏夫人的家屋，九时左右又回到这间房子来，他用油灯将室内衣橱上放的书本、纸张和衣服等搜集一块儿，而后想引火烧掉房子。一小时之后，由于房屋后面那条路上来了一辆货车，因为震动太大，使衣橱上的油灯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他事先知道这间房屋的地基会摇动，货车通过之际，房屋一定会动摇。总之，三小时以后，这间房子果然由于火灾而被烧得光光。虽然消防车急着赶来，但终不能制止火势。
当然，卡曼特很快地被逮捕了，而且也招供了经过。不过，法庭却认为犯罪的证据不足而判他无罪。
问题在于上述的强盗，杀人与放火的犯人，到底是否为卡曼特的呢？因存在这个案件上面，被告卡曼特并没有留下与犯罪事实有关的指纹，及其他客观证据。同时，从状况这一点来看，也不大能确认卡曼特就是犯人。案件发生之后的卡曼特，在逮捕之前，也不曾表现任何异常的态度或言语，这是从他的朋友及许多其他证言里获悉的。不但如此，案件发生的次日，他还曾到伦敦去玩，如果他从伦敦回到曼彻斯特的话，他不但了解形将接受刑警的调查，并且也很希望确认赴曼彻斯特的事实，勿宁说，他甚至也想到对被告有利的状况。
卡曼特在警察局自供，后来又将（供述）推翻。关于自白的部分，乃系受到刑警的强迫而伪造的，他缺乏信任性，但是，根据法院的调查所获得的证据，则不承认以上的主张，而却认定他最初以自白为一种极具证据能力的条件。
另一方面，如将上述的自白内容跟其他证据加以对照与检讨时，至少可以发现以下的重大疑问。卡曼特在警察局的自白中说，用铁材打死阿马夏夫人这一部分是：“夫人把入口的门稍为打开来。那么，自己就忽然用铁材猛打她露出来的脸，”两天以后，他又改变供词说：“在夫人的允许之下，自己走进房间内，并坐在椅子上跟她交谈，此时，我就趁她不注意时打她。”
在杀人案件方面，在入口处猛击她露出的脸部、或者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一面谈话，一面猛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至于犯行的细节部分，由于记忆错误而难免不充分，关于上述各点，不管是否想法错误，同时，卡曼特在这方面也缺乏合理的理由来做虚伪的供述，如将被告的自白当做一种真实情况，站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不易说明供述的变更了。
关于打击她脸部的次数问题，在最初的调查里，卡曼特说只打一次，两天后又说打两次，一星期后则说：“用力打她，连打四、五次在她低下头的部分，”不过，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说，脸部的断骨状态可能只被敲打一次。
关于上述的殴打次数的问题，被告的自白与事实有不一致之处，故而产生疑问了。因记忆不确实，才会有错误的供述，另一方面，如果卡曼特是真犯的话，则不可能供述对自己不利的殴打次数，这在自白的真实性方面也是一个疑问的。
关于使用的凶器，当他被捕之后，刑警问他：“你记得这件铁具吗？”卡曼特则说：“这个铁具上留下我的指纹吧？虽然很像它，但它在哪里呃？当我拿着它前去时，因为附近也有许多类似的铁具，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了，似乎看过的样子，”卡曼特自己也曾用右手将铁具夹在右腋下，借此测量长度，接着就对刑警说：“就是这根铁具，没有错的。”
不过，当鉴定人看到死者脸上的伤痕时，竟说伤痕宽度比卡曼特所说的铁具宽度大三倍以上。当他测量法院中保存的凶器时，也显然地跟上述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卡曼特所说的铁具，跟行凶的铁具不同。不但如此，同时，卡曼特还向刑警表示，这就是行凶使用的工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卡曼特是真凶，他对行凶使用的器具记忆不正确，以致使识别错误了吗？但是，如果上述的真正凶器有物证的铁具宽三倍的话，那么，卡曼特特地将它挟在腋下，几乎断言的供述未免不自然。勿宁说，这就产生许多疑问了，从全部供述的印象来说，关于铁具方面没有确实的记忆吗？或者他知道铁具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呢？尤其为了迎合调查者的需要而做出这种供述吗？
如果事实如此，则为什么犯人有必要对凶器提出这种迎合性的供述呢？
此外，卡曼特也述及放火的方法问题，根据刑警现场验证的结果说，却不曾在衣橱下发现掉下来的油灯，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即使在发火地点没有油灯，如果在旁边的衣橱下面有油灯的话，也逃不过检查官的眼睛，勿宁说，根本就不曾有油灯的存在。这是可以判断得出来的。这对于卡曼特供词的真实性也是一大疑问。
不但有以上的许多疑问，而且又因证据不充实，所以，法院判他无罪了。
原岛阅读至此，不禁精神百倍起来，这也许是偶然的收获，但内容太相似了。
难道植木寅夫曾经读过这本书吗：原岛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的直感。
植木以前做过书店的店员，他从十八岁开始做到二十五岁，结婚之后就来此新社区开设中华料理的小面馆。
原岛又把植木的诉讼记录研究一下，同时，原岛也查到以前那家书店名称，他就打电话问以前在书店一起工作的朋友，始知该书店卖许多法律书籍。
而且，书店里还放置海顿那本《无罪判决的事例研究》，这是战前翻译的书，植木寅夫当年果然读过此书无疑。
犯人在警察的追踪之下不易隐藏，如想隐藏犯迹，那么，愈掩饰就会愈从不注意的错误中露出马脚，以前的杀人犯无不以巧妙的伪装方式企图逃脱死刑或长期的惩罚，纵然被他逃亡走掉，无奈在此逃亡期间所忍受的不安与痛苦，反而比在监牢中服刑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理想者莫过于被警察捉到后获得无罪的机会。当植木寅夫决心杀害折磨自己的甚兵卫时，恐怕早就想到这一点了。此时，植木头脑中是否浮现当年在书店工作时读过的那本书呢？真是谁也不知道。
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卡曼特案件中，卡曼特为了要说明不同宽度的铁具凶器，使警察在恍惚之中，根据他的招供，竟将另外的铁具当做证据。植木的情况，也是如此的。逮捕之后，卡曼特向刑警展示铁具，“好像这件东西，”自己又把铁具挟在右腋下测量其长度，而后又说：“就是这一件，一定不会错的，上面可能有我的指纹吧。”植木向调查员指出木棒时，亦曾将它握在手上挥了三、四次，同时，他也说：“我想是这根木棒，一定不会错的，上面恐怕没有我的指纹。不过，也应该有才对。”这种说法跟英国的例子完全相同。
植木模仿英国的犯人，故意表白不利于自己的事，然后给人一种印象说，他的招供系在刑警强迫之下，被诱导出来的结果。
他的指纹不曾遗留在木棒与手提箱上面，这恐怕是他一开始就戴上手套的缘故。
调查植木的刑警，因为一开始就得到植木的合作，所以心情很轻松，而忽视有用的证据。卡曼特用铁具击打阿马夏夫人的次数，也从一次、说到二次，甚至四、五次，同样地，植木首先说六、七次，后来又说三次，两个人事实上都只打一次而已。
关于坐垫的问题，恐怕植木自己说：“虽然甚兵卫拿出来，但凶杀之后，自己就将它收拾起来”。因为他知道甚兵卫没有把坐垫递给借款者的习惯，所以，他才利用这一点。至于在手提箱上留下自己的借款收据，其目的就是要获得法院判决说：犯人这样做是不自然的。甚兵卫是单独一人，没有兄弟或甥侄之辈，他死亡后，债权会自然消灭的。
原岛暗忖：倘若这种推测的真相让刑警知道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而且在法庭上，刑警除了遭受植木猛烈指责：“强迫自首”或“利益诱导”之外，真会哑口无言。不过，当原岛在法庭上看见植木那种勇敢的态度时，原岛的确相信植木最初的自首是无辜的。
原岛内心里镇静不下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为了要使心情安定起见，他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漫然地掀开一页：
“被告的自首是否根据强迫而来的呢？这不单是从对被告犯行的供述动摇一事来决定，或者对法庭做证的刑警以及被告表现那种勇敢的态度来决定，而系由自供内容的真实性是否适当，被告的性格如何？被告在什么动机下自首等具体状况的观察来决定的。然而，原审并不曾努力检讨调查来的各种证据，与被告自供的真实性，同时无视于被告的特异性格，以及充满卑屈的人格，结果否定自供书的任性，这是不恰当的”。——植木寅夫目前到哪里去呢？谁也不知道他被判无罪之后，就将土地高价卖给某家土地公司，而后搬到别处去了。他也不曾来向原岛律师致谢，但他在电话里说：
“承蒙你帮忙，十分感谢，你真是优秀的律师，我不曾付一分钱给你当辩护费，实在非常抱歉！”
如果植木寅夫因车祸死亡时，那才是天理昭昭，或是劝善惩恶的结果——事实上恐怕不会有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