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希腊与古罗马名人经典演讲
1.佰里克利
佰里克利 约生于公元前495年，死于公元前429年，古稚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出身贵族，却是民主派的领袖，提倡奴隶主民主政治。
战前演说
（公元前432年）
雅典同胞们！我们绝不应该对斯巴达人再作任何让步了，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的斯巴达人，显然和以往一样想对我们图谋不轨，他们已经跃跃欲试。虽则条款中已言明，我们应提议和接受就彼此的争端做一公平的解决，并且双方（在和平之时）都应拥有各自的财产。但迄今为止，他们从不要求做这种解决，我们提出时，他们也拒不接受，他们只希望用战争，而不是用条款来镇压我们的不服。他们现在一味横行霸道，不再婉言相告了。他们居然命令我们为波提底亚城解围，并训示我们要让爱琴纳独立，还要我们将有关麦加拉的条款宣告无效。他们最后的使节们也来命令我们让希腊独立，他们提议的问题焦点是有关麦加拉的条款，他们说我们若宣布条款无效，战争就不会爆发了。我希望诸位之中切莫有人以为我们是为了不废除有关麦加拉的条款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才准备打仗的。即使我们是为了这一件鸡毛蒜皮之事开战，诸位以后也不要在内心里自怨自艾。因为，就是这一件芝麻小事，诸位的大小目标，都包含在里头了。诸位若屈服于这些要求，更大的要求将接踵而来，因为此例一开，就得永远俯首听命了；相反的，诸位若能坚持不从，也就是等于明显地告诉他们：他们必须以更平等的地位对待您。
因此，诸位就下定决定吧，或是在你们受伤害前先奴颜卑膝，或是照我所想的进行备战，事无巨细靡遗，绝不让步，也不惧怕保有我们目前所已获得的东西。因为基于平等地位而来的最大和最细微的需求！在达成公正的解决前，皆可对他们的邻居构成同样程度的压力。
现在，有关这次的战争和双方所拥有的工具，我们在听到详情后，就会坚信我们并不比他们逊色。伯罗奔尼撒人是自己耕种自己的田地，他们没有私人或公共基金。他们缺乏持久和海外作战的经验，他们也缺乏长期作战的资金。像这类的人既不能组成步兵队，也不能派出登陆兵力。再者，他们也没有私人企业，只能就自己本身的资源来花费，而且他们又不濒海，不习海战。能支撑他们作战的，是其岁收的剩余，而不是强迫性的捐献。而且，耕种斯土的人们并不在意他们缺乏金钱，他们随时准备开战，他们坚信他们能克服任何危险。而且，据说他们在战争未打完前，绝不浪费金钱，尤其是当战争出乎意外地长久时。如果是一战决胜负，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同盟可以应付得了全希腊的联军，但是他们无法对与他们所知大相迥异的资源进行作战，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顾问团，可供他们有力地执行决策。他们种族各异，却都有各自相等的一票，每个种族都可提出自己本身的利益，因为这一原因，常使他们在某件事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伯罗奔尼撒人的敌情，我想就是这麽一回事：他们的缺点，我们似乎都没有，而我们还拥有其他方面的最大优点。假如你们在作战期间，不去扩张领土，不去改变原有的立场，我还可以举出我们能够获胜的理由。我对于我们内部所出的差错比对敌人的狡诈计谋更为惊惶。
但是，诸位仍需知道我们必须开战，假使我们心甘情愿地供人役使，敌人将肆无忌惮地压迫我们。最大的荣誉来自最大的危险，这句话对国家和私人都适用。我们的祖先曾不顾一切地抵抗米底亚人，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资源，甚至他们还得放弃已有的一切，他们用商议而不是运气，用勇气而不是武力，打败了野蛮人，他们开发了这些资源，才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地位。因此，我们消耗了资源，也必然可维持不败，我们必然尽可能驱逐我们的敌人，并尽力将我们承继祖先的力量，毫不逊色地传于后代。
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公元前5世纪）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也没有人逃避这个危难的日子，以图偷生脱离穷困而获得富裕。
过去许多在此地说过话的人，总是赞美我们在葬礼将完时发表演说的这种制度。在他们看来，对于阵亡将士发表演说，似乎是对阵亡将士一种光荣的表示。这一点，我不同意。这些在行动中表现自己勇敢的人，我认为，在行动中就充分宣布他们光荣了。正如你们刚才从这次国葬典礼中所看见的一样。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毫不因为一个人对他们说好或说歹而有所变更。当听众不相信发言者是说真情的时候，发言者是很难说得恰如其分的。那个知道事实和热爱死者的人，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他所愿意听的那麽多；其他那些不知道这么多的人会感觉得对死者嫉妒，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认为发言者对于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务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制定和赞许的，我的义务是遵照传统，尽我的力量所及来满足你们每个人所希望和预期的。
首先我要说到我们的祖先们，因为在这样的典礼上，回忆他们所作的，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这是适当的。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同一个民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直到现到，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无疑地，他们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今天我们自己在这里集合的人，绝大多数正当盛年，我们已经在各方面扩充了我们帝国的势力，已经组织了我们的国家，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完全能够照顾它自己。
我不想作一篇冗长的演说来评述一些你们都很熟悉的问题：所以我不说我们用以取得我们的势力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不说我们父辈英勇地抵抗我们希腊内部和外部敌人的战役。我所要说的，首先是讨论我们曾经受到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说了这些之后，我想歌颂阵亡将士。我认为这种演说，在目前情况下，不会是不适当的，同时，在这里集会的全体人员，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听了这篇演说，也是有益的。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难看的颜色，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难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现在还有一点。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悦心目，使我们忘记了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世界各地一切美好的东西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在我们对于军事安全的态度方面，我们和敌人间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就是一些例子：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我们没有定期的放逐，以防止人们窥视或者发现我们那些在军事上对敌人有利的秘密。这是因为我们所倚赖的不是阴谋诡计，而是自己的勇敢和忠诚。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也有根大的差别。从孩提时代起，斯巴达人即受到最艰苦的训练，使之变为勇敢；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一切的限制，但是我们和他们一样，可以随时勇敢地对付同样的危险。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当斯巴达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他们总不是单独来的，而是带著他们的同盟者一起来的；但是当我们进攻的时候，这项工作是由我们自己来做；虽然我们是在异乡作战，而他们是为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战，但是我们常常打败了他们。事实上，我们的敌人从来没有遇着过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不得不分散我们的着意力于我们的海军和在陆地上我们派遣军队去完成的许多任务。但是如果敌人和我们一个支队作战而胜利了的时候，他们就自吹，说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全军；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就自称我们是以全军的力量把他们打败的。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著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出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当然还有其他的优点。
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趋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趋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事故的人。
再者，在关于一般友谊的问题上，我们和其他大多数的人也成一个显明的对比。我们结交朋友的方法是给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人方面得到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友谊更为可靠，因为我们要继续对他们表示好感，使受惠者水远感激我们：但是受我们一些恩惠的人，在感情上缺同样的热忱，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报答我们的时候，这好像是偿还一笔债务一样，而不是自动地给予恩惠。在这方面，我是独特的。当我们真的给予他人恩惠时，不是因为估计我们的得失而这样作的，乃是由于我们的慷慨，这样做而无后悔的。因此，如果把一切都联合起来考虑的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为着说明这并不是在这个典礼上的空自吹嘘，而是真正的具体事实，你们只要考虑一下：正因为我在上面所说的优良品质，我们的城邦才获得它现有的势力。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为伟大。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在雅典的情况下，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受它统治的属民不因统治者不够格而抱怨。真的，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我们不需要一个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娱乐于一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估计不足以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德，对我们的敌人给予痛苦；关于这些事情，我们遗留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
那么，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们生于他们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因为这个缘故，我说了这么多话来讨论我们的城市，因为我要很清楚地说明，我们所争取的目的比其他那些没有我们的优点的人所争取的目的要远大些；因此，我想用实证来更清楚地表达我对阵亡将士们的歌颂。现在对于他们歌颂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我已经歌颂了我们的城邦，但是使我们的城邦光明灿烂的是这些人和类似他们的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同时你们也会发现，言词是不能够公允地表达他们的行为的：在所有的希望人中间，和他们这种情况一样的也是不会很多的。
在我看来，像这些人一样的死亡，对我们说明了英雄气概的重大意义，不管它是初次表现的也好，或者是最后证实的也好。无疑地，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所应当记着的首先是他们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的优点抵消了他们的缺点，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多于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所做的祸害。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也没有人逃避这个危难的日子，以图偷生脱离穷因而获得富裕。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要挫折敌人的骄气。他们看来，这是最光荣的冒险。他们担当了这个冒险，愿意击溃敌人，而放弃了其他一切。至于成败，他们让它留在不可预测的希望女神手中；当他们真的面临战斗的时候，他们信赖自己。在战斗中，他们认为保持自己的岗位而战死比屈服而逃生更为光荣。所以他们没有受到别人的责难，把自己血肉之躯抵挡了战役的冲锋：顷刻间，在他们生命的顶点，也是光荣的顶点，而不是恐惧的顶点，他们就离开我们而长逝了。
他们的行动是这样的，这些人无愧于他们的城邦。我们这些还生存的人们可以希望不会遭遇着和他们同样的命运，但是在对抗敌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勇敢精神。这不是单纯从理论上估计优点的一个问题，关于击败敌人的好处，我可以说得很多（这些，你们和我一样都是知道的）。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伟大时，然后回忆一下，使它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知道他们的责任的人们，深以不达到某种标准为耻辱的人们。如果他们在一个事业失败了，他们下定决心，不让他们的城邦发现他们缺乏勇敢，他们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国家。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获得了永远长青的赞美，最光辉灿烂的坟墓——不是他们的遗体所安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远留在人心的地方；每到适当的时机，永远激动他人的言论或行动的地方。因为著名的人们是把整个地球作他们的纪念物的；他们的纪念物不仅是在自己的祖国内他们坟墓上指出他们来的铭刻，而且也在外国；他们的英名是生根在人们的心灵中，而不是雕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你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榜样，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在战争的危险面前，不要松懈。那些不怕死的人不是那些可怜人和不幸者，因为他们没有幸福生活的希望；而是那些昌盛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有变为完全相反的危险，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事情变糟了的话，对于他们将有严重的后果，一个聪明的人感觉到，因为自己懦弱而引起的耻辱比为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而意外地死于战场，更为难过。
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哀吊死者的父母，他们有很多是在这里的。我要努力安慰他们。他们很知道他们生长在一个人生无常的世界中。但是像阵亡将士一样死得光荣的人们和你们这些光荣地哀吊他们的人们都辛福的；他们的生命安排得使幸福和死亡同在一起。我知道，关于这一点，我很难说服你们。当你们看见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们也会想起过去一些常常引起你们快乐的事情来。一个人不会因为缺少了他经验中所没有享受过的好事而感到悲伤的；真正悲伤是因为缺少了他经验中所有享受过的好事而感到悲伤的。你们中间那些适当年龄的人仍旧要支持下去，希望更多生一些儿女。在你们自己的家庭中，这些新生的儿女们会使你们忘记那些死者，他们也会帮助城邦填补死者的空位和保证它的安全。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是和其他每个人一样，有儿女的生命作为保证的话，他是不可能对于我们的事务提出公允而诚实的观点来的。至于你们中间那些已经太老，不再生育的人，我请你们把你们享受幸福的大部分生命作为一个收获，记着你们的余年是不长了的，你们想到死者的美名时，你们心中要想开些。只有光荣感是不会受年龄的影响的；当一个人因年老而衰弱时，他最后的幸福，不是如诗人所说的，是谋利，而是得到同胞的尊敬。
至于你们中间那些死者的儿子们或弟兄们，我能够看见，在你们面前有一个艰巨的斗争。每个人总是颂扬死者，纵或你们有了最高度的英勇壮烈精神，但是你们所得到的名誉，很难和他们的标准相近，更不要说和他们的相等了。当人活着的时候，他总是易于嫉妒那些和他们竞争的人的；但是当人去世了的时候，他是真诚地受人尊敬的。
你们中间有些妇女现在变为寡妇了，关于她们的责任，我想说一两句话。我所能够说的只是一个短短的忠言，你们的最大光荣没有逊于女性所应有的标准。妇女们的最大光荣很少为男人所谈论，不管他们是恭维你们也好，批评你们也好。现在依照法律上的要求，我已经说了我所应当说的话。我们暂时对死者的祭献已经作了，将来他们的儿女们将由公费维持，直到他们达到成年时为止。这是国家给予死者和他们的儿女们的花冠和奖品，作为他们经得住考验的酬谢。凡是对于勇敢的奖赏最大的地方，你们也就可以找到人民中间最优秀的和最勇敢的精神。现你们对于阵亡的亲属已致哀吊，你们可以散开了。
2.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约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三大哲人中的第一位。
国之牛虻——法庭上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
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
公民们！我尊敬你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宁愿听从神，而不听从你们；只要一息尚存，我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要继续教导、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仍旧像惯常那样对他说：“朋友，你是伟大、强盛、以智慧著称的城邦雅典的公民，像你这样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如果那个人说：“是啊，可我是关心的呀！”我就不肯马上离开，也不让他走，向他提出问题，反复地盘问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无美德，却说他有，我就责备他把重要的事情看成不重要，把无价值的东西看成有价值。我要把这些话再三地向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说，不管他年轻年老，不管他是公民还是侨民，但是特别要对本邦的公民说，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要知道，我这样做是执行神的命令；我相信，我这样事神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好事。因此我不做别的事情，只是劝说大家，敦促大家，不管老少，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告诉你们，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美德却可以给人带来金钱，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其他一切好事。这就是我的教义。如果它败坏青年，那我就是坏人。如果有人说这不是我的教义，那他说的就不是真话。公民们！我对你们说，你们要知道，不管你们照不照安虞铎的话办，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是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的，虽万死而不变！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公民们，我要求过你们把话听完，请听我说下去。我还有一些话要说，你们听了也许会叫喊起来，可是我相信你们听了有好处，请不要叫喊。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杀了我，杀了我说的这样一个人，你们自己受到的损失会比我大。因为安虞铎也好，梅雪多也好，都不能损害我分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相信神的意旨决不让坏人害好人。我承认，他也许可以杀死我，或者放逐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权；他可以认为，别人也可以认为，这样做就大大地损害了我，可是我不那么想。我认为他现在要做的这件事——不公道地杀死一个人——只会更加严重地害了他自己。
公民们！我现在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要为自己辩护，而是为了你们，不让你们由于定我的罪而对神犯罪，错误地对待神赐给你们的恩典。你们如果杀了我，是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继承我的事业的。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朋友们，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我劝你们听我的话，让我活着。很可能你们很恼火，就像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虞铎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这样，你们以后就可以放心大睡了，除非是神关怀你们，再给你们派来另外一只牛虻。我说我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绝非虚语，你们可以想想：我这些年来不营私业，不顾饥寒，却为你们的幸福终日奔波，一个一个地访问你们，如父如兄地敦促你们关心美德——这难道是出于人的私意吗？如果我这样做是为了获利，如果我的劝勉得到了报酬，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别有用心的。可是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出，连我的控告者们，尽管厚颜无耻，也不敢说我勒索过钱财，收受过报酬。那是毫无证据的，而我倒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我的话句句真实，那就是我的贫寒。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要以私人身分劝告人们，干预别人的事情，而不敢参加你们的议会，向国家进忠告，这是有原因的。你们曾经听我在各种各样的时候，在各种各样的地点说过，有一种神物或灵机来到我的身上，这就是梅雷多诉状中讥笑的那个神。这是一种声音，我自幼就感到它的来临；它来的时候总是制止我去做打算要做的事情，但从来不命令我去干什么。就是这个灵机阻止了我从事政治活动；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同胞们，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者为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请不要因为我说出了真相而生气，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绝不能担任公职。
申辩
（公元前399年）
一
雅典人们：原告们的话虽然说得好像头头是道，可是没有一句是真的。假话里最使我吃惊的就是他们叫大家小心不要为我的绝顶的雄辩所欺骗；其实，除非把说明纯粹真理叫做雄辩的话，我根本就不会什么雄辩。现在请听我用不加修饰、随口说出的日常语言来向大家说明。我已经70岁了，但是到法庭上受审还是第一遭，对于打官司完全是门外汉。我惟一的要求就是请大家仔细听一听我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
我应当对老早就攻击我的那些人先提出答辩，而对阿尼图斯和后来攻击我的那些人的答辩则将放在后面。因为后来攻击我的这些人虽然攻击得很巧妙，但是从前攻击我的那些人更使我害怕——他们从诸位年轻的时候起就毫无根据地警告大家。不要上苏格拉底的当，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不管天上地下的事都要追根问底，而且要颠倒黑白，把坏的说成好的。他们攻击的确是更毒狠些，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大家便一定会认为根本不信神了。我不能把这些人的姓名一一明确地指出来，只能说其中有一个是喜剧作家。我也没法子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辩驳。但是我一定要简括地答辩一下。我想我已经知道自己将会在什么地方碰到难关；但是事情总会由神来决定的。
梅勒土斯一帮人攻击我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他们说：“苏格拉底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爱管闲事，天上和地下的事都要追根问底，而且还教别人也这样做。”各位已经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看到那个专门追寻这些事情的苏格拉底了。查问这些事我个人倒并不反对，但是我绝不能让梅勒土斯拿这些事情来攻击我，因为这些事都是与我无干的。诸位当中有很多人都听过我的谈话，但是没有一个人听见我谈过这一类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诸位就能够看出其他攻击我的话是真是假了。
还有人攻击我给别人讲学是为了拿钱，这同样也是假的。如果有人能够像哥期亚、普罗蒂克和喜皮亚他们那样把知识传授给别人，像他们那样从一个城走到另一个城，引得许多青年人都来和他们谈话，使青年们宁愿出钱来享受这种特权，而不愿和自己的不用花钱的伙伴们在一起，这倒也是一件好事。我还听说有一个巴罗人名叫爱文纳斯，现在也这样做，他收的学费是5敏纳。如果他们真有宝贵的知识，而又能传授给别人，倒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自己也想这样做，可是我没有这种知识。
大家也许会问：“那末，苏格拉底，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呢？你既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怎么会有这些谣言和诽谤呢？”
现在我要对大家提出我的解释。问题在于我似乎有某种天赋的智慧，不过并不是上面说的那几位先生所具有的那种超人的智慧。这并不是我自己吹嘘，而是根据特尔斐的神巫对大家都认识的奇勒芬说的话，他说世界上没有比苏格拉底智慧更高的人了。我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智慧，但是神是不会说假的。那末神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于是我便去探寻神的意思，我找到一个以智慧出名的人，想证明还有许多比我智慧更高的人存在。但是我发现他虽然自命有智慧，其实根本没有智慧。我想把这事向他说明，但是结果只是使他生了很大的气。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方面我到底比他智慧高，因为我没有他那样的幻觉，以为自己很有知识。我把所有以智慧知名的人一一都试了一下，结果总是一样，以致弄得我很招人讨厌。我问政治家、问诗人、问手艺人，所得到的答案完全相同。诗人对他们自己的那种艺术的确是知道一些的，所以他们便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了。
我继续这样干下去，抓住每一个机会，想弄清楚那些以智慧出名而且本人也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智慧，结果总是发现他们并没有智慧。因为我这样揭发别人的无知，以致使我自己凭空得到了一个有知识的名声，同时也变成了许多毁谤中伤的对象。一些有地位的青年听过我的谈话后也都学着我的榜样，去揭露别人的无知，因而得罪了他们。这一切现在便都归罪到我一人身上，说我是一个败坏青年的坏人。为了要证实这点，毁谤我的人便不得不拿着我“对天上和地下的事情都要追根问底”等等的罪名来控告我。
二
以上所说的便是我对诸位久已听惯了的那些攻击和答复。现在让我对高尚的爱国者梅勒土斯和其他一些人后来所提出的控诉作一下答辩。他们说我是个为非作歹的人，败坏青年，不敬城邦尊奉的神明而信邪魔。其实为非作歹的人不是我而正是梅勒土斯。他竟然把控诉当儿戏，他还对自己从来不关心的事情装出非常重视的样子。梅勒土斯，请答复我：你是不是认为尽量使我们的青年变好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梅勒土斯：当然。
苏格拉底：那末你说，到底是谁使青年们变好的，这人你当然知道。……你不说话吗？……你说是法律吗？……我问的是“谁？”
梅：是法官，全体的法官。
苏：换一句话说，是除我以外的全体雅典人，对吗？只有我一个人是败坏青年的，是吗？的确，我现在倒霉了！但是，拿别的动物来说，就说马吧，只有少数人有本领把马驯养好。你这话说明你对青年人的教养从来没有注意过。其次，请你告诉我，一个人是和好市民住在一起好呢，还是和坏市民住在一起好呢？当然是和好市民住在一起好，因为坏市民对他有害。这样说来，我就不可能特意地到处使人变坏了。我的朋友，谁也不愿故意让自己受害。假如我败坏了他们，那一定是出于无意，对于这一点，你本应该告诫我、指教我，可是你并没有这样做；你本不应该到法庭来告我，可是你偏偏来告我！究竟你是不是说我教他们不敬城邦尊奉的神明而信邪魔，因此便败坏了他们呢？我到底是教他们说有神明存在还是根本没有神明存在呢？
梅：我说的是你根本不信神。你说太阳是石头，月亮是土。
苏：好个梅勒土斯，人人都知道只有安那萨哥拉斯才这样说，你花一个银币就能买到这份材料。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我根本不信神呢？
梅：不，你根本不信神。
苏：这话就没法让人相信了！你这种胡说无疑是捏造出来的，因为你的诉状就说我是敬神的。一个人能相信有人的、马的或者工具的事而不相信有人、马或工具的存在吗？你明明白白地说我有信魔鬼的事，自然就是说我相信有魔鬼，可是魔鬼就是神的一种，或者说是神的子孙。这么说，你就不能认为我不信神了。老实说一句，我已经完全驳倒了你的控诉。假如我被判罪的话，也决不是因为梅勒土斯的诉状，而是因为公众的诽谤，在我以前已经有不少善良的人因为这种诽谤而被判罪，我相信在我以后还会有人会因此被判罪。
三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应当对自己这些招致杀身之祸的行为感到羞耻。其实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的。如果生命危险必须考虑，那么特洛伊城前的英雄便都是坏人了！每个人都应当不顾生死地坚守自己的岗位。我在波替底亚从军的时候既然不曾怕死，坚持职守，现在当神让我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难道我会怕死而退缩吗？
虽然有许多人自以为知道死是不好的，但是我却不知道死是好还是坏。我只知道违背神或人间的权威意旨是不好的。我决不会干出我自己确实知道是坏的事情来逃避可能实际上是好的事情。假如诸位说只要我以后不再从事哲学的研究便可以释放我，再犯就处死的话，那我就会回答说：“雅典人们：我爱你们，我尊敬你们，但我要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活着，还有力气，我就决不会放弃哲学的研究，我还是和以往一样劝诫大家不要过分贪求财富而不为自己的灵魂修好。这是神的吩咐。”假如这样说就算是败坏青年，那便是我败坏了他们。但是谁要说我还讲了旁的东西，那便是胡说八道。这些事，我将不辞万死地干下去。
请不要嘀咕，听我讲下去，这对大家是有好处的。你们要是杀了我，你们自己所受的害比我所受的害恐怕还要大，因为冤屈别人的人比受屈的人更难受。以往我是受神之托，作一个马虻来刺激一匹高贵的马，再的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我作这种工作自己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只要看一下我的贫穷的家境就可以知道。
如果认为我只是这样爱管私人的闲事，而不管公众的事似乎很奇怪，那就是因为我刚才说过的、也就是梅勒土斯的诉状里用嘲笑的口吻提到过的那种神或魔鬼的驱使。这是一种暗中阻止我而从来没有鼓励我去干的声音。老实说，假如我过问政治的话，大概早就没命了。
可是我从来没有以教师自居，也没有借讲学收过钱。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问问我，听我说些什么。许多人高兴和我交往是因为他们爱听我的揭发，我揭发了某些自以为有智慧而实在没有智慧的人，这种揭发是神在神谕、梦征和其他各种默示中交给我的任务。假如我正在败坏青年，或者已经败坏了青年，那末为什么他们或者他们的父兄或其他亲属不出来为这个罪状作证呢？假如我这个罪状是真的，在我周围所见到的人中，就该有很多人出来作证了。但是他们却都愿意帮助我。
我在辩护中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各位当中，也许有人会想到当他处在像我这种境况而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也会流着眼泪，带着自己的孩子家属向法庭求情，现在看到我虽然有三个儿子，却不这么做，心里也许有些气愤。我所以不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不敬重你们，而是认为那样做对我说来有些不适合。这种把死看做似乎非常可怕的作法，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而且被外人看到也有辱我们的城邦；有辱于处处以优越出名（正和我在某些方面认为比寻常人高一筹一样）的人们。
就是撇开信誉不谈，我认为我们也只应当向法官解释说明，而不要用求情的方式来打动他们，让他们可以依法秉公处理，而不要感情用事。被梅勒土斯控告为不敬神的我，怎么还能来破坏你们的誓言呢？如果那样做我便是劝你们不要信神，那岂不正好犯了这个被控的罪名吗？我希望我将得到对你们和我自己都最适当的判决，我已经把这事全部交给你们和神明了。
四
你们判我有罪我并没有感到难受，这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是我早就预料到这个判决了。使我感到惊讶的倒是通过这个判决的只是这样微弱的多数。显然，要是只让梅勒土斯自己单独来搞的话，他一定无法得到使他免处罚金的那几票。
判决的内容是死刑。我自己也要提出大致上应得的判决。我抛却了对己对人都没有好处的世俗事务和野心，为的是要通过私人交谈的方式使每个人都得到益处，劝他首先注意自己，注意如何使自己变得最优秀最聪明，然后再来注意那些世俗事务。我也想用同样的方式来奉劝整个城邦。对我最恰当的报酬是把我当做大恩人供养在迎宾馆。
你们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傲慢无礼的说法，可是实际并不是这样。我认为我自己并没有错待过任何人。时间已经不允许我来证明我的问题，我也不用说自己应当判处罚金来承认自己有罪。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死是好是坏我还不知道，我对梅勒土斯给我的死刑有什么可怕呢？我是不是要逃避这个而选择肯定是坏的途径呢？受监禁，做埃利温的奴隶吗？判处罚金，在未缴纳之前去坐监牢吗？最后还是一样，因为我根本就付不起。放逐吗？连我的同胞都容不得我，怎能希望异邦人能容我呢？
大家也许会问，你为什么不能闭上自己的嘴，一走了事呢？这却是我不能做的事。这是违反神意的，要是像那样活着，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这话也许大家是不会相信的。我本来准备付出一敏纳罚款，但是柏拉图、克里托和阿坡罗德卢斯劝我缴付30敏纳，他们愿意作保，因此我便缴30敏纳。
雅典人们：你们把我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哲学家处死，你们的敌人也会谴责你们的。即使你们愿意等待的话，日子也不会长了，因为我已经老了。我对于判我罪的人要说几句话。我所以被判罪，不是因为我没有理由可说，而是因为我没有用逢迎谄媚诸位，而污辱我自己品格的方法来求饶。
对于投票主张释放我的公正法官们，在我们能谈话的时候我也要说几句话。我必须告诉诸位，我的保护神决没有阻挡我所走的道路，原因肯定是由于我所做的是最好的事情，这样便获得了神的保佑，死完全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死就像进入了无梦的睡乡，一切感觉都终止了，这算不了什么损失，要不然就是进入和死去的人共聚的地方，古时的诗人、英雄和哲人都在那里，和他们交谈问题，该是多么可贵的美事啊！
各位对于死应当满怀希望，因为一个善良的人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他。至于对我自己来说，我相信死去比活着好。因此，我对那些置我于死地的人一点也不怨恨。现在我们分手了，我走向死，诸位走向生。但是究竟谁好，那只有神知道了。
3.帕拉梅德斯
帕拉梅德斯 古希腊攻打特洛亚城的著名英雄。后被诬陷致死。
死不瞑目
我的控告和辩护并不是针对死刑的判决，因为总有一天自然将宣判一切人死刑。我之所以提出控告和辩护是因为事关荣誉：究竟我必须正义地死去，还是在巨大的阴谋和无耻的陷害之后被暴力处死？我们是两军对垒，你们有你们的一切，我有我的一切。你们有暴力，我有正义。你们很容易随心所欲地处死我；你们掌握了我所没有掌握的权力。如果奥德赛之所以提出控告是因为他确实知道我把希腊出卖给外邦人，或者他真的相信我出卖了祖国而出于希腊人的善良愿望提出控告，那末，他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他既然拯救了父亲、孩子，拯救了全体希腊人而且还惩罚了非法的人，为什么不是优秀的人呢？但是，如果他集妒忌、阴谋、诡计于一身，则这些既能使他成为强有力的人，也能使他成为最坏的人。我的话从何而起呢？从什么地方开始？开始说些什么？从何处开始我的辩护？一种无以名状的原因使我要把我的痛苦公诸于世，但这痛苦又迫使我难于用语言表达，我不知道这种痛苦的真实原因，不知它为什么一定出现，只有经过更多的危险，克服更多的困难才使我懂得这一切。
我清楚地看到，我的控告者并不知道要控告我什么。因为他和我一样清楚，我并没有做那件事。我不知那位先生怎么能看到没有发生的事。如果他说是他知道真有那件事他才提出控告的，那他说的不是真话，因为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不同的证据。因为，即使我愿意，我也不可能做那件事；即使我可能，也不愿意做那件事。
我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我是不可能做那件事的。叛卖活动也总要有个开头，而开头总要有个理由。后果总要有个前因。请你说说，如果没有勾结串通，这件事又怎样能发生？如果外邦人没有派人到我这里来，而我又没有派人到他那里去，这件事是用什么方式串通的？如果没有串通，任何信件也不能传递。然而语言居然能有那么大的力量，现在我竟和外邦人联系上了，他们也和我联系上了——用什么方式联系的？谁跟谁联系？希腊人与外邦人。互相怎样听和说呢？是一对一单独谈吗？但我们互相是不懂话的。通过翻译吗？如果有第三者在场就会成为证人，而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了。
既然我做了那件事实上没有做的事，这里总需要提出一定的保证，这种保证是什么？是誓言吗？谁能相信我这个卖国者的誓言呢？是人质吗？谁是人质？譬如把我的兄弟给他们作人质，而外邦人则把他儿子作人质，我看由我的兄弟和他的儿子作人质是最可靠了，但这些事你们都会一清二楚的，并非秘密。有人说，我们以金钱作保证。他给我钱，我就收下了。那么给的钱很少吗？做那样大的事给少了是不可能的。收很多的钱吗？谁运输的？怎样运法？很多人运吗？很多人运很多钱财就是阴谋的证据；但是一个人又是运不了许多钱的。再说，是白天还是夜晚运的？夜晚有许多人守卫着，他们不会疏忽的。白天吗？阳光会揭穿这些事情。那么，是我自己去拿这些贿赂，还是那人送来的？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可能的。就算我接受了，我又是怎样藏起来的？藏在家里还是藏在外面？放在何处？怎么看守它？显然是要用它们的，如果不用，它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于是，我就做了我所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居然接上了头，交谈了，也听懂了；我从他们那里拿了钱，偷偷地拿了，藏了起来。还有比这个说法更荒谬的，做这种卖国的事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伙？一个人干不了，那末有同伙？同伙又是谁？显然都是同党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我和你们都是自由民，你们当中有谁参与了？出来说说。如果是奴隶，为什么奴隶就不可信呢？他们自己会被迫起来愤怒控告自由民的。
这种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显然必须引进比你们更强的士兵来，这是不可能的。怎样引进来的？是通过门吗？这个门不论开着或者关着对我都一样，因为都有长官守卫着。用梯子爬墙过去吗？难道没有巡逻的？从墙洞里爬进去？这一切都会被看得清清楚楚。光天化日之下军营里的人都全副武装，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别人，也会被别人看到。因此我不能当着这些人的面来做这一切。
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种情形：如果我能够做许多重大的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没有人愿意平白无故地冒那样大的危险，没有人愿意做那样大的坏事。究竟为了什么？（我还要再一次提这个问题）。为了当僭主吗？当你们的僭主还是外邦的僭主？你们有着一切光荣的历史，你们的祖先拥有财富和美德，丰功伟绩，意气风发，具有王道传统，而不能容忍僭主。做外邦人的僭主吗？我给他们什么？我用什么方法把希腊卖给人数众多的外邦人？用说服还是暴力？他们既不愿被说服，我也没有暴力。也许是以两厢情愿以出卖希腊来换取报酬？这才是最愚蠢不过的事。谁能宁愿为奴不愿为王，拿钱买一个王来？谁愿以最坏的人为王而不愿以强者为王？
有人说，我因为爱钱财才做这种事，但我已是小康之家，不需要更多的钱。而只有那些挥霍浪费的人才需要大量的钱，而不是那些能控制自然欲求的人。因此应该谴责那些为快乐所驱、追求名利心，而这一切对我都是格格不入的。说真话，我可以对我过去的生活提出可信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你们自己，你们和我在一起，因此你们是了解这些事情的。
只要有中等聪明就不会为了荣誉做这件事。荣誉来自德行，不能来自作恶。出卖希腊的人怎能得到荣誉？再说，我也不缺少荣誉，有德行的尊敬我的德行，你们尊敬我的智慧。
要做那样的事是要很坚定的，他出卖了城邦的一切，出卖了法律、正义、神和人的财富。他无视法律，破坏正义，瓦解财富，亵渎神明。但作这样事的人要冒很大的危险，因而又是不可能坚定的。
他能这种不正义的事是想要帮助朋友、损害敌人吗？我认为适得其反，他使亲者痛，仇者快。这种行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没有一个人做事是要自己受害的。还有一些人是要躲避责罚和危险而做这件事，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我有这些需要来做那种事。人们做这一切有两方面原因，或是为了分享某些利益，或是逃避危害。我如做了那些事，对我自己也有害处，这一点不是不清楚的。出卖了希腊，就是出卖了自己，出卖了子孙、朋友、尊敬的祖先、神圣的祖国、社稷、伟大希腊城邦，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以不正义的手段得来。
请看：我并不是一个衣食无着的人，怎能做出这些事来？做了这些事后我该何处存身？在希腊吗？因干了不正义的事受到法律制裁吗？谁能使我躲避厄运？留在外邦吗？这样不就抛弃了一切伟大的事业，玷污了最美好的荣誉，陷于可耻的不幸之中，把过去为美德所作的努力一笔勾销了？如果我这样的可耻，真是咎由自取了。
我在外邦人当中也不会得到信任。他们为什么要信任做了这种事的人呢？为什么要把私通敌人的人当做朋友呢？当权者对卑贱者是不给予信任的。如果说，失去了金钱、王位都可以重新获得，但失去的信任是不能重新得到的。因此，通过上述，出卖希腊这件事，即便我能够，我也不愿意；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够。
现在，我想对控告我的人说几句话。谁能相信你这些控告呢？应该承认，没有价值的东西就说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你对我的控告，是你亲眼所见，还是靠传言？如果是亲见，那你也知道，这就是指，或者你亲眼看到了，或者你亲自参加了；如果是靠传言，那你就是问了参加者。如果你是亲见，那末请说说时间、地点、方式，是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看到的？如果你也参与了，那你也要因同样的原因受到谴责；如果是从参与者那里听来的，那参与者又是谁？请你走到大庭广众中来，请你来做证，这正是控告者最好的证人，可是我们之中没有人来做这个证。
或许你会说，无论有没有证人事情都是一样。不，事情并不一样。没有发生的事无论如何不能有证人，但对于发生了的事，不仅不能没有证人，而且很容易有证人，甚至必然有证人。你们不仅没有证人，而且制造伪证，我真是没有这种本领。
你根本不知道要控告什么，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此外，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一无所知。亲爱的勇士啊！你相信道听途说的意见，相信最不可信的事，看不见真理，你围着变幻不定的意见转倒很勇敢，你掌握事实之所以如此的真象吗？意见对一切人、一切事都是共同的，在这方面你并不比别人更聪明点。但是意见是不可信的，只有亲眼所见才可信，并不是意见比真理更可信，而是真理比意见更可信。
由上述可见，对我的控告有相反的两条理由，一是说我有智慧，一是说我发了疯，而这二者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当你们说我有计谋、有能力、有办法时，是指控我有智慧，但当说我出卖希腊时，又在指控我发了疯。所谓发疯，就是要做不能做的事，做没有利、可耻的事，这些事有害于朋友、有利于敌人，做这种事的人是该诅咒的、不正常的。但对于那种对同一事件同一个人却有相反的说法的人我们又怎能信任他呢？
我要问你，有智慧的人是有头脑的，还是无头脑的？如果是无头脑的，那末此说倒颇新鲜，但并非真理；如果有头脑，那末聪明人就不该犯这样大的错误，就会避恶趋善。如果我是智者，就不该犯错误，如果我犯了错误，就不是智者，二者必居其一。
对你提出的数量众多、罪名重大的新老控告，我尽力一一反驳，但我不想这样做。我不愿以你的恶来洗清自己，而要以我自己的善来洗清自己。
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
对你们，法官们，我劝你们关于我的问题要说真话，不要捕风捉影地来起诉，而要有真凭实据。现在，我要向你们检讨我过去的生活，我需要你们回忆一下我过去所做的好事，不要嫉护这些事，而要承认这个控告是极大的谎言，从而说出你们所见的真实情况。这样我就不胜荣幸了。
我的生活的开始，特别是后来，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控告者对你们所说的我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的。他所说的没有一句话能够自圆其说。因此用不着来谴责它，语言本身就自己否定了自己。
然而，我的话过去、现在都没有虚假的地方，都是无可辩驳的。我不仅没有过错，而且为你们，希腊人和全人类建立了伟大功勋，不仅对现在，而且对未来。谁使人们的生活由贫困到富有，从混乱到秩序井然？谁以激烈的战争赢得了胜利？谁守卫着成文法，谁发明了文字以便记忆，谁统一了度量衡以便沟通，谁监护着国库不使浪费，发明了烽火以迅速传讯、发明了博弈以消闲暇？因谁的创造，你们才有此一切？显然，这一切都是我的心血。事实证明，我总是尽力避免做可耻的、坏的事情，具有这样丰功伟绩的人不可能对那些丑事感兴趣。既然我没有对你们做什么不正义的事，你们也不该对我做不正义的事，这样才是公正的。
我所做的其他的事也都不应该遭到恶报，无论对青年人或老年人都是这样。对老年人我减少他们的痛苦，对青年人我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我不妒嫉幸运者，但同情不幸者。我不卑视穷人，也不因人富有而说他有德，而是尊重富有而有德之人。在议会上，我积极提建议，在战争中我勇敢作战，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来辅助王者，但我从来不自夸。凡事都要有度，按控告的内容，我答辩到这里。
最后，关于你们自己，我还要说几句话来结束我的辩护。请求朋友和群众的同情对判决是有用的。但对于你们这些希腊人中最优秀的人来说，朋友的请求和悲伤是打动不了你们的，只有最清楚的论证才能使你们信服，我要以事实真象告诉你们，而不是以欺骗手段来逃避罪责。
你们不应只注意言论而不注意行动，不要只看到控告而不愿听反面意见，不要把一时机智当作判断，不要把恶意中伤当作最可信的。要以最大的慎重来避免错伤好人，因为这是无可挽回的事。要预先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对不可挽回的事尤其要慎重。当人们要判处一个人死刑时更应如此。现在你们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如果通过这番话能澄清事实真象，使听者得到清楚的印象，因而判决是很容易下的。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可以把我监禁起来，关很长的时间，然后按照真实情况再来作出判决。你们面临着严重的抉择，那种要把我关起来处死的意见是不正义的。正直的人宁死不屈服于这种可耻的意见，或是结束生命，或是忍辱贪生。
如果你们非法地处死我，那末一切都昭然若揭。我会看到，全希腊都知道你们的劣行。你们的控告的非正义性就会尽人皆知，而被告则会被认为无罪。受到法律制裁是你们惟一的下场。一切罪行莫过于此了。你们不仅对我、对我的子孙犯罪，而且你们会使天下都相信你们是渎神的，不正的，违法的，你们处死了一个和你们共事的人，对你们有功的人，对希腊有贡献的人。希腊人都会清楚，这些指控无任何可靠的证据。
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以上长篇的辩护概括起来说的是诬陷问题。希腊人中最优秀的人现在或将来都不应该忽视或忘记这些话。
4.吕西阿斯
吕西阿斯，约公元前450—公元前380，古希腊最著名的诉讼演说家
控告忒翁涅托斯辞
诸位陪审员，我认为我不至于找不到证人，因为我看见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前次在场的陪审员，当时吕西阿斯控告忒翁涅托斯在抛弃武器之后没有资格再向人民发表演说而他却公然发表了演说。在那次的诉讼中，忒翁涅托斯还控告我杀死了我自己的父亲。他若是控告我杀死了他自己的父亲，我倒可以饶恕他信口开河，认为他是一个卑鄙的人，不值半文钱。即使我听见他把别的禁止说的词儿加在我身上，我也不至于对他起诉，因为我认为为了受诽谤而诉诸法律未免气量狭窄，太爱打官司了。但是目前的案件涉及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应该受到你们和城邦的尊重的——我如果不对说这句话的人进行报复，就会感到羞耻。我很想从你们这里知道，到底是他要受惩罚呢，还是只有他一个雅典人能够违反法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的年龄，诸位陪审员，是33岁；而从你们回到城里的时候算起，现在是第20个年头了。由此可见，我父亲被30个独裁者处死的时候，我才13岁。在那个年龄里，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寡头派，也没有能力洗刷我父亲的冤屈。此外，我也没有真正为了金钱而谋害父亲的动机，因为是我的长兄潘塔勒昂拿走了全部家产，成为我们弟兄的监护人，剥夺了我们的财产继承权，所以，诸位陪审员，我是有许多理由希望我父亲活下来的。此刻，尽管我必须提起这些理由，但是不必多去细说，因为你们全都知道我说的是事实。然而我还是要为证明这些事实而请来一些见证人。
几个见证人出庭作证
也许，诸位陪审员，他不会就这些事实进行答辩，而是也向你们陈述，他曾厚颜无耻地向仲裁人这样陈述，控告某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不算使用了那种禁止说的词儿，因为法律并不禁止人使用“杀死”这个词儿，而只是禁止说“杀人凶手”。我认为，诸位陪审员，你们所争议的不会是字眼，而是字眼的含义。你们都知道，杀过人的是杀人凶手，杀人凶手是杀过人的。要求立法者写出所有具有同一意义的字眼，那就太费事了；他只是提起其中一个以示全部字眼的意义。忒翁涅托斯，如果有人说你是“打父者”或“打母者”，你一定希望他败诉，赔偿你所受的损害，那么，如果有人说你出手打了你的生父或你的生母，你决不会认为，他既然没有使用那种禁止说的词儿，当然可以不受惩罚。我高兴听你说说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行动和言论都是既高明而又熟练的，——如果有人说你扔下了盾牌（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若有人断言其人抛弃盾牌，则付审判”），难道你就不控告他吗？如果有人说你扔下了盾牌，只因为“扔下”和“抛弃”不是一码事，你就会感到满意而不加理睬吗？倘若你身为11位司法官之一，如果有人把一个犯人押来，控告那人“脱去了他的外衣”或者“剥去了他的衬衣”，你会不受理，而根据同一条法则，认为他并没有被称为“偷衣者”，就把他释放吗？如果有人因拐卖儿童而被捉住，你会说他不是“拐卖人口”！只因为你是在字眼上争论，而并不顾及他的行动，但是人人都是按照行动而制定词儿的。诸位陪审员，请你们考虑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人由于懒惰成性，萎靡不振从未上过战神山，——你们全都知道，在那个地方，当法庭审判杀人案的时候，两造是不使用这个字眼来起誓的，而是使用那个被用来诽谤我的字眼：原告发誓说对方杀了人，被告则发誓说他没有杀人。那么，把那个由于原告发誓说被告杀了人而被称为“杀人凶手”的行动者无罪释放了，岂不是奇怪吗？难道这个和这人所说的有什么区别吗？（向忒翁涅托斯）你曾经控告吕西透斯诽谤你，因为他说你扔下了盾牌。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提起“扔下”这个词儿：然而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抛弃了盾牌，就是罚他五百块德拉克马。当你对伊人的诽谤进行报复的时候，你是像我现在这样理解法律的意义，而当你违反法律诽谤别人的时候，你却可以不受惩罚，这不是奇怪吗？你到底是认为你聪明绝顶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法律呢，还是认为你无比强大，使那些被你伤害的人无法进行报复？你不觉得羞耻吗？你愚蠢到这个地步，不问你对城邦有何贡献，只是利用你的未受惩罚的罪行为自己自谋利益。请为我宣读这条法律。
宣读法律
诸位陪审员，我认为你们全都看出了我的陈述是正确的，而这人却是这样愚蠢，不能领会上面说的话。因此我想引用其他的法律来开导他，使他现在在这个高位上受到一点教育，从今以后不再给我们捣麻烦。请为我宣读梭伦的古老的法律。
宣读法律
“须处以五日足枷，若法庭加此。”
所谓“足枷”，忒翁涅托斯，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处以木头”。所以，如果有人受了枷刑，而在刑满出来之后，在11位司法官受审查的时候，控告他们不是用“足枷”而是用“木头”把他枷了起来，他们不会认为他是个白痴吗？请宣读另一条法律。
“其人须凭阿波罗起誓，交保证金。如对审判有所畏惧，容其出亡。”
所谓“起誓”，就是“赌咒”；所谓“出亡”，就是我们所说的“逃走”。
“小偷入室，任何人可逐出。”
所谓“逐出”，就是“拒之于门外”。
“金钱可按放款人选择之比率放出。”
所谓“放出”，好朋友，并不是“放在天平盘上”，而是按放款人选择的数字收取利息。
请宣读这条法律的最后一句。
“所有当众来往的妇女。”
还有：
“伤害家院，赔偿加倍。”
请注意！所谓“当众”，就是“公开地”。所谓“来往”，就是“走动”。所谓“家院”，就是“仆人”。
这种字眼，诸位陪审员，还有许多别的。只要他不是一个冥顽不灵的人，我认为他会理解，当今的事情还是和古时的一样，只不过有时候我们不像从前那样使用同样的词儿罢了。他也会这样表示，因为他将默默无言地离开座位而去。如若不然，诸位赔审员，我请你们公正地投票判决，要考虑到被说成“杀父的凶手”，和“抛弃盾牌”比起来，是大得多的过失。我宁可抛弃所有的盾牌，也不甘心想到这种有关我父亲的事情。
这人上次被控告时，他所受的灾难是比较小的，却不仅得到你们的怜悯，而且导致那个见证人被褫夺公民权。但是我曾亲眼看见他做过那件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自己虽然保全了我的盾牌，却被控犯有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果他无罪获释，我的灾难将是弥天大罪；如果他被判有诽谤罪，他的灾难则是微不足道的。难道我不该要他赔偿吗？你们对我有什么谴责呢？是我被正当地控告吗？不，你们自己也不会这样说。是被告为人比我更好，出身更高贵吗？不，他本人也不能这样宣称。是我在抛弃了武器之后控告那个保全了自己的武器的人诽谤我吗？这不是城里流传的故事。请你们记住，你们曾经赠送他一件有分量的珍贵礼物，那一次谁不怜悯狄俄倪西俄斯遭受的灾难？他在危险中表现得最英勇不过，当他离开法庭的时候，他说，那是我们进行的最不幸的战役，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阵亡了，而那些保全了自己的武器的人却因伪誓罪被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武器的人在法庭上击败了。他还说，最好是让他死于战斗，胜于活着回家遭受这样的命运。你们不要怜悯忒翁涅托斯受到他应受的辱骂，也不要原谅他违反法律的残暴言行。我已经遭受这种涉及我父亲的可耻的控告，还有什么更大的灾难会落到我头上呢？我父亲曾多次担任将军，和你们一起多次出死入生，他从未落到敌人手里，从未在受审查的时候被他的同邦人定罪。他在六十七岁的时候由于对你们的人民表示忠诚而死于寡头政府的淫威之下。难道我不应该对说这种话的人表示愤慨，不应该拯救我的陷入这种诽谤的父亲吗？他死于敌人之手，还遭受被他的孩子们谋杀的骂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他苦恼的命运呢？直到如今，诸位陪审员，象征他的英勇的纪念品依然悬挂在你们的庙上，而象征这人和他父亲的卑鄙的纪念品则是悬挂在敌人的庙上的，他们的怯懦是这样根深蒂固的。真的，诸位陪审员，那些外表更高大、更有生气的人更应该惹人气愤。因为很明显，尽管他们的身体是强壮的，他们的灵魂却是邪恶的。
我听说，诸位陪审员，这人求助于这样的遁词，说他是在气愤之下针对我提出的和狄俄倪西俄斯的相同的见证而发出这样的言论的。但是，诸位陪审员，你们要考虑到立法者并不认为忿怒是情有可原的，立法者惩罚这种发言者，要是他不能证明他说的是真话。我已经两次针对这人提出见证，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惩罚过那些目击者，原谅过那些抛弃了盾牌的人。
我不知道这些论点是不是还须再加论述。我请求你们对忒翁涅托斯投定罪票，你们要考虑到，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件案子更为严重的诉讼。我现在虽然是控告他有诽谤罪，但是这次的投票判决却涉及我被控告有杀父之罪，我曾独自一人，在刚刚接受检阅之后，就在战神山上控告30个独裁者。请你们记住这些论证，拯救我和我的父亲，维护既定的法律和你们发过的誓言。
5.狄摩西尼
狄摩西尼 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古希腊卓越的演说家和政治家。雅典后期民主派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
金冠辞（公元前330年）我的结论是，埃斯基涅斯，你从事演说为的是炫耀口才和嗓门，而不是为了惩恶扬善。但是，埃斯基涅斯，演说家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语言或声调，而在于以人民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以祖国的爱憎作为自己的爱憎。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会满怀忠诚说出每一句话；如果向危及共和政体的人阿谀奉承，就不会与人民同舟共济，因而也不会与人民一样期望国家安全无恙。但是，你看到了吗，我却有这样的期望。因为我的目标与人民一致，我的利益与人民无异。你也是这样吗？这怎么可能呢？众所周知，尽管你原来一直拒绝出使马其顿，但战斗刚刚结束，你就立刻以大使身份投奔腓力了，投奔这个给我国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了。
是谁欺骗了祖国？当然是那个心口不一的人。谁该遭到诅咒？当然是这种人。对演说家来说，还有比口是心非更大的罪行吗？你的品行正是如此。你还有脸开口，胆敢正视在座的听众！你以为大家不了解你？你以为大家如此糊涂健忘，已记不起你在集会上讲的那些话？你不是诅咒发誓说你与腓力绝无瓜葛，而我对你的指控纯属私怨，毫无实据吗？打仗的消息刚刚传来，你就把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并信誓旦旦地声称你和腓力很友好，你们之间存在着友谊——其实这是你卖身的新代名词。埃斯基涅斯是鼓手格劳蒂亚的儿子，他怎么能够以平等公正之类的托词，来充当腓力的朋友或知交呢？我不明白。不！这是不可能的！埃斯基涅斯，你是受雇来破坏雅典人利益的。你在公开叛变时被人当场发现，事后你已经作过交代，但是，你却以其他人可能犯而我却不会犯的罪行来辱骂我，指责我。
埃斯基涅斯，我们共和政体的许多伟大光荣事业是通过我进行并完成的，祖国没有忘记这些。下面这件事就是明证。在打完仗选举由谁来发表葬礼演说时，虽然有人提到了你，但人民不选你，尽管你有一副好嗓子；也不选狄美德斯，尽管他刚刚达成和平；也不选赫吉门或你们一伙中的任何人，却选了我。而且，当你和彼索克利斯蛮横而又卑鄙地走上前来（慈悲的苍天哪！），用你现在罗列的罪状来谴责我、辱骂我时，人民却更加要选我。原因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告诉你。雅典人知道我在处理他们的事务时的忠诚和热忱，也知道你和你那伙人的不忠；你在祖国强盛时誓不承认某些事情，在祖国蒙受不幸时却承认了。因此，人民认为，那些以国家的灾难来取政治安全的人早已成为人民的敌人，而现在也是人民的公敌。人民还认为，那位将用演说来颂扬烈士及其英勇气概的人，不应该曾经与人民的仇敌同室而坐，同桌而饮；他不应该与刽子手一起欢宴作乐，并为希腊的灾难大唱赞歌，然后再到这里来接受殊荣；他不应该用嘴，而应该用心来悼念死难烈士。这是人心所向，吾心所向，但不是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想法。因此，人民选了我，却不选你。不但人民是这样想的，而且当选主持葬礼的死者父兄也是这样想的。按照风俗，丧筵应摆在死者至亲家中，而他们却要摆在我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单独来说，家属与死者的关系要比我亲近，但对全体烈士而言，却没有人比我更亲了。最深切关心他们安危和成就的人，对全体死难烈士的哀痛也最深。
你提到了古代诸位贤人；你这样做很对。但是，雅典人啊，他竟然利用你们对古人的崇敬，把古人同我——同你们之中的一员进行对比，这就有失公允。因为普通人忽视了一件事实：对于生者，人们总是多多少少存有恶感；而对于死者，甚至连敌人也会尽释前嫌。既然这是人之常情，难道还能用前辈作为标准，对我进行考验和判断吗？愿上苍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埃斯基涅斯，你这样做不公正，也不公平。让我同你作一个比较吧，或者同你喜欢的那伙人中的任何一位作一个比较吧。我们来思考一下，怎样做才能给国家增添光荣，对国家更有利：是借口上一代人创造了难以言喻的伟业，因而现代人的功绩就应该不予报偿并弃之不顾？还是主张凡能证明怀有良好愿望的人，都应该得到人民给予的荣誉和关怀？不过，实际上——假如我必须说这么多——人们在公正思考后就会发现，我所尊奉的政策和原则与古代圣贤不谋而合，目标也一样，而你的那些政策和原则却与古代诽谤者如出一辙。因为古代肯定也有这种人，他们像你一样居心不良，贬低活着的人，赞扬作古之人。
你说我根本不像古代贤人。埃斯基涅斯，你像吗？你的兄弟像吗？我们演说家中有人像吗？我断定没有一个人像。但是，我的老兄（我找不到别的称呼了），请你在活着的人之间，在竞争对手之间进行比较吧，例如在诗人之间，舞蹈家之间，运动员之间，你愿意的话，可以在任何一类人之间进行比较，菲拉蒙并没有因为比不上卡里斯特斯的格劳克斯，或因为比不上过去时代的其他格斗士，所以就未能获得桂冠而离开奥林匹亚；相反，由于他击败了所有闯入格斗场的对手，他被戴上桂冠，并被誉为胜利者。所以，我要求你把我与今日的演说家进行比较，同你自己进行比较，同你喜欢的任何人进行比较，我不会向任何人认输。当共和政体能为自己的利益自由地作出抉择时，当爱国主义成为一种竞赛时，我已表明自己是一个胜过任何人的谋士。国家的每一个行动，都遵循了我所拟定的政令、法律和谈判方针。你那伙人却无影无踪，除非你们想给雅典带来危害。但是，自从那个可悲的事件发生后，当不再需要直言敢谏的人，而需要俯首贴耳的人，需要甘愿卖身叛国、奉迎异邦的人时，你们却各就各位，变成了前呼后拥的要人；我承认，这时我无能为力，尽管我比你们更眷恋我的同胞。
雅典人啊，有两件东西是善良的公民所持有的。请让我现身说法，尽量不冒犯别人。在拥有权力时，他应该怀着维护共和政体的尊严及其至高无上的坚定目的；而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他都应该有忠贞不渝的精神。这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天性、本领和能力。你们将会发现，我始终真诚地怀有这种精神。只要看看下列事实：当我受到传唤，当他们以邻邦联盟为由对我进行控告，当他们对我进行威胁，当他们春风得意，当他们派出歹徒像野兽一样向我扑来，无论怎样，我都丝毫没有抛弃对你们的感情。我从一开始就选定了一条诚实的、正直的政治道路，来维护祖国的荣誉、力量和光荣。我崇高这些品质，我就是这样为人处世的。我不会为异邦的欣欣向荣而兴高采烈地在市场上来回踱步，并伸出右手向某些人表示祝贺，因为我认为他们会将此事到处传扬。这些人一听到我们自己获得了成功，就会发抖、呻吟、瘫倒在地。他们就像伪君子，他们指责雅典人，似乎不是在指责自己。他们的眼睛盯着国外。如果异邦人因希腊的不幸而繁荣起来，他们就倍感庆幸，并且说我们应该让异邦人繁荣下去，直至永远。
众神啊，让这些愿望永远不要被你们批准吧！若有可能，你们甚至也要让这些人获得更清醒的理智和情感。但是，如果他们确已不可救药，那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在陆上和海上都灭绝吧。至于我们其余的人，请准予我们迅速解除目前的忧患，获得永久的解脱吧！
6.西塞罗
西塞罗公 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演说家。
大演说家的本质
在数量众多的学者中，有大批精通本业的专家和许多最杰出的天才，而雄辩术虽有各种根据因而可获得最丰厚的报酬，但演说家却为数甚少。这除了这项艺术令人难以置信的博大艰深外，谁能想像出其他原因？对于各种事物的渊博知识是必要的，否则词语的流利就会空洞可笑；演说本身的构成不仅依靠选择词语，而且依靠细心地谴词造句；自然赋予人的各种感情都应深刻地加以认识；因为演说中的一切力量和技艺都必须用来融合或激起听众的情感。应该具备一定的优美和机智，教养良好者应有的知识，在抨击和回答时的敏捷和简洁，以及精心表现出的体面和文雅。此外，还得记住全部古代知识和大量事例；一般法律，特别是民法的知识也不能忽视。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由身体的动作、姿势、外观和声音的抑扬变化所决定的演说风格。因为，相对平凡的演员表演艺术即已证明：从本质上说，仅仅演说风格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力量。尽管许多人都以极大的努力塑造自己的外观、声音和姿势，但谁不知道，能使人们屏息聆听的演说家过去和现在都屈指可数？对于记忆，那个一切事物的贮藏库，我能说些什么呢？除非它所保存的素材和词语是思想和创造力的成果，否则，纵使演说家的才能超群，亦将无所裨益。我们不必惊叹优秀演说家之难得，因为雄辩术来自所有上述各种条件，而每一种条件都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成功地获得。我们还要告诫孩子们和珍视其荣誉与光荣的人深思这个目标的深广程度，不要以为通过他们现正遵循着的箴言和大师们的教导，通过练习就可以达到预期的高度，而应懂得他们必须采用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照我看来，实际上没有人能成为集一切值得称赞的才能于一身的演说家，除非他能获得关于所有重要事物和全部文理科的知识；因为他的语言必须通过知识的滋养，才能臻于华美绚丽、旁征博引；演说家若不能理解并感受到处于表面以下的事物，演说术就会变成近乎儿语的连篇空话。
克拉苏斯说：“我的看法是，对演说提供最大帮助的首先是禀性和天才；就安东尼乌斯现在所指的那些谈论艺术的人而言，他们的演说所缺乏的，不是技巧和方法，而是天赋的才能；因为，在人的思想和认识中总该有某些敏于构思、长于描述、善于记忆的活跃力量；如果有人设想能够通过艺术得到这些力量（那是不对的，因为它们倘能由艺术激起，固然很好，但它们是天赋的才能，不能由艺术灌输给人），那么口才的流利、音质、肺部的活力和整个面容及身体的构造这些条件是与生俱来的，他又该作何解释呢？我并不是说艺术不能改进这些具体条件（因为我并非不知道好的条件能通过教育而更好，不很好的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进）；但有人说话吞吞吐吐，声调刺耳，身体的动作和神态笨拙粗野，则不论其因天赋或因艺术而具有什么力量，也不能算作优秀的演说家；然而另有一些人却幸运地具有上述条件，天资过人，熠熠生辉，似乎生而与人有异，系由神力造成。在大庭广众之中，人人静听某一个人谈论最重要的问题，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业，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敏锐地觉察讲演者的失误，而不会注意他的长处，因而听讲者一有反感就会忘却讲演者值得称赞的地方。我这番话对于即使是天资不足的年轻人也根本无意于阻止他们学习演讲术。因为，谁没看到我的同时期人凯利乌斯，一个新手，才智平庸，却在演讲中赢得殊荣？谁不知道你们的同时期人维里乌斯，一个迟钝笨拙的人，却依靠磨炼本领而赢得盛誉？”
可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完美的演说家，我们必须在讨论中设想一位去除一切缺点、具备各种优点的演说家。即使大量的讼案与各种原因和我们借以展开辩论的广场上的混乱与粗野都给最差的演说家留下了活动余地，我们也不能把这当作理由而将视线从我们探讨的目标移开。人们在演说艺术中寻求的不是某种必不可少的实际用途，而是思想中得以无所拘束地、精细地、几乎近于挑剔地进行评价的乐趣。因为，尽管人们可能容忍广场上平庸的演说家，却没有什么讼案和论战能迫使人们忍受舞台上拙劣的演员。所以演说家必须认真做好准备：不但要满足必须给予满足的那些人，还应显示出值得那些有权进行公正评价的人所作的赞美。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自己的想法，亲密的朋友们，我愿向你们表白我至今尚未说过并且认为永远也不应该提及的想法。那些讲得最好而且姿态最自然、最优雅的人，如果开始讲话时一点也不胆怯，一点也不慌乱，在我看来，他们似已丧失了羞耻感；尽管不应显出胆怯和慌乱，然而我们却无法做到，因为一个人进行演说的条件越充分，他就越对演说的困难、演说是否成功和听众的期望感到担心。但他若不能说出与讲题相符，与演说家的名声相称，并值得听众注意的内容，即使他讲话时故作慌乱，在我看来，也是完全不知羞耻的；我们不能通过表现羞怯，而应通过摒弃不适宜于我们的腔调，来避免厚颜无耻的品性。我认为没有羞耻之心的演说家（我在许多人身上看到这个情况）不仅应受责备，还应当面给以申斥。确实，常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情况也十分频繁地出现在我身上，我在演说开始时往往脸色苍白，感到心中一阵战栗，也可以说，全身都在战栗。我年轻时，一次在开始一项指控时由于害怕而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讲话的能力，非常感激玛克西穆斯，他一见到这个情景便即刻宣布解散那个集会。
人们对此都表示赞成，意味深长地相互看着，并开始交谈；在克拉苏斯身上有着一种奇妙的羞怯，那非但不是他的演说的缺陷，而且是对它的一种帮助，使它显示出可取的诚实。
7.凯撒
凯撒，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100-公元前44年，古罗马军事统帅、政治家。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
破釜沉舟（公元前48年）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更可怕的敌人，现在我们所要对抗的不是饥饿和贫乏，而是人。一切决定于今日。记住你们在提累基阿姆时所给我的诺言。记住你们是怎样当着我的面前，彼此宣誓：非战胜，决不离开战场。同伴士兵们啊，这些人就是我们过去在赫丘的石柱所遇着的那些人，就是在意大利从我们面前溜跑了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在我们十分艰苦奋斗之后，在我们完成那些伟大战争之后，在我们取得无数胜利之后，在我们为祖国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增加了400个属国之后，不与我们以荣誉，不与我们以凯旋，不与我们以报酬，而要解散我们的那些人。我向他们提出公平的条件，不能说服他们；我给他们以利益，也不能争取他们。你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我释放的，不加伤害，希望我们可以使他们有一点正义感。今天你们要回忆所有这些事实，如果你们对于我有所体会的话，你们也要回忆我对你们的照顾，我的忠实和我所慷慨地给予你们的馈赠。
吃苦耐劳的老练士兵战胜新兵也是不难的，因为新兵没有战斗经验，并且他们像儿童一样，不守纪律，不服从他们的指挥官。我听说，他害怕，不愿作战。他的时运已经过去了；他在一切行动中，变为迟钝而犹疑；他已经不是自己发号施令，而是服从别人的命令了。我说这些事情，只是对他的意大利军队而言。至于他们的同盟军，用不着去考虑他们，用不着去注意他们，根本用不着去和他们作战，他们是叙利亚、福里基亚和吕底亚的奴隶，总是准备逃亡或作苦役。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们马上就会看见的，庞培自己也不会在战斗行列中给他们以地位。就是这些同盟军像狗一样向你们包抄过来威胁你们的时候，你们也只要注意意大利人的士兵。当你们已经击溃敌人的时候，让我们饶恕意大利士兵，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族人，不要屠杀同盟军，使其他的人感到恐怖。为了使我知道你们没有忘记你们不胜即死的诺言起见，当你们跑去作战的时候，首先摧毁你们军营的壁垒，填起壕沟。这样，如果我们不战胜的话，就没有逃避的地方，使敌人看见我们没有军营，知道我们不是在他们的军营里驻扎。
论惩处阴谋家（公元前63年）名位元老：
凡对复杂问题进行慎重考虑的人都不宜怀有仇恨、激情、愤怒或怜悯，以免受其影响。如果视线被这类感情所阻挡，即不易识别正确的事物，此时，任何人都会不再顾及热切希望达到的目的与利益。在思想不受阻碍地活动时，它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激烈的情绪如果支配了思想，就会成为统辖思想的暴君，而使推理失去力量。
各位元老，我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不少国王和国家因受忿恨和同情的影响而采取不明智行动方向的例子；但我却愿讲述我们祖先的例证，他们抵制了感情的冲动，而以智慧和正确方针指导了行动。
在我们反对珀西斯王的马其顿战争中，在罗马人民支援下强大起来的罗得斯国，曾背信弃义而与我们敌对；在战争结束后考虑罗得人的行为时，我们的先人却没有惩罚他们，以免有人会说对他们作战是为了攫取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惩罚他们的背信弃义。同样地，在整个布匿战争中，尽管迦太基人在和平时期与停战阶段都犯有许多非正义的罪行，我们的祖先却从未借机报复，他们考虑的是与自己相宜的，值得的事，而不是给予敌人以应得的惩处。
对于现在这些阴谋家，各位元老，我的意见是最严厉的酷刑也不足以惩罚他们的罪恶；然而人类的多数总是注意最后发生的事，以罪大恶极者的案件而言，如果惩罚过于严厉，人们就会忘掉他们的罪行，而只谈论对他们的处置。我也确信，像德西穆斯·西兰努斯这样英勇善断的人，是从对国家的热忱出发而提出建议的，他对这样重要的事情所持的见解不会出于偏袒或敌意；我知道这是他的品质和判断力。然而在我看来，我不愿说他的建议是残酷的（因为对那些人来说有什么惩罚能算是残酷的呢？），但不符合我们的方针。因为，西兰努斯，我敢说，必定是你的担心，要不就是他们的叛逆罪行，才使你这样一位当选而尚未就任的执政官提出了这种新的惩罚。没有担心的必要。因为我们的执政官才能出众，行动果敢，已命令如此众多的军队整装待命。至于惩罚，我们可以说，在困境和危难中，死亡是痛苦的解脱，而不是折磨；死亡可以结束一切人间苦恼；人死之后就无所谓愁苦，无所谓欢乐了。
但是，我以永生的众神的名义问你，西兰努斯，你为什么不附带提出，先对他们施以鞭笞之后再予处死？是因为波尔久斯法禁止那样做吗？但是其他几种法律却禁止对已判刑的公民剥夺其生命，并允许他们流亡。或者是因为鞭笞是比处死更重的刑罚？可是对于犯有如此罪行的人，还有什么刑罚能算是太严厉或太苛刻的呢？如果鞭刑轻于死刑，那么，遵守法律意义不大，而你不尊重法律倒是得其要领的，这说得通吗？
但是，可能有人要问，对于这些叛国者判刑的严厉性，日后加以责备的将会是谁？我回答说，是时间，是事件的进程和命运，它们的变化支配着各个国家，它们将会提出责备。不论落在叛逆者身上的是什么，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是，各位元老，应该认真考虑以什么刑罚来判处别人的是你们。所有导致了恶果的先例本都出于良好的用心；但当一个政府被无知或无原则者掌握时，施加于罪有应得的合适对象的任何一种新的严厉刑罚，都会被作为例子援用于那些罚不当罪的不合适的人身上。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人时，指派了30人统治他们的国家。这30人开始执政时对一切恶名昭著或众所痛恨的人，甚至不经审判一概处以死刑；人民庆祝这一行动，称颂他们的公正。可是后来他们那种不尊重法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发展到随心所欲，不分好歹地杀人，使全体人民陷入恐怖之中，从而使那被压服和奴役的国家为它轻率的高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样，在我们自己的记忆中，当胜利的叙拉命令把危害国家的达玛希普斯和其他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处死时，谁不称道这一行动？大家欢呼那些结党营私、以煽动叛刮的行为损害国家的恶人之丧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个行动却成为一场惨重杀戮的开始。任何人觊觎别人的宅第或别墅、甚至金银餐具或服饰，就运用自己的势力把那人列入死囚名单。于是，那些把达玛希普斯被处死视为喜事的人自己也很快被人置于死地；屠杀迄未得到遏制，直至叙拉以财宝使其党徒感到餍足方告结束。
当然，我并不担心在西塞罗治理下或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类无节制现象。但在一个大国里会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在其他某个阶段，换上另一个像现在这位执政官一样统率着一支大军的执政官，某种错误的指挥就可能被信以为真；按照前面提到的先例，执政官可能向元老院的权力挑战，那时谁能制止其进程，或缓和其狂暴？
各位元老，我们祖先的品行和勇气是无所欠缺的；他们的自尊心也从未妨碍他们效法别国值得重视的做法。他们的盔甲和兵器是向撒姆尼人学来的；他们表示权力的标志多数取自伊特鲁里亚人；总之，只要是对他们合适的，无论其来自盟友或敌人，他们都非常乐意采用过来，他们对别人的长处愿意仿效，而不是存心戒备。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采用了希腊人的一种做法，以鞭笞惩罚公民，并对宣告有罪的人处以极刑。然而，当共和国强大起来，众多公民中内讧加剧时，人们开始将无辜者卷入定罪范围，并滥施刑罚；于是才提出了波尔久斯法和其他法律，允许已定罪的公民流亡。各位元老，我把我们祖先这种宽容大度视为我们不应采用任何新的严厉手段的有力理由。因为那些艰苦创业、建立了如此伟大的国家的人，同我们这些仅能把祖先光荣地创建的基业维持下来的人相比，肯定具有更大的优点和智慧。那么，你们会问，我的意见是不是说应该释放这些阴谋家，从而使卡提利那的军队得到扩充？决非如此，我的建议是他们的财产应当充公，他们本人应被监禁在足以承担其费用的城市中；从此任何人不得再向元老院提出这一案件，或就此向人民发表意见；并且现在即由元老院宣告任何人若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就是反对共和国及公众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