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气死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了，在发布的文告中，他自称的“予”一变又为“本大总统”。但是，这时袁世凯也深知，帝制不成，大总统的职位也难保了。因为这时全国范围内的讨袁运动仍方兴未艾。这时的反袁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赶回国内，在上海号召把讨袁斗争进行到底，并发布了《讨袁宣言》。

1916年4月，忠于袁世凯的广东将军龙济光，迫于各方压力，宣布广东独立。不久，朱瑞为将军的浙江省也宣布独立。至此，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先后独立，反袁势力遍及南半天。

5月8日，在广西的陆荣廷来到广东肇庆，与梁启超谋划，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等任抚军。结果，军务院统一了南方独立反袁各省的意见，提出袁世凯不退位，绝无议和可言。而这时袁世凯已宣布取消洪宪帝制，仍留任民国大总统。军务院提出的退位意见，即指袁世凯退总统之位。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袁世凯退总统之位上来。

为了挽回败局，袁世凯起用了手握北洋重兵的段祺瑞组织内阁，寄希望于武力解决。但是，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袁世凯交权，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这一下使袁世凯更是急火攻心，气急败坏。

于是，袁世凯只好派阮忠江到冯国璋家里，希望冯国璋能出面调停南方独立各省及军务，军务院与北洋政府一起，从中斡旋，保存自己的大总统的职位。

但是，冯国璋并不热心，虽然他发表了声明、宣言之类的表面文章，但在致袁世凯的密电中，却写道：“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有服其心”，希望袁世凯“亟筹自全之策”，把袁世凯寄予他的希望，推脱得一干二净。

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当初面临武昌起义，他对清廷搞的那套把戏，如今段祺瑞、冯国璋竟完完全全地用到他的头上。这时已是5月中旬，袁世凯取消帝制已两个月了。袁世凯已经从每日下楼到居仁堂办公，改在卧室内批阅文件，后来又从桌子上批文，移到床上，听内史夏寿田汇报了。他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

全国范围内反袁的声势继续扩大。继云南、贵州宣布起义、独立之后，广西、江西、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相继宣布讨袁独立。在东北三省，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将中央政府派驻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也驱逐出境了，并声称要追究段芝贵盗卖木材、贪污的责任。袁世凯对于一位胡子出身的草莽居然也敢对中央政府的将军要员这般对待，异常气愤，但又无可奈何。

到了5月份，陕南镇宁使陈树藩公然驱逐袁世凯任命的官员，张作霖毕竟是招安的土匪，土匪视地盘为命根，反复无常本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但陈树藩的反叛意义却不一样。因为陈树藩的晋军毕竟属于北洋军系，而且陈树藩又是段祺瑞的心腹。他的反叛意味着北洋高级将领开始公开背离袁世凯。

袁世凯没有预料北洋派的背离。5月22日，南方独立各省与北洋政府和谈的南京会议宣告和谈破裂。同日，陈宦宣布四川省及他本人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陈宦既是袁世凯在西南倚重的将军，又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把兄弟，私人感情甚笃。他的反叛，对于袁世凯是个沉重的打击。袁世凯接到电报后，竟半日不能言语。

然而，坏消息还没有结束。5月29日，袁世凯倚重的另一位将军汤芗铭宣布湖南讨袁独立。这一回，袁世凯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垮了。袁世凯的精神状态面临着最后的崩溃。当初，汤芗铭是鼓吹帝制最得力的一位地方要员。他曾招募一批文人笔才，把他们软禁在一个大豪华的院落中。院落中，备好高级的名烟名酒，连娱声乐色的妓女都准备好了。只要这帮文人伪造出湖南推戴袁大总统为皇帝的民意，并写出极其美的劝进书即可。最后，劝进书写好了，并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地缮写在特制的表章上，文尾写着“湖南靖武将军臣汤芗铭谨奏”。然后把这劝进书放进特制的金丝楠木小匣中，派遣特使专程奏书晋京。继汤芗铭宣布独立后，唐天喜的背叛，使袁世凯的精神完全崩溃。

唐天喜服侍袁世凯多年。他和袁世凯是同乡，原是在豫剧班唱小旦的，人长得十分俊美、轻盈。袁世凯在少年时就喜欢上他，一直带在身边。后来，袁世凯给他在军界谋了个闲差。洪宪帝制之前，唐天喜已经以旅长身份，混到京汉铁路北段护路司令了。

帝制取消后，前线还有零星战事。唐天喜主动请缨，在袁世凯面前一边哭泣，一边请求：“天喜蒙大总统30年养育之恩，我要上前线去打蔡锷。”

唐天喜此举，倒使袁世凯苍凉的心理有了一点安慰，感到天喜总算不辜负自己一片恩情。于是，袁世凯拨给他人马枪械，唐天喜信誓旦旦地与袁世凯依依分别，上了前线。可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唐天喜一到湖南，就被赵恒惕以30万两银子收买。

唐天喜幡然举叛，并连夜袭击了他本应去增援的马继增部。马部猝不及防，全军溃乱，仓促中，马继增无奈，含愤举枪自毙。唐天喜这一行动，使前线战事急转直下。

据接近袁世凯的人说，袁世凯收到唐天喜叛变的急电，已近疯狂。袁世凯神经失常地口口声声叨念着：“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帝制失败，众叛亲离，极大地刺激了袁世凯。他的三女儿回忆了袁世凯去世前病势沉重的情形，说：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和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日日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里，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一些重要的来客。这样延续到旧历五月初，病势更重，才不能下床，也不再办公。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他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

进入6月份，袁世凯的病情进一步恶化。6月1日，总统府召法国名医贝希叶和名中医萧龙友入府治疗，初步诊断为尿毒症。由于袁世凯不信西医，拒不吃西药，所以拖延数日，直到袁世凯已病入膏肓，才由曾赴德国的袁克定主持，决定用西医。但此时已无可挽回。贝希叶首先进行导尿，导出来的却是尿与血混合的血水。袁世凯深深地呻吟了一声，似乎很痛苦。

他深知病情无可挽回，当晚便召集了徐世昌和段祺瑞，对他们说：“总统的职位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

以后，袁世凯断断续续地说过一些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入夜即昏迷不醒。

1916年6月6日（旧历五月初六）晨10时，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病逝，终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