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攻读

1942年9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伪沦陷区的政策此时也相对放宽，宁波办起了高中师范学校。虽然考普通高中和大学是孙儒泳一直盼望的，但考虑到此时家境并不富裕，一家老少三代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收入勉强维持，所以孙儒泳只能报考师范学校。

虽然初中断断续续地只读了一年半，但是因为孙儒泳一直坚持在家温习功课，他还是顺利考上了浙江宁波高中师范。这所学校是新办的，孙儒泳是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当时课程无法开齐全，理科只开了数学、生物两门，没有物理、化学。另外还有语文、日语、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

课程虽不齐全，但这里的课程却让孙儒泳受用终生。孙儒泳后来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与浙江宁波高中师范教生物的戴希天老师有很大的关系。戴老师的课教得扎实、深入浅出，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不仅如此，高中师范的音乐教师李平之也是影响孙儒泳一生的人。李老师是宁波市音乐教育界的老前辈之一，是个堪称“业精为师，德高为范”的楷模式人物。三年师范教育，他不仅教了学生音乐乐理、简谱、五线谱，还教学生如何演奏各种乐器，尤其是风琴和钢琴。此外，还教学生歌咏技巧及如何作曲、如何指挥等。李老师的教导让孙儒泳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生对音乐的爱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外，高中师范的体育老师对孙儒泳也颇有影响，这位体育老师每天早上带领学生集体跑步，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跑步习惯。孙儒泳在经历了这一番跑步训练之后，体质大为增强，为日后长期参加野外工作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底子。

1945年7月，孙儒泳从浙江宁波高中师范毕业，经李平之老师介绍，打算去奉化的一个中学教书。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抗日战争终于结束，兴奋的孙儒泳本来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学以致用、报效祖国了。没有想到，东迁接收沦陷区的国民党政府却出台相关的政策，不承认沦陷区颁发的文凭。孙儒泳也一下子变成了“伪毕业生”，失去了从教的资格，只好赋闲在家。宁波沦陷的时候一直饱受失学的困扰，抗战胜利了却依然要经历失业的烦恼，孙儒泳十分苦闷。

转眼到了1945年年底，孙儒泳收到一个消息，说省城杭州要举办一个沦陷区知识青年学习班，举办者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看到一线希望的孙儒泳立即手持文凭，和二十多名有着相同命运的知识青年，坐着一辆破旧卡车一路颠簸从宁波出发去杭州。这个沦陷区知识青年补习班不仅要补习理化知识，还要接受各种审查和盘问。此外，还要参加文化考试，通过甄别考试才予以承认学历。在还没有收到通过甄别的通知时，孙儒泳收到了宁波四明孤儿院马式容老师的任教邀请，面对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机会，他立刻乘车返回宁波。

孙儒泳在四明孤儿院教授音乐和国文，因为在师范学校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他讲授的唱歌课很受学生欢迎。在四明孤儿院工作还算顺利，但是一心求学的孙儒泳仍然渴望继续深造。不久，孙儒泳收到了李平之老师通报的自己已经通过甄别考试的通知，于是他在信中向恩师表达了自己还想读大学的希望。李老师也再一次对自己的爱徒伸出了援手，1946年9月，在李老师的帮助下，孙儒泳来到上海唐山路小学教书，并继续复习准备考大学。

在唐山路小学任教的一年，是孙儒泳记忆中最忙碌、最紧张的时期。在保证白天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留出精力晚上去夜校补习高中课程。孙儒泳的中学时代是东拼西凑读出来的，初中课程只学了一年多，高中完全没有接触理化知识，由此可以想象补习的难度。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上大学的渴望让孙儒泳一点儿也不敢懈怠，一点一滴地积累学习。天道酬勤，到了1947年暑假，他觉得自己的文化程度可以准备报考大学了。然而，报考什么样的大学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若论个人兴趣，音乐学院肯定是孙儒泳最理想的选择。当时的大学教育是面向精英的教育，学费非常昂贵，完全超出了孙儒泳的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于是，孙儒泳再一次将希望寄托于师范学校，这也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免费大学。报考生物系，则是出于对自己文化程度的考虑。文科并不是孙儒泳的志向，理化毕竟只是刚刚接触，基础还不牢靠，唯有生物是自己有基础，且相对冷门，录取把握更大的专业。事实证明，孙儒泳的选择是正确的，很快，他就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

[1] 张良鸿：《孙儒泳传》（第一版），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年，第9页。

[2] 张良鸿：《孙儒泳传》（第一版）。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3] 意思是少年老成。

[4] 孙儒泳：孙儒泳先生自述（一）动荡岁月中的求学生涯。《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8年12月20日。

[5] 10-1-261（旧），鄞县私立三一中学学生学籍表——孙儒泳。存于宁波市档案馆。

[6]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业务一处：宁波八年抗战大事记。《宁波通讯》，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