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与黄酒：醉书丹青惊龙蛇

“问君何举如椽笔，跃上云端酒使狂”。醇酒之嗜，激活了两千余年不少书画艺术家的灵感，为后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艺术精品。他们酒后兴奋，引发绝妙的柔毫，于不经意处倾泻胸中真臆，令后学者击节赞叹，甚至顶礼膜拜。酒酣之时，使平淡而奇崛，逮若神助，笔下生花；倘或一旦罢杯，则老生常谈，平平而蹈于窠臼，神采乏力，冥思无端。历史上不少大书法家并不满足于细品助兴，小盏频频，于琼浆玉液乃是海量，放胆开怀畅饮，越是激昂腾奋，越是笔走龙蛇，异趣横生，线条旋舞，恨墨短砚浅，非纸尽墨干乃止。

从古至今，文人骚客总是离不开酒，那些在书苑画界占尽风流的名家们更是“雅好山泽嗜杯酒”。他们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或花前酌酒对月高歌，往往就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酒酣之后，他们“解衣盘薄须肩掀”，从而使“破祖秃颖放光彩”，酒成了他们创作时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酒可品可饮，可歌可颂，亦可入图画中。纵观历代中国画杰出作品，有不少有关酒文化的题材，可以说，绘画和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笔走惊龙蛇，醉笔染丹青”。中国绘画史上记载着数万位名画家，喜豪饮者亦不乏其人。我们只能从有“画圣”头衔和“三绝”美誉的吴道子和郑虔说起。吴道子名道玄，画道释人物有“吴带当风”之妙，被称之为“吴家样”。唐明皇命他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的风景，他能一日而就。《历代名画记》中说他“每欲挥毫，必须酣饮”，画嘉陵江山水的疾速，表明了他思绪活跃的程度，这就是酒刺激的结果。吴道子在学画之前先学书于“草圣”张旭，其豪饮之习大概也与乃师不无关系。郑虔与李白、杜甫是诗酒友，诗书画无一不能，曾向唐玄宗进献诗篇及书画，唐玄宗御笔亲题“郑虔三绝”。又如唐代画家王洽，以泼墨手法而被时人谓之“王墨”，《唐朝名画录》说他“性疏野好酒”，放纵江湖之间，每欲画必先饮到兴酣之际，先以墨泼洒在绢素之上，墨色或淡或浓，随其自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烟，变化万千，巧夺天工，非一般画工所能企及。

五代时期的励归真，被人们称之为“异人”。平时身穿一袭布裹，入酒肆如同出入自己的家门。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好喝酒，励归真回答：“我衣裳单薄，所以爱酒，以酒御寒，用我的画偿还酒钱，除此之外，我别无所长。”励归真嗜酒却不疯癫狂妄，难得如此自谦。其实励归真善画牛虎鹰雀，造型能力极强，他笔下的一鸟一兽，都非常生动传神。传说南昌果信观的塑像是唐明皇时期所作，常有鸟雀栖止，人们常为鸟粪污秽塑像而犯愁。励归真知道后，在墙壁上画了一只鹊子，从此雀鸽绝迹，塑像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活动在五代至宋初的郭忠恕是著名的画界大师，他所做的楼台殿阁完全依照建筑物的规矩按比例缩小描绘，评者谓：他画的殿堂给人以可摄足而入之感，门窗好像可以开合。除此之外，他的文章书法也颇有成就，史称他“七岁能通书属文”。然而，郭忠恕生性嗜酒，一生中多由此致祸，仕途遭遇极为坎坷。不过，他的绘画作品却备受人们欢迎。郭忠恕从不轻易动笔作画，谁要拿着绘绢求他作画，他必然大怒而去。可是酒后兴发，就要自己动笔。一次，安陆郡守求他作画，被郭忠恕毫不客气地顶撞回去。这位郡守并不甘心，又让一位和郭忠恕熟悉的和尚拿上素绢，乘郭忠恕酒酣之后赚得一幅佳作。大将郭从义就要比这位郡守聪明多了，他镇守岐地时，常宴请郭忠恕，宴会厅里就摆放着笔墨。郭从义也从不开口索画。如此数月。一日，郭忠恕乘醉画了一幅作品，被郭从义视为珍宝。

宋代的苏轼是一位集诗人、书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尤其是他的绘画作品往往是乘酒醉发真兴而作，黄山谷题苏轼《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他还说，苏东坡“恢诡诵怪，滑稽于秋毫之颖，尤以酒为神，故其筋次滴沥，醉余频呻，取诸造化以炉钟，尽用文章之斧斤”。看来，酒对苏东坡的艺术创作起着巨大的作用，连他自己也承认“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据《春渚纪闻》载：苏东坡在黄冈时，“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题带画，亦时有之”。

元初的著名画家高克恭（1248—1310年）是维吾尔族人，字酬，号府山老人。“我识房山紫篝曼，雅好山泽嗜杯酒。”他的画学米氏父子，但不肯轻易动笔，遇有好友在前或酒酣兴发之际，信手挥毫，被誉为元代山水画第一高手。虞集《道园学古录》中说：“不见湖州（文同）三百年，高公尚书生古燕，西湖醉归写古木，吴兴（赵孟頫）为补幽重册。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这首诗告诉我们高克恭酒后作画精妙绝伦，无可匹敌。

元朝有不少画家以酒量大而驰誉古今画坛，“有鲸吸之量”的郭异算一位。山水画家曹知白的酒量也甚了得。曹知白（1272—1355年）字贞素，号云西。家豪富，喜交游，尤好修饰池馆，常招邀文人雅士，在他那座幽雅的园林里论文赋诗，筋咏无虚日。“醉即漫歌江左诸贤诗词，或放笔作画图。”杨仲弘总结他的人生态度是：“消磨岁月书千卷，傲视乾坤酒一缸。”另一位山水画家商琦（字德符，生活在14世纪）则能“一饮一石酒”。称他们海量都当之无愧。

明代祝允明（1460—1526年），字希哲，因右手六指，自号枝山。嗜酒无拘束，玩世自放，下笔即天真纵逸，不可端倪。与书画家唐寅、文徵明、诗人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能诗善文，长于作画，尤工书法，名动海内。他的书法各体皆通，尤以草书闻名，人称：“枝山草书天下无，妙酒岂独雄三吴！”祝允明狂草学怀素、黄庭坚，在临书的功夫上，他的同代人没有谁能和他较量。他是一位全能的书法家，能以多种方式创作，能写小楷、篆隶、大草，也能写古雅的行书和巨幅长卷。吴中属古苏州境内，苏州黄酒造就了“吴中四才子”的英名。

明朝画家中最喜欢饮酒的莫过于吴伟（1459—1508年），善画山水、人物，是明代主要绘画流派——浙派的三大画家之一，明成化、弘治年间曾两次被召入宫廷，待诏仁智殿，授锦衣镇抚、锦衣百户，并赐“画状元”印。明朝的史书典籍中有关吴伟嗜酒的记载，笔记小说中有关吴伟醉酒的故事比比皆是。《江宁府志》说：“伟好剧饮，或经旬不饭，在南都，诸豪客时召会伟酣饮。”詹景凤《詹氏小辩》说他“为人负气傲兀嗜酒”。周晖《金陵琐事》记载：有一次，吴伟到朋友家去做客，酒酣而雅兴大发，戏将吃过的莲蓬，蘸上墨在纸上大涂大抹，主人莫名其妙，不知他在干什么，吴伟对着自己的杰作思索片刻，抄起笔来又舞弄一番，画成一幅精美的“捕蟹图”，赢得在场人们的齐声喝彩。姜绍书《无声诗史》为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吴伟待诏仁智殿时，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一次，明成化皇帝召他去画画，吴伟已经喝醉了。他蓬头垢面，被人扶着来到皇帝面前。皇帝见他这副模样，也不禁笑了，于是命他作“松风图”。他踉踉跄跄碰翻了墨汁，信手就在纸上涂抹起来，片刻，就画完了一幅笔简意赅、水墨淋漓的“松风图”，在场的人们都看呆了，皇帝也夸他“真仙人之笔也”。

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是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诗文书画无一不能，曾自雕印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江南可是盛行饮黄酒之域）。山水、人物、花卉无不臻妙，与文徵明、沈周、仇英有明四家之称。唐寅总是把自己同李白相比，其中包括饮酒的本领，他在《把酒对月歌》中唱出“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看来，他也是位喝酒的高手。唐寅受科场案牵连被革黜南京解元后，治圃苏州桃花坞，号桃花庵主，日饮其中。民间还流传着许许多多唐寅醉酒的故事，他经常与好友祝允明、张灵等人装扮成乞丐，在雨雪中击节歌唱向人乞讨，讨得银两后，他们就沽酒买肉到荒郊野寺去痛饮，而且自视这是人间一大乐事。还有一天，唐寅与朋友外出吃酒，酒尽而兴未阑，大家都没有多带银两，于是，典当了衣服权当酒资，继续豪饮一通，竟夕未归。唐寅乘醉涂抹山水数幅，晨起换钱若干，才赎回衣服而未丢人现眼。

绍兴有很多名画家，也都喜好“杯中物”，其代表人物就是徐渭和陈洪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他是著名的书画家、戏剧家、诗人。徐渭也以纵酒狂饮著称。曾被总督胡宗宪召入幕府，为胡出奇谋夺取抗倭战争的胜利，并起草《献白鹿表》，受到文学界及明世宗的赏识。徐渭经常与一些文人雅士到酒肆聚饮狂欢。一次，胡宗宪找他商议军情，他却不在，夜深了，仍开着鞍门等他归来。一个知道他下落的人告诉胡宗宪：“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胡并没有责怪徐渭。后来，胡宗宪被逮，徐渭也因此精神失常，以酒代饮，真称得上嗜酒如命了。徐渭才华横溢，倔强不驯，不畏权贵，世称“玩世诗仙，警群酒侠”，杯不离手，醉中作画，留下不朽之作，如《初春末雷而笋有穿篱者，醉中狂扫大幅》等，从画题目可想象出其乘着酒兴作画的情状。徐渭常常和渔夫、小贩等下层劳动人民一起喝酒，了解他们的生活，在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营养：“渔伴网鱼换酒，渔妇把酒斟翁。邻舍不离水上，对斟只在波中。”读了这首诗，眼前仿佛出现一个在渔家饮酒的温馨场面，而徐渭、渔夫、湖、酒在画中则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境界。正如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朱彝尊评论徐渭画时说的那样，“小涂大抹”都具有一种潇洒高古的气势。行草奔放激荡，蕴含着一股狂傲澎湃的激情。

“扬州八怪”是清代画坛上的重要流派。“八怪”中有好几位画家都好饮酒。高凤翰（1683—1748年）就“跌岩文酒，薄游四方。”那位以画《鬼趣图》出名的罗聘（字两峰，1733—1799年）更是“三升酒后，十丈嫌横”。他死后，吴毅人写诗悼念他，还提到了他生前的嗜好，“酒杯抛昨日”，可见他饮酒的知名度了。金农（字冬心，1687—1763年）也是一位朝夕离不开酒的人，他曾自嘲地写道：“醉来荒唐咱梦醒，伴我眠者空酒瓶。”《冬心先生集》中就收录了他与朋友诗酒往来的作品十余首，如“石尤风甚厉，故人酒颇佳。阻风兼中酒，百忧诗客怀”“绿蒲节近晚酒香，先开酒库招客忙。”金冬心不但喜欢痛饮，大概还擅品酒，他曾自豪地说：“我与飞花都解酒”，所以，他的朋友吴瀚、吴潦兄弟就把自己的酒库打开，让他遍尝了家藏名酿。

那位以画竹兰著称，写过“难得糊涂”的郑板桥一生同样与酒有缘。他在自传性的《七歌》中说自己“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市楼饮酒拉年少，终日击鼓吹竽笙。”说明他从青年时代就有饮酒的嗜好了。郑板桥喝酒有自己熟悉的酒家并和酒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河桥尚欠年时酒，店壁还留醉时诗”。

在“八怪”之中最喜欢酒的莫过于黄慎。黄慎（1687—1722年）字恭慰，号瘦瓢，福建曹田人，流寓扬州以曹宇卖画为生。善画人物、山水、花卉，草书亦精。清凉道人《昕雨轩笔记》中说他“性嗜酒，求画者具良酝款之，举爵无算，纵谈古今，旁若无人。酒酣捉笔，挥洒迅疾如风”。其实黄慎爱饮酒但酒量却小得可怜，清凉道人大概有点夸大其词了。许齐卓《瘦瓢山人小传》中说他“一团辄醉，醉则兴发，濡发献墨，顷刻飘飘可数十幅。”马荣祖在《蚊湖诗钞》序中说，黄慎“酒酣兴致，奋袖迅扫，至不知其所以然”。权且不考证黄慎酒量的大小，几条记载共同讲述黄慎的上乘佳作，多是酒酣耳热之际信笔挥洒而成，意足而神完。黄慎作画时运笔疾速如骤雨狂风，清凉道人见过黄慎作画时的情景，说黄慎的画“初视如草稿，寥寥数笔，形模难辨，及离丈余视之，则精神骨力出也”。黄慎是以草书的笔意对人物的形象进行高度的提炼和概括，笔不到而意到，在《醉眠图》里，把李铁拐无拘无束，四海为家的生活习性，粗犷豪爽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郑板桥说的那样：“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

清末，海派画家蒲华可以称得上是位嗜酒不顾命的人，最后竟醉死过去。蒲华（1833—1911年），字作英。善草书、墨竹及山水。住嘉兴城隍庙内，性落拓，室内陈设极简陋，绳床断足，仍安然而卧。常与乡邻举杯酒肆，兴致来了就挥笔洒墨，酣畅淋漓，色墨玷污襟袖亦不顾。家贫以书画自给，过着赏花游山，醉酒吟诗，超然物外，寄情翰墨的生活。曾自作诗一首：“朝霞一抹明城头，大好青山策马游。桂板鞭梢看露拂，命侍同醉酒家楼。”这正是他的生活写照。

艺术家追求“真、善、美”，他们酒后的这种追求更加强烈，更无顾忌，或蔑视权贵，或痛斥势利小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白酒后敢于让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和高力士磨墨、脱靴，这种无视权贵的狂劲，可爱中更显可钦可敬！南宋的梁楷就更加狂放，梁楷是南宋时期的简笔人物画家，平时嗜酒自乐，“醉来亦复成淋漓”，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图绘宝鉴》记载：他在宋宁宗时任画院待诏，皇帝赐他金带，他竟然不受，挂在了院内，把皇帝的赏赐晾了起来。在封建社会，皇帝赏下的东西必须恭恭敬敬地保存、供奉起来，梁楷此举是常人所不敢为和不理解的。明末的归庄（1613—1673年）能写行草，又善画墨竹。明亡后，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常借酒消愁，酒后悲歌，旁若无人，归庄和当时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称。明代的宫廷画家吴伟出入宫廷，但看不起权贵。当时的太监们权力很大。太监们专权祸国的行为既被人们蔑视，同时，也有些人慑于他们的气焰，卑躬奉迎。吴伟则表里如一，爱憎分明，内侍们求画，绝拿不到片张半幅。还有些向吴伟求画的人，如果礼貌不周，他也绝不动笔。只有他醉酣之时，就自动抽纸乱抹，画完就掷扔地上，任其被人取走。

酒神型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自己本性的化身，是他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虽然饮酒可以给艺术家带来灵感，为艺林增添不少珍品。不过，酣酒却会误事，甚至酿成伤身大祸。北宋三大山水画家之一的范宽就是因为“嗜酒落魄”的。郭忠恕的画深受宋太宗的喜爱，于是被召入宫廷，并当上了国子监主簿。但是他愈发纵酒，酒后又大肆抨击时政。宋太宗听到郭忠恕的所作所为后，非常气愤，给他定了罪发配到登州去，可怜一代名画家竟死在流放的路上。饮酒过度必然伤身，元代书法家沈右说“中酒如卧病”，他在《中酒杂诗》里说他曾在朋友处借一件篆书千字文欣赏，却“因亲戚会宴，为酒所困，终日愤愤，近者始觉神清”，所以写信要求“尚欲借观数日”。沈右只不过是误了点事，真是受酒之害最轻者。明代浙派名画家吴伟就因为平时饮酒过量，最后是中酒毒而死的。正德三年五月，吴伟正在南京，皇帝派人召他去北京，使者向他传达了皇帝旨意之后，还没等上路，他就中毒而亡了。近代海派画家蒲华则真是喝酒喝过量死去的。有一天，蒲华喝得大醉不能动。人们都以为他死了，第二天，蒲华酒醒之后，“又赴市鹰间小酒肆，倚鬼脸青酒瓮倾筋者再”。看来，他是不汲取纵酒伤身教训的，191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竟真的醉死于上海登撒里寓所，留下的只是一批不朽的书画作品和一束诗稿。天津当代著名油画家李昆祥先生平时并不善饮酒，却中酒而亡。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万民欢腾，艺术家们更是欢欣鼓舞，集会庆贺，李昆祥先生饮酒过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因此，必须忠告后学之仕：大家风范可效仿，切勿嗜酒把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