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贤书的无名之辈

鲁迅1919年发表的《孔乙己》可谓家喻户晓，一个中不了秀才的老童生叫孔乙己，生活困窘，好喝懒做却又固执着读书人的体面，穿长衫，满口“子曰”“诗云”，他那副不合时宜的穷酸相常受到咸亨酒店里食客的嘲弄。后来孔乙己因为偷盗被打折了腿，只能勉强靠两只手撑着地来挪动身体。小说结尾，在咸亨酒店多日不见孔乙己的叙事者“我”认为：“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故事情节就是这么简单，小说拢共也就2500来字，但别看它简单，主人公孔乙己的形象却是深入人心。如今说起谁食古不化或者掉书袋，往往会用茴香豆的四种写法揶揄。而孔乙己那些经典的身段和台词，“排出九文大钱”或者“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甚至成了网络流行句式，很有语言上表情包的效果。然而，惹人发笑的孔乙己背后，却是转型时代一大群读圣贤书的“无名之辈”。

什么是“无名之辈”？无名之辈，首先是无姓名。

你可能会说，孔乙己有名有姓啊！“孔乙己”是这篇小说的题目，也是主人公的名字。但如果你仔细读过原著，就会发现，其实孔乙己并不是真名，按小说里的话讲：

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鲁迅最会给他笔下的人物取名字了，比如《药》里被做了人血馒头的革命者叫夏瑜，其实是鲁迅所尊敬的那位女性革命者秋瑾的对应；而被用来做人血馒头的夏瑜，他的姓氏“夏”又与吃人血馒头的华小栓的“华”，合成“华夏”的悲剧隐喻。鲁迅在作品里故意隐去人物姓名，往往是一种被漠视与被抹杀的象征。比如《阿Q正传》一本正经地要为阿Q写传记，而名字在中国人心目中又是头等大事，它关系到一个人的阶层身份与宗法班辈，不可不传。但反复考证之后，最后定的名字却是连汉字都对应不出的“阿Q”。再比如鲁迅曾深情回忆的“长妈妈”：阿长本来是上一任女佣的名字。由于上一任女佣身材高大，大家都叫她阿长。旧阿长走了，新招了女佣，主人家图省事，就让她继承了前任的称呼——与祥林嫂的境遇一样，没人在意她到底叫什么。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这个“孔乙己”的名字起得妙。据他回忆，孔乙己的原型人物是他们家乡的一位老童生，叫孟夫子。他与孔乙己有着同样的身世经历。这位孟夫子叫什么也没人记得了，只剩下当地人用来取笑他的“夫子”二字还流传至今，绰号反倒成了正名。而脱胎自孟夫子的“孔乙己”，不仅姓氏上孔孟相对，沾了圣人血脉，而且出自描红纸上的无意义的符码“孔乙己”，又将孔孟圣人的法相庄严消解得一干二净，甚至有些滑稽。于是，孔乙己穿长衫拿着读书人架子的形象却沦为短衣帮的笑柄，他每次出场就引发围观与群嘲，遭难后默默死去而无人在意的悲剧命运，就在人们一次次呼唤他的代号的时候被反复确认了。

其次，无名之辈的第二个无名，叫无功名。

小时候看香港TVB的电视剧《金装四大才子》，里面林家栋饰演的文徵明有句经典台词：“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元杂剧里讲得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求取功名终归是读圣贤书的目标。然而，鲁迅笔下的读书人却求而不得，以致发疯。比如小说《白光》里的陈士成，姓陈名士成，总算是个有名有姓的人，但他的名姓在小说里的作用，也只是考试放榜时候，对他一次次名落孙山的揶揄。名为士成，但怎么也仕不成，终于疯掉。陈士成故事的灵感来源于鲁迅的一个亲戚，叫周子京，是鲁迅的爷爷辈，也是鲁迅读本家私塾时候的老师。

周作人说孔乙己的原型孟夫子所在的年月大约是1894—1895年，那时候鲁迅的父亲伯宜公还健在，不过因为一年前科场舞弊案而积郁成疾。这场舞弊案是鲁迅的爷爷为了让儿子科举进身，按照当时风气收买了考官，阴差阳错被抓个正着，自己丢官坐牢自不必说，儿子也断了科举进身的出路。对于科举的凶猛，鲁迅再清楚不过了。一年后，鲁迅的父亲去世，鲁迅又遭受了两年同族的白眼与挤对，转入南京的新学堂学洋务。放弃了宗族安排的科举正途，在他自己看来，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然而，在家乡人眼中却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想想现在的老师和家长以怎样的眼光看待选择读技校、读中专的同学，我们就多少能理解鲁迅所说的加倍奚落、如芒在背的感觉。但鲁迅放弃了科举，科举却没有放过鲁迅。或许是家族的期待推脱不过，或许是他自己对新学堂的出路还有顾虑，总之到了南京之后，鲁迅还是回乡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那是迈向秀才功名的第一步——县试。

鲁迅这次考得怎么样呢？根据同去考试的弟弟周作人回忆，县试有五百多人参加，然而经过层层选拔，走完县试、府试、院试，最终能录取的也就四十人。县试放榜是把考生的名字画成一个圆圈，五十人一图，鲁迅排三图三十七，也就是县试一百多名，这个名次可以晋级府试。但鲁迅没有接着考，而是直接回了南京。周家人为了能留一个跻身秀才的机会，找了枪手替鲁迅接着考。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的。

鲁迅如此坚决地投身新学堂，恐怕孟夫子、孔乙己知道了，也会不以为然。然而，时代的大潮既不是孟夫子、孔乙己，也不是鲁迅能勘破的。当时正是清末社会政治变革、文化教育转型的关口。此后鲁迅留学日本，眼界大开。而国内，学堂推广，留学风行，旧式的科举之路距离1906年被正式废除，还有大约十年的寿命。一批人乘历史转向的东风完成了转型，一批人被狠狠地抛到身后。这一切，孔乙己无法预料，鲁迅的祖父、父亲也无法预料。执着于“回”字的四种写法的孔乙己，在不远的未来，将不仅是咸亨酒店里粗俗的短衣帮的笑柄，在新派知识分子笔下，也将是迂阔酸腐与抱残守缺的代名词，标本般地，被解剖、被嘲讽、 被同情。

而惹人发笑的孔乙己背后，是转型时代一大群读圣贤书的“无名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