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中，人们把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合称为“三皇”；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合称为“五帝”。[23]约在4000多年前，黄帝战胜了蚩尤，被各部落推崇为共同首领。中国古代的传说都十分推崇黄帝，同时，由于炎帝族和黄帝族原本是近亲，后来又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夏禹（公元前2070年）至西周末（公元前770年）1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地域广阔、经济发达的奴隶制社会。
公元前1046年，[24]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军师，率军五万与纣王会战于距朝歌约70里的牧野，纣王的奴隶与囚犯们没有战斗力而纷纷倒戈，纣王大败，逃回朝歌，自焚于鹿台，商亡。历史进入西周时期。
1.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
（1）分封诸侯、以蕃屏周
周武王灭商后，征服商朝各地诸侯。武王死，子姬诵继位，为成王；因成王年幼，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71个诸侯国，其中宗族者为55。分封诸侯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巩固周王室政权的需要，“以蕃屏周”[25]和“以亲屏周”[26]，即在周天子国的周围分封给同姓（姬姓）宗族者，并以同姓宗族者包围在异性诸侯国周围，以防止异性诸侯叛乱。受封的诸侯国须向周王室纳贡并保卫王室。周王为天下共主，为周天子。
（2）武王驾崩、周公平乱、成康盛世[27]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姬诵继位，为周成王，周公旦摄政。周公旦摄政后不久，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怀疑周公旦另有所图，到处造谣生事，说周公旦欺负年幼的成王，企图篡权夺位。见此情景，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就与管叔鲜、蔡叔度等勾结，反叛周朝。于是，周公旦奉成王之命，率军东征平乱；经过三年的苦战，终于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鲜等人被诛杀，蔡叔度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成王继位后，周公旦根据武王遗愿，在洛邑建立了周朝在东方的国都。
“以蕃屏周”和“以亲屏周”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周公旦摄政期间，创立了一系列制度，制定了周王、诸侯、官员、臣民应当享受的权利和应当遵守的礼仪。社会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天下呈现出太平景象。
周成王死后，子姬钊继位，为周康王（西周第三代君王）。周成王与周康王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安居乐业，为西周盛世，史称“成康之治”。
周王朝统治稳固。
（3）周王朝衰落、周厉王毁国
周康王死后，子姬暇继位，为周昭王（西周第四代君王）。周昭王时期，文王和武王以来形成的治国方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周王朝国势衰落。
周昭王死后，子姬满继位，为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君王）。周穆王出兵攻打犬戎抢掠财物。此后，荒远地区的民族不再来朝拜进贡了。周穆王在位6年去世，子姬繄扈继位，为周共王（西周第六代君王）。周共王在位期间，国家财政空虚，周共王陆续将土地分封给诸侯与大夫，周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周王朝国势继续衰落。
又经过三代，到了西周第十代君王周厉王时期。
周厉王姬胡（公元前904年—前829年），周夷王姬燮之子，西周第十位君主，在位时间为公元前879年—前843年。周厉王在位期间，一是与民争利。任用贪图私利的荣夷公执掌朝政，并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不准国人（指工商业者）依山泽而谋生，严重损伤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强烈的不满。二是限制国人言论。面对“国人”的强烈不满，周厉王委派大量特工，监视“国人”，一旦发现私下谈论朝政、发泄不满言论，杀无赦。这导致国人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是交换眼色；前来朝拜的四方诸侯也渐渐少了。致使百姓起来反叛，公元前841年，周国人联合袭击周厉王，周厉王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终死于彘地。[28]周历王死后，子姬静继位，为周宜王。
（4）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
周宣王死后，子姬宫湦继位，为周幽王（西周第十二代君王，公元前782年—前771年在位）。周幽王昏庸，宠信贪财阿谀奉承之人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宠爱美女褒姒，废掉申王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宜臼和母亲逃回申国。
褒姒是个冷美人，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以取笑褒姒，临近的诸侯见烽火台浓烟滚滚，以为敌人犯境，急忙领兵来救。周幽王三番五次戏弄诸侯。公元前771年，申侯对周幽王废掉申后很气愤，就联合繒国、犬戎一起攻打镐京，周幽王再次点起烽火，再无诸侯来救，申侯杀死幽王，西周灭亡。[29]
（5）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
公元前770年，申侯与其他诸侯共同拥立原太子宜臼为王，即周平王。周平王为躲避犬戎的侵袭，于是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将都城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30]东迁之后的周朝，史称东周。周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的辅佐下，勉强支撑残局。东周开始的这一年，便是春秋时期的开端。
由于大片故土丧失，周王朝仅仅拥有今河南西北部的一隅之地，东不过荥阳，西不跨潼关，南不越汝水，北只到沁水南岸，方圆只有六百余里，地窄人寡，与方圆数千里的大诸侯国相比，它只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而已。周王朝因此大大衰落。郑、晋、齐、鲁、燕、宋、楚等大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形成诸侯争霸的纷乱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动荡时期。
2.政治背景
周天子式微，大国争霸。周王王权下移，诸侯以霸主之位号令诸侯，强者为尊，胜者为右。这一近三百年的历史阶段，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时期。如同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一样，春秋时期是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革、大动荡而又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历史上称这种变化为“礼崩乐坏”，它是相对于礼乐制度严密的西周社会而言的。
所谓礼，是指先秦的《仪礼》《周礼》和《礼记》这“三礼”，是周朝礼乐制度的重要典范，是当时的价值观体系和制度体系的集大成。礼崩，则是指周朝的社会意识形态遭遇到了危机，当时的以“慈”“忠”“孝”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全面崩溃。其礼制体系和观念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在音乐方面也失去了主导的权力，产生了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即乐坏。
周初，政治稳定，严格等级的礼乐制度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礼成为节制人们心性的手段，乐是调和生活的工具；礼乐刑政的完美结合，成为周王朝的治理方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周王室逐渐衰落。
孙武生活的时代为春秋晚期。此时，中国的社会形态正处在由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变革期。中国的奴隶社会在经历了夏、商、西周一千多年的发展后，开始逐渐瓦解。至春秋晚期，周王室以宗法和亲缘所维系的君臣关系已衰落殆尽，各诸侯国拥有军队，独立为政，周天子王权名存实亡，已失去对各封国的控制。由于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形势。[31]
从本质上看，这一时期诸侯兼并、大国争霸战争是封建制生产关系同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之间的斗争。春秋晚期，虽然各诸侯国整体上仍属于奴隶制生产关系，但封建制生产关系已经萌生且有所发展。由于各诸侯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及影响，各诸侯国内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程度等等不一。有的诸侯国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较早、较为充分，而有的诸侯国封建制生产关系则发展得较为迟缓。由于封建制生产关系在当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能够极大地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得相对充分的诸侯国往往国力比较雄厚，军事实力较强。这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国就会进一步对那些较弱的诸侯国产生利益诉求，从而进行攻伐、兼并，最终爆发战争。
总体而言，春秋晚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是各诸侯国之间利益的博弈和对抗，这种博弈和对抗便为战争埋下了诱因。“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当诸侯国间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爆发战争。
3.春秋晚期的技术与经济
春秋晚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进一步应用，以及灌溉等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提升，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冶铁鼓风炉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铸铁冶炼技术、铸铁柔化技术和渗碳制钢技术。这些技术的出现为铁农具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创造了条件，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又推动了耕作技术的进步，牛耕技术开始出现并得到推广。在水利灌溉方面的技术进步也很突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发达起来。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农民除了粮食、布匹、菜蔬以外，农具和若干实用物品都需要从市场购置。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农具、陶器、木器、皮革也都投到了交换领域。由于各个诸侯国和各个地区间商品交换的需要，交通工具有了进步。
春秋末期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把许多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卷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竞争的压力促使生产者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因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军事斗争日益激烈。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来，由于王室衰微，无力控制诸侯国。各诸侯国便乘机凭借实力，相互进攻，掠夺对方的土地和人口。仅先后起来争为诸侯霸主的就有五国，即齐、晋、楚、吴与越。这五国为成为诸侯霸主不断扩充势力对外用兵，周边小国多被其吞并。其他不见于史册的地区大国间的斗争以及小国与小国间的军事斗争就更多了。尚存的诸侯国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战胜对手、保存自己？首先，要有先进的武器。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推动本国的武器技术革新。[32]
除了要有新式的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外，国家的经济力量更具决定意义。各诸侯国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鼓励和推广新的技术，并通过兴修重大水利工程的方式推动了工程技术的进步。
春秋末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井田制”逐步瓦解，私田开始出现，出现了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劳动形式，封建土地制度从中萌芽并逐步建立，这极大地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刺激了工商业私营化的进程，使得“工商食官”的局面遭到破坏，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体。[33]
随着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社会财富得以积累。从战争角度看，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改善了武器装备，促进了作战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的战争数量和强度较以往均有显著增加。
4.战争背景
周朝之时，天下诸侯不是兄弟之邦就是姻亲之国，战争只是争个输赢，不在于多杀伤，所以战争也要符合礼，礼重于一切。[34]
军礼是礼的一种，比如两军交战前，要“致师”：一是挑战，二是交代彼此交战的原因，不能打不明不白的仗。两军交战，都要等对方把战车摆好，士兵排开，再擂鼓而战。对方阵势没摆好，冲上去就打，是失礼的。所以当年齐鲁交战，齐国擂了三通鼓，鲁军在曹刿的指挥下，就是不擂鼓，齐国军队也没有冲上来就厮杀，要等对方也擂鼓冲锋了，才开始战斗。在战斗中，还有另外几种讲究，如不杀儿童、不擒老人、对受伤的士兵不二次加害。战斗结束，胜方不能死追不放，“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追击步兵，不能超过一百步的距离，追杀驾车逃跑的敌人，不能超过九十里——这叫“礼义之兵”。所以说，“五十步笑百步”并非完全没道理，因为逃到百步之外，就没有危险了，而只逃了五十步，还要跟敌人作战。自然，逃五十步的，要比逃一百步的勇敢了。[35]
春秋前期战争中有时还遵循“仁义礼让”。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间，发生大小战争483次之多[36]，且战争规模逐渐扩大、暴烈。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7]孟子曰：“春秋无义战。”[38]
春秋晚期战乱频繁，这些战争中既有中原诸国与周边部族的战争，也有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还有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战争，以及新兴地主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战争。在这些类型纷杂的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的战争。在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战争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大量封国灭亡。春秋初期，诸侯国尚有130多个，到战国时，就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了。这一时期的战争，参战国多，敌、友、我变化频繁，军事与外交斗争交叉进行，战略格局错综复杂；战争的规模由小到大，时间由短到长，战争地域由平原发展到山地、河川、湖沼；作战类型由车战为主发展到车、步、骑配合，水陆并用的多兵种作战形式。
在春秋前期，诸侯国之间的交战尚受“礼仪用兵”的影响，“正大不诈”的作战原则在战争中还有一定的残存。如公元前638年，楚宋争霸中的“泓水之战”，宋襄公妄行仁义，导致兵败身亡。泓水之战后，天下人嘲笑宋襄公的“愚蠢”，于是战争开始变得“诡诈奇谋”，无所不用其极。战争的场面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残酷血腥，人性的底线就这么一步步被突破。与其说泓水之战是宋襄公的失败，不如说是礼的一次崩溃。
但在春秋晚期，谋略的运用、以智谋取胜则已经成为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
战争的大量爆发产生了丰富的战争实践，在春秋晚期诸侯国间的战争中，面对强敌，为谋求本国生存，在无法以实力取胜的前提下，军事活动家们往往以智使力，寻找以弱胜强之路。在这种大背景下，军事思想渐渐脱离了传统作战中礼仪道义的束缚，人的能动性在战争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人们对于战争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在战争实践中已经逐渐摒弃了“礼仪用兵”的思想，产生了对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需求。
周王朝走向了“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的春秋末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孙子兵法》就是在春秋末期，公元前512年问世的。
[1]【春秋】孙武原著，周亨祥译注._孙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1页。
[2]《索隐》曰：“陈”“田”二字声相近，遂以为“田氏”。《集解》曰：始食采地于田（田是地名），由是改为“田氏”。《正义》案：陈完既奔齐，不欲称本国故号，故改为田。
[3] 刘伶主编.白话孙子兵法读本，沈阳：白山出版社，1990年版导语第2页。
[4]【春秋】孙武原著，周亨祥译注._孙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2页。
[5] 张觉译注.吴越春秋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9页。
[6]【春秋】孙武原著，周亨祥译注._孙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2页。
[7] 张觉译注.吴越春秋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9页。
[8]【春秋】孙武原著，周亨祥译注._孙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2页。
[9]“兵经”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420—589年），刘勰《文心雕龙·程器》曰：_“孙武兵经，辞如珠玉。”《隋书·经籍志》录有张子尚《孙子兵经注》二卷；唐人赵蕤《长短经》引《孙子》《六韬》《三略》有称“经”；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书，缕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就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该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
[10] 吴如嵩，苏桂亮主编._孙子兵法大辞典，沈阳：白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页。
[11] 吴如嵩，苏桂亮主编._孙子兵法大辞典，沈阳：白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页。
[12]【春秋】孙武原著，周亨祥译注._孙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5页。
[13] 吴如嵩，苏桂亮主编._孙子兵法大辞典，沈阳：白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476页。
[14]【美】克劳德·小乔治著，孙耀君译.管理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页。
[15] 引自Sun_Tzu：The_Art_of_War（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这部书的序言。
[16] 钮先钟著.孙子三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24页。
[17] 吴如嵩，苏桂亮主编._孙子兵法大辞典，沈阳：白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494页。
[18] 那春生._孙正义与《孙子兵法》，_https://www.jianshu.com/p/04d2cf89b6b2.
[19] 孙宝连.张瑞敏的谋势经营哲学及其启示，2009年第2期，第40-44页。
[20] 雷军口述，符星晨整理._雷军终极反思：运气有多重要，创业邦，2010年8期第23-25页。
[21] 大前研一.日本企业家视孙子为经营的最高典范，当代企业，1992年第3期。
[22] 钮先钟著.孙子三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23]【汉】司马迁撰，韩兆琦等评注.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0页。
[24] 白立超._牧野之战，文史天地._2019年4期第77-81页。牧野之战发生的年代具有争议，见温玉春等.牧野之战时间考，河北学刊._2007年5期第93-96页；蔡克骄._牧野之战的时间与地点，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_1995年5期第47-48页等文献。
[2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九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08页。
[26]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25页。
[27]【汉】司马迁著；翟文明主编.史记故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页。
[28]【汉】司马迁撰，韩兆琦等评注.史记·周本纪第四，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68页。
[29]【汉】司马迁著，翟文明主编.史记故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30]【汉】司马迁著，翟文明主编.史记故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31] 吕超等.从春秋晚期的历史条件看《孙子兵法》的形成，_科教导刊（下旬）._2019年第8期第153页。
[32] 徐勤涛.春秋战国时期技术进步的原因初探，世纪桥，2010年11期第26-27页。
[33] 吕超等.从春秋晚期的历史条件看《孙子兵法》的形成，_科教导刊（下旬），2019年第8期第153页。
[34] 申赋渔._宋襄公之礼，中国青年报，2019年8月16日第4版。
[35] 申赋渔._宋襄公之礼，中国青年报，2019年8月16日第4版。
[36] 李元.论春秋时代的战争观，求是学刊，1992年6期第93-97页。
[37]【汉】司马迁撰，韩兆琦等评注.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787页。
[38]【战国】孟柯，梁海明译注._孟子，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