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目前国际上的创新热浪扑面而来。在生命科学领域，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日新月异和生物进化论不断更新，因此在两者之间出现交叉融合的同时，其他生命学科纷纷引入这些创新甚至与之结合产生分支或边缘学科，以攻克各自专业国际前沿的制高点。这是撰写本书的背景。

然而因为诸多原因，本书写得十分艰难；最后仰望苍穹、咬紧牙关，终于完成！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能排除困难、支撑到底的呢？扪心自问、考虑再三，答案是：来自我国党和政府反复强调“中国创造”的号召。习近平主席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我国对世界科技创新贡献率大幅提高”“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还有什么力量比习主席的殷切期望更强大的呢？！

撰写本书的目的由来已久、框架思路较广。首先，《分子流行病学》首版距今已整二十年，此期间这些理论与方法迅速在国内普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筹备编写本书时，参与的副主编、编委中各有一位讲出同样的话：“我是学习了《分子流行病学》书才入门的。”听后真是又喜又忧。现在“分子流行病学”这门分支学科在国际上已渗入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其他学科，国内还出现了“临床分子流行病学”，文献量逐年大幅度地递增；最使我惭愧的是，我国仍健在的流行病学界元老在七八年前就催我：“你的书何时再版？”因此，再版已迫不及待。其次，在破解非典及其病毒起源的过程中，分子进化理论与方法起了关键作用，使我对之敬佩有加；同时在目前从事的研究——“我国流行的人H7N9禽流感及其病毒起源”中，接触了大量有关分子进化与流行病学方法及其两者结合的文献，顿觉“分子进化”和“流行病学”两门学科交叉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应是水到渠成。

然而，书稿虽列出三级提纲，也已经有关专家同意，但在撰写绪论过程中，却发现两个难题：其一，由于相隔时间过久，首版《分子流行病学》绪论的内容太陈旧，若按常规在此基础上更新难度很大；但如推倒重来，和“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的又会重叠过多。其二，关于“社会选择”这一非常重要的新提法，虽然可能这在国际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但它是我从事五十多年流行病学的教学、研究与现场实践中反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当助教时一次教研室集体备课专门讨论两（社会、自然）因素在疾病发生和流行中的作用给我启发很大，当时集中大家智慧、得出一致结论：社会因素的影响巨大，其中关键的两个为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而且，从我此前和之后处理的案例以及国内外文献报告的流行中均证明当时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言而喻，“流行病学”中的“社会因素”和“生物进化”中的“社会因素”“社会影响”等密切相关；此后阅读生物进化有关资料时，逐渐将“社会因素”与“社会选择”联系在一起，继之将两者等同考虑，并决心在“生物进化论”中提出“社会选择”。撰写前又专门再次精读一遍达尔文主义的奠基之作《物种起源》，发现这位伟人于举例与阐述相关理论中，在描写自然环境及其“自然选择”的同时，每每叙述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因素”“社会影响”等，可见生物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创始人实际上对“社会因素”非常重视，肯定了“人类社会”对生物进化过程的客观作用！故更坚定了在本书中阐述“社会选择”的概念与相关理论及其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关系。原设想将“社会选择”放在“绪论”中作为一节或总论中一章。但在整理、思考、消化、升华已收集的相关资料并查阅前者索引文献时，我感到必须突破原有架构。因为第一，“社会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十分巨大，尤其进入现代文明和高科技时代，远非我脑中已有的那些，故若须叙述清楚，一章文字显然不够。第二，达尔文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理论或观点的补充或原有理论的修正；目前在充满争论的同时，有学者认为达尔文主义面临第三次大修正；因而，此时提出“社会选择”，必然不能回避“生物进化论”的现状和未来前景，换言之，必须在不断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大背景下论述“社会选择”，或者参与达尔文主义面临的第三次大修正的讨论并为其做些铺垫。

综上，本书按内容的类别应分为以下三大部分：分子流行病学、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和生物进化论的现状与未来。然而，从内容的相关性和撰写的逻辑性考虑，应将“分子流行病学”的框架、内容以及最新发展融入“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由此不仅使整部书更精练，而且体现了两者本质上联系，使读者更易阅读、消化和掌握乃至在工作中结合于实践更紧密：分子进化流行病学需要应用分子流行病学的许多方法，而后者的许多文献或研究内容实际上已扩展到甚至完全属于前者的范畴。

从生命科学发展视之，第三部分“生物进化论的现状与未来”显得十分复杂和重要，甚至需要突破——大修正。自达尔文主义产生以来，不断出现的许多新理论或观点，其中，除最早的“基因论”外，重要的两种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现代达尔文主义）”和“中性学说”。而目前主要的争议却围绕着如何看待现状、是否需要建立宏大或拓展的新理论；其代表性的观点反映在2014年《自然》杂志公布的两类学者对于“进化论需要反思吗？”截然不同回答之汇总中：赞成方拉兰德（Laland K）等认为，目前的进化论“没有可扩展的进化框架”，又“忽略了关键过程”；反对方雷（Wray GA）等则认为，“持续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理论是由证据经天才般的思维综合而成”，一切均好。

在这分歧的关键点上，我们却发现无论是争议的双方，还是进化论发展现状，均忽视甚至完全未考虑到对“目前的进化论”影响之无比重要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正是“社会选择”。由于缺少这种认识，因此就出现了对进化论不正确的观点：“目前自然选择太慢了”“目前选择与环境不匹配”等；由于缺少这种认识，对人类的起源与进化未能取得圆满的解释，使人类社会对进化的作用也被低估，更重要的是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进化的前景无法正确评估，对人类已经、正在或将在“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基础上、于生物和人类进化史乃至地球和宇宙演化史上书写史无前例的“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与无机生命工程”以及各类太空计划的壮丽蓝图难以准确预测。第二方面，对于生物进化论的新理论及其各种争议，缺乏正确的认识论指导，故不能像达尔文一样“穿越进化过程、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地（雷的原话）”将诸多理论、争议、资料与证据等写成巨著，创立“生物进化论”。目前正确的认识论为“唯物辩证法”，其核心是“对立统一法则（通俗称一分为二、两分法）”。我们应用对立统一法则，仔细分析了争议各方的主要论点、证据，发现他们之间对“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理论”无本质上的区别，仅是角度不同或枝节或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所以，若统一于对立统一法则思维的指导下，各方的基本观点均能弥合。可见，这是重要的突破性发现，应用对立统一法则认识进化论发展现状，利用“社会选择”填补“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理论”的空白并将主要论点归纳一统，可在生物和人类进化史上树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我们流行病学工作者，是分子进化的门外汉。理论上讲，我们不可能参与“生物进化论”的讨论，更谈不上对“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理论”能做些什么。可是，流行病学与生物进化论有两点重要的共同之处。其一，均需宏观思维：生物和人类进化的研究时间上需追溯几百万到几十亿年、空间上需涉及整个地球甚至宇宙；而流行病学研究对象涉及的时空范围虽不如那么大，但凡和人类相关的生物与包括天体在内的周围环境也均应调查分析。其二，作为自然科学均需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生物进化论的始祖就是如此做的，正如雷对达尔文的高度赞扬：“他具穿越进化过程、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地独到的概括天才！”由此才奠定了这门学科。而流行病学研究也必须如此，才能正确地判断疫情、追寻疾病真正的起源、准确预测流行趋势。有一典型实例。2003年非典流行时，在部队疫情分析与预测任务初步完成后，我奉命于5月8日带领专家组到原卫生部，正遇央视刚开播新闻频道，为动员群众加速防控特设每天“疫情分析专题”。由于中央于4月20日采取了果断的重大措施，应用理论与累积的实践结合非典流行特征，我对当时疫情作出了正确判断。在“专题”中扼要、通俗地介绍背景与原理后，告诉广大观众目前虽每天新发许多病例，但只要大家坚持现有的预防措施，半月左右疫情必然下降、很快被控制，应该有信心。然而，对此判断，个别领导持怀疑态度，公众能否接受？果然，开播四五天后，央视应群众要求决定举办一期“疫情是如何分析的？”之“焦点访谈”；我在访谈中的关键词正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和雷的上述赞扬不谋而合：而这也正是唯物辩证法之精髓！结果，访谈很受欢迎，谜团被解开。非典的流行也如预测的，很快中止。由此可见，唯物辩证法的巨大力量！

所以，若生物进化论发展现状加上“社会选择”的理论，同时应用“对立统一法则（两分法）”进行指导和解释，不仅可使之圆满，而且可产生质的飞跃。因此，在中央领导“中国独创”的召唤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鼓舞下，大胆提出“双选择-两分法达尔文主义（生物进化论）”，供广大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因此，本书分为三篇：分子流行病学和分子进化流行病学总论（总论）、各论和双选择-两分法达尔文主义（生物进化论）初探。总论主要包括绪论、生物标志、免疫学-分子生物学与分子进化技术及其相关的流行病学方法。各论内容则涉及重要或常见的传染病与非传染病；每种疾病的内容总体上分为如下层次：概况（前言）、案例、病因、分子生物标志及其效应、分子进化研究结果及其对疾病防治之作用、三级预防。双·两-达尔文主义初探共三章，分别论述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史及其争议，社会选择提出的背景、概念与作用，双·两-达尔文主义；最后一章除叙述这种理论的基本要点外，主要阐明“增加社会选择同时应用两分法指导”如何能恰当融合与解释生物进化论发展现状并显示其辉煌前景的。

双·两-达尔文主义初探，虽然作为独立的一篇，但在文字数量和所举实例均较少。换言之，我们主要从事流行病学教学、研究和现场实践，仅从宏观角度、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对“达尔文主义第三次大修正”，提出了“双·两-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初探”；犹如一部精彩的“生物进化”戏剧，我们只是编写、导演与演出了“序幕”和提出了全剧的框架，主要剧情和高潮戏段尚需许多生物学家、生物进化学家、分子进化学家及相关专业学者编写、导演和演出。因此，本书书名仍为“分子流行病学和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当然我们深信，具有四大发明的炎黄子孙，必将不负历史重托、不畏任务艰巨、不断攀登进取，在世界舞台上由我国演出“达尔文主义第三次大修正”气势凌云、史无前例之大剧！

本书邀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参与编写，既有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又有崭露头角的年轻教授，既有流行病学、分子进化的专业学者又有长期从事相关的实验研究或临床实践的名家，他们均全力发挥各自的专长，对本书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由于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和双·两-达尔文主义两部分内容均是前所未有的，编写专家又来自诸多专业且大多以前未曾合作过，写作风格各异、对流行病学和分子进化的熟悉、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不言而喻：各章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篇幅长短等难求一致应在情理之中。虽然已经邀请相关专家编审，但如上所述，作为主编对分子进化和生物进化论均知之甚少，宗旨主要在于响应习主席的号召，为中华民族之复兴添一把火，回报祖国与党的培育，故在晚年出版的这部《分子流行病学和分子进化流行病学》书中肯定有不少错漏与缺陷；同时，秘书组兢兢业业做了大量的文字和资料整理工作，然而仍然会存在诸多问题。所以，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力量、多次强调“文责自负”，但本书仍有差距；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同仁和读者们一一加以批评、指正，同心协力将我国在该学术领域的地位推向国际最高峰。

本书的出版，首先应归功于人民卫生出版社，他们给予了全力支持，从社领导、编审到责任编辑均悉心指导与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令全体编写人员十分感动，我们不仅增强了信心，而且体会到领导机构对我们的关怀与期望，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编写专家所在单位领导的照顾与关心，尤其是空军军医大学和陕西省军区军职干休所各级首长与机关、包括军事预防医学系和军队防疫与流行病学教研室领导层层的热情支持与周到安排；编委会内首先应向秘书史晓红副教授致以无限崇高的敬礼，她虽身患重病却自告奋勇挑起全书统稿的任务并一丝不苟、非常圆满地及时完成，这种无私奉献之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事，深信此书的出版凝聚了她全部心血；无疑，我们编委会全体同志和广大读者将以她为榜样，在保障人类健康的学术领域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王素萍副主编在我患重病之后肩负了大量的重要审修、编统与组织工作，李广林副主编承担了极其繁重的编审任务，闫永平教授作出很大奉献；三位国外专家均占用自己休息时间夜以继日、勤奋撰稿，其中雷念东副主任医师不仅资料丰富、撰写认真，而且反复修改、精益求精；高洁博士在有关专业知识与撰写事务方面给予许多具体帮助；秘书组张景霞、张维璐、王波与邬惟为四位副教授认真负责以及王婧祎硕士、严敏与付婷助教、雷立健教授、冯永亮副教授业余加班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最后应该特别向不是兄弟却胜于兄弟的朱泽南夫妇致敬，在撰稿紧张时我突发重病，他们3次护送去急诊室；向救治我的医务人员致敬；还要向关心、照顾我的周围同志与亲友们致礼。

由此足以证明，这本书是党中央指引的结果，是集体力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