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的发展史可见，其是分子流行病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同时融合相关学科发展前沿的理论与技术之产物。故前者不仅不能脱离后者，而且必须继承和灵活应用后者的所有知识和方法及其实践成果；在此基础上借鉴与运用发展着的生物进化，应对疾病和健康的新挑战，保障目前状态下人类生存的迫切需求。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和分子流行病学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交叉重叠。

由上，本书为便于叙述和展开，虽然本篇和第二篇中均含有大量的分子流行病学内容，但在多个场合却冠以“分子进化流行病学”标题，这应在情理之中。故烦请读者见谅，在此表过以下不一一提及。

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以外，各类传染病仍在世界广泛流行，其中一些疾病的病死率、死亡率均很高；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许多新发或复燃的传染病，而后者不仅涉及几大洲，且多为复杂、病死率相当高的自然疫源性或烈性传染病；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非自然起源”类传染病。这使人类传染病发展史迈入前所未有的阶段！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社会遵循此规律向前发展。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几个有名之古国很早即在与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斗争中，逐渐产生了流行病学；近代引入分子生物技术，建立了“分子流行病学”，继之“分子进化”又给了“流行病学”一种无比锐利的武器，形成了“分子进化流行病学”，使“流行病学”快速跃上几十层的台阶，从而和“分子流行病学”互相配合、交叉补台、形成合力，犹如将兽中之王——老虎装上2只翅膀，在一望无垠的天空遨游，追寻大地和人间每一角落，决不放过危害人类的“狼群”和“鼠辈”等灾星。

发现SARS与SARS-CoV起源的历程已充分说明此点；分子进化技术能将病原体的进化过程重塑，无论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人为制造的均能一一再现于人们面前，无处躲藏；结合流行病学研究取得的数据与资料，再经科学的分析处理和逻辑推断，即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生物进化无穷尽，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和人类的作用及其引起的传染病的进化也无穷尽；再者，人类的敌人——现时为恐怖分子不断利用发展着的生物技术作恶也无穷尽。因此，分子进化、流行病学，新生的“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均需日益更新，在实践-理论-再实践-新理论的无穷的循环中努力提高，这是各领域内学者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3年春初我国突然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human infection with influenza A H7N9 virus；人H7N9禽流感，h-H7N9 AI），流行至2018年年初突然中止或停止（实际上2017年10月～12月已无发病，2018年1月、2月仅2例）（见下述）；虽已历经5年，但对其贮存宿主甚至起源却仍不明确，似和非典十分类同。如何探寻此科学问题，即是分子进化、流行病学，新生的“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等各领域内学者们需要迫切承担的重要任务！

对于人H7N9禽流感流行及其病毒［简称“h-H7N9 AIV”或“新-H7N9 AIV”（动物或环境内）］的研究较全面，然而大多是常规的结果。关于人H7N9禽流感流行的明显异常之处，我们在国内外发表了多次报告：第一篇论文就发表暴发后5个月时即2013年8月，尤其关键的是在该文中即指出“不能排除h-H7N9 AIV或新-H7N9 AIV异常起源之可能。”当然，由于条件限制，对其进化主要限于流行病学方面的推测。我们的重要研究结果归纳如下：

本次流行开始的3个月内人H7N9禽流感计133例，病死率为32.3%，范围涉及我国大陆东部沿海和我国台湾地区（输入性）11个省市。此后流行在我国大陆延续，呈散发和暴发或流行交替状态，且出现冬春季高峰，至2015年2月13日，共发病571例，亡212例（37.1%）；再至2016年7月19日，病例计793例，亡319名（40.2%）。可见，虽在我国大陆的流行范围逐年扩大，但仍始终未超出我国大陆；而且流行与发病强度和病情严重程度亦未改变。然而，查阅WHO 2018年年初发布的报告却有重要发现：截至2017年12月7日，发病已达1 565例，至少死亡612人（39.1%）；即在近一年半内病例数远远高于前3年多期间的总数，近翻一倍：时间分布发现2016年冬～2017年春的流行高峰呈史无前例！对此，国内外虽有多篇详细报道，但非常遗憾：其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却仍未击中要害（见下述）！然而，不揭示其关键原因，于今后防控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无益。

由上，和以往人禽流感［尤其是和人H7N9禽流感十分类似的人H5N1禽流感（h-H5N1 AI）］及最近的新发传染病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个非同寻常之处：第一，人H7N9禽流感和2012年出现的中东SARS（MERS）疫源地类型上十分相似：均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前者局限于我国大陆，后者局限于中东，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病例均为输入型。但在流行过程和/或起源方式存在巨大差别：如传播能力和病死率，尤其是中东SARS早已发现传染源和贮存宿主（详见下述），提示人H7N9禽流感的“自然疫源性”之起源有其特殊性。第二，此分布特征和10多年前世界首起人类高致病性禽流感即h-H5N1 AI流行相比，差异悬殊。首例h-H5N1 AI，于1997年5月9日在我国香港地区发病；但随后近7个月内，仅发生17例。可见，其病例少、持续时间长，仅局限于我国香港地区。对人H7N9禽流感的此种发病之异常速度，WHO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Keiji Fukuda）也有同样感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中就有较为迅速的病例增加［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上海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2013年4月20日～23日）通报会实录］。”

人H5N1禽流感在我国香港地区流行前一年，已在广东养殖鹅（farmed goose）中分离到高致病性H5N1 AIV；H7型AIV的流行自然史亦然。故按人感染禽流感（人禽流感，h-AI）的流行自然史论之，人H7N9禽流感首例病人，应发生在已有野鸟或家禽中H7N9 AIV流行之国家；但是事实却相反：虽北美、包括韩国和蒙古的欧亚大陆的野禽内均发现H7N9 AIV且已持续许多年，而在流行之前中国却从未见。

按中国各地和传染源栖居点分布，也见某些异常：发病开始集中于长三角地区，但上海公布：“由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已经确认的、分离到阳性样本的局限在上海1个活禽批发市场和2个农贸市场。在其他的一些畜禽养殖场、养殖户，还有一些野生鸟类……中，都没有检测到H7N9……”，此又和h-H5N1 AI不同：1997年在我国香港地区人群流行时，先在养殖场流行，此后在养殖场和活禽中也出现多起暴发；同样，H7型AIV的流行相似。

此次流行的年龄高峰明显异常，其变化亦十分有趣，令人深思！早期：截至暴发当年4月22日，我国共104例确诊病例，年龄中位数为62岁；而至8月12日确诊病例135名，其高峰在60（51～79）岁左右，平均年龄为59.0岁（≥50岁：71.6%）；继之，截至2014年6月27日，WHO报告发病计450例，平均年龄为58.0岁（表1-2）；而流行延续至2015年4月，确诊628病例（WHO称，年龄统计时少1例），其平均年龄为54.8（年龄≥50岁占65.1%）；经趋势检验发现，“流行天数（定义为：病例统计截止日期距2013年2月19日的天数）”和“平均年龄”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系数 r=-0.953， P=0.047）（表1-2）。即随着流行时间之延长，病例群体的年龄逐渐下降。

由此，也可见和既往人感染禽流感相比较，具两个明显不同之点：

第一，年龄高峰在60岁左右。这完全出乎学者之意料，因为和国内外既往人感染禽流感甚至流感的流行特征截然不同。对此，专家们持有多种看法；其中多数学者认为，这类年龄分布不好解释；总干事助理福田敬二也持此种看法，并更加明确指出“我们还看到一些不寻常的情况，例如感染者很多都是老年人，这个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解释。”

实际上，以我国传染病流行病学理论作指导，结合流行过程，不仅其原因不难找到；而且能导出此次h-H7N9 AI不应发生在中国的有力证据！在流行病学界普遍知道，年龄分布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为免疫力，一为接触机会。以往的人禽流感，多见于少年和青壮年，如人H5N1禽流感，老年人发病率低，2008年WHO报告：平均年龄为21.7岁，中位数年龄20岁。再将此类流感病毒病比较范围扩大些，即和2009年新（猪）甲型H1N1流感相比，后者大流行时我国和诸多东西方国家年龄别发病率（age-incidence）高的，均在30岁以下。

由此，可以从流行病学年龄分布推断，h-H7N9 AIV对我国人群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即h-H7N9 AIV或新-H7N9 AIV甚至H7N9 AIV在我国人群中从未流行过，此现象也符合诸多文献报告的结果和我国禽流感流行史。因为传染病流行病学理论和实践均可证明，虽有些传染病，如感冒、细菌性痢疾、各型流感等感染后产生的特异性免疫力不牢固，可反复受染；但因多次累积或交叉免疫仍可使受染宿主具一定免疫力。因此，凡能在人群中流行的急性传染病，包括其他h-AI，老年人群均较年轻人具稍高的特异性（体液和细胞）免疫力，所以呈低发病态势。为何其他h-AI，老年人群也具稍高的特异性免疫力呢？因为在人群发生之前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期，这些h-AI或其祖先病毒（即同型AIV）即在该地区禽与鸟类中流行过；无论是禽类抑或人类均有或多或少的暴露。最明显的例子：h-H5N1 AI在我国香港地区1997年流行前已于前一年在广东鹅群中分离出该型病毒，且我国香港地区1997年在人群流行前一两个月先在饲养场家禽内流行；而我国政府多次反复声明：此次流行前，H7N9 AIV从未在中国鸟类和禽类中检测到：“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上海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2013年4月20日～23日）通报会实录”中指出，“针对这次H7N9，农业部（2013年）4月4日分离到了毒株，也是首次在国内家禽中分离到H7N9的毒株”；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在此之前“农业部指导各地兽医部门有序开展动物H7N9亚型流感防控工作”中指出：“多年来，农业部在切实做好H5亚型禽流感防控工作的同时，始终密切关注H7亚型流感防控工作，……据各地监测分析，截至目前，我国从未在动物中检出H7N9亚型流感病毒”。综上可见，老人多发，最可能的解释为：h-H7N9 AIV是全新病毒，中国老人毫无特异免疫力，而各种功能退化，非特异免疫力低下，且常伴随慢性病，相对于青壮年，其易感性必然更高。当然，老人高发也有暴露机会的因素，但后者作用远不如上述特异免疫力；因其他人禽流感，老人的暴露概率应和h-H7N9 AI相似。我们在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论文和流行病学监测报告内找到证据，可完全确认此点。

第二，已如上述，随着流行时间在短期（2013.2～2015.4）内的推延，病例之平均年龄或中位数迅速下降。可以推测，若随样本量加大和/或流行时间进一步推移，其相关性则更紧密，即病例平均年龄更年轻。老年人群发病最高、却又随流行时间推延其平均年龄迅速下降之现象，在传染病流行史上十分罕见，甚至闻所未闻。因为大多数传染病在儿童多发、少数在青壮年高发，故在流行后期或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由于上述年龄段的人群免疫力逐步增长，其发病年龄可稍后移，即病例之平均年龄或中位数升高；但从未有过急性传染病流行开始的数年内，老年人发病平均年龄或中位数迅速下降。无疑，我国h-H7N9 AI流行的年龄分布万分反常！然而，正是此种反常恰证明了上述论点：即h-H7N9 AIV在中国人群和自然界从未存在和流行过，是全新病毒，所以老年人为高危人群；也由此，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该人群经亚临床感染等方式，其群体免疫力相对上升，故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同时应指出，人类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特点之一：流行区群体免疫力相对上升；换言之，我国h-H7N9 AI很可能为本章前面内容中提出的“非自然进化的人为疫源地性疾病”，而老年人为高危人群，群体免疫力上升相对“过快”应该是其重要证据之一。

此次H7N9人禽流感，很可能存在有限的人传人。流行早期即有3起家庭聚集病例，此后又有间断发生。我们对公开信息较多、而文献中尚未分析的一对夫妻进行研究（“上海夫妻先后感染H7N9”），从流行病学上判断，这对夫妻很可能为有限的人传人特例；相反，尚未见排除此种可能性的有力证据。当然，分子水平的结论有待于病毒学研究。再次和h-H5N1 AI比较，后者自1997年侵入人群后，2003年才再发生并在多国流行；故其家庭聚集性和有限的人传人或共同暴露，约在首例发病后7年才见。这和本次H7N9人禽流感流行又相差悬殊，进一步说明了后者的异常。

最近，有学者详细报告了2016年9～12月我国h-H7N9 AI流行的各类资料，其中提及，同年11月、12月2起（江苏、安徽各一）经确认密切接触引起的疫情，两地首例指示病例发病前均有“活禽市场”暴露史，发病后均分别在病室内和继发病例密切接触约20h及以上；而后者在1个潜伏期内发病、但病前均无“活禽”接触史。如此，作者结论：“均不能排除有限的人传人”。我们全面阅读、分析有关内容后认为，在流行病学上即可认定这是2起“有限的人传人”暴发。在古今中外传染病防控史上，经可靠的流行病学资料和数据即作出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判断的，已有许多经典实例（见第三节）。如此极早期、高密度的“有限的人传人”疫情，有力证明了h-H7N9 AI传播强度远超h-H5N1 AI；犹如“非自然进化”的SARS在短时期内传遍几大洲，其流行强度远超“自然进化”的中东SARS。当然，根据SARS的结局可以推测，若本次H7N9人禽流感流行确为“非自然进化”导致（按下述补充的最新流行病学分布特征，在流行病学上即可初步判定，人H7N9禽流感病毒为“非自然进化”引起：见下），虽其可能有“非自然进化”的贮存宿主，但h-H7N9 AIV仍不能摆脱上述的“消亡前退化（由“非自然进化”起源生物的“逆向进化”）”之命运！我们将拭目以待之！

迄今各型人禽流感的传染源是受染带毒的野禽和家禽；病人尚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传染源。而出学者意料之外、与既往人禽流感截然不同的是：人H7N9禽流感传染源非常局限，几乎仅集中在一点：绝大部分为市场活禽、少数为家养。早期公布：①如上述，上海采集的15 000多份样品内，分离到新H7N9 AIV的，仅局限在1个活禽批发和2个农贸市场；他处均未检出。②有暴露史者，72%～77%有活禽接触史。③封闭活禽市场后，防控效果十分明显：上海2013年4月6日封闭全市活禽市场，经1个最长潜伏期后发病急速下降，14日后再无新病例。

至今，仅有2014年吉林省报告1例的暴露可能源自个体小农场（small-scale farms）；而从其报告内容，掌握流行病学基本理论和具一定实践经验的工作者进行细致全面、由表及里的分析，均能得到如下结论：从该个体小农场经营方式与过程判定，此病人的暴露方式和活禽市场相似，其仅是规模稍大的活禽市场。显然，这例发病尚难以认为是暴露于养殖场（Xu D，等2016年）。

为了进一步搞清全国病例的主要传染来源，我们收集和研究了部分我国大陆动物H7N9流感监测数据（表1-3），发现：①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的一年半内，检测样品423 033份，阳性92份（0.02%）；而阳性样品中仅3份（3%）来自农场，余均自活禽市场。不言而喻，病例的主要传染来源，来自活禽市场。②发现阳性的时间为冬春季，即和病例的高峰相符，从流行病学上支持此数据之可靠性。③农场3份阳性样品均分别在1月份检出，提示其既非活禽市场更非病例之传染来源。

此种人H7N9禽流感“传染源异常”的分布，令人们不由联想起携带SARS-CoV的果子狸仅见于深圳、广州的两个野生动物市场：多么相似、如出一辙，学术结论应为：两者起源十分类似、几乎相同！

综上可见，人H7N9禽流感的传染源与传播过程和h-H5N1 AI与h-H9N2 AI等其他h-AI大相径庭：①后者先在农场或养殖场发生流行、成批死亡，此后直接引起或经市场传至人群；②前者除个别外，病例在潜伏期内仅见活禽市场（绝大部分）或家庭养鸡（极少数）的暴露史。

前述提及的“2016年9月至12月我国h-H7N9 AI流行”的最近研究结果完全支持我们的结论！

上已论及，此次h-H7N9 AIV出现和既往h-AIV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要是贮存宿主及其携带的h-H7N9 AIV起源异常！

首先，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禽流感和人禽流感流行，20多年来颇受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关注；因而我国各级政府和有关专家尽其所能，非常密切监测疫情和病原学发展趋势。这在国际上有目共睹。但结果为，虽在周边国家和欧亚美均检出H7N9 AIV，而在流行前，中国始终未在野禽、家禽、人或其他动物中检出h-H7N9 AIV或新-H7N9 AIV；除个别未知何故独出心机外，也已有许许多多学术报告证实此点。假如应用唯物辩证法之方法论和遵循不断更新的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子病毒学、生物学、生物进化、分子进化等科学规律与学术思维，肯定能得出结论：突然在中国发生人H7N9禽流感的流行，显然违反了h-AIV产生及其所致流行之自然史。

其次，处在生命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若是“贮存宿主及其携带的h-H7N9 AIV起源”正常或符合“自然进化”过程，其应该早被揭示；和h-H7N9 AI几乎同时发生、但为“自然进化”引起流行的MERS相比较，前者的异常昭然若揭：MERS在沙特发生流行之初期，已查知其传染源、传染来源，继之迅速认定最可能的“贮存宿主”为蝙蝠和骆驼。这一重要流行病学实例不仅旁证了SARS、SARS-CoV之“非自然进化”起源，也可作为h-H7N9 AI、h-H7N9 AIV之起源异常（或直言之“非自然进化”起源）提供无可争辩之对照（详请见下）。

实际上，生物起源离不开生物进化；因此上述关于h-H7N9 AI、h-H7N9 AIV之异常起源即显示了其进化和其他包括h-H5N1 AIV在内的h-AIV迥然不同。而以h-H7N9 AIV进化和包括h-H5N1 AIV在内的h-AIV两者之间的宿主种类进化与地理分布进化之异常，最为明显。

至此，归纳上述的资料和分析，可从流行病学上初步判断：在2013年暴发并持续流行5年且仅局限于我国大陆的人H7N9禽流感，可能属于上述我们在流行病学学术上已命名的“非自然进化的人为疫源地性疾病”。我国大陆或大陆的某些地区，即为“非自然进化的人为疫源地”。当然，还需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加以完善和证实，尤其迫切需要分子进化、分子生物学、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的科学研究。

以上关于人H7N9禽流感流行病学的异常特征及其分析与推论，均为2018年年初撰写初稿时的文字，至8月再次审修形成终稿前，又查阅一些资料、文献和我国政府与联合国有关组织、WHO、美国CDC公布的疫情，发现了我们先前预料之中的流行病学重要、关键性变化，但亦感到突然：为何来得如此迅速！

最近发现的流行病学重要、关键性变化，主要是指人H7N9禽流感疫情发展有180度的转折。经过我们对上述文件或报告多方核对，终于发现我国公布的2017年11月1例病人，其上报WHO的发病日期在2017年10月或之前，故应属2017年10月的疫情（因WHO暴发疫情通告中指出，收到疫情报告的日期为2017年10月30日，且指出该例病人是2017年收到的最后1例新发病者）。因此，我国人H7N9禽流感在2017年10月仅有1例病人。更令人费解的是，自当年11月1日至年底竟无病例；且2018年仅有1、2月各发病1例（2月份的病故），继之3月至7月（7月份的疫情于2018年8月13日公布，是我们写此书能取得的最新信息），故2017年—2018年包括冬春季流行高峰期在内的连续9个月时间仅见2名偶发病例！这肯定使学者和读者们大吃一惊：为何自2013年2月（注：有关专家发表的论文指出：我国人H7N9禽流感2月发病、3月1日报告）流行以来，疫情会在2017年第四季度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呢？！

又出乎意料、却又符合“我国人H7N9禽流感病毒为‘非自然进化’引起”的流行病学判断之情况终于出现了。对最新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的重要变化和流行病学分布的新特征，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析：h-H7N9 AI的流行特征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由此对h-H7N9 AI和h-H7N9 AIV的起源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判定；同时可能反映h-H7N9 AIV的致病性、传播力有明显的改变，甚至可能出现了上述指出的“逆向进化”或“消亡前退化”。

WHO 2017年年底一则情况通报刊登一幅非常重要的图“2013—2017年人甲型H7N9禽流感病例按周分布的流行病学曲线”；同时，WHO的流行病学周报也刊登了图形相当类似的、代表人H7N9禽流感时间分布之流行曲线。我们在此以前一个图为分析对象，从中可见2013年2月（病例报告则始于3月1日）开始暴发，在3～4月即春季形成高峰后呈散发态势。此后，2013—2014年、2014—2015年、2015—2016年、2016—2017年每两年跨年度之际正值人H7N9禽流感冬春季节高峰，这4个高峰十分明显，尤为突出者——2016—2017年跨年高峰：峰非常高、持续时间长。由于后者，发病数急剧地、出乎意料地上升，其结果正如上述已介绍的“至2016年7月19日，病例计793例，亡319名（40.2%）。……然而，……截至2017年12月7日，发病已达1 565例，至少死亡612人（39.1%）；即在近一年半内病例数远远高于前3年多期间的总数，近翻一倍”。对此，不仅使我们惊愕不已，而且和流行病学相关的学者甚至关心疫情的群众也会有同感。

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此后的“消失期或消失前期（暂称）”：“2017—2018年包括冬春季流行高峰期在内的连续9个月时间仅见2名偶发病例！”这是不是流行病学上的“怪”现象呢？！

按我国传染病流行病学理论和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应用辩证法进行由表及里的“透视”：实质上也不怪！原因是，由我国2013暴发的人甲型H7N9禽流感，若为“非自然进化”所致，必然违反人甲型禽流感的自然流行规律，必然呈现其特殊的、独到的、看似奇怪状之流行特征——却客观地反映了“非自然进化”人甲型H7N9禽流感之真实进化过程及其流行病学现象；而且，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即使“人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的制造者，也未必知道它的流行特征，因为在此之前，尚未在“自然人群”中使用过！

所以，我们认为，分析人H7N9禽流感此种时间分布特征的结论仅有一个：和SARS一样，“人甲型H7N9禽流感”为“非自然进化”起源。

虽然目前关于2018年1月、2月2例病人的有关流行病学信息，知道得相当少。但就此，还是能深入分析问题，主要是发病率和死亡率。

为研究的目的，现参照WHO文件、流行病学信息和我国政府“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及有关论文，我们将发病数和死亡数及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母为当时全国总人口数，具体计算与统计分析在此省略）的分布分为如下4个时段：第一时段：2013年3月1日～2015年2月13日，共发病571例，亡212例；第二时段：（从2015年2月14日起算，下类推）～2016年7月19日：期间发病数：222例，死亡数：107人；第三时段：～2017年12月7日（若仅按统计学目的，截止日期可为2017年7月31日，因此后病例无几；但我们无法取得此类数据），期间发病数：772例，死亡数：293人；第四时段：～2018年7月30日，期间发病数：2例，死亡数：1人。

学者们一看上述悬殊的发病和死亡数，即可明白4个时段之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高低差异非常明显，尤其是和前3个时段一一进行比较，第四时段的两个率均极低。由于这两个指标计算的分母同为全国总人口的平均数，在这4个时段内变动极微甚至可忽略不计，所以若不看统计检验也能得出同样结论。

因此，现在（2018年8月）可将“2018年年初撰写初稿时的”一段结论性文字“可从流行病学上初步判断：……人H7N9禽流感，可能属于上述已命名的‘非自然进化的人为疫源地性疾病’”改为“可从流行病学的学术上判断：在2013年暴发并持续流行5年且仅局限于我国大陆的人H7N9禽流感，属于上述已命名的‘非自然进化的人为疫源地性疾病’”，即加上“的学术”，意在突出两点：其一，仅从“流行病学”视角；其二，仅是“学术”上探讨的结论性意见。同时，删去“初步”“可能”，因为其一，我们初稿时即预示：h-H7N9 AIV仍不能摆脱上述的“消亡前退化（由‘非自然进化’起源生物的‘逆向进化’）”，换言之，h-H7N9 AI在从流行病学上证明其为“非自然进化”所致，摆脱不了“SARS”的命运，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最近期的流行病学进程已部分确认了我们的预言；其二，长达9个月的流行“消失期或消失前期（暂称）”，是判断h-H7N9AI“自然进化”或“非自然进化”的关键证据，后者的出现则反映离确认h-H7N9 AI为“非自然进化”的日子不远了！

现应该补充，在本书交出版前特意查阅官网的通告，令人拍案：果不出所料，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8年9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中均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由此更有力地证实我们的判断。在按出版要求修订书稿（2019年2月上旬）时，再次查阅2018年11月、12月疫情通告，显示仍均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可见，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消失期或消失前期（暂称）”已延长达1年多，提示我们相关理论及其预测有重要价值。

目前，国际上关于h-H7N9 AIV进化过程、系统发育树及其假设相当多，可谓众说纷纭，不一而终。由于文献过多，观点分歧较大，故在此不做介绍。但可以看出，有关论文均有两个共同之点：①主要内容虽重塑或引用了许多进化树，有些还画出一至多种进化框架图，但最终均是假设；②始终未发现h-H7N9 AIV的直接祖先。所以，现在学术界之工作状态与研究结局似类似于非典流行后：从事分子病毒学、分子流行病学、生物遗传学、分子进化等领域之国内外学者应用各自专业国际前沿、十分先进但又以微观为主、运用常规思维，追踪其直接祖先、贮存宿主和起源而得不到最终结果。

就现在全球流行的自然疫源性疾病而言，除分别局限于非洲与中东包括埃博拉（ebola）、MERS在内的一些病死率较高传染病外，应给予特别关注的即为局限于我国的h-H7N9 AI。目前虽有适时关闭活禽市场等一些有效防控措施并知其活禽为主要传染来源、冬春高发等外，但欲完全掌控并预防类似传染病在我国新发，必须解决关键的两个科学问题：第一，h-H7N9 AIV贮存宿主是何种野鸟和/或禽类（可能它们仅能在我国大陆生存，且目前可能难以携带、传播与贮存“致人群流行的”h-H7N9 AIV了）？第二，起源进化之真实过程如何？

为此，最重要又最直接、可能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重塑h-H7N9 AIV进化之真实过程！后者却是放在分子进化、分子生物学、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分子病毒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学者们面前的紧迫而又义不容辞的神圣任务！我们虽是个流行病学工作者，但经过最近几年的研究和分析，冒昧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视角，提出一套技术路线供参考：

1.重塑蒙古、韩国和欧美诸国野鸟和/或禽类内H7N9 AIV毒株之进化过程　据报告，自1988年至21世纪前10年内，基因库内已有十多条野鸟和/或禽类内H7N9 AIV毒株序列。由此，至少可达以下目的：①查寻这些禽类毒株是如何起源与进化的？②再经分子生物学标志的研究和分析，弄清这些毒株为何虽长期存在于该区域内却不传人？

此结果极为重要，除为查寻h-H7N9 AIV起源提供重要基础外，至少还可解释下述两种表现：①MERS-CoV的祖先株为何能长期生存在中东，直至2012年前后才经蝙蝠和骆驼传至人类，且至今仅局限于中东。②已经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我国多省区蝙蝠携带的Bt SL-CoV是SARS-CoV的祖先但非直接祖先，在2012年前后MERS在中东人群中暴发时，我国蝙蝠携带的Bt SL-CoV基因虽有个别新的突变却当时未进化至能传人，至今仍静悄悄。在此应该指出，Bt SL-CoV、SARS-CoV、MERS-CoV三者在分类学的亲缘关系却十分接近！

若能取得上述成果，无疑为探索h-H7N9 AIV为何仅发生在我国，也为进一步探索其进化、起源，甚至为确认贮存宿主等提供了非常有力和可靠的证据！

2.重塑我国病人和禽类h-H7N9 AIV毒株进化之真实过程　在此特别强调“真实过程”，即不是引用、不加推测而是由原始数据重塑的系统发育树。我们根据现有的流行病学资料，推测其进化过程可能很短、且和其他“自然进化”h-AIV的历程有显著差别！

若能重塑成这一进化之真实过程，贡献非凡：离揭示h-H7N9 AIV真实起源仅一步之遥！

3.寻找或推测上述两者（1与2）进化真实过程之间缺失或漏脱之进化环节　从现有的流行病学证据判断，此类缺失环节必然存在。若能查见这些缺失或漏脱之进化环节，则学术界就能功德圆满、修成正果：打开了“h-H7N9 AIV真实起源”之黑匣子。

4.艰苦、细致、认真、创新地检测并发现h-H7N9 AI进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消亡前退化”或“消失期或消失前期”中h-H7N9 AIV变异状态　综上可见，我们已从方方面面判断h-H7N9 AIV为“非自然进化”，且在国内外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了有关专著，至今未见异议。若更慎重些下结论：可为“至少不能排除h-H7N9 AIV‘非自然进化’之可能性”。另一方面，h-H7N9 AIV起源远非SARS-CoV那样简单。因为除“非自然进化”制成能感染动物与人的h-H7N9 AIV或新-H7N9 AIV外，还需经“非自然进化”之途径，成功地将作为“贮存宿主”即仅能在我国大陆生存和繁殖的携带h-H7N9 AIV或新-H7N9 AIV之（野）鸟或禽类引入我国。但是，万变不离其宗：h-H7N9 AIV逃脱不了“夭折病毒”之命运；“非自然进化”引入的“贮存宿主”寿命也不会长久。由此，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契机，能为解决这一与我国居民乃至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科学难题而作出奉献！能在研究h-H7N9 AIV进化历程与真实起源的学术领域内锦上添花！

同样，以上关于“提出一套技术路线”的4条建议，均为2018年年初撰写初稿时的文字，至8月再次审修形成终稿时，我们感到：由于已发现“h-H7N9 AI的流行特征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可能反映h-H7N9 AIV的致病性、传播力有明显的改变”。由此，可直言之，现在在流行病学上可以判定已经“出现了上述指出的‘逆向进化’或‘消亡前退化’”，极其有助于有关专家的进化研究！

非传染性疾病通常又称慢性病，因为非传染性疾病大多为慢性病；其实不完全如此，相当数量的传染病也呈慢性状态，如常见的有乙型和丙型病毒性肝炎、艾滋病、肺结核病、慢性细菌性痢疾等。许多慢性病，又是“富贵病”或“文明病”：由于经济水平提高，日常生活的体力活动量明显减少，而食物中脂肪、糖类比重迅速上升，因此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和肥胖症等频发；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竞争压力极度增加、享受招致的不良习惯泛滥，造成毒瘾、酗酒、精神性疾病、车祸甚至自杀、凶杀等日益增多。此类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目前发达国家的主要疾病负荷。同样原因，包括我国在内之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也已有相似的趋势；加之原有的呼吸道、肠道传染病，逐渐增多的经血传染病以及一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已具双重负担。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诸多的非洲贫穷国家，由多种状况所致，上述的慢性病发病也呈逐年升高。可见，非传染性疾病之病因及其防治是时不我待之任务。然而，前提是必须首先确认这类疾病与其病因及彼此相互作用的进化过程。

近十多年来，随着分子进化的突飞猛进，尤其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现、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进行、下一代测序技术的开展，发现了许多重要慢性病的相关基因及其突变片段或位点；在GWAS的人群研究中，应用病例-对照比较方法已鉴定了其中某些突变片段或位点和疾病之确切关系。更有甚者，从事分子进化领域（包括基础与临床）的学者结合流行病学、环境流行病学的方法深入地研究这些遗传物质和社会-自然致病因素的相互作用；同时对宿主遗传物质及其相关社会-自然致病因素的进化历史进行了初步探讨（注：此类学者应为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的先驱！）。因而，对重要慢性病的防治提供了十分可靠的科学依据。

上述介绍的英国WTCCC项目引领了此方向之研究，继之许多国家与学者纷纷推出各种成果，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攻克慢性病相关的遗传物质与其他病因及其进化史的高潮。对心血管疾病、精神分裂症等精神性疾病、乳腺癌、肺癌、肝癌、胃癌等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毒瘾、自杀，乃至胶原性疾病和其他罕见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白癜风、年龄相关（视网膜）黄斑变性、不安腿综合征等的研究，均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以下简要介绍前二类（种）。

在心血管疾病方面，近10年来已发现在不同染色体基因组内与冠心病和心肌梗死显著相关的SNP易感（或拮抗）位点达30多个：其中，WTCCC项目发现的有7个：rs6922269、rs1333049、rs2943634、rs599839、rs17465637、rs501120、rs17228212；美国弗拉明汉研究除证实其中个别位点外，证实rs3217992与冠心病显著相关；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报告之位点尚有rs4618210、rs3803915、rs99839、rs974819、rs6903956、rs4731702、rs9982601、rs12526453、rs6723887、rs1122608、rs4977574、rs1746048、rs646776等。尤其可贵之处，深入的研究还关注这些遗传物质之突变和相关社会-自然致病因素之间的联系。Polfus LM等2013年认为，冠心病的发病和死亡主要和环境-非遗传危险因素密切相关，大多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是冠心病的主要原因，冠状动脉钙化（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CAC）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数量直接相关。因此，研究吸烟是否和冠心病的相关基因在发病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十分重要。Polfus LM等进行的2次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显示：和冠心病相关的某些SNPs位点与吸烟确实存在相互作用。此外，尚有报告不同基因位点在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分布各异：提示除和遗传物质变异有关外，冠心病的发病及其进化史和种族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社会-自然因素之间亦有密切联系！

精神性疾病现在全球疾病负荷中占有较高比重，而且由于上述提及的原因，具有日益增长之趋势，逐渐成为WHO和各国政府重点关注的疾病之一。2000年WHO报告，应用测量疾病负荷的新指标“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ve years, DALY）”估计全球主要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发现神经精神疾病占1998年世界DALY全部损失的11.5%，居各类疾病的第二位；WHO同时指出，引起全世界残疾的10种主要疾病中有5种为精神疾病：严重抑郁、精神分裂症、情感精神病、酗酒和强迫症。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性疾病中重症，患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除对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痛苦外，也给社会和政府造成一定危害。我们在2014年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程天民军事预防医学》有关章节中做了如下描述。由于精神性疾病有其特殊性，和一般慢性病不同，其患病率通常分为3种：时点患病率、年患病率和终生患病率。全球普通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平均年患病率约为10.00‰，美国的时点患病率为7.00‰，年患病率为10.00‰，终生患病率为10.00‰～19.00‰；丹麦的时点患病率为3.3‰。而中国香港地区的终生患病率仅1.2‰～1.3‰。我国1982年对12个地区的调查发现，重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为10.54‰；其中精神分裂症为4.75‰，但其终生患病率为5.69‰。对其中7个地区，1993年再次调查发现，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不同精神性疾病均呈上升趋势：各类精神障碍（神经症另行调查）时点患病率为11.18‰，终生患病率为13.47‰；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由5.69升至6.55，时点患病率（‰）由4.75升至5.31。

近一二十年内，精神分裂症研究的进展迅速。GWAS的研究中，发现许多与精神分裂症相关联的SNPs，如国外学者2007年报告，在50万个SNPs位点中，揭示rs4129148和该病显著关联，统计学上完全符合GWAS的研究： P=3.7×10 ^-7；其他还有rsl344706、rs6913660、rs3131296、rs6932590、rs9960767、rs7045881、rs433598、rsl0761482等。

在此领域中，画出大手笔的学者应为Dean B。他创造性地收集大量文献，以人类中枢神经系统进化为主线，不仅在组织结构和功能进化方面进行比较，而且将非人灵长类-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有关基因及其功能进化历程前后加以对照，尤其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尚运用外界环境对这些基因及其功能进化影响之许多证据，支持“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与高度复杂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有关的人类特有的疾病”的假说。

首先，对比人类和黑猩猩基因组的草图，显示：①基因变异数量上，两者基因组序列的平均差异率（the mean rate of sequence difference）为1.23%；以此按低水平变异率计算，黑猩猩和人类之间不同的SNPs应超过100万个。②基因变异功能上，人类基因组特定序列的变异不仅促进双足特性（bipedality）的发展，且极大地拓展中枢神经系统本身、同时逐渐形成复杂的语言架构。而双足特性和语言是人类由始祖逐步进化为智人的躯体与精神-行为之重要驱动力，但亦显示一分为二：在呈现其主流有益作用的同时，尚具一定范围、一定时间等极其局限的“支流、末流、微流”之有害作用，在此其亦为人类精神分裂症的出现提供了思维-表达-行为错乱基础。还有报告，比较人类、黑猩猩和猩猩（orangutan）的中枢神经系统Brodmann′s 9区或同系之信使RNA的基因表达水平时，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三者间的差异显著；同时，人类、黑猩猩和猕猴（macaques）中枢神经系统间，存在差异表达的基因169种，其中人类特有的则达91种。此外，另一些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单相抑郁（unipolar depression）、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均和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特有的某些基因表达有关联。总之，与非人灵长类比较，地球上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特有的基因不仅在社会发展与进步、认识与改造自然以及探索太空乃至整个宇宙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成为仅有人类才有的疾病，尤其是神经系统疾病的一种病因（至少目前这一相当长的时期是如此）。无疑，这对辩证唯物主义论者毫不奇怪；因为本章“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定义和内涵中反复强调的宇宙任何事物均遵循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之反映。相反，我们却可借此探索人类疾病的进化和起源及其影响因素！

其次，应用前沿技术“基因组三角测量（genomic triangulation）”，寻找其单系群（monophyletic group）物种特定的断点（breakpoints）确认，58个人类基因受插入影响，而且其中36个插入含完整的基因拷贝。另外证明，36个基因已经历了全基因复制；这些基因主要涉及人类下述功能：感知、控制感染、细胞新陈代谢、蛋白质结合、核体组装、甘露糖结合、中枢神经系统左右对称、转录调控、氧化还原活性、刺激的反应、信号级联、细胞黏附、激酶活性、转移酶活性、核糖核酸酶与鸟苷三磷酸酶介导等活性（表1-4）。毫无疑问，进化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提示：人类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和上述许多不同的通路与功能受影响有密切相关。

再次，在宿主-遗传物质-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进化对精神分裂症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效：结果发现患者遇到新的环境变化时，会出现遗传易感性。因此证实：①可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高遗传度；②和流行病学研究结果相一致：社会-自然环境因素对精神分裂症发病十分重要；③在研究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时，应重视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基因（modulate gene）表达的能力以及其如何受特定环境因素影响。此后，学者们进一步使用近年建立的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技术，研究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及其副产品-精神分裂症，发现其涉及胞嘧啶CpG双核苷C5位的甲基化（methylation）作用，从而影响基因转录的能力。下述结果则更令人惊叹不已：为确认不同环境对人类一生中标准化的遗传背景之影响，有学者研究了不同年龄的同卵双胞胎之多种组织（淋巴细胞、上皮皮肤细胞、肌肉和腹部组织）中DNA甲基化之差异，发现在3岁的同卵双胞胎中，大约具0.5万个不同的甲基化位点，而50岁时竟达约7.5万。故Dean B认为，研究结果已清楚地表明，环境的终生暴露对基因表达产生巨大影响，即使在那些高度同源染色体遗传的个体！言下之意：“环境的终生暴露”对精神分裂症可能是人类特有的疾病的发生及其遗传背景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此，我们补充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流行病学年龄分布资料。在编写“程天民军事预防医学”时提到，患者发病通常在20岁之后、国内提及最年轻发病年龄可能是17岁；其原因是患者须待“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发育成熟之后才能出现症状。这种年龄分布特征似乎看来很普通，甚至非流行病学专业的一些学者也可能忽视，但却在宏观上有力地支持上述Dean B综述的分子进化、群体遗传学等学术领域所取得的结果：精神分裂症是与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有关的人类特有之疾病；故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完全之前，有关基因及其表达的功能缺陷尚无法或不能全面发挥作用。

可见，虽然“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的概念和理论至今才提出，但许多有关的学术成果已在世界各地涌现，Dean B的综述及其论断最为光彩夺目，可谓经典之作：不仅为“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的诞生铺平道路，而且也将在分子进化、分子系统发育学、群体遗传学和精神病学等相关领域内引起震撼！

人类健康和宿主遗传物质与社会-自然环境三者之关系及其相互作用，随着实现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生命科学的飞跃式发展，近一二十年来已经成为各领域研究的靶点。而且，人类健康的研究项目涉及面十分广泛，凡是有关人们出生、发育、成长和衰老与死亡的各项健康指标均在内，甚至包括和人类起源与进化这一非常复杂却又必不可少的课题。因此，有关论文如潮而来。

其中，前节已经论及的“身高、肤色、肥胖（或超重）和/或体重指数（BMI）”研究更多。由于身高和肤色方面研究成果已有介绍，在此主要叙述后者。

对于肥胖和BMI的研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Rankinen T等2005年发表的综述。该论文洋洋洒洒汇集了难以想象之多的世界各地之结果，引用文献多达1 291篇，除正文分层次叙述各类研究、方法与结果外，尚列出多种图表注明相关基因位点（且标在22条染色体相应位置）、名称与来源，篇幅长达119页，集中归纳成人类肥胖基因图。这是肥胖基因图谱的第12次更新，其中纳入了截至2005年10月底的公布结果；之前从1996年开始在不同的间隔时间渐次进行了11次收集和补充，不由令人惊叹！从内容之广、结果之详、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可谓此领域的不朽之作！但就在这“第12次更新”的论文中，Rankinen T等哀叹：由于经费之故，抑或不能为继；我们写作时搜寻“Pub Med”发现2005年后确未再见。

为此，很有必要对他们的工作择要介绍，以飨读者。Rankinen T等认为，基因组扫描显示的人类肥胖“数量性状基因座（quantitative trait loci, QTL）”之数量持续增加：从61个全基因组扫描中获得253个与肥胖表型相关QTLs；由两个及以上研究支持52个基因组区域含QTL。同时报告，特定基因DNA序列变异和肥胖症表型之间联系的研究数量也增加很多，其中426个与127个候选基因呈正相关；至少有5个阳性研究可望支持22个相关基因。作者将这些可能的相关基因位点标在除了Y（未见有关位点）以外的所有染色体上。

作者较详细地记录了2004年4项和BMI与体脂表型呈连锁的基因组扫描报告。第1项：在西非2型糖尿病家属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应用生物电阻抗评估BMI和身体状况的连锁，证据显示影响体脂染色体的3个QTLs为：2p16-p13.3（D2S2739-D2S441）、4q24（D4S1647-D4S2623）和5q14.3（D5S1725）。与BMI所有的连锁显示，LOD评分均低于1.7。第2项研究在1 124个非裔美国人和白种人高血压家庭的3 383名人员中进行，分别对男性和女性中和BMI、体脂百分比的连锁测试，又在联合样本中重复。结果证明，染色体3q13.33和BMI（LOD=2.8）有连锁；而染色体12q24.3则和体脂百分比（LOD=3.3）连锁。第3项是对260个家庭1 297名欧洲裔美国人的研究，检测与肥胖相关性状的印记基因位点（imprinted genetic loci）：应用391个微卫星标志对超重（BMI≥27）、肥胖（BMI≥30）以及与肥胖相关的定量特征［BMI、体脂百分比（percentage body fat）和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 WC）］进行了亲本特异性连锁分析；研究发现了几个主要影响肥胖的QTL：对BMI和WC之亲本效应在基因2p25.1，体脂百分比的母体效应则在基因3p24；BMI之亲本效应在基因q12.3，肥胖的母体效应在基因9q22.33，超重的母体效应在基因10p12.2，体脂百分比的亲本效应在基因11q12与11q13.3，BMI和WC的母体效应在基因12q24.21，超重的母体效应在基因13q13.3，BMI和WC的亲本效应却在基因13q31.3。第4项是在欧洲裔美国家庭的同一样本中进行，但目的是检测QTL之间的“上位交互作用（或称上位互作，epistatic interactions）”；发现影响BMI的QTLs在染色体2p24.2和4q28.3并覆盖染色体13q21.1-q32.2的广泛区域，而体脂百分比的在染色体12q24.21和21q22.3，同时染色体3q12.3、7q21.3、7q22.1、8q13.3、9q22.33、12p13.31、12 q23.1、13q13.2、13q13.3与不同肥胖状态（BMI≥27、30、35和40）连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染色体2p25-p24和13q13-q21区域位点之间发现了明显的上位相互作用。

更加可贵之处，Rankinen T等已综合了与肥胖相关的社会-自然环境因素存在连锁的证据，足见其中多数作者虽为遗传与基因研究的实验室专家，但已非常重视宏观与微观之结合，认为欲促进人类健康而研究其相关的基因或遗传物质，必须同时探讨其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因而，报道了2004年与饮食行为有关表型的2项基因组扫描的结果。第1项对“圣安东尼奥家庭心脏研究（San Antonio family heart study）”的816名全热量和高营养素的食物频率问卷受试者进行的基因组扫描，发现2p22-p21染色体邻近的标志D2S1346和总热量摄入与摄入的脂肪、饱和脂肪及蛋白质（LOD得分从2.09到2.62）呈连锁。第2项是在“魁北克家庭研究项目（Quebec family study）”课题中，对进行3因素饮食问卷评估其饮食行为的660个对象基因组扫描，揭示染色体15q21-q23（LIPC），15q24-q25（D15S206）和17q22-q24（D17S1306，D17S1290，D17S1351）呈现和易具饥饿感的连锁，而染色体19p13（D19S215）则和抑制饥饿感有连锁。

虽然，Rankinen T等在综述中很少提及上述基因及其影响因素之进化史，然而结语时却郑重指出，（作者的）目标还须确认环境因素如何与这些基因和突变相互作用，以最终鉴定其风险。显然可以从中悟出两点：第一，研究者们不仅应发现和BMI、体脂百分比、肥胖相关的基因突变位点，而且须确认与之有关的“环境因素”。第二，更重要的是，须长期艰苦地、百折不挠地揭开有关的“环境因素”是如何与这些基因突变相互作用之谜，以最终确定其对人类健康之影响；不容置疑，“环境因素是如何与这些基因突变相互作用”“最终确定其对人类健康之影响”必然涉及很长一段历史，即一部人类健康及其相关基因、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进化史！足见Rankinen T等工作犹如高高耸立的灯塔，照亮在科学海洋中绕过海礁、迎着风暴、飞速向前的“生物进化”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