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汉儒将“易、诗、书、礼、乐、春秋”称为“六经”，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失传，后世仅存“五经”，宋代朱熹编“四书”，从此，“四书五经”成为儒家重要经典的代表。其中的“礼”，一般指《仪礼》、《礼记》和《周礼》。

孔子教授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文古义奥，不易通读，因而多做解读以辅助理解。六经中的“《礼》”，后来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秦始皇焚书坑儒后，西汉能见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依然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百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这批文献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并说刘向考校经籍时，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数十篇，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由于《记》的数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东汉，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戴德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北周卢辩曾为之作注，但颓势依旧，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书》等史乘的《经籍志》甚至不予著录。《小戴礼记》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风光无限，畅行于世，故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戴圣，字次君，西汉时人，据《成安县志》为魏郡斥丘（今河北成安北乡义）人。曾任九江太守，平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尤重《礼》学研究。与叔父戴德及庆普等人曾师事经学大师后苍，潜心钻研《礼》学。汉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曾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

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礼记》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也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内容或论哲理，或谈政治制度，或讲述礼乐、器物、人生仪节，范围十分广大，不仅描写规章制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的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东汉郑玄有《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宋卫湜《礼记集说》、清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郑元庆《礼记集说》，都是《礼记》有名的注解。尤其是郑玄独力遍注三礼，后儒尊称为“三礼郑氏学”。

清末翰林学士王文锦说：《礼记》是部儒学杂编。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

梁启超则认为：《礼记》为儒家者流一大丛书。《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

总之，《礼记》作为一部儒家经典，不仅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更对今人修身进德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研究。本书从《礼记》中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篇目，进行注释和白话翻译，旨在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普及性的《礼记》读本，由于注译者水平所限，其中不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