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引发依恋危机

与乌干达截然不同的美国社会

爱因斯沃斯发现，回避型孩子在乌干达几乎绝迹，却在巴尔的摩频频出现[6]。

时间已进入20世纪60年代，此时的美国正面临重大的社会变革。公民权运动与女性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女性迈入职场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离婚人数开始迅速增长[7]。

呼吁女性权利的确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儿童群体难免会受到这股浪潮的侵袭，其影响绝不算小。同样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虐待现象激增，开始演变为社会问题；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情绪障碍的儿童也明显增多，引发了社会关注，政府正式决定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施行药物疗法[8]。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乌干达归来的爱因斯沃斯自然而然地发现了美国与乌干达之间的巨大差异。

促使回避型依恋成形的因素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是实际被忽视与遭受心理忽视。有的母亲自以为把孩子照顾得很好，而实际上，母亲的回应不够及时和敏感，孩子同样会形成回避型依恋。即便母亲自身没什么问题，但孩子未满1岁，或是长时间寄养在托儿所，都会加大形成回避型依恋的风险[9]。

在20世纪60年代，不仅职场女性增多，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育儿机构、自己出门工作的女性也大幅增多。我们究竟应不应该仅仅把回避型依恋群体的增加视作偶然，拒绝承认其中包含着某种因果关系呢？

回避型依恋持续增长

20世纪60年代的年幼孩子，到80年代就长成了大人。女性进入职场以及离婚人数激增的趋势一直持续到70年代，80年代后虽然仍在增长，但势头已经逐渐减缓，保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然而，在1988-2011年这23年间，针对超过2.5万名美国大学生展开的有关依恋类型比例变化的调查结果显示，安全型依恋的比例一直在减小，从48.98%降至41.62%，回避型依恋占比则大幅增长，从11.93%上涨到了18.62%。安全型依恋的减少几乎都来源于回避型依恋的增多[10]。

与北美相比，欧洲（尤其是德国、荷兰、北欧）回避型依恋的增长趋势更加明显。欧洲关于依恋类型的调查超过200次，样本总数1万余人[11]。统计这些调查结果后发现，欧洲的回避型依恋比例上涨到了30%，在青年及学生群体中的占比分别为35%和33%。近年以日本大学生为对象展开的一项调查[12]则显示，回避型依恋占比为28%，算上焦虑—逃避型（混乱型）在内，占比高达59%，与人们日常感受到的情况比较接近。

当年让爱因斯沃斯震惊的情形仅仅是个开始，回避型持续增长的趋势还在不断加速。女性进入职场和离婚的人数保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从变化率来看，它们已不再是促使回避型出现的主要原因了。相反，虐待与忽视现象的加剧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初，因此可能对回避型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不过，在美国，由于政府对虐待行为进行了强有力的管制，自2000年左右起，虐待案件的增加也出现了停滞，2007年后开始大幅度减少。即便如此，21世纪以来，回避型依然在继续增长，可见除了家庭环境与家人关系的变化之外，还有其他环境因素也起到了影响作用。

此时浮出水面的，是信息环境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