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枝的重要性

沼野：我看您谈兴正浓，咱们讲座中途就不中断了，节省下休息的时间，我们继续聊下去。

今天，我们谈到了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利比先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看法。此外，利比先生对于语言的一些思考也非常具有启发性，很值得我们仔细聆听。虽然在谈话中偶尔也会涉及一些看似与文学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事物，但是能够参与和聆听像利比·英雄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的访谈，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理论框架之内，而是以优秀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为实例，向各位听众展示文学的魅力。当着您的面将您作为实例，可能有点失礼，不过由您亲自来向各位听众阐释您所参与构建的现代世界文学，会让大家对这一主题有更真切的感受，这对于各位听众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十分难得的体验。

最后，我想请您就“值得一读的好书”再谈一谈您的看法，以及您在阅读指导方面对我们的听众有什么更好的建议。那么，我这里现在有三本利比先生推荐的作品，其中两部作品的作者李良枝[24]和萨曼·拉什迪[25]是在我们前面的谈话中没有提到的两位重要作家，能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家和他们作品的精彩之处吗？

利比：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可能有人之前已经读过李良枝的作品了吧。作为一位在日朝鲜人作家，李良枝是她的汉字姓名，她比我出道稍早了一两年。她出生于日本山梨县，父母给她起了一个叫作“田中淑枝”的日本姓名，直到九岁的时候，她才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在日朝鲜人的身份，可以说如果没有人告诉她的话，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个事实，而且将会以一个普通日本人的身份，和其他的日本现代女性一样，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下去。而作为具有这样复杂身世背景的一名作家，她创作了一部以主人公的名字为题的小说《由熙》，并一举斩获了第100届芥川奖。

《由熙》可以说是一部内容相当复杂的小说，我觉得自己也不太有资格给这部小说做一个定性评价，但是简单地说，核心主旨是一名新时代的在日韩裔女性，即便自己在生活中可能并未受到日本社会的歧视或差别对待，但是面对本民族曾经饱受苦难的历史，她充满着对祖国的无限向往。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她毅然决定前往首尔留学。谁知当她踏入首尔的一瞬间，却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对韩国文化强烈的抵触情绪。

这种对祖国文化的抵触情绪中最为明显的反应是对韩语的不适，也就是说，她发现自己在语言上根本无法融入韩国社会。主人公虽然知道自己的民族身份，也十分清楚自己的民族在日本社会曾经遭受严重歧视的历史，但是当她想要全心全意地“拥抱”这一民族时，却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已经同日语紧密相连，她根本无法从精神构造上剥离日语的影响。这是一个何等艰辛而悲哀的故事啊！

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作者提到了“语言之杖”这么一个概念。清晨，当主人公一觉醒来之时，每每希望借助这根“语言之杖”站立起来，却又在内心深处陷入痛苦的挣扎，自己语言的首字母究竟应该选择平假名“あ”“い”“う”“え”“お”的“あ”，还是长得像箭头一样的谚文字母“”，主人公根本无法做出决断。

小说的内容写到“语言之杖”这里就结束了，而我之所以推崇这部小说的原因，主要在于我虽然没有能力纵览所有的“在日文学”[26]，也不敢做出什么断言，但是就我所了解的“在日文学”中，大多是以民族歧视、故国思恋、韩国政治史，或美日韩朝的国家关系为题材的作品，而从语言问题的角度切入民族身份认同的话题，这部作品还是首例。

因此，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就算不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比如印度人或法国人读了这部小说也会对这个问题感同身受。更直白地说，所谓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是单指某一个个人自身的民族身份属性，而是与其在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的。很多存在这方面困扰的人士都处在两种语言的夹缝之中，而正视这一现象为我们从更广泛的层面探讨民族身份认同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所提到的作家多和田女士，和作为日本社会中的少数族群里最具有政治性的在日韩裔之间，恰恰是在语言问题上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萨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由于日文版译者五十岚一[27]先生的遇刺事件，这本书在日本的新闻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拉什迪在书中对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做出了具有争议性的描写，引来了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伊朗的批评，伊朗前精神领袖霍梅尼[28]按照伊斯兰教法对拉什迪宣判了死刑，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出生于印度的拉什迪是直到少年时代才移居英国生活的，因此与那些由小说引起的宗教或政治性纷争相比，我更看重拉什迪在这部小说中对两种性质迥异的文明的描写。在我看来，就这个作品而言，其内容所反映出的文明差异，远比伊斯兰宗教问题更为重要。

我个人非常喜欢拉什迪的一句话，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讲，也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概括今天我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他在短篇小说集《东方、西方》[29]中写道：“全世界都在朝我呼喊着，要我做出选择。但是我拒绝选择。”

也就是说，拉什迪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精神拷问：自己究竟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一方面按照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主张的话，作家就应该抛弃那些移民英国期间所经历的一切，回归到所谓真正的印度人的状态；而另一方面英国的白人社会则强调作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多少应该要从英国人的立场出发来思考问题。但是，拉什迪却坚持认为不应该拘泥于所谓的民族立场。在全世界各国向着多民族社会转变且各民族日益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抛弃自己多民族身份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单方面地去迎合另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很不理性的。最终，在所谓民族立场上，拉什迪拒绝采取任何选边站的行为，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更为平衡的创作理念。

这意味着，在拉什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共同影响，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两种文明同时并存的事实。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已经不属于所谓“异文化共生”的范畴了，而是在探讨单一个体的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

我很推崇拉什迪在这句话中所体现出的理性态度。简单地说，强迫个人在民族立场上选边站的行为，就如同命令对方必须患上失忆症一样，是一种极其粗暴的做法。这就相当于要求对方将其所经历的一切体验统统砍减一半。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民粹主义都热衷于命令人们“选边站”，而拉什迪这种坚持不做选择的态度令我十分钦佩。萨曼·拉什迪堪称当今西方世界优秀的作家，而我认为他这种坚持不选边站的态度正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要谈到结论的话，无论是拉什迪，还是生于日本长于英国的石黑一雄[30]，或是出生于异国他乡的其他作家，包括来自非洲的后殖民主义作家们，没有一位能够像李良枝那样直接地探讨了语言和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正是我所发现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东亚诸国中，要追究日本所具有的显著特征究竟是什么，其中之一也许正是民族主义、民族身份认同和语言之间的相互纠葛吧。正因为如此，李良枝才会生出那许多的烦恼，也才会有人觉得无论从生物学还是民族学的角度，十七八岁的我是根本看不懂《万叶集》的吧。

但是，反过来说，我认为日本文学向我们更加清晰地展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类的所谓身份认同实际上并非源自人种的差别，而是源自语言，源自各民族固有的语言差异。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在英国文学、美国文学、韩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中都未能被真正深入开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