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探访中国的缘由

沼野：读过利比·英雄先生作品的人应该都知道，虽说他一直坚持用日语创作小说，但是在创作的间隙，甚至创作过程中，利比先生却不断地经由日本造访中国，最近甚至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号——“用日语描写中国的作家”。

在这里，我就想稍微请教一下利比先生了。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或者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链条，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三角关系，我用一种可能稍显草率的说法来形容吧，欧美那些在年龄辈分上较利比先生大的日本研究学者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伴随着研究和翻译工作的深入，当他们一旦领略到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时，就很容易会深深地沉浸到日语和日本文学的世界中，并在那里寻找到自己心灵的安身之所。而作为学者，您的日本研究之路也是自美国起步的，但是您却并没有止步于最初的研究对象——日本，您虽然最终选择了以小说家的身份，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却并不受制于日语，而是进一步跨越到了汉语的世界之中。您和先前世代的那些研究日本的学者相比，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特立独行的一面呢？是因为不断跨越各种境界的藩篱对于您的创作而言至关重要，或者只是单纯地因为您自幼便与中国有所亲近呢？

利比：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还真有点复杂呢。回顾我的个人生涯，1989年我从斯坦福大学辞职，1992年创作《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并获得了野间文艺新人奖。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间，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在日本生活。那时候，在我的意识之中，普林斯顿和新宿之间有着十分奇妙的联结，我也因此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我从三十岁到四十几岁的这十多年里，一直想要在日本长期生活，变成日本人，甚至希望从精神上蜕变成为一个能够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真正的日本人。我的内心就这样一直受到追逐、归属、跨越等各种情感的驱使，不断地游移飘荡。这期间我在美日之间大概往返了四十余次。虽然获得了各种奖学金的资助，也进行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学术研究，得到了很多资金的支持，但是当我定居于日本，并作为日本的小说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之后，就立刻萌生了走出日本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的愿望。

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吧，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本叫作《月刊现代》[18]杂志的负责人邀请我前往中国访问。我带着十分轻松的心情参与了杂志社安排的采访工作，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中日语言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体现出的两个社会不同的思想情结，让我对语言的认知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我来到北京的时候，这种对于语言认知的冲击，与我当时所萌生的走出日本的愿望，以及儿时的对中国的记忆相互交织缠绕，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作为白人的我，于是尝试着用日语记录下了这一体验，才最终催生出了一部与中国有关的小说。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频繁地造访中国，回到日本后也创作了包括纪实文学在内的各种作品，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那种发自内心的狂热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对于日语来说，比起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来来往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跨越更具有某种本质性的联系吧。

所以，切换到多和田女士的角度，我想她应该是以日本人的身份与德国产生了某种联系。而从水村女士的角度考虑的话，她就应该是以日本人的身份与美国产生了某种联系吧。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两位作家，一位代表着日语和德语的对照，另一位代表的是日语和英语的对照，而我则在日语和汉语的对照中发现了与她们有所不同的另一种表达的可能性。

刚才，沼野先生提到了西方学者从事东亚研究的相关话题。在欧美，所谓的东方学除了各位所熟知的日本学以外还包括汉学，前者从事日本研究而后者则属于中国研究的范畴。不过，比起日本学的研究，对中国的研究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有不少人认为，在近代的历史中，欧洲对日本的评价一直是偏低的，而对中国的评价则显得过高，但是考虑到汉学的历史影响，这种不平衡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说，在我差不多十七八岁，还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同样属于东亚研究的日本学和汉学，仍然会经常受到区别对待。

自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西方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随意进入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93年所感受到的，是一个已经从“我们”所能体验到的领域中消失了很久的真正的中国。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咱们日本人常说的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人。

要说我在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就不得不提到我所喜爱的另一位作家安部公房[19]了。安部公房以他自己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经历为基础，创作出了一部在精神上十分阴郁的被称为“黏土墙”的小说（后以《道路尽头的标志》为题，由日本真善美社出版）。在这部小说中，安部公房细致地描写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尚未获得解放的中国东北的情况，以及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彷徨无依的一个日本青年的故事。小说行文激荡，笔触浓烈，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推崇的一部作品。

而到1993年江泽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时，中国在做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中国在开始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的思想变成了社会主流。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

这就是1993年到1995年之间的中国国情。而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求国家满足社会中个体自由流动的需求。于是，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在时隔四十年之后终于又可以再次来到中国大地上旅行了。可以说除了个别地方以外，大多数地方都可以成为你探访的目的地。你大可以坐着各站停靠的慢车，在自己喜欢的车站下车，和农民促膝闲谈。

为了探寻时代变迁遗留于中国的那些残影，我不断旅行，并尽我所能地用日语记录下了这一次次旅行给我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同时，对于我近年来的创作而言，这些来自中国的丰富体验又成了最具可塑性的文学素材。

谈到我自己写的小说，其实我也创作过很多类型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不过令人出乎意料，我的纯文学类作品中比较畅销的却是《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和涉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支离破碎》，并且这两部作品还获得过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而我的那些描写中国的小说却很难畅销或得到较高的评价，或许是因为人们觉得一个美国佬用日语讲述有关中国的故事没有多大意义，直到2009年，我才凭借《假水》这部作品拿到了伊藤整文学奖。

这部《假水》用日语的表达方式将我当时在中国大陆的切身体验如实地反映在了作品之中。小说题名为《假水》，其中“假”这个字在汉语中读作“jiǎ”，是“不真实、伪造”的意思。如今这世道一个不留神，什么东西都能跟“假”字沾上边，不只有假钞，还有假酒、假烟，甚至假日本人、假军官等等。而当时我所认识的中国人，每个月领着微薄的工资，有些人的月收入还不到一千元人民币，一旦收到一张假钞，就意味着三四天的工资化为乌有，害得有些人的生活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普通的中国民众只能非常小心，甚至连我本人都有过这种切身体验。那是坐落在“丝绸之路”东端的一座城市，城市西郊有一家饭馆，我进去买了一瓶四块钱的矿泉水，喝进嘴里时却发现味道有点不对，谁知没过多久就拉肚子了。我赶紧吃了从日本带来的止泻药，竟然不起作用，没办法，只能吃了一整天的豆腐，等身体慢慢恢复。

此后，我乘火车回到中国大陆的东部海岸，跟熟识的中国朋友聊起了这件事情。我的中国朋友马上说道：“你怕不是遇到假水了吧。”这里所谓“假水”是“伪劣的水”的意思，但是当对方提到“假水”这个词的时候，首先在我脑海中反映出的日语却是“仮の水”[20]。这样一来，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假”字（或者“仮”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真假”的概念了，更涉及千年以来日语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假借性、临时性”。现实中的一个汉语词语就这样与另一个时间轴中的日语联系在了一起。由此，我将这一段旅行的体验用日语写进了小说之中。这也是我所创作的所有有关中国的作品当中，第一部获得日本文学重要奖项的小说。

那时候我就在想，水村女士在她所使用的英语当中，或者多和田女士与德语之间的碰撞，恐怕很难领略得到这样的趣味吧。我如此频繁地造访中国，也正是为了追寻这一乐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成了所谓的亲中人士，也不是因为厌弃了日本，而仅仅是为了追寻这种语言上的乐趣。时至今日，我的这种追寻仍在持续，而《假水》只是少有的一个成功例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