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纯粹语言的关注

沼野：我可以在您阐述的过程中，稍微提一些问题吗？

利比：当然可以。沼野：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利比先生刚才所提到的几位作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想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补充。首先是两位与芥川奖有关的作家，其中一位名叫杨逸，她凭借小说《小王》获得了文学界新人奖，之后又凭借《浸着时光的早晨》获得了芥川奖。杨逸现在虽然是一名使用日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但她却并非从小就生活在日本，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直到二十多岁来到日本以后她才开始学习日语，并开始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作为一个中国人，以这样的人生经历获得芥川奖，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另一位名叫席琳·内泽玛菲的女性作家则是伊朗人。同样，她也是凭借用日语创作的小说《白纸》一举获得了文学界新人奖。正如利比先生所介绍的那样，这是一部以两伊战争时期的伊朗为背景的小说，书中没有丝毫涉及日本的内容。杨逸虽然是中国人，但由于她的小说，描写的是与中日双方都有一定关联的中国人的故事，所以即便是对于日本读者来说，也还是相对容易接受的。在一定程度上，读者大众也能理解这一类作品用日语来创作的意义。但是伊朗的内泽玛菲却用日语讲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无关的故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如果读者真的想要阅读一些描写伊朗的故事，大可以让翻译家们把那些由伊朗人用波斯语创作的小说翻译成日语版本就可以了，犯不着专门用日语来创作这样的题材，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最后一位作家，也是利比先生的学生，名叫温又柔。虽然她还只是一位1980年出生的青年作家，却已经凭借作品《好去好来歌》获得了昴星文学奖的佳作奖。《好去好来歌》的主人公是一位以作者本人为原型的中国女性，她出生于中国台湾，成长于日本，作品的主题仍然以语言和身份认同为中心，在汉语、日语这两种语言的复杂交错中细致地描绘出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与意识活动，是一部极具特色的优秀作品。顺带一提，这部小说的题目取自《万叶集》中山上忆良的一首诗歌[12]。

此外，利比先生还提到了一位名叫多和田叶子的作家。可以说在最近的这二十年间，尤其是在以利比先生和多和田女士为代表的，从事“越境文学创作”的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越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认可。

其实，另外还有一位作家，虽然不一定能够简单地框定在“越境性”文学的范畴之内，但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就是水村美苗，她的最近推出的《日语灭亡之时——在英语的世纪之中》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水村女士的另一部代表作是《私小说fromlefttoright》。这本小说的主体虽然是由日语写成的，但是其中夹杂着大量未经翻译的英语内容，是一部日英双语小说，而且全篇采用横向排版。其内容讲述了一对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姐妹的故事，在描写日美之间的文化“越境”的同时，语言表达上也力求实践日英双语的自由切换，作为一部实验性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小说fromleftto right》也是一种对“越境性”的探索和尝试，但在此之后，水村女士却展现出回归日本传统叙事的姿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利比：感谢沼野先生的补充。您谈到的这一现象对于当下的日本文学来说，确实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实话实说，我觉得自己的创作跟这些人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反而更趋近于津岛佑子[13]、岛田雅彦[14]、宫内胜典[15]这一类活跃在日本国内的后现代派作家，或者在日本国内以摆脱典型的近代文学窠臼为目标的那些作家。此外，刚才您也提到了多和田女士，对于她的作品，如果非要我明确地向大家做一个推荐的话，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便是她的《Exophonie——走出母语的旅行》。该书尝试用日语来诠释世界文学，与沼野先生的《通向W文学的世界——跨境的日语文学》一样，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部十分难得的佳作。

对我的创作情况比较关注的朋友们也许对这部作品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在社会上读过这本书的人可能并不多。“Exopho-nie”是作者生造的一个新词，前缀“Exo－”是“出口”“外出”的意思，后缀“－phonie”的含义则是“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外出之音”，或者“外出之声”。作者虽然身为日本人，却使用德语进行文学创作，还在作品中进一步指出，使用外语进行创作将会成为21世纪文学的常态。她认为要满足时代的需求，作家必须有能力进行外语创作，或者在使用母语进行创作的同时，也要对外语有着相当程度的敏感认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带有宣言性质的观点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这种现象以欧洲为中心，席卷了整个世界。

当我初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作者在第一页中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直到这本书出版为止，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但凡人类用母语以外的语言进行的创作，都有着某些政治、历史，或者经济上的缘由。包括所谓移民文学，或者以英国为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比如：曾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人来到英国，用英语写作；或是非洲人从小学习法语，移民到法国后一边忍受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欺凌，一边用法语进行创作；又或者是20世纪典型的流亡文学，如在流亡欧洲的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6]，他也用俄语以外的语言进行了大量的创作；等等。

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历史上的缘由，或者经济上的动因，人们并不会特意回避自己的母语而采用另一种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在这样一个长期性的大前提之下，当我们仔细品读多和田女士的《Exophonie——走出母语的旅行》之后，我们才会深刻地理解人类从来就不是这么单纯的一种生物，并不是所有的外语创作都源自某些政治或者经济上的理由，事实上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背景都脱胎于每一个具体作家个人所面临的独特的创作契机，其内涵千差万别，是很难一语道尽的。

多和田女士认为，这些以个人契机为背景的外语文学创作具有极高的正当性。记得我自己刚作为作家出道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美国的白人会专门用日语来进行文学创作。社会上曾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古怪，或者觉得这是西方人在愚弄日本，简直是把日本文学当成了儿戏。甚至时不时还会听到有人质疑我的作品“根本就是编辑写的，‘外人’[17]是写不出这样的日语的”。而多和田女士的出现，则令我所感受到的压力获得了极大的释放。我觉得终于出现了一个能理解自己的人了。因为多和田女士作为日本人，却是在用德语进行创作，而且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理由。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也曾在中国台湾跟多和田女士深入探讨过这个话题。以我个人为例，我生于美国却来到了日本，又在孩提时代作为美国外交官的儿子随父亲去了中国台湾。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我才前往中国大陆，并且用日语来描写中国的故事。如今，我已然成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成员，在自己的创作背景中，也同时拥有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元素。由于本人的创作主题基本都集中在美国、日本和中国，而在近代的历史框架中，美、日、中三方又曾经存在过战争关系，因此我的作品也常常被解读为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力量关系中诞生的产物。

但是相对而言，多和田女士选择德国的语言进行创作而不是俄罗斯、中国或美国的，这一点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因为在日本和德国之间，并没有类似侵略或被侵略的国际政治关系。而且，她的作品中也并未掺杂任何作者本人的政治倾向，其作品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相当中立的。用多和田女士自己的话说，她之所以用德语进行创作，就单纯只是因为喜欢德语这个语言而已。对于她来说，在德语这门语言中存在着日语所不具备的神奇的创作潜力。我觉得她能够把“我也想（用德语）写作”这种非常纯粹的信念，如同诗人的灵魂一般持续地注入自己的德语创作之中，这一点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也许对于她而言，这就是德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吧。

我所从事的创作是试图用日语来描绘现代的中国社会，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先驱性的尝试，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一种幻想，但我仍然准备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下去。但是这就必然要面临如何正确处理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以来的一百三十余年间，日本才在文化上有了堪比中国的短暂辉煌，再加上近代以来日、美两国关系戏剧性的发展，这样复杂的文化纠葛不可能不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这也是现今大多数人的普遍认知。因此也就有人会质疑多和田女士在《Exophonie——走出母语的旅行》中所提出的“纯粹的语言之旅”是否显得过于单纯了。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议可以通过类似物理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理解。如果把诗比作数学的话，多和田女士就是一个使用语言的数学家，而我的创作则没有她那么纯粹，可能更接近于物理学者的工作。您觉得呢？我觉得沼野先生对于我刚才的意见应该也有自己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