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正濒临消亡吗

利比：听沼野先生讲了这么多与文学相关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我一时之间竟也不知道该从何谈起了，不过这几个月我只写了一部纪实文学类型的作品，小说创作方面也正犹豫着该怎样开始下一部作品。其实，每当我在现实中获得了某些体验，往往需要再经过两三年的沉淀之后才能付诸笔端，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创作习惯。我现在就正处在这样一个有些迷茫的阶段当中，所以也不敢在此大言不惭地说一些肯定性的言论，毕竟将来可能无法实现。

关于“世界文学全集”和“日本文学全集”这个话题，我之前好像也在别的什么地方涉及过相关的内容。记得当初刚来日本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一部由大江健三郎和江藤淳[6]担任编辑委员的文学全集，名叫《我们的文学》，这部文学全集排除了战前就活跃在文坛的大文豪的作品，主要选编了战后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当时就想过“如果再加把劲的话，说不定自己也会加入这个‘我们’的行列”。之前沼野先生提到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感和优越感的循环，实在是一种非常荒谬而又十分真实的现象，所以即便是战后已经过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了，相对于全世界的艺术家而言，日本的文学界仍然存在着这种故步自封的主张，用“我们”来界定内外差别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事实上，当我自己去书店的时候，也曾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希望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的冲动，同时也就产生了“如果能加入的话，我就用日语来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

这种思潮在我刚才谈到的《我们的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上健次[7]活跃时期的那种文坛氛围。有趣的是，此后，日本的文学界似乎又回到了早先的状态，又或者说对于当时的时代氛围来说，文学界的基本论调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时代的转变，我个人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比如，我在这里向各位听众朋友推荐的三本书（参照后文），这三本书的作者中就包括了我认为的当今日本文坛散文写作第一人——多和田叶子[8]女士。我和她在德国进行过一次访谈，她对我说：“利比，你‘太日本人’了，你的文字也‘太日语’了。”其实，我之所以这么努力，正是因为希望成为这个“我们”的一分子，希望身为白人的我也能和各位一样共享日本文学。可以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能以高水平的现代日语写出《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这样的作品，我个人是感到非常自豪和喜悦的。但是时隔不到五年，我的思想也有了些许变化，如今再有人说我“太日本人了”的话，反倒令我自己生出了些许犹豫。也就是说，我自己也不太知道这个“太日本人”的评价基准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也只能把这个话题暂时先搁置一下了。

只是，譬如，从2008年到2009年，在芥川奖这样的高水平文学评奖中，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竟然脱颖而出，并最终获得了大奖[9]，另有一位来自伊朗的作家也获得了大奖提名。此后，我的一个学生，来自中国台湾的温又柔，也入选了昴星（SUBARU）文学奖的佳作奖[10]。这一系列的变化，真的令我非常感慨！我不禁觉得文学创作的大好时代即将来临了。而且我也感觉到日本方面的论调也在朝着自我肯定的方向发展，日本的主流评论基本都认为日本文学的国际化是件好事，无论你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伊朗，任何人都可以创作日本文学，并且都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和认可。

但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最初在2009年春天由这一现象所引发的争论。彼时，来自伊朗的作家席琳·内泽玛菲[11]用非常流利的日语，创作出了与日本几乎完全没有关系的以两伊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白纸》）。正是这部作品在文学界新人奖的评审会上引发了评论家们的热议，有人甚至质疑作者既然写的根本不是日本的事情，又何必用日语来写呢。质疑的核心在于即使你的日语水平再高，创作这种内容上与日本毫无关联的作品，真的能够被纳入日本文学的范畴吗？针对这一质疑，当时提出最尖锐的反对意见的，我记得正是沼野先生。沼野先生强调，在日本，迄今为止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大量对英语、法语或者俄语文学的翻译作品了，考虑到这一背景，将这一类在内容上与日本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作品视为日语文学也未尝不可。

那么，要说当时我的意见是什么，说实话，我是比较困惑的。当然，我觉得无论是谁用日语进行创作都应该得到肯定，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究竟应该靠什么东西来打动日语读者（包括身为外国人的日语读者）？我个人觉得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应该是与作者高超的语言表达水平相匹配的思想认识水平。

我的这个看法，与其说是对文学新人的批判，不如说是我个人在这一论述中所抱有的一种文学态度。当然，我的这种态度也许显得有点过于简单了。事实上，文学是一个难以样式化的更加复杂的范畴。如今，当我再一次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体会是既然作为日本文学，就应该要能够引发日本的共鸣，引发日本人的共鸣，或者能清楚地反映出创作者与日本的语言之间所建立的深刻联系，以及在融入日本社会时产生的那些难以掩藏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