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一

直到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般读者和学术界人士都把《水浒传》看得很简单，大家认为这本小说是根据北宋宣和年间淮南盗宋江与他那群强人弟兄们的事迹写成的，书的作者若不是施耐庵，便是罗贯中。等到胡适领头研究这小说的历史之后，学术界渐渐了解到，事情恐怕要稍微复杂一些：梁山好汉的故事大概早已在传讲着，但把这些个别英雄故事贯串起来编纂成书则是后来的事。施耐庵或罗贯中主要是编者，他可能是第一个把水浒故事编成长篇说部的人，但也可能是根据一本较早的说部来做改写工作。这时，学者觉得待研究的题目已经不少，除了施耐庵与罗贯中的真实身份，又有许许多多章回数目不同的繁简本，又有旧小说所需的注释与考证问题，等等。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王利器、张政烺、严敦易等人分别提出一种新看法，认为这小说与宋金战争大有关系。用王利器的话来说，《水浒传》的作者“把宋代各地忠义军前前后后保卫和巩固自己祖国”的经过，写成了这一套英雄故事。这样一说倘若讲得太极端，变成小说中每个故事、每点细节都与宋金之战有关，那就会招来无法答复的诘难；但如果持得小心一些，只肯定水浒故事是抗金民军参与创作的，肯定他们创作时把自己的意识与生活经验加了进去，那就很合理，别人不易非议。事实上，凡是仔细读过从前的《水浒传》、同时又涉猎南宋抗金历史的人，谅都不会反对这个立场；一般读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些史料过去没有人好好整理出来，而且《水浒传》晚近流行的是七十回本，那本子被金圣叹删改过，其中许多重要的历史痕迹都抹去了。

我本人对《水浒传》的看法，基本上是与王、张、严三位先生一致的，这本书写出来的目的之一，也是给三位先生做一些补充，把《水浒传》与宋金战争的关系再勾画一次。在方法方面，我与三位先生稍有不同：他们的研究是历史性为主，是拿史料与小说中的人与事做比较，然后做推论；我的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本书的前两部分是历史与考证性质，第三部分才真正讨论作品的艺术，但第一部分的历史研究也是以检视《水浒传》的艺术特色来入手的。之所以这样入手，是因为我觉得倘使这本小说与别的侠义作品在艺术面貌上并无大不同处，它的来历便不是太要紧的课题。所谓不太要紧也者，历史家当然可以为了求取历史真相而研究，但文学批评家便可不必太费神，一般读者就更不用说。当然，一经检视，《水浒传》便露出许多与普通侠义小说大相径庭之处，说明这书的历史背景产生了大作用，而读者即使不是历史家也不应视若无睹。比方说，再马虎的读者也会注意到这本小说对女性甚不恭维，书中好汉视她们如敝屣粪土，与罗宾汉等西洋绿林大异其趣。还有，侠盗一般是不利财货的，亦不嗜杀，梁山英雄却是既屠又掠，且面不改色。这种种特色便是本书第一部《〈水浒传〉：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的讨论范围。未细察这小说的艺术本质的批评家，曾把这些心理特色归结于我国的民族性与文化传统；不过，成熟的读者还是能够看出，众好汉尽管说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们的行为却透露出心中深深的焦虑与不安。我判断这一切都是长期生活在危险环境里的强人心态，这种心态告诉我们，别的强人小说只是讲强人，这本强人小说更是曾经由强人讲给强人听的，强人一定是拿书中故事来做宣传工作的。

这一篇在阐明《水浒传》的宣传本质方面，给本书第三部分对它的心态与艺术的讨论打个基础，此外，它既肯定曾有强人参与创作，也就给这小说来历的探讨铺了路。《水浒传》大抵成书于元末或明初，从宣和盗宋江在北宋末年活动之日到这时候有两百多年，其间除了南宋初那些叫作“忠义人”的抗金民众，其他日后由忠义人变成的地下组织以及别的毫无关系的法外强徒，都可能像学者所发现的那些明清草泽萑苻一样，拿这三十六或一百零八人的故事来作娱乐宣传与训练之用。（罗贯中据说就曾在元末参加过武装暴乱，看来他是从那些江湖好汉处听到这些故事的。）严格说来，第一章文字所论的一般强人心态是具普遍性的，并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连南宋忠义人是否曾参与其事，也尚待忠义人心理为证——诸如民族情绪，“忠义”的观念与归顺报国的相应情节，以及对一些时人时事的反应，等等，这些都是下一章所论的范围。不过，一旦确定了这些故事上面遗留着法外强徒的手迹，旧日的“施耐庵著《水浒传》”或“施罗两人合著《水浒传》”之说便须修改，这部小说的来历亦因此很有理由再加探究。

第二章是《南宋民众抗敌与梁山英雄报国》。讨论的焦点是抗金的忠义人在小说中留下的印记，结论与王利器等学者的结论差不多，篇中的话亦不免有重复这几位学界先进之处，但本文给了很多篇幅来为南宋初年的民间武装描画一个轮廓，希望等到读者把这些军贼与忠义人的面貌看真切了，并看出了他们的天地与《水浒传》的世界是如何地相像，这小说与宋金战争的关系便会不言而喻。这些历史材料从未有人好好地整理过，因此本篇里的叙述恐怕会颇有些错漏，但无论如何，大体的轮廓一旦勾画出，小说中许多疑问就豁然开朗了。我们一方面可以明白为什么宋江、玄女娘娘和天降石碣都教诲弟兄们要为国出力，梁山的“聚义厅”为什么要改名为“忠义堂”，众好汉为什么常会说出“忠心报答赵官家”“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这种忠君爱国的话，而小说的结局为什么是这么悲惨。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在水浒世界里疏财仗义是这么重要的大德，以及好汉们为什么常常个别地与集体地抢掠与杀戮，乃至有吃人肉的事。鲁迅在杂文里骂宋江有奴性，又嘲笑梁山盗贼中军官特别多，他若看过这些史料，谅不会说那种刻薄话。对宋金史实能否真正把握、有无具体生动的印象，是很影响人对《水浒传》的看法的：作家出版社编印的《水浒研究论文集》中，王利器、张政烺、华山等几位熟悉史料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忠义军的事迹是小说的基础；其他的撰稿人不同意，而他们的文章也显露出他们对那些史料其实并无深刻印象。

该章长度超逾其他各篇甚远，字数足可印成一本书。篇中有逾万字的一节专讲岳飞，这大概又要使许多读者诧异不已。表面看来，《水浒传》与岳飞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水浒故事确实是南宋忠义人参与创作的，则鄂王的巨影投进了故事之中，不但可能，而且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位名将是最突出的抗金英雄。事实上，从宋代史料中，不难看出岳飞原来是领导华北民众抗金运动的中心人物，在他的手下，梁兴与李宝等一群“忠义统制”在金人占领区内有遍及数省的游击活动，他们还屡次前往“水浒圣地”梁山泊。（邓广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岳飞传》时已多少说过这些话。）岳飞的赫赫战功须这样说明，他的冤狱恐亦导源于此，而他以民众抗金运动领导人的身份给水浒故事极大的启发，成为《水浒传》创作的最大一股推动力。这样的看法似乎没有前人认真提出过，因此，一定会有人加以批评，甚至嘲笑。但问题是：为什么宋江这么像岳飞，从人品上的忠君爱国与疏财仗义，到事迹上的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等？难道北宋宣和时那个淮南盗也有这样的传说？

接下来的几章，都不过是补充与重复说明这篇长文的各种含义。《梁山好汉归顺朝廷的意义》说明这本小说产生的背景是民族战争，而忠君爱国是小说的精神。水浒故事的创作，很大部分的力量来自民族感情：如果不讲为国效力，根本不会有这部小说。招安与归顺不投合我们现代人自尊自大的浪漫情绪，可是这儿的历史背景是那几百万溃卒游寇与沦陷区的自卫武装，他们的选择不外两途，若不是投到金国与刘齐那边，加入李成、徐文、孔彦舟的队伍，便是归顺到赵宋这边，变成岳家军、韩家军。创造水浒故事的是后者，他们受到民族情感与忠君思想的驱使，选择了赵宋。至于把归顺的责任推诿到宋江一人身上，断言这一切都是由他造成的，那完全是罔顾事实、不负责任的做法。《水浒传》有个放走魔星的神话骨干，又有玄女娘娘显圣，又有天降令旨，都决定了众好汉归顺与报国的路向，宋江所扮演的角色是了解历史使命的领导人，这是无可置辩的。

《曾头市与晁天王》本可以放在第二部，成为《〈水浒传〉内外的人与事》的一篇。不过，曾头市内的曾家府不是汉人而是金人，这是《水浒传》把反金的主旨表露出来最直率的一次。晁盖身为梁山泊主，却死得比任何一位弟兄都要早，这样有乖英雄故事常规的情节，显然是为了映射时事而作的。严敦易早已注意到曾家的籍贯，所以在他的《水浒传的演变》中也有所发挥；但他没有看出这段故事隐约说出的是“靖康耻”，因为他没有联系《南渡录》等宋代记录来看，也没有注意晁盖的身份与演变。晁盖原本并非死在曾头市，甚至不在三十六人之内。

《忠义堂为什么建在梁山上？》一文是以梁山泊在小说中与在历史上的地位来考证忠义人如何以他们自身的经验创作水浒故事。过去一般读者以为《水浒传》讲的基本上是宋江那伙历史上的绿林豪杰的事迹，以为众好汉都是实有其人的——他们也许不相信“平辽”是真事，但认为“平方腊”是有的，至于劫取生辰纲、攻打大名府以及盘踞梁山，就更不必置疑。可是清朝已有多人注意到，宋代史籍讲到宋江时，从来没有提及梁山泊。于是宋江究竟曾否到过梁山泊便成了一个问题。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好几位学人都看出《水浒传》里有许多抗金忠义人的史迹，并倾向于认为历史上的宋江并没有到过梁山泊，但是小说为什么选梁山泊做地理中心，却还未有很好的答案。比方王利器有《谈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一文，其中头一段便论这水泊的军事地理价值，但他只是指出了这是个历代的“盗薮”而已。其实，在《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金佗稡编》这些书中已有不少记载，明白显示梁山泊就像太行山一样，是南宋时忠义人活跃的地方：建炎时的张荣原是“梁山泺的打鱼人”，这是比较为人所知的一项；但除此之外，绍兴七年、八年开始，岳飞的人马李宝和梁兴常常都在这一带出没，金将完颜昂曾在这里遇到据说是十万之众的岳家军乘船来攻；二十年后，大词人辛弃疾所属忠义军又攻占了这里的东平府。小说选梁山泊做地理中心，绝不是无缘由的，把忠义堂建在梁山上的，正是忠义人。

可是，为什么《水浒传》不提太行山这个抗金圣地呢？这问题引领我们去探究，发现《水浒传》所收的故事当年大抵是流行在一个以山东为主的区域里。这套故事说宋江是山东人，好汉们也是山东人最多，故事多发生在山东，英雄大聚义之处是山东的梁山泊：这一切似乎都是“说话人”为了取悦山东听众而编造的。在别处流传的宋江故事可能大不相同。拿那位写《宋江三十六赞》的龚开来说，他幼年听到的似乎是一套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林传”故事。

中国历史上民众举事，常由宗教领导，早年的明教和晚近太平天国时的上帝教都曾扮演这角色，佛教和道教各支派起的作用更是大得不得了。那么，当年编造水浒故事的武装分子，又有没有宗教领导呢？如果有，是什么教？《〈水浒传〉与道教》一文想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表面看来，《水浒传》就像《金瓶梅》《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般，对释道两家的态度差不多，因为梁山好汉中既有和尚也有道士，为非作歹的坏人亦不限于披缁衣或戴黄冠的。写《水浒研究》的何心先生由是以为小说无所偏。其实，稍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小说很努力抑僧扬道，只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而保留鲁智深和武松两个和尚在忠义堂上罢了。小说的神话系统中，佛教并无地位，给梁山武装以超自然助力的，都是道士——《水浒传》背后的一些民间武装，应当是有道教领导的。

道教的派别很多，倘使能知道影响《水浒传》的是哪一派，会很有趣，而且也会有助于辨别那些传讲故事的强徒的身份。可惜本文探索不到很好的结论，我们发现公孙胜与他的师父罗真人有些像北方的全真或别的派，也有些像南方的五雷派。这个问题，只好留待学者再深入研究了。

第一部的最末一章是《三十六人故事的演进》，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明代《水浒传》成书之前，三十六人故事曾经怎样演变。我们并不求各种演变的准确日子，只是依据小说的内容，旁征宋代史籍、笔记以及《宣和遗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元代水浒杂剧等文学作品，盼望能约略推断得出那些法外之徒如何在南宋与元时创作与改编这些英雄故事。本章有几个结论，一是三十六人故事与徽宗宣和时那股淮南盗之间，恐怕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一是这些故事曾在各地流传时出现分支现象；一是《水浒传》的规模，大抵在南宋上半便已粗具，不必等到元代。

二

本书的第二部是《〈水浒传〉内外的人与事》，与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研究同样的问题，即《水浒传》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地方与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与地理有什么关系。余先生知识广博，我常常从他的书中得到指导来入手研究。

但是我的结论常与余先生不同，原因是大家的看法基本上不同。余先生相信《水浒传》主要是敷演北宋末淮南盗宋江那帮强盗的历史故事，我却以为小说只是袭用宋江的名字而已，充其量还用了少许他的传说，但大部分的素材是抗金的民间队伍的经历。基本看法既然互异，同样的材料就会引出不同的结论来。明清时人看见梁山泊的水面远不如小说所言那么壮阔，又注意到史籍都不曾提及宋江驻在梁山，于是怀疑宋江的基地是否真在此处；余先生认为不必多疑，他能证明梁山泊的水面在宋时确实很大，又指出宋江曾在山东活动，可知小说并无虚言。我相信余先生对梁山泊本身所做的历史地理考证是对的，宋江也肯定到过山东，可是宋江不可能曾以梁山那个小丘为大本营，甚至长期活动在梁山泊水域内的可能性也不大。而另一方面，南宋时忠义人常在这里活动，所以看来选择梁山泊做英雄大聚义的地点还是反映了忠义人的经验。又如宋江有没有擒方腊的问题，余先生的研究给我很多启发，但我以为小说中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关宏旨，要紧的是它的象征意义。宣和盗宋江即使真的参与青溪之战，也不过是以裨将身份从征，不是主力，所以小说中这故事就算不是纯粹虚构，也是张冠李戴；反之，它的象征意义却很易明白，反映的是民间武装是否要为宋室效力的大问题。军贼与忠义人最后降顺金齐的不少，如李成、徐文、孔彦舟、郦琼等；其余大多数归于宋廷，成为中兴的军力基础。他们跟随岳飞平杨么，跟随韩世忠平范汝为，在当年都是忠君平乱，因为杨、范都称帝。方腊之所以要敉平，也是因为他称帝。

忠义堂上有好几个好汉，名字可以在南宋的史籍中找到。余先生认为这正好证明《水浒传》这个北宋末年故事的真实性，我却以为它显示出那些创作水浒故事的南宋忠义人从他们当代的人物身上得到素材与启发。比方刘豫部下有个骁将叫作关胜，因为他力主抗金，刘豫降金之时便把他杀了。余先生相信这位殉国的将领就是宋江手下的大刀关胜，他归顺宋室之后一定是被派到济南去驻守；我的解释是山东的忠义人惦记着这条好汉，就在故事中给了他一个崇高的地位。又如女将一丈青扈三娘，《水浒传》说她一家都给莽汉李逵杀光，只有哥哥扈成逃脱，后来在中兴之时做了军官。建炎时确有个军官名扈成，与岳飞一同溃败于建康之后入山打游击，为同僚戚方所杀。这是否表示小说中的一丈青扈三娘实有其人，确是宣和盗宋江的伙伴呢？我以为不然，我认为小说中的一丈青是稍后的历史人物变成的。建炎到绍兴初年之时，军贼中有个女将一丈青十分有名，她原是马皋的妻子，后来再嫁张用，那张用拥众数十万，据地千里，号“张莽荡”，他的军队曾一度由一丈青率领。这个娘子行军之时有两支认旗，上写“关西贞烈女 护国马夫人”，在当时的军贼、忠义人和士兵之间一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浪漫形象。《水浒传》里那个一言不发的美人一丈青还带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感，看来是那些军汉忘不了她，便把她放进故事里。至于扈成，也许是讲故事的人怜悯他，便让他也留名后世。《水浒传》讲完一个故事，有时会说“至今古迹尚存”以为取信，说扈三娘是扈成之妹，也是为了取信。

宋金战争中许多人与事都在《水浒传》中投下了影子。最重要的自是岳飞，当年不但南宋朝野上下知道他忠勇善战而不扰民，北方忠义人之间大抵也在传他疏财仗义、不近女色，等等，山东和河北的抗金豪杰跑过半个中原去投奔他麾下，可说是江湖上远近知名。小说中那个忠心耿耿而且疏财仗义的宋江，民众称他为“杀鞑子、平田虎、不骚扰地方的宋先锋”（第一〇八回，第1624页），便是从岳飞身上借取这些品质的——否则难道宣和盗宋江也真的曾经“退虏平寇”（第1639页）吗？另一方面，《水浒传》中坏人的阵营里，大名府中两个“万夫不当”的兵马都监是“天王李成”与“大刀闻达”：李成当然就是出身忠义人、曾做过军贼而终于降了刘豫的李成，他的绰号正是“天王”，是伪军将领中最凶悍的一员，长年在京西与岳飞对敌。在《金史》中与李成同传的有个徐文，绰号“徐大刀”，一向在山东镇压忠义，这个“徐大刀”，我以为在小说中就成了“闻（文）大刀”。把日后在金廷封王爵侯爵的李成、徐文写成大名府的地方将领，是否把他们降了格？不然，大名原来是刘豫的首都，刘豫是金人傀儡，在小说中用北京留守的身份来影射也算恰当了。从这个角度看，“生辰纲”的故事当不是抢生日礼物那么一回事。

再如小说中鲁智深的故事，以及杨志、呼延灼那两位“名将之后”的故事，似乎都隐藏着历史。以鲁智深来说，他在关西渭州杀了郑屠，为什么要逃到河东北部的五台山去？我们翻查史籍，发现他在渭州的上司小种经略相公固然是抗金名将，五台山原来也是抗金战史中的名山，山上的和尚一再与金人奋战。他的师父智真长老恐怕也不简单，只读过前七十回的人或者以为这不过是个势利的长老，那是由于《水浒传》的头一部分对僧人是很仇视的；在第九十回里，宋江特别来到五台山参禅，弟兄们也来一同发愿，这时的智真长老不仅能预言，而且有节操、有度量。

有些读者会觉得这些考证很像“红学”中“索隐派”的研究。“索隐派”曾受尽“曹家派”的轻侮，两派的是是非非自不能在这里详剖，但“曹家派”对“索隐派”的一些嘲笑，却是由于对喻言与讽刺文学的性质与作用未曾细心省察之故。比方索隐派解释了《红楼梦》中的一宗银子，曹家派就问能不能解释另一宗银子，言下之意是倘不能解释所有的银两，则不必解释，只解说一宗是没有意义的。本书的第二部考证了十多则人与事，如果有人仿照“曹家派”的问法，问小说其余过百的人与事又如何，该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这样答复：那过百的人与事，一部分会由更细心的学者他日考出，而其余的可以根本没有寓意。任何喻言作品都只有部分细节是隐藏着深意的，其余的内容便很单纯，看见是什么就是什么。喻言性强的文字，在表面层次读起来会很沉闷而别扭，像《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之类的西洋中古文学作品便是。上层有闲阶级的少数人会喜欢拿那种文字来品尝玩味，平民大众不会欣赏。水浒故事属于全然不同的文学传统，这组流畅动听的故事，在近千年间吸引了不知多少亿万听众，养活了不知多少说话人，肥了不知多少书贾。在这个传统里，大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去编造一些《玫瑰传奇》似的东西，而只会在不妨碍招徕听众的大前提下稍加一些寓意来泄愤或者传达政治思想与民族感情，如此而已。这些故事一代代传下来，屡经修改，今本小说中大多数的人与事自然都是单纯的。

讥诮红学索隐派的人还有一种议论，大意是说倘使《红楼梦》的作者真有反清的用心，那么这小说便失败得很，因为我们阅后心中并没有产生强烈的仇满之情。红学索隐派该如何反驳，我们不必越俎代庖，但如果有人来问，《水浒传》若含反金之旨，为什么一般读者都没有觉察？这小说岂非大失败？我们可以分开几点来答复。首先，水浒故事当初虽然是由抗金分子编造并在自己人中间流传，但是大概渐渐也要流传到敌区，所以故事便要收敛些，尤其是写本，不能露骨，否则便会授人以柄。像“曾头市”“生辰纲”“攻打大名府”等故事，在金人占领区内流传之时必须很隐晦，要由讲者观察现场情况之后再酌量把含意发挥。（在南宋有时亦如此，因为南宋政府许多时候都讳言与金的仇恨。）但含意发挥出来后，这些故事在宋人之间应当可以激发情绪。晁天王射死在曾头市，提醒宋人钦宗皇帝给那个紫衣金人射死在金国首都，那是要教宋朝臣民流泪的凄惨事；大名府梁中书送生辰纲，暗示的是刘豫对金人的年贡，好汉们把它劫了，当然大快人心，甚至引人摩拳擦掌想要效尤。其次，水浒故事未必完全是忠义人用来激励人心的作品，有些可能只是讲来娱乐的，有些更是职业说话人之作。有些故事，大体结构并无寓意，但忠义人会在细节上留一点印记。作家给笔下人物命名之时往往踌躇，胡乱起名本来很易，但作家常不愿这样做；有时他们就像人家给子女取名那样，取来纪念先贤前辈或亲戚朋友。有些水浒故事就是这样。比方扈三娘的故事大抵别无深意，但作者记得那个建炎时的奇女子，于是叫她作“一丈青”。呼延灼的故事并不反映呼延通的生平，但作者同情这个自沉在运河中的勇将，便把那个天罡说成呼延赞之后。然而所有这些故事，等到金灭了，宋也亡了，忠义人都没有了之后，由别的强人与职业说话人传讲起来时，民族情绪已淡下来，原本隐隐约约的寓意自会被遗忘掉。写本一代代重抄重编，有所修改的话，弦外之音只会愈来愈少。到了今天，面对这漂白了许多趟的小说，我们自身又没有宋人的记忆与意识，当然不会在心中涌起强烈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可以因此便说这些故事在宋代也起不了作用吗？

三

第三部讨论的是《水浒传》的心态与艺术。在全书的第一章《〈水浒传〉：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中，我们讨论的已经是这课题，不过在第一、二部其他篇章中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水浒传》的起源，把笔墨花在分析南宋抗金忠义人的经验与这部小说的关系之上。对这关系的了解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没有忠义人便没有《水浒传》，小说里有许多情节与观念脱离了宋金战争便不能理解。可是忠义人的手迹占今天这本小说内容的几分之几呢？这问题倒也不易回答。忠义人的社会在金人占领区中维持了多久？怎样维持的？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从一些事实——我们面前这些反抗性的故事终归是留存下来了，而且带上了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斗争求存的烙印，此外罗贯中似是从亡命汉子那里接受了它们，以后明清的盗寇还有讲《水浒传》的传统，等等——来看，忠义人的后继者渐渐采用了某种黑社会的方式来维持。水浒故事的继续修改与创新，便是这些蜕变了的新强人之所为。尽管小说中若干主干故事的轮廓是忠义人早时勾画好的，但在大纲上加上细节，使小说得到今日面貌的，是这些新强人。要比较充分了解《水浒传》，自然不能只讲忠义人。

这部分的头一章《江湖上的义气》，所论是强人心态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水浒传》讲义气，迷惑了无数读者，大学生写文章常常以为梁山的义气是“正义的精神”，“结义”是“在正义基础上结合”。其实那种义气是指同道中人之互相撑腰，是朋党之间的忠诚而已。我们看见好汉们把它挂在唇边，喊得很响亮的时候，双手却在杀人放火、掠取财物、陷害良民，几乎是无所不为。梁山英雄也不特别肮脏，一切亡命汉子尽皆如此，他们讲义气的目的是求取互相保护以增加生存的机会。再进一步言之，所有自觉在危险中斗争的人群，也罕有不讲究分辨敌友的小圈子道德的。“义”字在《水浒传》中运用得很灵活，除了“义兄弟”“结义”“义气”，尚有“聚义”（同做危险的勾当）、“义胆”（在法外行径上与同道合作的勇气）等用法。江湖好汉之所以能够这样活用“义”字，皆因这个字同时有“正”“宜”“善”的意思（例如在“义师”“义利之辨”“见义勇为”等词语中）与“俄”“非正”的意思（如“义肢”“义墨”）。水浒故事在这两者之间变戏法的手段也很高明，在正与善的招牌下贩卖了不少俄假的货色。这戏法谅必是在新强人手中研究完成的。旧日的忠义人虽然也是法外之徒，虽也未必不会为了求生存而创造出一套双重标准的道德，但大概总保留多一些原则与牺牲精神吧？

蜕变了的新强人为什么还继续讲旧日忠义人的故事呢？一方面是强人弟兄们也需要娱乐，有现成的故事没什么不好。其次，强人们还要做一些宣传工作，而利用那些故事有其方便之处。忠义人从前已经用水浒故事来宣传了，他们除了宣传忠君爱国，大概还教导作战，并用好汉们立身处世的榜样来劝勉弟兄们，借以维持纪律与提高行动效能。新强人会发现这些宣传中颇有些合用，他们现在不再强调对赵宋帝室效忠，民族斗争也或者不是无时不讲的了，可是弟兄们还是要学战术的，而团结互助与行动能力始终是亡命活动中重要不过的项目，于是他们加强这些宣传。

本部分的第二章《红颜祸水》是从《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入手，分析强人宣传的目标与方法。《水浒传》对女性是很不信任的，小说中的女人说来也有趣，年轻貌美者差不多必不贤，贤者差不多定不美，而年长的都是“虔婆”，罕见例外。有些人根据“文学反映社会”的信条，便认为这种歧视反映旧日中国社会中男人的偏见，因为那个社会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可是男性中心的社会一定要詈骂妇女吗？再说，产生骑士文学的西洋社会不也是男性中心的吗？产生《红楼梦》和《西厢记》以及白蛇故事和杜十娘、花魁与卖油郎等的，不也是产生《水浒传》的那个中国社会吗？这样分析下来，我们认为水浒故事对女性的敌意，起于强人盼望部曲远离妇女，从而使作战能力得以提高，与地方民众亦得以维持良好关系的考虑。宣传家在故事里不用命令来达到目的，而是用好汉的榜样，让听众觉得真正的英雄是不好色的，“溜骨髓”的人在江湖上好生惹人耻笑。郑振铎等人以为中国传统的英雄憎厌妇女，不知道这是强人花九牛二虎之力用很有效的宣传手法炮制出来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宋元之前与通俗小说戏曲之外是找不到的。宣传家担心只是楷模还不够，又讲卢俊义如何戴绿帽子，杨雄又如何戴绿帽子，武松差点儿变成猪狗不如，雷横给枷在勾栏门前示众，宋江大英雄先被阎婆惜勒索，再给刘高妻诬陷，讲来讲去，弄得满书都是好汉子吃女人亏的故事。有个民间笑话讲一个老和尚带领一群小和尚进城，告诉他们街上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就是老虎。宣传家有这老和尚的忧虑，于是也用老和尚的办法。不过，可笑尽管可笑，我们须了解他们是在做一些很需要做的事，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武装队伍头一次有意识地利用文学艺术做宣传。

下一章《家室之累》是拿新出土的《花关索出身传》来给《红颜祸水》篇做一点补充。在《红》篇中我们曾分析，《水浒传》为法外之徒做了很周详的性生活安排：拈花惹草当然绝不可为，最好是独身不娶，但如果办不到呢，那就成家吧，只要妻子不影响男子汉的豪杰事务就行了；不过，为了行动，一个貌寝而有勇力的“虎狼妻”，像母大虫顾大嫂那样的，方是上选。《水浒传》这种安排是很温和的了，在《花关索出身传》中，我们看见强人竟然主张把自己一家老幼杀光以利行动。那么激烈的主张而出自我们这个重视人伦与传宗接代的民族之口，当时社会情况之悲惨绝望可知。大概总是在金末华北让女真人与蒙古人拉锯弄得赤地千里之时，或者元末的大动乱之中吧，像《水浒传》中那些动不动就洗荡村坊与杀掉半城人口，以及在酒里放蒙汗药和把人肉做包馅等的故事，正可与此互相印证。《水浒传》虽说是比较温和，但那种激烈主张的影响也还是看得见，比方卢俊义等人的杀妻故事，显然是那杀家的念头演变成的。再如秦明或者扈三娘那样任由家人被好汉杀绝而不图报复，也须从这里找解释。

《水浒传》的煽动方法，常常都动用“大丈夫”那个观念。“大丈夫”也叫作“大英雄”“好汉子”“好男儿”或者“男子汉”，省略之时就叫“英雄”“好汉”“汉子”。这些名词由于带着浓烈的情绪，有时也拿来作形容词用，比方说某人“很英雄”或“不英雄”（宋江有一句诗是“敢笑黄巢不丈夫”）。《水浒传》中充满了这些字眼。“大丈夫”并不是《水浒传》特有的观念，甚至不是中国特有的，外国人也会用它来鼓励或刺激人，不过，像《水浒传》这样强调、这样有计划而且锲而不舍地运用它来煽动，在别处却是闻所未闻。

《大碗酒、大块肉》篇讨论宣传家怎样把大丈夫的形象通过享乐送到听众面前来。我们知道物质享受是水浒天地间的好事，因为小说中只见好汉们大吃大喝，那些豪猾大吏与不仁富户尽管有钱，却极少见他们享用。梁山英雄劝人人伙，常会说做了好汉之后便可以“大碗吃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成套穿绸锦”。那些天罡地煞，无论落了草没有，都不住吃喝花钱，一个个英雄闯荡江湖的故事全给酒水肉汁浸得湿淋淋的。这现象打眼看去真是莫名其妙，一部英雄故事讲这么多酒肉做什么？但这就是《水浒传》比别的英雄故事深刻的一点。一般的英雄故事只给我们描画一些有异常气力和武艺的人，他们在演义小说里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在武侠小说里飞檐走壁，出神入化。只有水浒宣传家明白，除了过人的武艺和才能，好男子还须有酒肉吃，有好衣服穿，有银子花用。曾有人以为这就是梁山好汉的理想，并因此而说他们堕落，其实这不是理想，而是自自然然的感觉：在古今中外一切分配不平均而存在匮乏的社会里，分配不到逾常的物质享受，便算不上是大丈夫。这是一般人的观感，而宣传家讲好汉享受，是要让听众体会到做好汉有什么意义，让他们起效法之心。在金元治下，要民众揭竿而起并不容易，南宋的忠义起初是为保家卫国而战，但到金元政权稳立之后，那些农民工匠看见女真蒙古的带甲骑兵，心生畏惧，身子便懒洋洋地动不起来。可是他们鹑衣百结，肚子即使不是经常空空的，口中总是像文殊院里的鲁智深那样“淡出鸟来”，这时用酒肉钱财来激发他们的雄心，即使不是唯一之方，总不失为一法。好汉们在下层社会贫苦的听众跟前大吃大喝，大把花用银子，目的是要听众好像打鱼的阮小七看见王伦等人在梁山泊过好日子之时那样，不甘雌伏之心随着自怜自惜之情而生，终于说出：“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学他们过一日也好！”

《黄金若粪土？》篇的主旨与《大碗酒、大块肉》差不多，好汉们在书中拿钱给人或是拿人家的钱，都是大丈夫的所为。由于今日的读者对梁山好汉拿钱的反感好像很大，我们想把一些问题澄清一下，比方故事中那一笔笔的银两在当时的价值是多少，农民工匠的观感如何，盼望馈赠的心理是否可鄙，它与社会的制度和状况有什么关系，在过去的表现如何，等等。

最末一章是《有仇不报非丈夫》。我们在文中先检视《水浒传》是否很残虐，那是个颇引人注意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书虽然叙述了很多凶暴的事，比方常常把一门良贱老幼杀尽，又有把人肢解，把人肉一片片切下炙熟来吃，等等。然而说也奇怪，这些描写并不残虐，喜爱读残虐描写的人看了是要大为失望的。何以会如此呢？我们坦白承认并不知道原因，只见事实如此。（前面讲过，《水浒传》创作的过程中有一段时期社会情况一定是极其悲惨的，如果这小说对于痛苦麻木了，那倒是意料中事；不过，我们也已发现《水浒传》比较温和，也许是后来编纂的人把最凶残的细节删去了也未可知。）我们还发现《水浒传》讲这些残虐之事时似乎不大起劲，而总是关联着复仇来讲，看来目的在于强调复仇，而残虐之行是因为不能不交代才讲的。梁山上的好汉，上上下下，有个人故事的一定有仇怨要算账；为了讲报复，小说常常肯牺牲艺术，让人物的性格受到损坏——例如仁厚的宋江竟要求拼死来救他的弟兄们再冒险去为他报仇，等等——也在所不惜。强调报仇做什么呢？我们从“大丈夫”观念着眼，认为强人是在用好汉的榜样给弟兄们培养一种自尊心或者说身价感。

《水浒传》对中国社会的下层分子曾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小说史家指出它的忠义观念广为他们所接受；应当补充的是，“义”和“义气”的观念是这书最强调的，比“忠”影响大得多。从前的人说“ 《水浒传》诲盗”，那是对的，民众听了水浒故事中那些讲及男子汉尊严的话，受了怂恿要去做大丈夫，自然就会不如从前驯伏。不过，《水浒传》也不只是诲盗，当它给了民众自尊心、自信心之后，民众便有行动力量，而行动不限于偷和抢，还可以是起革命和御外侮。几百年来也不知有多少平民起过事，有多少士兵与异族打过仗，其中不知多少曾受水浒和三国故事等强徒文学鼓舞。中国没有突出的英雄神话与史诗，这些故事代替它们起了作用。

四

本书的内容大致如上。《水浒传》不是普通的小说，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长久的岁月里合作出来的成果。由于写作经过的记录缺乏，我们在上面只是根据一些史籍和小说内部的一些证据来推论与揣测，这样，错误自然难免。许多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比方小说中有多少是南宋忠义人的手笔，又有多少是后来的强人补充的，我们没法说得比较确定。小说中的道教色彩是来自忠义人呢，抑或是来自新强人呢？我们也实在不知道。

但《水浒传》是很值得研究的，它像一部史诗，对我们民族起过难以估计的影响。倘使我这本书真能替它在来历、心态、艺术诸方面勾画一个轮廓，哪怕勾画得很拙，我也已经心满意足了。有些书会传世，有些书只期望做做踏脚石，让更好的书能够写出来：本书属于后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