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

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民族志不仅是研究方法，也是理论载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人类学的挑战，传统民族志面临危机，田野中的研究主体被强调，田野和写作中的文学化倾向和文化创造愈加丰富。人类学家在大量涌入田野的新闻记者、撰稿人、旅游者面前逐渐失语，民族志本身的权威也在丧失。这些都对人类学家提出了质疑：民族志究竟还是不是我们的专业特长和赖以生长理论的土壤？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民族志的地位？

本章通过对“民族志”的反思，指出三点传统民族志的理论误解和失解：①在中文语境中，民族志之“民族”译法存在不足，ethnography的合理译法应从“民族志”回归到“文化志”；②面对后现代理论对文化志方法论的挑战，传统民族志的问题是缺乏对“文化”之“信息”本质的理解。文化志作为“他者”的理解，必然具有歧义性和部分的真实，而这恰恰就是一种“文化的真实”。③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是彼此间“文化的经验”沟通，它必然导致研究者和当事人彼此之间的有限度理解，形成所谓的“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问题。从“经验”的角度来看，经验是文化的，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沟通的桥梁，两者共同产生“意义”。因此，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是互文化经验的原则，应该在对“经验”深入理解的情况下促进“互经验文化志”（inter-experience ethnography）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