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的内生性动力
认罪认罚工作实现了长足进步，适用率达到了80%以上，这容易让我们产生错觉，就好像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实际上是行政杠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现在行政杠杆已经呈现出了边际递减效应，杠杆力度再大适用率也很难提高太多。
而且行政杠杆所付出的行政成本是非常高的，是无法长期为继的。此外，行政杠杆还有随着管理层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的风险。
如果对行政杠杆过度依赖，一旦这个杠杆撤掉，就有可能使一个地区的认罪认罚工作效果发生断崖式下降。
从未来看，认罪认罚工作终究还是要体现它的自然状态。想让它自发、持续地往前走，就必须寻找到一些内生性动力。
让检察官不是因为行政命令、数据指标才做认罪认罚工作，而是发自内心地想做。
这就要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一些工作安排。
1．以减负对冲增加的工作负担
谁不承认认罪认罚是给检察官增加负担的，谁就是在脱离实际。
说认罪认罚能够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主要是从刑事诉讼流程全局来说的，这是通过检察官的多付出，为法官减负，为整个诉讼流程提高效率。
检察官因此增加的工作负荷，也必须要认真对待。
这个负荷主要体现在教育转化方面和量刑建议精确化方面。尤其是量刑建议，它绝不仅仅是算数问题，它是对案件证据事实更加精细化的审视，是指控犯罪的另一半工程。
我们原来主要是一种粗线条的指控模式，主要是定罪，然后就是法定的量刑情节，那个时候无法通过确定刑量刑建议以定量的方式来评价案件有多难，对案件事实审查得有多细。
现在，认罪认罚给检察官增加了不小的负担，那就要通过减少一些其他负担的方式，让认罪认罚的工作不至于太烦琐。
最先实行的是1年以下的速裁案件不用撰写审查报告，3年以下的可以表格化，也可以不写审查报告，后来逐渐理解为速裁案件都可以不写审查报告。所有认罪认罚案件都可以不再撰写三纲一词。
后来，基于捕诉一体，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报告整合为一个审查报告模板，体现为捕诉两个环节得到了一体简化。
这种审查报告的简化是认罪认罚案件的特权，如果不是认罪认罚的案件，那就要把报告写得非常详细。
简化成为对认罪认罚工作的一种奖励，从而可以对冲掉对这项工作的额外付出。
这样才能让认罪认罚工作显得没有那么累，检察官在做认罪认罚的时候才能减轻心理负担。
2．塑造认罪认罚的利益激励体系
以往检察机关的激励体系，主要是围绕诉讼监督展开的，有诉讼监督线索并有实质工作成效的，就是好的案件。
但是现在的认罪认罚案件中，即使案结事了，全部认罪认罚，不上诉，追赃挽损数额很大，被害人也很满意，也很难被评为优秀的案件，往往就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只有我们知道这背后的付出。让各方当事人都满意的案件，让几十上百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认罪认罚，其工作量有多大，社会效果有多突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这些付出，这些效果，应该有一个说法。
因为司法从业者很多时候追求的不是多么高的收入，而是这份职业带来的荣誉感。
因此，我们才创立了认罪认罚典型案例专刊，开始的时候标准松一点，差不多的都能发，慢慢再提高标准。重要的是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在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就刊发了一百一十多期。
可以说，每一个投稿过认罪认罚典型案例的检察官，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自己的办案经验可以供大家分享，可以让同事们看见。
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发表得多了，其自信心就会增加，也会传导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认罪认罚从一开始就要走精品化的路线。
发表得越多，点击率越高，就说明越为同事所认可。所谓荣誉，也可以体现为同行的认可。这种认可也可以转化为继续办理认罪认罚精品案件的动力，这时没有发表过典型案例的人就会着急了，也会对认罪认罚案件的质量有所追求，这种追求的目的之一就是自己办的案子也可以刊发为典型案例，得到同行的认可。
这就形成了先富带后富，比学赶帮的效应。
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又正式举行认罪认罚典型案例的评选活动，还设置现场汇报环节，让大家集中进行展示—展示更是典型的公开方式。通过汇报将一个案件的优势充分展示出来，也就是检察工作一种展示方式。
这些被评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可以成为一种示范，虽然不能说成是正式的指导案例，但其体现的认罪认罚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值得学习借鉴。
这种案例评选的方式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激励效果，一是入选案件的承办人会得到鼓励，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得更好，多出精品案；二是让没有入选案件的承办人，有一种压力和动力，自己也不甘人后，从而让办理认罪认罚精品案的人越来越多，产生一种扩散效应。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办理认罪认罚精品案就越会成为认罪认罚工作的趋势。具体到检察官个人，也许是为了获得奖励和认可，就愿意在认罪认罚上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慢慢就会成为习惯。
这些被荣誉激励起来的习惯，就会成为认罪认罚不断追求卓越的内生性动力。
有了内生性动力，认罪认罚工作就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对案件更加精细化的审查方式，更加注重效果的工作方式。这样，认罪认罚工作也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从而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