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反思
为什么会有“挂名办案”
《关于“挂名办案”》一文，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还不够。
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会有“挂名办案”这个现象存在？为什么这个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1．
这是由于“办案”这个事比以往更加受到关注所致。因为这是司法责任制的根基，人员分类管理也是根据这个分类的，入额就要办案，不想办案就不能入额。
分类管理也是为了体现司法官的精英化，突出司法的业务属性，从以前在任何一个岗位都可以成为检察官、法官，到现在只有在办案的岗位才能被赋予检察官、法官的资格。
这体现的是对司法机关司法属性的尊重。从此综合行政管理岗位不再设置司法官，即使是主管这方面的院领导也入不了额。
入了额的院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也要像普通检察官、法官一样，从事实质的办案工作才能够入额。对案件的管理工作不能再简单地被定义为办案，否则与司法的实质属性不相吻合。
这个司法属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亲历性，就是要亲自提讯、阅卷、开庭、审理，这些才属于司法行为，除此之外的管理行为都属于司法机关内部的行政管理范畴，在本质上也很难与综合行政管理岗位的行政管理范畴完全区分开。如果入了额，又不办案，那这个额就完全成了待遇，这显然与司法责任制的初衷相互背离。
所以现在对领导办案的数据统计管理也很严格，不仅有办案数量的要求，也有办案类型的要求，就是害怕“挂名办案”的发生。
但是“挂名办案”的行为还是时有发生，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行政事务太忙，比如一天到晚地开会。我认识的一位基层院的检察长，刚上任，忙得脚打后脑勺，都三个月没看书了。最近为了看书，每天要五点半起来。我们是想赋予或者突出司法机关管理者的司法属性，但是行政事务太多，让他们无暇兼顾。
二是不太熟悉司法工作。有些领导不是业务部门出身，对办案本身是打怵的。而办案的能力，比如阅卷审查、出庭公诉的能力也不是短期能够培养的，他们在实质参与的时候自然感觉力不从心。再加上由于司法公开化，很多庭审是要直播的，一旦发生意外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也是领导不太愿意办理复杂案件，在办案中办得不够深的原因。
这就涉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选择司法机关领导干部的时候，对于他的司法办案能力到底赋予多大的权重。
也就是虽然基于司法责任制的要求，强调司法官要实际办案，但是在人才选择上是否也应相应比例地强调司法办案能力，从而确保其能够带头办理案件？
这就涉及了我们到底有多在意司法机关的司法职能和司法属性。
三是对司法责任制的恐惧。办案主要不是权力，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以前审批制的时候，只是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如果直接办案，就要承担直接的责任，这个分量明显是更重的。所以那些真正疑难复杂、有点诉讼风险的案件，自然责任风险也会增大，有些甚至有缠访、闹访的风险。按理说，领导应该主动担当作为，两高也是这样要求的，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办理复杂疑难案件。
有一些司法经验的领导都知道要绕开这些案件，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这些案件还是幕后指挥为宜，避免冲到台前。即使偶尔在台前，最好还是将自己设定在宣读起诉书等一些稳妥的环节为宜，如果再进一步还可以宣读公诉意见书。对于法庭讯问，二次答辩等可能发生意外的环节，尽量避免参与。
一方面，参与这些环节要对案件有很多实质的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这里有很多不确定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还具有不可控性。辩护人并不会因为领导带头出庭而放你一马，有些辩护人甚至会故意给你难堪，所以明智的选择，自然就是不要冒风险。
这个保险的选择就成了不要过多地、实质地介入案件办理，这就成了“挂名办案”。
这个“挂名办案”是我们所怨恨的吗？
是，我们怨恨的是它的名不副实。
同时，它也是领导所怨恨的，他们怨恨的是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领导就是领导，为什么一定要办案？
因为办案是司法官工作的实质。但是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司法官工作的实质？这是我们需要自问的。
“挂名办案”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司法行政化的产物。
2．
当然，更加普遍的还是员额挂名办案的现象。
虽然我们同样都反对“挂名办案”，但更多人反对的是员额“挂名办案”，很多人一提到这个事都是非常愤慨的，很难冷静。
通过与同行的交流，我感到这个问题比我想象得还严重、还普遍。
我也在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领导“挂名办案”，还会有忙于行政事务的理由，那员额办案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还要躲呢？如果办不了案子，还入额干什么呢？这不是尸位素餐吗？如果这些人真是办不了案子，又是谁让他们入的额呢，标准是怎么把握的？
我知道不爱干活的承办人总是存在的，我以前就接触过，他们里面也有有水平的，只是进入了职业疲劳期，不愿意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样徒弟就忙一点。但他们真的会指点，而徒弟经过他的指点和比较多的实践锻炼之后，还真是进步得快，这在当时还被称为“会带徒弟”。也就是有些人虽然不爱办案，但并不等于他不能办案，不擅长办案。
也有一些一生都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式的司法官，他们始终坚持亲历性，也会手把手带徒弟，但是由于在关键环节上没有那么放手，所以徒弟的依赖性也比较强，关键问题老是要问师父。有时勤快妈养一个懒孩子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只是这些都不是读者反应最激烈的类型。
他们强烈反对的，是那种完全没有能力，没有经验，但还是占着员额身份，啥活不干，坐享其成的司法官。这些司法官中有的脾气好一些，但是什么也教不了徒弟。有些几乎就没有怎么干过业务，有入额这件事之后才来的业务部门。对于这样的员额，那助理就相当于完全自己办案，员额帮不上忙。但是员额的待遇比自己高，又不用干活，这种坐享其成的状态，是助理们最看不惯的。
况且，有些优秀的助理原来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独立办案的，现在由于种种原因被挤下来入不了额，还要搭配一个没用的员额，其中的委屈可想而知。
更让人委屈的是，还有些员额不仅能力不行，品性还有问题，对助理颐指气使，或者瞎指挥。这就让助理不仅没有成长，而且还得不到尊重，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更令人失望的是，入额的通道越来越窄，有些很优秀的助理，眼看自己符合条件，但就是入不了额。入额很多时候还是要看资历，不能完全按能力和成绩排序，一次一次地入不了额，确实让人很失望。
更令人绝望的是，从基层院遴选到省市级司法机关的助理，由于没有本院的助检员、助审员身份，连在本院入额的资格都没有。
这些助理面对“挂名办案”的员额，自然有着切齿的义愤，这个愤怒是有理由的。对这种“挂名办案”现象，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和禁止。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些咬牙切齿的助理以后会不会也成为自己原来反对的对象，到时候也跟着“挂名办案”？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待遇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也就是员额主要不再是一个办案的岗位，而是一种更好的待遇，或者说解决待遇的通道。
事实上，员额本来就是基于办案的岗位，才享有相应的待遇。但是现在有些人的理解反过来了。
他们看到的是员额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可以更顺利地自然晋升，从长期来看，待遇更高，更有保障。
而且人员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制改革之后，员额成为最受关注的对象，成为待遇最好的一群人。
只是员额们未必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不得不承认，还有行政岗位提拔快、进步快的问题。
但是在大多数人眼里，员额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是获得司法待遇的稳定通道，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通道。
因为不入额是肯定拿不到司法官津贴的，待遇是肯定提高不上来的，这个待遇在很多地方的差别还比较大，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所以有些人来到员额这个岗位上，首先考虑的就是待遇，而不是办案。这个时候入额就成了一个香饽饽，由于分类管理具有根本性，这个利益就具有了战略性和根本性，想进来的人就会变多。
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适合不适合，而是能不能拿得到利益，能不能以员额的身份退休，是以几级司法官的身份退休。虽然退休工资有些还未与这些身份挂钩，但是他们看得比较长远，先入了再说。
所以入额的时候竞争就变得异常激烈，有些人虽然没有办案优势，但是有资历优势和综合优势，在更多地考虑利益平衡和队伍稳定的领导看来，这些优势的分量可能更重，他们会认为年轻人再等两年也没事。
3．
这种现象在主诉制的时代并不明显。
彼时，司法责任制没有正式成型，还主要是在公诉部门开展，而且主要解决的是办案授权问题，当时待遇还跟不上来，即使曾经一度根据办案量设置了一些补贴，但这些补贴都具有临时性，没有形成正式的职级待遇。
所以那时主诉还主要是个办案岗，也就是一个干活的，虽然也增加了一些提拔进步的概率，但是其他业务部门以及行政岗位的人也不羡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上升通道，不需要这么累也可以获得提拔进步，那为什么还要自找苦吃？
所以，虽然那个时候主诉制也向其他部门开放，但是来的人并不是那么踊跃，而且即使来了的人，也还是想在公诉部门锻炼，是想干活的人。
没有多少人当了主诉之后还不干活，还搞挂名办案的。因为那样一是不能服众，二是耽误领导的事，三是没有待遇。那你来混什么呢？
主诉本身就具有临时性，即使具有主诉的资格，也不一定有主诉的权力，如果实在干不了，就不让你干了，操作起来很灵活。
最重要的是，这个岗位没有任何待遇可言。这个岗位只对一种人有用，就是你办案子办得好，可以得到领导的重用。但是“挂名办案”不可能叫“办得好”，自然也不会被提拔重用。那在这里混还有啥意义？
员额制就不同了，因为它是一种正式的身份，它有成熟的职级管理机制，有稳定的优厚待遇，它跟主诉制相比更加真实。
员额制与主诉制不同的是，前者是自然晋升，就是不犯错就可以获得提升，即使选升更高级别的司法官，也主要不是看业绩，而是看资历和领导岗位。这是一种资历主义的晋升通道，而后者的进步更多是靠业绩和竞争，是实力主义。
“挂名”无法带来业绩和能力的提升，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虽然那个时候主诉也有批案子的问题，但是同时也要办理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才能真正崭露头角。
本来更应该体现司法亲历性的员额制，由于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待遇和晋升预期，使它失去了应有的“狼性”。因为不需要通过办案获得晋升机会，办案就逐渐沦为一种负担，而不是动力和责任。
主诉是没有级别的，从主诉提到副处长这个层级，一般主要还是看办案。进一步提升就复杂了，但是办案在主诉制的运转中一直是一个核心要素。
虽然目前司法官也设置了比较复杂的考核机制，但是它缺少了最重要的机制，那就是竞争。它设置了超级稳定的保障机制，为司法官提供了稳定的物质保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离职率，但是这种超稳定性，也必然会促生一些职业惰性。
也就是“挂名”是可以混得下去的。尤其是在那些办案的性质本身就很模糊的地方。
事实上，即使有退出机制，也未必能将这些人淘汰出去，反倒有可能将一些业务性很强，但是性格也很强的人淘汰出去，因为会“混”的人自然情商很高。
任何淘汰标准都必然有一个模糊性，情商高的人就更容易把握这个模糊性。
既然这些“挂名办案”的人能够进来，就说明准入机制就不完全是以业务能力为中心的，设计退出机制的人与设计准入机制的人是同一拨人，那又怎么能确保它是以业务为中心？
即使表面的规则是办案能力的标准，但是操作起来又是另一回事，这个道理与入额标准的把握是一样的。
如果真的看中业务，看中办案能力，真的要避免“挂名办案”，那就不应该让这些人入额，而应该让那些更有能力、更有责任心的人入额。而我们又是怎么选择的呢？
这些人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主诉制的时代还是小打小闹，没有正式成为制度，没有可靠的待遇保障，他们没有看在眼里，没有出来与干活的人竞争。
也不是完全没有竞争，只是当时利益诱惑还不够大。但这种竞争是一种综合实力的竞争，并不仅仅是办案能力的竞争。
既然不是靠办案能力进来的，也不会通过办案能力继续比拼，因为他们知道办案能力并不是晋升通道的真实规则。
如果真实规则并不是倒向“办案”的，那“办案”必然也就不会那么受到重视，通过“挂”可以维持生活，通过“挂”还能获得进步，那何“挂”不为？
当真正的办案人成为“司法愚公”，那我们就离逆向淘汰不远了。
如果我们容忍了逆向淘汰，也就离被时代淘汰不远了。
因为自然选择不会“挂名”，它是“实名”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