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丝绸与时代

明代承元启清，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也是封建社会晚期的变革阶段。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改革中央与地方官制，颁布律法，甄别等级，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以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生产，休养民生；损毁蒙元旧物，革除旧习。为创造安定的外部环境，朝廷在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全面海禁，仅余朝贡贸易。在思想文化领域，程朱理学备受尊崇，传统伦理得以维护，文化氛围趋于保守。这一系列举措使被连年战乱破坏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衣冠秩序重归严整，社会风气朴实敦厚。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明初丝绸造作一改元代精美华丽、胡风弥漫的面貌，转为端庄典雅、朴实沉稳，汉地传统风格重新成为主流。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对内削弱藩王势力，对外扩大贸易往来。明成祖时，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有六十余个，交流日益频繁，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亚非海上航道，使官方贸易空前发展。朝贡贸易中，丝绸最受青睐，销往海外的丝绸，将华夏之风的纹彩传播开来，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国的丝织技术也随之输出亚洲诸国、非洲东南部乃至欧洲，推动了世界纺织技术的进步。

正统至正德间，国家财富逐渐积累，然而外敌屡犯边关，朝贡贸易衰落，海上贩私兴起，“六民”地位悄然消长，社会异象浮动。思想和文化领域出现了逆反传统的潮流，王阳明创立的“心学”风靡学林，求新求异之风初露。宫廷使用丝绸开始铺张，帝王赏赐的段匹、衣服渐多，章服制度开始松懈，风气逐渐由俭入奢。嘉靖至万历之时，朋党林立，政治衰象已现；财政匮乏，百业萧条，经济面临危机。而海外市场刺激了沿海与内地的手工业生产，随贸易顺差流入的财富对社会生活产生冲击。帝王用度奢侈，赏赐频繁，高档丝绸传入民间，引发了民众的向往和追求，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条件下，民间丝绸种类繁多，花样翻新，贸易兴盛，丝绸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世人崇尚奢华，尊卑秩序混乱，新趣味、新风尚此起彼伏，延至明末。

工艺美术受世风影响，又常常成为风气传播的载体，这在明代丝绸上体现得尤为典型。丝绸服装的题材、构图、色彩、图案大小，既体现着等级制度，又因最具展示性，往往引领着时代装饰的潮流，指示着审美风尚的变迁。［1］91在明代，丝绸不仅是高档的服用面料，还广泛使用于社会生活中。居室之中，帐幔衾褥、书函画卷都用丝绸装点；出行之时，伞盖、丝绸旗纛的纹彩是区分尊卑的标识。丝绸与经济密切相关，丝织业是明代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官民作坊分布广、数量多，远非其他行业可比。丝织业需要蚕丝作为原料，又可带动桑蚕生产，促进农业发展。丝绸还常常作为实物货币，出现在税收、赏赐及朝贡贸易中，成为流通的财富。

丝绸关乎制度，传递文明，牵动着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诸多领域，因而备受明代官府的重视。《明实录》和《大明会典》中关于丝绸的记录远远多于其他工艺美术种类，官府对丝绸织造和使用的规定也尤为详细具体。明人笔记小说中关于丝绸衣物、巾帽、段匹的记述极多，节庆、婚嫁、礼赠使用丝绸的风俗被描述得生动鲜活。尽管明代官营丝绸作坊的数量不及元代，但产量大大提高，品种也较宋元更丰富。明代丝织生产呈现出区域性、密集化发展的趋势，重心落在江南一隅，这种格局延续至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