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文翰

我喜欢留园、拙政园，喜欢苏州的小桥流水，多次前往那里旅行，曾经作为记者报道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的兴建，踏访过附近的纵横街巷。对我来说，苏州是心理上感到亲切的地方，就是我心目中的“江南”。那里有白墙黑瓦的房子、沿河沿街的人家，不像北京、上海那样宏大、时髦、混杂。在我的印象中，它始终是一座有家常气息的优雅城市，平和安静，不温不火。尽管我也知道，近二十多年苏州经济发展迅猛，新城区急剧扩张，已经是一座市区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

文徵明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名人，据传他亲手种下的紫藤（“文藤”）仍然在那里花开花落。在苏州众多的名人中，文徵明或许不像范仲淹、唐寅那样众所周知，但是他在艺术史上有着卓然的地位。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这一百年间，是苏州文艺最为繁荣的时代，“吴门四家”（“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以及祝允明、王宠等书法大家生活在这一时期，其中文徵明可谓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自己、他的家族串联了苏州两个世纪的风华演变。

我想可以借用欧洲“文艺复兴”这一术语来称呼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这一百多年间苏州的文化状况。因为两者的确有类似的地方。

“文艺复兴”（Renaissance）原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罗马等地的思想文化运动。当时这些城市因为环地中海和欧洲的商业、贸易发达，积累了大量财富，富商、作坊主、银行家等新兴阶层推崇个人价值和创新进取的精神，赞助文化活动，收藏各种艺术品，追求园林、艺术的美和享受。当时的文人学者认为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拥有高度繁荣的文化，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衰败湮没，直到14世纪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社会精英开始推崇人文主义，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歌颂美和创造。这一时期的艺术的发展和城市经济、城市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

明代中后期的苏州也可作如是观。经过了明初一百多年的压制之后，到15世纪，苏州的经济尤其纺织业、贸易快速发展，市场日益繁荣。苏州是之后近二百年全国性的纺织业和手工业中心，东南地区最繁荣的商业贸易城市，也是当时文艺时尚的生产和传播中心，犹如20世纪的上海在东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地位。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富足的苏州人普遍重视教育，科举之路上取得成功的苏州人越来越多，在任的苏州城、苏州府的官员与地方的士绅构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这些群体的社交、家居、装饰等需求刺激了书籍、书画、古董、家具乃至园林等许多文化门类的发展，这是吴门画派得以兴起的背景。

相对于明初的压抑，16世纪的苏州文化也可以说是一次“文艺复兴”。这种“复兴”在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潮流中的人同样打着“复古”的旗号，如吴门画家宣称以六朝、唐、宋、元各朝的经典画家为师，有别于明初的宫廷院画和“浙派”的画风；其次，他们注重对吴地古代历史文化的整理和宣扬，极力推崇吴地的先贤名人，频繁出现的“吾吴”说辞反映了吴人骄傲的文化自信；第三，这也是苏州园林营建文化在宋代之后的一次复兴。

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首先因为文徵明的朋友曾以“文艺丧志”规劝他远离书画，可见“文艺”是那时人的用词；其次，苏州当时无论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精英的意识，都堪与佛罗伦萨、米兰等地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比参照，当代艺术史家石守谦也曾用“文化复苏”描述苏州文人在15世纪中后期的科举表现和文化意识，由此可见一斑(1)。

文徵明家族以及他个人是联结16世纪前后苏州多个阶层几代人事变化的关键角色，他和周围的人都是苏州这次“文艺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倡导者。我试图追寻明代那座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繁华苏州，接近那个时代活跃的诸多生动人物，侧重描述文徵明和苏州这座城市的关系，探讨15世纪的苏州带给文徵明的影响，文徵明又给16世纪乃至之后的苏州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对我来说，这本书既是文徵明的传记，也是我个人对苏州、对江南的追寻之旅，但愿这些文字就像拙政园的那扇门，带领您和我一起踏入文徵明的艺术世界，漫步在那个时代的苏州，或者说，走进苏州的“文艺复兴”时代。

(1)　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