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诞生
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意识，那么你的出生和不出生就跟一块石头一样。
文学的写作，其中包含着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的体会，也是对生命的追求。我们有时候受感动的也恰恰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文学作品和自己起了共鸣，或者是和你的心情起了摩擦。
写作是个好办法，把这一切一切很可能不再出现的种种的体验，能够让它写成文字保留下来。不变的就是我对人生有一种珍惜，有一种追求。——王蒙
生命是在血泊中形成的
陈思和讲徐志摩《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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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人生为什么要从生命的诞生开始讲起？
因为文学就是人学，人的一生所有的活动都可以归纳为生命的运动现象，生老病死固然是生命的自然现象，喜怒哀乐也是生命对外界的反应。人生三大欲望，权力的欲望、物质的欲望和性的欲望，都是来自生命的冲动。所以，人生的道路就是生命百态，人的诞生就是生命的开始，人的死亡也就是生命的结束。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这一段距离，就是所谓人生。文学写的就是人生的故事。
一般来说，人的生命诞生以前的事情，比如人类生命起源的问题，那是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人的生命结束以后的事情，比如人死了以后灵魂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宗教关心的范围。而文学主要关心的是人的生命诞生以后到死亡以前这个阶段的故事，那就是人生。所以我们要讲对人生百态的理解，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文学与人生的故事就是要从生命讲起。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生命的诞生。
文学是怎么来描写生命的诞生的？这个问题看上去好像很容易解答，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很难描写的境界。我们从巴金的《家》里读过瑞珏因为生孩子而死亡的故事；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写过虎妞生孩子难产而死，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作家在这两个片段里描写的不是诞生，而是死亡？那是在控诉社会制度或者愚昧风俗的罪恶，而不是在歌颂生命的诞生。
那么，是哪一位作家真正描写了生命的诞生？依我的看法，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用强烈的生命意识来描写人类生命诞生的作家是鲁迅。1922年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不周山》，是写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但这篇小说首先描写的，不是女娲补天，而是女娲造人。鲁迅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女娲用泥土创造人的过程，但他的笔墨不是落在造人的泥土上，而是集中描写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那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力比多，是人类强大的性意识把天地日月精华都融合在一起，这才创造了人类的生命，而泥土只是一个造人材料，反而变得微不足道。
继鲁迅以后，第二个直接描写人的生命诞生的作家是诗人徐志摩。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他的诗《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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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是一位抒情诗人，他的大多数诗歌作品都是与他的个人的感情经历有关。他的诗歌风格是以轻灵缠绵著称，都是比较甜腻。而我这次选了一首不仅在徐志摩的诗里非常少见，就是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非常特殊的作品。在这首诗中，我们将看到一个陌生的诗人，也将读到一首陌生的诗。
《婴儿》不是一首独立的诗，它是通过一组散文诗来象征大时代的新旧交替。
1922—1924年，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华北地区进行了直奉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徐志摩对这个恶劣的社会环境非常厌恶，他曾说，那个时候他过的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天深更半夜他无法入睡，就用手抱着脑袋伏在书桌上受罪，他说他感到整个时代的沉闷都压到了他的头上。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徐志摩创作了一组散文诗，一共三篇：第一篇《毒药》，第二篇《白旗》，第三篇就是《婴儿》。这组诗曾经被另外一位诗人朱湘称为当时流行散文诗里“最好的一首”。
在第一篇《毒药》里，诗人对那个黑暗的时代发出最恶毒的诅咒，诗歌节奏非常狂暴，所用的语言也非常恶毒，有点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表达了诗人对这个时代绝情的否定。第二篇《白旗》，主题是灵魂的忏悔，白旗就是投降，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这样黑暗的社会环境，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忏悔，要认识到这个时代之所以会变得这样坏，我们生活其间的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有罪恶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只有清洗了自己的灵魂，新的理想社会才会像新生婴儿一样，在社会的阵痛中诞生。这就是第三篇《婴儿》的主题。所以说，从诅咒时代、忏悔人性，再到歌颂新的生命，这三个主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讲的就是一个大时代的新旧替代。《婴儿》就是一个象征，婴儿的生命诞生，象征了一个新的社会理想的诞生，象征着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到来。
但是这首诗写得太好了，诗人就是这么逼真地描写了一个女性如何在痛苦中生育自己的婴儿，使《婴儿》这首诗产生了独立的诗歌意象——赞美女性的伟大，歌颂生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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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作为一首独立的诗，篇幅不长。它是分两个部分，每部分的开头都是一句——“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第一部分是描写母亲生育过程所经受的巨大痛苦。诗人所用的每个词语，每个比喻，都是非常尖锐的，有时候很刺激，很怪诞，隐隐地联系着生命的极度痛苦。比如他这么描写：
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胀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像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额上像一颗颗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地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
他描写了身体筋络在她皮肤里都胀大了，因为疼痛，颜色是可怕的青色和紫色，而且把筋络比喻成像一条条蛇一样，在母亲身体里游动。然后就描写这个人物的四肢和身体，用了四个词：抽搐，畸屈，奋挺，纠旋。这个身体一会儿抽搐，一会儿屈在那儿，一会儿又挺直了，一会儿又在翻滚，整个就描写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疼痛得不能自已的情况。
然后他说：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
前面用了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四个词来形容这个孕妇，表达的是这个孕妇在生孩子以前是一个非常美丽端庄的漂亮女性，可是在此刻这样一个生孩子的剧痛中，她像魔鬼一样的可怕。紧接着，就开始描写这个妇女的眼睛怎么样、嘴唇怎么样、头发怎么样，等等，用各种身体器官都变形的细节、状态，来烘托人物所受的那种痛苦：
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噘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到了第二部分，诗人还是重复了一遍“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但是接下来具体的描写就不一样了。第二部分还是写产妇的生产过程，还是写痛苦。可是诗人把关注点放到了产妇的精神领域，也就是说第一部分他要表现的是产妇在分娩过程中肉体经受的极度折磨，而第二部分则描写了她精神的欢悦。
肉体是痛苦的，可是肉体的痛苦她能够忍受，因为她的精神是欢悦的。因为她用肉体痛苦的代价，“守候着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所以诗人用了好几个转折句，“她还不曾绝望……”“她还不曾放手……”整个语调都变了，一种微微的暖气就升上来了。诗人写道：
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写得真好！如果是一个有过生育经验的女性读者，看到这段文字，也许在她的心里就会浮现出自己身体曾经有过的神秘而高贵的经验，生命中的每一个希望都是产生在看似绝望的征候中。有时候我们陷入极其痛苦绝望当中，但你要知道，希望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隐藏在其中了。母亲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她既是生命的受难者，又是生命的孕育者。
所以，当有人问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当代作家朱苏进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生命是在血中形成的。”是的，生命是在母亲的血中形成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带着母亲的痛苦，被母亲的血泊漂着送到人间。是母亲的血，把婴儿的生命染成一朵通体嫣红的花。
来到世上，就要面临考验
陈思和讲冰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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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讲里我们讲了生命的诞生，那么，生命诞生以后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人生的开端。
生命的诞生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母亲的血泊中漂来的，都是一样的，但是生命一旦降临人世间，以后的命运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一样，从生命离开母体的时候就已经被决定了。
当然，人生道路的分岔不是由生命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孕育生命的父母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人生受制于社会，命运是与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冰心女士这篇小说的主题。
冰心是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她是爱的哲学的鼓吹者。她的早期作品里充满了对母爱、情爱、人世间的一切爱的歌颂。但是这篇《分》是她在1931年所写，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分化、分配不公现象的深深忧虑。
这篇小说写得非常有趣，是从一个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的视角，来叙述社会两极分化带来的不同的人生命运。叙述者是个婴儿，但它具有成年人的语言思维能力，而他说出来的语言，成年人无法听见，只有与他一样是婴儿的小朋友才听得懂。比如小说开始第一段是这样描写婴儿诞生的：
一个巨灵之掌，将我从忧闷痛楚的密网中打破了出来，我呱的哭出了第一声悲哀的哭。
睁开眼，我的一只腿仍在那巨灵的掌中倒提着，我看见自己的红到玲珑的两只小手，在我头上的空中摇舞着。
另一个巨灵之掌轻轻地托住我的腰，他笑着回头，向仰卧在白色床车上的一个女人说：“大喜呵，好一个胖小子！”一面轻轻地放我在一个铺着白布的小筐里。
我挣扎着向外看：看见许多白衣白帽的护士乱哄哄的，无声地围住那个女人。她苍白着脸，脸上满了汗。她微呻着，仿佛刚从噩梦中醒来。眼皮红肿着，眼睛失神地半开着。她听见了医生的话，眼珠一转，眼泪涌了出来。放下一百个心似的，疲乏地微笑地闭上眼睛，嘴里说：“真辛苦了你们了！”
我便大哭起来：“母亲呀，辛苦的是我们呀，我们刚才都从死中挣扎出来的呀！”
写得非常有意思，也很幽默。对照我们上节课讲的徐志摩的散文诗《婴儿》，徐志摩写的是母亲生育过程的痛苦，而冰心写的是接下来的事情，婴儿生下来了，他与母亲、也是与人类进行对话，婴儿一出生就哇哇大哭，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告他们来到人间也很辛苦，是从母亲的生死一线中挣扎出来的。当然，这个辛苦也意味着今后他们将在人世间经受的辛苦考验。
接下来，作家着重写了育婴室里两个婴儿之间的交流。这个叙事的婴儿的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母亲生育孩子是住在高级病房里，为孩子购买的礼物都是高级的、漂亮的；而另一个婴儿的父亲是个杀猪的屠夫，居住、衣着条件都很差。
但是，两个刚刚来到尘世间的婴儿还是很友好地交流着彼此的信息，对未来世界充满了好奇。直到他们将要离开医院回到各自家中去了，这时候，护士们把婴儿在医院里穿的白衣服换下来，两个人换上了各自从家里带来的衣服，差别马上就出现了：
一个护士打开了我的小提箱，替我穿上小白绒紧子，套上白绒布长背心和睡衣，外面又穿戴上一色的豆青绒线褂子、帽子和袜子。……我觉得很舒适，却又很热，我暴躁得想哭。
小朋友也被举了起来。我愣然，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他外面穿着大厚蓝布棉袄，袖子很大很长，上面还有拆改补缀的线迹；底下也是洗得褪色的蓝布的围裙。他两臂直伸着，头面埋在青棉的大风帽之内，臃肿得像一只风筝！我低头看着地上堆着的，从我们身上脱下的两套同样的白衣，我忽然打了一个寒噤。我们从此分开了，我们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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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还隐隐约约地写到了一个细节：屠夫家婴儿的母亲奶水很充足，可是那个婴儿却无法享用母亲的奶水，因为他妈妈第二天就要到别人家去做奶妈赚钱，用奶水去哺育别人家的孩子，婴儿只能被送到乡下去，由乡下的祖母用米汤来喂养。
当然，米汤也是有营养的，但我们要说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小说里有两次提到，那个教授家的婴儿的母亲没有奶水。虽然小说里作家没有明说，但是否在隐隐约约地暗示，屠夫家婴儿的母亲很可能是当了教授家婴儿的奶妈？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细节。作家没有明确写这个关系，但从作家精心安排的细节来暗示，这个故事所要揭示的，就是教授家的婴儿很可能是靠着吃穷人家的奶水长大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构思，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思潮弥漫社会，冰心女士显然受了左翼思潮的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一般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接受了左翼思潮，就会自觉寻找自己与劳动人民之间的某种联系。而最直接、也可能是最接近生命的联系，就是奶妈。
奶妈当然是属于劳动人民，而有钱人家的孩子吃了奶妈的奶水长大，就意味着他们曾经受过劳动人民的滋养。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几乎同时出现了很多“奶妈”的文学意象。
比如左联五烈士之一的作家柔石创作了《为奴隶的母亲》，这个故事到现在还被改编为沪剧经常上演。诗人艾青创作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里面写道：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了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这首诗写得非常有感情。另外，还有小说家吴组缃的小说《官官的补品》，这也是一篇写地主儿子吃奶妈的奶长大的叙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这些作品来读一读。
好，我们再回到小说文本来继续讨论。从徐志摩的《婴儿》，到冰心的《分》，我们从散文诗讲到短篇小说，仿佛看到了在作家的文学意象里，人的生命是如何从母体中艰难诞生，而生命一旦离开母体，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生受制于社会环境，就被决定了人生的命运，就像那个屠夫家的婴儿，他一出生就明白了，自己将来也是要杀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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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也许会提出问题，照这么来理解，人的命运是不是从一出生就被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决定了？那么穷人的孩子怎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冰心在这篇小说里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作家在小说里故意把这个穷人婴儿的父亲身份安排为屠夫，而不是一般的农民或者工人，这是为什么？
或许这是作家有意安排的。屠夫是以杀猪为生的，所以那个婴儿就说：
“我父亲很穷，是个屠户，宰猪的。”——这时一滴硼酸水忽然洒上他的眼睛，他厌烦地喊了几声，挣扎着又睁开眼，说：“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
这句话讲得很可怕，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就怀了这样一颗仇恨的心来到尘世间，其实这并不符合冰心一贯宣传爱的哲学的创作风格，但是竟然在冰心的小说里也出现了这样的句子，这也可以说当时左翼思潮影响的证据，也是客观生活所决定的，就连冰心那样的温和的女性作家都看到了，如果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仇恨就会像细菌一样飞速地在人的基因里蔓延开来，这是非常可怕的。
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新生命
郜元宝讲铁凝《孕妇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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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篇关于生命诞生的故事，但它还没有写到实际的分娩，而是集中描写新生命在母腹中孕育的阶段，就已经散发出一股强盛而美好的生命之气，犹如一股奇异的馨香弥漫全篇。
《孕妇和牛》故事很简单，说一个“俊得少有”的姑娘，从闭塞贫穷的山里嫁到相对开放富裕的平原，做了人见人爱的小媳妇。这小媳妇怀孕之后，丈夫、婆婆乃至全村人更是加倍喜爱她。她高兴就到处逛逛，可以什么都不做。
一天下午，小媳妇去镇上赶完集，牵着自家一头名叫“黑”的同样怀孕的母牛，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媳妇想着肚子里的孩子就要诞生，心中油然升起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这样边走边想，毕竟大腹便便，不知不觉走累了，就顺势坐在路边一块据说是清朝某个王爷陵墓的神道碑上。她以前也坐在这碑上休息过，这次却好像是头一回看到了石碑上还有“海碗样的大字”，就小心地挪开屁股，只敢坐在石碑边沿上。就是说，小媳妇突然产生了类似“敬惜字纸”的那种心理。
不仅如此，她还突发奇想，向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一个本家侄儿）“要了一张白纸和一杆铅笔”，然后蹲在（或趴在）石碑上（作者没明说），“好像用尽了她毕生的聪慧毕生的力”，硬是一笔一画，抄下石碑上那十七个“海碗样的大字”。
等她重新站起来，就感到心里涌动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这热乎乎的东西，“弥漫着她的心房。她很想把这突然的热乎乎说给什么人听，她很想对人形容一下她心中这突然的发热，她永远也形容不出，心中的这一股情绪就叫作感动”。
《孕妇和牛》的主题似乎很明确，又似乎很模糊。作者明确指出小媳妇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有了一种“感动”，但这“感动”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作者还是不肯明说。
从《孕妇和牛》1992年发表至今，铁凝笔下这位小媳妇的“感动”，不停地感动着一波又一波读者，而一波又一波读者又不停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这小媳妇的“感动”究竟是什么，讨论着甚至争论着作者这样描写小媳妇的“感动”，尤其是“孕妇抄碑”这件事，究竟符合不符合生活与艺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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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块石碑以及石碑所属的陵墓说起。
其实小说中的清朝王爷的陵墓并非虚构，乃是康熙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生前被封为怡亲王）的陵寝，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石亭镇东，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碑上的字也很有来历。原来雍正皇帝特别器重他这位小弟弟胤祥，曾赠给他御笔亲书的八字匾额，叫作“忠敬诚直勤慎廉明”，以示褒奖。怡亲王死后，雍正十分悲痛，加封谥号为“贤”，落葬时又追加“和硕”二字，这就有了小媳妇所抄录的“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十七个大字。
生活中的小媳妇可能听人说过怡亲王陵墓、陵墓前方高大的汉白玉牌楼、石碑以及碑文的来历，但小说故意强调小媳妇对这一切知之甚少。她曾问丈夫，那都是些什么字。丈夫比她好一点，不完全是文盲，但详细情况也不清楚，因他只念过三年小学。丈夫还说：“知道了有什么用？一个老辈子的东西。”
既然小媳妇对碑文一无所知，既然她丈夫也对此不屑一顾，那她为何如此看重这十七个字，费那么大功夫，一个一个“描”下来呢？这是否违背了生活的逻辑？作者是否拔高了小媳妇的思想境界，或者把小媳妇写成一个疯疯癫癫“不着调”的人？
这是对《孕妇和牛》最主要的质疑。
其次还有人说，一个从来没拿过笔的文盲，不可能“描”下那十七个字。强有力的旁证，就是鲁迅写阿Q被人强逼着画圆圈。阿Q用尽吃奶的劲，“使出洪荒之力”吧，也才画出瓜子样的圆圈。就算小媳妇心灵手巧，她也不可能完成这个抄碑文的工作，毕竟写字跟画圈，有着天壤之别。
还有人指出，小媳妇借来的小学生铅笔，通常要么削得马马虎虎，要么削得尖尖细细，初次捏笔的小媳妇肯定无法控制用笔的力度，因此除非那块碑石非常光滑，除非小媳妇无师自通，第一次就掌握了用笔的力度，否则铅笔尖很快就会写秃掉。而且小说只强调小媳妇如何用力，如何耗时甚久，没说她是否反复涂改。给人印象，好像是一气呵成，抄下了这十七个字。这怎么可能呢？
再者，怡亲王神道碑文是满汉两种文字并列。小媳妇肯定分不清，她很可能一口气描下紧挨着的满汉两种文字。这难度就更大了，更加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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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并非近年才提出。
早在1993年，也就是小说发表的第二年，非常欣赏铁凝的老作家汪曾祺就听到过类似意见。汪老的回答是：“铁凝愿意叫小媳妇描下来，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描下来，她硬是描下来了，你管得着吗？”汪老好像生气了，其实不然。他所谓“为她肚子里的孩子”，这其实已经点出了铁凝为何敢那么写的根据。
要知道，赶集回家的路上，小媳妇一开始并没想到要去抄碑文。为何不迟不早，偏偏在那一天发生了抄碑文的想法，并且想到就做到了呢？
很简单，因为那天不比往日，小媳妇肚子里的胎儿更大了。
小说写道，“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隆起，把碎花薄棉袄的前襟支起来老高”。这正是母性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觉的时候，所以她才意识到家里的母牛也怀孕了，“她和它各自怀着一个小生命，仿佛有点儿同命相怜，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一路上，平常对母牛并无好感的小媳妇，这一回竟然特别爱惜母牛，不仅舍不得骑它（婆婆把母牛牵出来就是给她骑的），还一个劲地跟母牛说话，几乎把它当作贴心贴肺的闺蜜了。
小媳妇母性意识的觉醒与强烈，还表现在她看到一群小学生放学时的遐想。她想将来她的孩子“无疑”要加入这上学、放学的队伍，“无疑”要识很多字，“无疑”要问她许多问题，“无疑”也要问起这石碑上的字。作者连用四个“无疑”，表达的是小媳妇对孩子的将来极其热切的憧憬，也是对尚未出世的孩子深深的母爱。
正是在这种母性意识和母爱的驱使下，小媳妇才毅然决定把这些字抄在纸上，带回村里，“请教识字的先生那字的名称，请教那些名称的含义”。她不只是抄下这些文字，还打算好好学习呢！
为什么？
因为“她不能够对孩子说不知道，她不愿意对不起她的孩子”。所以等到她千辛万苦，终于把描下那十七个字的白纸揣进怀里时，“她似乎才获得了一种资格，她似乎才真的俊秀起来，她似乎才敢与她未来的孩子谋面。那是她提前的准备，她要给她的孩子一个满意的回答。”
很显然，铁凝不是写别的，而是写小媳妇日益觉醒的母爱，写她在母爱的驱使下，做了一件别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所以汪曾祺才说，她“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描下来（那些字）……你管得着吗？”作者通过“孕妇抄碑”这件事，赞美了母爱的伟大与美好。诚如汪曾祺所说：“这是一篇快乐的小说，温暖的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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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铁凝为何不给这篇小说起名叫《孕妇抄碑》，而偏偏叫《孕妇和牛》呢？上面提到小媳妇认为自己跟怀孕的母牛同命相怜，此外怀孕的母牛还有什么别的寓意吗？
我想，小说之所以在“孕妇抄碑”的同时频频写到“孕牛”，主要是“孕妇”找不到别人做倾诉的对象。她对石碑上的“字”发生那种感情和想象，乃是一种无法跟周围人交流的“感动”，所以小媳妇“充满着羞涩的欣喜”。之所以“羞涩”，是因为小媳妇知道，这样的感动不但自己说不清，也很难与人分享。但既然是感动，就想有个交流的对象。找不到适合的人一诉衷肠，她丈夫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只知道下苦力干重活，肯定也不能理解，那么将同样怀孕的母牛想象成贴心贴肺的闺蜜，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人把“牛”的地位抬得太高，像小媳妇那样赋予母牛某种善解人意的灵性，这未必妥当。小媳妇可以这样做，但读者不能。小媳妇选择母牛为倾诉对象，乃是不得已。如果她能找到适当的人倾诉心中的感动，她就不会跟母牛说话了。
小媳妇只能与母牛交流母爱，她预感到，周围人不会理解她表达母爱的具体行为——为肚子里的孩子抄碑文。不仅不理解，还会讥笑，嘲弄。他们会说，这小媳妇俊是俊，可就是有点傻，有点痴嘛！
小媳妇为何会有这种预感？因为这平原地带虽然比她山里的娘家富裕开放，却并不是一个爱惜文字的地方。那刻着文字的石碑，早就被无数的“屁股们”磨得很光滑。小媳妇先前也是不假思索，就那么坐下去的。
再上溯到多年前，当地还有过破坏文物古迹的疯狂行为。那高高的汉白玉牌楼，若非婆婆的爹领着村里人集体下跪，差点就被城里来的年轻人用炸药给炸了。婆婆的爹保住了牌楼，却未能保住石碑。石碑本来由石龟驮着，那伙年轻人硬是把它推倒，让它常年躺卧在地上。疯狂的年代过去了，后果却很严重。比如小媳妇的丈夫就只念到小学三年级，他对文物古迹不屑一顾，无法理解妻子的想法。
其实对怡亲王陵墓的破坏还不止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一次。早在1925年和1935年，以及日本侵略者侵占时期，就有过三次严重的破坏。一连串的破坏消灭了人们对文物古迹的敬畏和爱惜之心。当然在小说中，陵墓、牌楼和石碑也不仅仅是文物，而是小媳妇朦胧认识到的文化的象征。但是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小媳妇描下碑文给将来的孩子看的这个想法，就只能跟冥顽不灵的母牛倾诉了。
所以，母爱不仅让小媳妇做了一件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母爱也让小媳妇顶着压力，做了一件她只能跟母牛交流的事。这样看来，那正在孕育新生命的母爱，或者说那正在孕育、还未诞生的新生命本身所发出的馨香之气，是多么强盛，多么美好。
小说《孕妇和牛》所要传达的，就是新生命孕育之时所特有的那股强盛而美好的馨香之气。
如何面对有缺陷的人生
郜元宝讲郭沫若《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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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的内容很简单，不用多介绍。需要稍加解释的是，《凤凰涅槃》前面的两小段散文性的说明，交代“凤凰涅槃”这个说法的来历和寓意：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郭沫若说“凤凰涅槃”这个典故是从天方国来的，天方国的“菲尼克司”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凤凰，这个“菲尼克司”五百年一个轮回，必须收集很多香木，把自己烧死，然后浴火重生。中国古代称阿拉伯地区为“天房国”，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天房”，即圣地麦加的圣殿“克尔白”。后人以讹传讹，把“天房国”叫成“天方国”。阿拉伯文学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也将错就错，译成《天方夜谭》。但阿拉伯传说中的不死鸟“菲尼克司”并非中国人所说的凤凰。
郭沫若将“菲尼克司”五百年集香木自焚而“更生”（即复活）的传说，嫁接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凤凰，是五四时期典型的做法，即采用外国文化来改造中国固有文化，以促使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造。我们要看《凤凰涅槃》中心寓意在于凤凰的浴火重生，不必太计较郭沫若将阿拉伯的“菲尼克司”比附为中国的凤凰是否妥当。
《凤凰涅槃》借“菲尼克司”五百年集香木自焚并从死里复活的传说来讴歌新生命、新文明、新宇宙的重生与再造，同时也看到凤凰之外其他“群鸟”种种的丑态，所以《凤凰涅槃》跟《补天》一样，也有其现实主义冷静清醒的一面。
《凤凰涅槃》中的“群鸟”以为凤与凰积木自焚，并无意义，只是自寻死路。它们以为机会来了，一个个跃跃欲试，想取而代之。比如岩鹰，要趁机做“空界的霸王”。孔雀，要别人欣赏它们“花翎上的威光”。鸱鸮（猫头鹰）闻到了它们最爱的腐鼠的味道；家鸽以为，没有凤凰，它们就可以享受“驯良百姓的安康”了。而鹦鹉，趁机亮出了“雄辩家的主张”，白鹤则要请大家从今往后看它们“高蹈派的徜徉”。
这些是郭沫若象征性的描写，但所有这些“群鸟”的丑态，最后都淹没在凤凰涅槃的无边光彩中。凤凰在烈火中死而复生，“群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的扬扬得意，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凤凰涅槃》与《补天》的区别。《补天》既写到女娲辉煌的创造，也让我们真切地看到紧随其后的破坏与毁灭，而这破坏和毁灭恰恰出自女娲所创造的人类之手，连女娲也看不懂，为什么她创造出来的人类竟如此虚伪而残忍，她甚至后悔创造了它们。
所以，《补天》真正的问题是在小说结束之处才真正展开，就是人类该怎么办？而《凤凰涅槃》的结尾也就是它所有故事的高潮，是苏醒、复活、更新的凤与凰尽情的歌唱：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我们翱翔，我们欢唱。/一切的一，常在欢唱。/一的一切，常在欢唱。/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欢唱在欢唱！/欢唱在欢唱！/只有欢唱！/只有欢唱！/欢唱！/欢唱！/欢唱！
凤与凰满心喜悦地迎接崭新美好的世界，满心喜悦地拥抱自己的新生命。而《补天》结尾则是不知其丑陋的人类尽情享受杀戮的快感，并自以为是地建设虚伪可笑的“道德”。它们也在迎接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埋伏太多的危机，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显然，鲁迅所写的是人类群体起初一次性的并不完美的被造与诞生，郭沫若写的则是生命在起初并不完美的被造之后，由人类自己完成又一次的更新与再造。《凤凰涅槃》虽然比《补天》早两年写成，在内含的寓意上却仿佛是接着《补天》的故事往下讲：起初被造的生命因为不完美，所以必须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再造一次，迎接生命的第二次诞生。
总之《补天》写人类生命起初的被造，《凤凰涅槃》则写人类自己完成的生命更新与再造。《补天》和《凤凰涅槃》一前一后，在中国新文学最初阶段提供了两个巨大的象征，分别代表生命诞生的两种形态：一种是起初的被造，是一次性的，并不完美；一种是人类自己进行自我的塑造，重新地诞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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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凤凰涅槃》，就不能不说一说创造社所崇奉的“创造”这个理念。到底什么是创造社的“创造”？
他们的宣言是这么说的：
上帝，你如果真是这样把世界创出了时，/至少你创造我们人类未免太粗滥了罢？/……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
原来，创造社所谓“创造”，就是不满上帝创造的工程，他们号称要在上帝休息的第七天开始人类自己的创造。这种创造，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包括对人类主观的再造。凤凰浴火重生，就包含了主客观世界一同更新和再造的意思。
无独有偶，鲁迅小说《兔和猫》也说，“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这段话容易引起误解。我讲《补天》时强调过，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责备女娲。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创造者，她的创造只是自己乐意，自己高兴，在多余的生命力驱使下完成的工程。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然后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工作。女娲造人补天之后不仅歇了她的工作，也结束了她的生命。因此责备女娲是不应该的，也是没有用的。
人若对世界、对自身有所不满，就必须依靠人自己进行新的创造，迎接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类的诞生。鲁迅在杂文中就曾经呼吁中国的青年行动起来，推翻人肉宴席一般的旧世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灯下漫笔》）。这样看来，《兔和猫》这篇小说所谓“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就真的是一个用“假使”开头的比喻性的说法，鲁迅实际上想责备的并非“造物”，而是不完美的人自己。
因此在鲁迅的思想中，合乎逻辑地包含着《凤凰涅槃》的“创造”的思想。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学风格迥然有别，但心是相通的。他们都要凭借人自己的力量，重新创造不完美的世界和同样不完美的人自身。他们把这不完美归罪于“上帝”或“造物主”的粗制滥造或“贪懒好闲”，都只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缺陷，不管来自怎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人都可以不予承认，人都可以重新来过。
如此肯定人的价值，相信人的力量，高举人的旗帜，正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点上，鲁迅和郭沫若可谓心心相印。1926年鲁迅南下广州，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创造社联手，结成统一战线。创造社的主将是郭沫若，跟创造社联手，也就是要跟郭沫若联手。
可惜鲁迅到广州，郭沫若却奔赴了北伐战争的前线。现代文坛“双子星座”，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终于“缘悭一面”，失之交臂。
但这个遗憾还可以弥补：我们不妨把《凤凰涅槃》和《补天》放在一起欣赏，那么中国新文学如同日出一般磅礴壮丽的开篇，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新文学的主题是新人类的诞生，以及新人类诞生之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须承担的使命。
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处境和使命：生命的诞生是一次性的，生命的更新与再造却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