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负重万里 冲出盆地——风尘仆仆的交通文化
（一）西南商道
1.先秦时期的蜀布之路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拥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先秦四川先民，实际也应拥有“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21]。而事实也证明，在商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星堆—金沙文明中，的确包含有许多外地或外域因素，如巫臷的盐、岷山的玉、云南和荥经的红铜、云南的铅、南亚的象牙等。与此相应，在商周之际的成都平原以及四川其他地区乃至于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远至东南亚、南亚、中亚、地中海—爱琴海地区）的同期文明中，亦包含有不少巴蜀因素。它们显然是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恩格斯语）负重万里、穿针引线的结果。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没有一大批敢于冲出盆地的巴蜀商人的风尘仆仆、万里奔波，便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以青铜文明为主要标志的先秦古蜀文明。换言之，古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巴蜀商人为纽带、为活力的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所维系的。而商品贸易的发展、兴旺则离不开商路及运载手段的发展、兴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前提；不过前者的发展与兴旺反过来亦会推动后者的进一步发展与兴旺。二者相辅相成，共存共亡，共同构成刺激和牵制先秦巴蜀社会商品生产乃至于巴蜀社会经济文化荣衰起伏的一组杠杆。
先秦巴蜀地区的商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而辐射四面八方，但主要则表现为两个方向，即西南方向与东北方向。商周之际成都平原西南方向的主要商道，经任乃强先生考订，被命名为“蜀布之路”。[22]根据任乃强先生的研究并结合笔者的考订，这条“蜀布之路”乃是一条经今天的四川、云南，域外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或由伊拉克经叙利亚、土耳其直抵希腊）的商道，全长万余公里。任乃强先生的殷周（公元前14世纪至前9世纪上半叶）之际“蜀布之路”说的东端乃订在阿富汗，我们何以延长至两河流域直至古埃及呢？理由主要有二：
首先，不少论者已经指出，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中有不少西亚文明或者地中海—爱琴海文明的因素。这些因素，当是商代至周初时代远至两河流域及古埃及或古希腊的“蜀布之路”以及不畏艰险、辛劳跋涉于这条漫漫商路上的外域商人和巴蜀商人所致。
其次，奥地利研究人员从一具古埃及木乃伊（为女性，30岁至50岁）的头发中发现了一块丝绸。这块丝绸与木乃伊同属“二十一王朝”时期，即公元前1080年至公元前954年。[23]这一发现表明，殷周之际的古埃及已同当时世界唯一的丝绸出产地——中国有了贸易联系；更确切地说，是与古蜀国有了贸易联系。因为当时中原虽也能养蚕织丝，却连自给自足亦不能保，还需要靠与蜀国的大宗蚕丝贸易来解决贵族王室的穿衣问题，[24]大致不可能再有多余丝绸远销埃及。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原与西域的商道——“丝绸之路”尚未“凿空”，埃及的中国丝绸只有通过“蜀布之路”的通道才能获取。
这条长达万余公里的“蜀布”之路大致可以分作三段：（1）从四川到北缅甸一段，可以叫作东段，长1500余公里；（2）由北缅甸经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到阿富汗，可以称作中段，约长3500公里；（3）由今天的阿富汗西经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或从伊拉克分岔，西北上叙利亚、土耳其直至希腊），这段最长，约5000余公里，可以唤作“西段”。
东段的路线大致如下：由成都平原出发，经荥经、汉源、越西、泸沽、西昌、攀枝花、下关、永平、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经腾冲、神户关进入缅甸，直抵伊洛瓦底江畔的密支那。
中段自密支那循伊洛瓦底江—迈立开江西侧浅丘陵地，渡江至孙布拉蚌，由此逾山地数重，约150公里，沿途多丛林密箐，多盗贼，少人居，构成印缅天然界线。入印度界即为阿萨姆邦，是为东印度，属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雅鲁藏布江下游）。这里地势平坦，首府萨地亚，车马舟船俱可通于中印度。再西行，至德里，渐入山地，是为北印度；再西行进入巴基斯坦，渡印度河，逾兴都库什山脉，即入阿富汗高原，到达汉代的大夏国了。
西段沿阿富汗赫尔曼德河进入伊朗，穿过卢特沙漠，翻越库赫鲁德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即进入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两河平原）；再上溯幼发拉底河入叙利亚，东南下沿约旦河经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进入埃及西奈半岛，再西行即抵尼罗河三角洲（进入叙利亚后亦可继续沿幼发拉底河上行，进抵小亚细亚半岛及爱琴海诸岛甚或希腊）。
“蜀布之路”蜀以远的西方各国、各民族用以与蜀各地交换的主要商品是荥经红铜、越西牦牛、西昌绵羊、丽江马、大理马、南亚象牙、印度洋海贝与其他山珍海宝以及奴隶。奴隶制文明高度发达的古蜀国都城（如三星堆城、金沙—成都城）及所辖地区，无疑需要大量的廉价奴隶来补充劳动力；而成都平原以西、以南地区奴隶制文明显然相对落后，有的甚或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阶段。成都平原所需奴隶势必只能向这些地区寻求、收购。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均发现有数尊双手反绑下跪的石雕奴隶像（三星堆2尊，金沙8尊），显然是三星堆城、金沙—成都城通过蜀布之路向成都平原以西以南的落后蛮荒的部落或民族进行奴隶贩卖活动的实证。
古巴蜀特别是古蜀社会用以向外地、外域、外族交换的商品最具代表性和最大宗者当以丝绸和蜀布为主。扬雄《蜀都赋》说：“筒中黄润，一端数金。”蜀中丝黄，所织之绢细润，所以称“黄润”。其长途贩运时卷成筒形，用产于岷江上游的大竹筒贮藏，以避雨湿尘污，故称“筒中黄润”。一筒有几端，众说不一；但一端为2丈或6丈，认识却比较一致。而一端价值却当数金，确是令人咋舌——这还是距离三星堆文明千年以后的西汉丝价。所以，蜀中丝绸大致因价格昂贵，只有印度以远地域（包括印度河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爱琴海文明中心地域）的奴隶主贵族才有实力购买，并成为他们显示财富的标志之一。蜀布（苎麻布）则相对低廉些，由于“色最白，不畏水湿，汗渍不污，疏能散热，因而特别受到处于高度湿热气候环境里的印缅境内的奴隶主以及四川盆地以南地区和云贵高原的河谷宜农之地的奴隶主的欢迎。
蜀布之路万里迢迢，其间高原、雪山耸立，急流险滩密布，悬崖河谷纵横。常年奔波于此，携带大宗货物的中外客商何以代步？何以负重？何以过渡？笔者以为，乃是牦牛、笮马、竹（皮）筏、溜索及笮桥——起码东、中段当是如此。
2.秦汉以来的南向交通
入汉以后的蜀布之路被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一般认为，它以成都为起点，有两条干线，起点均在成都。第一条称作西路（其北段为秦汉时期的“旄牛道”）：自成都西南下，经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冕宁、西昌、会理，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西折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八莫地区，再行至印度。第二条称为东路（其北段为先秦即已开通的“五尺道”）：自成都经彭山，沿岷江南下，经乐山、犍为至宜宾，再经高县、筠连，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再西，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与“旄牛道”会合后经保山入缅甸八莫，西行至印度。东路也可以从昆明经开远、河口，沿红河入越南，经河内出海至印度。东、西两路于印度会合后，再西可通往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或从伊拉克分岔，西北上叙利亚、土耳其直至希腊。1944年，中、美等国在南方丝绸之路基础上，最终修通从印度雷多山口经缅北而至中国云南与四川的中印公路—滇缅公路—川滇公路。[25]这条公路，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1945年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支持。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对于沟通中国西南与南亚、中国与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往来交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商品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入秦以后，属于南方丝绸之路系统的今四川境内的交通主干线有五尺道和石门道、灵关道和清溪道、僰道、旄牛道、越巂道等。
五尺道和石门道 先秦至唐由四川盆地通向云贵高原的道路。其前期因道宽五尺而名五尺道。它在先秦时即已开通。秦统一全国后，遣“常頞略通五尺道”，对其予以整修。以后汉武帝遣唐蒙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整治，直通西南夷，故又称西南夷道。隋唐之际重新修整，改称石门道。其原五尺道北起今四川宜宾，南抵今云南曲靖。重整后的石门道经曲靖再达昆明、大理等处，其因经今四川高县境内的石门山而得名。唐朝与南诏的交通，颇仰赖此道。
灵关道和清溪道 汉唐时自四川盆地通向四川南部及云南的道路。灵关道是汉武帝时开辟的自今四川大渡河南岸，循安宁河谷通向西昌平原的道路。唐代在此基础上扩展成清溪道。清溪道北起黎州（治所在今汉源市西北），逾大渡河而南出清溪峡（在今汉源市西南），溯越巂河谷，越小相公岭，渡金沙江，南入云南大姚，再西往大理。唐肃宗乾元（公元758—760年）时在清溪峡设关，以南控南诏。
僰道 汉代从成都通往南中（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道路。《华阳国志·蜀志》载：“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
旄牛道 秦汉间自成都平原通往云南的道路。因途经汉旄牛县（治所在今汉源市北九襄镇）或沿途有旄牛羌聚居而得名。战国秦国时即已开通。自今成都西南下，经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而过大渡河，经越西、西昌、会理而越金沙江入云南，或至昆明，或至大姚、大理。秦灭巴蜀后，蜀王子安阳王携部从数万南徙，大概就是由此道至云南大理，再沿今西洱河（古叶榆水）、礼社江、元江进入越南红河流域的。汉武帝开西南夷时，曾刻意经营此道。东汉中后期，该道一度中断；三国蜀汉时，诸葛亮重开此道。
越巂道 汉初至三国时由成都经彭山、犍为、马边，穿大凉山往四川南境的道路。汉武帝通西南夷时开。因终端为越巂郡治所邛都县（今西昌市），故名。该道或南延入云南。东汉中期，旄牛道阻断，由成都平原下川南的交通多移聚此道。三国蜀汉建兴（公元223—237年）中，诸葛亮分三路进军南中，其中一路由他率经此道入越巂郡。
顺便提及的是，先秦时期（主要是殷周时期）西南商道——蜀布之路的开通，不仅开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大交流，而且也开创了中西人民的侨居大迁徙。印度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调查统计表明，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兰邦，还有17000名羌族人。“那加”（Nagas）意即“龙的种人”。考古学家们考证说：“那加人属蒙古人种，远古时就从中国的西藏和缅甸的一些地区来到印度北部居住。”[26]现在的那加人使用的语言（至少有30种）均属汉藏语系。其实印度东北七邦多为蒙古人种，与古代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与此相应，古代缅甸、印度人民也有在中国境内定居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即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置永昌郡（治所先后在今云南云龙县及保山市），“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僄越即汉代对缅甸的称谓，身毒即印度。永昌郡的这些缅甸人、印度人，当然不会是当时即移居于此的，想必亦是“远古时”通过西南商道的途径侨居于此的缅甸人、印度人的后裔。所谓“远古时”，当指商周之际的古蜀文明时期或稍后；因为，在此之前，这两大地域的人民大致还互不知晓，而且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尚未达到吸引彼此易地侨居的程度。
（二）东北商道
1.古蜀与中原的商贸往来
商周之际，从成都平原出发的东北商道大致又分作两个方向，一为水路，即从沱江入长江东下抵三峡，是巫盐西来最畅便的一条商道，或称为“巫盐之路”，贩盐者为古蜀及巫臷国盐商，运输者为“夏代从云梦盆地溯江进入四川盆地”的巴人，运输工具为独木舟。
东北商路另一条为旱路或水旱交替之路。这条路从四川盆地向北，穿越川陕交界处的米仓山而至汉中盆地、渭水平原、河南。其具体路线是从成都平原北上德阳、绵阳，过今梓潼五妇山，经剑门关、广元朝天驿，穿金牛峡，越川陕交界之七盘关，进入陕西宁强、勉县；再经褒城，入褒水（南注汉水）之褒谷，翻越巍巍秦岭，由斜水（北注渭水）之斜谷而出，抵达渭水南岸的眉县；再沿渭水东下，入黄河，进入河南大地。这条商路，是古蜀文明与殷商文明发生对接、交流的主要干线。这条干线的渭水以南部分，即是后来所说的金（石）牛道和褒斜道。关于金（石）牛道的修筑经过，《水经注·沔水》引来敏《本蜀论》说：
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
又《华阳国志·蜀志》也说：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王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上述神话故事，把蜀地与中原交通的时间上限，订在周显王与秦惠王共存时代（公元前337—前321年），显然是大大缩后了。因为第一，《华阳国志·序志》又有云，称：“《蜀纪》言：‘三皇乘祗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之十八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这里，常璩其实已自己否定了他在《蜀志》里所引的秦惠王时开金牛道的时间，并将之提前到武王伐纣（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时期或稍后。当然，“三皇”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或曰子虚乌有人物；但是，此时蜀既已利用金牛道—褒斜谷道东北入中原，那么，此干道开辟的时间当早于晚商。
《尚书·禹贡》记梁州贡称：“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这说明早在夏禹之世，汉水（即沔水）与渭水之间便有相互联系的通道，即后来所称的褒斜道。对“西倾”，孔安国《尚书传》称：“山名。桓水自西倾山南行。”甘肃南部岷县有西倾山，西倾山南有白龙江，其古称即桓水。其发源于西倾山南，屈曲东南流至甘肃舟曲东，与岷江上游（即古羌水）汇合，又东南至文县东与白水江（即古白水）汇合，东南流入嘉陵江（古潜水）。其与羌水合流后的一段白龙江，与今白水江汇合后的一段白水江，古时也兼称桓水。这是过去对“西倾山”和“桓水”的一般认识。
任乃强先生则依据《禹贡·孔传》的相关资料及《汉书·地理志》班固对“蜀郡”的注：“《禹传》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提出西倾山应为今天的巴颜喀拉山，桓水应为今大金川—大渡河，《禹贡》中的古梁州（华山之南至澜沧江或怒江、金沙江的广在地域）向中原夏王朝的进贡部落当为巴颜喀拉山脉以南大金川流域（相当于今川西北马尔康—绰斯甲以北的阿坝、壤塘、色达三县地面）的游牧部落。任先生说：“这些牧部，是从古就出产羊皮与黄金的羌支部落。他们中有善于经商的人，搬运自然金块（镠）与连毛羊皮（织皮）和一些野兽（熊罴狐狸）的毛皮，从大渡河谷到巴蜀地面来，调换丝帛、麻布和金属工艺品回本部去，又可调换更多的土产商品。巴蜀的商人又把这些商品连本地的土产，贩运到华夏区去调换商品。”[27]
邓少琴先生则依照传统看法，指出夏代梁州之贡是由川西北出甘肃岷县西倾山沿桓水而下至葭萌（即古昭化县，在今四川广元西南）而入潜水（嘉陵江），再北上经沔水（今汉水），“溯褒水而入渭水，循渭水而下而乱于河”。邓先生认为：“所谓入者，人入其间也；所谓乱者，绝河而渡者也。此为古代（指夏殷周之世）由梁州以往雍州之交通路线，进而可达中原豫州之域。虽有翻山越涧之劳，但仍重视水利之轻便，少费人力之搬运也。”[28]
邓先生关于夏殷周之世蜀地与中原的交通路线，虽然与我们前面所勾画的古蜀国与殷商的东北商道的中段有所不同，但他也承认，殷商时期的四川实际确有一条商道或贡道与中原王朝相通。
其实，不少先秦史、巴蜀史研究者根据甲骨卜辞和《竹书纪年》的记载，都曾指出，商代中原王朝与蜀国的信使往来、馈赠和征战不绝。其联系通道，大体上也当与我们所描述的先秦四川东北商道相一致。而且，按照交通史常识，地区之间的交通往来，一般是建立在民间通商的基础之上的。地区之间本无所谓有路，有交通；往来异地易货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有了商路，有了交通。《禹贡》所记蜀地进贡之路，当是民间通商之路，也就是先后于三星堆和成都等地建都的古蜀国与中原地区的一条古商道。
2.秦汉以来的北向交通
入秦以后直至近代，中原与四川的往来交通线主要还是金（石）牛道和褒斜道。
金牛道 北起陕西勉县，经宁强过七盘关入川，再趋广元、剑阁，以达成都。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唐德宗避朱泚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以及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出陕南移，均经此道入蜀。其全长600公里，在四川境内长达400公里。由剑阁经阆中至梓潼一段，古称“剑南驿道”，长150余公里；两旁有柏树相拥，如苍龙蜿蜒，遮天蔽日，称“翠云廊”。金牛道自秦国攻蜀始凿筑，距今已有2300余年历史。其开通后，经历代不断整治和养护，成为蜀地通往中原与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后来的川陕公路也循此道而行。
褒斜道 为古代巴蜀进入关中平原的南北主要通道之一，因取道褒水、斜水二河谷得名。《史记·货殖列传》载，自关中南下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其南起褒谷口（陕西汉中市大钟寺附近），北至斜谷口（陕西眉县峪关口）；最早开凿于战国范雎相秦之时，为栈道。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遣张仪、司马错伐蜀，即经此道。其时已能供大军和辎重大规模通行了。汉武帝时又发数万人大规模整治，达250余公里。其向北接通至咸阳、长安的通道，向南连通进入巴蜀的金牛道（一说为金牛道的一部分）。自汉末至五代，南北兵争，大都取道于此。
除去金牛道、褒斜道外，秦汉以降沟通中原与四川盆地的主要交通干道还有：
剑阁道 系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主持开设的川、陕通道。时诸葛亮在大、小剑山间凿石架空，造飞梁阁道，《水经注》谓“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道则称剑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处，唐于此设剑门关，因大小剑山之下隘路如门，故称。
故道 又名陈仓道，秦汉以来往来秦岭南北的道路。自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起，西南行出散关（在宝鸡西南大散岭上），沿故道水（唐以后称嘉陵江）谷道至今凤县折东南入褒谷，出抵汉中。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自汉中经故道出陈仓东进入关中，打响平定三秦之战。此道虽在陕西，却可连接褒斜道而通蜀。《史记·河渠书》“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即此。
子午道和荔枝道 子午路是汉唐间从汉中通往关中的道路。古人以“子”为“北”、“午”为“南”，故名。南朝梁时南端在今陕西宁陕县（西汉至三国时在今安康市），或言在西乡县子午镇。荔枝道北端则与宁陕或西乡对接，向南经陕西镇巴县入今四川万源市虹桥乡，经通江县、平昌县、宣汉县、达州市达川区、大竹县，再转今重庆梁平、垫江，直达涪陵区（妃子园）。一说子午道系荔枝道的北段或陕西段。唐玄宗天宝年间剑南涪州（今涪陵）进贡生荔枝，供杨贵妃啖用，即由此路线抵达长安。或说荔枝道还有三条，一仍在川陕间：由褒斜道、金牛道至成都，再经简阳、资中、泸州至合江。二在外省：即从陕西潼关入河南灵宝，再经安徽、江苏、浙江至福建福州一线；从陕西东入河南西南部、湖北东北部，经武汉入江西九江，再南下江西、广东，经广州西进抵广西南宁一线。
左担道 从今平武东北上至今甘肃文县的道路。其须穿越岷山山脉，道路奇险而狭窄。若自北而南下，则担子只能置于左肩而不得易转右肩，故名。
米仓道 从今巴中地区溯巴江（嘉陵江支流）谷道及濂水（汉水支流）谷道达陕西汉中的道路，西汉即已开通。因所经之米仓山而得名。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汉中张鲁为曹操所破，自南山入巴中，据说即经此道。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蒙哥汗统蒙古三路大军攻蜀，其中一路即由此道入川，攻取巴州（今巴中市），再沿渠江而进。
阴平道 从成都绕出剑阁之西转江油，北上平武，通达今甘肃文县的道路。平武至文县一段，即为左担道。阴平道需穿越岷山山脉，虽有险阻，却最快捷。三国魏将邓艾即由此道进军灭蜀；明初傅友德也经此道入川灭夏。
（三）神秘栈道
在成都平原与中原之间的往来商道上，可谓崇山峻岭，崎岖坎坷。当时人们是如何载货运物的呢？林向先生已在《蜀盾考》一文中指出，尽管褒斜谷道确实为古代蜀地与夏商交通的孔道，但不会有车马；三星堆所出土“轮形器”亦不能证明成都平原与中原之间的交通或运输工具是车马。[29]
我们认为，林向先生所论极是。因为《华阳国志·蜀志》里的两段神话，也能予以佐证：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
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通过这两则蜀王命五丁（实为奴隶）开金牛道的哀怨故事，我们应当知道，当时人们载货运物仍是比较原始的肩担背荷，并无车具可资，亦不像西南商道上可借助车马运输。这是因为横亘于川陕交通要道上的米仓山、秦岭，特别是秦岭，与西南山地迥然不同。它们的海拔高度，虽远不及西南山地，但其突兀陡峭崎岖险峻之程度，却大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川陕边界的雄峰险关，自古以来便是迁客骚人叹奇唱绝的主题（如李白《蜀道难》一类）。
也正是由于川陕路上雄峰耸立、险关重重、路狭坡陡，因而才会涌现出闻名世界的千里栈道，用以涉险化凶。可是，栈道起源于何时，却是各执一端。论者多指于战国时期，以为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铁工具；而从栈道工程看，没有铁工具是难以施行的。我们认为，栈道至少当起于商周之际；换句话说，先秦时期四川的东北商道上的主干部分（即秦汉所称金牛道、褒斜道）当以栈道架构交通。其理由有三：
第一，商周之际古蜀国已使用了铁，因而可能有铁工具用以开凿栈道。《尚书·禹贡》记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华阳国志·蜀志》记台登县（今冕宁县及喜德县的北半部）：“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砮是也。”砮即铁矿石。《禹贡》成书的年代，说法虽然不一，但此处记的是战国以前的史实，却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梁州之铁在晚商已被应用于三星堆青铜器的冶铸中。据四川文物修复技术人员对三星堆遗址二号坑青铜罍下腹部试样（编号07）进行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其含铁量占基体总成分的1.51%。[30]既有铁矿，又有冶铁技术，想必冶铁工具当是没有问题的。再者，即便商周之际古蜀人不能冶铸铁工具，也有可能通过东北商道和西南商道传入。过去传统的说法，中原乃至中国的铁器最早是于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但当代考古发掘资料却称：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出土有陨铁刃铜钺，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晚期墓也有同样出土。[31]此外，藁城还出土过商代铁刀，“说明远在商代，中国已经知道冶炼铸造铁器的技术了。”[32]黄河流域的铁、铜合铸技术或铁器铸造技术，很有可能通过东北商道进入古蜀国。此外，前已有述，西南商道的西段从伊拉克分岔的西北支路延伸到土耳其境内。而位于土耳其基齐尔—伊尔马克河流域的赫梯王国，公元前14世纪就开始使用铁器并因此发展成领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及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的军事强国。公元前13世纪，随着与古埃及争夺叙利亚的卡迭石大战失利，双方和约的签订（约前1296年或前1280年），赫梯王国的分裂、衰落，冶铁术和铁器随之向西传至希腊，向东传至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因此，古蜀国也有可能通过这条商路获得铁器冶铸术或铁工具的。
第二，即便没有铁工具，一样可以开凿栈道，这便是古蜀人传统的“积薪烧岩”法。《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嶃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
古蜀国的“积薪烧岩”法，即是采用大量木柴焚烧岩石，使之发红，然后突然浇以冷水，使岩体在高温膨胀的情况下骤然遇冷而收缩，产生爆裂。调查资料表明，直至明清时代，先民还在使用这种方法。倘掺以草木灰浸泡的水或以醋代水浇岩，则效果更好。
第三，《战国策·秦策三》记战国时从关中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亦说西汉初年更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诚如袁庭栋先生所识：栈道“要达到如此发达的境地，没有千年左右的艰苦开创与精心维护，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说巴蜀地区的栈道开创于三千年前，并不为过”。[33]
古蜀东北商道上的栈道，据典籍记载以及对明清时代的栈道残迹的考察，可推测为三种：
一为木栈，这是使用最广的栈道，主要是将木作用于石或土所成，一般应由栈、阁、栏、道、桥五部分组成。栈：这是主体结构，就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先凿孔，如距谷底高，就凿两排石孔，上孔插入横木，下孔插入斜撑，横木称为梁，斜撑称为柱，梁上铺檩，檩面覆盖木板，整体形状为P形。如果崖下为河谷，且距河谷不高，就凿一排石孔，插入横梁，下面直立木柱，梁上仍加檩板，整体形状为H形。阁：是在栈上间隔一定距离架设一有顶棚有门窗的小屋，用于躲避风雨和歇息之用。栏：是在栈的外边加上护栏，以利人马行走安全。道：指梁上的檩条与木板。这一部分最易损坏，须经常更换。桥：指遇见深涧或深沟之处，要架长檩，做成桥状。由以上五部分组成的栈道，为标准式栈道，民间又称偏桥、阁道、栈阁、栈桥。诸葛亮《与兄瑾书》所述“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柱于水中”的栈道，即是这种标准式木栈。
栈道之二种为石栈，民间又称碥路，主要有3种构造。（1）标准式：在崖壁上凿孔，孔中嵌入石条，石条之上覆盖木板，形状与木栈相近；（2）台阶式：在崖上开凿石梯，石梯两旁可以加设护栏或攀手；（3）凹槽式：在崖壁凿挖一条大的凹槽，道由凹槽中通过，这是石栈的原初形式。[34]
栈道之三种为土栈，即在腐叶朽木堆积的潮湿泥泞林带或沼泽地带，伐木铺路，木上杂以土石，用以筑成通道。此外，还可伐木为等高木桩，等距离地插入潮湿泥泞地或沼泽地中，其上铺以木板。b从情理上讲，土栈更应该适合于商周之际四川的西南商道；因为这条商道须经过热带、亚热带丛林地带。
（四）传奇笮桥
1.溜索临千仞
前面言及蜀布之路，即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途中的渡河手段有溜索及笮桥。在早期文献中，溜索即“笮桥”（自汉代起始有此称谓）的前身，或云“笮桥”之一种（另一种为绳桥）。《太平御览》卷七百十一引《纂文》说：“竹索谓之笮。”《华阳国志·蜀志》说：“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邛”即是居住在蜀郡岷江河谷、邛崃山地高岸深谷间的“笮”——一般认为，即今羌人的先祖部落之一。他们为了解决隔水相望、交通阻断之苦，因地制宜，利用举目皆见的大竹为索，架起一座座笮桥（以后即为西南山地各族人民所效仿）。笮桥遂构成古羌人的一种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所以童恩正先生指出：“他们的族名，可能即由此而来。”而周锡银、钱安靖先生则指出，笮桥的得名乃来源于“属于羌人的笮部落”。当然，不论其因果关系如何，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即：笮桥是古代羌族人民的智慧与勇敢的结晶，是巴蜀竹文化的一大杰作。
最初的笮桥——溜索，仅为一条套有一节竹筒的竹索，且两岸高、中间低，称为“平溜”。渡者利用竹筒乘惯性冲过最低点，然后再用手脚之力爬索渡到对岸。晚期也是较多见的溜索则为两条竹索，分系在两岸的两根巨柱（或大树或岩石）上：一条此高彼低，一条此低彼高，错落而邻近。是为“陡溜”或“斜溜”。
溜索的架设，一般是以强弩将带着细线的弩箭射向对岸，细线后面带着较粗的绳，绳后面再连以更为粗壮的篾索。对方接过后，双方再将篾索两端分系在两岸巨柱上。旧时凉山州牦牛山区（在今冕宁县、西昌市）雅砻江段及金沙江下游两岸的藏族、彝族民众用此法架设溜索。
过溜索者，以皮带或粗麻绳兜绑在臀和颈臂部，将身体拴牢在套于溜索上的竹筒（即溜筒或溜梆）上，双手扶抱竹筒，蹲腿悬空下滑。若平溜，人至江心，手足倒挂攀索达彼岸，很费力；通常是力大者先行，并用绳拉着力弱者共渡天堑。若系陡溜，因从高向低，可一滑到底；虽省力，却十分惊险，须凭经验控制溜速，以免刹制不及撞到对岸巨柱上；有时还须用湿布覆罩溜梆上，以降低速度，确保溜梆无恙（因快速滑动，溜梆同溜索摩擦生热，可生断裂）。溜索不仅可以渡人，还能运载货物或牲畜。
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六引灌县旧志称，明代以前灌县西60里的滋茂乡有溜索，“两岸石柱，以竹绳横牵，斫木为筒，状似瓦覆，系绳上，渡者以麻绳缚悬筒下，仰面缘绳而过”。该书卷七亦记茂州（今茂汶、汶川、北川县等地）岷江水系上的溜索——度索寻橦（犹言缘竿）之桥：“大江水峻极如箭，两山之胁，系索为桥，中刳木为橦，拴系行人于上，以手自缘索到彼岸，则旁有人为解其系，尤极危险。陆游诗‘度索临千仞，梯山蹑半空’，即此。”卷十四亦载雅州（今四川雅安、名山、荥经、天全、芦山、小金县等地）邛崃山脉中多溜索，并引唐人独孤及《索桥赞》：“笮相引一索，人缀其上，如猱之缚；转帖入渊，如鸢之落；寻橦而上，如鱼之跃；顷刻不戒，陨无底壑。”又据清人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六，时天全州（今四川天全县）的高山（邛崃山脉）大川（青衣江水系）间亦多溜索，但质料已非竹索而是铁索。索上套有一管五六尺长的巨型竹筒，用牛革生漆裹护，系以细索，其端再系于高处柱梢上。人或行李缚于竹筒上（或置于竹筒下悬吊的竹篼中）。过渡时利用滑轮原理，释放细索，人或物即乘势直下，疾如飞鸟。孙瘦石因之有诗赞曰：“峭壁隔长江，一绳亘波架。断续山风吹，侧足弗敢下。垒石惊涛喧，滔滔日东泻。侵晓见诸番，徒侣递相迓。双木合并围，束缚及腰胯。正拟鱼缘竿，忽作矢脱靶。袅如猱升木，连臂枝上挂。恍疑肉飞仙，凌空肃云驾。人间行路难，及此真可讶！讧然起蛮歌，啁啾杂悲咤。”
前几年，雅砻江、金沙江两岸有的地方还见群众以溜索渡江，虽已是钢索加滑轮，不及旧时危险，但仍使外来客看得惊心动魄。2018年9月，四川省经过5年努力，全面完成境内77个“溜索改桥”项目，彻底告别了“溜索时代”。
2.绳桥挂半空
溜索发展到后来，就是所谓绳桥——这是桥梁史专家的共识。而典籍记载最早的一座绳桥，是《华阳国志·蜀志》所记的战国时期秦昭襄王时代（公元前306—前251年）蜀守李冰在成都百花潭之东南河上所建的笮桥（即夷里桥，系竹索桥，后为钢索桥取代）。这即意味着，羌族先民发明溜索的时间，起码当早于战国才合情理。
绳桥又称索桥、桥、软桥，李冰在成都造笮桥之后，它们便在川西坝子和川西山地广泛流行开来。《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八曾记南朝萧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在今川西北的茂县设过绳州；因为这个州凡遇江河峡谷便建有绳桥，故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记绳州绳桥：“在县西北三里，架大江水，篾笮四条，以葛藤纬络，布板其上，虽从风动摇，而牢固有余，夷人驱牛马去来无惧。”古代川西绳桥分布最多者除绳州外，还有灌县、雅州等地。南宋入蜀诗人范成大《吴船录》上卷记载说：“将至（灌县）青城，再度绳桥。每桥长百二十丈，分为五架；桥之广十二绳排连之，上布竹笆，攒立大木数十于江河中，辇石固其根，每数十木作一架，挂桥于半空，大风过之，掀举幡然。”《蜀中名胜记》卷十四引《本志》：雅州“西北一里，曰清源桥。东北十里，龙门桥。三十五里，道远坝桥。五十里，鱼喜河桥。西七里曰铜头河桥。近多功路曰大绳桥。以上皆索桥也。凡桥，每岁仲春，于两岸各树两臬，长二丈有奇，臬上横穿二栒，上布竹绳亘两岸，绳之余者屈垂向下，辘轳绞束，复横以木梯，布以篾笆，周以栏索，其高低阔狭，视江为度”。
古蜀地最为著名的绳桥是“珠浦桥”和威州索桥。珠浦桥位于著名的都江堰灌口，横跨岷江的内、外江上。其结构简单而巧妙：它以竹篾编缆，粗如碗口；10根竹缆平列并行，上铺木板为桥面，再用两根竹缆为压板索以固定；两侧各有6根较细竹缆并夹以木板作栏杆。桥全长320米；由于竹缆太长，下面用深插江底的木排架8座及石礅1座承托，将桥分作9孔，其中最大的孔跨度达61米。珠浦桥的建桥时间未见记载，但应不晚于北宋。因为蜀中大文人苏轼在《送鲜于都曹归蜀灌口旧居》诗中便提到灌口珠浦桥（时称“评事桥”）：“朝行犀浦催收芋，夜读绳桥看伏龙。”珠浦桥至明末与都江堰同时被毁。清嘉庆年间，当地私塾先生何先德见百姓渡河艰难，乃募金重建绳桥。这就冒犯了把持船渡营利的恶霸们，使桥未成而身先死。何先德的妻子没有妥协，她继承丈夫遗志，在众乡亲的合力支持下，终在嘉庆八年（1803年）建成绳桥，并另起名为“安澜桥”。1962年，安澜桥改竹索为钢索。
汶川威州索桥横跨于岷江与杂谷脑河的交叉点上，相传始建于唐代，全长100余米，宽1.5米；南北共立24根大木柱，以20根粗大竹缆做底，上铺木板；两旁另架有数根竹缆为栏杆。民国《汶川县志》曾有诗吟此桥：“行见长江夹两山，危桥悬跨锁重关。索垂断岸千寻矗，板衬中腰一带弯。踏处晃摇风漾漾，凌虚缥缈水潺潺……”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威州索桥不复存在，于原址新建了钢筋水泥大桥，取名为威州红军桥。因为1935年夏红军长征过此，为修复、保卫索桥付出了巨大牺牲。
以竹为依托的绳桥（在桥梁建筑学上称为多索平铺式吊桥）大约在先秦时代即开始从岷江河谷和邛崃山地发轫，逐渐走向西南，走向全国。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时期新疆地区即已出现绳桥，且已改竹索为铁索，是世界上最早的铁索桥。至今，绳桥（多已由竹索改为铁索）仍广流传于西北、西南各民族地区，尤以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山区普遍。入清以后，绳桥建筑技术还传向西方，发展成结构各异、各具特色的钢索铁链式吊桥系列——在英国，最早出现于1741年；在美国，则最早出现于1796年；法国在1821年；德国和沙俄则均是1824年。即便我们把李冰在成都百花潭东建造的笮桥假定成四川历史上也是我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座多索平铺式吊桥，这也比西方早出了整整2000年！如今，笮桥的建筑与应用原理，已广泛地被收纳进现代桥梁建筑技术和建筑结构之中。这是古蜀文化、亦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个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