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论剧院》与“谜团”往事

1772年，60岁的卢梭开始撰写《对话录》，因为那部历时4年，直到1770年才完成的《忏悔录》不能公开出版。

这两年来，巴黎的旧友们动用各种手段阻挠卢梭公开朗诵这部带有自传外观的书，不能公开说话的卢梭被迫写作《对话录》，尽管他当时对这本《对话录》能否问世同样不抱希望。确实，直至卢梭去世4年后，《忏悔录》（第一部）、《对话录》（1775年）与《遐思录》（1778年）才得以公开出版，11年后才出版《忏悔录》第二部。

晚年的卢梭在贫病交加中回顾15年前一段他称之为“谜团”的往事时，忧愤中写下了这段话：

我看到整个巴黎，整个法兰西，整个欧洲对待我都怀着对一些行为、道德准则极大的自信，而这些准则对我而言又是那样新奇，那样令人难以想象，我又无法设想这种全体一致没有任何合情合理的根据或至少表面看上去合情合理的根据，无法设想整整一代人都一致想要心甘情愿地扼杀全部天生的理性，要侵犯法律的全部准则，侵犯理性的全部规则，而又没有目标，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托词，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心血来潮的念头，我甚至看不透这种心血来潮的目的和时机。

沉默掩盖着谜团。十五年来，人们小心翼翼地向我隐藏着这个谜团，而且神奇地得到了成功，我也不去形容它的性质。这深深的、普遍的、与这谜团一样无法想象的、可怕的、吓人的沉默并没有让我抓住丝毫概念、能使我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安排看个明白。（《对话录》，页2）

所谓15年前的“谜团”往事，从时间上看，正好是1757年卢梭写作《论剧院》的前后。据《忏悔录》的记述，45岁的卢梭在名气正炽时退隐乡下，虽然遇上一段“爱情”，却在这年冬天卷入一桩致使友人反目的纠葛，又撞上“日内瓦辞条”事件。他称这一时期是“我命运的大剧变”（la grande révolution de ma destinée，《忏悔录》，页587）。

《论剧院》与这段“谜团”的往事相关，要读懂《论剧院》就非得先破解这段“谜团”往事不可。它并不仅仅是卢梭生命中的私人事件，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与发生在18世纪启蒙时期的一场“启蒙戏剧”有关。以至于卢梭直到残烛晚年还耿耿于怀，晚年的3部著作一再回到这一“我命运的大剧变”事件。

1757年12月底，处于人生艰难时刻的卢梭刚搬到蒙莫朗西的蒙路易（Mont-Louisde Montmorency），尚未安顿好新居，卢梭就挥笔写下长达232页的“公开信”《论剧院》。[99]

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让人惊诧：

我在犯错，如果这一次本不是出于必要而执笔的话。攻击达朗贝尔先生于我可是既无利可图也不让人愉快。（《论剧院》，序言1，页2）

也许是内容涉及朋友之间的冲突，卢梭对这封公开信极为重视。3月底交稿给出版商雷伊后，直到6月最后付印这期间，卢梭一直在字斟句酌地修改《论戏院》。他添加了一些段落，重写了序言部分，尽管落款日期仍然是3月20日。换言之，《论剧院》初稿仅花了三周，但修改这封公开信，卢梭至少花费了三个多月时间。[100]

从卢梭批改过的1758版《论剧院》样书中可以看到，公开信已经出版，卢梭仍然还在不断修订。

［正文删去］我本来没有资格谈到丹古尔；他的剧本固然没有下流话让观众大惊失色，但是，只有那些心里贞洁的耳朵才能忍受得了这些剧。雷尼亚稍微适度些，但更为危险。他唆使别人去勾引堕落的女人，他却负责鼓动这些骗子。

这份卢梭亲笔修改的《论剧院》（1758年首版）样书现藏牛津大学博得利图书馆特藏部（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Arch. H e.146）。原件上的字是卢梭手迹，不仅有改动，还增补了注释。直到1778年卢梭去世，这些改动和注释仍不为人知。这意味着，1762年的第三版也未见这些修改。

20世初，这本样书辗转落到爱丁堡古董商布朗（W. Brown）之手，后归藏书家斯托维尔（R. F. Stowell）所有。1968年，斯托维尔的妻子通过牛津布莱克威尔书店（Librairie Blackwell）古籍部给巴黎国家图书馆寄了几张书稿的照片，请求确认这本书上的批改笔迹是否出自卢梭。经专家确认后，巴黎国家图书馆曾有意购买这部有卢梭批改手迹的1758版《论剧院》样书。1986年5月，持有人将书捐赠给了牛津大学的博得利图书馆。

在一封1760年3月2日写给雷伊的信中，卢梭强调，《论剧院》书名中的“先生”一词最好不要用缩写形式（M.），否则这个语词会变得“毫无意义”。[101]由此可见，卢梭对《论剧院》的文辞表达的要求到了极其严苛的地步。考订版本的学者证实，《论剧院》的修订次数之多，居卢梭的全部作品之首，超过了《论不平等》《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等要著。有论者说，“卢梭宁愿保持原状，不修改、不重写或不重做”，[102]并不符合实情。

1 《日内瓦辞条》的来历

促使卢梭写这封信的表面原因是，《百科全书》副主编、数学家达朗贝尔（1717—1783）在为《百科全书》第七卷撰写的《日内瓦辞条》中提议日内瓦建一座剧院。[103]至今仍让卢梭研究者争论不休的是：卢梭为何对这一建议反应如此激烈。

达朗贝尔的《日内瓦辞条》在1757年11月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七卷中发表之后，随即引发日内瓦牧师会的激烈反应：1758年2月10日，日内瓦牧师会发表了一份《抗议书》，谴责《日内瓦辞条》歪曲日内瓦牧师的信仰，把他们说成隐藏的索齐尼教派分子。一位年轻牧师气不过，亲自找到卢梭希望他给达朗贝尔带话以示抗议。卢梭在一周后（2月17日）回复说：

您托我给达朗贝尔带话，我一直没机会办，因为我们没见过几次面，又没有书信往来，何况我近期独居，与巴黎更少联系，就像是待在地球的角落。再说，您提到的文章即使不够严谨，甚至可能会受指责，但它肯定不会是有意攻击。[104]

这个时候，卢梭的《论戏院》初稿已接近完成，他的写作意图显然与日内瓦牧师会的激烈反应无关。按古耶的说法，卢梭同样已经被达朗贝尔的《日内瓦辞条》所激怒，原因并非因为其中关于宗教的言论，而是关于开设剧院的言论。[105]情形是否真是如此呢？我们此处且存疑，后文会有进一步考察。

1758年6月25日（按古耶的说法是3月20日），卢梭写信给达朗贝尔，说自己写了一篇批驳《日内瓦辞条》的长文即将发表。卢梭不打算对达朗贝尔搞突然袭击，反倒要让达朗贝尔“第一个知道我写信反驳他”。达朗贝尔接信后当即回信同意，还兴奋地请出鼎鼎大名的马勒塞尔布担任《论剧院》的审查官，此人时任法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大臣和图书总监。

《百科全书》产生的历史政治背景

卢梭发表《论科学和文艺》以及《论不平等》时，署名都用的是citoyen de Genève［日内瓦公民］，这个署名有特别的用意。但卢梭对达朗贝尔的建议反应如此激烈，仅仅是因为建议涉及日内瓦？卢梭作为日内瓦公民要捍卫自己的城邦？启蒙知识人不是推崇“世界公民”身份吗？

“公民”在当时是个时髦词汇，按狄德罗在为《百科全书》写的“公民”辞条中的说法，公民“仅仅与法律相关”，而臣民“则与一个君主相关”。虽然两者都得“服从”，但公民“服从一个道德实体”，臣民则“服从一个肉体的个人”。因此，公民与臣民的最大差别在于，他拥有“来自人人都有的那种担任最高官职的权利”，并“有理由保持一些给自己保留下来的、决不能转让的权利”。[106]

这些说法并无新意，不过是重复霍布斯的观点。问题在于，当时的法国还有国王，狄德罗在法理上得算“臣民”，尽管他会把自己视为“公民”，而日内瓦共和国没有君主，卢梭可以称自己是“公民”。

基于这样的背景，对于18世纪的西欧，我们首先能想到什么？这是一个破除迷信和盲从的时代？抑或是开始迷信科学进步能造就新世界的时代？

通过各类历史文献和研究著作回视18世纪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哲人、科学家、诗人生活在这个世纪，他们挟着尚散发着油墨味的新作频频出入巴黎的各式沙龙或哲人聚会的小圈子。但在离那个时代还不算太远的法国史学家泰纳（1828—1893）看来，18世纪的“经验主义理性”使得这个时代对于传统的理解缺乏“必要的态度和证据”。[107]言下之意，启蒙时代的首要标志是与“传统”决裂。

1751年6月，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第一卷（A字条目）在巴黎问世，为《百科全书》撰写辞条的写手都是当时的新派哲学家（其中不乏教士）和自然科学家。

不论《百科全书》的作者们用什么方式混淆检查人员的耳目，它总是一套关于政治、哲学、宗教之“启蒙”主张集大成的著作。[108]

达朗贝尔有出色的数学头脑，24岁即当选法兰西科学院的副院士。但从他执笔的《百科全书》“前言”来看，他的兴趣远远超出数学领域。用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1901—1985）的说法，这篇前言“是看待人类和社会之新观念的革命性宣言”。[109]

史学家提醒我们，18世纪中期，法国的中产阶级和下层平民的识字率，在男性中已经达到90%至100%，女性中也高达67%至75%。即便在最底层的人群中，男性识字率也有19%至26%，女性则不超过4%。[110]可以想见，随着《百科全书》的出版，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运动正迅速蔓延开来。[111]

西欧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平衡，当时最为“先进”的城市是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据说它们构成了传播启蒙思想的“铁三角”。这与当时整个欧洲的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动有直接关系：“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尤其“七年战争”（1756—1763）成了这个世纪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社会紧张情势渐次升高，而人们心里也越来越具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112]

“七年战争”是自17世纪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来最大的一场欧洲混战，虽然历时不算太长，但“昔日权力均衡的局面，已被普鲁士陆军和英国海军的兴起而扰乱”。一个世纪前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表面看来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欧洲各王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国际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仅暂时抑制了欧洲混战，“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已停顿下来，但是双方均在等待机会一旦来临，可望重新进行一次‘三十年战争’”。法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已经衰退，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法国知识人才产生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113]

“七年战争”的爆发表明，欧洲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再次经历重新排序。法国的“百科全书”运动以及卢梭作为政治作家的生涯（1751—1762）刚好与这场战争的酝酿和爆发期吻合，这让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出法国“启蒙戏剧”的上演有着颇为复杂的历史背景。

卢梭在1750年撰文参加法国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赛纯属偶然，但其中对科学和文艺启蒙的猛烈抨击，恐怕并非偶然。他清楚知道，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第一卷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出版。卢梭的《论科学和文艺》与《百科全书》第一卷同年面世，恐怕不是巧合。

卢梭的《论科学和文艺》在1751年元月正式发表后，随即引发极大争议，至1753年，卢梭先后发表了7篇文章回应批评（1751年3篇，1752年3篇，1753年1篇）。笔者感到费解：卢梭如此激烈抨击启蒙，他的启蒙友人为何没有因此生气，甚至撰文反驳？

按照一种“说法”，《论科学和文艺》中的主要观点其实来自狄德罗。因为，狄德罗当初曾给卢梭出主意，建议他最好采取与征文题目相反的立场，以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而卢梭本来打算论证科学和文艺如何有益于改善民风。

正如《忏悔录》提到，当时卢梭与狄德罗两人的友情正炽，他去探访狱中的狄德罗时曾与他商量过参赛的事情。卢梭说狄德罗鼓励他参赛，但没有说文章的观点来自狄德罗。既然狄德罗即便与卢梭交恶后也没有说文章的观点是他的，那么，这个“说法”很可能出自狄德罗的崇拜者们的编造。狄德罗反倒在文章中说过，“在卢梭之前，人们已无数次用无知来反对科学和文艺的进步”。言下之意，《论科学和文艺》的观点缺乏原创性，似乎狄德罗对卢梭因征文夺冠后暴得大名有些莫名其妙的酸意。狄德罗与卢梭交恶后对这篇征文评价很低，说它不过是些“诡辩”（sophisms），若他出手“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云云。[114]

看来，卢梭的启蒙友人们起初并没有把《论科学和文艺》当回事，以为它不过是一篇为了获得征文奖而出怪论的“戏作”。

当时他的文章被视为充满悖论和挑衅，这恰恰展现了哲学家们支持的批判性智慧，而不是对他们激烈的抨击。事实上，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对真理更执着、更充满诚意的追求，他希望以此来揭示欺世盗名之人，而不是去毁坏自由探究的根基。[115]

《论科学和文艺》的修辞确实显得有些夸张，像是故意与启蒙阵营的主流论调唱反调。[116]不过，卢梭接二连三的“怪论”至少激怒了伏尔泰，这位声誉正隆的巴黎文坛领袖对卢梭这个外省人嗤之以鼻。

伏尔泰是《日内瓦辞条》的始作俑者

达朗贝尔是《日内瓦辞条》的作者，但这个辞条的始作俑者却是伏尔泰。

1753年，时在普鲁士宫廷的伏尔泰与弗里德里希二世赏识的数学家、柏林科学院院长莫佩尔蒂（P. L.Maupertuis,1698—1759）发生争执，伏尔泰撰文公开讽刺莫佩尔蒂，之后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关系破裂，被迫离开普鲁士。1754年初，流亡到日内瓦的法国加尔文教牧师韦尔纳（Jacob Vernet）和出版商克拉马（Cramar）兄弟邀请已经接近六旬的伏尔泰到日内瓦定居写作。

1755年2月，伏尔泰在日内瓦城郊莱蒙湖北岸景色秀丽的费尔内（Ferney）小镇购置房产定居下来，由他侄女德·方丹夫人（Mme·de Fontaine）陪伴照顾，开始了他的又一写作高峰期。伏尔泰把自己的宅邸命名为“赏心庐”（Les Délices），据他自己解释，这个名字的来历是“没有比自由和独立更令人快乐了”。[117]

伏尔泰生性爱热闹，耐不住寂寞，在家里办起巴黎式的社交沙龙，邀请当地青年一同讨论时局和哲学问题。伏尔泰还是个戏迷，不但喜欢看戏，自己也写戏。好戏的伏尔泰在自己家里搞“小剧场”演自己写的启蒙剧，请巴黎的剧团来家中演出。

娱乐引来当地贵族羡慕，也吸引了日内瓦青年来看戏，没过多久，伏尔泰家里就聚集起一批启蒙戏剧的戏迷。伏尔泰十分兴奋，“作为剧作家，他要在自己的居所享尽戏剧的‘赏心乐事’”。他甚至有些得意地说：“日内瓦将会不顾加尔文而建立剧院。”伏尔泰如此高调行事，惹来日内瓦当局关注。正当伏尔泰要上演他的新作《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时，当局查封了他的家中戏院，理由是不准聚众演戏。[118]

伏尔泰和他的青年朋友们为此怨气冲天。正在这个时候（1756年），达朗贝尔为撰写百科全书一事，专程到日内瓦去拜望伏尔泰，并在伏尔泰家里住了5个星期。达朗贝尔对这位法国文坛的领袖甚为崇拜，而伏尔泰也激赏这位比自己小23岁的青年才俊，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1754）称赞他在同时代“哲学家中颇富智慧头脑，是一流的哲学家”。[119]

在伏尔泰家做客的这段日子，达朗贝尔与伏尔泰以及几位小镇来的牧师一起经常议论“小剧场”遭禁的事情。有人提议，不妨先“与日内瓦的上流阶层”（hautétage）联络，怂恿他们“在日内瓦建个剧场”，不理睬日内瓦教会当局的禁令。[120]1756年的年中，伏尔泰发表了他的世界史大著《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及精神》（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et sur les mœurs et l' esprit desnations，中译本简称《风俗论》），其中有两章（第133—134章）苛评加尔文当年在日内瓦的所作所为，兴许就与自己的家庭“小剧场”遭禁有关。[121]伏尔泰在书中对加尔文大加挞伐，《风俗论》竟然在日内瓦首印。为此，伏尔泰颇感欣慰，他给朋友写信说：

这本书说加尔文思想开明，但心灵残忍。日内瓦能出版这样的史书，还得到广大读者认同，这在人类理性进步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尽管如此，在今天看来，杀害塞尔维特仍然非常令人憎恶。（转引自古耶，《卢梭与伏尔泰》，页195）

伏尔泰没想到，他的友人将信寄给了《法兰西信使报》发表，随即引发日内瓦教会人士的极大愤怒——时在1757年5月。伏尔泰只好辩称，他根本没说过加尔文“灵魂残忍”，而是说“灵魂严厉”。

可以看到，这位侨居日内瓦的“外国人”已经在日内瓦招惹麻烦，现在又要与达朗贝尔一起密谋在日内瓦建剧院。直到今天，“新教”的史学家也未必会认为伏尔泰对加尔文的鞭挞有道理，他们会这样为加尔文的举措辩护：中世纪的城市都“有干预私生活的法律”，通常极其严苛，加尔文式的管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措施不算什么创新。

每个中世纪城镇都颁布了法令，反对衣着奢华，禁止大吃大喝，诅咒、起誓、赌博、跳舞和化装舞会。法律规定了参加婚礼、晚宴以及舞会的人数，规定了风笛手吹风笛的时间、离开的时间以及应付给他们的报酬。[122]

这种说法似乎要为加尔文在日内瓦采取的“专政”措施辩护，问题在于，“抗议宗”的改革开放了各种“自由精神”，启蒙运动是这种精神的结果——伏尔泰也称赞“加尔文思想开明”。因此，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等聚在一起商议在日内瓦建剧院，未必不符合“抗议宗”精神。毋宁说，他们没有想到，就严律管制的日内瓦民众生活而言，新教与旧教没有差别；而“抗议宗”人士则没有想到，他们倡导的“自由精神”现在被自由知识人用来把矛头对准了教会本身。[123]

当年加尔文反抗罗马教会的“专制”流亡到日内瓦，但实施比罗马教会更为严厉的“专制”统治，如今，法国的启蒙知识人到日内瓦推行戏剧改革，必须反抗加尔文式的教会“专制”。加尔文要是在冥府中醒悟到，启蒙哲人的“自由精神”是跟他学的，不知他会怎么想。

这一年，《百科全书》的编撰刚好进展到G字头（第七卷），达朗贝尔一回到巴黎就马上动笔撰写《日内瓦辞条》。

严格来讲，“日内瓦”作为辞条进入《百科全书》显得有些奇怪，毕竟这不属于“新科学知识”范畴。若要撰写关于“城邦”的辞条，罗马或佛罗伦萨或汉堡也许更有资格进入《百科全书》。看来，《百科全书》中出现《日内瓦辞条》的确算得上一个“政治事件”。而“在整个事件中伏尔泰扮演的是他的典型角色”，他参与了这个辞条的撰写工作，而且自始至终都是极为坚定的支持者。[124]

2 《论剧院》写作动机发微

回到巴黎后，达朗贝尔把他与伏尔泰商量的《日内瓦辞条》写作计划和内容告诉了狄德罗，大约半年后（1757年12月初），狄德罗去隐庐探望卢梭时把这事告诉了他。卢梭在《忏悔录》中回忆说：

这篇文章是与日内瓦的上流社会人士商量好的，目的是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剧场；人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剧场的修建不久就会进行。（《忏悔录》，页611）

狄德罗赞成这一计划，卢梭则对此“感到愤慨”，但没有当场与狄德罗争执，想等达朗贝尔的文章发表后再说。

我对人家在我的祖国所耍的这套诱惑手腕（ce manège séduction）感到愤慨，所以我急待载有这篇文章的那卷《百科全书》出版，看看有无办法写篇答复，好对这不幸的一着（ce malheureux coup）防患于未然。（《忏悔录》，页611）

这段话似乎表明了卢梭写作该信的最初动机。可是，何以卢梭会认为，在日内瓦建造剧院的建议是一套“诱惑手腕”，“不幸的一着”？卢梭自己不也是个戏剧迷么？他从不错过任何一场在法兰西剧场上演的莫里哀（1622—1673）喜剧。既然如此，他“感到愤慨”并愤然出击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卢梭在戏剧方面的天分在启蒙哲人圈子中众所共知。所以，达朗贝尔才在回信中抱怨卢梭：

你的戏剧天才在抒情戏剧方面尽情展示，又是音乐家又是诗人，至少，你总还算是戏剧的一员票友吧，可你的滔滔雄辩却要夺走他们的戏剧。[125]

伏尔泰甚至刻薄地挖苦卢梭：

你像吹牛者那样对待作家和哲人，只消举出你自己是个作家的例子就能证明这一点。你像嘉布遣修会的僧侣那样不遗余力地反对戏剧，而你自己却写些烂戏。[126]

达朗贝尔和伏尔泰都没有注意到，问题不在于是否写剧作，而在于描写什么。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说，“诗歌模仿艺术惯于和其发生关系的部分，让我们看看它是低劣还是高贵”（《王制》，旧译“理想国”，603c1）。[127]

为了回应因1750年的获奖论文《论科学与艺术》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卢梭曾于1753年为自己的剧本《纳喀索斯或自恋者》（Narcisse ou l'Amant de lui-même，简称《纳喀索斯》）写过序言，在这里他对那些可能的批评一一作出反驳。他辩驳说，对文学艺术的攻击是出于对不同社会风俗的考虑，并非是要拒绝一切科学、艺术，要把人类通通赶回原始社会。在这篇序言中，卢梭不但不反对剧院的存在，甚至还承认音乐或戏剧是重要的敦风化俗手段。

可见，在这篇写于1751年的长文中，卢梭表达出与《论剧院》截然相反的言论。难怪当达朗贝尔一听说卢梭要讨论《日内瓦辞条》时，立即兴高采烈地同意，并热心地要找人出版该信。看来，我们和启蒙哲人一样，都被卢梭搞糊涂了。卢梭到底反对还是支持戏剧呢？

卢梭和狄德罗的索菲

1756年，卢梭避居蒙莫朗西，过上让他心怡的乡村生活。在这里，卢梭结识了房主埃皮奈夫人的小姑子索菲，即年轻美丽的乌德托夫人（Mme Sophie d' Houdetot, 1730—1813）。索菲与丈夫感情不睦，早已分居，她有了自己的情人圣朗贝尔。此人是现役军官，因诗歌在巴黎沙龙圈小有名气，且与卢梭早就相熟，甚为崇拜卢梭。

这时“七年战争”刚刚爆发，英国和普鲁士结盟，与法国、奥地利和俄国联盟在德意志地区爆发战争。圣朗贝尔被派驻前线，行前他建议聪颖好学的索菲抽空去看望避居蒙莫朗西的卢梭。[128]

索菲天性活泼、爽朗，给卢梭的隐居生活带来很多欣喜，两人感觉性情相投。卢梭幻想着与圣朗贝尔、索菲结成志趣共同体，实现一种微型乌托邦的生活理想。卢梭年轻时曾与华伦夫人和她的情人结成过一种基于德性品质的家庭共同体，现在卢梭有了更高的期待，即为保全人的纯然天性探索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129]卢梭在晚年（1770）回顾这件事情时，仍然认为自己当时的想法并无邪念，反倒是被人想歪了：

我构想的爱情，我可以感受的爱情，在钟爱对象完美的幻象面前燃烧起来；这种幻象本身将爱情引向对德性的热烈向往，因为这个念头老是进入一个完美女人的幻象中。如果说爱情有时会导致罪行，那要么是由于一种使我们迷途的糟糕选择造成的错误所致，要么是由于嫉妒的强烈情感。可是，这两种情况没有一种属于我，两者加在一起也不能把一颗高尚的心变成阴暗的灵魂。倘若爱情让我犯下罪过，就该惩罚我并抱怨我，可是，它不会还给我正直的人的荣誉。[130]

卢梭仅对狄德罗私下透露过他个人对索菲的感情，出于保护索菲的考虑，并没有和盘托出两人交往的实情。狄德罗很可能已经猜到几分，并轻率地把卢梭的秘恋当作艳闻传到巴黎的文人圈里，一时訾议四起。

迫于巴黎社交圈的舆论压力，索菲不得不疏远卢梭，圣朗贝尔从前线回到巴黎后，对卢梭也极为冷淡，这对情人最终与卢梭断交。卢梭的乌托邦式生活共同体理想因此破灭，而他本人则陷入各种闲言碎语的泥淖中，甚为痛苦。若卢梭因此而记恨狄德罗，也不是不可理解。何况，恰好在这个时候，狄德罗发表了他的喜剧《私生子》。

在紧接着《论剧院》写作的《爱弥儿》（1759年动笔）中我们看到，爱弥儿的理想女友同样名叫“索菲”（Sophie），想必这是卢梭在回击巴黎友人圈的闲言碎语和恶言中伤。无独有偶，在卢梭遇上自己的索菲的前一年（1755），狄德罗也爱上过一位比他小3岁的女子，她的名字也叫索菲（Sophie Volland）。两人感情相当好，狄德罗为她着迷，但这位索菲的母亲把自己的女儿看得很紧，将她带回乡下，这让狄德罗“留下了一堆难得的情书”。[131]巴黎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个公开的秘密。

“索菲”的原文是希腊语的“智慧”一词，卢梭和狄德罗各自爱上自己的“索菲”，都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有关。在《私生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人的德性品质是其中的一大主题，而在《论剧院》中同样如此。这进一步让人猜测，《论剧院》与狄德罗的《私生子》和《谈话》有直接的内在关联，尽管狄德罗爱上的索菲是未婚女子，卢梭爱上的索菲不但是有夫之妇，还是他朋友的情人。

狄德罗的《私生子》和《谈话》中的素材很可能来自卢梭的这段经历，这等于直接让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成为戏剧中的情节。倘若如此，卢梭在《论剧院》中谈论的戏剧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谈现实问题。

卢梭和狄德罗一样对传统［戏剧］颇不耐烦，期待在剧场真实所见与预期表演相一致。他和狄德罗一样，并不仅仅满足对逼真的坚持，而是更近一步。[132]

这里的所谓现实问题，就是后来的“女性解放”问题。我们应该记得，正是在巴黎的“启蒙戏剧”时代，出现了一批“才情卓越、思想进步”的女性。这并非启蒙运动本身的结果，而是商业化生活方式的形成带来的结果，“出版文化的迅速发展也给予了女性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家以新的机会”。[133]

埃皮内夫人写过一部“小说化的自传”《蒙特布列昂夫人的故事》（Histoire de Madame de Montbrillant）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尽管这不等于我们凭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卢梭。比如，按照埃皮内夫人的说法，达朗贝尔是卢梭追求乌德托夫人的情敌。[134]显然，如果有人由此推论，卢梭写《论剧院》是出于打击情敌的目的，那就过于荒谬了。

卢梭与“恨世者”心态

卢梭怀疑狄德罗把他的私人秘密变成了启蒙朋友圈中的谈资，尤其是卢梭并未完全向狄德罗吐露真情，狄德罗的对外说法难免有他自己的猜测或者添油加醋，而且与卢梭的退隐联系起来，这让卢梭十分恼火。

更让卢梭恼火的是，格里姆（F.M.Grimm,1723—1807）也掺和进来。格里姆是德意志人，喜欢音乐和文学，他来到巴黎成了狄德罗的忠实崇拜者，与卢梭也早就认识，两人在音乐和文学方面有共同话题。格里姆到蒙莫朗西探望卢梭时，与埃皮内夫人相恋，这层关系使得卢梭与埃皮内夫人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而狄德罗却让卢梭替格里姆保守秘密。

由此可以理解，当卢梭读到狄德罗在《谈话》中一开始的说法会非常愤慨，因为，狄德罗写道：“这一天，多瓦尔曾试图了结一件使他两家邻居长期不和，并且双方都可能因而倾家荡产的争端，可是他失败了……”（《谈话》，页40）狄德罗的笔法让自己显得很超然，而卢梭知道情形并非如此。13年后（1769），卢梭在《忏悔录》中记述这件事时仍然愤懑不已，可见，卢梭一直没有原谅狄德罗的轻率行为。

从《忏悔录》的记叙来看，当时卢梭甚至陷入了阴谋论的猜疑，即把这件事视为狄德罗和格里姆针对自己的阴谋，因为他们妒忌他这个来自日内瓦的乡巴佬凭两篇短论（《论科学和文艺》及《论不平等》）在巴黎获得如此隆重的“国际声誉”。甚至在晚年写就的《对话录》中，他还对那个联手反对他的“巴黎联盟”耿耿于怀，“在他四周布下陷阱”（《对话录》，页33）。直到今天，一些研究者还把卢梭的猜疑视为一种精神病症（被害妄想症），津津乐道。[135]

在《忏悔录》这段追忆往事的文字中，有一段说法值得注意，它对我们随后析读《论剧院》可能具有重要的引路作用：

虽然我在欧洲已经享有盛名，我还是保持了我最初喜好的那种质朴（la simplicité）。我对一切党、派系和阴谋都憎恨至极。这种憎恨维系着我的自由和独立，除了心灵有种种依恋之外，我没有其他锁链。孤身，独处异乡，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mes principes et mes devoirs）。所以，我勇往直前，绝不奉承，但也绝不宽容任何人，持守正义（la justice）与真理（la vérité）。两年来，我退隐孤寂，不通消息，断绝世务，对一切外事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我住在离巴黎约四里的地方，远离京城，要不是我的疏忽，我本该隔海住在提尼安岛（l'île de Tinian）。（《忏悔录》，页607—608）

这段自我告白式的言辞表明，卢梭并不看重自己获得的“盛名”。有人会说，这仅是卢梭的故作姿态。但卢梭的退隐以实际行动证明，他的确不在乎“盛名”。卢梭强调自己看重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同时也强调了自己“孤身”一人“独处异乡”的感受，这意味着，他时刻意识到自己在巴黎始终是个“异乡人”。

同样重要的是，卢梭表示自己嫉恶如仇，“对一切团伙、派系和阴谋都憎恨至极”。换言之，卢梭对实际政治十分厌恶，同时又有强烈的正义感，对不义的事情“绝不奉承，但也绝不宽容”（ménageant）。卢梭认为，狄德罗和格里姆针对他的“阴谋”在他到隐庐时就开始了。[136]换言之，在卢梭眼里，这是绝不能宽容的不义行为。

嫉恶如仇、孤独、正直是卢梭自我描述的三个关键词，这三种伦理品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卢梭的个性。无独有偶，莫里哀有一部著名喜剧名为《恨世者》（Le Misanthrope, ou l'Atrabilaire amoureux又名《恼怒的恋人》），其中的主角阿尔采斯特具有类似的性格特征。在狄德罗的《谈话》中，第一次谈话就提到莫里哀的《恨世者》，他借多瓦尔之口说：

莫里哀那么善于利用仆人，却在《伪君子》和《恨世者》中排斥了他们。仆人和丫鬟的情节割裂了主要情节，必然使人兴味索然。（《谈话》，页43）

在第三次谈话中，狄德罗还借多瓦尔之口再次提到《恨世者》：

笑料和罪恶的变化也是这样，因此，我认为每50年就可以写一部新的《恨世者》。其他很多性格不都是这样的吗？（《谈话》，页100）

今天的我们很难看出这些话的用意，但卢梭在《论剧院》中用大段篇幅讨论莫里哀的《恨世者》和《伪君子》（Le Tartuffe, ou l'Imposteur，又译《达尔杜弗或骗子》），未必事出无因。无论卢梭还是狄德罗，都熟稔莫里哀的喜剧，既然狄德罗在《私生子》和《谈话》中指责远离城市生活的孤独者是有道德缺陷的“恨世者”，那么，卢梭写作《论剧院》就很有可能意在通过辨析真假“恨世者”的灵魂样式，驳斥狄德罗对他的指责，以此与自己的“阿里斯塔库斯”分道扬镳。当然，这也与卢梭本人的政治哲学思考，尤其是《社会契约论》中立法者的身位问题相关。

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s，公元前310—前230）是希腊化时期著名的语文学家，考订荷马史诗文本的先驱，为人正直、作风严谨。卢梭在《论剧院》的序言中把狄德罗比作阿里斯塔库斯，似乎是在夸他为人正直、作风严谨，实则不无反讽。因为卢梭紧接着在注释中引用了《教士书》中的一段经文（《论剧院》，页7），以此方式宣告他与狄德罗以及过去的那个哲人圈子决裂。毕竟，这段引文在巴黎的朋友圈里惹来议论纷纷，卢梭备受朋友们指责，索菲的情人圣朗贝尔趁机寄来绝交信。

狄德罗在1758年发表的《论戏剧诗》无疑是在回应卢梭的《论剧院》，但我们要关注的是卢梭而非狄德罗，因此，狄德罗的喜剧《私生子》以及随后的《与多瓦尔的谈话》比《论戏剧诗》更值得关注，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论剧院》中的言辞。狄德罗的《谈话》刚好可以对应《论剧院》的主题，我们原来以为，这是纯粹的戏剧艺术观点之争，现在看来，戏剧问题论争的背后其实是伦理-政治观的冲突。

《论剧院》与《论科学和文艺》

尽管可以确认卢梭写作《论剧院》的动机带有朋友间私人纠葛的动因，我们却不能把《论剧院》仅仅视为私人纠葛的结果，[137]否则就会忽视《论剧院》中那些“重大的问题”（importantes matières）。[138]

我们必须注意到，《论剧院》与《论科学和文艺》中的观点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如果《论科学和文艺》中关于“文艺”的说法具有政治性质，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论剧院》中的讨论视为与政治不相干的所谓“戏剧创作问题”或私人意气的表达。正如他首次参加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赛有如参加一场游戏，但这绝不等于卢梭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完全是“戏言”。当时巴黎的友人圈没有做出反应，仅仅因为他们没有看懂卢梭的修辞。

卢梭发表《论不平等》，与巴黎友人圈的关系也未出问题，因为这同样是一篇应征参赛的文章，友人们同样会视之为逢场作戏之作，毕竟为了别出心裁地赢得征文比赛，任何奇谈怪论都不为“怪”。只有伏尔泰在收到卢梭寄给他的书后回了一句怪话：“阅读你的书使人渴望四足爬行。”他还讥讽卢梭既享受科学与文艺的好处又抨击科学和文艺，可见伏尔泰也没把卢梭的观点当真。[139]

卢梭本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言辞严肃而认真，尽管他也希望巴黎的朋友们同样能清楚自己的写作意图。有意味的是，卢梭发表《论科学和文艺》和《论不平等》时都署名为“一个日内瓦公民（un Citoyen de Genève）”，很可能是在暗示自己与狄德罗的朋友圈不是一路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论剧院》是卢梭第一部以日内瓦为论题的书。[140]

《论科学和文艺》刊发后的第二年年底（1752年12月），卢梭在巴黎上演了两场自己18岁时写的喜剧《纳喀索斯》。当然，最后公演的这个版本经过了卢梭本人多次修订。

卢梭因《论科学和文艺》抨击文艺暴得大名，但他却在欧洲文化之都的巴黎公开上演自己的剧作，这一行动明显与他在《论科学和文艺》中的激烈言辞自相矛盾。不过，卢梭本人倒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论剧院》倒数第2个注中，明确承认自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戏迷。换言之，卢梭有意让自己显得自相矛盾，毫不在意外界对他言行不一的批评。但令笔者困惑的是，卢梭为什么要刻意去招惹这类攻击呢？

卢梭在《纳喀索斯》的“序言”中进一步深化了《论科学与文艺》中的观点，即他重申科学、学问和文艺都无助于纯化民风。然而，在这篇长篇“序言”临结尾时，卢梭才话锋一转：

然而，一旦一个民族不管是不是由于科学而腐败到一定程度，那么，应该摈弃科学让风尚变得更好？还是应把科学储存保护起来，好阻止风尚变得越来越坏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已明确反对。因为，首先，既然一个堕落的民族从来不会回归德性，问题就不在于使得那些不再善良的人变好，而是保留那些有幸还善良的人们。其次，败坏了民众的同一个原因，有时会预兆更大的败坏。正是如此，由于医学的不慎被损坏体质的人，就不得不依然求助医生以保住性命。正是如此，科学和文艺在孵出罪恶之后，必定要阻止罪恶造恶；它们至少为罪恶抹了一层清漆，不允许毒药过分自由地散发出去。它们摧毁了德性，却留下一道总是美妙之物的公然假象。[141]

可以看到，卢梭认为科学和文艺有两面性：既能“孵出罪恶”也能“阻止罪恶造恶”。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其字面含义是：科学和文艺能制造出一种假象，以免“毒药过分自由地散发出去”。可见，卢梭为自己既抨击文艺又搞文艺提供了解释：既然文艺既能“孵出罪恶”也能“阻止罪恶造恶”，那么，问题就在于拿文艺来做什么。卢梭的意思显然是说，他写戏剧为的是“阻止罪恶造恶”。

从而我的看法——我已说过不止一次，就是继续保留且要细心维护科学院、学院、大学、图书馆、戏剧以及所有其他娱乐，只要它们能够遣散人的恶毒并能阻止他们在闲聊时迷上更危险的东西。因为，在一个不再有正直之人和好的风尚的地方，与无赖相伴总比与强盗相伴要好得多。（同上，第36段）

这个说法与随后的《论不平等》中的说法完全一致：文明人在德性上不如自然人，正因为如此，文明人需要科学和文艺来“阻止罪恶造恶”。

风尚一旦无存，就只能寄希望于治安（police）。人们很清楚，音乐和戏剧是其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同上，第37段）

卢梭把文艺当作“治安”工具，“娱乐”也能被用来“遣散人的恶毒并能阻止他们在闲聊时迷上更危险的东西”，显然，前提得是作为“娱乐”的文艺掌握在高贵的立法者手里。与加尔文一味禁止娱乐的管制措施相比，我们不能不承认卢梭要高明得多。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所谈论的文艺问题为何必须被理解为政治制度问题。《论剧院》中谈论的娱乐和戏剧问题为何同样也应视为在谈论政治制度问题。事实上，《论剧院》延续了《论科学和文艺》中文艺败坏风尚的观点，从而，这两个文本有着显而易见的连续性。

《论剧院》的政治哲学性质

在1762年元月写给马勒塞尔布的著名书信中，卢梭说，当年他去樊尚城堡探望被囚的狄德罗时，在路途中突然悟到的想法不仅催生了《论科学和文艺》这篇应征文，还包括后来的《论不平等》和《爱弥儿》。

躺在树下的一刻钟内，我悟出了许多伟大的真理，我将还记得的全部精神智慧部分地分散在我的三部主要著作中，即第一篇论文（［引按］《论科学和文艺》）、《论不平等》和《论教育》（［引按］《爱弥儿》），三部著作有紧密关系，成为一个整体。[142]

《论剧院》处于这个系列的中间，即《论不平等》之后、《爱弥儿》（及其附录《社会契约论》）之前。换言之，《论剧院》属于卢梭的政治哲学著作序列。对我们来说，虽然要把《论剧院》理解为政治哲学著作的确很难，但若是联想到柏拉图的《王制》中对诗人的那场著名审判，我们可能会少几分困惑。

柏拉图的《法义》与《王制》有连带关系，这是一部立法书，其中的雅典哲人提出，雅典城邦审查异邦诗人合理合法（《法义》817c9—d9）。卢梭的《论剧院》显得在模仿雅典哲人，要审查进入“日内瓦共和国”的诗人：卢梭在《忏悔录》中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忏悔录》，页441）。因此，笔者认为，卢梭在《论剧院》中实际上设计了两场审判：立法者卢梭审判启蒙哲人，哲人卢梭审判戏剧诗人。

这与卢梭在20多岁时就开始关切的两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相关：何谓最佳政体？何谓哲人最好的生活？因而，只有在古典政治思想史的框架中，我们才能理解，《论剧院》中的公民卢梭何以同时批判启蒙哲人和戏剧诗人。

哲人自己写作戏剧作品是一回事，提议建剧院则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卢梭心里清楚：是哪类人提议在日内瓦建设剧院的。提议者自己清楚这一剧院提案意味着什么吗？或者说，达朗贝尔清楚意识到自己做什么吗？

《论剧院》与自由知识人的德性

正当卢梭奋笔疾书《论剧院》的时候，伏尔泰给达朗贝尔写了一封长信。由于内容敏感，谨慎的伏尔泰将信托他的侄女德·方丹夫人转交，他本人仅直接寄了一封短笺通知达朗贝尔去她那儿取信。在这封写于1758年1月29日的短笺里，伏尔泰向达朗贝尔通报了日内瓦牧师对《日内瓦辞条》的激烈反应，并委婉地询问达朗贝尔是否与狄德罗一如既往地紧密团结，还积极鼓励他们要“拧成扯不断的绳”，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启蒙教父”。[143]

伏尔泰没有想到，卢梭的《论剧院》出版后，日内瓦的神职人士热情赞扬卢梭的这一捍卫日内瓦伦理秩序之举，乘势反击巴黎的启蒙文人对日内瓦指手画脚的建议。[144]

一年后，《百科全书》第七卷被公开焚毁，“继续印刷的许可证被吊销，印刷商和出版商都被送上了断头台”。达朗贝尔倍感压力，他退出《百科全书》编撰队伍，回头做自己的老本行研究几何学。[145]随后霍尔巴赫、杜尔哥等人都纷纷退出，《百科全书》的编撰队伍只余下狄德罗一人苦苦支撑。伏尔泰为此痛斥卢梭是个“变节分子”，背叛了哲学家群体，这位文坛领袖坚持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应当象共济会那样组织起来，他们应当联合，相互声援，忠诚于自己的组织”[146]显然，卢梭在这个意义成了伏尔泰口中的“变节分子”。老实说，卢梭的启蒙友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封信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效力，甚至卢梭自己也始料未及。[147]由此看来，《论剧院》实实在在也是一个政治文本。

通观《日内瓦辞条》事件，我们可以确定，卢梭从狄德罗那里得知达朗贝尔在伏尔泰怂恿下撰写《日内瓦辞条》，仅仅为卢梭撰写《论剧院》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契机，而“乌德托夫人事件”则显得是卢梭撰写《论剧院》更为深层的动机。

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这一绯闻事件至多促成了卢梭决意与狄德罗公开决裂，而卢梭与狄德罗的思想分歧实际上与“乌德托夫人事件”无关。《私生子》和《谈话》中对“孤独”生活的伦理批判，显得是针对卢梭自1756年以来退出巴黎启蒙哲人圈隐居乡村，以至于让卢梭愤怒不已，其实也未必如此。《纳喀索斯》上演之前两个月（1752年10月），卢梭已在枫丹白露上演过两场他的轻歌剧《乡村占卜师》，按卢梭在《忏悔录》中的说法，演出非常成功，让他的“风头更劲，巴黎没有谁比他更深受欢迎”（《忏悔录》，页455）。法王路易十五观看了10月18日的首演，十分欣赏，御批给予奖赏。卢梭没有领取赏金，他担心领了这笔王室的奖赏会让他今后不能自由地表达。

在这部轻歌剧中，卢梭已经对远离喧嚣城市的恬静乡村生活大唱颂歌。与狄德罗的《私生子》对照起来看，两者的主题有明显的一致性，因为，《私生子》的爱情故事很像《乡村占卜师》中的爱情故事，尽管后者要简单得多。笔者不禁猜测，卢梭与狄德罗关于“离群索居”作为伦理问题的分歧很可能由来已久，而两人的分歧说到底涉及何谓“哲人”的问题。

如此说来，卢梭在《论剧院》中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与伏尔泰在日内瓦搞家庭剧场的事情也没有关系。《论科学和文艺》已经表明，卢梭关切的是重大的政治哲学问题，只有深切理解过古希腊哲人所想过的问题，才会对这样的问题有感觉。

简言之，《论剧院》是卢梭与狄德罗决裂的标志，而非决裂的起因。卢梭出版《忏悔录》后，狄德罗更加不能原谅卢梭，在一本晚期著作中，他把卢梭描绘成“怪物”，抹黑他是“惯于诽谤朋友的残忍之人”，甚至骂他是“阴险的恶棍，靠坦白内心来骗取信任，以使自己可怕的恶行得逞”。[148]为了叱骂卢梭，狄德罗的措辞不仅严厉，而且极其刻薄。

倘若把这些问题归结于文人间的意气之争，未免会将问题简单化，如果考虑到卢梭与启蒙阵营在戏剧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及其背后的哲人意图，问题就会显得更为复杂。可是，要从卢梭的这封公开信中看出他的真实动机并不容易，因为，在重重修辞之下，写作《论剧院》的卢梭既敞开又隐匿自己。

1770年2月26日，卢梭给圣格尔曼（M.de Saint-Germain）写过一封长信。由于卢梭在信中谈到自己的过去，被史家视为具有自传性质，这封信后来很有名。与公开发表的《忏悔录》对比，这封私信显得更为坦白。卢梭在信中隐晦地提到他与“百科全书派”分道扬镳，尤其与狄德罗友情破裂的原因，为我们探知卢梭写作《论剧院》的真实动机提供了线索。

卢梭在信中说，

一个人可以不真诚，而写出一部好作品；但是，从没有天才的神奇冲动能为一个坏人的灵魂增添光彩，假如我可能尊敬的某个人的怀疑能在这一方面抑制我的怀疑，我就会向他呈献我的《论不平等》作为全部的答复……[149]

由于这里的语境是在谈与狄德罗的纠葛，可以肯定，所谓“一个坏人的灵魂”指狄德罗，而狄德罗在《私生子》中率先说“只有坏人才孤独”。笔者注意到，卢梭在这里还下了一个注释：

假如我向他展示我的《论剧院》，那会怎样呢？这部作品以最仁慈的热情穿透理性力量，并使这一阅读有趣，没有虚妄，人们就设想一些坏蛋对待这样的主题时，没有什么虚妄不可以想象。德谟克利特向阿伯德里特证明，在向他们读他的一个剧本时他并不疯狂，而我敢说，任何一个将读到这封信的明智作家都不会相信作者是个坏蛋。（同上，页196）

卢梭说的“我向他展示”的“他”指狄德罗，从而证实《论剧院》的书名虽然指向达朗贝尔，实际上指向狄德罗。这段话还透露了卢梭写《论剧院》的动机：让公众知道“一些坏蛋对待这样的主题时，没有什么虚妄不可以想象”。这话听起来像是说，尽管有些人也在谈论同样的主题（关于戏剧），但他们是“坏蛋”。既然哲人圈中的人知道狄德罗的《谈话》谈论过“这样的主题”，那么，这个注释实际上在熟人圈里骂狄德罗是“坏蛋”。狄德罗随即以《论戏剧诗》迎击卢梭，表明他看懂了卢梭在攻击谁。

倘若卢梭与狄德罗的决裂绝非仅仅因为生活中的个人际遇，那么，要读懂《论剧院》的确不容易，因为它所涉及的事件显得相当复杂，私人恩怨与观念之争纠葛在一起。这迫使我们不能轻易地摆脱其中任何一面来追问如下的问题：卢梭在《论剧院》中要表达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或者，卢梭真正“感到愤慨”的究竟是什么？

3 《论剧院》的公开信外观

《论剧院》所涉及的政治哲学问题，在卢梭此前的政治作品中都有触及。《论剧院》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何卢梭要采用公开信而不是论文形式来呈现他与狄德罗的分歧？

前文提到，卢梭写作《论剧院》纯属意外，当时他正在写作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依丝》，而且即将杀青。如果说用书信体写小说毫不新奇，用这种文体与朋友论战也算不上新奇。但是，由于《论剧院》表面上直接写给达朗贝尔，实际上的收信人是狄德罗（还有伏尔泰），书信体外观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早在古希腊时代，书信不仅是一种私人或官方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也是一种文学体裁。柏拉图的书信究竟属于哪一类，迄今仍是个谜。[150]雅典民主时期的演说家们很喜欢编造文学书信，在古罗马时期，拉丁语经典作家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奥维德（公元前42—公元17）还用诗体写书信，大受欢迎。罗马政治家、哲人塞涅卡（前4—公元65）的《道德书信》史称书信文学的典范。

自文艺复兴以来，不少作家在写作上模仿古人，书信体作品颇为流行，直到18世纪的启蒙时期仍然盛行不衰：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维兰德的《阿里斯提珀》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皆堪称书信体小说的佳作。可以看到，所谓“书信体”仅仅是一种名称，而文体实际上要么是叙述体的论述，要么是小说式的叙事。换言之，“书信体”的基本含义是传达信息。

形式虽旧，内容却是新的。对于18世纪的新派知识人来说，公开信也许是最好不过的传播新思想的表达方式，因为这时已经出现了“公众”。[151]新派知识人急于向“公众”发布自己的新思想，让“公众”分享自己的个人发现，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天才。达朗贝尔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序言”里宣称：18世纪较之过去以往的时代产生了更多天才，而天才不应孤独地生活，不与他人交流思想。

人们从读书和社会中所得到的思想几乎是一切发现的胚芽。这种知识恰如空气，人们呼吸着它，靠它来维持生命，却没有想到过它。[152]

卡西尔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狄德罗为《百科全书》（卷七，1757）撰写的“天才”辞条作的注解：

广博的才智，丰富的想象力，活跃的心灵，这就是天才。……天才人物的心灵更为浩瀚。对万物的存在深有感受，对自然界的一切兴致勃勃，他接受的每一个概念，必然唤起情感；一切使他激动，一切存在于其身。[153]

伏尔泰《关于英国的哲学书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nglais）1733年在伦敦首版时题为“关于英国的书简”（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对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算得上以书信体方式向西欧各国宣讲新哲学的典范之作。

卢梭以第一人称“我”的书信体来写作《论剧院》，狄德罗则还以同样形式的《论戏剧诗》，副标题是“献给我的朋友格里姆先生”，明显与《论剧院》针锋相对，书信体形式成了新知识人之间冲突的工具。狄德罗开篇就写道：

假如一个民族从来只有一种诙谐而愉快的戏剧，却有人向他们建议增添一种严肃而感人的戏剧；朋友，你知道他们会做何感想？（《论戏剧诗》，页119）

卢梭与狄德罗交恶后，格里姆紧跟狄德罗，成了卢梭的死对头。因此，狄德罗的这封信“献给我的朋友格里姆先生”显得意味深长。狄德罗的这封公开信表面上写给卢梭的敌人，实际上仍然是针对卢梭的《论剧院》；正如《论剧院》表面上写给朋友达朗贝尔，实际上直接针对狄德罗。可见，卢梭用公开信形式与狄德罗决裂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布鲁姆在为《论剧院》英译本写的序言中说，《论剧院》有如一出名为“启蒙精神对抗共和德性”的道德戏剧，剧中的角色是卢梭、达朗贝尔，百科全书派的编辑人和规划者，未明确出场的伏尔泰。[154]布鲁姆的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面相：《论剧院》虽然在标题上写给达朗贝尔，实际上收信人是以狄德罗为首的启蒙知识人圈子，而卢梭则如他自己所说是“孤身一人”。如果《论剧院》是一出戏剧，那么，这出戏的基本情节显得是“孤独”的卢梭对抗巴黎的启蒙知识人圈子。

卢梭仅仅作为哲人才“孤独”，作为“日内瓦公民”他并不孤独。卢梭在《论剧院》中经常看似不经意地转换“我”（je）与“我们”（nous），似乎他与日内瓦公民站在一起，是他们的代表，甚至是“歌队”的队长。同样，卢梭还经常不经意地转换“你”（tu）和“你们”（vous），使得他的攻击对象不仅指向狄德罗，也同时指向狄德罗的启蒙哲人圈子。可以说，在《论剧院》中，卢梭显得是以日内瓦公民代表的身份与“百科全书派”知识人对抗。

如果按布鲁姆的说法，这出对抗的戏剧是“启蒙精神对抗共和德性”，那么，卢梭就是“共和德性”的捍卫者。但是，对于巴黎的启蒙知识人来说，启蒙精神并不“对抗”而是追求“共和德性”，因为，法国当时还不是共和国。[155]既然如此，卢梭要捍卫的是什么样的“共和德性”呢？

如果卢梭刻意带着日内瓦共和国城邦卫士的姿态写公开信，那么，问题的复杂性显然是因为：日内瓦既是城邦共和国，又带有神权政体性质。对于启蒙知识人来说，神权政体就是“专制暴政”。如狄德罗和卢梭共同的友人霍尔巴赫（1723—1789）在《百科全书》辞条“神权政体”中所说，神权政体“才是专制暴政的真正根源”，也就是那种专横、暴虐的政府的根源；而直到今天，亚洲的人民还呻吟于这种政府的统治之下，连要求得到自然与理性的权利——即要求政府造福于人民——都不敢。[156]

卢梭若读到这样的言论会怎么想？无独有偶，卢梭与狄德罗圈子第一次决裂，恰好发生在霍尔巴赫家里，那是在1754年的春天。霍尔巴赫在巴黎的家是自由思想家定期“聚会”（synagogue）的场所，那一天，聚会由已经启蒙的珀蒂修士（Abbé Petit）朗诵自己写的一部悲剧，格里姆、达朗贝尔等都在场。他们明知道剧作写得很差却故意一个劲儿地夸，熏熏然的珀蒂修士没意识到这些人是在羞辱自己，还显得十分得意。忍无可忍的卢梭对珀蒂大喝道：没看出这几位先生在取笑你吗？滚回老家，去当乡村教士算啦！聚会最终不欢而散，主人家霍尔巴赫因此对卢梭极为不满，卢梭则愤慨不已，从此不再参加聚会。[157]

这件事情之后，卢梭专程回了一趟日内瓦（1754年6月），当时他刚写完《论不平等》，于是就有了他在尚贝里（Chambéry）的台阶上写下的著名《致日内瓦共和国的献辞》。卢梭对日内瓦教会当局表示，自己愿意回归加尔文教，重获日内瓦公民身份。日内瓦当局当然高兴，为这位巴黎回来的日内瓦浪子举行了隆重的皈依仪式，共和国首脑和宗教议会议长及主要官员悉数出场。

卢梭打算回到日内瓦居住，10月间再去巴黎时，他答应日内瓦当局会尽快回来。卢梭回到巴黎尽管和狄德罗、格里姆等恢复了交谊，却“不如从前那样真诚”（同上）。卢梭前脚离开日内瓦，伏尔泰后脚就到了（10月，一说是1755年2月）。他在日内瓦定居下来，并搞起家庭剧场……

由此来看，卢梭以公开信形式回击达朗贝尔的《日内瓦辞条》，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只有以公开信的形式回应巴黎知识人在日内瓦搞剧院的建议，卢梭才能表明自己是在代表日内瓦公民回应巴黎知识人。在与《论剧院》同一时期写作的《新爱洛漪丝》的第二篇序言中，卢梭宣称他不会随便用“日内瓦公民”这一称呼，只会用在“我认为能荣耀它的作品上”（《新爱洛漪丝》，页27）。

问题在于，在“日内瓦公民”的面具下，卢梭还有“孤独”哲人的一面。难道他就不担心巴黎的启蒙“公众”甚至整个欧洲的启蒙“公众”把他说成日内瓦共和国教会当局的卫道士？他不怕“公众”误解甚至谩骂自己吗？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公开信这种形式仅仅看作是一种写作策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浮现出来：作为“孤独”哲人的卢梭为何要让自己与“日内瓦公民”站在一起，并挺身而出，与本来是自己朋友的启蒙知识人为敌？

4 《论剧院》的标题

现在我们来看修辞意味十足的《论剧院》的标题。这封信正式出版时，其标题长得排成了一长串：

J. J. ROUSSEAU

CITOYEN DE GENÈVE，

À MR. D'ALEMBERT，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Paris, de celle de Prusse,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Lond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Belles-Lettre de Suède, et de l'Institut de Bologne

Sur son Article GENÈVE

Dans le VIIme.Volume de l'ENCYCLOPÉDIE

ET PARTICULIEREMENT

Sur le projet d'établir un

THÉATRE DE COMÉDIE en cette Ville .

Dii mcliora piis, erroremque hostibus illum.

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致达朗贝尔先生，法兰西科学院、巴黎皇家科学院、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伦敦皇家协会，瑞典皇家文学科学院和波洛尼亚学院的院士——关于他在《百科全书》第七卷中的《日内瓦辞条》，尤其是关于在这座城市建戏剧剧院的方案。

“神令虔敬者多福，却把疯癫留给我们的敌人。”

《论剧院》1758年版封面

如此冗长的书名在今天看来实在拖沓，但这是直到18世纪都还流行的书名形式。现代编本按如今的习惯或为了版式方便，往往将书名简化为“致达朗贝尔先生论演戏的信”（Lettre à d'Alembert sur les spectacles，比较Brunel本和Varloot本）。这里le spectacles是复数，原文既有“剧院”的含义，也有“戏剧演出”的义项。布鲁姆的英译本译作“致达朗贝尔先生论剧院的信”（Lettre to M.D'Alembert on the Theatre），因为他认为，卢梭这封公开信的重点在“剧场”，而不是“戏剧演出”。

马沙尔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是卢梭在其他文本中提到自己的这部作品时仅将标题简写为Lettre à d'Alembert sur les spectacles［致达朗贝尔关于演戏的信］，因此英译标题应该是Letter to d'Alembert on Spectacles。[158]这个提议理由充分，但马沙尔关心启蒙时代的所谓“戏剧理论”，从当时热门的所谓“同情心”话题来看待《论剧院》，就没有什么道理了。因为，当时很难说有什么今天意义上的“戏剧理论”。

晚近的单行本倾向进一步简化原标题，成了Lettreà d'Alembert［致达朗贝尔的信］。[159]在笔者看来，如此简化严重损害了卢梭在标题修辞上的用心。原文标题中Théatre de Comédie［戏剧剧院］的Comédie一词，在当时的含义泛指戏剧（包括悲剧和喜剧），现代法文才专指喜剧。若删掉这个语词，无异于删除了卢梭让这个语词所负载的丰富意涵。

《论剧院》首版付梓之前，卢梭写信给出版商雷伊说：

不仅允许您署我的名，还要将我的名字放在标题中，而且确有必要放在标题中。[160]

雷伊遵从了卢梭的要求，对标题的设计非常讲究。标题首先突显的是“公民卢梭”与“达朗贝尔先生”的对立，在1862年出版的第三版中，“卢梭”（J.J.ROUSSEAU）和“达朗贝尔先生”（MR. D'ALEMBERT）都用了粗体字。此外，唯有“日内瓦辞条”（Article GENEVE）和“戏剧剧院”（THÉATREDE COMÉDIE）用了粗体，从而突显了卢梭与达朗贝尔在是否应该建“戏剧剧院”这一问题上的对立。

卢梭和达朗贝尔在社会身份上的对比更值得注意：卢梭仅突出自己的日内瓦公民身份，却给达朗贝尔标注了一长串头衔，不仅表明他是自然科学家，还突显他的“国际知名”度。这至少让读者感觉到，科学正在“全球性”传播。如果当时的读者没有忘记《论科学和文艺》对科学传播的痛斥，那么，卢梭罗列如此多的科学院院士的头衔无异于告诉人们：《论科学和文艺》所痛斥的并非是别人，正是圈外人以为的卢梭友人。

卢梭也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公众自然会将他与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视作一伙。不过，随着《论剧院》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卢梭也就与他们划清了界限。马沙尔虽然看到，标题中透露出的身份差异是文本的关键性问题，但他没有提醒读者，这意味着卢梭与启蒙知识人圈子在哲学和政治层面都有着重大分歧。

如前所述，《论科学和文艺》和《论不平等》的作者落款皆署名是“一名日内瓦公民”，而且《论不平等》的献词还特别对此说明。[161]因而，卢梭再次突显自己的公民身份，表明他有意识地坚持以“日内瓦公民”的身份面向公众发言，尽管他的著述早已表明他其实是一个博学之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个博学之人在政治共同体中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公民。这个问题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苏格拉底问题”。由于启蒙知识人无不追求成为博学之人，卢梭的标题实际上也就暗中把他的启蒙友人引向了“苏格拉底问题”。

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申辩》中，苏格拉底以哲人身份直面雅典城邦法庭的指控，在公民代表面前为哲人生活方式辩护；而在《论剧院》中，卢梭则站在了日内瓦共和国的立场，以公民代表的身份抵制以达朗贝尔为首的启蒙知识人圈子；再者，雅典城邦审判苏格拉底的理由是要维护城邦神的权威和保护青年的思想健康。卢梭似乎也是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利益以及争夺日内瓦青年人的教育权，从而发起对达朗贝尔等启蒙知识人的审判。如此一来，难道达朗贝尔们反倒成了苏格拉底式的哲人？

卢梭心里清楚，达朗贝尔的《日内瓦辞条》是在为伏尔泰这样的诗人说话。卢梭同样知道，苏格拉底说过他自己也是诗人，但卢梭也同样清楚，苏格拉底绝无可能是伏尔泰那样的启蒙诗人。换言之，卢梭在《论剧院》中要审判的是以新派哲人的面目出现的启蒙诗人。因此，在卢梭看来，启蒙时代的根本问题之一是：何谓真正的哲人。

1764年，卢梭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论戏剧性模仿：简论〈柏拉图哲学对话〉》（De l'imitation théâtrale:essai tiré des dialogues de Platon，简称《戏剧模仿》）。如果我们把这篇小文仅仅看作是卢梭读《柏拉图对话集》的笔记，或是卢梭为写作《论剧院》所做的准备，就掉以轻心了。毋宁说，这篇写于《论剧院》第二版修订时期的短文表明，卢梭对柏拉图笔下的“模仿”论的政治哲学意味了然于胸：所谓“戏剧模仿”不是文艺问题，而是政治哲学中的立法问题，其含义是，哲人作为秩序的创始者，应模仿造物者创制一个公民模型和城邦典范。[162]

我越想到建造我们想象的共和国（notre République imaginaire），我就越觉得我们已经为它规定了适合人类本性（la nature de l'homme）的有用法律。（《全集》，页611）

模仿（mimēsis）是柏拉图《王制》第十卷中重点讨论的问题。[163]在那里，苏格拉底对诗人提出了严厉批判，因为诗人仅仅是真实的第三重模仿者：

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译注］比喻，即真理，最高的）隔着两层。（《王制》597e）

诗人撩起灵魂中纯情感的一面，挑动情爱（erōs）和血气（thumos）（《王制》606d）这类情感，与约束人的激情的理性冲突，对城邦有害。既然“我们的最善部分愿意听从理性的指导”（《王制》604d），那么，诗人的“模仿术乃是低贱父母生的低贱的孩子”（《王制》603b）。

基于苏格拉底式的理由，卢梭在《戏剧模仿》中要把模仿艺术家（Artiste）逐出城邦，因为“模仿总是比人们想象得更远离真理”。任何从事模仿工作的艺术家（无论建筑师，画家还是诗人）只能拥有虚假的知识，然而他们却自以为拥有真理，自命不凡地去传授这类虚假的知识。因此，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哲人必须把这类人逐出城邦。

随后，卢梭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去审视立法者（le Législateur）和智者（le Sage），指出他们与模仿艺术家相同的缺点：由于不具备真正与人有关的知识，他们所传授的只会是虚假的知识，他们制作的法律也与实践行动相抵牾。卢梭的结论是，只有哲人（le Philosophe）才能克服这种欠缺，因为哲人才真正具有并且能够传授真正关于人的知识。哲人“获得知识或追求知识，而不是模仿或言说或做事，这才是最高的生活方式”。[164]

因而，在卢梭的“想象的共和国”里，他要驱逐诗人、画家和立法者，因为他们对哲学构成威胁。可是，卢梭的这一“想象的共和国”该如何安置公民呢？这些共和国的大多数应该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在《戏剧模仿》中，卢梭以第一哲人苏格拉底的面相来教化公民，引导他们追求美德，以此抵抗普遍启蒙和专制。[165]

然而，在《论剧院》中，卢梭的苏格拉底式哲人面相就不那么清晰可辨了，因为这是他以“一个日内瓦公民”的身份写给启蒙哲人的公开信。据史学家说：

法国人或说法语的瑞士人，他们的血管里流着凯尔特人的热血，听众是他们的亲友，一旦听众的情绪被煽动起来，就很容易有冲动之举。[166]

倘若此言不虚，我们或可说卢梭以公开信的形式抵制启蒙知识人的启蒙倡议，以《王制》中的苏格拉底对诗人的批判姿态来审视法国绝对王权政制时期的戏剧，是基于卢梭对日内瓦人的了解，这些公民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教导。

因此，《论剧院》的标题还突显了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写的《日内瓦辞条》，由于这个辞条是创建一个新城邦的政治倡议，所谓“尤其是关于在这座城市建戏剧剧院的方案”就显得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卢梭似乎仅仅要纠弹辞条中建剧院的倡议；另一方面，卢梭很可能在暗示，日内瓦共和国本身就犹如一个公共剧院。换言之，卢梭的修辞隐藏着一个极为高妙的隐喻：公共剧院寓指政治共同体。笔者的这一猜测来自布鲁姆的启发，他把卢梭的剧场理解为古希腊戏剧，但他未必穷尽了卢梭笔下的“戏剧剧院”的含义，因为它很可能还寓指柏拉图笔下的“洞穴”，或者神职人员宣讲教义的教堂。这一推测是笔者的过度诠释吗？

老实说，卢梭是否有此意图，我们仍须依赖阅读正文来证实。就眼下的标题而言，值得关注那句拉丁语引文：“神令虔敬者多福，却把疯癫留给我们的敌人。”这句话来自斯特拉波（公元前64—公元23）的《地理志》（3. 513），“虔敬者”应该指日内瓦共和国的公民，因为他们是加尔文教徒。“我们的敌人”是谁？如果“我们”即日内瓦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我们的敌人”很可能就是达朗贝尔一类启蒙文人、科学家。

达朗贝尔这样的科学家和启蒙文人企图用建剧院的建议让日内瓦共和国陷入“疯癫”，卢梭则以共和国卫士的姿态说：把“疯癫”留给达朗贝尔们吧。无论如何，这句引文挑明了卢梭这封公开信的政治性质。

因此，虽然《论剧院》一向被视为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文献，反映的是18世纪启蒙时期的法国戏剧论争，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一在20世纪卢梭研究学界占主流的看法难免局促。[167]

5 《论剧院》的谋篇

为了更好地析读文本，我们有必要先大致了解一下《论剧院》的谋篇。如果说《论剧院》的结构也体现了卢梭的用心，那么它与“剧院”的隐喻必然相关。

按卢梭亲自改定的1762年第三版计算，《论剧院》共230个自然段，没有划分章节，也没有分节标题。这么长的篇幅没有划分章节，给读者把握全书脉络带来很大困难。幸好19世纪末的法国学者Fontaine已经按论述主题将全书划分为三个部分，后人大多遵从这种划分，也就无须另辟蹊径。

置于《论剧院》全文之前的序言部分，共11自然段。这篇序言晚于全书的写作，卢梭直到1758年3月20日才写成序言。

进入正文后的第一自然段直接切入主题，卢梭表明要讨论的是达朗贝尔的《日内瓦辞条》。然而，卢梭随后却用了9个自然段讨论日内瓦的信仰问题，显得离题。

直至第11段，卢梭才开始切入剧院建设的论题。尽管本稿依据传统的划分将正文分为三大部分，但如何把握各部分的主题，却需要重新探索。笔者将在随后的析读过程中，逐步展开对各部分主题的探究。此外，Fontaine已经注意到，这三个部分的自然段落数分别是80、70和68，呈逐渐递减的趋势。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再有，卢梭在序言中说，他要用“最少的话说最重要的事”，这是否意味着第三部分才是卢梭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

从全书结构来看，《论剧院》开篇的头10个自然段非常突兀地谈到与日内瓦建剧院似乎毫不相干的宗教信仰问题，最后全书却以斯巴达式的广场群众欢庆作结，在形式上与开篇构成内在呼应。

然则古代斯巴达的庆典对于加尔文教来说是祭拜异教的神，难道卢梭暗中要以异教的宗教庆典置换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倘若这一推测成立，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卢梭守护日内瓦共和国抵制巴黎知识人的启蒙行动或许仅仅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皈依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很可能不过是在装样子。

顺着这个观察点，我们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卢梭反对建剧院的论证理路。

在第一部分，卢梭首先假设，启蒙知识人提议用剧院代替教堂的政改方案可行，这意味着启蒙哲人们要为城邦建立一个科学宗教。

在第二部分，卢梭开始逆向论证：剧院舞台上演的无非是悲剧和喜剧，再不然就是伏尔泰或狄德罗提出的“启蒙悲喜剧”。从行文逻辑上看，卢梭接下来应该分析悲剧和喜剧对于日内瓦共和国有何教益，但他却用大量篇幅谈论路易十四时期的莫里哀喜剧《恨世者》，再次离题。

及至第三部分，卢梭具体分析演员的德性对日内瓦风尚的影响，或者说崇拜舞台上的演员成为世风后，共和国的风尚会是什么样子，他断定，当剧院取代教堂成为日内瓦生活的中心，演员取代牧师成为日内瓦人的追仿榜样，日内瓦人的风尚必然会发生品质变化，最后，卢梭还谈到剧院建设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共和国经济的影响，这意味着卢梭意识到，日内瓦的社会状况难免会面临商业化生活方式的蔓延而带来的挑战。

换言之，倘若日内瓦共和国的加尔文教严律主义不能应对商业化生活方式的扩展，共和国的未来实难预料，毕竟日内瓦这个小国恰好处于周边大国的夹逼之中。

如今看来，卢梭从加尔文教出发最后以斯巴达式的庆典结尾，确实意味深长。难道这暗示卢梭要设想用一种公民宗教来代替加尔文教和“百科全书派”的科学宗教？[168]

笔者做出这一推想的理据是：《社会契约论》的第八章“论公民宗教”非常有名。卢梭在写完《论剧院》后，马上就着手写《社会契约论》（1759）。若将两者联系起来对观，笔者有理由推测，公民宗教问题是整部《论剧院》的最终落脚点。在当时，“公民社会”的宗教问题已经是个重大的适时话题。[169]即便在今天，它仍旧是学界热衷讨论的论题。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剧院”这个语词的隐含语义指向柏拉图笔下的“洞穴”，或者说，《论剧院》其实应该属于卢梭的政治哲学要著系列。我们甚至可以把“论剧院”理解为“论城邦”或“论政治”。因为，何谓“好政制”这一奥德修斯式的问题，才是卢梭对戏剧问题如此感兴趣、如此关注的根本原因。

由此来看，第二部分关于“现代戏剧政治品质”的讨论居于中心位置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它呈现了卢梭对“剧院-洞穴”的政治哲学思考。开篇讨论宗教问题的9个段落作为引论有如进入时代“洞穴”的入口，第一部分讨论剧院取代教堂，引出的与其说是日内瓦共和国面临的危机，不如说是整个基督教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在卢梭看来，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公民宗教”。

从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过的这句话足以成为我们阅读《论剧院》的一个时代注脚：

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们要谦虚谨慎；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史事了。[170]

如果《论剧院》体现了卢梭的“谦虚谨慎”，那么，崇拜卢梭的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搞“革命宗教”，是不是试图建立一种“公民宗教”呢？“公民社会”有不同的类型，与此相应，“公民宗教”也有不同的类型。倘若如此，把卢梭与罗伯斯庇尔绑在一起是否对卢梭不公平，的确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