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世界之芳

1470年10月10日，在距离黑海70英里的内陆城市阿马西亚（Amasya）的皇宫中，居尔巴哈（Gülbahar）可敦在铺着紫色天鹅绒床单和放着绿色刺绣枕头的床上生下了一个孩子。根据当时的记录，这个孩子出生于一个星期三的傍晚时分。与此同时，就在这座皇家居所的墙外，一个头发蓬乱、蓄着大胡子、四处云游的苏非派（Sufi）潜修者正在接受一小群信徒的朝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好奇的旁观者。此人对宫廷政治一无所知，也并非该城总督巴耶济德的心腹顾问，甚至算不上总督的熟人。不过，他却对人们讲述着他看到的宫墙内的幻象。“今天，就在这座承载着繁荣的宫殿里，一个幸运的孩子，一个终将收获幸福的天选之子将会出生，”这位潜修者预言道，“他的统治之光将照亮地平线，世上的居民都将嗅到他带来的繁荣的芳香。他将接替他的父亲成为君主和奥斯曼家族王朝诸领土的保护者。”如此大胆的预言在奥斯曼世界并不鲜见。形形色色的预言者和学者在帝国境内漫游，自称了解别人无法获知的现实与未来。这些以预言为生的人也时常预测下一位苏丹的诞生，且总会有一些直觉来的时机恰到好处，让他们时不时地能够做出一些准确的预测，从而吸引他们的主顾再来惠顾。

不过，阿马西亚这位苏非的预言却很快走向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向。“他的身体是幸福的印记与好运的居所，”他继续说，“他的身上将出现七颗预兆皇室命运的痣。因这七颗痣，他将击败与他为敌的七个邪恶的统治者，大获全胜，然后凯旋。”

提到七颗痣并非偶然——“七”在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天有七重，《古兰经》的第一章有七句经文，朝觐（Hajj）者要围绕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天房转七圈。最重要的是，数字“七”代表着世界的七个区域。当时的人们认为，整个世界分成七个区域，这算是地球拥有七个大洲的早期版本。因此，这个新生儿身上的七颗痣就象征着他将成为已知世界未来的君主。

在居尔巴哈最后一次用力之后——按照惯例，孩子的父亲是不在现场的——她的喜悦替代了疲惫，喜悦的泪水淹没了叫喊的声音。她生了个男孩。这个将被取名为塞利姆的男孩，的确有七颗痣。

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居尔巴哈，生来本是一名基督徒。从她如何成为巴耶济德皇子的第四位妃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一瞥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不列颠和尼德兰这些跨洋帝国兴起前的最后一个世纪——的世界里蒸蒸日上的显赫地位。在15世纪，主要的大帝国往往统治着大片的领土，并控制着近海地区，但它们极少派遣海军穿越大洋。中国、拜占庭帝国、马穆鲁克帝国、威尼斯和西班牙帝国雄踞亚欧大陆，美洲有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非洲则有桑海帝国和穆塔帕帝国。在他们于1453年征服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之前，奥斯曼人作为崛起于东方的新贵，由陆路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东地区，开始涌入拜占庭帝国、马穆鲁克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控制的领土，这些国家都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但其实力比起中国和阿兹特克帝国还有数量级上的差距。阿尔巴尼亚只是夹在大帝国间的一小块土地，是帝国霸主们来回争夺的对象。

威尼斯人的帝国盘踞在亚得里亚海的北岸和东岸。他们发现，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地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奥斯曼人的侵袭。在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几十年之前，已经在安纳托利亚站住脚的奥斯曼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来到欧洲，开始了扩张的新阶段。奥斯曼人的军队穿过在拜占庭帝国脆弱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深入到沿海的阿尔巴尼亚的崇山深谷之中。如果能拥有这一块沿海地区，奥斯曼人的船只（无论是海军的还是海盗的）就可以控制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其他部分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当威尼斯人与拜占庭人还在争夺希腊半岛和地中海东部的控制权时，这一地区就是战争舞台上的咽喉要冲。像他们常做的那样，奥斯曼人与当地显贵达成了协议，保证尊重他们的自治权并提供军事保障。比起威尼斯人的统治，许多当地显贵更愿意接受奥斯曼人的统治，于是同意以实物和货币方式向奥斯曼人缴纳一部分税赋。

在得到这些欧洲土地之后，奥斯曼人不仅日渐逼近夺取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一最终目标，同时也获得了进一步向信奉天主教的威尼斯人发动进攻的能力。诚然，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之间的许多战斗都发生在海上，但阿尔巴尼亚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陆上战场。

随着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取了越来越多的土地，他们开始把被征服领土上的人民编入帝国体制之中，并发展出了一种名为“德夫希尔梅”的制度。他们掳走十几岁的男孩，把他们带回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这些男孩被切断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得到物质层面上的种种优待，学习军事技艺，最终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忠诚且享有特权的中坚力量。通过这种方式，奥斯曼帝国创造出了一个忠诚的军事精英团体。一些年岁稍长的巴尔干基督徒男性也会想方设法加入帝国的军事体系，以获得提高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

据我们所知，居尔巴哈的父亲就是一个为了加入奥斯曼帝国军队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他把自己的女儿送给苏丹作为姬妾，借此进一步获得了一些潜在的社会优势。女儿倘若能为苏丹生一个儿子，就会给他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居尔巴哈的父亲甚至可以憧憬一下这样的前景：成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外公。对于一个在刚成年时只是个卑微的阿尔巴尼亚正规军士兵的人来说，这可谓是令人惊异的命运转折。居尔巴哈本人也能获得十分可观的回报。她不仅可以在宫殿里享受比在祖居的村庄里（在那里，她的主人就不会是一位皇子，而只是一位普通的丈夫了）舒适得多的生活，还有机会成为一位苏丹的母亲，从而成为全帝国最重要的女人，甚至也是全世界最具权势的女人之一。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苏丹和皇子们的儿子并非由他们的正妻所生，而是由他们的姬妾所生。所有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母亲都是像居尔巴哈这样来自外国、通常是基督徒的奴隶。

初入皇子后宫的居尔巴哈或许害羞而且惶恐，但她会在其他姬妾的帮助下逐渐适应这里的新生活。不过，另一些姬妾会急于宣示自己在后宫里的地位，因而乐于让这位年轻的女性在她的新生活里吃尽苦头。从她后来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推测，居尔巴哈很快就适应了她的新生活，并善加利用了她所得到的机会。

奥斯曼帝国皇室的生活充满了疏离感。在他们发生肉体关系之前，17岁的居尔巴哈几乎从未在后宫的庭院里见过巴耶济德，但这位姬妾风骚美艳的名声已经足以引起巴耶济德的兴趣了。这对主奴的交媾过程粗鲁而且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并没有什么情爱的成分。苏丹和皇子们只注重生出尽可能多的男性继承人，以确保王朝与帝国的延续。毕竟，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分娩、战争还是疾病，都非常容易造成死亡。鉴于巴耶济德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居尔巴哈一定十分担忧，即便她生下一个儿子，他也未必会得到父亲的宠爱。奥斯曼苏丹的幼子的命运大抵如此——人们会庆贺他的诞生，随后，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在享受锦衣玉食的同时被人冷落。

对于苏丹和像巴耶济德这样的皇储而言，拥有许多儿子也是一柄双刃剑。留下一个儿子是每一位苏丹的终极任务，毕竟奥斯曼血脉的断绝会导致帝国的覆灭。但是，用最具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观点来看，奥斯曼的每一个男性后人本身又是对其父亲的重大威胁，因为这些潜在的继承者可能会过早地把觊觎的目光投向宝座。与此同时，对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而言，他是更为直接的威胁。有一句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常见评论是这样说的：“皇子之间无亲情。”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生来就彼此对立，要用尽手段去争夺宝座，而他们的母亲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母子关系都是皇室里最为重要的关系。父亲总是与儿子保持疏远，而制度决定了儿子更可能将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兄弟视作敌人，而不是亲人，正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一样。

在奥斯曼帝国，继承权的归属从来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长子通常可以继承苏丹之位，但理论上奥斯曼的任何男性后裔都可以坐上宝座。因此，苏丹的继承权问题往往会导致流血事件。苏丹本人或许会更青睐某个儿子，但他的青睐并不能保证任何事情。对巴耶济德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来说是如此，对巴耶济德的儿子们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巴耶济德传给他十个儿子的不仅有杏仁形的眼睛，还有手足相残的宿命。他们的母亲也会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取胜的那对母子将得到皇宫，而那些在竞争中落败的儿子将被杀掉。他们的母亲不仅会失去自己的孩子，也会失去自己作为皇子的母亲所拥有的一切名望与财富，更不要提在成为苏丹的母亲之后所能得到的一切了。对这些女人来说，她们最好的命运也就是被放逐到奥斯曼帝国的前首都布尔萨的宫殿里，在这座专供死于非命的皇子的母亲居住的皇家养老院里被人遗忘，了却残生。显然，没有哪位皇子和他的母亲会渴望这样的命运。

奥斯曼帝国的后宫如同一座完美的试验场，孕育着适应这个时代无情且惨烈的政治斗争的未来苏丹。奥斯曼帝国的领袖必须狡诈无情，同时又是出色的战略家，如此才能胜过他的对手，无论他们是威尼斯人、萨法维波斯人还是匈牙利人，抑或他自己的兄弟和儿子。奥斯曼人相信，那个在后宫里胜过其同父异母兄弟的皇子，一定也最适合统治奥斯曼帝国，维持其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最强者的地位。

一位姬妾一旦生了儿子，她与苏丹之间的性关系就停止了。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等式：一个女人，一个儿子。在阿马西亚的后宫里，每一对母子都有自己的居所，但他们每天也可以在后宫的走廊与大厅中遇到其他人。像居尔巴哈这样的女人可能会成为未来苏丹的母亲，这一地位给她带来了责任与利益、机会与风险。皇室母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儿子存活下来，其次是保证他能接受符合皇子身份的教育。在阿马西亚的早年岁月中，早熟的塞利姆学习了奥斯曼土耳其语（帝国政府使用的语言）、阿拉伯语（《古兰经》的语言，也是学习宗教知识的钥匙）和波斯语（文学与诗歌的语言）。作为皇子，他还要学习射箭、医学、皇家敕令写作和狩猎。与此同时，居尔巴哈和她的随从们还要教他如何祈祷、穿衣，并教他符合未来苏丹身份的行为举止。因此，这座装饰陈设之奢华远超普通人想象，时常成为幻想与传说的对象的后宫，其功能实际上更像是一座学校，而非宫廷。

塞利姆出生的时候，巴耶济德已经在阿马西亚做了16年总督。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皇子都会在年少时被派到地方上做总督，以便在这个要职上证明自己的能力。作为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长子，巴耶济德的面前是难以企及的标准。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一年之后，巴耶济德和他的母亲就被派到了阿马西亚。鉴于他只有7岁，与他同行的还有一群顾问和随从。他在那里一直待了27年，直到他在1481年继位成为苏丹，才带着他的一大家子，包括11岁的塞利姆，来到了伊斯坦布尔。

阿马西亚位于安纳托利亚北部，是一座静谧的农业城镇。当地气候温和，以出产苹果著称。阿马西亚城坐落在绿河冲刷出的一条狭窄的山谷中，四周几乎完全被崎岖的山岭环绕。陡峭的山崖保护着这座城镇，也确保了阿马西亚的形状历经多个世纪也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建筑物只能沿着狭窄的河岸修建。如同安纳托利亚的诸多城镇一样，当巴耶济德到来的时候，阿马西亚已经拥有近7000年之久的人类定居史。

阿马西亚既不是商业中心，也并非战略要地。几个世纪以来，阿马西亚的与众不同之处既在于它是一个知识文化中心——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就出生在这里，也在于一代又一代的未来苏丹都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除了那些被派到此处担任总督的皇子之外，其他皇子也会来到阿马西亚，学习那些作为苏丹应当掌握的知识。始终把注视的目光投向广阔世界的阿马西亚，在奥斯曼帝国发挥着近乎西点军校的作用。在这里，未来的苏丹们不仅要学习治国之道、军事、骑术、经济学、历史和行政管理，还要学会如何平衡相互竞争的官僚与家族成员的利益和情绪。像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城镇一样，阿马西亚也有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尼亚人、犹太人、土耳其人等多个民族定居于此，就像是人口成分多样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缩影。因此，对于可能成为苏丹的皇子们来说，阿马西亚是一个练习统治术的理想之地。

在这个具有高度世界性色彩的帝国里，后宫制度确保了皇室血脉中可以混入非土耳其裔、非穆斯林、非精英的元素。由于自己的母亲来自一片遥远的土地，拥有迥异的文化，曾经信奉其他的宗教，塞利姆对奥斯曼帝国在人种与宗教上的多元融合有着深刻的体会。与此同时，在远离首都的阿马西亚成长的经历让他对15世纪的世界产生了更加全面的认知。虽然他通往苏丹宝座的前路还并不明朗，但十几岁的塞利姆就已经明白了居尔巴哈的良苦用心——她希望他做好准备，去探索后宫墙外的世界。

从少年时期开始，奥斯曼帝国的皇子们就要小心翼翼地涉足近代世界微妙而凶险的外交事务了。奥斯曼家族向外国领导人展示新的男性成员的重要场合之一是皇家割礼庆典。这种奢华的庆典与犹太教的成人礼（bar mitzvah）有些许相似，也是为了庆祝男孩长大成人。考虑到奥斯曼皇室的庞大规模（和整体上强大的生育能力），这种庆典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这种庆典还有外交功能，可以作为邀请外国使节、国家元首和其他显贵前往伊斯坦布尔皇宫［在这座新近征服的城市中建起的这座建筑，未来将被命名为托普卡珀宫（Topkapı Palace）］的理由。礼物馈赠、恭贺致辞和珍馐佳肴享用不尽的宴席创造了绝佳的社交环境，可以让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与他国政要增进交情，并且顺便达成一些交易。1479年夏天，将近9岁的塞利姆迎来了自己的割礼庆典。他和父亲来到400英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以便让外国来宾和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列位使节可以更方便地参加此次庆典。

为了将皇子介绍给宫墙之外的世界，并且证明这一对母子的能力，割礼庆典必须进行得完美无瑕。皇子的母亲要负责整个典礼的安排筹备，但按照当时的习俗，她并不会参加公开庆典。因此，割礼庆典彰显了皇子母亲的双重角色：她既是负责抚育儿子的母亲，也是要帮助儿子谋求继承帝位的经纪人。她不仅要安慰刚刚经受了痛苦的手术、终于步入成人行列的年轻儿子，也要帮助他组织好人生中第一场重大的国际活动。

塞利姆的割礼庆典举行时，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冰点。在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奥斯曼军队与威尼斯军队曾经不止一次滑向全面开战的边缘，但维持东西方贸易给双方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是让他们勉强化解了分歧。但是，到了1453年之后，随着奥斯曼军队于1459年占领了塞尔维亚，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地区的攻势进一步威胁到了威尼斯的领土，双方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1462年，一位出身于阿尔巴尼亚的奥斯曼军队指挥官——他也是奥斯曼帝国定期劫掠巴尔干男孩活动的受害者之一——叛逃到了雅典附近的一座威尼斯要塞。自然，奥斯曼人要求威尼斯人将他送回来。在威尼斯人拒绝之后，战争爆发了。实际上，奥斯曼人只是将这一叛逃事件作为借口，以便入侵雅典，并继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扩张，再接着深入巴尔干半岛。第二年，奥斯曼人向西征服了波斯尼亚，不久之后又攻入了阿尔巴尼亚。

1479年，这场战争以奥斯曼帝国攻克威尼斯人据守的城市斯库台（Shkodra，在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北部）告终。此战胜利后，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得以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继续向北扩展。1479年1月25日，战争双方签订了《君士坦丁堡和约》，恢复了和平。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的霸权终于得到了确认，其势力前沿实际上已经延伸到了威尼斯的大门；而这个意大利城邦在此地区影响力的衰落也成了公认的事实。因此，在这场可耻的失败发生短短几个月之后，威尼斯元老院不愿意派出任何合适的代表去参加塞利姆的割礼庆典，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为了向塞利姆——其实是向他的祖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表达自己的冷漠怠慢，威尼斯共和国没有派任何人出席。

巴耶济德奢华的后宫里住满了人，他的27个子女、数位妻子和成群的姬妾都住在这里。在他的10个儿子中，次子艾哈迈德（Ahmed）、三子科尔库特（Korkud）和四子塞利姆逐渐成长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他的长子阿卜杜拉（Abdullah）于1483年去世，时年18岁；另外六个儿子则始终只是在安纳托利亚的几个城镇担任名义上的总督而已。像塞利姆一样，分别出生于1466年和1467年的艾哈迈德和科尔库特也是姬妾所出，同样生在阿马西亚。他们三人在后宫里接受了相似的教育——多门语言、哲学、宗教与军事。巴耶济德似乎一开始就选定了艾哈迈德做他的接班人（他到后来自然更欣赏他），这或许是因为艾哈迈德是他还活着的儿子里最年长的那个，也可能是因为巴耶济德认为他最有才干。不论原因是什么，巴耶济德让艾哈迈德参与帝国管理的时间都要远远早于他的弟弟们。还是一个男孩的艾哈迈德就开始参加会议，召集顾问，与重要的军事将领发展私人关系。但是，尽管有着这些优势，或者恰恰是因为拥有了这些优势，艾哈迈德开始变得懒惰了。他的身体日渐发福，头脑日益迟缓。根据17世纪希腊人的一份记载，艾哈迈德“只关心三件事：吃、喝、睡”。他十分享受宫廷生活带给他的快乐，把苏丹宝座视作他生来就应当获得的事物，而不是需要与弟弟们争夺的东西。

科尔库特是这三个同父异母兄弟中最书生气的一个。像所有拥有一个盛气凌人的兄长或姐姐的聪颖孩子一样，科尔库特更喜欢沉思，而不是参加会议或是军事练习。“科尔库特，”那份希腊人的记载提到，“埋首于文字之中，没有表现出对其他事情的兴趣。”他十分喜欢诗歌，还就神学问题写过好几篇论文。长大成人之后的科尔库特也要比他的兄弟们更虔诚，在哲学上相信命运的无常。如果安拉想让他做苏丹，他就会成为苏丹。年轻的科尔库特不去追寻那些在他看来转瞬即逝的东西，基本上也避免参与国政。

生来便精于盘算的塞利姆看到了兄长们的问题。他意识到，只要能够让自己的特质介乎两位兄长之间，自己就有机会脱颖而出。他既要像艾哈迈德那样计谋多端而且深谙政治，又要像科尔库特那样善于深思而且慷慨宽宏。与此同时，塞利姆既不像艾哈迈德那样懒惰懈怠，也不像科尔库特那样沉溺于书本。正如威尼斯总督安德烈·古利提所描述的那样，还是个孩子的塞利姆“就已经比他的兄长们更凶狠狡猾……他极为慷慨，同时又是个好战狂”，这一切正是意欲统治一个世界帝国的人必备的特质。即便在距离他们相互争夺皇位的日子还有许多年的时候，巴耶济德的儿子们就已经彼此产生了深刻的仇恨。当他们还是无法无天的小孩子时，他们会在后宫的庭院里相互追逐嬉闹；待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就要在安纳托利亚带着军队相互追杀了。

不过，在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接管整个帝国之前，他们的父亲要首先成为苏丹。倘若巴耶济德未能获取宝座，他们恐怕都难逃一死。

塞利姆对他的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十分推崇、爱戴。据有些观察者说，塞利姆对祖父的敬佩之情要远远超过对其父亲的爱戴。塞利姆10岁那年，这位他一直意欲模仿的领袖人物正在伊斯坦布尔——那座他于几十年前夺取的都城——以东不远的地方指挥一场军事行动，却突然感到剧烈的腹痛。对于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场上的穆罕默德来说，大帐外的马蹄声可以给他一丝安慰，但他还是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神职人员和医生都赶来救助，他最亲密的顾问们也围在他的床榻旁。1481年5月3日下午大约4点钟，帝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苏丹、49岁的穆罕默德停止了呼吸。饱含热泪的大维齐尔合上苏丹已经丧失生气的双眼，随后开始安排人将穆罕默德的遗体送到他为自己修建的永恒居所——伊斯坦布尔的法提赫清真寺。

可疑的阴影笼罩着苏丹之死。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那件宫廷中的人们普遍担心的事情——下毒。心怀不满的臣僚和将领、外国密探以及穆罕默德的儿子们都有理由除掉苏丹，他们是最有嫌疑的。毒药的源头难以追查，且指使者可以远在千里之外慢慢地毒杀目标，这些都让毒药变成了一种理想的武器；毕竟，凶手可以调制毒药，让目标在几个月后才毒发身亡。不过，毫不夸张地说，奥斯曼帝国君主本身或许是地球上被保护得最好的目标。考虑到精细的食物尝毒制度、医生的监控和饮水管理，给苏丹下毒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宫廷的管理者规定，御厨在把菜品呈给苏丹之前，要先给他们自己的孩子吃。在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交战的这些年里，威尼斯人至少十余次尝试对穆罕默德下手。有些人认为，是威尼斯人贿赂了苏丹的一位波斯裔私人医生，让他谋害了苏丹。另一些人则相信，苏丹的某一个儿子才是幕后黑手。尽管有众说纷纭的种种猜测，但直到今天，穆罕默德的真实死因还是一个谜。

穆罕默德去世的地方距离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迦太基的汉尼拔之墓只有几千米之遥。汉尼拔曾经在公元前3世纪与罗马人作战；而到了1800年之后，穆罕默德毁灭了罗马人在东方最后的遗存——拜占庭帝国。穆罕默德完成了汉尼拔未能完成的伟业——继承罗马人的衣钵。在长达数十载的疏于经营与人口流失之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穆罕默德现今治下的伊斯坦布尔——历经了一次重生。这让欧洲的每一位领袖，从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HenryⅥ）到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Ⅴ），都充满了恐惧。他们将此事视作末日浩劫迫在眉睫的征兆。穆罕默德就是敌基督（Antichrist），奥斯曼人则是恶魔的爪牙；奥斯曼苏丹将从第二罗马出发，进击第一罗马。1480年，随着穆罕默德夺取意大利半岛上的港口小城奥特朗托（Otranto），欧洲人担心的灾祸似乎即将成为现实。不过，穆罕默德之死和奥斯曼人随后从奥特朗托撤军让局势又缓和了一些，也使得欧洲人开始相信上帝终究还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几个星期之后，苏丹去世的消息才传遍欧洲，引发了爆炸性的狂喜。焰火穿透夜空，教堂的钟声响彻欧洲的每一座都市。在穆罕默德去世的当天，大地本身也送来了一个预兆——地震袭击了罗得岛（Rhodes）。“第二个路西法、第二个穆罕默德、第二个敌基督”，第二罗马的攻陷者，离去了。“基督教世界幸甚，意大利幸甚，”威尼斯圣马可行政长官（Procurator of St.Mark Basilica）写道，“（穆罕默德之）死阻止了凶暴而且不屈的野蛮人。”长久以来，欧洲人一直自认为有义务定期向穆斯林发动远征，例如在1453年之后这样的时段。不过，很多时候，这些基督徒心中的责任感并没有化作实际的战争，因为欧洲国家往往无法组织起像样的远征军。现在，穆罕默德之死为欧洲人赢得了虽然短暂但迫切需要的喘息之机。更具现实意义的是，随着末日决战得以避免，许多欧洲贵族认为自己拖欠奥斯曼帝国的数额不菲的债务似乎有了重新商量的余地。

与欧洲人的狂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笼罩在混乱将至与危机日深的情绪之中。苏丹驾崩后不可避免的继承权争夺才刚刚拉开序幕。10岁的塞利姆敏感而精明，他将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徐徐展开，从中深刻理解政治与暴力的含义，以及他所身处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