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的边境、格兰德河（Rio Grande）注入墨西哥湾的入海处，坐落着一座静谧的边境城镇。这座城镇有着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字：马塔莫罗斯（Matamoros）。Mata，源自西班牙语的动词matar，意为“杀戮”；而moros，即英语里的Moors，在西班牙语里意为“摩尔人”，是西班牙基督徒对穆斯林的蔑称。因此，“Matamoros”就是“摩尔人杀手”，这一称号似乎与美洲的过去和今日都毫无关联。为什么一个位于墨西哥东北部、阳光明媚的边境城镇会被取名叫“摩尔人杀手”？难道在墨西哥或得克萨斯，穆斯林真的曾经是需要生死相搏的敌人？

Matamoros一词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留下的。在他们看来，每一位基督徒士兵都有义务成为“摩尔人杀手”。从711年开始，西班牙的大片地区都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一直到1492年这个在地缘政治历史上不平凡的年头。在这一年，西班牙的基督教军队夺取了（他们更愿意把此举说成是“夺回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位名字广为人知的“摩尔人杀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为西班牙在对抗伊斯兰教的战争中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征服格拉纳达期间，身为一个普通士兵的哥伦布展示了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终其一生，哥伦布不止一次与穆斯林作战。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尤其是与西班牙在地中海上最主要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作战的过程中，哥伦布变得越发渴求穆斯林的鲜血，他在灵魂深处也时刻感受着“圣战”的重任。因此，当他在惊涛骇浪中颠簸西行之时，主宰他思绪的并不是发现新事物的渴望或是追逐商业利益这些世俗的想法。在他驶向美洲的旅途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其实是宗教狂热：他要帮助基督教世界对抗它最主要的敌人——伊斯兰教。

尽管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他们都在奥斯曼人面前节节失利，人口被掳，土地沦丧，商业影响力消散。驱动哥伦布舰队的三艘帆船扬起白帆向前航行的最重要意识形态因素，正是15世纪的世界最紧要的那场政治较量——天主教欧洲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较量。几乎所有有关世界历史的传统记述在这一点上都犯了错——奥斯曼帝国才是欧洲人前往美洲的真正原因。

从1492年之前的半个世纪起，直到其后的数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是古罗马之后地中海地区版图最辽阔的帝国，也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最长寿的帝国。在15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超过了其他世界性强权。奥斯曼帝国垄断了前往东方的商路，同时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正因如此，15世纪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的商人和水手才被迫离开地中海，冒险尝试那些穿越大洋、绕过大洲的凶险航线，最终成为环游世界的探索者。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开奥斯曼人。

在15、16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改变了从中国到墨西哥的已知世界。建立了霸权的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意大利诸邦、俄国、印度、中国乃至其他伊斯兰强权在军事、思想和经济等领域都展开了竞争。在这一时期，奥斯曼人在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其影响一直波及今日的世界。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蒙特祖玛（Montezuma）、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军阀帖木儿和数代教皇，以及数以百万计的重要或次要的历史人物，都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存在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重新定义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

奥斯曼帝国举起伊斯兰教的大旗，向西侵入欧洲，这是促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在帝国的东部边疆，奥斯曼帝国与伊朗的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战争则加剧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直至今日还在撕扯着伊斯兰世界。奥斯曼人的军事征服和精明的经济头脑还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全球性商品之一——咖啡，而他们发明出的咖啡厅更是刺激了资本主义世界消费主义的发展。

随着欧洲人被迫远离地中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逐出了地中海——基督教欧洲出现了一种末世心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正在争夺着世间造物的肉体与灵魂。待到那些自封的“基督的战士”来到新世界，他们便继续他们之前的战争，攻击这片遥远土地上的原住民。这些“摩尔人杀手”用他们在旧世界与伊斯兰教打交道时积累的经验来看待美洲和美洲的各民族，甚至拿所谓“抗击伊斯兰教”的职责当借口，试图为他们将西非奴隶贩卖到美洲的行径正名，而这一举动还得到了教皇在宗教和法律层面上的支持。因此，倘若忽略伊斯兰教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完整而正确地理解哥伦布和他的时代。

通过追踪奥斯曼帝国对全球的影响，本书用一种新颖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方式，阐述了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在塑造新旧世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无论是专业的历史学者还是非专业读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史实。塑造新旧世界的历史是穆斯林与西方世界共同的历史，且穆斯林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奥斯曼帝国塑造了我们的当代世界，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当然，对于西方世界的许多人来说，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在21世纪的西方世界，实际上就像在15、16世纪的欧洲一样，人们通常会条件反射般地将穆斯林视作敌人和恐怖分子，坚决反对伊斯兰教，尽管这一宗教实际上塑造了我们引以为荣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无论是在流行文化中还是在全球政坛上，也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伊斯兰教都被视作“那个强大的他者”——尤其是在美国——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修正”的问题。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政府官方，都热衷于把穆斯林变成诽谤的对象，甚至经常把他们当作直接诉诸暴力的对象。

还有一些因素也影响了我们正确认识奥斯曼帝国对西方历史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通常将过去500年的历史解读为“西方崛起”的历史。（这一谬见非但在欧美盛行，在土耳其和中东的其他地区同样盛行。）实际上，在1500年，甚至到了1600年，都并不存在我们今日时常夸耀的所谓“西方”。在历史刚刚步入近代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大陆其实只是一大堆国家的脆弱集合，这些形形色色的王国和狭小孱弱的贵族领地彼此争战不休。真正主宰着旧世界的是欧亚大陆上庞大的陆地帝国；而在美洲，除了加勒比海附近的些许欧洲人据点之外，真正占支配地位的也是美洲的原住民族。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拥有的领土超过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领土。在1600年，倘若有人设下赌局，问哪个国家将会支配世界，赌徒们可能会把钱押在奥斯曼帝国或者中国身上，但绝不会押在任何欧洲国家身上。

而到了工业革命和19世纪所谓的欧洲荣光时期之后，人们就改写了这段历史，把欧洲支配霸权的起始时间上溯到了哥伦布的时代。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十分荒谬。这种说法不仅掩盖了近代欧洲内部的深深裂痕，同时也遮掩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奥斯曼帝国于19世纪得到“欧洲病夫”的蔑称之前，这个帝国曾经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让整个世界胆寒。有些历史学家声称，就在英国人开始在美洲从事殖民活动的16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也走下了巅峰，开始走下坡路了。的确，从那时起，奥斯曼帝国战败割地的现象更常出现，但是在随后的300年中，它仍旧是中东最具支配力的强权，也依然身居欧亚非三洲最强大国家的行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最令人惊异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既长寿又始终处于国际事务舞台的中心。像所有的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消亡的一天，但彼时的帝国已经统治了超过600个年头。如果我们戴着19世纪的有色眼镜——甚至是通过18世纪爱德华·吉本对罗马衰亡堪称经典的论述——去看待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就会让自己走进一条死胡同，得出站不住脚的历史结论。

在正视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同时，通过检视奥斯曼人如何塑造了当今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的历史并不是截然对立、背道而驰的。它们之间共同的历史中并不仅仅包含暴力，还有丰富得多的内容。被人们大肆吹嘘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只是一条致密交织的挂毯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检视，我们还可以发现，那座被原住民命名为阿纳瓦克（Anahuac）的城镇如何变成了马塔莫罗斯，从而将基督教西班牙对抗伊斯兰教的残酷战争的遗迹流传到了今天。

奥斯曼帝国的史诗开始于距离中东十分遥远的地方。早在公元6世纪，后来演变为奥斯曼人的民族开始从中国出发，向西穿过中亚，来到了地中海地区。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他们持续向西跋涉。他们沿途打了许多场仗，也曾皈依过多种宗教。在此期间，他们也曾让其他民族皈依宗教，他们还建设城镇，交易商品和食物，学习和传播语言，培育新的马种，创造艺术杰作，写下非凡的诗篇。最初的迁徙者的大部分后代都在丝绸之路沿途附近定居了下来，与当地人通婚，接受并改变了当地的文化。

有一些勇者则一路迁徙到了安纳托利亚，这里也被称作小亚细亚，即分隔黑海与地中海、由亚洲伸向欧洲的陆桥。这些向西迁徙了如此之远的人大部分来自一个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今天的土耳其人之所以在语言、文化和人种特征上与中亚乃至远及中国以及更远地方的一些民族有共通之处，正是因为他们曾经进行过这样长途跋涉的迁徙。（例如，朝鲜语和土耳其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在到达安纳托利亚之后，这些初来者开始在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起伏的平原上为自己和牲畜寻找生存之所。在这里，他们进入了拜占庭帝国破碎的疆域。13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并立着几十个家族世袭的小邦，其中有伊斯兰小邦也有基督教小邦，有突厥人的小邦也有希腊人的小邦，它们共存于衰败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时而又向拜占庭帝国发起挑战。这些远道而来的初来者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也跻身于这些家族世袭的小邦之列，由一位名叫奥斯曼（Osman）的首领统率。奥斯曼于14世纪20年代中期去世，后来被视作奥斯曼帝国（Ottoman，是Osman在英语中的变体）的第一位领袖。从此之后一直到20世纪，每一位奥斯曼帝国苏丹都是他的血脉传人。

奥斯曼从拜占庭帝国蚕食了些许土地，他的儿子则为早期的奥斯曼人赢得了第一场真正的胜利：1326年，奥尔汗（Orhan）夺取了坐落在距离马尔马拉海不远的一处草木繁茂的河谷中的大都市布尔萨（Bursa）。布尔萨是国际丝绸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夺取这座都市极大助长了奥斯曼人日渐增强的雄心。从这座最初的首都出发，奥斯曼衣钵的继承者们不断赢得胜利，控制了从安纳托利亚西部到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土地。这些地方的居民以基督徒为主，但他们大体上接受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奥斯曼人的统治，因为这些来自亚洲草原的初来者十分善于用优厚的条件来换取地方豪强和权力掮客的支持。奥斯曼人的征服大军承诺以武力保护他们，还向他们提供了比拜占庭帝国更加优惠的税收和贸易政策，以换取他们对奥斯曼家族的效忠以及不时派兵助战的承诺。

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人不断挤压拜占庭帝国的生存空间，并最终于1453年给了拜占庭帝国致命一击。奥斯曼帝国的第七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攻破了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场惊天动地的胜利，既是一场实际意义上的征服，也极具象征意义。通过这场胜利，奥斯曼人获取了基督教世界在东方的中心，占据了世界上最大也最具战略意义的城市之一——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支点位置，控制着连接东西方的一条主要干道。穆罕默德使用了“恺撒”（Caesar）的称号，宣告奥斯曼帝国为新的罗马帝国。对于包括年轻的哥伦布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基督徒来说，“两个罗马”之一被一个伊斯兰国家夺取，可谓是末日来临的征兆。用当时欧洲人的话说，奥斯曼人挖掉了基督教世界的一只眼睛。

从1453年到饱经磨难的19世纪，在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一直身处全球政治、经济和战争舞台的中心。欧洲各国的命运起起伏伏，奥斯曼帝国则始终强盛。奥斯曼人曾经与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各个帝国较量，到了20世纪还在欧洲继续作战，只是对手已经截然不同。从马基雅维利到托马斯·杰斐逊再到希特勒——很难想象有什么能让这三个人排列在一起——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不得不面对奥斯曼帝国非凡的实力与影响力带来的挑战。从他们在布尔萨取得第一场军事胜利算起，奥斯曼人在接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统治着辽阔的疆域，涵盖了今天33个国家的领土。他们的军队控制着欧洲、非洲、亚洲的大片土地，还有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商路，以及地中海、红海、黑海、里海、印度洋及波斯湾沿岸的城市。他们掌控着位居地球上最大城市之列的伊斯坦布尔和开罗，还控制着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以及在超过400年的时间里堪称世界上最大犹太人城市的萨洛尼卡［Salonica，即今天希腊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奥斯曼人最初只是在穿越中亚的漫长旅途中艰苦前行的卑微的牧羊人，最终却完成了自罗马帝国之后最接近于重现罗马帝国荣光的伟大成就。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有一个人厥功至伟。他的名字是塞利姆（Selim）。他虽然是一位苏丹的儿子，但并非理所当然地就会成为如此伟大的人物。他在父亲的十个儿子中排行第四，于1470年出生在安纳托利亚的一座小城。他的母亲是一名奴隶出身的后宫姬妾。他的出身可以让他获得闲适富有、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但他的寿命也很可能不会太长，因为一位苏丹驾崩、下一位苏丹继位之时，往往伴随着手足相残的惨剧。固执而坚定、无情而富于远见的塞利姆对自己的人生有着另一番打算。他在权力斗争中登上苏丹宝座，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冒险，展现了高超的统治技巧；他极具个人魅力，又对信仰十分虔诚——他一生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从一位君主的角度看到奥斯曼帝国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

塞利姆是穆罕默德二世，即那位于1453年攻取了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的孙子。塞利姆的父亲巴耶济德（Bayezit）继续扩张着帝国的版图，他入侵了意大利、伊朗、俄国和匈牙利，将帝国的边疆向各个方向推进。塞利姆则超过了他的所有先祖，他的征服成就甚至超过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他在中东、北非和高加索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将帝国的疆域几乎扩大了两倍。当他于1520年去世时，奥斯曼帝国的国力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一个远超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庞然大物，领土横跨旧世界的三个大洲，并随时准备夺取更多的土地。塞利姆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位治下臣民大部分是穆斯林的苏丹，也是第一位同时拥有苏丹和哈里发称号的奥斯曼君主。

塞利姆还是奥斯曼帝国最初几位以非长子身份登上苏丹宝座的皇子之一，是第一位只有一个儿子的苏丹，也是第一位废黜了前任苏丹的苏丹。塞利姆对权力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冷酷无情地、系统性地消灭了国内外的敌人。为了得到苏丹宝座，他不惜杀掉两位同父异母的兄长。19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用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沉醉而措辞险恶的口吻描述塞利姆，说他是一位“嗜血如命的暴君，他那喷射着怒火的双眼和暴躁易怒的面容完美契合了他狂暴的品性”。为了同时震慑活人与死者，他经常用脚去踢那些他下令斩下的人头。他被世人称作“冷酷的塞利姆”不无道理。“他无法掩饰目光中的残酷”，威尼斯总督安德烈·古利提（Andrea Gritti）写道，“他残暴而狡猾”，根本就是一个“好战狂”。

塞利姆生活和统治的时期，或许是世界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半个世纪。事实证明，他是奥斯曼世系36位苏丹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甚至超过了他的儿子，可能是奥斯曼帝国最知名的那位苏丹——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塞利姆留下的遗产不仅塑造了奥斯曼帝国——直到其在20世纪灭亡——也深深影响了今天的地缘政治现实。如同基督一样——基督徒可能会觉得这一说法惹人生厌——塞利姆之后的帝国和世界已经与塞利姆之前的帝国和世界大不相同。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塞利姆的影子之下，这恰与他的另一个称号——“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相呼应。

正因为他在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塞利姆的生平曾被人多次记述。在他生前与身后写就的奥斯曼帝国历史提供了许多细节。其中最重要的一批史料被统称作《塞利姆传》（Selimname）。这部书成书于塞利姆死后，对这位苏丹极尽谄媚之词。到了16、17世纪，奥斯曼史学家又抄录、修改了一些早期记录，创造出一批彼此不同但又相互紧密关联的记述版本。诚然，要想了解塞利姆的生平，我们绝对离不开《塞利姆传》的记载，但也必须利用那些经常只有只言片语的其他证据去验证《塞利姆传》中那些对他近乎神化的溢美之词。通过批判性地审读《塞利姆传》及其他奥斯曼帝国的资料，再对照来自同时代的西班牙、马穆鲁克帝国、威尼斯、印度洋世界和美洲的记录，我们就可以得到对于塞利姆及其帝国较为客观的认识，并清晰地看到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因此，《奥斯曼之影》一书将为阐述过去五个世纪的历史提供一种全新的、更具整体观念的方式，并且让读者看到，在欧洲史、美洲史和美国史的一些最为重要的领域，伊斯兰教都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我们在理解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把伊斯兰教放在舞台中心的位置，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得克萨斯与墨西哥边境的人们会纪念那些“摩尔人杀手”；从更宏观的角度讲，我们也无法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一再盲目地用一种遗漏了一些重要因素的方式去看待我们共同的历史。通过记述塞利姆和他的时代，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勇敢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全新方式，推翻那些延续了上千年的陈词滥调。不论那些政客、专家和传统历史学者是否喜欢这一点，我们继承的世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这是一个只有通过塞利姆的生平才能讲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