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版自序

这本书在解放后已经重印过三版。每次重印的时候，我都会着手做一个勘误表，可是总是中途而废。1950年秋约请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史学系的友人详校了一遍，综计错字、脱落、倒排、笔误的地方将近两百处。在商得出版者的同意后，决定出这次的订正版。我自己也趁此机会仔细看了一遍，除改正错字外，并且把晦涩的文字，酌量改得显豁一些。旧版本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加了附注，来代替不提书名和著者的“文献”字样。旧版本所引经典著作的译文，多是作者自译的，特别是《资本论》的译文，完全用作者和王思华同志的译文。现在许多书已经有订正译本出版，因此，这次修订时酌加修改过几处，有的改用新译文，如《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但有的还维持了原译文。此外，个别专门的译语现在已经约定成俗的，在新版中都换过了，如“生产方法”都改为“生产方式”，“生产手段”都改为“生产资料”。

这本书是1940年到1945年间我所写的论文集，这些论文是在皖南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力量横施摧残压迫的时候写的。为了避免“检查者”的挑剔，措辞不能不有所隐晦；好多地方因了不提“阶级”二字，使读者难以了解，如“阶级社会”就以“文明社会”来代替，这曾使得苏联历史学家还特别指出，说这是我的专门语汇。加以当时参考书籍有限，即使是同时代的史学界的著作也找不到，因此所根据的材料只是人所皆知的中国古史文献；论据只要不是孤证，我就没有另行搜集。

1947年在上海将本书交新知书店排印，有的稿子是从刊物上剪下来的（原稿已经散失），错字相当多，虽然改正了一些，但是那时的环境实在不允许我细心校对，引文更不能一一覆查原书，所以年份数字错了往往也没有改正。在付排三校的时候，局势更加恶劣，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手段更加凶暴，这使我不能不潜避香港，拜托杜守素同志担任校看最后清样，但是他的环境同样是恶劣的。他也不能将引文和原书核对。有些地方虽经他和我商量修改了，但往往不能够通篇照样改正。如关于“邑”字的解释，我同意他修正我的旧说，但是只改了一处，另一处却照旧，以致前后矛盾。由此可知本书旧版错字、脱落、误排特别多的原因了。书名原作《中国古代社会史》，不甚符合于内容，现在改名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至于本书所应特别增加的中国奴隶社会的解体过程，还得以后来追补。

在本书校正的时候，曾得到两位读者的函稿，对本书的错字也有指正；有些朋友还对引用史料之处有所商榷。他们所指出的错字已经照改，至于提供商榷的几点，因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有的地方没有照改。我对他们除了表示歉意之外，特致谢忱。

1946到1947年曾三次接到苏联历史学家格列科夫院士鼓励我的信，一致郭沫若同志（曾载于1946年春重庆《新华日报》），二致我自己（曾载于1946年秋上海《文汇报》）。1950年夏间读到苏联科学院《哲学问题》杂志一篇有关中国史学的评论（译文见1950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后来知道，该文作者的名字即汉学家彼得罗夫大使的笔名，对本书作过评介。最近又看到鲁宾先生在苏联《古史通报》上评介本书的文章。这都鼓舞了我修订本书的勇气。

本书此次付印之前，又蒙徐永煐同志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减少了文体不齐、词语意义不显的毛病，作者十分感谢。

外庐

195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