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历史告诉我们3

人类与传染病的交锋有相当漫长的历史。瘟疫、战争和饥荒，素有“人类历史悲剧三剑客”之称。它们并驾齐驱、肆虐横行，不仅引起人类的痛苦，而且导致社会的衰退，甚至造成国家的消亡。

一、人类传染病的历史

传染病的历史可追溯至相当古老的时期。在公元前1400年的古埃及壁画中，就可以看到有人拄着拐杖，腿格外纤细，很像脊髓灰质炎患者。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尽管距今已有3100多年，但他脸部的麻子仍清晰可见，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在那个时期就有天花。

历史上，传染病带给人类的创伤或者死亡，要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伤。最早对此的明确记载是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在古希腊雅典暴发了瘟疫。因年代太过久远，到底是何种疫病尚不能确定，但是从既有的描述，特别是从一些艺术品中可推测，该疫病极有可能是天花。它夺去了雅典近一半公民的生命，当时的执政官也在此场瘟疫中去世，雅典由此走向衰落。公元165年，正值古罗马的鼎盛时期，又一场瘟疫暴发——现在推测，很可能是鼠疫。其后100年间流行的5次瘟疫使古罗马四分之一人口死亡，整个帝国也从此衰颓。到了公元6世纪，在东罗马，鼠疫卷土重来，人口又整整减少了四分之一。

12、13世纪，麻风在欧洲兴起，症状表现为皮肤溃烂、指端脱落，严重时还会出现内脏损坏。最知名的疫病是14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大型鼠疫，因此病先会引起患者淋巴结溃烂，所以当时被称为“淋巴腺鼠疫”，之后患者的肺部会发生病变，到后期全部皮肤会由于缺氧而变黑，因此也得名“黑死病”。当时整个欧洲盛行鼠疫，死者多达2000万，是欧洲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除了少数贵族可以到乡村躲避疫情之外，在城市的疫区里，平民的房屋门窗都被钉上了十字，整个街道空无一人，仅可见累累白骨。总之，那场鼠疫，令整个欧洲都闻之色变。

15世纪，正值法西战争之际，梅毒肆虐欧洲。法国军队因梅毒蔓延而溃散，终不战自败。法军混杂的多国士兵在战后回到各自的祖国，所携梅毒病菌便随之广泛扩散。15世纪末，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疾病充当了殖民军团的开路先锋。以西班牙对南美洲的占领为例，尽管南美洲当时有相当进步的玛雅文明，然而，由于当地原住民的祖先是从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定居于美洲的，原住民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当时欧洲的传染病，因此缺乏相应的免疫能力。在部分携带病原体的西班牙士兵抵达南美洲后，传染病便在这片瘟疫处女地上大肆蔓延，最早是流感，后来是斑疹伤寒、天花和鼠疫，这使90%以上的原住民染病死亡，南美洲随之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可以说，西班牙人战胜南美原住民，除依托先进武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染病的扩散。

到了17、18世纪，一场盛行的天花夺去了约1.5亿个生命。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又可被称为“霍乱时期”，因为在欧、亚、美洲各地，霍乱彼伏此起。这种可怕的疾病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肠胃炎，霍乱引起的上吐下泻同时发生，病人很快就脱水休克，病死率高达50%—70%。当时霍乱的盛行与城市民众的密集居住以及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严重缺乏密切相关，后来人们发现，霍乱主要以水为传播媒介，居民饮水后即患病。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大型鼠疫横行，再次席卷1000多万个生命。1918年，“一战”刚结束不久，大规模流感随即暴发。流感最早出现于美国南部的军营中，随着军队的迁移，传布至欧洲，在途经西班牙时暴发，且造成大量死亡，后又被带回美国的波士顿，并最终扩散至美国全境。此后，流感在欧、亚、美三洲辗转，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在那之后，流感还有几次大暴发，1957年和1968年曾在中国发生两次大范围暴发，1998年又出现了一次世界范围的暴发。

此外，其他传染病也逐一登上人类疾病史的舞台。如19世纪暴发的结核病，它在整个欧洲扩散后转而侵袭亚洲，且在当时为不治之症，发病人数众多，病死率高达97%。由于患结核病的病人大都面色苍白，故此病得名“白色瘟疫”。疟疾，是很古老的一种疫病，在中国的甲骨文里就有记载；Malaria（疟疾）一词，源自意大利文，原初为“鬼气”之意。人类早期并不清楚疟疾的致病机理，只能通过在海上设防或燃火熏烤来对其进行抵御，直到20世纪初，人们终于发现疟疾是通过被疟原虫感染的蚊子传播的，是一种寄生虫引起的疾病。伤寒，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世界各国流行，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仍相当普遍，是较为典型的传染病。细菌性痢疾，在1812年俄法战争的最后阶段导致法军溃败——当时军队里盛行两种疫病，致使士兵丧失作战能力，其中一种疫病就是现今人们不以为然的痢疾。炭疽，在抗生素发现前曾是具有高致死率的疾病，“9·11事件”以后，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在美国被用作发动恐怖袭击的生物武器，一时引起巨大恐慌。传染性肝炎，东方国家比较常见，中国乙型肝炎的感染人群比例很高。

二、人类与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

自人类出现以来，传染病就如影随形，人类同传染病展开的殊死斗争也从未有过停歇。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推测，沼泽地区空气中的微小动物可能是引起多种发热疾病的原因。无独有偶，在东汉末年，中国连年动乱引发疫病四起，当时的医家张仲景，目睹自己三分之二的宗亲在十年内皆染病离世，遂立志要研究疫病，由此撰写出中医扛鼎之作《伤寒论》。此书针对当时的传染病，总结出自成一体的治疗原则，且行之有效，张氏也由此获得“医圣”之美誉。到了17世纪（明朝时期），医家吴有性撰写专著《温疫论》（即《瘟疫论》），言“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氏认为，天地间存在一种异气，它是瘟疫致病的根源。而此异气是何物，又在何处？吴氏尚无法给出解答。

由此可见，对于致病机理，早期医家较多提出理论猜想，但在具体验证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早预防传染病的措施是隔离。公元前736年，一位修道士创建了第一所麻风病院，病人被安置其中得到收容照顾，这正是隔离制度的雏形。而在这之前，麻风病人的选择往往是逃出疫区，如果不逃逸，就会被禁闭至死，但病人的出逃也意味着疾病的持续扩散。而麻风病院建立以后，病人便选择住院接受照顾，病原传播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到11世纪麻风再次兴起之时，隔离模式就被普遍采用了。14世纪，黑死病广泛流行，人们从中总结出了办法，在1377年，拉古萨共和国（现克罗地亚地区）颁布了对海员的管理规定：来自疫区的海员，在进入港口之前必须在海港以外一定距离的岛屿上停留30天。其后，意大利威尼斯同样规定：从疫区来的船队，需在境外岛屿停留40天。这就是现代海港检疫制度的前身。

病人被隔离后，负责照料的医护人员就要设法避免被感染。当时有一种防感染面具，形似鸟嘴，戴着它的医生被形象地称为“鸟嘴医生”。面具常为银制，中空“鸟嘴”部位塞入醋浸的海绵，用以过滤空气中的病菌。他们通常身着长袍防护衣，眼部戴有透明玻璃罩，手持一木棍，用来掀开病患的被单或衣物，或指挥病人如何治疗。

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也较早就推广了隔离手段。1910年，清政府还未被推翻之际，哈尔滨地区暴发了大型鼠疫，疫情严峻。皇帝即颁发圣旨给从英国学医归来的专家伍连德，命伍氏以医官身份赶赴疫区，且授予他调度一切的特权。于是，大年初一，伍氏命人将病尸排成一公里长，果断将其焚烧。这一“焚尸火葬”的行为在封建时代可谓石破天惊，却是最为必要的隔离措施，因为尸体如果按照传统风俗入土而葬，就会被地下的老鼠啃食，疫病仍会以鼠类为媒介四处扩散。正是“焚尸”、建立临时消毒所和“疑似病院”等举措，令疫情在四个月内就被扑灭。尽管当时尚未明确病源与致病机理，但已找到行之有效的防疫手段，建立隔离无疑是人类疾病预防历程中意义重大的举措。

到了19世纪，随着病原微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传染病的防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细菌致病学说”的提出。巴斯德早期研究葡萄酒的腐败问题，他猜想，葡萄酒的腐败变酸与人体组织被感染后的腐败溃烂之间或许存在某些关联。最终，他通过精巧的实验证明，传染病的发生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

再进一步，是德国“细菌之父”科赫发现了多种传染病的病原体，包括炭疽杆菌、伤寒杆菌以及霍乱弧菌。为了有效验证一种病菌确实是引起某种疾病的根源，他提出了知名的“科赫准则”：准则一，在所有的患者身上发现这种病原体，但健康人身上没有；准则二，从患者身上分离出的这种病原体能在培养皿内繁殖；准则三，用培养皿中的病原体去感染实验动物，动物能患上与人同样的疾病；准则四，从患病的实验动物身上能分离出同一病原体，并能在培养皿中发育。“科赫准则”至今仍普遍适用，对确定传染病的致病微生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发现了病原体后，就要想办法将其杀灭。当时科研人员致力于寻找“魔弹”——一种能够特异性杀灭病原体的药物，它如同被赋予魔力的子弹，可以精确杀伤敌方。后期，科学家发现化工染料可以对细菌进行特异性染色，就尝试将染料作为化学药物进行实验。德国科学家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发现了一种编号为606的染料，可以特异性杀死引起梅毒的螺旋体。很快，多马克（Gerhard Domagk）发现了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红色染料能够有效抑制链球菌感染，后从中提取出无色的活性部分，即被沿用至今的磺胺。

当然，科学的前行不会止步于既有成果。随后，抗生素的发现又为人类疾病斗争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8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首次发现青霉菌的代谢产物对细菌生长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青霉素即成为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后来，钱恩（Ernst Boris Chain）和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又设计出分离提纯青霉素的工艺。三位科研人员也由此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奖。之后，随着链霉素、氯霉素等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相继被发现，传染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抗生素之于人类社会的积极效用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多多益善的“万灵药”，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值得警惕。

不过，抗生素纵然威力强大，也要在人患病后才能杀灭病菌，是否有让人免于患病的医学手段呢？有，那就是疫苗接种。公元10世纪，中国已有用“人痘接种”防治天花的历史记载：给未患天花者接种天花患者的痘痂，即可抵御此病。这一方法从中国传入俄国，又经土耳其传往英国，后在欧洲得到普遍应用。但此法并非万全之策，因痘痂本身就含有病毒——若适量接种，病毒会刺激人体形成免疫能力，可终生抵御天花；若接种过度，人体无法抵御大量病毒，反而会患上天花。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解决了这一隐患：他发现挤牛奶的女工常常会得牛痘，却从未罹患天花，就猜想，是否牛痘里存在某种可以抵御天花的物质？他尝试性地把牛痘痘浆提取物接种给一个八岁的男孩，结果，男孩由此产生了对天花的免疫能力。相比于人痘接种，牛痘接种的方法更为安全。19世纪以后，牛痘接种逐渐普及，天花病人越来越少。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彻底消灭了天花。

继牛痘疫苗之后，巴斯德在19世纪后叶制备出狂犬病疫苗，后来他研发的霍乱疫苗、炭疽疫苗也逐一问世。现在对百白破疫苗、麻风疫苗、流感疫苗等的普遍接种，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人体对疾病的免疫能力。

三、与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启示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传染病的历史以及人类与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三个启示。

第一个启示：传染病将长期存在。从哲学维度和历史维度来看，人类和传染病的较量终究是自然且合理的一种存在状态，因为人类和包括微生物在内的其他生物共存于自然界，彼此会形成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的关系。就病原体而言，寄生是其存活方式，因此它必然要侵袭动物或人类。如果病原体足够强大，它会令宿主患病甚至死亡；反之，它会被宿主的免疫系统所消灭。但多数情况下，两者会呈现一种互相斗争的动态平衡：病原体可以侵害部分人体组织，但又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所压制；当外界环境对宿主产生不利影响时，病原体就会由蛰伏转为活跃，趁机引发疾病。这是一种长期存在且符合自然辩证法的哲学解释。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尽管疫苗、特效药的产生令传染病的致死率大幅降低，但近40年来又出现了多种新型传染病。例如，1977年在非洲发现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清醒时高烧，肌肉疼痛难忍，后期内脏呈半液体状，全身出血。同年还发现了嗜肺军团菌，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细菌，最早引起一个军团罹患肺炎，故得此名。这一年还发现了汉滩病毒，它可通过灰腺鼠传播引起流行性出血热，病人会因肾功能衰竭而死亡。新的肝炎病毒接连被发现，先有甲型肝炎，后乙型、丙型肝炎接踵而至，现已排到辛型肝炎。1996年，发现了疯牛病的病原体朊毒，以前叫朊病毒，它并非病毒，而是一种位于神经系统的蛋白质。当它发生错误折叠时，就会引起下一亚结构单位的错误折叠，连锁反应后就会产生疯牛病，且人畜均为易感对象，曾经恐怖一时。不过，由于防范及时，如英国当时果断屠宰了成千上万的牛畜，所以全球疯牛病患者实际仅有50人左右。2014年，在智利发现了寨卡病毒，这种虫媒病毒至今仍是非洲地区的梦魇。可见，新的传染病还在不断发生。尽管我们有了现代的方法，疾病不再像以前那样引起大量死亡，但是疾病产生的速度更快于先前，这与城市发展导致的生态失衡密切相关。

第二个启示：现代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传染病的力量对比。中世纪黑死病流行时，医生几乎无计可施，能做的仅有建立隔离。而从19世纪起，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呈现指数型激增，使人类在与传染病较量的过程中由敌强我弱转为势均力敌，乃至更胜一筹。得益于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我们消灭了天花，战胜了“非典”，根除了脊髓灰质炎……在同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人类日渐处于有利的地位。

第三个启示：传染病发生的社会因素至关重要。疾病看起来是医学、生物学问题，但若深入追溯，就不难发现，它和社会的联系至为密切。

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全球化对传染病影响重大。在《剑桥医学史》中我们可看到，鼠疫、霍乱的蔓延都有各自的传播地图，它们反映了疾病如何在各地辗转。过去传播周期较为漫长，多则需要几十年，而如今，人际、交通和经济的全球化也促成了疾病传播的全球化，一种疾病有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这无疑对疾病防控、海港检疫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传染病的蔓延。疾病传播的重要先决条件，就是人的聚居。回溯历史便会发现：在人类进入集体居住的农牧社会后，传染病即开始全面流行，如果没有人群基础，传染病就没有传播条件。城市化导致区域人口密度日益增加，但与之相应的公共卫生设施却不甚完备，特别是一些新兴城镇，居民住宅较为密集，而公共排水系统等却处于瘫痪状态。如果配套的卫生设施跟不上城市化的脚步，传染病的发生就在意料之中。

其次，从生态层面来看，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严重污染造成物种数量锐减，生态系统的稳定结构由此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而农牧业活动对生态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如农药的无节制滥用，令人类与微生物之间长久建立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自然界与人体内的菌落种类和分布比例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牧业方面，早先牧区施行的无计划放牧，导致现在草场退化，鼠疫频发。可见，生态平衡一旦被打破，传染病就大有抬头之势。

总的来讲，通过回顾传染病的历史，我们了解到，在与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人类正逐步取得胜利。面对新型疾病，我们的反应不再是盲目的恐慌，而是理性的从容，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随着医学与生命科学对疾病内在机制的不断深入揭示，人类在认知和应对疾病方面的能力显著提升，我们有信心未来终将战胜种种传染疾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高枕无忧。可以预见，人类还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同传染病展开旷日持久的斗争。所以，作为传染疾病对抗大军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从自身做起，建立、维护良好的社会卫生环境，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减少病菌的滋生条件，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尽己之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