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村落世界

（一） 宗族

宽源村是一个以邢姓为主的宗族村庄，其祖先可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状元邢宽。邢宽（？—1454），庐州府无为人，明永乐年间的状元，官至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兼署南京国子监事。

根据《无为州志卷十八·人物志·仕绩》记载，“邢宽，字用大，幼颖敏力学。永乐庚子领乡荐，再上春官，中式第七名，及入对祭祀、兵戎，考究详明，议论醇正，上亲擢第一。授修撰、纂《宜庙实录》。赐织金文绮，升侍讲。已未同考会试，称得人。寻引疾家居，上言民情十余事。丙寅复任，丁卯主顺天乡试，景泰壬申以侍讲起复。适南京掌院员缺，吏部推宽以本职往莅，内阁奏：‘宽学行老成，使以属官从公卿后，事体未便。’乃升侍讲学士，署南京国子监事，卒于官。上甚悼之，遣知府史濡谕祭：先是开科以来，江北士占名第一者，惟宽一人，成祖得之，喜甚，以丹书其名于榜首，且赐宫词荣之。廖氏道南谓国史称：宽居家孝友，与人交始终不渝，且处心坦白，于物无忤，其所养厚矣”[73]。

《无为州志》里提及的明成祖朱笔御点邢宽为状元的事情在无为当地一直被当作有趣的故事流传[74]：在殿试之后，考得头名的是孙曰恭，第二名是邢宽，成祖皇帝在御览金榜时，因为古时书写为竖排的缘故，将孙曰恭看成了孙暴，认为“暴”寓意施行暴政，心中不悦，看到“邢宽”时，大喜，认为这一名字寓意量刑之宽，宽厚待民，于是亲自用朱笔点了邢宽为三甲之首。这一说法在《无为州志》中得到了印证，只是在《无为州志》的记载中，邢宽是第七名进士，而不是民间叙事中的榜眼。

在无为县城西大街上曾有座“二状元祠”[75]，其中供奉祭祀的便有邢氏祖先邢宽。邢宽的一支后裔便居住在宽源村。根据村里年长村民的记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辈族人还曾前往状元祠祭拜自己的祖先，但是在“破四旧”运动中，这座祖祠被毁，村里唯一的一部家谱在情势紧迫中也被沉入塘底，至今也没有被找到。对于这段历史，年长的村民甚少提起。在家族历史极度依靠口传方式传承的情况下，年轻的村民们对家族的过去已知之甚少。村民们偶尔说起祖先邢宽状元及第的故事时仍然很激动，但有意思的是，在村民的讲述中，故事里的“孙曰恭”变成了“路泽”。在当地的方言中，“泽”字的发言同“窄”，因此，“路泽”读起来音同“路窄”，意味着道路不宽敞，因此村民们认为“路泽”这个人的名字不好，皇帝因为不喜欢这个名字而让邢宽当状元。村民提供了祖先邢宽成为状元的另一个地方化的叙事版本，不过这个解释仍然跟名字、好运联系在一起。

现如今，邢氏的祖祠遗址是无为中学的所在地。在县城多地复建家族祠堂、修族谱的潮流中，村民们并没有赶着这股潮流另选地重建，也没有村民发起去外地找族谱的行动。当问及此事，村民的解释是修祠堂、修族谱得有人牵头，但村里目前没有热情和能力兼备之人牵头做这样的事情。另外，按照当地的风俗，每一辈都要有自己的辈分，并且按照传统的起名规则，个人姓名是由姓氏+辈分组成，而邢氏的辈分还够用，因此没有续修族谱的迫切需要。说到辈分，虽然祖祠被毁，族谱丢失，但这个家族的辈分“万世尚文学，家修献朝廷，光前崇大道，予后必明经”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被部分村民记住并且仍在使用，尽管绝大部分村民并不理解家族辈分所包含的先祖荣耀以及祖先对后世子孙的期待和要求，甚至不清楚他们熟记的辈分对应的具体汉字是什么，一个例子是许多以“廷”字辈分起名的村民将“廷”错写成“庭”。

当然，作为世代聚居的同姓族群，宗族意识和宗族力量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村落的居住格局、重要的节庆礼仪以及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互动中。需要提及的是，在村落生活里，“房”的概念在老一辈村民中非常清晰。老一辈村民在讲述家族历史时，会讲到各房的情况，拿各房作比较。

（二） 家庭规模与结构

随着20世纪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宽源村的家庭规模有明显的缩小。在80年代中期及以前，一个家庭生育四五个子女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80年代中后期，国家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村庄的人口出生产生了显著影响，大多数家庭生育的子女数量下降到2个。在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影响下，若头胎生的是女孩，当地的生育政策允许间隔五年后生二胎，不少家庭选择追生男孩，甚至通过超计划生育或者做B超进行人工性别鉴定和选择来达到这个目标。

图2-4　正在看电视的小孩，右边两个小孩是姐弟
2014年　邢朝国拍摄

导致家庭规模缩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分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后期，由分家所引发的家庭争吵在村落中经常发生。通常，新婚的夫妇会与公婆以及丈夫未婚的兄弟姐妹居住在一起，但在之后的几个月或者几年里，小两口会提出分家，要求有自己的房屋、土地及其他家庭财产，过自己的日子，这样的要求多半是由儿媳妇提出来。分家的典型标志是小两口建造自己的锅灶，自己开火做饭。当一个家庭的儿子不止一个时，分家的要求会很激烈，即使只有一个儿子，分家单过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当然，分家之后，新家庭与原来的大家庭在食物、劳动力、家务劳动等方面也会有互助流动。

近十几年来，激烈的分家争吵现象已经很少见。一方面，建造新楼房或者在城镇里购买商品房作为婚房已成为当地谈婚论嫁的基本条件，这使大多数年轻人一结婚就有了自己的独立住房和财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流动到外地就业生活，即使没有分家，与老一辈也形成了事实上的分开居住。现今的宽源村空巢化现象严重，大部分中青年村民在外工作，部分年轻人已经在县城或者更远的地方定居，不少家庭是年迈的老人带着年幼的孙辈过生活。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使村庄早已不复往日热闹。

图2-5　留守在家的老人
2014年　万海波拍摄

图2-6　一边洗衣一边照看孙子的妇女
2014年　邢朝国拍摄

（三） 农业生产

宽源村属于人多地少的村庄。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按每个人头1亩2分地分割村庄集体土地，每个家庭既分到土质优良、集中成片的大块土地，也分到一些散落在河滩、村庄边角的小块土地。从田地使用的角度来看，集中在一起的大块土地通常会用来种油菜、棉花，此类经济作物的出售构成了大多数家庭主要的农业生产收入来源，小块边角地用来种蔬菜、花生、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供自家食用。由于土地紧张，每个家庭在土地使用方面都尽可能精打细算，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宽源村在农作物种植结构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大部分农户将可以种植水稻的水田改造成旱地，以种植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快速减少。到21世纪初，几乎没有人家种植水稻了，农民的口粮基本上通过市场购买。

说到当地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传统农业社会的节奏感依然清晰。大约在每年农历三月中旬，县域内沿江的几个乡镇会前后接续举办商品展销会，每个乡镇持续3—4天。当地人将参加商品展销会称为“上会”。展销会上的商品极为丰富，涵盖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旧式的农业生产工具到活蹦乱跳的猪仔，从西洋儿童玩具到现代家具，从美味食品到时髦服饰，一应俱全。另外，还有马戏表演、彩票抽奖等娱乐性活动，场面热闹非凡，汹涌的人潮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在物资贫乏、交通不便的年代，男女老少对“上会”有很大的期待，小孩子们通常会从大人那里获得一些零花钱，在会上购买自己喜欢的玩具、零食，大人们会给家人购置一些新衣服，添置一些家里缺少的或需要更换的物品。

在“上会”前后，气温回升，天气逐渐变得暖和，地里的油菜花开得越来越茂盛，小麦也开始抽穗，勤快一点的农民便着手培育棉花的秧苗。在这项程序繁多的工作中，大人们负责准备种子、搅拌泥土、制作苗床等技术性工作，小孩在接受大人的简单训练之后往苗床上挨个播撒种子、掩土。这个时节，每家每户通常也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忙碌，播种各种蔬菜，这关系到整个家庭的伙食质量。

到农历五月上中旬，油菜籽长大成熟，农人们需要赶在梅雨来临之前收割完油菜，并尽快将长大的棉花秧苗移种到地里，这同样是一项烦琐的工作，通常需要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油菜籽亩产为300斤左右。晒干的油菜籽除了一小部分送到粮油站加工为家庭一年的食用油之外，大部分在市场上销售，一担油菜籽的市场价格约为180元，一亩地油菜籽的毛收入约为500元。

图2-7　开满油菜花的农田
2015年　邢翠娟拍摄

夏季，雨热同期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有利于庄稼生长，但也容易出现涝灾或旱灾，威胁农业生产。当地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收，靠天吃饭。夏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也是田间劳动最繁重的阶段，通常天不亮时农人们就去地里干活，除草、杀虫、修枝、施肥，约莫八九点的时候再回家吃早饭，之后接着下地干活，或者直接由家人送饭去田地里吃。年长的孩子通常会力所能及地分担家务劳动和田间工作，他们懂得这直接关系到家庭的收入生计，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零花钱，甚至上学的费用。有的家庭为了鼓励孩子劳动的积极性，会在孩子表现好时给予物质奖励。

西瓜、花生、玉米在夏季会成熟。一亩地大概能收获3000斤左右的西瓜，价格贵的时候，一斤西瓜大概能卖到八九毛钱，便宜的时候只卖到两三毛钱，在没有扣除种植成本的情况下，一亩地西瓜的毛收入大概在1000多块钱。一亩地玉米脱粒晒干后的产量大约1000斤左右，每斤玉米的市场价格大约一块钱左右，便宜的时候只有七八毛一斤，所以种植一亩地玉米的毛收入在1000块钱左右。好在种植玉米的技术相对简单，也不需耗费过多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成本较低。

夏末秋初，进入摘棉花的旺季，农人需要在天气晴朗时快速收摘棉花并尽快晒干，若是赶上一场雨，田里盛开的棉花被雨淋过，那棉瓣的成色将下降许多，卖不出好价钱。当地的棉花收购市场按照棉瓣的大小、色泽将棉的质量至少分成五个等级，成色好的棉的市场价格可以卖到三四百块钱一担，而成色差的棉只能卖到100来块钱一担。一亩地棉花的产量在600斤左右，大概能卖到1500元左右。由于棉花种植过程烦琐，需要大量的田间劳动，且消耗较多的农药化肥，生产成本较高。

秋末冬初，棉花的采摘已接近尾声，此时，农人在棉株行间插种油菜幼苗或播种小麦。棉花采摘结束之后，要做的一项工作是将棉株回收堆放，这是农家煮饭烹饪最为重要的燃料。待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繁忙的劳作便告一段落，长江中下游地区也进入了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等待农人的是数月的农闲生活和年底的各种节日。田间的冬油菜和冬小麦在严寒中缓慢生长，静静地等待来年的春天。当地的农业生产就在这四季中不断重复循环。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外出务工，种田种地的多半是日趋衰老的中老年人。这些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人，即使家庭经济生活因子女外出务工而明显改善，不愁吃喝，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在田间劳作以获得一些收入，而不是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当然，由于劳动能力的衰减，他们减少了种植的面积，并且选择容易种植管理的农作物，比如玉米、花生。与附近的村庄一样，村子里的土地逐渐被种田大户承包，种田大户每年按200—300元/亩的土地使用转让费支付给村民。虽然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地，给予农民种地补贴，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人

图2-8　正在生长的玉米
2015年　邢朝国拍摄

图2-9　在田间劳动的老人
2015年　邢朝国拍摄

依然寥寥无几，对于他们而言，梦想和希望在城市，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离农村越来越远。

（四） 家庭收入与消费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作为一个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要物质生活基础的村庄，在国家实行城市优先发展、以农支工的政策下，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明显的剪刀差，农产品价格低廉，再加上繁重的税费和抚养较多子女的压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村民家庭生活水平仍然较低，绝大部分家庭处于贫困状态，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村里的老人回忆说，过去家里普遍穷，住茅草土墙屋，家徒四壁，缺衣少食，由于家里的流通货币少，很多时候需要用粮食、鸡蛋等农副产品来换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十天半个月吃不上一次肉，家里来了重要客人，咬牙杀一只鸡待客。

图2-10　村里一户人家带院子的二层楼房
2014年　邢朝国拍摄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一些有门路的人通过做些小生意或者到城里打工先“富”了起来，率先盖了砖瓦房，买了黑白电视机、收音机等家用电器，成为村民们羡慕和效仿的对象。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外出打工逐渐成为村子里年轻人的主要就业方式，部分中年人也加入到民工潮中，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收入结构，村庄的经济生活状况得到了普遍改善。到2000年左右，村子里兴起了盖两层楼房的潮流，黑白电视机逐渐被换成了彩色电视机，固定电话逐渐普及。

图2-11　镇上的早上集市
2015年　邢翠娟拍摄

近十几年来，农户的家庭经济收入和村庄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进入快速提升阶段。当笔者进入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时，村子里至少有五户以上的人家买了小轿车，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电动车、太阳能热水器、移动电话的普及率极高，有些人家还专门修建了淋浴式的洗澡间和带抽水马桶的厕所，这些迹象都在显示村民已经告别了物质短缺的时代，逐渐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