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殿堂内的思维转换

一、 本文主旨：思维转换而非改造

“思维转换而非改造”（Umdenken　statt　Umbauen）这一表述，出自沃尔夫冈·霍夫曼-瑞姆（Wolfgang　Hoffmann-Riem）于2013年发表的《国家性转变下法殿堂内的改造》一文，应当也可以用来引出本篇的主旨。^注378如果仔细阅读他这篇文章，我们很快会发现其所指的并非真正的改造，即以法典编撰的方式或者通过开垦规制新领地^注379来扩充法领域的方式，而是有关法概念和法功能的观念性转变，简而言之，指的是在法殿堂中转换思维。我们不能固守着字面印象，而要讲清楚所选标题的具体含义：根据我们的观察，柏林共和时代法学的典型特征在于纲领性的高水平理念，这些理念不仅促使法殿堂的思维转换，更是不可或缺的，毕竟法学学科不能承受下列风险，即舒适地自娱自乐^注380而丧失与重要学术讨论的对话能力，甚至丧失对国家性变迁过程的分析能力。

从思维转换而非改造出发，可以引出两方面的论述：一方面，如沃尔夫冈·卡尔（Wolfgang　Kahl）所言，有必要对法和法学例如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路径”^注381清楚地作出区分；另一方面，在分析和判断“法的发展路径”时，^注382则应当谨慎区分外部变迁和内部变迁。众所周知，每个社会秩序都必须对社会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当前法秩序的这种反应则体现为科技法或者环境法的发展。与此相区别的则是法系统内部所发生的转变过程，即自我反思的过程，其中公法亦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正是我们首要感兴趣的地方。^注383

在简要澄清之后，我们可以确定：本文以法学中的思维转换过程为研究对象，而不同于本书引言所示的侧重于法生产的法学当代史研究。因此，这里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来观察柏林共和国的法学，一是方法上的，一是科学社会学上的。在对两种视角进一步展开时，某种程度上须大胆地抵消这一事实，即无论是法的方法论还是科学社会学都还没有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