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老去 时间不等人
青春从来不晚。
请你们为自己而活。
让我们各自精彩。
这是我们父母儿女一场，彼此间最好的命运与馈赠。
意识到爸妈老去，是一个模糊而漫长的过程。
第一次有这样具体的感知，是十四年前，我出发去济南念大学的那天。
舅舅开车送我和我爸去火车站，村子里的街坊邻居都来送行，大家左一句叮咛右一声嘱咐，热热闹闹中，青涩的我意识到自己要去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有些茫然，有些期待，也有些恐惧。
妈给我准备了六个大包的行李，我坚持只带一个皮箱，她却像雨前忙碌着搬家的蚂蚁，左右摇晃着那略显圆润的身体，自顾自地来来回回，连拖带抱，硬生生地把大大小小的包裹都塞进了舅舅的车里。又叮嘱我爸，哪个包里是贵重的物件儿，去济南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照看，别被贼偷了。爸站在一旁一直愣愣地点头，像个没开悟的和尚。
临行时，妈又要逐一把包裹拆开来说要再检查一遍。她一边拉开一个军绿色大提包的拉链，翻着里面的衣服，一边扭着头跟我说：“你看着，这里面一共有九件毛衣和毛裤，应该够你过冬的了。”我敷衍地点了点头。她便麻利地又把拉链拉上，去拆旁边的小包袱。“你看，这里面是换洗的内裤，自己记得换。”
来送别的三姨在旁边站着笑，少年的我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冲妈大声嚷嚷：
“哎呀，你别翻了，说了不带不带，跟逃荒似的。”说着，我便转身蹿进车里了。
“哪里像逃荒，满嘴胡诌。”妈见我恼了，笑得有些歉意，旋即又笑哈哈地招呼着亲戚邻里。她天生一张鹅蛋脸，嵌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笑起来嘴巴像弯月挂在满是晚霞的天空中。
记忆中，妈妈平日里特别爱笑，总是隔几米远就能听到她“哈哈哈”的招牌式大笑声，也不知道那些贫乏的日子中，哪里能冒出来那么多让人开心的事。
车快发动了，妈突然大喊了一声：“糟了糟了，到底是忘了东西。”我和爸还在恍神中，她已经不知何时跑进了院子，又跑了回来，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煮熟的花生。她一只手托着袋子从车窗递给我说：“差点就忘了。刚刚煮好的，别烫着，带着路上吃。”
热腾腾的花生冒着滚烫的气，蒸得我眼前发白。妈的脸挤进了车窗里，我望着她，竟感觉有些陌生。
十八年来，这似乎是我第一次这样近地看她，看她的脸。她的眼角已不知何时爬上了皱纹，曾经光滑的额头已藏不住淡淡的褶子，右耳的鬓边几缕青丝也已成了白发。我望着她，妈妈也凝望着我，我在她汪汪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泪眼汪汪的少年。
爸说：“走吧，时间不等人。”
车子终究还是开动了。
我坐在车里，整张脸贴在车窗的玻璃上，目光透过车窗看妈妈离我远去，越来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我有些困惑，有些懊恼，妈妈怎么就突然变得这样矮小了呢？直到视线里再也看不见她，我才意识到，远去的人原来是我啊，而她只是停留在了原地。
上了火车，爸从威海到济南送我入校。等把我安顿好，天已经渐暗了，落日刚刚垂入山间，几颗淘气的白星已经急不可耐地在湖蓝色的夜幕上眨着眼睛。为了省钱，爸订了当晚回老家的火车票。我送他到校门口的路上，他似乎又想起了些什么，拐弯去了学校的超市，给我在大学刚刚认识的舍友一人买了一袋苹果，挨个放在了大家的桌子上。
我与父亲，在我念大学以前，父子间彼此很少交流。每次放学一回家，我最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爸，我妈呢？”
爸性格内敛，常常沉默，我并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关心过他在想什么。来济南的路上，我们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老式的火车晃晃荡荡，一直摇晃了七个小时，我与他也就这样彼此沉默了一整夜。
送父亲去校门口的路上，我们依然沉默。但那条校园里的小路，我们却走了很久很久。第一次，对父亲，对眼前的这个男人，我心里涌动着一股巨大而微妙的情绪，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我曾读朱自清写他父亲的《背影》：“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我和父亲走在校园的路上，他在前，我在后，我心里默默念想，这场景是多么相似。我也想目送一次父亲远去，看看父亲的背影。
路并不长，再慢的步子也有终点。送我爸到了校门口，我仍只是缓缓吐出了几个字：“爸，路上注意安全。”
爸说：“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回去再走。”
我的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只能先转身往回走，一转头，泪就“吧嗒”掉下来了。
走了几步，我停下往回看，爸依旧在那儿站着，穿着卡其色的夹克，宽宽的黑色的裤子，擦得锃亮的黑皮鞋，那是他为了来送我上大学而特意添置的新行头。父亲一动也不动，我突然有些逃离般地加快脚步往学校里跑，不敢再回头。生怕稍慢一些，自己就要被这离别的悲伤吞噬掉。似乎走了好久好久，我又忍不住再次回望他，只见父亲还在那里，只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了，我已看不清楚他的模样。
这个男人，曾经是我心中的天地，头顶的日月，远望的山海。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只是我的父亲，一个正在老去的男人。
这一次，是我送父亲，但最后远去的依然是我，停留在原地的，还是父亲。
体面地老去
到了三十岁的年纪，爸妈已经奔六十而去了。此时关于他们“老去”的话题已经不再是年少时的臆想，而是摆在眼前的一件又一件具体而紧迫的事了。
比如，作为独生子女，我该为他们的养老生活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将来要把爸妈送去养老院吗？送，是不是得提前了解家乡有哪些养老院，哪家是最好的？不送，他们自己在故乡照顾得了自己吗？来北京跟着我生活他们会习惯吗？他们将来生病住院我该怎样处理工作和尽孝的关系呢？他们一个人先走了以后，另一个人该如何安顿呢？爸妈退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们日渐空虚的老年生活呢？爸喜欢喝酒但已因酒伤身，我要不要强迫他戒酒呢？
这些直白又现实的问题，或隆重或琐碎，就这么一股脑堆在了我面前，我不得不反复思考，早做准备。
这几年给家里打电话，经常会听到他们冷不丁地冒出一句：“隔壁的吴阿姨前两天心脏病复发，走了，她大女儿在国外没能赶回来。”隔一两个月，又会听到：“还记得以前经常和我一起打麻将的老李吗？我前天去超市的路上碰到他了，整个人肿得像煮熟了的茄子，他怎么一下子老了那么多啊？”再过一段时间，我收到妈的微信：“乐，你的小学同学燕燕的妈妈走了。你发个信息安慰安慰她。”
也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来自故乡的消息中，关于哪位乡亲或长辈的“离世”成了最常听到的话题。
起初我并不以为意，慢慢地，这些人里出现了曾经熟悉的儿时玩伴的父母，出现了小时候经常被他扛在肩膀上的表舅，直至亲爱的小姨。我悲伤伴以恐惧，忧愁夹杂不安，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不可逆的生命历程，我在向中途走去，父母却将行向终点。每每提到这些，爸妈都表现得漫不经心，但我知道，他们其实越来越在意。
比如，妈性格大大咧咧，前些年给他们买的许多维生素、钙片等保健品，她总是不知随手放在了哪儿，等我每次回家查看，许多早就已经过期了。但这两年，她却几次主动提醒我，她的钙片快没有了，爸喝的蜂蜜要买新的了。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惜命了。
比如，家里突然多出了一个药箱，里面装满了各种感冒、消炎、降血脂的药。他们往日斗嘴吵架的内容也渐渐变得很固定，几乎都是围绕着吃药这件事来的。爸血脂高，需要每天吃药，他自己却常常隔两天便忘记了。每晚到了饭后吃药的时间，妈便会气鼓鼓地扯着嗓门大喊：“你能自己记得吃药吗？我反正该做的都做到了，药就放在那儿，你自己的身体自己看着办吧。”
妈怕自己病倒，更怕爸爸先倒下。
再比如，去年春节回家，妈突然神神秘秘地拉着我到二楼我的卧室里，从床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了两个盒子。打开一看，是这些年我陆陆续续给她买的一些首饰，值钱的，不值钱的，她都用一块块软布包得整齐。她小声地跟我说：“我的首饰都在这里了。你要记着。将来要是我走了，你可以拿去换些钱。”我笑她：“这能换几个钱，你怎么突然神神道道的？”
妈说她昨晚做了个梦，梦到自己走了，梦里没给我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她就哭醒了。
种种原因，我的童年时期家里负债累累，后来在爸妈的努力下虽然日子渐渐好了起来，但依然算得上清贫。他们又将这清贫里能榨出来的所有油水都给了我，早起的一杯奶，晚睡的一颗鸡蛋，身上的一件新衣……所以当我懂事后，感知到的其实并不是贫困，而是一生与贫困苦苦纠缠的他们为我付出的所有努力与牺牲。这种感知也成为我人生很长一段路程中最重要的支点：我必须同样拼尽全力，以回报他们曾为我逝去的青春。
之于我，为父母养老，首先面临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
给家里买的第一个大的物件儿是一台洗衣机。
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后出站，一共二十四个寒暑假。在这十二年里，除了念书，我基本都在兼职打工。
四处面试投简历，寻找可以主持赚外快的机会。没有基础，只能从一些小的商业活动开始。当时有个知名的牛奶品牌要做地面活动推广，我跟着项目组的几位大哥大姐一个月跑了十几座城市。说是城市，其实大多是县城和乡镇。大哥们搭好简易的台子，大姐们四处吆喝拉拢观众，我们每次便热热闹闹地开始。出门在外，窘迫的情况不少，老天突降大雨、大妈来抢传单、工作人员生病等等，这些都遇到过，现在想想，也积累了我日后工作中临场随机应变的能力。但唯有一次，把我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个小县城如往常一样做活动前的准备。上午搭好了台子，中午却刮起了沙尘暴，天地间泥黄色一片，大家用衣服把脸都包了起来，抵挡这世界的粗糙。
风沙稍小后，带队的大哥说要按计划正常开始，让我们自己人先扮演观众。我知道，我们要完成场次任务，否则这几天就白忙活了。
硬着头皮上台开场。然后，拉小提琴的姑娘上台表演才艺，想吸引更多的人来。迷蒙混浊的空气中，隐约出现了几名手臂文着青龙白虎的裸身大汉，随着他们的逼近，那文身越来越清晰，恍若要从他们身上跳出来吃人。带头的大哥们说：“地头蛇来寻衅滋事，收保护费了。咱们不能妥协，要不他们还会再来，变本加厉。你们继续演出，就算咱完成任务了。”
于是，让我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
台下观众空无一人，工作组的同事们蜂拥而上，和几名文身大汉混战成了一团，连女士们也都毫不示弱地上了“战场”。台上拉小提琴的姑娘已经吓得掉了眼泪。马上到我上场串词，怎么办？一时间，我也呆若木鸡。
我到底是在平顺的环境里长大，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
刺鼻的空气，混战的人们，我一个人站在台上串场，继续念着为厂家品牌打广告的宣传词。后来回想，那是多么富有创意的讽刺喜剧的素材。
不知当时在台下打群架的文身大汉们会怎么想，活动的负责人事后结算劳务费时跟我说，当时他一边打架一边瞄着台上正儿八经主持的我，心里想：“这孩子真是个神奇的存在。”
我没有告诉他，在台上念台词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台洗衣机，还差800块。
慢慢地，家里应该算是什么都有了。后来搬了家，妈妈终于住进了干净宽敞的小楼。“你妈从嫁给我那天起，就一直跟着你爷爷奶奶住。你爷爷瘫痪在床，奶奶脾气也不好，她心里一直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家，我知道。”搬进新家的那天，爸有些喝醉了，拉着我说话。他一喝多，话就不停。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爸和我一直想替妈完成心愿，在此刻，三个人都得到了某种释怀与满足。
新邻居们都特别好，他们开玩笑说，以后养老就不用去养老院了，他们彼此间可以相互照应。
盛夏的夜晚，邻居叔叔们轮流在院子门口摆满西瓜，各家都拿着各家的凉席七扭八歪地躺在一处，男人们打牌，女人们聊天。我远望着他们，在这样平凡的烟火日子中慢慢老去，心里踏实而安宁。
妈跟我说日子越过越好了，反而时常会感到很孤独。她本就是精神世界很丰富的人，只是岁月没给过她机会。我经常与她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改变她舍不得花钱的观念，鼓励她参加舞蹈班，帮她挑选公益组织。她想寻找宗教信仰，我也双手赞同。
倒是我爸，兄弟酒友一群，闲来也爱读书，每天倒也潇潇洒洒，我也替他开心。
基础的生存问题无忧后，我试着陪他们度过精神世界的荒芜。
一年两次带着他们去旅行，祖国大好河山，村村落落，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也留下了生命的喜悦。我想带他们看看这个奇妙的世界，各色的脸庞，多元的人生。
妈爱美。这些年，她大大小小的衣服首饰都是我给她买的。每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我下了飞机一般都是先去给老妈挑几件漂亮的衣服。每次进了店里，服务员得知我是给妈妈买衣服，都会一边感叹我作为儿子的孝顺，一边频频拿出她们心中觉得合适的款式，都是很经典的，适合中老年女人穿的样子。我往往笑着感谢，却转身去了店里最时尚的专区。妈妈穿着最潮的款，二十几岁小姑娘们喜欢的样式，也得体潇洒极了。
邻居们笑我是按照打扮女朋友的样子打扮妈妈，却又纷纷羡慕我妈的气质穿得着实好看。
妈每次嘴上都说：“这太贵了、太多了，这么年轻的款式合适吗？”但转头就穿出去低调地炫耀了。
爱美，是她与岁月抗衡的武器。
爸喜欢车。有了条件后，我想送他一辆新车做生日礼物。去店里选车时，他试试这辆，试试那辆，都喜欢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商量买哪辆，爸说买黑色的那辆轿车，开着舒服。我妈又把我悄悄拉到一旁，也劝我买那辆轿车，说爸年纪大了，这辆车足够了，又一二三四补充了很多理由。果然被我猜中，一定是我妈“提醒”过爸，买那辆轿车，因为更便宜。
但我分明从爸的眼神里看到他对另一辆白色SUV的渴望。第二天，我和爸去提车，我先把钱交了，是那辆SUV。爸连假装客气推托一下都没有，欢喜地上了车，像个孩子终于拿到了最心爱的玩具。
妈下班回来有点生气，一直在抱怨，念叨着家里这个条件没必要买这么贵的车，完全是浪费。我跟妈说：“我爸这一辈子，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拥有过。他喜欢车，我应该给他买一辆更好的，作为男人，这也是他在同事朋友们心里的一份尊严。”
妈也就没再说什么。
为人儿女，总觉得父母似乎应该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但慢慢才明白，如同我们小时候踉跄着脚步，并不懂得该如何面对成长一样，我们的父母，其实也并不知道该如何体面地老去。
老去，是身体的衰老，也是灵魂的孤独。
他们拥有了相对充足的生存基础，却被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甩在时代之外；他们希冀一种精神的追求与生命的启蒙，却羞于开口也无所适从；他们想最后的这段人生路，哀而不伤悲而不凉，却并不知向阳的出口。
奶奶那代人命运无情，我们这代人生逢其幸。
我们是这片沉厚的土地上，第一代不必苦苦挣扎于温饱，有机会仰望星空的灵魂。而我们的父母，在辛苦了大半生后，也终于在他们的尾声等来了接近生命丰厚的机会。
这个机会，需要我们带着爸妈一同去体会，去创造。
父母子女之间也是一场轮回。
小时候，他们陪着我们一起学会快快长大；长大了，我们陪着他们一起学习慢慢变老。
两代人之间最好的缘分，也许不过如此。
让我们各自精彩
二〇二〇年年中，我因工作原因需要在深圳小住一段时间。这几年虽每年来来往往深圳很多次，却从来没有机会驻足片刻细细感受这座城市清新的美。
我住的这个小区，从窗外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两座山包，两座山包相依，中间便夹出了一个小小的山谷。每到傍晚时分，灿烂的落日光辉铺洒在山谷上空的云彩里，绚丽夺目，引人无限遐想，总觉得会有哪位神仙乘云而来，携我去神游一番。
或许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缘故，我对这些遥远又浩荡的风景总是心生向往。大海、星空、群山，大自然中那些极致的美景因超越了人类认知的边界而显得格外令人震撼，让人在潜意识里愈发觉得自我渺小与时间短暂。
旷野知无味，南山轻轻挥。这两座远处的山包仿若我在此地的定心丸一般，写累了便停一停笔，思绪乱了便静一静心，远远地望着它们，心就会慢慢安宁下来。
小区里簇拥着绵绵的芭蕉树，是我最喜欢的景致。雨大的时候，雨打在层层芭蕉叶上，隔着窗户都能听到“滴滴答答”的交响，翠绿的芭蕉像是戴了满身珍珠的少妇，摇摇晃晃地在风的吹拂中起舞，然后珍珠又随着这摇曳滚落在草坪里那些不知名的紫色的、粉色的、黄色的小花朵上，滋养了整片大地。
雨后，金色的光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洒在床上，小猫四只小爪子伸得挺直，懒洋洋地沐浴在阳光里，一会儿撒娇似的自己打个滚，一会儿抱起前爪舔舔毛发，舒服得不得了。
每天写字写累了，我都会随便趿拉一双鞋子在这片芭蕉林里溜达散步，踩着花园里蜿蜒的石子路上的小石子，那些平日里具体的焦虑便在踮起脚的时候偷偷溜走了。
青春是张望世界，成熟是守住自己。我已经三十岁了，许多遥远的风景与世故尚未遇到，但走过的路却已不再陌生。三十而立，老祖宗留下的话总是有它的一些道理。三十岁，我攒了一点钱，事业有了一些基础，算是“立”住了吧。
在这样舒服自在的日子里，我竟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忘记了。这对过往一直频繁、积极地与爸妈保持沟通的我来说，是一件令自己都感到很意外的事。
三十岁生日那天，给爸妈打电话，随口跟我妈说：“今年感觉真奇怪。以往每年生日时都特别想家。今年不知为什么，也不是对家的感情淡了，只是变得没有那么想家了，觉得在外面也生活得很好。”
我妈乐呵呵地笑，说我可能最近生活得太滋润了。
又过了几天，给家里打电话，爸抢过电话说：“你妈前几天真丢人。”我问：“怎么了？”
爸说我过生日那天我妈接完电话后，冲他哭鼻子了。
后来妈解释说，那一刻她突然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那种伤心是没有来由的，就是情不自禁地难过。但后来想了几天，越想越高兴。“你说你‘不想家’了，说明你是真的长大了，将来我们走了，也不会担心你一个人在这世上该怎么办。”
我听完沉默了很久。准确地说，我是感到惊讶。我完全没有想到随口而出的一句话会让我的妈妈为此难过为此忧，为此思虑了好几天。
但当我安静下来，我也意识到，那确实并不是一句随意的话。我在往独立的人生出走。
高考填志愿，爸想让我离家近一点，偷偷改了我的意愿学校，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时，我愤怒，但也理解；大学毕业后，爸妈希望我回家乡当一名小学老师，后来我念了研究生，他们又希望我能回去当一名高中老师，最终，我博士毕业后进了高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他们一个心愿；工作或生活中，我对自己百般自律，潜意识里也是希望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走他们所替我想象的路。
我有时候在想，我与父母是典型的“付出—亏欠”式的情感模式。爸妈始终觉得他们能力有限，没有为我创造更好的条件，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一个人在北京努力打拼出来的。他们很多时候干着急，却也丝毫没有办法。以至我妈现在经常会跟我反复说一句话：“你不用经常往家里打电话，我们能照顾好自己。”她觉得，不打扰我，不牵扯我的精力，就是眼下他们能为我做的最大贡献。
我呢，深感父母养我育我之恩，尤其是他们无私的付出与爱，甚至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这份爱过于沉重，让我充满了压力，也充满了对他们补偿的心理，希望也能为他们竭尽所能。
这种亲密的原生家庭关系构建了我此后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和生命底色：相信、热情、宽容、悲悯。
但事物总是一体两面，亲密并不意味着绑定。人走水流，从依赖父母的孩童到独立生存的个体，生命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回归原位。而生命的原位，只是属于我们各自本身。
任何人的生命本质都是属于且只属于他自己的，儿女是，父母亦然。儿女终要成为独立的自己，父母也应过好自己的人生。勉强不得，也拧巴不得。
我现在还没有孩子。
每年春节，家里都会有长辈语重心长地劝我：“你赶紧给你爸妈生个大胖孙子，他们就什么都好了。”我总是笑呵呵地答：“随缘随缘，尽快尽快。”我回应他们善意的关心，也并不只是敷衍。
我当然期待自己的孩子，他是那样干净，那样美好。他的到来，应是上天恩赐的缘分，是我生命最好的礼物，而非糊涂刻意的强求。
期盼着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命呱呱坠地是人类真挚朴素的情感和愿望。但我未来的孩子呀，你的到来不必是为满足我，更不是为了他人的目光与期待。
若有缘分，你我父子一场，我们结伴而行。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精彩，你不是我人生“好”的标准，我也不是你奔赴自由的阻碍。我们只是两个血脉相连的行路人，相伴一程，终有别时。人生苦短，各自珍重。
而我亲爱的父母啊，小时候我跟着你们走，长大了我想带着你们走，我们永远都是去往同一个方向。直到某一刻，我意识到，我真的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条路，与父亲的远望、母亲的等待已是殊途。我双眼满含泪水，郑重地转过身去，与你们作别。这一刻，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亲爱的爸妈，你们终究要独立地面对生命的老去。
就像儿时你们搀着我教我走路，可依然需要我自己迈开那小小的不安的脚丫，坚定而结实地走下去。年华眨眼之间逝去，你们应珍惜岁月的美，放下肩上那些沉重的包袱，勇敢地对自己好一些，再好一些。
今年离家之前，我给爸妈留了一张字条：
爸，妈：
你们这代人，经历了战乱、灾荒、政治动荡，一生都在与贫穷和屈辱战斗。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生命应该体验的美好。
你们的生命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我。
如今时代给了你们这样的机会，你们接下来的人生，不要再为我而活，为我的儿女而活。你们应真正地、彻底地为自己活一次。
青春从来不晚。你们的余生，是你们此生唯一的机会。请你们为自己而活。
让我们各自精彩。
这是我们父母儿女一场，彼此间最好的命运与馈赠。
一树盛开的海棠花
我念书的时候，一有空就会去坐地铁，也不是为了去哪儿，两块钱能转很多圈，我喜欢这样一圈一圈地在地铁里看形形色色的脸庞，想象这些脸庞背后的人生。那个时候地铁里有很多流浪歌手，遇到特别有才华的，我就光明正大地跟在人家后面，一路听，偶尔还帮忙吆喝几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我想象的更显开放气象，往往四眼相交，彼此心领神会，顽皮地笑一笑，就是朋友了。
那种美好人性的火花真痛快。
其中有一位朋友叫阿浪，我开玩笑说，你这名字起的，真是一言难尽。
阿浪总是一把吉他不离身，还会自己创作，编曲。我经常有这样那样的学校活动，总是逼迫他免费给我创作主题曲，他一脸的不情愿。“就你那破活动，还每次都要定制的主题曲，你把老子当什么了？”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又默默给我写好。报酬呢，就是学校食堂的一顿饭。
阿浪只会在两种时候主动给我打电话，一是他又遇到哪位大导演和制片人了，说是特别看好他，准备签下他重磅打造，每当这时候，我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他兴奋得唾沫星子要溅到我的脸上；另一种时候，就是那个导演、制片人又不合作了。“他们就是‘大傻×’！”他骂人的话倒是反复就这么一句。
循环往复，我都习惯了。阿浪大学是念建筑系的，因为热爱音乐，毕业后一个人来到北京，在北京打拼了五年，白天自己创作，晚上在酒吧唱歌，偶尔去地铁或街头卖卖艺，他说那叫体验生活、行为艺术、创造美好。总之，他经济靠自己，每个月都会给老家寄钱。我一直鼓励他，也真心相信他的才华，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终于有一次，他又来电话，说《中国好声音》的导演来找他了，让他参加海选。我倒是觉得这是个正经机会，叮嘱他好好准备。
也就隔了几天，我见他没动静，发信息调侃他：“怎么样了啊？又黄啦？哈哈。”一整天没回我，将近凌晨时，我收到一条短信：“我回东北老家了。我爸在工地上干活儿摔下来，走了。”
盯着这条短信许久，反反复复地看，我才敢回问一句：“那，还回来吗？”
“不回去了，我妈中风瘫痪了很多年，以前都是我爸照看的。以后我给我妈养老。”
我那时候还小，连电话都不知道该不该回过去，只是握着手机，心揪得生疼。
阿浪回了老家，也不再弹吉他了。他说他爸活着的时候埋怨他整天就知道抱着一把破吉他，不干正事。他现在在远房亲戚的工厂里打工，可以一天三餐回家做饭，照顾妈妈。
“你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梦想，放弃了不遗憾吗？”我忍不住，还是发了一条短信。
“人生遗憾的事太多了，不差这一点。”阿浪回。
我默默盯着手机，看着看着，眼角发酸，没有再回复。
我知道，这样的时刻，说什么都没有了意义。
后来的日子，我偶尔找阿浪聊天，他只是鼓励我，说希望他实现不了的梦，我可以。而关于他自己，他却不愿多和我再说些什么了。
又两年多，我出差到阿浪的城市，给他打电话，他倒是很高兴，电话里藏不住的热情。我按照地址到了阿浪家，院子里金灿灿圆滚滚的玉米棒一堆连着一堆，阿浪出来迎我，上来就是一个大大的熊抱，阿姨坐在里屋门外的轮椅上，眯着眼睛冲我笑，是那样温柔慈祥。
晚饭后，阿浪收拾碗筷。我搬来一个小板凳和阿浪妈妈坐在屋门前聊天。阿姨从轮椅侧面的布袋里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相册，一张一张翻给我看。“你看这是他三岁的时候，胖得像头小白猪。”阿浪妈妈笑得合不拢嘴。
“哎哎哎，怎么说你儿子呢？”房子不大，阿浪在里屋听得清楚，大声抗议。
“你看这张，是他七岁的时候，代表新生们给校长送花。那时候他长得就比别的孩子高了。”
“这张，是他初中的时候拿的奖状，校园十佳歌手。”
“你说说是不是标准的帅哥，我那时可是风靡全校呀。”阿浪从屋子里大叫着走出来，挨着我一屁股坐在地砖上。
“你说，要是我们永远长不大该多好啊！”他望着院子里那满树的海棠花，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说。
“是啊，成熟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无论此后你贫穷还是富有，爱过还是恨过，那金子般闪闪发光的青葱岁月终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也曾是那天真无邪的少年，趴在课桌上酣眠，梦里全是对生命的期待、烂漫的烦恼、纯纯的爱恋。”
“你看，这是他爸给他买的第一把吉他。”阿浪妈妈打断了我的遐思。
我接过阿姨递给我的照片，照片里，阿姨站在一树盛开的海棠花下，手里正掐着青绿的山豆角，也是那样眯着笑的眼睛，温柔地看着前方。前方，阿浪爸爸坐在院子中央的拖拉机上，正弹着吉他唱着歌。
我有些惊讶，转头望向阿姨。“我从没听阿浪提起过，叔叔也会弹吉他。”
“都是他爸教的。我们攒了大半年的钱，才给他买了这把吉他。他爸那人，不过嘴巴不饶人罢了。”阿姨用手轻轻抚摸着照片里的人，思念从眼睛里往外淌，说着说着，她声音开始哽咽，“老卢啊，都怨我，我对不起孩子啊。他这都是为了伺候我才回来的啊。”
阿浪噌地跳了起来。“哎哟，老娘，干吗呢干吗呢，您这是一逮着人就要忆苦思甜哪。”
我正因阿姨的泪水而不知所措，却瞬间被阿浪这浓浓的东北普通话给逗笑了。阿浪，真的长大了。
“别委屈叨叨的了，我给你俩唱首歌吧。”阿浪从屋里拎了一个板凳，抱着他的吉他，坐在小院中央。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地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
院子里的那株海棠树还在，月光穿过婆娑的叶子，光影铺在阿浪的脸上。我侧头看了看阿浪妈妈，她正随着节拍挥舞双手，眼睛又笑眯眯起来。
可爱极了。
野草的诗
研究生快毕业时，我一边在电视台做主持人，一边复习准备考博，每天过得匆匆忙忙。早晨七点准时在学校西门的煎饼摊买一个葱油饼夹鸡柳，边走边吃，时间久了，老板娘都认识我了，知道我赶时间，总是提前几分钟先帮我做好，还会多套两个纸袋子，拿着不会烫手。后来学校西街改建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这家陪伴了我整整一百八十个清晨的煎饼摊也不知去向了。回想起来，那时的早餐真好吃，那位老板娘真善良。
每天清晨出校门，回来时常常已经夜里一两点了，那段时间像打了鸡血一样，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真有一种每一步都踩在梦想上的感觉。夜里回来也不觉得累，夜色里的校园是那么美好，那么安宁，清风朗月照我心，悠然地哼着小曲，穿过四十八号楼前郁郁葱葱的大树和青青碎碎的小草，一切都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忘了是哪一天，也是这样的夜色，也是这样穿过校园，在拐角处的路灯下，昏黄又透亮的光被灯罩成了一个大大的投影，像夜神拖着水晶的长尾裙。我看见一个挺拔的背影沐浴在这金沙里，影子斜斜长长，我踮起脚，调皮一下，能踩到他影子的脑袋。
好奇心催促我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快靠近时，我才听到他的声音：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
早晨，阳光照在草上
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他在念诗，他在朗诵，他竟然在轻声低吟顾城的《门前》。我有些惊讶，又有些惊喜，我跳着到他面前。他有些窘迫，又有些羞涩，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盯着书。
“不好意思，吵到你了。我还想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他磁性的声音沉沉地说。
“没有没有，我是有些感动。这个点了，竟然还有人在这里读诗。”欢喜之余，我的情绪才渐渐由兴奋变得冷静，也认真打量起他来。
他身上的保安服说明了一切。我们学校的保安。
他叫阿威，“野草”，是他给自己起的笔名。阿威和妈妈从广西来，他在学校当保安，妈妈在食堂打扫卫生。他和妈妈都喜欢诗歌，他们有空的时候，会一起偷偷地蹭学校里的播音课。
阿威妈妈喜欢诗歌，他从小便跟着妈妈一起读诗。他们会在卖菜时读郑愁予的“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在落雨时读戴望舒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他们被人欺负时会愤愤地读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母子俩彼此加油打气时读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他们的人生这般贫瘠，他们的诗意如此磅礴。
阿威妈妈十八岁那年嫁给了隔壁村子里最有钱的男人，男人比她大十四岁，刚刚死了老婆。对方给了丰厚的彩礼，四头牛，四匹马，外加一对金镯子。家里把马和金镯子卖了，供两个儿子上学。
结婚不久，她便怀了阿威，婚后第三年，因为受不了丈夫长期的殴打，她抱着小阿威，半夜偷跑了出来。家里人找了两年，她逃了两年，一路往北逃，从贵州逃到湖南，又从湖北逃到山西，直到再也听不到来自故乡的消息。
第一次见到阿姨那天，太阳很大。她远远走来，阳光直晃晃地照在她又瘦又小的脸上，黝黑的脸因为泛着光而格外亮堂。等阿姨走近一些，我才发现这张脸早已被生活刻满了风霜，干巴巴的皱纹叠在一起，一层又一层，像位垂暮的老人。而那年，她才刚过四十岁。
我说：“阿姨您辛苦了。一个人带着阿威颠沛流离，把他培养得这么好。”
阿姨羞笑着一直摆手：“没有没有，你这么有文化，谢谢你看得起他，愿意和他做朋友。我不是一位好妈妈，他要是能像你们一样，在这里上大学该多好啊，说不定，他也能成为一名诗人，或是作家。”
她目光寻着校园里那一排排白杨而去，眼神里全是对生命的艳羡。
在此后许多个夜里，我回学校后都会和阿威一起朗诵诗歌，我帮他调整读音，他分享给我动人的诗句，在偌大的深深的校园里，两个追梦人压低音量读着诗。
一天夜里，我们像往常般做完功课，阿威突然说有话要和我说。
我们坐在校园马路边的台阶上，一人手里捧着一本诗集。他说，妈妈从老乡那里得来消息，他爸爸刚刚病死了。妈妈想让他回去送送孝。
我问：“你还回来吗？”
“不回了。我妈在外面漂了这么多年，虽然她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其实一直想家。现在我爸走了，她也该落叶归根了。”
“那你想家吗？”
“我也说不好。但我想至少得回去看看那个我出生的地方。况且，妈妈这样一个瘦弱的女人，陪着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现在我该陪伴她好好安度晚年了。”
我问他关于未来的打算。他说想在老家的小县城，开一个朗诵培训班，那里很多人讲不好普通话，他和妈妈都可以当老师。等赚一些钱，就可以给妈妈买一个大房子。也许，在那儿还可以等到一个也喜欢诗的姑娘。
说着说着，他就径自陷在对未来美好的想象中，黝黑的脸羞红了，埋在自己的胳膊里，好像一切都已实现。
我认识许多像阿浪、像野草一样的同龄人。他们被这个时代激发了梦想，却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他们的父母已竭尽全力守护着儿女，为儿女创造更多的可能，却终归不敌命运的安排；他们在生活的两难中挣扎摇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陪伴着父母老去。他们，都是好孩子。
我并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将去往何方，我只能道一声珍重，给所有温暖的儿子，美丽的母亲。
六十岁女人的爱情
想起有一年，晚春四月末，我受邀去日本筑波大学演讲，途经小城日光，有一段山路，很是回旋曲折。
日光坐落在本州大谷川南岸女峰山麓中，人口才两万多。在日本，日光算是海拔极高的城市，最高峰奥白根山有二千五百七十八米，被誉为“日本大自然的冰箱”。我去过日本那么多地方，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仍是这座清凉空灵的小城。
在东京和大阪，四月末樱花都已经谢了。只有在日光，因海拔高还有些春寒料峭，樱花在宽阔的公路两旁怒放，一株挨着一株，一树挤着一树，淡粉中透着微红，洁白里蘸了芬芳，敞篷的车子开得极快，两旁樱花在风中狂飒起舞，扑面而来，美哉壮哉！
我们同行一共四人。开车的汤圆婆婆，已七十多岁了，却穿了一件紧身的天蓝色牛仔工装，真是帅气潇洒。因为这位老教授脸蛋圆圆，我鬼马地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汤圆婆婆”，她听了倒是开心得很。
六十三岁的于乃明教授坐在副驾的位置上，一套优雅的鹅黄色套裙，搭配着两枚精致的点翠耳环和水晶项链，整个人就像是春天里的一幅贵妇人画像。
我和另一位年轻的韩国老师，坐在后排，我穿一身黑色运动服，他裹着一条灰色的围巾。两相对比，相形见绌，土得掉渣。
生命力，你偏见以为花落日落已苍老，却见她藏香满地，星辰入海，灵魂不死，便是勃勃生机。
我们在日光看到最后的残雪。高高的樱花树上，碎樱点点。远望四处，但见杜鹃也已盛开。
如此良辰美景，奢侈的闲情，没有歌声岂不是人间无味？但四个人，中日韩三种语言，唱什么呢？
正苦恼时，台湾政治大学的于乃明教授轻轻哼起：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是日文歌曲《时の流れに身をまかせ》的中文版，我转头看了看韩国来的老师，他也跟着哼唱起来。
音乐，跨越语言与国界。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
大家一起歌唱起来。
一首接着一首邓丽君的经典老歌。
迎着春风，迎着春樱，迎着春光，我们深深迷醉在日光，迷醉在我们的歌声里。
我望着前面的两位老人，一位是开车的司机，一位指挥着导航，意气盎然，雄姿英发，哪里有半分衰老的样子。
她们的歌声越来越大，一辆汽车从旁边驶过，车里年轻的男子冲我们吹起了口哨。“臭小子，敢调戏奶奶！”汤圆婆婆大笑，一踩油门，车“嗖”地一跃而过。
回国后的某天盛夏傍晚，我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博士论文，却半天写不出几个字来，焦躁得很。
传媒大学三十四号博士宿舍楼下是一片小树林，蝉鸣声“知了知了”地连成一片，我写几个字，便瞧几眼窗外，真想去把这些蝉都捉起来，吵得我心烦。
“砰砰砰！”敲门声响。隔壁屋的同学给我捎回来一封信。
打开信封一看，是于乃明教授从台湾寄来的明信片。画面正是那暮春时节的日光，几个人，都笑得温柔宁静，背面写着两行娟秀的字：“做学问，不能心急。放下杂念，只管埋头写，妙趣无穷。”
我竟恍惚间想象起我老了的样子。会不会也像汤圆婆婆这般，到了快八十岁时也可以一身紧身的蓝色牛仔，开着越野车四处兜风；会不会也像乃明教授这样，气定如湖面，神闲似春烟，管他万般事，一心写文笺。
一个有些狂野、有些不羁，却又很有学问的帅老头儿的形象跃然脑海，我不禁大笑了出来，老去，原也不是多可怕的事，甚至开始有了些许期待。
我，将以何种面目老去？
在顺正学园访学，接待我的是藤井和子教授。我对她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轻轨快到站时，我就远远望到了她，她头发微微烫了一层波浪，半卷在耳郭鬓边，露出修长的脖颈。一袭湖蓝色的套装，上面绣了几只白鹤，踏着团团锦缎的祥云，在如丝的光照下，整个人美得是那样古典。
藤井和子教授年轻时曾在台北读过书，主修的是中国文学，汉语说得也很是漂亮，语速不紧不慢的，像口里含着一颗糖果，尾音总是带着中国南方软软的腔调。我心里想，跟着她学汉语的学生们真是幸福，即便在中国，这样唇齿间能把汉字之美念得如此动人的老师也不多见了。
晚餐，她请我吃的蟹宴。对在北方海边长大的我来说，日本菜总是精致得让人既不忍心下口，又有点着急。那蟹黄如金子般堆在颗颗白薯做的珍珠丸子上，藤井和子教授吃一颗丸子，便和我轻轻柔柔地说几句话。我心里正在琢磨着，要不要一口把这些小丸子通通吃掉，又有些难为情，抬起眼皮偷偷瞄了瞄坐在对面的教授，却意外发现她的脸上也挂着一颗珍珠——她竟落泪了。
我一时无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不知是否自己看错了，只能问她：“您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感觉您一天似乎都有些低落。”
她连忙摆了摆手，一直不停地说着：“真是抱歉，真是抱歉，我失礼了。”
我也不知该不该继续追问，日本人情绪大多内敛，担心会唐突。正在我为难之际，她先开了口：“对不起，我失恋了，我的男朋友昨天给我写信说要分手。”我又被吓了一跳。失恋了？我分明记得资料里写得清楚，藤井和子教授已经六十多岁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子因这痴缠的恋爱，因无情的分手而坐在我面前梨花带雨，我年轻的生命确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我迅即递过去一张纸巾，以遮掩自己这没见过世面又庸俗的心理剧场。
“他是我的初恋。”这位内秀文静的女人接过纸巾，轻轻拭了拭眼角，继续跟我说，“去年我去北海道旅行，在酒店门外，我远远地看见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向我走来，不知怎的，我的心就开始‘怦怦’地乱跳。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他的模样，但你看，命运的神奇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就是有这样本能的反应。”“你的初恋？”我有些疑惑。
她突然就笑了，整个人往前倾了一下身子，破涕为笑了。我也跟着笑，挠挠脑袋，虽然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是啊，100米，50米，10米，他就这样慢慢走过来了。当他走来的时候，我的呼吸都要停止了。真的是他。他那炙热的眼神像要把我烤化了一样，我心里小鹿乱撞，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他先开了口：‘好久不见。’”和子教授脸上已绯云朵朵，她用双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呀，好热。”
我又被她逗笑了，真是有趣的女人。
“我好像被北海道的雪冻住了，愣在那里。我偷偷做着深呼吸，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窘迫。慢慢安静下来，我悄悄用余光打量他，他还是那样高大，身材也保持得很好，眼神里的深邃却和年轻时一样迷人，只是脸已满是皱纹，头发也都白了大半。我这才意识到他老了，又想这可怎么办，我一定也老了许多。”她拿起了一只雕着玉兰花的小茶杯，轻抿了一口茶，“我这才回了他一句，‘好久不见’。”
我慢慢听懂了藤井和子教授的爱情故事。
伊藤文一，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先生，是她的初恋。
他们高中时便彼此喜欢，到了大学后伊藤才主动告白，两人谈起了长达五年的幸福的异地恋。工作后，和子教授希望二人能尽快结婚，成立一个安稳幸福的家庭，伊藤却想继续赴德国深造，学成后再考虑婚姻。两人争争吵吵，像所有年轻男女一样，最终没能抵过现实与时间。伊藤后来留在了德国，并娶妻生子，五年前，伊藤的妻子因病离世，伊藤落叶归根。和子教授三十多年里谈了三次深刻的恋爱，却都阴错阳差地并没有步入婚姻。
在北海道，伊藤去滑雪，和子去旅行，两人又重逢。
“伊藤提议我们在附近走走，他打着一把深蓝色的伞，护着我们两个人。我们一开始很安静，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那样静静地走，绕着被雪染白了的树木，走了一圈又一圈。那天北海道飘着很细很细的雪，我伸出一只手抚摸它们，落在手上，似白砂糖一样绵软。他温柔地笑我：‘怎么还和从前一样。’”和子教授已陷入回忆的温柔，“慢慢地，他跟我讲起他在德国求学的经历，遭遇的歧视，打拼的辛苦，认识了一位中国太太，平淡而幸福的婚姻，孝顺的女儿。我们就像老朋友那样，似乎这一切我冥冥中很早之前就知道了。”
“所以后来你们在一起了吗？”年轻的我总是有些着急，想要知道爱情的走向。
“北海道分别后，我们又一起旅行了三次，以朋友的名义。但都是我主动约他的，哈哈哈。”她难得地大笑了起来，又迅即四处看看，意识到自己对周围的打扰，马上捂住了嘴巴，“第三次在横滨，他单膝下跪，像四十多年前那样，第二次跟我告白。”
我已完全沉浸在这美好浪漫的故事里。年龄这样沉重的东西，在爱情面前变得毫无意义。和子此刻分明就是一位鲜活的少女。
“但是，你刚刚说，他为什么要提分手呢？”纸巾一直在她手里轻轻攥着，提醒了我这个问题。
“上个月，他去医院体检，查出了肠癌。”和子教授轻轻地说，“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怕连累我。但这正是我最伤心的地方，他到现在还不懂我，我一点都不怕。”她抿了抿淡粉色的嘴唇，“到了这个年纪了，能跟他再相遇，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没有再问什么，也没有回应什么。晚餐离别时，我们轻轻拥抱。
我知道，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子，这个六十多岁的女子，面对爱情有千钧力量。
几个月后，我因要回北京，前去向和子教授告别。在她家门前的小路上，我远远便看到她推着一辆轮椅，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正指着一树枫叶，不知在说些什么。只见和子教授笑弯了腰，我挥舞着手臂冲他们大喊：“你好，伊藤先生。”
我一直以为，这样热烈的纯粹的爱恋，只发生在人年少时。我一直以为，成人的爱情随着世俗的沉淀会是另一种平淡的浪漫。我甚至以为，人生老去，哪里还能奢望生命最初的萌动。
汤圆婆婆，乃明教授，和子与伊藤，以及我此后遇到的许许多多可爱的“老人”，他们给了我太多关于岁月不同的回答。
这些回答告诉我：人生最可贵的，原来一直都是爱与希望。
也许，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生命走到最后，老来的生活都很难得偿所愿。人类本来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当你回望一生，劳动了，尽力了，这其实便已足够；如果养育了儿女，他们也都能够自食其力，有自己很好的生活，那就是生命额外的恩赐。
身体的衰老，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精神的孤独，是人类拥有意识与情感的代价；老去这道难题，是人类集体的宿命。
为人儿女，我只希望爸妈的余生能为自己而活，而丰满，而体面，而不同，而快乐。我会陪着他们慢慢变老，慢慢变老，直到离开的那一刻。
在陪他们慢慢老去的路上，我也寻找着关于自己的爱、远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