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离别 生无悔，死无憾
《在你们离开以前》
他们的童年是怎样的？爱过谁、怨过谁吗？可曾有过像我一样的理想和追求？甚至他们的性、那些掩藏的欲望和不甘呢？他们有只属于自己的巨大的遗憾吗？
我像打开自己一样打开过他们吗？像爱自己一样爱过他们吗？或者，像看待一个平等、独立而完整的人那样看待过我的父母吗？
我想象过父母的葬礼。
四壁白墙，无瑕透亮，像你们初来这个世界时一样干净。
正前方，是一面宽阔的电子屏，放映着平日里给你们拍的照片和影片，一张一张，一幕一幕。
“看看人家老宋穿得多美”“你爸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表人才呀”“这一家三口真幸福”……
来送别的亲朋好友，也是各自一身洁白，坐在席上，一起观看你们的生平集锦。看到某张照片时，忍不住跟身边的人念一句，或者跟我说。
我听到了，嘴角上扬，笑容是真诚的，眼泪也是。
在很多年前，我便让爸妈录了一段视频，主题是“给我离去后的世界”。他们各自对着镜头想了想，在他们离开以后，会对这个曾经来过的世界说些什么？又会对那些深深挂念着的人说些什么？
二十几岁的时候，总觉得中国人忌讳谈生死，活得不够通透明白。
我们缺乏性的教育，便对生命的起源充满蒙昧；缺乏爱的教育，便对情感与灵魂的感受粗糙干涸；缺乏死亡的教育，便对生的意义和追求失去信仰。
但慢慢地，随着年龄日长，已知众生终归平凡，见多了离合无常，悲欢有恙，自己也不肯再轻易地把“死”挂在嘴边。生活已是不易，何必再徒添残忍。
有些无畏的勇气，也多亏了年少的无知。
想象中葬礼的最后，播放的便是这段影像。
视频里，爸爸认真和蔼，妈妈乐天的模样一如往常。
席上的人屏住呼吸，耗尽了心力接受你们已经永远离开，再也回不来的现实，却又见到了那熟悉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语。
我不知道他们会是怎样的反应。写到这儿，我却已呜咽声起，号啕大哭。
一切虽都只是想象，却也并非没有缘由。关于父母的离去，会以怎样的方式离去，我想过很多很多次。
问身边的朋友，原来不止我如此，好多人都想过。
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想，长大了偶尔会想；父母在的想，父母已经离去的，原来也会想。回想，假想，梦里想。
时光倒流，一切是不是会有所不同？父母子女一场，有些事是不是不必那么计较，有些事是否可以做得更多？
又想起诗人北岛在《城门开》中写他与父亲的临别一幕：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了，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像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304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2003年元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304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的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不知此后经年，北岛忆及此幕，会有多少遗憾？
读过的、听闻的、见过的遗憾太多了。
我不想。
我不是贪心的人。
如果这辈子人生的诸多身份，只能择一个圆满，我选尽力做一个好儿子。
二〇一五年冬天，爸妈煤气中毒，双双被送往医院抢救。
顺利的生活是梦，意外会告知我们人生的真相。
那年我虽已二十七岁了，但心里依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也从未料想过，要这样早、这样猝不及防地面临父母或许会同时离去的残酷现实。
如果这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该如何活下去呢？
那天，北京的霾有些浓，北师大校园里的法国梧桐枝丫已光秃，几只黑鸟在灰色的天空呼啸而过。路上青春的脸庞大多被白色的口罩遮挡了一半，留下一双双黑色的眼睛相互张望。
我加快了脚步。空气不好，我那苦涩的咽炎便会发作。
开会前，我又给家里打了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听。
妈的微信没打通，爸的电话也没人接。
我心里开始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说来也是奇怪，现在回想，从念高中住校开始，爸妈就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几乎是没有。来北京这么多年，什么事都是自己一个人扛过来，他们也都基本不过问，我倒也乐得自在。
有一天深夜，刚刚下节目，竟然看到了我爸打来的电话，看到未接来电提醒，我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紧张地把电话拨回去，等待的每一秒都无限漫长，隔了许久，爸才接了电话，他已经入睡了，我问他大半夜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结果我爸说，是他不小心按错了。
平日里，我一般每隔一两天便会和家里通个电话，爸手机经常占线，似乎忙得不得了；我妈简直是马大哈精神的典范，去邻居家串门儿，十次能有五次忘记带手机。有时候打不通，也习惯了。
二〇一五年下半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工作。那段时间，正是我们学院承担的国家双重大课题的关键攻坚阶段，同事们早起晚睡，有的甚至直接搭了一张行军床，临时住在了办公室。
我也忙得一塌糊涂，电话打得便没那么频繁。上次没打通，本想着第二天再打，结果一忙便忘记了。
生活常常很无情，很多事你一直做得很好，偏偏只疏忽了一次，就是一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课题组召开第一次成果汇报会议，我担任其中一个子课题的项目负责人。会前电话没打通，心里开始有些忐忑急躁，心一直怦怦地跳，像大大小小的鼓点，打得我七上八下，慌乱不安。前面专家发言时，我把手机藏在桌子底下继续不停地打，心里期盼着他们之前只是没注意，能尽快给我回过来。
“乐，你爸妈前两天煤气中毒在医院抢救，”突然收到大伯的信息，“已经都没事了。再过几天就能出院。”
我蒙了几秒。大伯又跟来一条短信：“你妈说让你不用回来，安心工作。家里有我们，你放心。”
“回家”，是意识清醒过来后，我脑海里的第一反应。
那一刻，只想放下一切，回家。
抬起头，同事们已经在台上答辩了，但我却像一个游魂，望着这眼前的一切恍惚。
成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现实总是迫使你在两难中做出选择。回家，是情也是本能；工作，是理也是责任。
还是放心不下，出会议室给大伯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大伯把医生找来，我问医生具体还有几天可以出院。医生回，一周之内。
我冷静了下来，知道应该是真没事了。
轮到我代表子课题项目答辩了。上台的短短几步路，我深深地吞吐了几大口气，试图平复慌乱不安的心。
“发挥稳定，表现很棒。”同事发来微信鼓励我。
答辩完，我狂奔向机场。
从念大学开始，我便一边读书一边趁周末和假期兼职，从不铺张浪费，也算有了一点积蓄。博士生毕业时，给爸妈在威海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那种二层的小楼，依山傍水，炊烟田园，是我理想的岁暮生活。
只是冬天还没有通上暖气，邻居们便商量着一起买了空调，想着先过了这个冬天，等来年政府就会安装集体供暖的设备。爸妈节省的精神体现在生活所有的方面。我爸嫌太费电，自己竟然不知道从哪儿捣鼓了一套煤气炉，说要燃煤供暖。
后来才知道，那天睡觉前，爸就闻到了家里浓浓的煤气味。他告诉我妈，我妈回了一句：“咋那么娇贵啊，大惊小怪的，死不了人。”
我爸是性格极谨慎的人，夜里两点，他不自觉地惊醒了，只见我妈口吐白沫、两手抽搐。爸抱起我妈就往车里走，路上，他给我大伯打了电话。
一踩油门，爸直接开到了中心医院门口，车还没熄火，自己也一头栽倒了。
紧急抢救。
我爸轻度中毒，妈中重度。
这事件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就此离去，我这辈子到底有多了解这两个生我养我的人？
《增广贤文》里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小兽尚且如此，作为有意识、情感和思想的人，父母养我育我，为我奉献了一生，我又回报过什么呢？可曾真的认识和理解过他们呢？
他们的童年是怎样的？爱过谁、怨过谁吗？可曾有过像我一样的理想和追求？甚至他们的性、那些掩藏的欲望和不甘呢？他们有只属于自己的巨大的遗憾吗？
我像打开自己一样打开过他们吗？像爱自己一样爱过他们吗？或者，像看待一个平等、独立而完整的人那样看待过我的父母吗？
没有。
在两代人的文化语境里，这艰难尤甚。
一个人的自我和解是场终生之战，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往往是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役。
父母之于子女，或是子女之于父母，都是如此。
我开始策划一场只属于我和爸妈三个人的生命艺术之旅，主题是“人生如何与父母说再见”。
因为爸的工作关系，每次外出的时间不能太久，我们索性就把旅行的范围锁定在中国境内。我把国内划分为十二个文化区，东北三省、环渤海、中原、大西北、大西南、港澳台等等。一年中最温柔的春与秋，带父母旅行两次，成为三个人的约定。
到二〇一九年底，我们已经旅行了八次，完成了这场生命艺术之旅的三分之二。
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我们并非简单地旅行。会互相拍照片和视频影像，会给自己和对方写信，会认识各地不同的朋友，他们在一场又一场旅途中不断打开自己，并把生命中的遗憾一个一个轻轻放下。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一家人往后生命中最温暖和动情的礼物。
我爸，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怀才不遇，以及由此伴生的对奶奶的怨。
从小，四周亲戚邻居就总有人跟我说，你这么聪明，真是像你爸。
奶奶说：“那时候家里实在太穷，你爸小小的，也只能跟着我们去闯关东，谋生活。”
从山东威海到黑龙江鸡西，跨过山海关城东门，我的家乡，称爷爷奶奶这些人是去闯关东。
爸爸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年级第一名。中考，他是县里的状元。
爷爷是位军人，早些年上过战场，落了一身的伤，我爸中考那年，爷爷新病加旧疾，瘫痪了。
奶奶说，家里没钱供我爸继续念书，想让他退学挣工分养家。
爸的班主任惜才，不舍得让我爸退学，跟奶奶说，我爸的学费他来出，上学他来供。
奶奶还是没同意，我爸被迫辍学。
后来，我一直都在寻找那位班主任，我知道，我爸心里一直想对这位老师说声谢谢。可惜他并不知道老师完整的名字，茫茫人海，但愿终能相遇。
我曾经一直在想，爸于我而言是怎样的存在？
他怨奶奶，我也怨过他。
怨他什么呢？
是那些画面。
小学放学，一回家，经常看到他和那几位同样人生不得志的朋友，喝得醉醺醺的样子；他脾气暴躁，有一段时间动不动就大吼大叫扔东西把我妈气哭的样子；他们要离婚，他蹲在地上问我想跟谁时那绝望的样子。
后来长大了，见过很多事，很多人，我也慢慢理解了爸爸。
我知道，他委屈。
小时候爸妈吵架，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妈妈这边。现在，我却总是耐心地劝慰妈妈：“人生没有完美，我爸其实是很好的男人。”
是呀，除了常被我们吐槽的小毛病，他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三十年如一日地省吃俭用，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
爸爸做人极为稳重谨慎，他是会计出身，去年单位查账，十年前八年前的单据，他竟然都一张张保存得完好无损。我想，除了应该尚算聪明的基因，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到的最宝贵的品质。
主持人这个行业，聪明的人想风光其实特别容易，但得失往往在一瞬间，路要怎么走，走多远，还是得看自己心里的那杆秤平不平，稳不稳。
我又想起，爸爸虽然脾气不好，但从小到大却极少冲我嚷嚷。像大多数父亲那样，也许他不怎么会教育，也不怎么会表达，但他就是一直在那里肃穆、安静地守护着我，话从来也不多说，对我也很少批评，好像我怎么做他都是默许的。除了高考填志愿，他做了一次主，偷偷地改了我的志愿，此后我人生大大小小的事，他几乎完全尊重我个人的选择。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我骨子里刻着的那份自由的气息，是我爸为我守住的。
虽然我知道，他并不清楚“无为而治”的教育理念，甚至连这么做都是无意识的。但是，他爱我，尊重我，这就是一切。
我理解了父亲，也希望他能理解奶奶。
爸爸虽然埋怨奶奶，但身为人子，物质上的尽孝他从来没缺过半点，只是情感上，他们母子间很难好好坐下来安静地说会儿话。
心里都有疙瘩。
奶奶是娇气的。都快九十岁的人了，依然很娇气。
但我理解奶奶，她的人生，何尝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地主家庭出身的小姐脾性，经历史的沉浮变为丫鬟身子，爷爷瘫痪后床上尿床上拉了十六年，也是她这样一个娇气的人吭哧吭哧独自拉扯着孩子们长大，并把爷爷好好地伺候到了最后。
如果可以拥有和和美美的人生，谁又愿意留下一身刺和伤疤呢？
奶奶和爸爸的命运让我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大的时代面前，个人的爱恨悲欢如沧海一粟，不过是汪洋里随波摇摆的小舟。
这也深深影响着我的职业观念，我从不激烈地表达什么，历史和命运面前，我们都太渺小了。我竭尽全力，只求在风雨中护所爱的人一方平安。
家中日子慢慢宽裕起来，我的学业和工作也渐渐有了起色，爸爸的心情明显舒畅了许多。我的每期节目、每篇文章，他和妈妈一定都会第一时间收看，边看边认真做笔记。他们也在不断地学习并拓宽认知。
人是可以改变的，最明显的，便是我爸的脾气，这些年真的是好了太多。他变得更有力量，能更好地掌控自己。
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日子和成长里，我试图通过带他们旅行，带他们拥抱世界，让爸妈在大山大海的抚慰中更好地去弥合心中一个又一个遗憾。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晚，杭州，西子湖畔，我租了一艘画舫，与爸妈泛舟湖上。月入波心，桨声搅了一池春水，晚风携着浓郁的海棠花香，三人不语，神仙向往。
我拿起相机，开了视频录制功能，对我爸说：“爸，说说你和奶奶的故事吧。”
事先和爸爸说好了的，这次旅行的主题便是要把这件事说开。事到临头，我爸依然窘迫。“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说嘛。”我发挥儿子撒娇的本领。
不管用。
马上转换战术，我又开始循循善诱地讲道理，说了一大堆：“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她还能活几年呢？”
我爸听了这句，沉默了一小会儿，开始讲，迎着湖面的风。
事，还是那些事，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说出来，人就轻松了。
多说几次，事情也就随着那些碎碎念，慢慢淡去了。
每次回北京，临行时我都要去奶奶家和她老人家告别。但有一次，我收拾得晚了一些，出门时天已经黑了。奶奶把院子的大门关了，她耳朵背，大概听不到我的敲门声，迟迟没有开门。我心里想，要不这次就算了，扭过头来和爸爸说：“你回头记得和奶奶说一声。”爸沉默着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爸开车送我，一路上我看看手机听听歌，父子俩安静得很。车行了半程时，忽然我爸转过头来跟我说：“要不，你还是回去跟你奶奶道个别吧。”
我看了看爸爸，凝视着他的眼睛，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仿佛是凝固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心里一下子特别难过。
大概那是第一次，我浅薄的人生湍流的河，到了一个转弯处，我真实而确切地感受到，奶奶和爸爸都老了。
爸掉头回来。他托着我，我踩着他宽厚敦实的肩膀，从院子的墙上爬了进去，脱落的墙灰刮了满身。
奶奶一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炕上，她的眼睛也有些模糊了，直到我走近，她看见我们爷儿俩，“哇”地哭出声来：“我还以为你没来看我就走了。”
现在，我爸依然经常念叨我奶奶的不是，但他们母子说说笑笑，算是和解了。我知道。
就这样，二〇一六年秋，洛阳龙门石窟，爸爸在蒋介石公馆中谈谈工作中的感慨与遗憾；二〇一七年春，厦门鼓浪屿，妈妈在一树繁花下谈谈自己的爱恋与青春……
他们那些曾经的委屈或是怨恨，不甘或者留恋，都随着说出来的话，在时间的风中飘啊飘，飘得远远。
记忆总是美好的，如果你愿意把遗憾弥合。
很多朋友跟我说，他的父亲不一样，母亲不一样，无法交流，很难沟通。
其实，天下的父母，大多数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功夫都在一点一滴里。
我想，爸妈活着的时候，他们能有机会把各自生命中那些大大小小的遗憾自我完整——不是忘记，不是放下，而是平静而温暖地去填补完整，虽不可能事事尽美，但已自得圆满，应是足矣。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我心里想：“生无悔，死无憾。”
最好的告别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痛苦与遗憾。与父母的告别，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伤痛，永远不会停止的思念，永远不想等来的明天。
二〇〇二年，韩小红从德国海德堡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创业，成立慈铭体检，开拓中国民营体检行业市场。然而，命运却在此时与她开了一个巨大而荒谬的玩笑。先是父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随后韩小红自己也被诊断出患有中期胃癌。父女二人在同一病房，生死一线间。
采访她的过程中，韩小红几乎全程流着眼泪，但因其建立在巨大的人性的真的基础上，其情之深意之切，让我不忍打断。
我问她：“你会觉得老天不公平吗？”
“没有。当时就觉得必须活下去。”韩小红眼睛里一直挂着泪水，言辞却依然铿锵。她抬起手，擦了擦眼泪。“其实父亲确诊的前半年，我几乎是窒息的，每天都是撕心裂肺地度过。我做化疗的时候，想多陪陪父亲，特意让医院把我跟父亲安排在一个病房，中间只隔着一道帘子。我骗父亲说我是胃溃疡。这期间也是我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我一直坚持工作，每周让高管来我这儿开会。他见我这种状态，也就相信了。但等到我做了胃切手术，全身上下插满了管子，他半夜偷偷下床来看我，就全都明白了。当时他也哭得难以自控。”她停了片刻，已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大滴大滴地滚落。“他几次跟我讲，我曾经是他最放心的女儿，现在反而成了最放心不下的人。”
“你也是医生，最后却选择给父亲用了大剂量的止痛药。”
“父亲最后的骨性疼痛到了酷刑的程度，大量的止痛药会缩短他的生存期，但可以改善他的生活。所以我当时做了决定，让他能够不再疼痛。父亲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我把心思都放在他身上，这也让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痛。”
“你自己也在承受病痛，也面临着死亡的风险，但你依然把父亲放在了第一位。这种情感是了不起的。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强烈的遗憾？”
“可能就是这份父母之爱吧。当你的人生阅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妈妈的爱是最无私的。”韩小红滚烫的热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似乎有太多的无奈、委屈和悔恨消融在这哽咽的哭声中。
我眼眶红透了，眼泪也一直在里面打转。我默默地望着她，希望她能感受到这份无声的拥抱。
她稳定了一会儿情绪，说：“父亲在他最后的时间里跟我说了很多他的愿望，他说他一直想看世界杯，想去某个国家看看。可能他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采访韩小红的时候，我还太年轻，跟着这份深情感动，却也一直未能明白她的遗憾为何如此之深。现在才慢慢体悟，床前尽孝，该做的能做的虽然她都做了，却为时已晚。
人之孝，首先是物质层面，我们中国人讲“养儿能防老”。
其次，是精神层面，愿父母老有所依，活得不孤独。
而在人的根本意义上讲，父母作为独立、平等、完整的生命个体，是否被儿女足够理解与关照，是文明发展到今天，两代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为人儿女，我们常常渴望来自父母的理解与关怀，仿佛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可我们又何曾真的了解与尊重过他们的一生呢？
父母之于子女是，子女之于父母亦然。
父亲想去的地方、喜欢的风景、爱的物件儿，在他活着的时候，韩小红都未曾关注到，也没有满足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小红才感到莫大的遗憾吧。
也有人在他们离开以前把遗憾弥合，完成了与父母的完整告别。
比如，演员颜丙燕。
一九九四年，颜丙燕进入影视行业，并出演《甘十九妹》《红十字方队》等经典作品，表演才华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赞誉，演艺事业风生水起。而就在此时，颜丙燕的母亲被查出身患癌症，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颜丙燕几乎完全放弃了表演舞台，错过了女演员走红的黄金年龄。整整八年，她一直陪伴在病床前，直至母亲离世。
颜丙燕自幼被寄养在山东老家，跟随爷爷奶奶长大，与父母感情生疏。十一岁考入北京歌舞团后回北京，又正值青春叛逆期，与母亲矛盾愈发激化。在颜丙燕心里，母亲只是一个如同陌生人般的存在。病床前的八年守护，是她与母亲的一次重新相认。
“妈妈手术前，你当时是什么反应？”
“前一天晚上，我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医生说这个手术可能撑不下来。我爸心里扛不住了，想跟我商量。我当时劝我爸说没事。当晚很正常地就睡了。第二天闹钟一响，一大早就得去医院，我瞬间想起我爸昨天说过的话，然后就突然意识到，万一手术不成功，这个人（我妈）就走了。那一刻我的感觉就是不行，这个人我都还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我对她一无所知。”
“直到那一刻，你对你妈妈依然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我一直很回避她，即便在她刚生病的时候，我也是回避的状态。那一瞬间突然就觉得，她今天如果真的走了，怎么办。然后我突然间就开始哭。你知道吗？我都没下床，坐在床上就开始哭，哭了有十多分钟。边哭边下床刷牙洗脸，往医院跑，然后就看见我妈被推进手术室。那个时候我看着她，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当时我想老天爷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她。起码她给了我生命。”
“老天最终给了你一次机会。”
“那个原本计划一个半小时的手术最终做了七个半小时，我几乎是一直站在手术室门外，看着医生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进去，一直在折腾。最后医生出来，说手术成功了。我听到后就往后退，从头发到脚指甲都是软的。一下子就坐在凳子上，特别虚幻地看着我爸跟那个医生说话。从那天开始，我就主动跟我妈说话了。”
“你都和妈妈说什么，会提起你对她的不理解甚至是怨恨吗？”
“我逮着任何机会就聊。聊她小时候的事，聊她除了我爸还喜欢过别的人吗。问各种隐私，各种试图了解她的问题。这个过程当然也会聊把我送回山东的事，对我妈来说，她心里其实一直极其后悔。我爸妈是双职工，三班倒的那种，他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把我送回爷爷奶奶那里。我当时一岁多，我爸送过我两次，我不停地哭，他心一软又把我带回来了。后来我妈也送了两次，第一次我也是哭得不行，又被抱回家了。最后一次，我妈故意让我跟奶奶睡一个被窝，半夜我悄悄爬到我妈这边，说妈妈抱抱我。我妈一边流泪，一边要把我轰走。我就开始哭，我妈也哭。就这样，她把我留在山东，自己哭着回去了。”
“所以你那七八年的时间没拍戏，陪在病床前，其实是在完成一次与母亲的重新相认。”
“对，就是母女之间一种特别的重新认知。我刚从山东回北京的时候，我妈说我就是一个女流氓，抽烟、早恋、经常打架，说我要被枪毙的。我特别不以为然，最开始的几年，她天天揍我，没多久就把我打服了。后来她跟我说，我的经历对她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伤痛，她觉得她永远都不能取代奶奶在我心中的位置。那几年中，我和妈妈的沟通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我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真正知道了‘妈妈’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
“你整整陪了她八年，这期间有没有想过放弃？”
“其实到第三年就已经超出了医生的预期，后来医生已经很直接地劝我们放弃治疗了。一是因为经济方面压力太大，那个时候我已经债台高筑；二是医生认为我妈妈太痛苦了。”
“我妈妈那个时候就像个孩子，谁跟她亲她就会折磨谁，疯狂、无礼，这些我们都经历过。但我放弃不了，我做不到。虽然我妈有时候嘴上会说不想活了，但每次病危，她都能挺过来，她很坚强。”
“后来我去医院收拾她的东西，从枕头套里发现了很多字条，都是她偷偷写的。她的病房有电视，看到哪个节目说哪个医生擅长治什么样的病，她就记下来，说不知道能不能救她一命。可这个字条我们谁都没见过，她也从未跟我们任何人说起过。”
“在她离世前几天，她又写了一张：燕子，妈妈累了，妈妈撑不住了。”
“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想走的时候，不需要打招呼，他只要自己放弃，自然就走了。而我们作为亲人，不需要替他去做选择。任何人都无权决定亲人的生死。我们只需要去陪伴和爱。”
无论做怎样的准备，父母的离去都是巨大的悲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往后余生你就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了。
颜丙燕用了八年的陪伴与母亲说再见。
八年里，她把母亲一点一滴地还原为那个独立的、平等的、完整的母亲，那个独立的、平等的、完整的人。
我想，这是她们母女之间，最好的告别。
迷恋这人间烟火
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录完节目，回家总是要到凌晨两三点了。路边的许多店面都已打烊关灯，唯独在离家不远处的两株大柳树下，一家饺子馆仍是灯火通明，伴着热腾腾的蒸汽，翻滚着人间的烟火。与其说是饺子馆，倒不如说是饺子摊，因为没有店面，这对年轻的夫妻在马路边的柳树下支起了几张四四方方的折叠小桌和马扎，又架起了一个简易的燃气炉锅，一大锅沸水蒸腾，煮着热腾腾的饺子，三三两两的客人呼朋引伴嬉笑吆喝，仿若这座繁华的北京城流动的餐厅。
我观察了几次，慢慢发现这些凌晨围坐在路边吃饺子的人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比如他们大多是穿着环卫工人制服和保安制服的大哥，偶尔也有几位大姐，他们应该和老板、老板娘都很熟悉，点菜上菜经常操着一口我听不大清楚的方言乡音；比如他们吃的都很固定，几盘饺子，几瓣大蒜，一小碟醋，一碗饺子汤，一瓶小酒。每桌的客人喜好什么口味，老板似乎全都了然于胸；如若有客人喝酒，年轻的老板也会偷溜过去与客人们喝上一小杯，老板娘马上便会嗔怒地责备他几句，引来几桌老爷们儿的集体哄笑，老板一边冲老板娘抛去求饶的眼色，一边赶紧再嘬一口小酒，几步小跑回去干活儿；最有趣的是，与年轻的小老板“偷偷嘬酒”打成一片的客人中还有几位身着制服的年轻城管，他们之间白日里那独特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严肃关系，在夜晚两点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一口浓浓的乡音中被消解成俗世生活中一幅再自然不过的风景。
我迷恋这人间烟火气。
若是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也常过去拿起一个马扎挤在某一张桌子的边角处点一份饺子。我仍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第一次去吃饺子时，年轻的男主人有些吃惊，他递给我马扎时，特意用餐巾纸擦了擦马扎的座面。我录完节目没有换衣服，他可能觉得我穿得体面。
一来二去，大家也渐渐熟悉了。老板名唤“振华”，江西人，那年三十二岁，乡亲们亲切地叫他华仔。华仔性格爽朗，喜欢追香港警匪剧，最喜爱穿牛仔装，笑起来一口小白牙，常常逗得大家开心。老板娘是山西人，面容清秀温婉，话很少，很文静，如她的名字“盈盈”一般，总是面带浅浅的笑。饺子馆的老顾客大多是江西和山西的老乡，时间久了，他们之间也能听懂彼此的方言。我一度很羡慕这对年轻夫妻的感情，虽然生活艰辛，但凌晨的北京，马路边上的小摊，昏黄的路灯，丈夫时不时地给妻子擦擦汗，擦完便冲着含羞的女人憨憨傻笑，女人温柔地回望他一眼，那样的爱情多动人。
然而很突然地，这个摊位在某一天莫名地消失了，无影无踪，无痕无迹，仿佛从未曾在这个城市的夜里出现过。起初我以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原因，叹了一口气，便也没有再多想。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节气已入深秋，一天晚上，我又见到了这几张折叠的桌子，和那口滚着沸水的大锅。我欢喜得不得了，跑过去像往常一样落座，点了我爱吃的韭菜肉馅儿的饺子，四处张望着这久违的温暖。但不一会儿我便发现，与往日不同，今天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里里外外地忙活，擀面皮，包馅儿，下饺子，客人们也仿佛都约定好了似的，谁想吃什么，吃多少，都是自己动手从锅里捞，吃完把饭桌擦干净，餐具收拾好，放下钱，默默离去。
我为这井然有序的沉默而困惑，心里甚至涌动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撼动感。我走上前去询问，老板娘短短数语的回答间，我才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遭遇了天崩地裂般的灾难。
一个月前，三十二岁的振华感到胸部疼痛，很不舒服，当时他没当回事，以为是小问题。盈盈催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肺结节。住院观察了两周后仍不见好转，他们又转到了大医院，再次检查，医院通知他们已是肺癌中晚期。
生活窘迫，一段短暂喘息的时间对他们而言都是奢侈。振华妈妈从老家赶来，盈盈白天在医院照看，晚上由婆婆负责，她一个人回来支摊儿挣钱。消息渐渐在客人中间传了开来，大家来吃饭的时候，有大姐默默挽起袖子帮忙包饺子，有小哥跑来跑去做义务的服务员……
这便是我时隔一个月后眼前再看到的景象。
三年来，我一直与振华一家保持着联络。三年后的今天，我正在写书稿，收到了盈盈发来的一封长信：
啸南老师，振华今天入土为安了，我跟您说一声。他葬在他父亲的墓旁，也算是了了他生前的一桩心愿。
三年来的日日夜夜好像一场大梦，我和振华没有什么本事，也从来没有什么大的想法，就是想过一个普通人普普通通的生活，靠我们的两只手吃饭，老天爷却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是不公平。
他最后的这些日子，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婆婆。他跟我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为妈妈养老送终了。“以前我妈还老说我，将来有一天她要是走了我该怎么办，没想到命运太残酷了，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先走了，我妈该怎么办？”他平时都是乐呵呵的，只是一聊起妈妈，他就会抱着我痛哭。这期间他一直在张罗着为我婆婆相亲，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见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老人家，婆婆一开始心里是拒绝的，眼光也很挑剔。直到李叔捧着一大束红玫瑰来医院看她，看着婆婆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要托付的人就是李叔了。振华还给他们举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虽然简陋，但那天来了好多好多的人，亲戚朋友们都哭了，大家不全是悲伤，也有感动。振华到最后也放心了，李叔对婆婆是真的好。妈妈有人照顾，老人家也接受了人生的无常，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我公爹年轻时和婆婆离婚了，去了别的城市，振华说他心里一直怨恨他爸。直到后来他爸去世了，振华的心结都没有解开。反倒是他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经常跟我回忆起小时候和爸爸相处的很多画面和故事。他说爸爸特别爱干净，衣角裤脚永远都是整整齐齐的。虽然家里很穷，但爸爸每天都要买一份报纸回来看，村里人都取笑爸爸是个干农活儿的文化人。爸爸总是喜欢把他扛在肩膀上，有一次他摔倒了，爸爸跟他说，摔倒了不怕，男子汉要不怕痛，自己爬起来……那时振华是笑着跟我说的，他说他这次也不怕痛，但是他拼了命也再爬不起来了……振华说，在生命的最后，他才意识到，他曾经那么想摆脱他爸的影子，却越活越发现自己最终活成了爸爸的模样。他似乎是背负着爸爸的影子，重复着爸爸的足迹。有一天晚上他流着眼泪跟婆婆说他想他爸了，婆婆握着振华的手一直跟他道歉，说她不该总是在孩子面前说他爸爸的不是。我婆婆也愿意他和爸爸葬在一起。
经过这三年，我也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成长了太多。大恩不言谢，您对振华的帮助，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我都记在心里。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带着振华的那份儿一起，您放心。
随信附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全家的合影。叔叔穿着黑色的西装，打了紫红色的领结。振华因为化疗戴了一顶紫红色的帽子，和叔叔的领结巧妙地搭配。盈盈一身大红，笑意盈盈地站在一旁，挽着振华的胳膊。阿姨一身轻柔的洁白婚纱，腼腆地看着镜头，那一刻的幸福藏匿不住。阿姨说，这身婚纱，是振华对她余生所有的守护与陪伴。
为人子女，总是忧心于父母某一日终会老去，终将离别，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却不承想，命运无常，苍天无情，也有人青丝黑发年华正好，却不得已要和这个世界先说再见。
我看完后有很多话想和她说，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打了许多许多的字，在发送前的一刻又全都删除了，只回了她四个字：“好好活着。”
为父亲建造的小花园
人们常说父母对儿女的爱大多是无私无悔，但儿女对父母的爱却是有折扣的。这其实是一件将心比心的事。绝大多数的父母，他们倾尽所有，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孩子。而绝大多数的儿女，又何尝不想把这世间最美的风景、最好的东西也都让父母看一看。
清代诗人蒋士铨在《岁暮到家》中写道：“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面对父母的爱与付出，我们时常觉得愧疚，自责做得不够多，不够好。年轻时面对生活往往自顾不暇，疲于应对，等稍微成熟了，有了一些积蓄和能力时，却发现父母已经老了，一身大大小小的疾病，头发白了，走不动了，甚至更痛心的是，他们中有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子欲养而亲不待”，何止是“遗憾”两个字说得清，道得明的。但无奈，这就是人生。
活着本身就已是一件耗尽心力的事，深埋在内心的那些孝敬父母的念想很多时候愈发力不从心。在精神与灵魂层面关照父母的老去，更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所以当我看到李琴的故事，心中不仅是感动，更多的是感慨与敬意。
那天，我在微博看到一个热搜，主题是“十年植物人爸爸，女儿为他建了一个小花园”，讲的是河南焦作一位名叫李琴的农村女孩儿十三年如一日地照顾植物人父亲的感人故事。
故事里有两处细节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一是她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给父亲翻身、拍背，每天夜里几乎只能断断续续地睡三四个小时。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自视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但扪心自问，十三年的坚持，如果换作自己，我能做到这些吗？这是一份怎样的情感与毅力？她自己的身体又能否承受？
还有一处细节，她为了让爸爸保持精神愉悦，在农村的院子里自己动手建造了一个植物园，一年四季花开不断，让爸爸每天都能看到生命的鲜活。我钦佩这位农村女孩儿不俗的举动与对心灵美好的追求，也好奇她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与人生故事。
这条热搜视频是由梨视频发布的，我满怀着感动与追问，委托梨视频的总编辑李鑫先生帮我寻找这位女主人公的联系方式。不一会儿，李鑫大哥便发来了拍客王书分导演和女主人公李琴女士的电话。当天晚上，我们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通话。
通话的过程中，我很少说话，几乎沉默。她讲完一段经历，发觉我没有丝毫声响，问我还在听吗。
我沉默，是因为这个故事对我的冲击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童年时虽然也遭逢家庭变故，家境也陷入贫寒，但爸妈撑起了一切，我又年幼，并没有太多具体的感知；步入社会后，我做的工作，人们美其名曰“高端人物访谈”，接触的人也确实是人中龙凤，非富即贵，现在想想，其实很多观念都只是停留在浪漫的云端。我也并非没听闻和经历过许许多多平凡人的坎坷和痛苦，但命运如李琴这般艰难，却又如此不屈与坚忍的却不多见。我一时间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
李琴，父母和村里乡亲都唤她“丫丫”，一九八一年出生，算起来，今年也四十岁了。
二〇〇五年正月初二，李琴的父亲第一次脑出血；二〇〇七年正月，他第二次脑出血，身体的机能开始逐渐退化；到现在，他身上只剩下了三种功能：睁眼、简单地吞咽、大小便。医生说他已经是植物人了，最多只能活个一年半载。但十三年过去了，父亲依然平安地躺在床上。
李琴的丈夫动过腰椎间盘的手术，不能干重体力活儿，又患有严重的胰腺炎、高血压和糖尿病。因为不堪疾病、家庭负债和接连的变故所带来的重压，李琴的丈夫自杀过两次，一次喝农药，一次吃安眠药，都是被小儿子及时发现并抢救了回来。李琴说，胰腺炎就是不死的癌症，老公最多的时候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住院。她每天过得很揪心，万一老公身体不好，将来该怎么办呢？
二〇一八年，李琴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意外事故流产，这给她已经满是重负的生活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医生问她是要保孩子还是保自己。她跟医生说：保我自己吧。
“因为我还有爸爸，还有儿子，还有生病的老公，还有欠的债，我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依靠，他们都得靠我，我也只能靠自己。”电话里，李琴讲到这里突然掩饰不住地号啕大哭起来。“那段时间我终日以泪洗面，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可能和这个孩子真的没有缘分。”
我在电话这头听着，心也跟着撕裂般地痛。对一位母亲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抉择。
但她哭了一小会儿便马上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仿佛刚刚那巨大的悲伤都未曾有过，又恢复成了那个刚烈女子日常的模样。“周润发的老婆因为孩子脐带绕颈而胎死腹中，她痛苦了七年，我可以超越她，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但人终究不是铁打的。
生活接连发生巨大的变故，那段时间李琴整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下去。面对重度的抑郁症和失眠，她只能靠去县城里的人民医院和精神病医院买来的安眠药让自己每天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她告诉自己不能倒下来，因为爸爸。
在讲这些经历时，李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她自尊自爱，坚忍倔强，不屈从于命运，对生活抱有希望与感恩。
谈及丈夫，她满是感谢。丈夫家里也很穷，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他兄妹三个，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家里太穷，没有能力给他置办婚礼，他只能来李琴家做起了倒插门女婿。
李琴和丈夫两人只见了一面便定下了这门亲事，媒人塞给她一张红字条，上面写着丈夫的姓名，今年多大了，哪个村的。结婚前，她对丈夫的了解只有这么多。第三次见面，男方骑着一辆借来的破旧自行车进了女方家，前面车筐一个塑料袋里带了自己的两件衣服，那是他唯一的行李。那一次来李琴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
李琴说，丈夫对她特别好，对她家人也特别好。不外出务工的日子，他便在家里帮她照顾父亲，任劳任怨，默默帮她承担了许多。
谈及儿子，她更是骄傲。孩子八九岁时就能自己照顾爷爷，每天都会帮妈妈做饭。十一岁时，他还没有爷爷高，就能一个人抱着爷爷上下床，每天帮妈妈给爷爷端屎端尿和喂饭。儿子也问她：“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痛苦？”李琴和儿子说：“我们应该感谢这些磨难，他带给你的是成长，让你更成熟。生活就是如此现实，无序是人生的常态，你只能坚强地走下去。”
谈及亲戚邻里，她满怀感激。她说自己与姐姐和妹妹关系都很好，两个姐妹也过得不容易，她们每个月都会给父亲生活费。她说村里超市旁边有一家早餐店的老板，是一位卖鱿鱼豆腐汤的老爷爷。每天到中午十一点的时候，老爷爷都会默默地把那些没卖完的豆腐汤、八宝粥给李琴打好包，让她带回去给爸爸喝。镇上有一位善心的领导听说了李琴的事，找到了县里勤奋中学的郭翠花校长，资助李琴的儿子上了三年的中学。李琴说：“三年初中也得好几万块钱，对那时已经没有一分钱的我来说，这份情谊比天高。”
也许有些痛实在太痛，有些苦实在太苦了，也或许是因为她坚守着最后一分强烈的自尊，她回避了一些话题，也掩藏着一些细节。我无意深究。坚强乐观的背后，委屈和脆弱或许才是她最真实的情绪。我能感受到，她那些欲说还休，言浅意深的伤痛。
二〇一三年，李琴的妈妈也离开了人世。李琴说：“妈妈走之后，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那段时间，除了她七十多岁的姑姑时常来看看她爸爸，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过来跟她多说一句话。
她说，在农村，我一出门就会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他们说，千万别借钱给我家，那就是个无底洞；他们说，老头儿真可怜，我妈妈走了，我爸爸一定也活不过几天；他们说，我就是一个扫把星，克夫克父。
从那一刻开始，李琴便看透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整整两年，她和爸爸在无声的世界里度过了沉默的两年。她开始在自己的家里收拾菜园子，种植了二十多种蔬菜、水果。“人情债是最难还的，经历了这么多，借钱是最考验人性的。我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自力更生，为什么要去跟别人要？”李琴话语中带着坚强，也带着些许激愤。
那两年，李琴每天出门都坚持化个淡妆，涂个口红，穿着别人送给她的衣服。虽然是别人的旧衣服，但她依然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意气风发。
有邻居笑她：“我们在农村生活，丫丫你还每天涂口红。”她回：“因为我要打扮给爸爸看，我没有被生活打垮。”
就这样，李琴每天带着父亲走村里的那一条泥土路，在路边看野花，去村头看夕阳。
“七年了，我们每天走这条路，每天走每天走，走了七年，两千五百多天，村里的人终于不再说我爸会被我照顾死了，也没有人说我是扫把星了。”电话里，李琴语气倔强，声音哽咽。
我问李琴：“你埋怨过父母吗？”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怎么会？也许父母没有能力，不能给我想要的生活。但这不是我埋怨生活的理由，我也不能因此逃避自己的责任。可能大家都觉得是我为爸爸付出了很多，其实恰恰相反，反而是爸爸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更多的礼物与力量。你知道吗？一回家看到爸爸在，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好。有爸爸的孩子，就很幸福。”
父亲对李琴的影响是一生的。
李琴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妈妈朴实能干，大家都称赞她是干田地农活儿的一把好手。但父亲却给年幼的李琴树立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榜样。爸爸长相帅气，英俊潇洒，她记忆最深刻的是，她的爸爸永远都穿得特别干净，特别整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每天都坚持穿西服打领带，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从小，爸爸便是她心中的男神。
在农村，家里没有儿子是一件会被人看不起的事。妈妈一共生了三个女儿，时常会自己偷偷难过，但爸爸从来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对三个女儿都极为疼爱。高中毕业的爸爸特别有思想，他每天都会鼓励妈妈，要抬起头来做人。
父亲的责任心与善良也深深地影响着李琴。她记得小时候，农村中的大家族观念特别重。爸爸是李氏家族几百口人的族长，以前每年过年，村子里姓李的小辈几百人都会来磕头拜年。李琴一直记得一件事，他们村里一位没有儿女的老人家活到了九十多岁，家里的土房子塌了。李琴爸爸找到村里的老村支书以及李氏家族的几个大门户，挨家挨户地组织村里人捐木头、捐石头，给老人盖了套大房子。老人和李琴爸爸说，就算他到了阎王殿，也不会忘记报答他们一家人的恩情。
所有关于父亲的回忆都是那么美好与烂漫。每天放学之后，李琴姐妹三人，一个洗碗，一个喂鸡，一个喂猪。家里种了十几亩的洋葱，地长五百多米，从一条河跨到另一条河，三姐妹蹦蹦跳跳地跟在爸爸的身后，一棵一棵地拔地里的蚂蚱菜，一条一条地捉青虫、花虫。那一望无际的洋葱地、棉花海，是她辛苦却无比幸福的童年。
父亲病重后，几次都在生死边缘徘徊。最严重的一次，他的血压都没有了，但最后老人还是凭着毅力活了下来。医生说这是个奇迹。
“我爸睁开眼睛那一刻，我觉得人生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活着太珍贵了。”
“在医院，我一个人照顾爸爸。我需要把我爸从床上搬到轮椅上，再推他到康复科锻炼。但我爸爸一米七二的个子，一百三十多斤，我才九十多斤，搬不动，怎么办呢？当你觉得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的时候，你心里一定要跟自己说，我一定可以，我拼尽全力一定可以。然后我就一边拖着我爸，一边哭着跟我爸说，今天我可以抱动你，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一定可以做到。我爸当时就掉下了眼泪，他虽然没有表情，但是他感受到了我。我就感到了希望，也感到了巨大的责任，我觉得我爸从此就离不开我了。我一定要把爸爸照顾好。”
李琴一直坚定地认为爸爸是有意识的。他虽然不能说话，不能动胳膊腿，也不能表达，但她仍然要每天陪他说说话，聊聊心事，一起看电影、听电子书。李琴说，她现在就是把爸爸当成一岁的孩子，不能让他的思维停止，否则他就是真正的植物人了。她需要给他一些能量，她会告诉爸爸应该如何面对死亡，如何过好当下的日子。他们一起看新闻，一起看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和小鸟、小兔子，一起听书，到现在，她已经和父亲一起听过二百多本电子书了。
“爸爸病情稳定的那两年，我白天上班，孩子去上学，家里便太冷清了。我想生命总是会给人力量，给人生机，爸爸看到它们也会幸福。我就慢慢开始拾掇家里的菜园子，除了各式各样的蔬菜，我也会种上一些五颜六色的彩椒、草莓和樱树，花期到来时，漂亮极了。”李琴在电话里“咯咯”地笑，“镇上装饰街道的小菊花、鸡冠子花，我也会去讨要两盆，连着山里的一些野花，到了第二年生了种子，就会开得满园春色。渐渐地，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都在园子里落地生根了，园子也越来越大，我还养了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从前被生活所迫而拾掇的小菜园，现在成了父亲快乐的小花园。很多乡亲也会慕名来观赏，热热闹闹的，爸爸开心，我也开心。”
“我每年也带着爸爸旅行，去洛阳看牡丹，去开封看清明上河园，山爬不上去，我们就在山脚下看看也挺好。有钱有有钱的活法，没钱有没钱的办法。身体健康有健康的办法，不健康也有不健康的方式。”说到这儿，她倒是真的笑得知足。
我问：“这么多年情深义厚的生命相伴，想过父亲离开的那一天吗？”
她安静地说：“爸爸今年六十三岁，他四十八岁那年就生病了，一病十五年。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次死亡，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他离开以前，好好地陪伴他。就算他是植物人，我也想尽力让他像一个有灵魂的人那样，体面地活着。”
生命是独立的美丽
人生经验浅薄。
以往，我总以为天下父母大都是一个样子，舐犊情深，人之常情。年岁渐长，才知不过是我幸运，这世间父母愁，儿女怨，数不胜数。
朋友秋说：“我应算是这其中的大不幸。”
秋生得漂亮，像她的家乡，山绕着水，水绕着山，袅袅婀娜。
“我十六岁离开我们村子，妈送我到村头，我爸连来都没来。我坐着村里一位乡亲的拖拉机到了县里，又从县里坐大巴到了市里，在一家餐馆找了份洗碗的工作，从此离家，一别就是六年。”秋穿着一身利落的时尚工装，靠在软白的皮质沙发里，言语脆硬，感受不到任何情绪。
我却听得有些讶异：“一别六年？什么意思，六年没回家吗？”
“没有。每个月都会往家寄钱，偶尔也会打个电话，但没回去过。后来我交了一个男朋友，跟着他去了北京，就更不方便回了。”秋摆弄着自己的手指，抬眼望了望我，带着些许自嘲的笑意，“当然，这也都是借口。我不回去，他们也不想我。寄钱就行。”
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打量起这位女企业家。
我们相识数年，她比我年长近一轮，既有女性企业家的果敢和霸气，也常有感性文艺的一面，算是很聊得来的朋友。但父母，却是第一次听她提起。
短短几句话，两次提到了钱。我意识到，秋看似淡然自若的状态下，藏匿着一个复杂而刺痛的故事。
“所以你认为，你爸妈只是爱你的钱，不爱你，是吗？”和秋，我想不必弯弯绕绕，便直接问。
她身子侧对着我，在摆弄她桌上的绿植。我见她怔住了，半晌不动。“也许吧。”她许久才诺诺地应了一句，不知是对我说的，还是对她自己说。
秋，家中排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
父亲重男轻女，一直想要个儿子，但母亲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母亲问起个什么名字好，父亲闷着头蹲在院子里说，随便吧。
母亲没念过书，想是秋天生的，就叫秋吧。
秋说，与大姐不同，她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大姐是头胎，父母觉得还有盼头。怀秋的时候，母亲特爱吃酸，农村人讲酸儿辣女，父亲听得高兴，天天换着法儿地给母亲弄酸的东西吃，结果一生下来还是个丫头。
秋的记忆里，父亲从没有抱过她，连好脸色都很少。直到弟弟出生，她才知道原来父亲也是会疼人、会讲故事，甚至是会哼歌的。
“你知道冰冷可以有多冷吗？”秋问我，还没等我回答，她径自地说，“小时候，弟弟犯了错也会被哄着，大姐犯了错会被父亲打骂。我经常故意犯错，他却从不理会我，像没看见一样。我宁肯他们打我骂我，那样至少活得还有些人气。但连这些都没有。我在这个家中就像不存在一样。那种冰冷，是窒息的。”
秋学习成绩不错，但到了弟弟上学的年纪，家里供不起，秋不得不辍学。大姐在家帮忙种地，秋不想继续待在这个对她冰冷的家里，她跟母亲说，要去城里打工赚钱。
从成都到北京，这个四川姑娘，咬着牙熬过了生活给她的所有黑暗与挑战。她靠无尽的努力和坚忍扭转了命运，如今已成为一名成功的女企业家。秋说，我赚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爸妈买了新房子，给他们买衣服，出钱给他们报旅行团。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当年他们最轻视的那个孩子，如今反而是最孝顺的。”秋低着头，声音却清亮，“我就是想证明，他们错了，全都错了。”
但生活从来没有剧本。
比来不及表达的爱更痛苦的是，你根本没有机会理清一切。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秋的父亲母亲，在这场灾难中双双离世。
如鲠在喉，如刺在心。
秋已经记不清，十几年前的那天，她接到大姐的电话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悲痛吗？崩溃吗？恨吗？委屈吗？不甘吗？
那年盛夏，秋终于回家了。
那个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
大姐远嫁，弟弟在外打工，都躲过了一劫。三兄妹忙完父母的后事，坐在村头的山包上。那是他们儿时的游乐场，捉迷藏、丢手绢、荡秋千……
曾经的快乐，已是山河破碎。
三人望着远方，弟弟说：“二姐，家里对不起你。”
秋的眼泪像瀑布，顺着山包滚下去，冲刷着这破败的村庄。
秋去大姐家住了几天，姐夫待大姐很好。晚上，俩人像小时候一样窝在一床被子里，并排躺着，四只眼睛瞪着窗外皎洁的月亮。
大姐一晚晚地跟秋讲父母的故事。“妈是爱你的。”大姐说。
“可是她更爱弟弟。”秋回。
“那她也是爱你的，你得理解她。我们都一样。”大姐语气沉缓。
“那爸呢？”秋问。
大姐迟迟没有回答。
沉默像这个夜一样，深得看不到远方。
在后来绵长而煎熬的日子里，秋时常回想，母亲也许是真爱她的，她的棉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虽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要尽着弟弟，但每次母亲还是能像变魔术一样，不知在哪儿藏了一小碗偷偷拿给秋；秋坐在拖拉机上离开村子的那天，她似乎听到母亲跟她说过：“当妈的对不起你。”
只是记忆太遥远了，也太恍惚。秋只模糊地记得那个身影，那个矮矮的、小小的、木讷的、懦弱的、沉默的女人。
而关于父亲，这个男人，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她到底还是一无所知。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去问一问，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一丁点儿都不爱她，这个可怜的二女儿。
秋说，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自己和父母就如同沙漠中的仙人掌，截了一段下来，各自生长，彼此便毫无关联。
直到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天，前夫跟秋说：“你以前总抱怨你爸妈这样那样的不是，但你在感情中却总是在重复他们的错误。慢慢学会和他们的错说再见吧，你得允许自己过得更好。”
秋愣住了，一个人坐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呆怔了许久。
她突然想起前夫以前反复抱怨的那些事。过往，只要两个人一有矛盾，秋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既不吵架，也不沟通，冰冷着脸，能持续大半个月，直到前夫反复认错求饶。这不正是她童年所遭受的冷暴力吗？不正是父亲对待她的方式吗？
意识的阀门一旦被打开，迷局瞬间变得清晰。
秋发现自己在情感中的很多自我甚至自私都藏着父亲的影子，在感情中遭受痛苦时的躲避和懦弱与母亲如出一辙。
她竟然在无意识而又深刻地重复着父母的错，那些原生家庭的模式、曾经伤害过自己的言行，都在她身上自然又意外地流淌成河。
“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看心理医生，”秋看着我，“你是做人物访谈的，你猜我那时候在想什么？”
“你在痛苦，从头至尾，你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不幸？”我也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回答。
一颗流星从她眼中滑过，她低下头。
也许，所有子女都犯了一个错误——父母被我们神化了。
儿时，他们是我们心中的天，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就是一切。等我们长大了，才渐渐明白，他们也是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
又过了许多日子，我们也要开始学习为人父母，又发现，真的就像是小时候上学那样，有人考出了好成绩，有人确实会不及格。
有的父母，他们缺乏知识，不懂方法，做得很糟糕，但只要爱是真实的，时间总会让你感受、理解和体谅。
有的父母，他们面对不同的子女，即便都深爱，但人性使然，总会让他们潜意识里更偏向一个，而“冷落”了另一个，就像父母两个人在我们心中也会有些微妙的差别一样。
有的父母，他们真的就是不及格，甚至连分内的爱都没有，那就勇敢地认清并接受这个现实。但不要因他们的错而绑架自己，也要学会与他们的错慢慢分离。
生命不是谁的延续，它就是独立的美丽。
秋说，我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要用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即便这个“他人”，是父母。
我爱你，仅此而已
有些离开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一瞬间，而许多真正的告别，是在一个人走后的很多很多年。
认识阿新是在一个投资人论坛上。我是主持人，他是嘉宾之一。阿新年轻有为，高高大大的个子，俊朗的面孔，活动一结束，很多女记者围着他采访，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活动顺利，也聊得愉快，便加了微信。此后彼此偶尔相互点个赞，也并没有过多的交集，不过是又一个停留在通讯录里的陌生人。
有一天晚上，忽然收到他发来的信息：“今晚在回家的路上，听了你的节目。”
是北京交通广播的《蓝调北京》。那段时间，春晓姐邀请我每周五晚到《蓝调北京》做固定嘉宾，这档节目已经十八年了，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电台节目之一，我一直很喜欢它那轻轻柔柔的氛围，仿佛是一位安详慈悲的老人，一直在北京的夜空中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漂泊、孤独、欢喜的生命。
那期节目聊的正是我带父母旅行中的故事和感触，他特意发来信息，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触动了他。
看到信息时，已是夜里十点多，我刚刚离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楼，漫步在北京的夜色里。这是我的习惯，每次录完节目，只要天气尚好，我都会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一走，什么也不想，只是默默地看看那些陌生的脸庞，嗅一嗅路边的新叶和小草的味道。
我回了一句：“怎样，此刻你感受到的是幸福还是难过？”
我喜欢与陌生人间的这种对话，那是一种遥远的熟悉，望穿的诗意，直达生命底色的回声。
微信上，显示他正在输入，但过了好一会儿，才发过来一行字：“今天是我妈的忌日。”
猝不及防，我的心也跟着被划了一道口子。
虽然并不清楚他的故事，但我能感受到那巨大的压抑的痛。
我停下脚步，坐在马路牙子上，犹疑了几秒，把电话拨了过去。
他拒绝了。
紧跟着发来一条信息：“你在哪儿，我去找你方便吗？”
“在马路边，电台门口一直往东走的路上。”我也不知道我走到了哪儿，抬起头，一片柳叶从树上摇摇晃晃地坠落，像一艘小船。
他到了。两个人连寒暄都没有，仿佛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
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低头捡起了一片树叶，在手指间反复缠绕。
他无声，我也沉默，只是安静地陪着。
“我妈走的时候，留了一张字条，就写了一句话。”他沉着声音开口。
“她说什么？”我依旧低着头看那片落叶，也没看他。
“她说这样走得干净。”他的五官仿佛被刀刻过，脸色深沉得可以隐藏一切。“我妈是跳河自杀的。”
阿新的妈妈，是怀着阿新嫁给他爸爸的，准确地讲，是他继父。
小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一切，只是觉得父亲经常酗酒，喝多了就会动手打他母亲，一次父亲动手时把家里的扁担甩在了母亲脸上，母亲那漂亮的脸自此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父亲嘴里骂骂咧咧：“你这个不干净的女人，脸划了也不能勾引男人了。”
母亲永远都是隐忍沉默，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大颗大颗地掉眼泪，但就是不哭出声。
但父亲从来没打过阿新，待他像亲儿子一样，每天把他扛在宽厚的肩膀头，连下地干农活儿也要扛着。酒醒了，父亲便一直向母亲道歉，求她原谅，说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母亲总是拍拍父亲的背，很少说什么。但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又是酗酒回来，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一直到念初中，一次阿新和同学打架。那个小男孩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就是野种，你妈是被人强奸的。”阿新气得跑回家，父亲竟然去学校把那个孩子揍了一顿。
对方家长找到学校，阿新被迫转学。
他说：“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切。明白了我爸为什么喝了酒和平时完全像是两个人，明白了我妈为什么永远都是沉默。”
转学后，阿新要求住校，一直到念高中、大学，大学毕业又争取到了去国外留学的机会，十几年，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直到他母亲跳河自杀。
阿新讲他的故事，仿佛是在描述一部电影，又仿佛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平静得甚至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你，心里怎么想你母亲？”我小心地问。
“我妈，很伟大。”他转头看了看我，“你一定觉得我太理性太冷静了，”他又长出了一口气，“我知道，她一切都是为了我。这么多年了，每年她的忌日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这样一个人坐着想，一想一整天一整宿，想我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我以前怎么那么浑蛋，为什么不去救她一把。”
母亲头七那天晚上，阿新和父亲，两瓶二锅头，一碟花生米，坐在炕头，两个男人，这辈子第一次认真地说了说话。“你妈就是被我气走的，也是被村里这些年的风言风语逼走的。”父亲喝了一口，“你妈天天想你。”
阿新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砸在碟子上，响亮清脆。
阿新用了很长的时间拼凑自己的故事，也是母亲的故事。
母亲和父亲谈恋爱时，常常去给在工地上干活儿的父亲送饭。一次回来的路上，她被人强奸了。这个人的名字，随着母亲的落水，也一同永远地沉溺在这个世界上。
后来母亲发现怀孕了，她告诉了父亲，父亲让她把孩子打掉，但性格倔强的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自己一个人带大。父亲最终妥协，给孩子取名“阿新”，意为“新生，重新开始”。
“其实我以前很想知道，自己的生父到底是谁。”阿新抬头看了看远方，跟我说。
“现在不想了吗？”
“不想了。不重要了。这些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以前，我总是逃避，逃避我妈，逃避我爸。我妈觉得我怨她，看不起她，其实我没有，我给我妈写过信，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没有看不起她，她走了，我没能救她。你知道吗？是我太自私了，我没能救她。”他边说边哭，哭声越来越大，身子抽搐起来。
“你的信阿姨看到了，她理解你的。她可能只是活得太累了，也可能是在抑郁里走不出来。”我坐在旁边，轻轻拍着他的背，“但她一定希望你好好活着，你是她付出了一辈子想护住的人啊。”
我真的理解他，他也是个无法选择命运的孩子，后来也在努力地慢慢长大。
也许心底的伤是巨大的，但终会过去的。
长长的夜，我们两个大男人坐在马路牙子上，聊了一个通宵。
大概隔了一年，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张照片，他左手揽着一位笑得温暖的女孩儿，右手拥抱着一位露着两排不怎么洁白的牙齿的大叔。
随照片，还附了长长的一段话：
吾友：
与你分享。照片中一位是我的女朋友，一位是我爸爸。
还有一个消息你听了一定更高兴，我也要当爸爸了。
自上次我们聊了一夜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也想了很多。妈妈已经走了，我没能与她好好告别，这是我永远不能抹去的遗憾。但我知道她多爱我，多希望我幸福。所以我得带着她的那份幸福一起好好生活。
我把我爸接到了北京，他住了一段时间，还是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又回去了。但我们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们爷儿俩都敞开了心，这次回老家的时候，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很开心。我给他买了很多好酒带回去，他自己反而开始注意身体了，喝得很少。
妈妈今年的忌日，我是在老家过的。真的是奇怪，过去那么多年，我都能梦到她。今年的忌日，我却没有梦见她了。我茫然了好长一段时间，她再也没有到我梦里来过。
我想，这次她可能是真的要跟我说再见了。
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我的孩子，是我妈妈投胎转世来的。我一定好好教养她，不要让她像她的前世活得那么执拗，也不要像我以前那么懦弱，要活得明白、快乐、自在。
这是对妈妈最好的纪念吧。
我看了好几遍照片，还认真地研究了一下未来嫂子的肚子，他怎么就知道一定是个女儿呢？
我心里乐。
但我还是给他回了一段诗，是海桑诗集《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中《写给女儿的诗》中的一部分：
你不是我的希望，不是的
你是你自己的希望
我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还是我的
与你无关，就让它们与你无关吧
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
那梦里，不必有我
我是一件正在老去的事物
却仍不准备献给你我的一生
这是我的固执
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
我爱你，仅此而已
你不是我的财富，不是的
如果你一定是财富
那你是时间的财富，是未来的财富
你如此的宝贵，我怎能占为己有
一直以来，我都不愿意承认
其实在生命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奇迹
就像未来不会比现在更重要
你我也只能是对方人生的某个部分
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
我爱你，仅此而已
你甚至不是我的孩子，我是说
当神明通过我将一口生气传递给你
我想我愿我又怎能做你一生的保护神
总有一天，我将成为一种无用的东西
我看着你看着你，却无能为力
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
我爱你，仅此而已
我爱你，仅此而已
然而我爱你多些
就像我父亲爱我多些
事情只能如此
这首诗，算是给他，也是给他女儿的一份礼物吧。我反复念了几遍，心里想，也算是给我，以及未来我的孩子的一份礼物吧。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有缘成全父母子女一场。
我们是各自不同的生命，在相互了解、相处、理解、原谅和爱恨之中理解人生，完整自己，也滋养着对方。
然后我们各自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缘分，也是我们唯一能为对方做的事情。
话说，自上次深夜促膝长谈，我和阿新中间一年多都未曾再有联络。
有些情分，天高海阔。
人一代一代，就是一个循环。
生无悔，死无憾。
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多多陪伴，把父母当作鲜活的生命去体会。在他们离开以前，把他们还原成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了解他们真实的人生过程，理解他们年轻时的阵痛、性格的残缺、曾经的爱恨。
如果父母已离去，那就让自己带着他们生命的印记和对照活成更好的自己吧，不要让遗憾成为更大的遗憾。
也许，与父母真正的告别，并不在他们离去的那一刻，而是在之后很长很长的日子里，你终于成为一个独立、平等而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