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命有所不受

——《孙子兵法•九变篇》

将帅在前方挥师搏杀，其用兵布阵却受制于远在千里之遥的君主，而古代交通与通讯工具又十分落后，君主的命令往往与战场形势不符，结果难免导致兵败。所以，孙武明确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观点，认为带兵将帅在作战时必须要有充分的指挥权，这种指挥权应相对独立，不应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干扰。

显然，孙武并不是一味主张抵制君主的命令，因为将帅是受命于国君组建军队出征的，应该听从国君命令。但是，如果君令不符合战场上的形势，将帅就不能盲目地执行。按照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四变》解释：“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指以上途有所不由等)者，则弗行也。”可见，孙子所言“君令有所不受”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如他本人概括的“战道必胜，主曰无胜，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

要做到“君命有所不受”，必须具备三条：第一，将帅要具备高超的作战指挥才能。要能应敌变化，明白什么样的道路不能走，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哪些城池不一定要攻，哪些地方不一定要争。也就是说，要懂得战争规律，这样才能区分君命与战情是否相符，才能根据战情，通权达变，“君命有所不受”。第二，将帅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只要对战争全局有利，就要敢于违抗君命，不怕承担责任，即使招致杀身之祸也无所畏惧。孙子说，将帅必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第三，“君命有所不受”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在军事上的瞎指挥。这种瞎指挥有三种表现：“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谋攻篇》)如果君主不乱指挥，君与将的关系就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依辅，也就不必“君命有所不受”了。

战场上形势瞬息多变，善于因势利导的兵家，对于君命，需要针对战场上的具体情况，决定“受命”还是“有所不受”。

公元227年，魏国新城太守孟达秘密联结蜀吴谋反。屯军于宛城的司马懿获悉后决定平叛。按规定，司马懿发兵需上报远在洛阳的魏主奏准，但这样一来需半个多月，贻误战机。于是司马懿违抗君命，先斩后奏，用8天时间赶了1000多里，等魏主获悉孟达反叛的消息，司马懿已攻克了新城。

1942年9月，蒙哥马利率领英国第八集团军采取以逸待劳战略，对北非的德军发动了攻击。当时，德军防线崩溃，已处于危急之中。德国元帅隆美尔对希特勒“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少步”的紧急命令“有所不受”，率领残部一气撤退7印英里，逃脱了英军布下的包围圈。

战场上善于因势利导的将帅，都能根据实际情形灵活用兵，而不一味地受制于君命。今天时代不同了，现代化的通讯与交通，使前后方的联系更加密切与迅捷。但是，“君命有所不受”的精神并没有过时。现代化的战争往往是诸兵种协同作战，空间大，兵器多，战机稍纵即逝。在这种情况下，不必要的请示与协商无异于坐以待毙。何况，无论古今，在每一次战争前，要把一切都设计得十分周到，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这就更需要指挥作战的将帅能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修订原先方案，随机应变，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将军受命率部队渡过长江，到苏皖浙赣边区建立根据地，以威胁南京，牵制江南的敌人。

尽管这一构想十分宏大，但粟裕将军受命后，对敌情我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与分析，从而得出结论，经过长途转战后，我军这支部队因消耗兵力过多，将达不到威胁南京、牵制敌人的目的。倒不如保留此数万人的部队，于现地歼敌更为有利。

粟裕将军建议中央军委解除此项任务，并说明了“不受”的道理。军委权衡利害，取消了原方案，为战争的全局胜利又赢得了一分主动。

可见，现代化的战争更需要带兵作战的将帅发挥“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动精神，果断地负起责任，善于随机应变，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

灵活用兵，随机应变是“君命有所不受”的核心与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