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直谏二帝

直言极谏历来被视为臣子的美德。清朝雍、干时的孙嘉淦就是这样一个“以直谏有声”的人。他被雍正帝称为有胆有识的“狂生”，乾隆初，又以“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

孙嘉淦(1684～1755)，字锡公，一字懿斋，山西太原人。少年时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1713)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

雍正皇帝即位后，“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当时，作为翰林院检讨的孙嘉淦并非言官，无上疏之责，既然皇上有旨，臣工皆得言事，他便决定把对皇上的意见说出。鉴于“世宗(即雍正帝)行政，以猛鸷着称，大臣无敢直言者”他更要打破这一局面，直言极谏。他上疏直言三事，“曰亲骨肉，曰停捐纳，曰罢西兵”。这正是朝臣们所不敢言者。雍正帝是在激烈的储位斗争中取得胜利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为此，兄弟之间反目为仇，母子之间感情不合。孙嘉淦要雍正帝“亲骨肉”，正是刺到了他的痛处，可谓犯了大忌。此外，捐纳问题，西北用兵问题也都是军国大事，一个小小的翰林院检讨居然也敢说三道四。对此，雍正帝十分不满，他叫来诸大臣传阅孙嘉淦的奏疏，并且责备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吓得掌院学士“叩头谢”。这时，大学士朱轼对雍正帝说：“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帝听罢，沉思了很久，然后笑着说：“朕亦不能不服其胆”。遂召孙嘉淦来面谈，听取他的意见，并授为国子监司业。通过交谈，雍正帝更了解了孙嘉淦，并且非常赏识他的胆识。而孙嘉淦亦遇事辄言。一次九卿会议时，雍正帝特召孙嘉淦到场，并指着他对九卿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陈奏，可谓直言极谏。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当以为法。”

乾隆皇帝即位后，授孙嘉淦为吏部侍郎，很快又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提升之后，并没有上疏谢恩，而是“以上初政，春秋方盛”，兼之海内皆颂其德，遂特上《三习一弊疏》，直言劝告乾隆皇帝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帝德之修养。他在疏中首先表明：“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随后阐明“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的道理，并提醒乾隆帝“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着，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所谓“三习”，即“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最后，孙嘉淦再次强调：“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乾隆皇帝览奏之后，欣然纳谏，并将此疏宣示群臣，”一朝推名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