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不要舍易求难

（明）王阳明

有人说：“道的大的方面，人容易理解，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也能明白。至于那些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详细情况以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微妙处，必须等学会了以后才能知道。如今在温清定省上谈孝，谁人不知呢？至于舜未禀告父亲而娶妻，武王未葬文王而兴师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肉治父母的病，为亲人守墓等等事情，在正常与变化、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出一个是非标准，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根据。然后人的心智才能不被蒙蔽，遇事才能没有过失。”

道的大的方面容易理解，这话是对的。只是后世的学者忽略了那容易明白的道而不去遵守，却把那难以明白的作为学问，这正是所谓“道在近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在良知、良能方面，愚夫愚妇和圣人是一样。但只是圣人能达致他的良知，而愚夫愚妇却不能。这正是二者的区别。

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圣人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圣人不在这上面大作文章罢了。圣人所谓的学问，正是用其良知以细察心中的天理，这与后世所说的学问是不同的。你没有达致良知，却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这就是把难以明白的作为学问的弊病。良知良能与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关系，就像规矩尺度与方圆长短的关系一样。细节、条目随时变化不可测定，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所以，规矩确立了，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圆也就掌握了；尺度制定了，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尺度也就了然于胸了；良知能够“致”了，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就不可遮掩，而对天下的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毫厘之差产生千里之谬，不在我心良知的细微处省察，又将在何处用功？这就像不用规矩却要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却要穷尽天下的长短一样，我只能看到他乖张谬误、徒劳无功的结果。在温情定省上谈孝，谁都知道，但真能致其良知的人太少了。如果说粗略地知道温情定省的礼仪，就是能够致良知，那么，凡是知道君主应当仁的人，都可以说他能致其仁的知，知道臣应当尽忠的人，都可以说他能致其忠的知了。那么天下的人谁又不是致知的人呢？由此可知，致知必须体现在行上，而不行就是不致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了。知行合一的本体，不是更清楚了吗？

舜不禀告父亲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已经有了不告而娶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舜考据了什么典籍，请教了什么人，才这样做的，还是舜根据良心的一念良知，权衡轻重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呢？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伐纣，难道是在武王之前已经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武王考据了什么典籍，请教了什么人，才这样做的呢？还是武王根据自己的一念良知，权衡轻重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呢？假如舜不是真心害怕没有后代，武王不是真心去救百姓，那么，舜不禀告父亲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兵，就是极大的不孝和不忠。

后世的人不专心致良知，不在处理事物时细察义理，却空谈这些反常的事，把它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以求遇事没有过失，这就离题万里了。其余几点，都可以此类推，那么古人关于致知的学问，从中都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