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是后天修成的

（明）吕坤

孔子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所造成的化身，由阴阳二仪化生而成的品性。其他的圣人，具备金气较多的人则刚毅果断，具备木气较多的人就朴素率直，具备火气较多的人则迅猛刚烈，而得到水气较多的人就明彻圆融，得到土气较多的人则沉着浑厚，具备阳气较多的人就光明豁达，得到阴气较多的人就沉默精细。由于各人的气质有所限制，即使造化达到极限，也终究不是完备的圣人。这七种圣人，假如在一起共事大多不能相互协作，在一起论事也总是互不投机，但他们在原则问题和大节上却是相同的。

孔子与颜渊一生贫穷困顿，没有受到帝王的任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仁德遍盖天下。为什么会这样呢？覆盖天下的仁德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而要以仁德覆盖天下的思想，他们一天都未曾忘记。

圣人的言行举止并不妨碍他们的气质，贤人的行为却有所不同，不是表现出雄浑厚道就是率直大方，于是将气质体现在本人的行为举止上；圣人不沾染地方风俗，假若贤人出生在燕赵之地，他的性格就表现出豪侠慷慨，若是生长在吴越之地就表现得宽容柔和，那便是染上了地方风气习俗。

至善之性的圣人，总能让自己的个性和道理互不相冲，并能和道融为一体，不需要考虑，只管大胆地横冲直闯，刚好和中庸之道相吻合而毫不偏颇。与这相反，经过修养磨炼而成的圣人就时时刻刻小心谨慎，总是按规矩行事，前后环顾，才能够达到中庸的境地。假若稍有放松，便会有超过或者达不到的差错。所以希望那些圣人君子的心目中，每时每刻都不恣生肆意纵情的邪念。

圣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心让它专一不二，而且又能达到道德完备，专一不二的心可以让人达到独到精深的造诣，德才兼备就能领略到他各自的精妙所在。真可惜呀！有的圣人只具备专一不二的品质却没有德才兼备，所以他们的见解受到了约束。性格刚毅的品德之所以可贵，可贵之处就在用刚毅来战胜自己的柔弱，而并非用它来战胜别人。子路不能战胜克服自身好勇的缺点，因而被勇字所折服，最后也没能成为刚毅的人。圣人的弟子里能够称得上刚毅的人要数谁呢？我认为忠信诚实的颜渊能够算得上刚毅的人，其次就是笨拙迟钝的曾参了，其他的就没有听说过了。

圣人的修养治身之道不足为奇，倘若奇特，便不是圣人而是贤人了。

战国时代是一个气运惨酷的时期，也算是一个虚伪狡诈的世道，那个时期的君王除了讲富国强兵的策略其它的就不谈。臣子除了夺取功名利禄的策略其它的就不干，整个天下的正气惟独集中于孟子一个人身上。所以孟子特别痛恨当时世道严酷无情，非常担忧黎民百姓的疾苦。

清、任、和、时，是孟子对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这四个圣人所做的评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是子思称赞圣人孔子的话。

圣贤之人经过修养能够获得上天所赐给的完整道理；仙家通过修炼获得上苍赐予的完整的气运。如果精神一旦脱离了肉体，仙家也不可能不死，只是他留下的正气与道理永远存在。圣贤即使是道德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也从没有不死的，只是他留下的正气与道理永存。至于说到修养的深浅与寿命的长短问题，那就和他自己的气质的浓厚与浅薄有关系了，而圣贤却并不计较这些了。

法令颁布施行，可以让泥人木偶都来遵守执行；恩惠所浸润的地方，可以让枯木萌生出新枝；教化所抵达的地方，可以让鸟兽都驯服；精神所感染的地方，可以让鬼神都感通，能够做到这一切的，他一定是个圣人。

圣人从不强人所难，只是稍稍点拨启迪一下他自觉自愿的心愿。

参与、协助天地化生教导万物的圣人，虽然身处在人类之中，其实却是一个活着的天，人天。

孔子只不过是一个贯通各种事物的人，除了贯通之外就不会有孔子。

圣人不会随着运气走，不会随着风俗走，也不会受某个人的气质所左右。

圣人能使天下的事都趋于平衡，但并不是像移山填海那样，而是高出一寸就减掉它一寸，低一分就补添它一分。圣人之举动到了无法理喻明了的地步就叫做神。不可知是可知的源头，没有不可知就无法生出可知来，如果没有可知那么不可知也就无处归附。

世上的人只是因为有了这种知觉，就生出许许多多的情缘，自己平白添了许多的苦恼。花落飘零怎么能没有生与死？它只不过是委婉柔顺地听从大自然的安排而已。富贵、贫贱、生死、宠辱等，这一切对圣人来讲，也未尝不像落花飞絮那样听从自然的安排。即使有知觉，却不会因此而感觉到痛苦。

圣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丝毫不自在的地方。反省内心没有感到愧疚，就没有忧虑和恐惧。外来的灾难，也不会怨天尤人。只是有一些放心不下的地方，那就是敬畏天命，为百姓的穷困感到悲叹。定、静、安、虑这几种心态，圣人没有哪个时刻不是这样。任凭它喜、怒、哀、乐，而圣人的定、静、安、虑的心境一丝一毫都不会有所改变。

当一种物体侵入另一种物体之中，就会沾染另一种物体，侵入的物体也会被另一种物体所沾染，惟独圣人不会去沾染任何事物，各种物体也不能侵入圣人的身心。因此说，只有做到无所人，才能达到无所不入；只有不被物所侵入，所以物体也离开不得。

人们对于吃饭穿衣这样的事，从来不说我当然不得不这样做之类的话，但是对于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和各种的行为，却又说当然不得不这样做，却又竟然无法做到这样。

孔子说他到了七十岁以后才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任何念头都不会超越这个规矩，即使是六十九岁也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一般的人一生只知随心所欲，那又怎么能学得好？圣人学问老老实实，胆颤心惊只为了克服一个“从”字，不要戒慎恐惧，就说要忧勤惕厉，就是要防止从心所欲。难道没有快乐的时候？快乐也只是乐天知命。但众人的欢乐却和圣人有所不同。假若能做到随心所欲又不偏离轨道，假如圣贤的本性不与普通人相同，那何苦还要修养磨炼呢？

阳光对万种形体，镜子对于万般景象，风对于各种事物发出的声响，尺度权衡对于各种事物的轻重长短，圣人对于天下万事万物，因为它们的本性，交付于自然，丝毫都不加以干涉，然后感动得常常平静，应承的经常安逸。欢乐来自于上天，愤怒来自于上天，而我心中的上苍依然如故。各种物体均因受到感动而急迫不安，万众骚动而各种矛盾纵横交错，而我的心中的自然依然如故。

整个一生没有一件事可以欺瞒别人，这是一种很大的快乐。

尧舜虽然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圣贤之人，但是尧舜也有尧舜他们自己的工夫与学问。但是他们的聪明与睿智超过普通人千倍百倍之多，怎么能不靠见多识广，怎么不需要思考？朱文公说过：“圣人生知安行，更无积累之渐。”圣人自有圣人的生活积累，这哪里是儒者所能知道的呢？

圣人不矫揉造作以示高明。

圣人从来没有昏庸困惑的地方。

《诗经·周颂·酌》说：“遵养时晦，时纯熙也，是用大介。”意思是讲退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一动兵戈就可定天下。天命与人心这两样一丝一毫也不能借助别的。商朝根深蒂固，须要等到天命人心丧失到最大限度，没有一丝牵连，好比瓜熟蒂落、栗子熟了自己落下一样，不须别人去剥去摘的力气。且莫说文王的时候能不能动手，即使到了武王的时候，商纣王又失去了几年人心，武王又收拢了几年人心，《尚书》中《牧誓》、《武成》两篇就记载了武王代纣的事，费了多少口舌去动员百姓民众。《多土》、《多方》两篇记载了守业的情况，那又是何等的让人担惊受怕。这一切都是因武王在时机尚未成熟时生摘硬剥地去攻取商纣的结果。这又好比疮疖脱落、小鸡从蛋里孵出，差一刻都不行。

假若是文王处在武王的时期，定然不会轻易下手，或者会让位给微子、箕子他们，像舜禹那样，自己躲避到南河、阳城去，慢慢地再观察天命人心的归属。如果属于自己，自己就不让它失去；不属于自己，自己就不招之使来。只管安心定志，听凭它自去自来而已。这便是文王所以称之为有至德的原因。假若文王安然接受那二分人心的归向，不单单有损至德，假若殷纣王出兵来讨伐叛变的人，即使不能取胜，文王又怎么能推辞掉叛变的罪名呢？即使是比文王相差万倍的人也不敢接受背叛商朝的叛国之罪啊！由此可见周文王的仁熟智精之举，因此称他为明智的圣人。

圣人的学问只是人定胜天。

圣人的私即是公，众人的公也只是私。

圣人没有纯净透明的夜气。

穿上用锦缎织成的衣服，外面再罩上单衣，这是那些为己之学的学者的做法，圣人则不会在锦衣之外再穿上单衣。

圣王不一定要求天助，却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只有自己完全做到了，而天之天也会跟随而至。

天生的圣人不会有进步。

学问达到了孔子的地步才算是贯通了，除了贯通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学问。圣人不能没有欲望，七情当中就包含有“欲”这一情。孔子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上天之欲不可无，凡人之欲不可有。天欲是公，人欲是私心的体现。圣人无欲，不如说圣人无私。无欲还是无私，这几个字正是儒、道、释三家的区别所在。

圣人没有自家的见识。

身处在美妙的境界中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但还可以分出哪是美景哪是自我。而圣人却能做到人尘不染，做到境我为一了。而又能浑然一体，没有半点被沾染之处，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入水不溺，人火不焚”，不是至高无尚的圣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假若凡尘能受我所役使，尘我化二而为一，那么只有上苍能够做到这样。

圣人们曾经自己以为不如众人，所以天下的人没有一个比得上圣人的，这并不是圣人过分地谦虚，四海之内如此广大，人们如此众多，众人的才智未必都在圣人之下。以圣人的无所不能之才智，哪里有什么细小的地方不可以抵达的？以众人的没有什么能耐，哪里没有一见之独精？用独精来填补未至，这本来是圣人所乐于采用的。这也是圣人的心每天都感到歉然不满足，每天都汲取别人长处学习别人优点的原因。

圣人不告诉别人难以实施的办法，他所采取的办法，，都是天下长久可以做到的方法；他所说的言论，天下各朝各代都可以理解领会的。这并非圣人有意贬低自己来顺应他人，而是圣人想实行那些别人难以做到的事，说那些他人难以领悟的话也难以做到。天下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它们很容易领会、很容易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