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观人言行才是大智大慧

（战国）吕不韦

修养自身同治理国家的道理方法是一样的。现在许多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速度很慢，是因为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而每人各耕一亩地，速度就快，是因为个人无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君主也有田地，如果臣子同君主同耕一块土地，那么臣子就有可能藏匿他们的私力，而君主就没有办法避开受累了。

凡是做善人的事困难，而任用善人的事就容易。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人同骏马一齐跑，那人一定超不过骏马；而坐在车上驾驭骏马，那骏马就超不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就如同人与骏马一同奔跑，肯定在很大程度上赶不上。君主也有他所坐的车，只要他不离开这车子，那么众多的善人就会竭心尽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没法藏匿他们的奸私了，刚强廉洁、正直淳朴的人就会竞相策鞭飞跑起来了。君主的车，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就可以拥有了。不懂载物的道理，仗恃自己的能力，矜夸自己的智力，教令下得多而又师心自用，这样的话，各级官吏就会害怕、骚动，尊卑上下不成体统，各种邪恶一起产生，权威分散转移，不能够善终，不能够施教，这是国家灭亡的风气啊！

王良驾马的经验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抓住马的缰绳，从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能力的君主用来控制臣子的办法中，也有“缰绳”。那“缰绳”是怎样的呢？辨正名称，明察职位，这就是治理臣子的“缰绳”。所以，根据实际明辨以求得真实情况；听取言辞后弄明白它的类别，不让它悖逆淆乱。名称有许多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事情也有许多不正当的影响，所以君主不可不明辨君臣上下的名分。不明辨君臣的名分，就会发生堵塞。而堵塞的责任不在于臣子，而在于君主。尧、舜的臣子不全仁义，禹、汤的臣子不全忠诚，但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驾驭臣子的要领；桀、纣的臣子不全鄙陋，幽、厉的臣子不全邪僻，但他们国败身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抓住驾驭臣子的要领。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喊马的名字，想要马却喊牛的名字，就必然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如果因此就生气发怒，主管的人就一定会批评怨恨他，牛马一定被扰乱了。各级官吏是众多的主管人员，各种事物就是众多的牛马。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分他们的职责，却多次施用刑罚手段，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名义上说一个人聪慧通达，实际却是愚蠢糊涂；赞誉一个人高尚贤明，实际却是卑怯低下；表扬一个人品德高洁，但随即就显露出贪污受贿；委任一个人执掌公法，做事却是贪赃枉法；因一个人勇敢才任用他，但他实际却胆小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把牛当做马，把马当成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各级官吏就混乱乖逆了。国家灭亡，荣誉、爵位之名被损害，就由此而生了。想要白，反过来更黑了；想得到，却越发得不到了，大概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要达到国家大治，当务之急是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君主就不忧愁劳苦了；不忧愁劳苦，耳朵、眼睛就可免受烦忧了。询问却不下指示，陈述意见却不夸耀自己，事情做成却不居功。不使静止的东西运动，不使运动的东西静止。依照法规利用外物，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传播到天地四方，功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显现，美名永远流传，这就叫做把性命确定在太空上，命名为无形。所以，得道的人忘掉了自己，这就非常得人心，难道不是道吗？知道万物之理就忘了显露聪明，就得到了大的智慧，难道不是万物之理吗？非常有智慧的人不察外物，能虚静就明白清楚了，难道不是明白吗？非常明智的人不做小事，整治万物使它们成长就是做事，难道不是伟大吗？得道清静的人什么也不会，保全了天性就无所不会了，难道不是全会吗？所以着眼于保全天性就要去除才能，着眼于整治万物就要去除事务，着眼于大的智慧就要去除察验，所懂得的道理就很微妙了。像这样，就能顺，应于性，意气就可以在寂静广阔的宇宙中遨游，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中安然自适。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人知道他姓甚名谁，这样，即使不完全具备上述五种条件，也可以说是喜好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