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论《尤利西斯》和福楼拜

1922年

摘自《詹姆斯·乔伊斯和佩居榭》，载于《法兰西信使报》第156期（1922年6月），第307—320页，该文后被收入庞德著《优雅的散文》（1937年版），第82—97页；由弗莱德·鲍恩哈色译成英文刊于《什南多尔》杂志第3卷（1952年夏），第9—20页（本文即摘自该译文）。

在福楼拜100周年诞辰之际——新世纪的第一个——我们也看到了乔伊斯的一部新书《尤利西斯》的出版。从某些观点来看，这本书可能被看作是福楼拜以降继续发展福楼拜艺术的第一部作品，这种艺术在福氏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书里中断了。

尽管《布瓦尔和佩居榭》算不上这位大师“最好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也只是其早期形式的顶峰；而《三故事》则是福楼拜对写作其他小说——如《萨朗波》、《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最初几版的《圣·安东的诱惑》——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结。三个场景——异教时期、中世纪和现代——形成一个整体，其主旨便是出现在他准备写的三个故事中的第一个，即《圣·于连》中的那句话：“他想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为他人服务。”

《布瓦尔和佩居榭》秉承了福楼拜的艺术和思想，但没有继承小说或短篇小说的传统。这部“闹剧式的百科全书”及其副标题“科学研究方法的缺陷”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形式的开端。无论是《巨人传》、《堂吉诃德》或斯特恩的《仙地传》，都不曾提供这样的原型。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什么呢？这部小说属于奏鸣曲这一大类的小说，也就是说，其形式由主题、反主题、再现部、情节发展和结局四个部分组成。再细分一下，它属于父子题材的小说。它继承《奥德赛》的伟大传统，并且有许多地方跟《荷马史诗》里的事件几乎一一对应。我们可以在小说里看到帖雷马科及其父亲，还有海妖、独眼巨人等都在料想不到的伪装之下出现，稀奇古怪、隐晦难解却又准确无误、规模庞大。

小说家们一般只愿在某部小说上花上3个月或6个月。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上倾尽15年心血。而且《尤利西斯》比福楼拜写的任何一部完整的著作都更凝炼（总共732页），更能发现其独具匠心。

《包法利夫人》里有几页是无与伦比的，《布瓦尔和佩居榭》里某些凝炼的段落也是举世无双的（参见那个买卖圣心、假面等的段落）。福楼拜作品里有些篇幅其揭示事物速度之快与乔伊斯的不相上下，但乔伊斯大量搜集材料并使之完美只是为了嘲弄它们。在一章里，他使用了英语语言中所有的陈词滥调，恰似一条畅行无阻的河流。在另一章里，他浓缩了英语口语表达自第一首押头韵诗以来的全部历史（即在医院里大家等候普里福伊夫人分娩的那一章。）又在另一章里，我们看到自1760年以来《自由人》杂志上登出的标题，也就是说，是新闻学的历史；而他这么做的同时却并没有中断其行云流水般的叙述。

在书的不同部分，他用不同的方法表达自己（连亚里士多德都允许这么做），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尊敬的拉尔博所断言的那样，他放弃了风格上的一致性。每个人物不仅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而且以其自己的方式思考，而这跟所谓的风格一致的小说里的不同人物以不同方式说话一样，都没有摈弃风格的一致性：只不过乔伊斯把引号省略了，如此而已。

布鲁姆是一个广告兜揽商，小说中的尤利西斯，食人间烟火的常人，民主的基石——跟布瓦尔和佩居榭一样，一个对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深信不疑，又由于他心灵的欲求而受尽煎熬的人。他对所有事物都兴趣盎然，想要解释每一件事、打动每一个人。他拾人牙慧之迅速之得体（到处都这么说、这么想，大家每星期都要重复一百次的话他都奉若至宝），正好被乔伊斯用作一种文学技巧，不仅如此，其他人物也被选来烘托他这一形象，为的是记述不同于布鲁姆生活圈子里的陈词滥调。

布瓦尔和佩居榭与世隔绝，好像置身于波澜不兴的死水之中。布鲁姆则相反，他进入的是一个形形色色的花花世界。

乔伊斯借用了荷马的脚手架，以及中世纪讽喻文化的残留物；它其实无关紧要，只是一个烹饪问题——它既不限制行为也不带来任何不便，既无损情节的现实主义，也不伤害其时代性。它是调节形式的一种方法。就形式而言，这本书比福楼拜的小说更胜一筹。

帖雷马科（斯蒂芬），布鲁姆精神上的儿子，起初他从天主教会学校里学到的有关中世纪的学问；接着又夸夸其谈大学里拣到的学问，什么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的关系。乔伊斯一贯坚持最严格意义上的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一贯坚持有根有据，一贯坚持联系生活，他从不越过雷池一步。写实主义寻求的是一种不光与数或倍数，也与持久性有关的概括。乔伊斯把中世纪、古典时代，甚至犹太人的古风融入当前的情节之中，而福楼拜则把各个时代穿成一线。

乔伊斯在描写独眼巨人这一插曲时，坚持不用标点符号，使用常用词汇，但随后他便运用夸张、戏仿，并仔细考虑现实主义与迅速发展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我曾经说过，真正的评论来自作家；乔伊斯在提到圣·安东时便有如下精辟见解：“假如他（福楼拜）给我们描写安东在亚历山大狼吞虎咽女人和奢侈品，我们也会深信不疑。”

《尤利西斯》就有一章（共157页）与《圣·安东的诱惑》相对应。斯蒂芬、布鲁姆和林奇在一家妓院里喝得酩酊大醉；他们脑子里所有的怪诞思想暴露无遗。恶妇人及其愤怒的形象被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象征来自时下的真人真事，这是自但丁以来的第一次；没有任何东西依赖于神话或教条的信仰。均衡再一次得到肯定。

《布瓦尔和佩居榭》的局限性——甚至连德尚先生都注意到了这一局限性——在于事件的衔接并没有一种极其迫切的必然性；情节安排并非不合逻辑，但是另一种安排完全可能取而代之。福楼拜能够写出更多赞誉，尽管《布瓦尔和佩居榭》写得简短、清晰和凝炼，但就整体而言还是有点缺乏生气。

乔伊斯矫正了这一点；读者每时每刻都兴趣盎然，做好准备接受任何东西，每时每刻总有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甚至在阅读那篇最长的、事物名称罗列最多的长篇激烈演说的过程中，读者都一直兴趣十足。

故事发生在一天时间里（总共732页），一个地方——都柏林。帖雷马科在惊涛拍岸的海边漫步；他看见接生婆带着她们的接生包。尤利西斯用早餐，闲逛；接着是弥撒、葬礼、澡堂、谈论赛马；其他人物闲逛；肥皂的流通；他兜揽广告，凯斯大厦的广告；他来到国立图书馆以证实神话的解剖学上的细节；他来到艾欧勒斯岛（一家报纸的办公室），所有的噪声一齐迸发，电车、卡车、邮车等；那斯卡出现了，他俩在医院吃午饭；尤利西斯与帖雷马科的见面，逛妓院、吵架，回到布鲁姆家，然后作者描写珀涅罗珀（大地的象征），她的夜间狂想作为对男性的足智多谋的抗衡，结束了整个故事。

在那些更为惊心动魄的章节中，我们可以以那个刽子手的场景为例，其讽刺之尖刻，自斯威夫特建议爱尔兰穷人吃掉自己的孩子以解决贫穷问题以来堪称为最。在应答祈祷、布鲁姆的家谱、雄辩的释义等各处，作者都谨慎处理，没有一行，甚至半行不散发出浓厚的学术气息，而这是其他大部头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或者可以说，也只有福楼拜和贡戈尔兄弟的某些章节可与之相提并论。

以下事实会让你对这部鸿篇巨制有所了解，作者为了它倾尽15年心血，备受贫困、疾病和混乱的折磨——他的《都柏林人》的头一版全部被焚毁，逃离的里雅斯特，动过一次眼科手术。当然，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小说任何问题，小说的所有事件发生在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可以发现有些人物被分解散布在某一页里，就好像《包法利夫人》里的人物（如康尼斯神父，小伙子狄涅姆等）。人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对布鲁姆梦寐以求的房子及想像中的房契条款的描述。无产者那假模假式的理性的鱼羹被暴露无遗，所有这一切由珀涅罗珀来平衡，这是一个丝毫不恭维这个充斥着行话的混乱世界的女人，是阴道、大地的象征，是男性智力退却而入的死海。

这是一部完美的写实主义小说，每个人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说话，并与一个外在现实对应。爱尔兰被描绘成套在英国的枷锁之下，而世界又套着巨大的高利贷之枷锁。德尚问道：

请问，又有谁成功地以几乎是超人般的尝试，用一部小说或一件艺术品的形式表现了普遍的愚蠢行为呢？

我来作答：如果这人不是詹姆斯·乔伊斯，那便是一个我们还需等待的作家；但是认为非此爱尔兰人莫属却又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尤利西斯》并不是一本人人都会欣赏的书，这一点比《布瓦尔和佩居榭》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是一本每个严肃的作家都必须读的书，而且作为专业作家，他不得不去读它，以便弄清楚我们的艺术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

乔伊斯早期的书在1908年不受爱尔兰读者欢迎，这丝毫不足为奇；当时都柏林的平民百姓觉得辛格的戏剧有辱民族尊严，正在示威反对他呢。而同样是这几部戏，今年在巴黎公演却是用来宣传和证明爱尔兰的民族文化的，易卜生，我没记错的话，没住在挪威；加尔多斯在其《悲翡达夫人》中给我们显示了在某个人们猜想是萨拉高萨的外省城镇里拥有一种只是马德里而非国际文化的危险性。至于爱尔兰那些浪漫主义“老朽”们，我敢说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写实主义。至于乔治·穆尔和萧伯纳，不希望看到自己在一个更重要的作家面前黯然失色也是人之常情。大家都知道，在都柏林，乔伊斯的书都是私下里偷偷看的，这不免有点缺乏诚意，但也不必大惊小怪。最令人惊愕的倒是美国那项令《小评论》因为刊登了《尤利西斯》片断而四次遭禁的法令，它暴露了那些蒙昧无知的法官和不学无术的专家的心理，这当然很值得引起欧洲的心理医生们，抑或是脑膜炎专家们的注意。不，我亲爱的朋友们，民主（照我们已故的灾星威尔逊的说法，我们必须竭力捍卫它）与个人自由和孔夫子的仁爱都格格不入。

（周　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