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走近日本

一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两个国家像中国与日本一样，有着剪不断的历史渊源，道不尽的血火兵刃，理还乱的现实纠葛……历史所积累的怨恨，使得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者恨不得来一场千年不遇的海啸，让日本群岛一夜之间沉没于大洋深处。然而，面对国人跨海争抢马桶盖、电饭煲的狂潮，其中的感受则是十分复杂和纠结的。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论喜欢还是愤恨，为敌还是为友，在这个任何国家都无法再独处一隅的世界上，唯一可取的态度，便是对对方有一个切实的了解——这是判断和选择的前提。

历史地看，从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印倭奴国算起，中日两国有记载的交流史已近2000年。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却知之甚少，且常存芥蒂。长期以来，中国人说起日本，动辄“小日本”——其实，日本在全球来说并不算一个小国，但对于日本，中国人总有一种俯视感，即使在近现代中日两国间的文化输出流向早已逆转，这种俯视的姿态也从未改变。虽然中国游客常常感叹日本环境的干净整洁、日本人的细节服务、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等等，但国人依旧无法放弃曾经所拥有的优越意识：日本的樱花、茶道，过去曾经是“我们的！我们的”；没有中国的汉字，“小日本现在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去了京都和奈良，慨叹“这原本是我们的盛世唐朝”……的确，仅就语言而论，日本人使用的汉字源自中国，然而，经过上千年的岁月洗礼，日本的“和制汉语”已开始反哺现代中国，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大约70%是从日本输入的，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人民、共和、哲学、文学、美术、抽象……1

在《被误解的日本人》中，日本人野岛刚如此写道：“中日间误解的种子实在太多。何况，相比花了一千五百年潜心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不过短短百年，误解之多也是必然。”同样，研究日本问题的著名美国学者唐纳德·金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也说，“虽然有人学日语，且中国的历代史书上，都必定有与日本相关的记载，但是，那些记载，几百年不变，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一言堂式的记录，几乎没有使用过日本的资料记载”，“可以认为没有真正的日本研究”。2的确，中国虽然和日本有数千年交往，但正如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1928年出版的《日本论》一书中所言：“‘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3

二

相对于国人对日本的主观和臆断，日本人对中国的精心关注则由来已久。

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1859—1896）中尉秘密潜入中国，纠集大量日本浪人，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把中国民间日常生活、生产和制造能力、军队装备和战斗准备、清廷党争和官僚腐败等摸得一清二楚，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以此为依据，日本做出判断，清国腐败透顶，可以一战。

在日俄战争获胜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并于1906年11月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该机构名义上是经营铁路的股份公司，实则是日本政府“经营满洲”的超经济机构，并下设调查部。该调查部人员最多时达到2500余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外围调查员。他们的调研足迹几乎遍布中国，调研范围涉及资源调查、农村土地制度调查、华北华中地区农村的社会调查、工商业行规调查，等等。从成立至1945年解散的40年中，“满铁”调查部先后提出多达1.2万余份的研究报告。这些情报成为日后日本军部和政府制定侵华政策的重要依据。1927年，“田中奏折”中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谓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及其计划之周密，令人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一时期，日本可谓举国都在窥视中国，其中一个著名的事例，就是策划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1889—1949）对中国的考察。据说他为了搜集情报，常常化装成乞丐或劳工，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目睹了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石原由此认定：在这样一个政治腐朽、官民对立的国家，即使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民众也肯定不会支持政府。这成了他后来大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重要依据。石原由此还推出论著《最终战争论》，提出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目标。他认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想征服中国首先要占东北。同时提出要把东北建成日本最终与苏联、美国决战的后勤基地。如其所愿，1931年，石原与板垣征四郎（1885—1948）一同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半年之内占领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事变后第四天，石原便主张不再扩大战争，只经营好满蒙，与中国修复关系，养精蓄锐，实现他的最终战争论。后来的“七七事变”，石原再次上书，反对日本扩大对中国的战争，认为，一旦和中国开打，将是一场持久战；应精心经营中国东北，再徐图将来，等等。假如这一主张得以认同，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抗日战争之际，中国军队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自己的还要精确，甚至在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标注得一清二楚。1945年，被八路军俘获的小林德曾供认：“我们很早就想打入你们内部，帝国情报机关曾派两名懂中文的大学生学习了两年马列主义，又学习种稻田，熟悉中国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然后又派遣到北京当淘粪工人，装作左倾，以便打入中国共产党。”4如此苦心孤诣，令人咂舌。

当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和流行文化，虽然不一定对日本人产生多大的吸引力，却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状况的持续的、全方位的关注和研究。譬如，日本NHK（即日本放送协会，相当于日本的“央视”）从1953年节目开播至今，其制作和播放的各类涉华题材纪录片近1800余部（集），涉及从中国经济、社会到民生的诸多题材。他们还研究中国人的“反日”，并于2016年7月出版了《“反日”中国的文明史》。不仅如此，不同于我们在研究中的诸多“禁忌”，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相当开放、深入。譬如，日本人研究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为何不如他们的天皇，但他们并不为此心生得意，而是想找出短命是否也是一种活力。他们发现中国的历代王朝的寿命没有一个超过300年的，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研究出中国的英雄流浪者颇多，如晋文公流浪了19年，孔子流浪了14年，刘备流浪了30年。他们研究《西游记》，从看似荒唐无稽的冒险情节里，解读出人类解释宇宙的强烈愿望。他们研究陶渊明，认定他生得快乐，活得潇洒，是东洋人幸福的极致。他们研究中国文明的特质，发现了非常基本的三要素：皇帝、都市和汉字，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帝。他们用一句话道破中国历史：“中国的近代像古代，中国的古代才是近代。”5

实际上，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人对自身的研究。你去日本便会发现，在日本城市的黄金地段，光鲜亮丽的建筑并不是政府机关、银行、警察局、金融大厦，而往往是区区几间书店，其中关于中国的图书琳琅满目：有严肃的或搞笑的，有赞扬的或批评的，图文并茂，不一而足，常常让人感觉日本把中国和中国人“吃透了”。在日本，光对《红楼梦》的翻译，就有近20种版本，关于《三国志》的版本甚至不下50种。而近年来由十位日本顶尖历史大家写就、花巨资出版的《中国历史》十卷本，不但创造了五次印刷的销售佳绩，更掀起了一股国史热。可以说，不仅是过去，就是将来，中国人想要寻找现代中国的完整历史，恐怕依然要借助于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如文学家金克木所言：“实地研究中国最细致的文献都是日本人做的。”6就连西方人研究中国，也需要借助于日本人的研究。美国学者唐纳德·金先生说：“对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学，美国人认为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的研究做得更好。所以，如果想在美国研究中国，无论如何也必须学好日语，必须阅读日本人写的东西。”7

可能鲜有人知，电影《王朝的女人》《英雄》《十面埋伏》《宋家皇朝》中的服装设计，竟出自一位日本老太太——和田惠美。她在近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有一半时间在研究中国古装。张艺谋曾经拜访和田惠美，看到家中藏书很是惊讶：“你这里中国古代服饰的资料比中国设计师的还要多。”和田惠美说：“我都是从书上研究中国古代服饰，这些书都是从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一本本淘回来的，它们的价值在于，能站在另一个立场和角度来解析中国古代的传统服饰。”8

反过来看，对于日本的《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万叶集》《枕草子》《古事记》《日本书纪》《徒然草》《芭蕉全句集》等文化经典，我们又有几种译本呢？对于圣德太子、源义经、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吉田松阴、明治天皇、福泽谕吉、西乡隆盛等日本历史文化名人，我们又有谁为其写过传记呢？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曾言：“上帝把健忘作为看门人安置在人类尊严之庙的门槛上。”不能以为一个战败过的国家，它的历史就是无关紧要的；不要以为，一个侵略过我们的民族，它的文化就不值得书写。日本人事无巨细地研究中国，中国人缘何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研究日本？

中国对于日本，固然不必仰视，但起码应该抛弃那种莫名的优越感，与日本能够互相平视。事实上，现代中国对于现代日本，在文化上早已失去昔日俯视的优势。借用日本歌人（1155—1216）鸭长明在《方丈记》的开首之语：“河水滔滔不绝，但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水。”即便你真想战胜它，首先需要的，便是“知己知彼”。百年前，曾留学日本的军事家蔡锷说：“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迈过日本这道坎儿。”9今天，中国仍然被挡在这道坎儿的前头。无论你是政治领袖还是企业家，也无论你是军人还是平民，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研究日本，都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必修课。

三

2013年之秋，笔者初到日本访学。行走在日本，正如许多旅人都曾看到过的，这里有干净的街道，整洁的店铺，如水洗般青翠的树叶，还有古朴的“唐朝风貌”……的确，就像100年前民国留学生所感叹的：“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令人印象深刻！”当然，这里也会有排队长龙，但却是安静而有间隙的。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原来“倭国”并非遍地“倭人”。调查数据显示，“二战”时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58厘米，因此有“东洋矮子”的诨名。但是，从1950年到2010年的60年间，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增长了12厘米，其中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达到170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达到了160厘米。究其根由，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已经把提升国民素质、增进国民体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据说，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期，贵为天皇之尊，为筹备军费，一天竟然只吃一餐，但小学生每天的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则是必须要保证的。在日本人看来，正是这些孩子，肩负着日本的未来。1945年日本投降后，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政府的部长都是骑自行车上班。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依然做出决定：给每一位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这一决定不仅拯救了无数孩子的生命，也使得战后日本年轻一代产生了极大的活力，推动日本迅速完成战后的复兴。

日本资源极度贫乏，土地只有六分之一是可耕地，人口却高达1亿多，85%的能源资源依赖进口，且自然灾害频发。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灾害多端的国家，自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来，竟然在短短几十年之内迅速崛起，超越中国、俄国，一跃成为东亚第一强国。二战结束后，日本人更是在一片废墟中重新崛起，到1973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而且是真正的国富民强：贫富悬殊小，号称有一亿“中产”，几乎可谓全民皆“中产”。从自然条件上来看，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人口只有中国的十五分之一，而其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可谓登峰造极。虽然日本的经济总量近年为中国所略微超越，但就经济发展的质量及创新程度而言，依然存在天壤之别。可以说，中国人现在的许多梦想，其实日本人几十年前就实现了：法治国家、廉洁政府；世界第一的良好治安；医疗健康世界第一；老人长寿世界第一，等等。因此之故，在日本这里，不仅依稀可以看到中国的过去，也许更能指引中国的未来。

研究二战后日本这段奇迹般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日本发达的制造业构成了其经济的重要支撑，产品创新饮誉世界——世界上第一个三角插头，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张CD、DVD、蓝光光盘，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第一只石英手表，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第一台录像机，第一台液晶电视，等等，都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制造”的品质更是有口皆碑。许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印象，凡是在日本本土生产的东西，一定是物有所值，用不着担惊受怕的。笔者在东京街头曾买过两个保温杯，一个是虎牌，一个是象牌，使用多年无缺憾。

“日本制造”究竟何故引人青睐？只有走近日本，你才会深切地体察到，一个与我们的日常印象大为迥异的日本。基于此，笔者申报了本校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并有了2018年的第二次访日。这一次，笔者走访了诸多日本大小企业，最终写就了《“日本制造”的文化密码》这本书。

关于“日本制造”的研究，自然是一个跨学科话语，涉及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哲学等。故此，本书试图对“日本制造”进行一次综合性描绘。本书的第一、二章在追溯日本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概述了“日本制造”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特质；第三、四章则从日本人的精神特质、管理艺术，以及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竞争战略等多个层面，力图全面揭示日本制造得以享誉世界的深层“文化基因”；第五章主要围绕日本制造在当下所遭遇到的挑战和困境及其相关争论，对日本制造业的当下变革及其前景做出阐述；第六章则是基于当下“中国制造”的种种问题，谈及如何以邻为鉴，取长补短，以期让“中国制造”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一次中日网民的“对战”中，有位日本人这样写道：“不管你们怎么破口大骂，我很高兴你没有骂我们懒惰，没有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窝里斗。我们不是因为骂人而崛起的！”10因此，对于日本，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抛却“妄自尊大”，躬身自省，深入学习，以唤醒国人之创造精神，做到知耻而后勇，奋发且有为。

彭新武
2018年9月3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