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子莫若父　高祖激秦王

武德二年（619）八月，就在刘文静被杀后七天，唐朝在河东的形势急转直下。河东就是今天的山西，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山西的刘武周曾经也是隋朝的官员，但是起兵反隋比李渊还早。他的背后有突厥势力，因为突厥的关系，他也被称为“可汗”。本来，刘武周的野心有限，最多想割据一方。但在武德二年，刘武周因为得到宋金刚⁽¹⁾的有生力量，野心忽然膨胀起来。宋金刚原来是河北的一个武装头目，被窦建德打败，逃到山西，投奔了刘武周。他一直鼓动刘武周进攻中原，争取做中国的皇帝。宋金刚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尉迟敬德⁽²⁾，英勇善战，一杆长矛天下无敌。刘武周和宋金刚联合以后，从山西北部向南进攻，连续取得胜利，李唐的地盘频频缩小。

山西的形势恶化，就发生在审讯刘文静的同时。根据《资治通鉴》的解释，裴寂在审案初期还在长安，还能回答皇帝的咨询。后来山西发生战事，他主动请缨到山西前线去。为什么他要去前线？其实这与刘文静案件有关。裴寂不是将才，对于行军打仗简直一窍不通，但是他明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主动请战。而皇帝呢，竟然也就应允了。皇帝难道不知道裴寂的才干不在军事方面吗？当然知道。但是皇帝为什么还是同意了裴寂的要求呢？因为他们要争一口气。刘文静公然宣称自己比裴寂功高，应该受到重用。对此，不论是裴寂还是李渊，都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政治责问。

裴寂到山西前线，当然是为了给刘文静等人看看，希望通过建立军事功勋给自己正名。但是，他对军事连起码的常识都缺乏，又如何能够领导军队打胜仗呢？因为在政治上被人将了军，就希望直接获得军事胜利，竟然不考虑其可能性。结局当然可想而知。裴寂到了山西前线，不仅没有缓解唐朝在山西的严峻形势，反而导致持续恶化。唐军连连吃败仗。就在裴寂在山西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长安的李渊还是杀掉了刘文静。幸亏李渊动手早，再晚七天，裴寂在山西的大溃败，即著名的度索原之战，导致了唐朝整个山西基本丧失。若不是刘文静被杀，缺乏军事才能的裴寂，在连续损兵折将的事实面前，将如何面对刘文静呢？

裴寂不仅不懂军事，似乎也不懂政治。他的坚壁清野政策导致民众激烈反抗，吕崇茂在夏县领导民众暴动。裴寂打不过宋金刚，镇压农民起义总应该可以吧。没有想到，裴寂统率的唐朝正规军队竟然被临时组建的农民军打得大败而归。这个时候，太原基本上成为孤城，李元吉看到守城无望，放弃太原，逃回长安。宋金刚进占龙门。唐朝几乎全数丧失了山西。唐朝北方忽然洞开，宋金刚则步步紧逼。此时唐朝刚刚建立一年多，危机之严峻如同泰山压顶。裴寂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局面，然而，李渊却没有处分裴寂。六百多年后，元朝历史学家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作注的时候，看到这里，不免嘿嘿一笑。他写道：“刘文静浅水原之败，被贬为庶人，最后落得被杀的下场。裴寂度索原之败，任职依旧。唐高祖以赏罚来驾驭臣下，上下其手啊。”后人看得分明，当时的人何尝不心知肚明？刘文静有牢骚，李世民有不满，但是面对强势的皇帝，刘文静已经被杀，李世民何去何从？

就在武德二年（619）十月，李渊出人意料地决定放弃河东。难道说，李渊不知道河东的重要性吗？河东不仅是龙兴之地，而且在战略上也十分重要，如果没有河东，长安的北方则难以防守。

李渊确实做出了放弃河东的决定，但是表达方式很奇怪。他亲手书写了一份手敕，让中书侍郎唐俭亲自骑马驰送李世民所在的长春宫（今大荔县）。这个方式，当然不是皇帝敕书的正常传达方式，而且让中书侍郎这么一位高官去送一份敕书，十分罕见。

这份手敕的内容，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摘要：“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大意是说，敌人太强大了，我们难以争锋，只好放弃河东，能守住关中就不错了。这份敕书，表面上说的是放弃河东，但是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意味。

那么皇帝的用意是什么呢？他真的不知道山西的重要性，真的是想放弃山西吗？如果想放弃，他直接公布即可，为什么派唐俭这么大的官员来把决定送给李世民呢？如果不想放弃，为什么又要言称放弃呢？

分析李渊的做法，不过是使用激将法而已。他是在激李世民主动请战，解决山西的难题。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下令，而要颇费周折地采用这么一种方法呢？

我们尝试分析这份手敕背后的真实动机。

几个月来，李世民依然沉浸在刘文静被杀的悲痛之中。裴寂造成了山西大溃退。通常这是要负责任的。但是，裴寂好像有特权一样，李渊把裴寂投进监狱只有几天的时间，又把他释放出来，官复原职，并且好言安慰。皇帝没有一点让裴寂承担责任的意思。李世民心中做何感想？刘文静不过发几句牢骚，就被杀头。那可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而杀刘文静的时候，皇帝根本不考虑李世民的看法。李世民即使没有办法向父皇抗争，总有机会找裴寂的麻烦吧。

山西的麻烦是裴寂惹出来的，如果朝廷要求李世民去解决山西的问题，收拾现在的烂摊子，以李世民的性格，他可能会提出让裴寂承担罪责，那朝廷岂不是难以应对？现在山西告急，谁可堪任？李氏自山西起家，从山西打入关中，给山西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同时在山西也赢得了信任。满朝朱紫贵，真能担此大任的，非李世民莫属。既要李世民出兵，又要他不追究裴寂的责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要李世民主动请战。

真是知子莫若父啊！李渊竟然想出这么一个以退为进的激将法。若不是对李世民的性格有比较大的把握，这个招数怎么敢贸然使用呢？若不是对现在父子关系的状态有很清晰的认识，这个激将法怎么会被想出来呢？

万一李世民不能领会皇帝的真正旨意，表示同意放弃山西怎么办？那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对此，李渊应该有所准备。可以用后来的一件事说明。李靖出击萧铣，因为敌人强大而李靖有一段时间不能前进，李渊认为李靖不努力，命令许绍阵前斩杀，许绍没有执行，才留下李靖一条性命。如果李世民不及时响应李渊的真实想法，李渊会否与他恩断义绝呢？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当时情况如此危机，李渊很可能采取断然措施。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唐俭。唐俭是中书侍郎，一直在皇帝身边。此人与李世民过去关系不错。他亲自来送手敕，当然也是因为他能跟李世民说得上话。他肯定可以用一定的办法让李世民明白朝廷的真正用意。唐俭的任务可不是送信这么简单。

我们看李世民与唐俭的关系，后来长期暧昧不清。贞观时期，唐俭有两次生命危险，都与李世民有关。贞观四年（630），唐朝灭东突厥，颉利可汗中途请和，有缓兵的意思。李世民将计就计，就派唐俭前往和谈。前方元帅李靖认为和谈时突厥必然放松警戒，于是率领精锐奔袭颉利本部。当他准备奔袭的时候，有人提到唐俭的安危问题，李靖认为唐俭一条性命不足惜，战争胜利才重要。而事后果然大胜。李世民认为李靖做得很好，并没有表示应该考虑唐俭的性命。

据《朝野佥载》的记录，李世民在贞观时，与唐俭的关系是时冷时热。好的时候，一定要与唐俭一起进食，唐俭不到李世民就不开饭。坏的时候，李世民公开说：不要让我见到唐俭，见了我就想杀他。有一次，李世民与唐俭下棋，唐俭不让，李世民立刻起了杀心。他还让尉迟敬德证明唐俭有“怨言指斥”，好趁机杀唐俭。可是第二天，不论李世民怎么问，尉迟敬德都不作证，最后太宗也没有办法。

李世民贞观时期与唐俭的关系，我推测与武德二年（619）的这次送信有关。唐俭带着皇帝的手敕来到长春宫，应该把皇帝的真实想法都告诉了李世民。同时应该也透露了皇帝的后招，如果李世民不主动请战，唐俭可以就地采取措施。从这方面说，唐俭是李世民的救星。但是，唐俭也是李渊不信任李世民的直接证人，这让李世民后来经常想起来就不愉快。所以，他们的关系才时冷时热。

那么，看到李渊的敕书，李世民是如何反应的呢？唐朝的危机就是他的危机，他既然有能力解决朝廷的危机，自然感到责无旁贷，应该为朝廷分忧。何况山西是龙兴之地，又是国家的粮仓，象征意义和战略地位都十分重大。他立刻表示，只要有三万兵马，就可以收复河东。

李世民迎接挑战，这是他的性格特点决定的。更何况经过刘文静案件之后，李世民应该对如今的父子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而建立功勋对李世民来说意义非凡。皇帝既然用这种方法动员李世民请缨，李世民正好乘机实现自己的抱负，并转移因为刘文静案件给自己带来的尴尬。对李世民来说，战争是自己最大的发展机会。

对于李世民的表态，皇帝当然非常高兴，立刻把关中兵马都拨给李世民统领，并且亲自赶赴长春宫，为李世民的出征送行。皇帝从长安大老远地跑到长春宫为出征将士送行，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实在是太隆重了。

李世民接受了收复河东的任务，使他与李渊的关系度过了一次危机。但是，问题显然也不是那么简单。当父子关系单纯的时候，彼此可以直接表达情感和分歧，但是，当这种关系复杂以后，任何表态都变得谨慎小心。这个时候，就证明彼此的防范之心已经存在了。李渊用这样诡异的方法催促李世民出征，而李世民故作不知，主动请战，这说明他们关系的复杂性已经超出单纯的父子关系。彼此的裂痕已经很难弥合。

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在化家为国的过程中，发生了质变。从前单纯的父子关系，如今增加了君臣关系。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君臣关系是更重要的关系。李渊已经正式登基，他的思想很快适应了这种关系，看来李世民还没有适应，他还把李渊当作单纯的父亲。依然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在刘文静这样重大的案件中，竟然根本不考虑皇帝的感受，一厢情愿地支持刘文静，并且很动感情，说话没有分寸，完全违背了他与父亲的君臣关系。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强力支持，也许刘文静还有生存的希望，因为刘文静与裴寂单纯的矛盾是容易处理的。

总体情况看，李渊与李世民这种矛盾暂时不会激化，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当时的环境依然险恶，天下尚未统一，内部的团结十分必要，所以还不能将矛盾立刻激化。如果这个时候矛盾激化。大家连基本的利益都不能保证，结果很可能就“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内部原因是，如今彼此需要大于彼此排斥。李渊为首的唐朝已经立足关中，在当时各个政治集团中拥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李世民在这个时期没有能力脱离李渊集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李世民已经确立了在李唐集团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他是该集团中最出色的军事领袖。在武力平定天下的时代，李唐集团当然十分需要李世民这样的军事人才。

既然彼此需要，是否可以保持坚固的团结呢？矛盾会逐渐消失吗？当然不会。刘文静案件以后，裂痕已经产生。虽然外部的问题解决了，但这些矛盾的总体爆发是必然的。特别是互相依赖的情况很清楚，但有意消除矛盾的行动却没有发生。不仅如此，矛盾仍然在逐渐积累之中。